北宋四大家

人物生平

早年经历

苏轼于宋仁宗景祐三年十二月十九日 （1037年1月8日）出生于眉州眉山，是初唐大臣苏味道之后。苏轼的祖父是苏序，表字仲先，祖母史氏。苏轼的父亲苏洵，即《三字经》里提到的“二十七，始发奋”的“苏老泉”。苏洵发奋虽晚，但是很用功。苏轼其名“轼”原意为车前的扶手，取其默默无闻却扶危救困，不可或缺之意。苏轼生性放达，为人率真，深得道家风范。好交友，好美食，创造许多饮食精品，好品茗，亦雅好游山林。 

进京应试

嘉祐元年（1056年），苏轼首次出川赴京，参加朝廷的科举考试。苏洵带着二十一岁的苏轼，十九岁的苏辙，自偏僻的西蜀地区，沿江东下，于嘉祐二年（1057年）进京应试。当时的主考官是文坛领袖欧阳修，小试官是诗坛宿将梅尧臣。这两人正锐意诗文革新，苏轼那清新洒脱的文风，一下子把他们震动了。策论的题目是《刑赏忠厚之至论》，苏轼的《刑赏忠厚之至论》获得主考官欧阳修的赏识，却因欧阳修误认为是自己的弟子曾巩所作，为了避嫌，使他只得第二。苏轼在文中写道：“皋陶为士，将杀人。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欧、梅二公既叹赏其文，却不知这几句话的出处。及苏轼谒谢，即以此问轼，苏轼答道：“何必知道出处！”欧阳修听后，不禁对苏轼的豪迈、敢于创新极为欣赏，而且预见了苏轼的将来：“此人可谓善读书，善用书，他日文章必独步天下。” 

名动京师

在欧阳修的一再称赞下，苏轼一时声名大噪。他每有新作，立刻就会传遍京师。当父子名动京师、正要大展身手时，突然传来苏轼苏辙的母亲病故的噩耗。二兄弟随父回乡奔丧。嘉祐四年十月守丧期满回京，嘉祐六年（1061年），苏轼应中制科考试，即通常所谓的“三年京察”，入第三等，为“百年第一”，授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 四年后还朝判登闻鼓院。治平二年，苏洵病逝，苏轼、苏辙兄弟扶柩还乡，守孝三年。三年之后，苏轼还朝，震动朝野的王安石变法开始了。苏轼的许多师友，包括当初赏识他的恩师欧阳修在内，因反对新法与新任宰相王安石政见不合，被迫离京。朝野旧雨凋零，苏轼眼中所见，已不是他二十岁时所见的“平和世界”。 

自请出京

熙宁四年（1071年）苏轼上书谈论新法的弊病。王安石很愤怒，让御史谢景在皇帝跟前说苏轼的过失。苏轼于是请求出京任职：熙宁四年至熙宁七年（1074年）被派往杭州任通判、熙宁七年秋调往密州（山东诸城）任知州、熙宁十年（1077年）四月至元丰二年（1079年）三月在徐州任知州、元丰二年四月调往湖州任知州。革新除弊，因法便民，颇有政绩。

乌台诗案

元丰二年（1079年），苏轼四十三岁，调任湖州知州。上任后，他即给皇上写了一封《湖州谢表》，这本是例行公事，但苏轼是诗人，笔端常带感情，即使官样文章，也忘不了加上点个人色彩，说自己“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这些话被新党抓了辫子，说他是“愚弄朝，妄自尊大”，说他“衔怨怀怒”，“指斥乘舆”，“包藏祸心”，讽刺政府，莽撞无礼，对皇帝不忠，如此大罪可谓死有余辜了。他们从苏轼的大量诗作中挑出他们认为隐含讥讽之意的句子，一时间，朝廷内一片倒苏之声。这年七月二十八日，苏轼上任才三个月，就被御史台的吏卒逮捕，解往京师，受牵连者达数十人。这就是北宋著名的“乌台诗案”（乌台，即御史台，因其上植柏树，终年栖息乌鸦，故称乌台）。 

乌台诗案这一巨大打击成为他一生的转折点。新党们非要置苏轼于死地不可。救援活动也在朝野同时展开，不但与苏轼政见相同的许多元老纷纷上书，连一些变法派的有识之士也劝谏神宗不要杀苏轼。王安石当时退休金陵，也上书说：“安有圣世而杀才士乎？”在大家努力下，这场诗案就因王安石“一言而决”，苏轼得到从轻发落，贬为黄州（今湖北黄冈）团练副使，本州安置，受当地官员监视。苏轼坐牢103天，几次濒临被砍头的境地。幸亏北宋时期在太祖赵匡胤年间既定下不杀士大夫的国策，苏轼才算躲过一劫。 

被贬黄州

出狱以后，苏轼被降职为黄州（今湖北黄冈市）团练副使（相当于现代民间的自卫队副队长）。这个职位相当低微，并无实权，而此时苏轼经此一役已变得心灰意冷，苏轼到任后，心情郁闷，曾多次到黄州城外的赤壁山游览，写下了《赤壁赋》、《后赤壁赋》和《念奴娇·赤壁怀古》等千古名作，以此来寄托他谪居时的思想感情。于公余便带领家人开垦城东的一块坡地，种田帮补生计。“东坡居士”的别号便是他在这时起的。

东山再起

1084年（元丰七年），苏轼离开黄州，奉诏赴汝州就任。由于长途跋涉，旅途劳顿，苏轼的幼儿不幸夭折。汝州路途遥远，且路费已尽，再加上丧子之痛，苏轼便上书朝廷，请求暂时不去汝州，先到常州居住，后被批准。当他准备要南返常州时，神宗驾崩。常州一带水网交错，风景优美。他在常州居住，既无饥寒之忧，又可享美景之乐，而且远离了京城政治的纷争，能与家人、众多朋友朝夕相处。于是苏东坡终于选择了常州作为自己的终老之地。 

1085年，宋哲宗即位，高太后以哲宗年幼为名，临朝听政，司马光重新被启用为相，以王安石为首的新党被打压。苏轼复为朝奉郎知登州（蓬莱）。四个月后，以礼部郎中被召还朝。在朝半月，升起居舍人，三个月后，升中书舍人，不久又升翰林学士知制诰，知礼部贡举。 当苏轼看到新兴势力拼命压制王安石集团的人物及尽废新法后，认为其与所谓“王党”不过一丘之貉，再次向皇帝提出谏议。他对旧党执政后，暴露出的腐败现象进行了抨击，由此，他又引起了保守势力的极力反对，于是又遭诬告陷害。苏轼至此是既不能容于新党，又不能见谅于旧党，因而再度自求外调。

筑建苏堤

元祐四年（1089年），苏轼任龙图阁学士知杭州。由于西湖长期没有疏浚，淤塞过半，“崶台平湖久芜漫，人经丰岁尚凋疏”，湖水逐渐干涸，湖中长满野草，严重影响了农业生产。苏轼来杭州的第二年率众疏浚西湖，动用民工20余万，开除葑田，恢复旧观，并在湖水最深处建立三塔（今三潭映月）作为标志。他把挖出的淤泥集中起来，筑成一条纵贯西湖的长堤，堤有6桥相接，以便行人，后人名之曰“苏公堤”，简称“苏堤”。苏堤在春天的清晨，烟柳笼纱，波光树影，鸟鸣莺啼，是著名的西湖十景之一“苏堤春晓”。

“东坡处处筑苏堤”，苏轼一生筑过三条长堤。苏轼被贬颍州（今安徽阜阳）时，对颍州西湖也进行了疏浚，并筑堤。绍圣元年（1094年），苏轼被贬为远宁军节度副使，惠州（今广东惠阳）安置。年近6旬的苏轼，日夜奔驰，千里迢迢赴贬所，受到了岭南百姓热情的欢迎。苏轼把皇帝赏赐的黄金拿出来，捐助疏浚西湖，并修了一条长堤。为此，“父老喜云集，箪壶无空携，三日饮不散，杀尽村西鸡”，人们欢庆不已。如今，这条苏堤在惠州西湖入口处，像一条绿带，横穿湖心，把湖一分为二，右边是平湖，左边是丰湖。 

流落儋州

苏轼在杭州过得很惬意，自比唐代的白居易。但元祐六年（1091年），他又被召回朝。但不久又因为政见不合，元祐六年八月调往颍州任知州、元祐七年（1092年）二月任扬州知州、元祐八年（1093年）九月任定州知州。元祐八年高太后去世，哲宗执政，新党再度执政，绍圣元年（1094年）六月，别为宁远军节度副使，再次被贬至惠阳（今广东惠州市）。

绍圣四年（1097年），年已62岁的苏轼被一叶孤舟送到了徼边荒凉之地海南岛儋州（今海南儋县）。据说在宋朝，放逐海南是仅比满门抄斩罪轻一等的处罚。他把儋州当成了自己的第二故乡，“我本儋耳氏，寄生西蜀州”。他在这里办学堂，介学风，以致许多人不远千里，追至儋州，从苏轼学。在宋代100多年里，海南从没有人进士及第。但苏轼北归不久，这里的姜唐佐就举乡贡。为此苏轼题诗：“沧海何曾断地脉，珠崖从此破天荒。”人们一直把苏轼看作是儋州文化的开拓者、播种人，对他怀有深深的崇敬。在儋州流传至今的东坡村、东坡井、东坡田、东坡路、东坡桥、东坡帽等等，表达了人们的缅怀之情，连语言都有一种“东坡话”。 

最后结局

徽宗即位后，苏轼被调廉州安置、舒州团练副使、永州安置。元符三年四月（1100年）大赦，复任朝奉郎，北归途中，于建中靖国元年七月二十八日（1101年8月24日）卒于常州（今属江苏）。葬于汝州郏城县（今河南郏县），享年六十五岁。苏轼留下遗嘱葬汝州郏城县钧台乡上瑞里。次年，其子苏过遵嘱将父亲灵柩运至郏城县安葬。宋高宗即位后，追赠苏轼为太师，谥为“文忠”。 

主要成就

文学成就

词作

苏轼在词的创作上取得了非凡的成就，就一种文体自身的发展而言，苏词的历史性贡献又超过了苏文和苏诗。苏轼继柳永之后，对词体进行了全面的改革，最终突破了词为“艳科”的传统格局，提高了词的文学地位，使词从音乐的附属品转变为一种独立的抒情诗体，从根本上改变了词史的发展方向。

苏轼对词的变革，基于他诗词一体的词学观念和“自成一家”的创作主张。

自晚唐五代以来，词一直被视为“小道”。虽然柳永一生专力写词，推进了词体的发展，但他未能提高词的文学地位。这个任务有待于苏轼来完成。苏轼首先在理论上破除了诗尊词卑的观念。他认为诗词同源，本属一体，词“为诗之苗裔”，诗与词虽有外在形式上的差别，但它们的艺术本质和表现功能应是一致的。因此他常常将诗与词相提并论，由于他从文体观念上将词提高到与诗同等的地位，这就为词向诗风靠拢、实现词与诗的相互沟通渗透提供了理论依据。

为了使词的美学品位真正能与诗并驾齐驱，苏轼还提出了词须“自是一家”的创作主张。此处的“自是一家”之说，是针对不同于柳永词的“风味”而提出的，其内涵包括：追求壮美的风格和阔大的意境，词品应与人品相一致，作词应像写诗一样，抒发自我的真实性情和独特的人生感受。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其文如其为人”（《答张文潜县丞书》），在词的创作上自成一家。苏轼一向以文章气节并重，在文学上则反对步人后尘，因而他不满意秦观“学柳七作词”而缺乏“气格”。

扩大词的表现功能，开拓词境，是苏轼改革词体的主要方向。他将传统的表现女性化的柔情之词为扩展为表现男性化的豪情之词，将传统上只表现爱情之词扩展为表现性情之词，使词像诗一样可以充分表现作者的性情怀抱和人格个性。苏轼让充满进取精神、胸怀远大理想、富有激情和生命力的仁人志士昂首走入词世界，改变了词作原有的柔软情调，开启了南宋辛派词人的先河。

与苏诗一样，苏词中也常常表现对人生的思考。这种对人生命运的理性思考，增强了词境的哲理意蕴。苏轼虽然深切地感到人生如梦，但并未因此而否定人生，而是力求自我超脱，始终保持着顽强乐观的信念和超然自适的人生态度。

苏词比较完整地表现出作者由积极转而矛盾苦闷，力求超脱自适而不断追求的心路历程和他疏狂浪漫、多情善思的个性气质。继柳永、欧阳修之后，苏轼进一步使词作中的抒情人物形象与创作主体由分离走向同一。

苏词既向内心的世界开拓，也朝外在的世界拓展。晚唐五代文人词所表现的生活场景很狭小，主要局限于封闭性的画楼绣户、亭台院落之中。入宋以后，柳永开始将词境延利到都邑市井和千里关河、苇村山驿等自然空间，张先则向日常官场生活环境靠近。苏轼不仅在词中大力描绘了作者日常交际、闲居读书及躬耕、射猎、游览等生活场景，而且进一步展现了大自然的壮丽景色。

苏轼用自己的创作实践表明：词是无事不可写，无意不可入的。词与诗一样，具有充分表现社会生活和现实人生的功能。由于苏轼扩大了词的表现功能，丰富了词的情感内涵，拓展了词的时空场景，从而提高了词的艺术品味，把词堂堂正正地引入文学殿堂，使词从“小道”上升为一种与诗具有同等地位的抒情文体。

“以诗为词”的手法则是苏轼变革词风的主要武器。所谓“以诗为词”，是将诗的表现手法移植到词中。苏词中较成功的表现有用题序和用典故两个方面。

有了词题和词序，既便于交代词的写作时地和创作缘起，也可以丰富和深化词的审美内涵。在词中大量使事用典，也始于苏轼。词中使事用典，既是一种替代性、浓缩性的叙事方式，也是一种曲折深婉的抒情方式。苏词大量运用题序和典故，丰富和发展了词的表现手法，对后来词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从本质上说，苏轼“以诗为词”是要突破音乐对词体的制约和束缚，把词从音乐的附属品变为一种独立的抒情诗体。苏轼写词，主要是供人阅读，而不求人演唱，故注重抒情言志的自由，虽也遵守词的音律规范而不为音律所拘。正因如此，苏轼作词时挥洒如意，即使偶尔不协音律规范也在所不顾。也正是如此，苏词像苏诗一样，表现出丰沛的激情，丰富的想象力和变化自如、多姿多彩的语言风格。虽然苏轼现存的362首词中，大多数词的风格仍与传统的婉约柔美之风比较接近，但已有相当数量的作品体现出奔放豪迈、倾荡磊落如天风海雨般的新风格，如名作《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

在两宋词风转变过程中，苏轼是关键人物。王灼《碧鸡漫志》卷二说：“东坡先生非心醉于音律者，偶尔作歌，指出向上一路，新天下耳目，弄笔者始知自振。”强化词的文学性，弱化词对音乐的依附性，是苏轼为后代词人所指出的“向上一路”。后来的南渡词人和辛派词人就是沿着此路而进一步开拓发展的。 

诗作

苏轼对社会的看法和对人生的思考都毫无掩饰地表现在其文学作品中，其中又以诗歌最为淋漓酣畅。在二千七百多首苏诗中，干预社会现实和思考人生的题材十分突出。苏轼对社会现实中种种不合理的现象抱着“一肚皮不入时宜”的态度，始终把批判现实作为诗歌的重要主题。更可贵的是，苏轼对社会的批判并未局限于新政，也未局限于眼前，他对封建社会中由来已久的弊政、陋习进行抨击，体现出更深沉的批判意识。

苏轼一生宦海浮沉，奔走四方，生活阅历极为丰富。他善于从人生遭遇中总结经验，也善于从客观事物中见出规律。在他眼中，极平常的生活内容和自然景物都蕴含着深刻的道理，如《题西林壁》和《和子由渑池怀旧》两诗。在这些诗中，自然现象已上升为哲理，人生的感受也已转化为理性的反思。尤为难能可贵的是，诗中的哲理是通过生动、鲜明的艺术意象自然而然地表达出来，而不是经过逻辑推导或议论分析所得。这样的诗歌既优美动人，又饶有趣味，是名副其实的理趣诗。“不识庐山真面目”和“雪泥鸿爪”一问世即流行为成语，说明苏轼的理趣诗受到普遍喜爱。苏诗中类似的作品还有很多，如《泗州僧伽塔》、《饮湖上初晴后雨》、《慈湖夹阻风》等。苏轼极具灵心慧眼，所以到处都能发现妙理新意。

深刻的人生思考使苏轼对沉浮荣辱持有冷静、旷达的态度，这在苏诗中有充分的体现。苏轼在逆境中的诗篇当然含有痛苦、愤懑、消沉的一面，但苏轼更多的诗则表现了对苦难的傲视和对痛苦的超越。

苏轼学博才高，对诗歌艺术技巧的掌握达到了得心应手的纯熟境界，并以翻新出奇的精神对待艺术规范，纵意所如，触手成春。而且苏诗的表现能力是惊人的，在苏轼笔下几乎没有不能入诗的题材。

以“元祐”诗坛为代表的北宋后期是宋诗的鼎盛时期，王安石、苏轼、黄庭坚、陈师道等人的创作将宋诗艺术推向了高峰。就风格个性的突出、鲜明而言，王、黄、陈三家也许比苏轼诗更引人注目。然而论创作成就，则苏轼无疑是北宋诗坛上第一大家。在题材的广泛、形式的多样和情思内蕴的深厚这几个维度上，苏诗都是出类拔萃的。更重要的是，苏轼具有较强的艺术兼容性，他在理论上和创作中都不把某一种风格推到定于一尊的地位。这样，苏轼虽然在创造宋诗生新面貌的过程中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但他基本上避免了宋诗尖新生硬和枯燥乏味这两个主要缺点。所以苏轼在总体成就上实现了对同时代诗人的超越，成为最受后代广大读者欢迎的宋代诗人。 

文章

苏轼的文学思想是文、道并重。他推崇韩愈和欧阳修对古文的贡献，都是兼从文、道两方面着眼的。但是苏轼的文道观在北宋具有很大的独特性。首先，苏轼认为文章的艺术具有独立的价值，如“精金美玉，文章并不仅仅是载道的工具，其自身的表现功能便是人类精神活动的一种高级形态。其次，苏轼心目中的“道”不限于儒家之道，而是泛指事物的规律。所以苏轼主张文章应像客观世界一样，文理自然，姿态横生。他提倡艺术风格的多样化和生动性，反对千篇一律的统一文风，认为那样会造成文坛“弥望皆黄茅白苇”般的荒芜。

正是在这种独特的文学思想指导下，苏轼的散文呈现出多姿多彩的艺术风貌。他广泛地从前代的作品中汲取艺术营养，其中最重要的渊源是孟子和战国纵横家的雄放气势、庄子的丰富联想和自然恣肆的行文风格。苏轼确实具有极高的表现力，在他笔下几乎没有不能表现的客观事物或内心情思。苏文的风格则随着表现对象的不同而变化自如，像行云流水一样的自然、畅达。韩愈的古文依靠雄辩和布局、蓄势等手段来取得气势的雄放，而苏文却依靠挥洒如意、思绪泉涌的方式达到了同样的目的。苏文气势雄放，语言却平易自然，这正是宋文异于唐文的特征之一。

苏轼擅长写议论文。他早年写的史论有较浓的纵横家习气，有时故作惊人之论而不合义理，如《贾谊论》责备贾谊不知结交大臣以图见信于朝廷，《范增论》提出范增应为义帝诛杀项羽。但也有许多独到的见解，如《留侯论》谓圯上老人是秦时的隐君子，折辱张良是为了培育其坚忍之性；《平王论》批评周平王避寇迁都之失策，见解新颖而深刻，富有启发性。这些史论在写作上善于随机生发，翻空出奇，表现出高度的论说技巧，成为当时士子参加科场考试的范文，所以流传极广。苏轼早年的政论文也有类似的风格特点，但随着阅历的加深，纵横家的习气遂逐渐减弱，例如元祐以后所写的一些奏议，内容上有的放矢，言词则剀切沉着，接近于贾谊、陆贽的文风。

史论和政论虽然表现出苏轼非凡的才华，但杂说、书札、序跋等议论文，更能体现苏轼的文学成就。这些文章同样善于翻新出奇，但形式更为活泼，议论更为生动，而且往往是夹叙夹议，兼带抒情。它们以艺术感染力来加强逻辑说服力，所以比史论和政论更加具备美文的性质。

苏轼的叙事记游之文，叙事、抒情、议论三种功能更是结合得水乳交融。

由于苏轼作文以“辞达”为准则，所以当行即行，当止就止，很少有芜词累句，这在他的笔记小品中表现得最为突出。如《记承天夜游》，全文仅八十余字，但意境超然，韵味隽永，为宋代小品文中的妙品。

苏轼的辞赋和四六也取得了很高的成就。他的辞赋继承了欧阳修的传统，但更多地融入了古文的疏宕萧散之气，吸收了诗歌的抒情意味，从而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创作了《赤壁赋》和《后赤壁赋》这样的名篇。《赤壁赋》沿用赋体主客问答、抑客伸主的传统格局，抒写了自己的人生哲学，同时也描写了长江月夜的幽美景色。全文骈散并用，情景兼备，堪称优美的散文诗。

苏轼甚至在四六中也同样体现出行云流水的风格，他在翰林院任职时所拟的制诰曲赡高华，浑厚雄大，为台阁文字中所罕见。他遭受贬谪后写的表启更是真切感人，是四六体中难得的性情之作。

苏轼的散文在宋代与欧阳修、王安石齐名，但如果单从文学的角度来看，则苏文无疑是宋文中成就最高的一家。 

艺术成就

书法

苏轼擅长写行书、楷书，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并称为“宋四家”。他曾经遍学晋、唐、五代的各位名家之长，再将王僧虔、徐浩、李邕、颜真卿、杨凝式等名家的创作风格融会贯通后自成一家。他曾自称：“我书造意本无法”、“自出新意，不践古人”。黄庭坚称他：“早年用笔精到，不及老大渐近自然。”这说明苏轼一生屡经坎坷，致使他的书法风格跌宕。存世作品有《赤壁赋》、《黄州寒食诗》和《祭黄几道文》等帖。 

绘画

苏轼擅长画墨竹，且绘画重视神似，主张画外有情，画要有寄托，反对形似，反对程序的束缚，提倡“诗画本一律，天工与清新”，而且明确地提出了“士人画”的概念，对以后“文人画”的发展奠定了一定的理论基础。其作品有《古木怪石图卷》、《潇湘竹石图卷》等。 

主要作品

古文

《荀卿论》、《范增论》、《留侯论》、《贾谊论》、《晁错论》、《东坡志林》、《随记集》、《刑赏忠厚之至论》、《石钟山记》、《记承天寺夜游》、《重巽以申命论》、《进策》、《天石砚铭（并序）》、《策别课百官》六篇、《策别安万民》六篇、《策别厚货财》二篇、《策别训兵旅》三篇、《策断》四篇、《黠鼠赋》、《记游定惠院》（一作《记游定慧院》

诗歌

《赤壁赋》《后赤壁赋》《东栏梨花》《出颍口初见淮山是日至寿州》《春宵》《海棠》《和子由渑池怀旧》《和子由踏青》《花影》《惠崇春江晚景》《腊日游孤山访惠勤惠思二僧》《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楼醉书》《三月二十九日二首》《上元侍宴》《石苍舒醉墨堂》《书李世南所画秋景》《游金山寺》《题西林壁》《望海楼晚景》《雪后北台书壁》《饮湖上初晴后雨》《有美堂暴雨》《赠刘景文》《章钱二君见和复次韵答之》 

词作

《少年游·去年相送》《江城子·湖上与张先同赋》《虞美人·有美堂赠述古》《南乡子·送述古》《永遇乐·长忆别时》《减字木兰花·空床响琢》《蝶恋花·密州上元》《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望江南·春未老》《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洞仙歌·江南腊尽》《阳关曲·中秋作》《浣溪沙·照日深红暖见鱼》《浣溪沙·旋抹红妆看使君》《浣溪沙·麻叶层层苘叶光》《浣溪沙·簌簌衣巾落枣花》《浣溪沙·软草平莎过雨新》《永遇乐·明月如霜》《南歌子·雨暗初疑夜》《浣溪沙·覆块青青麦未苏》《浣溪沙·醉梦昏昏晓未苏》《水龙吟·小舟横截春江》《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浣溪沙·山下兰芽短浸溪》《哨遍·为米折腰》《洞仙歌·冰肌玉骨》《念奴娇·赤壁怀古》《南乡子·霜降水痕收》《临江仙·夜饮东坡醒复醉》《卜算子·黄州定慧院寓居作》《满庭芳·三十三年》《水调歌头·落日绣帘卷》《定风波·常羡人间琢玉郎》《鹧鸪天·林断山明竹隐墙》《浣溪沙·细雨斜风作小寒》《水调歌头·昵昵儿女语》《水龙吟·次韵章质夫杨花词》《八声甘州·有情风万里卷潮来》《木兰花令·次欧公西湖韵》《青玉案·三年枕上吴中路》《贺新郎·乳燕飞华屋》《浣溪沙·门外东风雪洒裾》《行香子·过七里滩》《点绛唇·不用悲秋》《满江红·寄鄂州朱使君寿昌》《念奴娇·中秋》《水龙吟·雁》《醉翁操·琅然》 

书法作品

苏轼部分书法作品《中山松醪赋》《洞庭春色赋》《人来得书帖》《答谢民师论文帖》《赤壁赋》《江上帖》《黄州寒食诗帖》《李白仙诗帖》《次韵秦太虚诗帖》《渡海帖》《祭黄几道文卷》《梅花诗帖》《新岁展庆帖》《宝月帖》《令子帖》《东武帖》《北游帖》《致南圭使君帖》《次辩才韵诗》《一夜帖》《宸奎阁碑》《致若虚总管尺牍》《怀素自序》《近人帖》《与范子丰》 

绘画作品

《潇湘竹石图》 《小鸡啄米图》《枯木怪石图》《偃松图卷》

人物评价

总评

苏轼在文、诗、词三方面都达到了极高的造诣，堪称宋代文学最高成就的代表。而且苏轼的创造性活动不局限于文学，他在书法、绘画等领域内的成就都很突出，对医药、烹饪、水利等技艺也有所贡献。苏轼典型地体现着宋代的文化精神。从文学史的范围来说，苏轼的意义主要有两点：首先，苏轼的人生态度成为后代文人景仰的范式：进退自如，宠辱不惊。由于苏轼把封建社会中士人的两种处世态度用同一种价值尺度予以整合，所以他能处变不惊，无往而不可。当然，这种范式更适用于士人遭受坎坷之时，它可以通向既坚持操守又全生养性的人生境界，这正是宋以后的历代士人所希望做到的。其次，苏轼的审美态度为后人提供了富有启迪意义的审美范式，他以宽广的审美眼光去拥抱大千世界，所以凡物皆有可观，到处都能发现美的的存在。这种范式在题材内容和表现手法两方面为后人开辟了新的世界。所以，苏轼受到后代文人的普遍热爱，实为历史的必然。

苏轼在当时文坛上享有巨大的声誉，他继承了欧阳修的精神，十分重视发现和培养文学人才。当时就有许多青年作家众星拱月似的围绕在他周围，其中成就较大的有黄庭坚、张耒、晁错之、秦观四人，合称“苏门四学士”。再加上陈师道和李廌，又合称“苏门六君子”。此外，李格非、李之仪、唐庚、张舜民、孔平仲、贺铸等人，也都直接或间接地受到苏轼影响。由于苏轼的成就包括各种文学样式，他本人的创作又没有固定不变的规范可循，所以苏门的作家在创作上各具面目。黄庭坚、陈师道长于诗，秦观长于词，李廌以古文名世，张、晁则诗文并擅。同时，他们的艺术风貌也各具个性，例如黄诗生新，陈诗朴拙，风格都不类苏诗，后来黄、陈还另外开宗立派。

苏轼的作品在当时就驰名遐迩，在辽国、高丽等地都广受欢迎。北宋末年，朝廷一度禁止苏轼作品的流传，但是禁愈严而传愈广。到了南宋党禁解弛，苏轼的集子又以多种版本广为流传，以后历代翻刻不绝。

在后代文人的心目中，苏轼是一位天才的文学巨匠，人们争相从苏轼的作品中汲取营养。在金国和南宋对峙的时代，苏轼在南北两方都发生了深远的影响。苏诗不但影响有宋一代的诗歌，而且对明代的公安派诗人和清初的宋诗派诗人有重要的启迪。苏轼的词体解放精神直接为南宋辛派词人所继承，形成了与婉约词平分秋色的豪放词派，其影响一直波及清代陈维崧等人。苏轼的散文，尤其是他的小品文，是明代标举独抒性灵的公安派散文的艺术渊源，直到清代袁枚、郑燮的散文中仍可时见苏文的影响。

苏轼还以和蔼可亲、幽默机智的形象留存在后代普通人民心目中。他在各地的游踪，他在生活中的各种发明都是后人喜爱的话题。在宋代作家中，就受到后人广泛喜爱的程度而言，苏轼是无与伦比的。 

历代评价

《宋史》：苏轼自为童子时，士有传石介《庆历圣德诗》至蜀中者，轼历举诗中所言韩、富、杜、范诸贤以问其师。师怪而语之，则曰：“正欲识是诸人耳。”盖已有颉颃当世贤哲之意。弱冠，父子兄弟至京师，一日而声名赫然，动于四方。既而登上第，擢词科，入掌书命，出典方州。器识之闳伟，议论之卓荦，文章之雄隽，政事之精明，四者皆能以特立之志为之主，而以迈往之气辅之。故意之所向，言足以达其有猷，行足以遂其有为。至于祸患之来，节义足以固其有守，皆志与气所为也。仁宗初读轼、辙制策，退而喜曰：“朕今日为子孙得两宰相矣。”神宗尤爱其文，宫中读之，膳进忘食，称为天下奇才。二君皆有以知轼，而轼卒不得大用。一欧阳修先识之，其名遂与之齐，岂非轼之所长不可掩抑者，天下之至公也，相不相有命焉，呜呼！轼不得相，又岂非幸欤？或谓：“轼稍自韬戢，虽不获柄用，亦当免祸。”虽然，假令轼以是而易其所为，尚得为轼哉？ 

赵祯：吾今又为吾子孙得太平宰相两人。

刘安世：东坡立朝大节极可观，才意高广，惟己之是信。 

黄庭坚：①人谓东坡作此文，因难以见巧，故极工。余则以为不然。彼其老于文章，故落笔皆超逸绝尘耳。 ②文章妙天下，忠义贯日月。 ③真神仙中人。 

苏辙：其于人，见善称之，如恐不及；见不善斥之，如恐不尽；见义勇于敢为，而不顾其害。用此数困于世，然终不以为恨。 

晁无咎：苏东坡词，人谓多不谐音律。然居士词横放杰出，自是曲子中缚不住者。

王直方：东坡尝以所作小词示无咎、文潜，曰：“何如少游？”二人皆对曰：“少游诗似小词，先生小词似诗。” 

王灼：东坡先生以文章馀事作诗，溢而作词曲，高处出神入天，平处尚临镜笑春，不顾侪辈。或曰：“长短句中诗也。”为此论者，乃是遭柳永野狐涎之毒。诗与乐府同出，岂当分异？若从柳氏家法，正自不分异耳。东坡先生非心醉于音律者，偶尔作歌，指出向上一路，新天下耳目，弄笔者始知自振。今少年妄谓东坡移诗律作长短句，十有八九不学柳耆卿则学曹元宠，虽可笑，亦毋用笑也。 

赵昚：忠言谠论，立朝大节，一时廷臣无出其右。

陆游：①世言东坡不能歌，故所作乐府，多不协律。晁以道谓：“绍圣初，与东坡别于汴上，东坡酒酣，自歌阳关曲。则公非不能歌，但豪放，不喜剪裁以就声律耳。试取东坡诸词歌之，曲终，觉天风海雨逼人。 ②公不以一身祸福，易其忧国之心，千载之下，生气凛然。

陈洵：东坡独崇气格，箴规柳、秦，词体之尊，自东坡始。

徐度：（柳永）词虽极工致，然多杂以鄙语，故流俗人尤喜道之。其后欧、苏诸公继出，文格一变，至为歌词，体制高雅。

胡寅：词曲者，古乐府之末造也。文章豪放之士，鲜不寄意于此者，随亦自扫其迹，曰谑浪游戏而已也。唐人为之最工者。柳耆卿后出，掩众制而尽其妙。好之者以为不可复加。及眉山苏氏，一洗绮罗香泽之态，摆脱绸缪宛转之度，使人登高望远，举首高歌，而逸怀浩气，超然乎尘垢之外，于是花间为皂隶，而柳氏为舆台矣。 

王若虚：是直以公为不及于情也。呜呼！风韵如东坡，而谓不及于情，可乎？彼高人逸士，正当如是。其溢为小词，而闲及于脂粉之间，所谓滑稽玩戏，聊复尔尔者也。若乃纤艳淫媟，入人骨髓，如田中行、柳耆卿辈，岂公之雅趣也哉？公雄文大手，乐府乃其游戏，顾岂于流俗争胜哉？盖其天资不凡，辞气迈往，故落笔皆绝尘耳。 

刘辰翁：词至东坡，倾荡磊落，如诗，如文，如天地奇观。

元好问：唐歌词多宫体，又皆极力为之。自东坡一出，性情之外，不知有文字，真有“一洗万古凡马空”气象。虽时作宫体，亦岂可以宫体概之？人有言，乐府本不难作，从东坡放笔后便难作。此殆以工拙论，非知坡者。所以然者，诗三百所载小夫贱妇幽忧无聊赖之语，时猝为外物感触，满心而发，肆口而成者尔。其初果欲被管弦。谐金石，经圣人手，以与六经并传乎？小夫贱妇且然，而谓东坡翰墨游戏，乃求与前人角胜负，误矣。自今观之，东坡圣处，非有意于文字之为工，不得不然之为工也。坡以来，山谷、晁无咎、陈去非、辛幼安诸公，俱以歌词取称，吟咏性情，留连光景，清壮顿挫，能起人妙思。亦有语意拙直，不自缘饰，因病成妍者，皆自坡发之。 

王士祯：汉魏以来，二千余年间，以诗名其家者众矣。顾所号为仙才者，唯曹子建、李太白、苏子瞻三人而已。

袁枚：有才而无情，多趣而少韵：由于天分高，学力浅也。有起而无结，多刚而少柔：验其知遇早晚景穷也。

王士禛：山谷云：“东坡书挟海上风涛之气。”读坡词，当作如是观，琐琐与柳七较锱铢，无乃为髯公所笑？” 

周济：人赏东坡粗豪，吾赏东坡韶秀。韶秀是东坡佳处，粗豪则病也。东坡每事俱不十分用力，古文、书、画皆尔，词亦尔。 

刘熙载：东坡词颇似老杜诗，以其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也。若其豪放之致，则时与太白为近。太白《忆秦娥》，声情悲壮。晚唐、五代，惟趋婉丽。至东坡始能复古。后世论词者，或转以东坡为变调，不知晚唐、五代乃变调也。东坡《定风波》云：“尚余孤瘦雪霜姿。”《荷花媚》云：“天然地，别是风流标格。”“雪霜姿”，“风流标格”，学坡词者，便可从此领取。东坡词具神仙出世之姿，方外白玉蟾诸家，惜未诣此。” 

曾国藩：古人称立德、立功、立言为三不朽。立德最难，自周汉以后，罕见德传者。立功如萧、曹、房、杜、郭、李、韩、岳，立言如马、班、韩、欧、李、杜、苏、黄，古今曾有几人？ 

蔡嵩云：东坡词，胸有万卷，笔无点尘。其阔大处，不在能作豪放语，而在其襟怀有涵盖一切气象。若徒袭其外貌，何异东施效颦。东坡小令，清丽纡徐，雅人深致，另辟一境。设非胸襟高旷，焉能有此吐属。

王鹏运：北宋人词，如潘逍遥之超逸，宋子京之华贵，欧阳文忠之骚雅，柳屯田之广博，晏小山之疏俊，秦太虚之婉约，张子野之流丽，黄文节之隽上，贺方回之醇肆，皆可模拟得其仿佛。唯苏文忠之清雄，夐乎轶尘绝世，令人无从步趋。盖霄壤相悬，宁止才华而已？其性情，其学问，其襟抱，举非恒流所能梦见。词家苏辛并称，其实辛犹人境也，苏其殆仙乎！ 

沈曾植：东坡以诗为词，如雷大使之舞，虽极天下之工，要非本色。”此后山谈丛语也。然考蔡绦铁围山丛谈，称：“上皇在位，时属升平。手艺之人有称者，棋则有刘仲甫、晋士明，琴则有僧梵如、僧全雅，教坊琵琶则有刘继安，舞有雷中庆，世皆呼之为雷大使，笛则孟水清。此数人者，视前代之技皆过之。”然则雷大使乃教坊绝技，谓非本色，将外方乐乃为本色乎？ 

夏敬观：东坡词如春花散空，不着迹象，使柳枝歌之，正如天风海涛之曲，中多幽咽怨断之音，此其上乘也。若夫激昂排宕、不可一世之概，陈无己所谓：“如教坊雷大使之舞，虽极天下之工，要非本色。”乃其第二乘也。后之学苏者，惟能知第二乘，未有能达上乘者，即稼轩亦然。东坡《永遇乐》词云：“紞如三鼓，铿然一叶，黯黯梦云惊断。夜茫茫，重寻无处，觉来小园行遍。”此数语，可作东坡自道圣处。 

王国维：以宋词比唐诗，则东坡似太白，欧、秦似摩诘，耆卿似乐天，方回、叔原则大历十子之流。 

林语堂：苏东坡是一个无可救药的乐天派、一个伟大的人道主义者、一个百姓的朋友、一个大文豪、大书法家、创新的画家、造酒试验家、一个工程师、一个憎恨清教徒主义的人、一位瑜伽修行者佛教徒、巨儒政治家、一个皇帝的秘书、酒仙、厚道的法官、一位在政治上专唱反调的人。一个月夜徘徊者、一个诗人、一个小丑。但是这还不足以道出苏东坡的全部……苏东坡比中国其他的诗人更具有多面性天才的丰富感、变化感和幽默感，智能优异，心灵却像天真的小孩——这种混合等于耶稣所谓蛇的智慧加上鸽子的温文。 

钱穆：①苏东坡诗之伟大，因他一辈子没有在政治上得意过。他一生奔走潦倒，波澜曲折都在诗里见。但苏东坡的儒学境界并不高，但在他处艰难的环境中，他的人格是伟大的，像他在黄州和后来在惠州、琼州的一段。那个时候诗都好，可是一安逸下来，就有些不行，诗境未免有时落俗套。东坡诗之长处，在有豪情，有逸趣。其恬静不如王摩诘，其忠恳不如杜工部。②他们（苏氏兄弟）的学术因罩上一层极厚的释老的色彩，所以他们对于世务，认为并没有一种正面的、超出一切的理想标准。他们一面对世务却相当练达，凭他们活的聪明来随机应付。他们亦并不信有某一种制度，定比别一种制度好些。但他们的另一面，又爱好文章辞藻，所以他们持论，往往渲染过分，一说便说到尽量处。近于古代纵横的策士。 

轶事典故

相关成语

人物生平

早年经历

黄庭坚，字鲁直，生于宋庆历五年六月十二日（公元1045年7月28日），为洪州分宁（今江西省九江市修水县）人。

幼年便聪颖过人，读书数遍就能背诵。他舅舅李常到他家，取架上的书问他，他没有不知道的。李常非常奇怪。以为他是千里之才。

宋皇祐三年（1051年），七岁，作牧童诗：“骑牛远远过前村，吹笛风斜隔岸闻，多少长安名利客，机关用尽不如君”。

宋皇祐四年（1052年），八岁，作诗送人赴举：“万里云程着祖鞭，送君归去玉阶前，若问旧时黄庭坚，谪在人间今八年”

供职京师

宋治平四年（1067年），黄庭坚考中进士，任汝州叶县县尉。熙宁初参加四京学官的考试。由于应试的文章最优秀，担任了国子监教授，留守文彦博认为他有才能，留他继续任教。苏轼有一次看到他的诗文，以为他的诗文超凡绝尘，卓然独立于千万诗文之中，世上好久已没有这样的佳作。由此，他的名声开始震动四方。黄庭坚担任太和县知县，以平易治理该县。当时课颁盐焚，其他县都争着占多数，太和县独不这样，县吏们不高兴，可是该县的老百姓都喜欢。 

宋神宗元丰八年（1085年），以秘书省校书郎召入京师。五月黄相出生，后任神宗实录检讨官，著作佐郎。

宋元祐元年（1086年），哲宗即位，召黄庭坚为校书郎、《神宗实录》检讨官。

宋元祐二年（1087年），迁著作佐郎，加集贤校理。《神宗实录》修成后，提拔为起居舍人。遭母丧。黄庭坚性情至孝，母亲病了一年，他日夜察看颜色，衣不解带，及死，筑室于墓旁守孝，哀伤成疾几乎丧命。丧服解除后，任秘书丞，提点明道官，兼国史编修官。

流寓江汉

宋绍圣初，黄庭坚出任宣州知州，改知鄂州。章敦、蔡卞与其党羽认为《神宗实录》多诬陷不实之辞，使前修史官都分别居于京城附近各处以备盘问，摘录了千余条内容宣示他们，说这些没有验证。不久，经院受考察审阅，却都有事实根据，所剩下的只有三十二件事。黄庭坚在《神宗实录》中写有“用铁龙爪治河，有同儿戏”的话，于是首先盘问他。黄庭坚回答道：“庭坚当时在北都做官，曾亲眼看到这件事，当时的确如同儿戏。”凡是有所查问，他都照实回答，毫无顾忌，听到的人都称赞他胆气豪壮。黄庭坚因此被贬为涪州别驾、黔州安置，攻击他的人还认为他去的是好地方，诬他枉法。后因避亲属之嫌，于是移至戎州。黄庭坚对此像没事一样，毫不以贬谪介意。四川的士子都仰幕他，柔意和他亲近。他讲学不倦，凡经他指点的文章都有可观之处。 

暮年余晖

宋元符元年（1100年），徽宗即位，起任黄庭坚为监鄂州税，签书宁国军判官、舒州知州，又以受部员外郎召用，他都推辞不就，请求为郡官，得任太平州知州，上任九天就被罢免，主管玉龙观。黄庭坚在河北时与赵挺之有些不和，赵挺之执政，转运判官陈举秉承他的意向，呈上黄庭坚写的《荆南承天院记》，指斥他对灾祸庆幸，黄庭坚再一次被除名，送到宜州管制。

宋崇宁二年（1103年），以幸灾谤国之罪除名羁管宜州。

崇宁四年（1105年）， 转到永州，黄庭坚未听宣布命令就客死在宜州（广西宜山县）贬所，终年六十岁。 

大观三年（1109年）二月，门人苏伯固、蒋湋护其丧归葬双井祖茔之西，建炎四年庚戌（1130年）高宗中兴，赠直龙图阁，德祐元年乙亥（1275年）太常寺议谥“文节”。

主要成就

文学

江西诗派是北宋后期形成了一个以杜甫为祖，黄庭坚、陈师道、陈与义为宗（即“一祖三宗”）的诗歌流派。黄庭坚是江西诗派的开派宗师和领袖。该流派崇尚黄庭坚的“点铁成金、夺胎换骨”之说。且诗派成员大多受黄庭坚的影响，作诗风格以吟咏书斋生活为主，重视文字的推敲技巧。 

黄庭坚的诗以唐诗的集大成者杜甫为学习对象，构建并提出了“点铁成金”和“夺胎换骨”等诗学理论，成为江西诗派作诗的理论纲领和创作原则，对后世的文学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作为宋代大诗人之一，黄庭坚对宋诗的影响甚至超过了一代大文豪苏轼。苏轼作诗以气运笔、放笔纵意、纵横驰骋、大开大阖、变化莫测、结构复杂，无迹可求，所以苏诗成就虽高，师之者极少，未能形成流派。黄庭坚的创作思路有迹可寻，甚讲法度，便于学习，所以其追随者很多。黄庭坚的诗，法度严谨，说理细密，代表了宋诗的特点。可以说，黄庭坚诗是最具宋诗艺术特色的，受黄庭坚影响形成的江西诗派，也影响了南宋一代诗风，并对后世造成深远影响。苏轼做侍从官时，曾举荐黄庭坚代替自己，推荐词中有“瑰伟之文，妙绝当世；孝友之行，追配古人”之句，可见推举之重。 

黄庭坚作诗一是注重用字。用字“要字字有来处”。时人评黄庭坚作诗“一字一句，必月锻季炼，未尝轻发”。黄庭坚还提出诗的 “句中眼” ，所谓“句中眼”即后人所说的“诗眼”，就是注重对关键字词的锤炼，如“春风又绿江南岸”之“绿”字，即是锤炼而来，可谓“置一字如关门之键”。二是重视句法。黄庭坚《送顾子敦赴河东》诗：“无人知句法，秋月自澄江”。何谓“句法”，从这句诗里可以看出，黄庭坚论诗的句法尚简易，如秋月澄江，明晰可感。在 《与王观复第二书》中说：“但熟观杜子美到夔州后古律诗，便得句法简易而大巧出焉。平淡而山高水深，似欲不可企及，文章成就，更无斧齿凿痕，乃为佳耳。”三是讲究章法。黄庭坚讲章法命意言论甚多，如：“欲作楚辞，追配古人，直须熟读《楚辞》，观古人用意曲折处讲学之，然后下笔。譬如巧女绣妙一世，若欲作锦，必得锦机乃能作锦。”把章法结构喻为“锦机”。又如“山谷文章必谨布置，每见后学，多告以《原道》命意曲折。”又如：“作诗正如作杂剧，初时布置，临了须打浑，方是出场。”综合起来看，黄庭坚所谓章法是讲求诗的结构的曲折变化，而这些曲折变化是通过学习前人作品揣摩出来的。黄庭坚虽讲诗法，但他并不固守诗法，而是要求最终超越诗法，达到 “不烦绳削而自合”的境界。 

书法

行书

黄庭坚擅长行书、草书，楷书也自成一家。学书尤为推崇王羲之《兰亭序》。其有一首赞颂杨凝式的诗可以说明他对《兰亭序》习练体会之深：“世人尽学兰亭面，欲换凡骨无金丹。谁知洛阳杨风子，下笔便到乌丝栏。”这其中不能没有其对王羲之书法学习的深悟。

黄庭坚在上溯晋唐、学习前人经典书法时，对其影响最大的莫过于苏轼，可以说黄庭坚的手札小行书在很大程度上是学苏轼的。黄庭坚作为“苏门四学士”之一，不能不受苏轼书风的影响。在黄庭坚书论中，评东坡书颇多，且多为推崇备至者。苏东坡不仅是黄庭坚文学上的老师和提携者，而且也是其书法的学榜样。在黄庭坚题跋中，即反映出黄庭坚从苏轼处学习书法的一些消息，如“予与东坡俱学颜平原。然予手拙，终不近业”，又如“东坡此帖，甚似虞世南公主墓铭草。余尝评东坡善书乃其天性。往尝于东坡见手泽二囊，中有似柳公权、褚遂良者数纸，绝胜平时所作徐浩体字。又尝为余临一卷鲁公帖，凡二十纸，皆得六七，殆非学所能到”。黄庭坚与苏轼相差八岁。二人交谊师友之间。从黄庭坚流传至今的行帮手札墨迹看，其撇捺开张、字形扁阔、字势向右上扬等，都明显表现出苏轼书法的特征，甚至有些夸张强调，唯嫌生涩，未有苏书圃熟也。而黄庭坚以禅悟书当与苏轼互为影响。如苏轼《祷雨帖》，笔意极似黄庭坚，特别是其末尾数字，从容娴雅，行笔松缓，几若黄庭坚代笔。

黄庭坚行楷大字书风的形成当为其于京口见断崖《瘗鹤铭》之后并不断师法孳乳而自成家法的。黄庭坚师《瘗鹤铭》有一个误会，即他把《瘗鹤铭》看做右军所书，且深信不疑，故而倾力揣摩师习。不过也算是歪打正着，这倒促进了黄庭坚长枪大戟、绵劲迟涩书风的形成。从客观上看，黄庭坚与苏东坡是中国书法史上早于清代八百年超越唐代书风的笼罩而远溯先唐碑版或者说进行碑帖结合的书家。对于苏轼书风形成的渊源，只要把其代表作《寒食诗帖》与洛阳《龙门二十品》做一比较，即可得出明确答案。黄庭坚则明确标榜师法《瘗鹤铭》。

草书

黄庭坚的草书是学时人周越的 。苏轼以周越书为“险劣”，米芾则评周越书为“气势雄健而锋刃交加”。黄庭坚后来在一则论书语中道出了其书法及书学思想成熟后对周越书法的看法：“王著临《兰亭》《乐毅论》，补永禅师、周散骑《千文》，皆妙绝，同时极善用笔。若使胸中有书数千卷，不随世碌碌，则书不病韵，自胜李西台、林和靖矣。盖美而病韵者，王著；劲而病韵者，周越——皆渠侬胸次之罪，非学者不力也。”

无疑，黄庭坚对草书笔法的深刻认识和掌握，当是“得张长史、僧怀素、高闲墨迹，乃窥笔法之妙”的。他在《跋此君轩诗》中写道：“近时士大夫罕得古法，但弄笔左右缠绕，遂号为草书可，不知蝌蚪、篆、隶同法同意。数百年来，唯张长史、永州狂僧怀素及余三人悟此法可。苏才翁有悟处而不能尽其宗趣，其余碌碌耳。”

黄庭坚草书的成熟还得益于其书外功的参悟。除其上述“于燹道舟中，观长年荡桨，群丁拔棹，乃觉少进，喜之所得，辄得用笔”外，他还有一段自道可说明因缘：“余寓居开元寺夕怡思堂．坐见江山。每于此中作草，似得江山之助。然颠长史、狂僧皆倚而通神入妙。余不饮酒，忽五十年，虽欲善其事，而器不利，行笔处，时时蹇蹶，计遂不得复如醉时书也。”张旭、怀素作草皆以醉酒进入非理性忘我迷狂状态，纵笼挥洒，往往变幻莫测、出神入化。黄庭坚不饮酒，其作草全在心悟，以意使笔。然其参禅妙悟，虽多理性使笔，也能大开大合，聚散收放，进入挥洒之境。而其用笔，相形之下更显从容娴雅，虽纵横跌宕，亦能行处皆留，留处皆行。黄庭坚所作《诸上座帖》等佛家经语诸草书帖，乃真得其妙理者。也正由此，黄庭坚开创出了中国草书的又一新境。 

主要作品

人物评价

苏东坡：①鲁直以平等观作欹侧字，以真实相出游戏法，以磊落人书细碎事，可谓“三反”。②瑰伟之文妙绝当世，孝友之行追配古人。③苏轼称其诗超轶绝尘 ，独立万物之表 。

宋音韵学家袁文：字之从水者，篆文作此字，盖水字也。至隶书不作*字，乃更为三点，亦是水字，然三点之中，最下一点挑起，本无义，乃字之体耳；若不挑起，则似不美观。本朝独黄太史三点多不作挑起，其体更道丽，信一代奇书也。

宋施宜生：行行当行止当止，错乱中间有条理。意溢毫摇手不知，心自书空不书纸。

赵秉文：涪翁参黄龙禅，有倒用如来印手段，故其书得笔外意，如庄周之谈大方，不可端倪。

清代文学家刘熙载：黄山谷词，用意深至，自非小才所能办。惟故以生字、俚语侮弄世俗，若为金、元曲家滥觞。 

冯煦：后山以秦七、黄九并称，其实黄非秦匹也。若以比柳，差为得之。盖其得也，则柳词明媚，黄词疏宕，而亵诨之作，所失亦均。 

郑永晓：黄庭坚一生，历尽沧桑，几经政海波澜，从未显位执掌大权，他不苟附进，淡泊名利，批评时政，屡遭厄境。在冤屈贬谪生涯中度生，其高风亮节为众敬仰，丰绩万年。 

史籍记载

《宋史·黄庭坚传》 

《豫章黄先生文集》卷末（嘉靖本） 

轶事典故

与黄光和尚

黄庭坚在衡州，去得最多、待得最久的地方是花光寺。 

花光寺住持仲仁，字超然，越州会稽（今浙江绍兴）人。北宋元祐年间（1086—1093）来到衡州，因住在花光寺，故人称花光和尚。仲仁酷爱梅花，每值春暖花开，他就终日坐卧花间，吟诵赏玩。曾于月夜见梅影映窗，疏影摇曳，悄然可爱，于是欣然提笔摹写。此后，他的梅花画技大进，将梅花枝干虬曲、疏影横斜的神韵，表现得淋漓尽致，成为墨梅画法的始祖。黄庭坚对仲仁画作称叹不已，夸他所画梅花“如嫩寒清晓，行孤山篱落间，但欠香耳”。

在花光寺，仲仁拿出秦观和苏轼留下的诗卷给黄庭坚观赏，并且画梅数枝及烟外远山相赠。苏、秦都是黄庭坚在京城的至交挚友，但两人均先他而逝。在长沙，黄庭坚遇到了秦观的儿子和女婿。穷困潦倒的他们，正护送秦观灵柩北上。黄庭坚见到两位晚辈，竟握着他们的手失声痛哭，随即赠银二十两作办丧事之用。此时此地，又见亡友遗作，想起官路飘零，盛年不再，不禁悲思汹涌，作《花光仲仁出秦苏诗卷思二国士不可复见开卷绝叹因花光为我作梅数枝及画烟外远山追少游韵记卷末》。

快阁名闻天下

中国南方楼台亭阁甚多，但快阁算得上是中国闻名的古阁楼建筑之一。快阁雄踞在泰和县城东侧的泰和中学校园内。这座阁楼始建于唐代乾符元年（874年），距今已有一千一百多年的历史。快阁名闻天下，始于宋代大诗人黄庭坚的名诗《登快阁》。黄庭坚任泰和知县时，也常登阁游憩，并于元丰五年（1082年）赋下脍炙人口的《登快阁》诗。此后，“阁名遂大著”。史载：“迨黄太史庭坚继至，赋诗其上，而名闻天下”。

为母亲洗涤

史载：黄庭坚虽身居高位，侍奉母亲却竭尽孝诚，每天晚上，都亲自为母亲洗涤溺器（便桶），没有一天忘记儿子应尽的职责。

与舅舅斗对

有一天，李常来到黄庭坚家，见黄庭坚正伏案攻读，便想试一试外甥的才学。进书房时，李常见院内有一棵桑树，便以桑、蚕、茧、丝、锦缎之间的关系为题，吟顶真上联道：

桑养蚕，蚕结茧，茧抽丝，丝织锦绣。

见舅父又来考试，黄庭坚非常高兴，才思益发敏捷。他从手中握的那管毛笔得到启发，立即答对出下联：

草藏兔，兔生毫，毫扎笔，笔写文章。

李常见外甥小小年纪便能对出这样难度较大的联句，从此对黄庭坚更加器重、爱护，着意精心栽培，使之进步更快。 

收藏中华震旦角石

在南京古生物博物馆“远古时代的动物

明星——头足类”展览上，一块曾经由黄庭坚收藏的珍贵化石当之无愧成为“镇展之宝”。它是一块距今4.6亿年的“中华震旦角石”，最与众不同的地方是左侧保留了黄庭坚的真迹。长度达到19厘米、宽11.4厘米、高度2.5厘米，表面很光滑。左侧很清晰地刻有四句诗：南崖新妇石，霹雳压笋出。勺水润其根，成竹知何日。并署名“庭坚”，下方还有章。该诗文是黄庭坚早期之作。而化石很可能是黄庭坚在1079年，也就是被罢免国子监教授之后其前往江西太和县任知县期间所得。这块“中华震旦角石”并不算大，但由于刻有黄庭坚的诗文，它应该是世界上第一块被人类所收藏的化石标本。 

家族成员

后世纪念

黄庭坚纪念馆

黄庭坚纪念馆位于修水县城南，为江西省十大名人纪念馆之一，江西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5年建成开馆。馆内有“九曲回廊”，廊长31.89米，宽2.76米，镶嵌黄庭坚书法碑刻29通，为江西省文物保护单位。

2009年，修水县对纪念馆进行了大规模改建和维修，新馆占地面积45.29亩，主要建筑有濂山书院、黄庭坚书法碑廊、当代名人书黄庭坚诗词碑廊、景观桥、爱莲池、观景廓等。 

理和堂

在浦江县浦阳镇城东街柏树里，有一个县级文物保护单位，名为“理和堂”，是1985年5月公布的。理和堂为三间两进，左右厢房五间组成。它是宋朝著名诗人、书法家黄庭坚的祖居之地，是黄氏宗亲重大庆宴和聚会的场所。经历了近千年的风风雨雨，至今还保留着三间一进，是浦江最古老的房屋。首进正厅三间于上世纪60年代

倒塌，左右厢房及附房虽在，但也已经陈旧不堪。

墓园

黄庭坚墓坐落在双井村西南，自宋以来多次对墓园进行维修。1982年，江西省人民政府进行了全面维修，修复后的墓园占地面积600平方米，牌坊式门楼，进门为碑刻式屏风，中为黄庭坚自题小像，两侧为“看黄庭有味，笑白发无闲”对联。黄庭坚墓坐北朝南，封土高1.92米，直径2.76米。墓前有4柱3碑，中刻“宋谥黄文节公之墓”，两旁刻其传略。1959年，被列为江西省文物保护单位。 

衣冠冢

黄庭坚衣冠冢位于重庆市彭水县三连乡中井村，椭圆形封土长4.5米，宽2.85米，高1.3米。

北宋绍圣二年（1095年）正月，因前一年修史获罪，黄庭坚被贬为涪州（今涪陵）别驾，遣黔州（今彭水）安置。出开封，入夔门，在巴东弃舟登岸，经鄂西、黔江，沿中井河谷，农历四月底，黄庭坚抵达彭水，在此一住就是三年多。崇宁四年（公元1105年），黄庭坚逝世，讣闻传到黔州，郁山市民无不悲痛，寻他在彭水时的旧衣物数件，用棺木收敛，在中井河北岸玉屏山麓建衣冠冢。彭水官民在县城插旗山下建“三贤祠”，将他与汉朝伏波将军马援、唐朝太傅长孙无忌一起供奉。清道光六年（公元1826年）冬月，郁山巡检许承之以砖封旧冢，重立石碑名“宋史官黄文节公之墓”。1983年3月，彭水自治县人民政府将冢列为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人物生平

宋仁宗皇祐辛卯三年（1051年），米芾出生。 米芾是七、八岁时开始学习书法、启蒙老师是襄阳书家罗让。 

宋仁宗嘉祐五年（1060年），米芾年十岁，写碑刻，临周越、苏轼字帖，人谓有李邕笔法。

宋治平四年（1067年），米芾随从母亲阎氏离乡来到京都汴梁侍奉英宗高皇后。

治平六年（1069年），宋神宗继位，因不忘米芾母亲阎氏的乳褓旧情，恩赐米芾为秘书省校字郎，负责当时校对，订正讹误。

宋神宗熙宁三年庚戌（1070年），由秘书省校书郎改临桂尉。 神宗熙宁八年乙卯（1075年）十月，上半年任临桂县、含光县尉，十月后任职长沙，至宋神宗元丰五年壬戌（1082年）。

宋神宗元丰五年（1082）三月，米芾来黄州访苏轼。“米芾、董钺、绵竹道士杨世昌等来访雪堂。” 这年，米芾潜心魏晋，以晋人书风为指归，寻访了不少晋人法帖，连其书斋也取名为“宝晋斋”。今传王献之墨迹《中秋帖》，据说就是他的临本，形神精妙至极。米芾一生转益多师，在晚年所书《自叙》中也有这样记载 。米芾以书法名世，他的成就完全来自后天的苦练。米芾每天临池不辍，史料记载：“一日不书，便觉思涩，想

米芾苏州石刻像古人未尝半刻废书也。”“智永砚成臼，乃能到右军（王羲之），若穿透始到钟（繇）、索（靖）也，可永勉之。”米芾作书十分认真，自己说：“余写《海岱诗》，三四次写，间有一两字好，信书亦一难事” 。

元丰八年乙丑（1085年），官任杭州从事。

宋哲宗元祐元年（1086年），苏轼六月任登州知州，十月以礼部郎中召回京城，十二月二十日到京。 

元祐二年（1087年），迁居镇江丹徒。米芾诗《题子敬范新妇唐摹帖三首》，六月或七月，苏轼等十六人于王晋卿西园晏集。李伯时绘《西园雅集图》，米芾作《西园雅集图记》。

元祐四年（1089年），米芾在扬州。时年五十四岁的苏轼，四月出京，六月往扬州访米芾，七月初三日到杭州，《东坡全集》卷75有《米黻石钟山砚铭》一首。 

元祐七年壬申（1092年），任雍丘知道县。  

元祐九年甲戌（通常称为绍圣元年，1094年），由雍丘县令改监中岳祠（嵩山）。 

宋哲宗绍圣四年丁丑（1097年），任职涟水军使。

宋元符二年乙卯（1099年），由涟水军使改任蔡河拨发运。

宋徽宗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在江淮间，任发运司属官。同年，苏轼生病，米芾多次拜访并送“麦门冬饮子”于北沙东园。东坡有诗《睡起闻米元章冒热到东园送麦门冬饮子》。八月中秋，苏轼去世，米芾作《苏东坡挽诗》五首。 

崇宁二年癸未（1103年），由发运司属官改任太常博士、书学博士。

崇宁三年甲申（1104年）仲春，任书学博士，后任无为军知州。

崇宁五年丙戌（1106年），为书画学博士，礼部员外郎。

大观元年丁亥（1107年）三月，任淮阳军知州。后卒于任上，葬于润州（今江苏镇江）丹徒西南长山脚下。 

艺术成就

书法

风格特点

米芾平书法用功最深，成就以行书为最大。南宋以来的著名汇帖中，多数刻其法书，流播之广泛，影响之深远，在“北宋四大书家”中，实可首屈一指。康有为曾说：“唐言结构，宋尚意趣。”意为宋代书法家讲求意趣和个性，而米芾在这方面尤其突出。

米芾习书，自称“集古字”，虽有人以为笑柄，也有赞美说“天姿辕轹未须夸，集古终能自立家”（王文治）。这从一定程度上说明了米氏书法成功的来由。根据米芾自述，在听从苏东坡学习晋书以前，大致可以看出他受五位唐人的影响最深：颜真卿、欧阳询、褚遂良、沈传师、段季展。

元丰五年（1082年）以后，他开始寻访晋人法帖，得到了王献之的《中秋帖》。这先人为主的大令帖（王羲之第七子，官至中书令，人称“王大令”），对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但生性不羁的米芾并不满足于王献之的字，早在绍圣年间就喊出了“老厌奴书不换鹅”，“一洗二王恶札”。

尽管如此，此时的米芾书法并没有定型，他在元祐三年（1088年）书写的《苕溪帖》《殷令名头陀寺碑跋》《蜀素帖》，虽然写于一个半月之内，风格却有较大的差异，还没有完全走出集古字的门槛。元祐六年（1091年）后，米芾卜居海岳庵时，又学过羊欣书法。直到“既老始自成家，人见之，不知何以为主”时才最后完成了自己风格的确立，大概在五十岁以后。

在定型的书法作品，由于米芾过于不羁，一味好“势”，即使小楷如《向太后挽词》也是如此。这“势”固是优点，但同时又成了他的缺陷。“终随一偏之失”，黄庭坚之评价褒贬分明，应该是比较客观的、公道的。宋人黄长睿评其书法，“但能行书，正草殊不工”，当时所谓“正”，并无确指，不一定是如今的“正楷”，倘指篆隶，倒也恰当。米芾篆隶，的确不甚工，草书也写得平平。他后来对唐人的草书持否定态度，又囿于对晋草的见识，成绩平平自然在所难免。

米芾以书法，若论体势骏迈，则当属第一。证之其书法，二十四岁的临桂龙隐岩题铭摩崖，略存气势，全无自成一家的影子；三十岁时的《步辇图》题跋，亦使人深感天资实逊学力。三十岁时在长沙为官，曾见岳麓寺碑，次年又到庐山访东林寺碑，且都题了名。元祐二年（1087年）还用张萱画六幅、徐浩书二帖与石夷庚换李邕的《多热要葛粉帖》。

书写技法

米芾作书十分认真，不像某些人想象的那样，不假思索一挥而就。米芾自己说：“余写《海岱诗》，三四次写，间有一两字好，信书亦一难事”（明范明泰《米襄阳外记》）。一首诗，写了三四次，还只有一两字自己满意，其中的甘苦非个中行家里手不能道，也可见他创作态度的严谨。

米芾有很多特殊的笔法，如“门”字右角的圆转、竖钩的陡起以及蟹爪钩等，都集自颜之行书；外形竦削的体势，当来自欧字的模仿，并保持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沈传师的行书面目或与褚遂良相似；米芾大字学段季展，“独有四面”、“刷字”也许来源于此；褚遂良的用笔最富变化，结体也最为生动，合米芾的脾胃，曾赞其字，“如熟驭阵马，举动随人，而别有一种骄色”。 

米芾对书法的分布、结构、用笔，有着他独到的体会。要求“稳不俗、险不怪、老不枯、润不肥”，大概姜夔所记的“无垂不缩，无往不收”也是此意。即要求在变化中达到统一，把裹与藏、肥与瘦、疏与密、简与繁等对立因素融合起来，也就是“骨筋、皮肉、脂泽、风神俱全，犹如一佳士也”。章法上，重视整体气韵，兼顾细节的完美，成竹在胸，书写过程中随遇而变，独出机巧。

米芾的用笔特点，主要是善于在正侧、偃仰、向背、转折、顿挫中形成飘逸超迈的气势、沉着痛快的风格。字的起笔往往颇重，到中间稍轻，遇到转折时提笔侧锋直转而下。捺笔的变化也很多，下笔的着重点有时在起笔，有时在落笔，有时却在一笔的中间，对于较长的横画还有一波三折。勾也富有特色。

米芾的书法中常有侧倾的体势，欲左先右，欲扬先抑，都是为了增加跌宕跳跃的风姿、骏快飞扬的神气，以几十年集古字的浑厚功底作前提，故而出于天真自然，绝不矫揉造作。学米芾者，即使近水楼台如者也不免有失“艰狂”。宋、元以来，论米芾法书，大概可区分为两种态度：一种是褒而不贬，推崇甚高；一种是有褒有贬，而褒的成分居多。持第一种态度的，可以苏轼为代表。强调要在气质、意趣等方面严格分辨二者的区别”（阮璞《苏轼的文人画观论辨》）。他所谓的“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合于天造，厌于人意”等，都是以传统的造诣、功力、格法标准来要求绘画的。简单地说，就是旧的传统，新的趣味。同是文入画之祖的米芾却不屑于这样的调和，米芾的成功在于通过某种墨戏的态度和母题选择达到了他认可的文人趣味。米芾意识到改变传统的绘画程式和技术标准来达到新的趣味的目的。 

米芾自称“刷字”，明里自谦而实点到精要之处，“刷字”，体现他用笔迅疾而劲健，尽心尽势尽力。他的书法作品，大至诗帖，小至尺牍、题跋都具有痛快淋漓，欹纵变幻，雄健清新的特点。从存世界的近六十幅米芾的手迹来看，“刷”这一个字正将米字的神采活脱脱地表现出来。 

绘画

米芾作为北宋著名的画家，处在一个文人画的成熟时代，其绘画题材十分广泛，人物、山水、松石、梅、兰、竹、菊无所不画；米芾在山水画上成就最大，但他不喜欢危峰高耸、层峦叠嶂的北方山水，更欣赏的是江南水乡瞬息万变的“烟云雾景”，“天真平淡”，“不装巧趣”的风貌；所以米芾在艺术风格里追求的是自然。他所创造的“米氏云山”都是信笔作来，烟云掩映。

米芾的绘画源出董源。董氏的绘画多写江南山色，米芾已有的评述都是从整体气氛着眼的，但米芾并没有从中寻找适合表达的东西。米芾讲究“不取工细，意似便已”，他虽有临摹“至乱真不可辨”的本领，却更热衷于“画山水人物，自成一家”，通过一番选择，米芾找到董源所用的“点”。本来，董源的“点”是披麻皴的辅助因素，服从于表现自然质地的需要，点与其他造型手段一起构成了某种写意的整体气氛；在巨然的笔下，尤其是山头的焦墨点苔使笔墨本身具有了某种独立意味的写意效果。董、巨的点都有受制于造型目的的性质。在二米的笔下，点已几乎成为造型的全部，且有了相当程度的写意性。所谓“落茄皴”，事实上就是一种以点代皴的写意画法，“用圆深凝重的横点错落排布，连点成线，以点代皴，积点成片，泼、破、积、渍、干、湿并用，辅以渲染表现山林、树木的形象和云烟的神态”。完全放弃钩皴点擦的传统方法。卧笔中锋变化的随意偶然效果，不拘常规，不事绳墨，远远超出同时代人的眼界，难怪当时并没有积极的反应，甚至遭到“众嘲”、“人往往谓之狂生”。（《画继·轩冕才贤》）

米芾画迹不存在于世，米芾自著的《画史》记录了他收藏、品鉴古画以及自己对绘画的偏好、审美情趣、创作心得等。

收藏

米芾的成功在于通过某种墨戏的态度和母题选择达到他认可的文人趣味，米芾意识到改变传统的绘画程式和技术标准来达到新的趣味的目的。究其原因：米芾首先是一个收藏宏富的收藏家，鉴定家，对历代绘画的优劣得失了然于胸，更多考虑的是绘画本体的内容。 

米芾对中华古典赏石文化的最大贡献是他通过长期的赏石实践，以一个艺术家独到的审美体验，先后成就了一部《砚史》和言简意赅的“相石四法”。 

砚石古又称“研山”，属文房石类。米芾不仅收藏、赏玩各种天然奇石，还是个痴迷如命的收藏和研究砚石的先驱者之一。他所著《砚史》，《四库全书提要》曾给予很高评价，对后世研究砚石的影响很大，而他收藏名砚的故事也十分传奇。南唐后主李煜藏砚甚多，其中“三十六峰砚”和“七十二峰砚”都曾被米芾收藏并研究过。 李后主死后，此砚石流落民间，流转数十人家，米芾爱极，曾以五百两黄金购得。后不慎又将此物丢失。米芾痛惜万分，曾赋诗云：“砚山不可见，我诗徒叹息。唯有玉蟾蜍，向予频泪滴。”

米芾所作《砚史》虽逾千年，但对后人研究、认识文房古砚的材质、形制、纹饰乃至制砚工艺等方方面面都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他的“相石四法”在中华赏石文化史上的理论地位也极其重要，这一理论不但引领了当时的赏石潮流，至今仍然是赏石界“回归古典，感恩本真”的经典。 

理论

米芾除书法达到极高的水准外，其书论也颇多。在书法理论上，尤其是对草书理论上极力反对唐朝书法尚法循规的法度，过分注重魏晋平淡天真，崇尚二王的法度。著有《书史》《海岳名言》《宝章待访录》《评字帖》等。显示了他卓越的胆识和精到的鉴赏力，对前人多有讥贬，然决不因袭古人语，为历代书家所重，但过头话也不少，诮颜柳、贬旭素，苛刻求疵。

集古出新，追求个性创造
米芾在《海岳名言》中说：“吾书小字行书有如大字。唯家藏真迹跋尾，间或有之，不以与求书者。心既贮之，随意落笔，皆得自然，备其古雅。壮岁未能立家，人谓吾书为集古字，盖取诸长处，总而成之。既老，始自成家。人见之，不知以何为祖也。” 言语之间无不充溢着豪迈之情。米芾的“集古字”，其实就是他学习书法的经历。米芾学习唐人书法后进行反思，发现唐人书法的缺陷与不足继而转学晋人“尚韵”的用笔精髓，以期望达到潇洒俊逸、平淡天真的意境。米芾集众家之长，这在本质上讲是他立意创新对“趣”追求的心理表现。

贬唐崇晋，源于审美选择

米芾初学书法是由唐入手，只不过是米芾在深入地临学唐人书法之后，对唐代的书法进行反思，发现颜真卿、柳公权、褚遂良等唐人书法受楷书法度的过分约束，书法的“趣”的审美趣味无法体现出来，才开始产生批唐意识。米芾书论《海岳名言》中对唐人书法评论中看出：“欧、虞、褚、柳、颜皆一笔书也。安排费工，岂能垂世，李邕脱子敬体，乏纤浓……”由此可见，米芾是在发现唐人书法过度重视法度，致使唐楷“趣味”逐渐缺失，呈现出过度的程式化和理性的弊端，这和米芾所追求的潇洒自然的“真趣”是相悖的。然而，晋朝的书法讲求的是自然率真的审美境界和米芾所追求的“真趣”审美不谋而合。

诗歌

米芾晚年居润州丹徒（今属江苏），有山林堂。故名其诗文集为《山林集》，有一百卷，现大多散佚。如今传世有《宝晋英光集》。米芾能书又能诗，诗称意格，高远杰出，自成一家。尝写诗投许冲元，自言“不袭人一句，生平亦未录一篇投豪贵”，别具一格为其长，刻意求异为其短。 

主要作品

研山铭

《研山铭》手卷，水墨纸本，高36厘米，长138厘米，分三段。第一段为米芾用南唐澄心堂纸书写三十九个行书大字：“研山铭五色水浮昆仑潭在顶出黑云挂龙怪烁电痕下震霆泽厚坤极变化阖道门宝晋山前轩书。”在运笔上刚劲强健，具奔腾之势，筋雄骨毅，变化无穷。结字上，自由放达，倾侧之中含稳重，因而端庄之中婀娜多姿，较之《多景楼诗》《虹县诗》少些飞白灵动，更具刚劲、奔腾、沉顿雄快，乃米书成熟之作，为米芾书法中之精品。启功先生赋诗赞曰：“羡煞襄阳一枝笔，玲珑八面写秋深。”

此手卷流传有序，曾经入北宋、南宋宫廷。南宋理宗时被右承相贾似道收藏。递传到元代，被元代最负盛名的书画鉴藏家柯九思收藏。清代雍正年间，被书画鉴赏家，四川成都知府于腾收藏。由于历史的原因，此卷不幸流落到东瀛，被日本有邻博物馆收藏。 

蜀素帖

《蜀素帖》，亦称《拟古诗帖》，墨迹绢本，行书。纵29.7厘米，横284.3厘米；书于宋哲宗元祐三年（1088年），米芾三十八岁时，共书自作各体诗八首，计71行658字，署黻款。《蜀素帖》明代归项元汴、董其昌、吴廷等著名收藏家珍藏，清代落入高士奇、王鸿绪、傅恒之手，后入清内府，现存台湾故宫博物院。

《蜀素帖》书于乌丝栏内，但气势丝毫不受局限，率意放纵，用笔俊迈，笔势飞动，提按转折挑，曲尽变化。《拟古》二首尚出以行惜，愈到后面愈飞动洒脱，神采超逸。米芾用笔喜"八面出锋"，变化莫测。此帖用笔多变，正侧藏露，长短粗细，体态万千，充分体现了他“刷字”的独特风格。因蜀素粗糙，书时全力以赴，故董其昌在《蜀素帖》后跋曰：“此卷如狮子搏象，以全力赴之，当为生平合作”。另外，由于丝绸织品不易受墨而出现了较多的枯笔，使通篇墨色有浓有淡，如渴骥奔泉，更觉精彩动人。

虹县诗卷

《虹县诗卷》系米芾撰、书的两首七言诗的大字行书法帖。纸本墨迹卷，共37行，每行2、3字不等。米芾传世作品中，大字书法很少，大字也非米芾所长，米芾尝自称其书为“刷字”，这一点在他的大字中表现得比较明显。该帖轻重缓急，节奏感极强，用墨则干湿浓淡，浑然一体，得天成之趣。如起首“虹县旧题云快霁一天清淑”11字，一气呵成，笔虽干而不散。帖后有金大定13年刘仲游跋。今有影印本行世。

此卷为米芾途经风光明媚的虹县（今安徽泗县）时，挥毫写就的自作诗。米芾的大字行书传世极少，而这件又是其最晚年的大字代表作，因而十分珍贵。

多景楼诗册

《多景楼诗册》是米芾晚期作品，用笔老辣、厚重，间架欹侧中见稳健，极为豪放，笔力雄伟。“刷字”的运笔方式在此册中表现得极为明显，许多笔画的起笔呈现散开的锋毫。一些竖笔、撇笔因运行急速而留出飞白。整幅作品气势豪迈，跌宕的笔画间蕴涵着巨大的张力。

《多景楼诗册》由11开册页组成，每页纸本纵31.2厘米、横53.1厘米，共写有41行字，每行有的为二三字，有的则只有一字，充分显示了米芾大字行书的磅礴气魄。《多景楼诗册》原为长卷，在宋时已被人装裱成册，明清时期为不少收藏家递藏，是流传有序的书法巨迹。 

苕溪诗卷

全称《将之苕溪戏作呈诸友诗卷》，米芾书，纸本，行书，纵30．3厘米，横189．5厘米。北京故宫博物院藏。全卷35行，共394字，末署年款“元戊辰八月八日作”，知作于宋哲宗元祐三年戊辰（公元1088年），时米芾38岁。开首有句“将之苕溪戏作呈诸友，襄阳漫仕黻”。知所书为自撰诗，共6首。

此卷用笔中锋直下，浓纤兼出，落笔迅疾，纵横恣肆。尤其运锋，正、侧、藏、露变化丰富，点画波折过渡连贯，提按起伏自然超逸，毫无雕琢之痕。其结体舒畅，中宫微敛，保持了重心的平衡。同时长画纵横，舒展自如，富抑扬起伏变化。通篇字体微向左倾，多攲侧之势，于险劲中求平夷。全卷书风真率自然，痛快淋漓，变化有致，逸趣盎然，反映了米芾中年书的典型面貌。吴其贞《书画记》评此帖曰：“运笔潇洒，结构舒畅，盖教颜鲁公化公者。”道出了此书宗法颜真卿又自出新意的艺术特色。

此卷末有其子米友仁跋：“右呈诸友等诗，先臣芾真足迹，臣米友仁鉴定恭跋。”后纸另有明李东阳跋。据鉴藏印记，知此帖曾藏入南宋绍兴内府，明杨士奇、陆水村、项元汴诸家，后入清乾隆内府，并刻入《三希堂法帖》。

附录作品列表

人物评价

综合评价

人民网：

米芾是北宋最杰出的艺术大家之一，造诣全面，主要体现在书法、绘画与收藏三个方面。

米芾书工各体，尤以行草见长，与苏轼、黄庭坚、蔡襄合称“宋四家”，其“刷字”书风至今盛行不衰。他首创以繁密的墨点堆叠成山峰，表现云雨中山峦的浑厚润泽，效果独特，前无古人，画史称“米点山水”，推为文人山水画的开山巨擘。可惜没有真迹流传于世，我们只能从他儿子米友仁的《潇湘奇观图》以及后世无数仿学之作中见其端倪。米芾雅好奇石，留下过“米颠拜石”的典故。作为书画家，他还特别喜欢罗致名砚和各种文房佳器。历代名家的书画精品当然更不肯放过。凡经他收藏、品题之物，无不身价倍增。 

新华网：米芾一生官阶不高，这与他不善官场逢迎，又为人清高有关。米芾是一个有真才实学的人，不善官场逢迎。使他赢得了很多的时间和精力来玩石赏砚钻研书画艺术，对书画艺术的追求到了如痴如醉的境地，他在别人眼里与众不同，不入凡俗的个性和怪癖，也许正是他成功的基石。他曾自作诗一首：“柴几延毛子，明窗馆墨卿，功名皆一戏，未觉负平生。”他就是这样一个把书画艺术看得高于一切的恃才傲物人。 

名人评价

《宋史·文苑传》：

芾特妙于翰墨，沈著飞，得王献之笔意。 

书法家启功：能在中国的北京看到米芾的《研山铭》，饱了眼福。过去看《研山铭》的照片高兴，临《研山铭》高兴。今天我90多岁了，看到了真的《研山铭》原作，是眼福啊！能多看几天就多看几天。

明代庐州府同知刘师朱：清风灏气，至今袭人。

清代书法家王文治：天姿辕轹未须夸，集古终能自立家。

宋朝苏东坡：①米书超逸入神。②平生篆、隶、真、行、草书，风樯阵马，沉著痛快，当与钟、王并行，非但不愧而已。 

明代书法家董其昌：①沉着痛快，直夺晋人之神。②米元章书，笔锋灿烂，少奇多怪，意到力寡，正当逸处，却有懒笔。如高阳酒徒，醉后便欲凭儿。 

《宋史·米芾传》：特妙于翰墨，沉着飞翥，得王献之笔意。

宋代黄山谷：余尝评米元章书如快剑斫阵，强弩射千里，所当穿彻，书家笔势亦穷于此。然似仲由未见孔子时风气耳。 

宋高宗赵构：米芾得能书之名，似无负于海内。芾于真楷、篆、隶不甚工，惟于行、草诚入能品。以芾收六朝翰墨，副在笔端，故沉着痛快，如乘骏马，进退裕如，不烦鞭勒，无不当人意。然喜效其法者，不过得外貌，高视阔步，气韵轩昂，殊不究其中本六朝妙处酝酿，风骨自然超逸也。 

《米公墓志铭》：平居退然，若不能事事；至官，下则率职不苟，喜为教戒，吏民初为烦，已而安之。时亦越法纵舍，有足大者。

明代宋濂：予尝评海岳翁书如李白醉中赋诗，虽其姿态倾倒，不拘礼法，而口中所吐，皆成五色文。 

后世影响

米芾《淡墨秋山诗帖》自宋代以来，米芾的书法影响可谓是举足轻重。米芾的法书，一般认为，学米书的第一家，应推他的长子米友仁，子承父传，颇有建树，小米的《动止持福帖》颇具老米风格。宋代魏了翁《鹤山集》云：“元晖书虽不逮其父，然如王谢子弟，自有一种风格。”

米芾书法对后世的影响主要是在南渡之后。据记载，由于绍兴天子访求其书，广为收罗，藏之内府，始贵重于天下，并命人镌刻《绍兴米贴》于是天下翕然学米。

南渡后，张孝祥、吴琚、范成大、张即之、赵孟坚等先后取法米书，颇有成就。南宋孝宗、宁宗时代的吴琚，字居父，居云壑居士，高宗宪圣皇后的侄子，太守郡王吴益之子。官至镇安军节度使，判建康府兼留守。《书史会要》评他：“字划类米芾，而峻峭过之。”《容台别集》也有记载 。其专学米芾书法，是公认的学米高手，他的精品几乎可以与米芾书法乱真。其用笔侧锋居多，锋芒较露，强调轻重对比，行笔轻捷。由于皇帝的推崇，秘书在民间也大受欢迎。米芾的影响不仅限于南宋，与南宋对垒的金朝，也盛行米书，代表者为米芾之甥王庭筠。其书法和枯木竹石学米芾，重视笔墨情趣，不为成法所囿，上逼古人。王庭筠是米芾书法的追随者，研习米字又取法晋唐，为世人所称道。他的书法深得米芾风格，气度不凡，但锋芒稍微险敛，结构趋于端稳，气息平和舒缓 。

元代书家极力复古，回归晋唐，大都受赵孟頫的影响。白珽、张铎、李元珪等人却舍赵学米。米芾《珊瑚帖》跋尾有世族至元间人施光远书，尚得大米遗意，但运笔缺乏骏迈之势。

明朝初期和中叶，沿袭元代书派，大体上仍不脱赵孟頫的风格，此外，宋克，“二沈”（沈度，沈粲）之书，亦颇流行，之后，学米渐众，因明人喜欢游戏翰墨，追求奔放纵逸，米书正好迎合他们的这种性情。诸如张弼、李应桢、祝允明、文征明、陈淳、莫是龙、徐渭、邢侗、米万钟、董其昌、王铎等，各得其所。其中，董其昌，王铎成就最高，影响最大。

清代碑学兴起，别开格局。但帖学余风未减，傅山、查士标、许友、笪重光、王鸿绪、姜宸英、张照、陈弈禧、王澍、翁方纲、王文治、梁同书、翁同龢、钱沣等人依然坚持帖学的道路，他们虽然深受董其昌书风的影响，却能旁涉米芾以及其他名家书迹，寻求属于自己的艺术天地。

米芾的书法影响深远，民国以来，人们对米芾书法艺术和研究又进入一个新的时期，研究的领域也越来越宽。尤其是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研习米书更是蔚然成风，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

趣闻轶事

装癫索砚

米芾喜爱砚台至深，为了一台砚，即使在皇帝面前也不顾大雅。一次宋徽宗让米芾以两韵诗草书御屏，实际上也想见识一下米芾的书法，因为宋徽宗也是一个大书法家，他创造的“瘦金体”也是很有名气的。米芾笔走龙蛇，从上而下其直如线，宋徽宗看后觉得果然名不虚传，大加赞赏。米芾看到皇上高兴，随即将皇上心爱的砚台装入怀中，墨汁四处飞溅，并告皇帝：此砚臣已用过，皇上不能再用，请您就赐予我吧?皇帝看他如此喜爱此砚，又爱惜其书法，不觉大笑，将砚赐之。米芾爱砚之深，将砚比做自己的头，抱着所爱之砚曾共眠数日。他爱砚不仅仅是为了赏砚，而是不断地加以研究，他对各种砚台的产地、色泽、细润、工艺都作了论述，著有《砚史》一书。 

米公洗墨

米芾是一位受人崇敬的清官廉吏。据史料记载，米芾为官的一大特点是“用文雅为治，尚礼教，祛淫祠”。北宋绍圣四年，米芾出任江苏安东县（今涟水县）知县，主政两年，多有惠政。期满离任时，乡绅百姓略备薄礼为他送行以示感念，米芾一一婉拒，并再三叮嘱家人：“凡公之物，不论贵贱，一律留下，不得带走”，还亲自逐一检点行李，生怕家人暗自夹带。米芾发现自己常用的一支毛笔上沾有公家的墨汁，便让家人把砚台、毛笔洗干净后，方离开县衙。米芾临池洗墨，不带走安东的一点点墨汁，清清白白上路，一时传为佳话。后人为了纪念他，把他洗墨的水池取名为“米公洗墨池”并立碑记之。 

米芾拜石

米芾一生非常喜欢把玩异石砚台，有时到了痴迷之态。据《梁溪漫志》记载：他在安徽无为做官时，听说濡须河边有一块奇形怪石，当时人们出于迷信，以为神仙之石，不敢妄加擅动，怕招来不测，而米芾立刻派人将其搬进自己的寓所，摆好供桌，上好供品，向怪石下拜，念念有词：我想见到石兄已经二十年了，相见恨晚。此事日后被传了出去，由于有失官方体面，被人弹劾而罢了官。但米芾一向把官阶看的并不很重，因此也不怎么感到后悔，后来就作了《拜石图》。作此图的意图也许是为了向他人展示一种内心的不满。李东阳在《怀麓堂集》时说：“南州怪石不为奇，士有好奇心欲醉。平生两膝不着地，石业受之无愧色。”这里可以看出米芾对玩石的投入与对傲岸不屈的刚直个性。大有李白“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的情怀，并开创了玩石的先河。 

满庭芳由来

苏轼将密云龙奉为至宝。除了“四学士”和廖正一，书画名家米芾，也是苏轼的座上客。元祐四年（1089），苏轼出任杭州太守，途经扬州时，曾召米芾前来相见。苏轼再次拿出“密云龙”，与他共享。米芾则为此曾写下《满庭芳》，词题就叫《咏茶》。不言而喻，词中的“美盼”“娇鬟”就是朝云，这一年她二十六七岁，正是女人一生中最为光艳动人的时刻。只见她在帘外燃起小炉，轻轻倒进瓶中专用的泉水，不一会儿，紫色的沙瓯里色如玉乳，轻涛微翻。朝云轻挽翠袖，“稳步红莲”，恭恭敬敬地将茶献到客人面前，素有“米癫”之称的青年米芾早已既醉又癫，愁妒齐翻。直到朝云歌声响起，他才再度清醒，止不住对她频频顾盼，心生艳羡，直到曲终人散。

早期签名

米芾的书画作品多为人所收藏。今人恰恰可以从他自己的书画题签上发现“芾”的读音。原来，米芾早先签名都写作“黻”字，而“黻”字只有一个读音。米芾在自己写的《〈王子敬帖〉跋》中说：“崇宁元年（1102年）五月十五日，易跋手装，时以芾字行，适一纪。”一纪就是12年，从崇宁元年往前推算12年，即为元祐六年（1091年），这年米芾41岁。也就是说，元祐六年（1091年）米芾41岁时，才改称米黻为米芾，这个“芾”是由“黻”改来的。

以假乱真

米芾的书画水平很高，尤其临摹功夫很深，现今看到的“二王”的一些作品，都不是“真迹”，而是米芾的仿制品。传说，有一次，一个书画商人拿着一幅唐人的真迹，扣开了米芾的大门，有意要卖给米芾。价钱有点高。米芾说，你先放这里，五天后你再来，我若要，你把钱拿走；我若不要，你把画拿走。米芾说完，商人走了。到了第七天，商人来了。米芾说，画我看了，不错，价钱太高，你又不让价，就请你把画拿走吧，说着把画打开，并说，你看好，是不是这张画。商人客气地答道：没错。商人把画拿走了。第二天，商人拿着画又来了，一见面米芾就笑着说，我知道你今天准来，有朋友请我，我都没去，在这儿等你。商人心里马上明白了，说：是我眼拙，把您的临本拿走了，今天特来奉还。米芾大笑道：你不来找我，我也一定会去找你，你拿走了临本，我心里特别高兴，有一种说不出的愉快。商人取起原本真迹，临本还给米芾。

洁癖严重

米芾非常爱干净，只要用手拿过东西，马上就把手洗一遍。因此无论走到哪里，仆人都带着一壶水，随时准备着伺候。米芾洗手从不用盆，嫌盆里的水不干净。仆人用一把银壶倒着水，米芾用手接着水洗，洗完后还不用毛巾擦，两只手拍打拍打，直到晾干为止。

对于自己的私人物品，米芾不准任何人染指。有一次上朝时，米芾的朝靴被人动了一下，这下麻烦大了。回到家，米芾把朝靴洗了又洗，刷了又刷，最后把朝靴洗破了、穿不成才算结束。自己的东西别人不能动，别人用过的东西，米芾当然更不会使用，为此甚至不惜丢官贬职。米芾曾担任太常博士，主持朝廷祭祀活动的时候，要穿规定的祭服。米芾嫌祭服有人穿过，就拿回去洗一遍又一遍，结果把祭服洗得变了色，自己也被罢了职。

最为可笑的是，米芾给女儿定亲的时候，挑来选去总是感觉不合适。后来有个南方来的小伙子，名叫段拂，字去尘。米芾一看这个名字就高兴地说：“这个年轻人好，已经拂去灰尘了，再去一次尘那就更干净。”满意地把女儿嫁了过去。 

故弄玄虚

米芾狡狯，偶尔自夸也在情理中，正如前人所云“高标自置”。米芾自叙学书经常会有些故弄玄虚，譬如对皇帝则称“臣自幼便学颜行”。但是米芾的成功完全来自后天的苦练，丝毫没有取巧的成分，米芾每天临池不辍，举两条史料为证：“一日不书，便觉思涩，想古人未尝半刻废书也。”“智永砚成臼。米芾富于收藏，宦游外出时，往往随其所往，在座船上大书一旗“米家书画船”。 

史籍记载

翁方纲《米海岳年谱》

《宋史·米芾传》 

亲属成员

五世祖

米信，

宋初勋臣，淳化五年（994年）卒，六十七岁。 

父亲

米佐，字光辅，官左武卫将军，赠中散大夫、会稽（县）公。 

母亲

阎氏，曾为宋英宗赵曙皇后高氏的乳娘。 

子女

米友仁（1086-1165），小名尹仁、寅孙、鳌儿，字元晖，人称小米。继承父法，少量的作品传世，如《云山墨戏图》《潇湘白云图集》。 

后世纪念

米芾墓

米芾墓在江苏省镇江市南郊鹤林寺附近的黄鹤山北麓，为北宋晚期大书画家米芾的衣冠冢。墓有石扩，直径11米，坟包径约4米，外包护石。王有台阶60级，两边置玉带坡，墓道由上而下向北伸，长60米。坟前墓碑，上刻1987年春重修，中央部分镌刻“宋礼部员外郎米芾元章之墓，曼殊后学启功敬题”。墓门两侧各有一个下方上圆雕刻云朵纹的大理石柱，墓前50多米处尚有石坊柱一对，上刻联语：“抔土足千秋襄阳文史宜和笔，丛林纳数武来朝郎署米家山。”自米芾墓重修以来，每年接待包括日韩东南亚在内的大量海内外的游客，许多慕名而来的文人骚客将之视为“文化之冢”。 

米公祠

米公祠（米芾纪念馆），原名米家庵，始建于元，扩建于明，后改名米公祠，是为纪念中国宋代著名书法家米芾而修建的祠宇。自清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始，先后由米芾第十八代孙米瓒、十九代孙米爵、二十代孙米澎重建；清同治四年（1865年）再建。祠内有纪念性建筑拜殿、宝晋斋、仰高堂等。并珍藏有清雍正八年（1730年）由其后裔摹刻的米芾手书法巾45碣，其它碑刻145碣。《米公祠及其石刻》1956年被公布为湖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6年05月25日，米公祠作为清代古建筑，被国务院批准列入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 

米公祠始建无考，《襄阳县志》载：元末明初毁于兵燹，明代曾重修，并由太子太保吏部尚书郑继之于万历四十七年（公元前619年）撰书《米氏世系碑》，记述米氏故里的沿革。

米芾书法公园

中国米芾书法公园，位于江苏省镇江市丹徒新城十里长山文化园西北侧，依托十里长山，毗邻谷阳湖和镇江市大学城，占地面积40.5公顷。总建筑面积一万平方米，根据场地自然特征和景观特色，分为四大功能区域：书法体验区、书法展示区、书法教研区和文化休闲区。是中国唯一以书法家姓名命名的文化主题公园。2015年02月，晋升为国家4A级景区。 

北宋著名书法家、鉴藏家、美术理论家米芾自徒居丹徒，在丹徒生活达四十年之久。为纪念这位与丹徒有着历史渊源的艺术巨匠，建设米芾书法公园。

人物生平

蔡襄生于宋真宗大中祥符五年二月十二日（1012年3月7日）。家族世居仙游县枫亭驿，初务农，曾为泉州吏员。母亲卢氏，惠安县德音里（今后龙乡）圭峰村名士卢仁之女。蔡襄童年时受到外祖父的严格教育。

蔡襄15岁参加乡试，18岁游京师，入国子监深造。天圣八年（1030年），参加开封乡试获第一名。

天圣九年（1031年）登进士第十名。天圣十年（1032年），授漳州军事判官，任职四年。

庆历三年（1043年），蔡襄主持谏院衙署，遇事从不回避，奏疏忠诚恳切，大都关系天下利弊、一时缓急。他认为国家安危取决于人事，君主要知人善任、辨别邪正。由于有蔡襄这样的人直言敢谏，那些权贵心怀畏惧，多有收敛。

庆历四年（1044年），蔡襄调任福州知州，庆历六年秋改任福建路转运使。蔡襄在福州见百姓患病不就医而向巫觋求拜，多为蛊毒所害，撰《圣惠方后序》，刊刻于碑，劝病者就医治疗，并采取措施，取缔巫觋，“禁绝甚严，凡破数百家，自后稍息。”蔡襄还撰《福州五戒文》，以戒除陋俗。蔡襄倡议官吏，发动百姓，从福州大义至泉州、漳州700余里的大道两旁栽植松树，荫庇大道，故民谣歌颂道：“夹道松，夹道松，问谁栽之，我蔡公；行人六月不知暑，千古万古摇清风”。

庆历八年（1048年），蔡襄因父亲去世而离职。

皇祐三年（1051年），蔡襄回朝修《起居注》，参加政事。

皇祐四年（1052年），迁任起居舍人、知制诰兼判注内诠。

嘉祐元年（1056年），蔡襄再知福州。在任上劝学兴善，传播医治蛊毒的药方，教育民众遵法为善，改变陋习，监督官吏深得民心。

至和、嘉祐年间（1054年—1063年），蔡襄两次知泉州，第一次自至和三年二月至嘉祐元年六月，第二次自嘉祐二年七月至嘉祐五年秋。蔡襄在泉州任上，首先整顿吏治。当时晋江县令章拱之贪赃枉法，蔡襄奏疏弹劾，把他革职为民。后朝廷发现这是冤案，蔡襄因而被贬。他又修建沿海州县城池，加强军事防备，教习舟船熟记水势，防备海寇。泉州城东郊有洛阳江，下游出海口江面宽五里，有渡口名万安渡。“每风潮交作，数日不可渡”，“沉舟被溺，死者无算”。并奏请减免漳、泉、兴三州身丁钱一半，大大减轻民众负担。

蔡襄知泉州时期，连年发生旱灾，他调动民力，加强水源管理，制定《龟湖塘规》，制止用水纠纷。他任转运使期间又在郡南小乌石山访得一泉，通知泉州地方官好好管理，供民众饮用和灌田。治平年间（1064年～1067年），晋江县令王克俊在摩崖刻“蔡公泉”三字以为纪念。

嘉祐五年（1060年）秋，仁宗皇帝召拜蔡襄为翰林院学士权三司使，翌年二月赴京，拜翰林学士权理三司使，主管朝廷财政。此时，宋廷财政入不敷出，“积贫”已深。襄善于理财，“较天下盈虚出入，量入以制用。划剔蠹，簿书纪纲，纤悉皆可法”。不久，英宗继位，正式任命蔡襄为三司使。蔡襄撰《国论要目》一文，阐述改革主张，提出择官、任才、去冗、辨邪佞、正刑、抑兼并、富国强兵的改革方案。英宗不但不采纳，反而夺其三司使职。蔡襄在朝廷难于容身，请求外任。

治平二年（1065年），蔡襄出知杭州，拜端明殿学士后才去上任。

治平三年（1066年）十月，母亲卢氏去世，蔡襄护丧南归。

治平四年（1067年）八月十六日（9月27日），蔡襄在家中逝世，享年56岁，赠吏部侍郎，后加赠少师。葬在枫亭蔡岭，欧阳修撰《端明殿学士蔡公墓志铭》。

宋孝宗淳熙三年（1176年），其曾孙蔡洸为蔡襄奏请谥于朝，孝宗赐谥“忠惠”。

宋宁宗庆元年间（1195年—1200年），在洛阳桥南街尾建蔡襄祠。 后人在他墓前立柱题联云：“四谏经邦，昔日芳型垂史册；万安济众，今朝古道肃观瞻。”

主要成就

书法艺术

书法史上论及宋代书法，素有“苏、黄、米、蔡”四大书家的说法，他们四人被认为是宋代书法风格的典型代表。“宋四家”中，前三家分别指苏轼（东坡）、黄庭坚（涪翁）和米芾（襄阳漫士）。宋四家中，蔡襄年龄辈份，应在苏、黄、米之前。从书法风格上看，苏轼丰腴跌宕；黄庭坚纵横拗崛；米芾俊迈豪放，他们书风自成一格，苏、黄、米都以行草、行楷见长，而喜欢写规规矩矩的楷书的，还是蔡襄。蔡襄书法其浑厚端庄，淳淡婉美，自成一体。展卷蔡襄书法，顿觉有一缕春风拂面，充满妍丽温雅气息。其书法在其生前就受时人推崇备至，极负盛誉，最推崇他书艺的人首数苏东坡、欧阳修。苏东坡在《东坡题跋》中指出：“独蔡君谟天资既高，积学深至，心手相应，变态无穷，遂为本朝第一。然行书最胜，小楷次之，草书又次之……又尝出意作飞白，自言有翔龙舞凤之势，识者不以为过。””欧阳修对蔡襄书法的评价真是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欧阳修说：“自苏子美死后，遂觉笔法中绝。近年君漠独步当世，然谦让不肯主盟。”（《欧阳文忠公集》）黄庭坚也说：“苏子美、蔡君漠皆翰墨之豪杰。”（《山谷文集》）沈括在《梦溪笔谈》中评论蔡襄的草书“以散笔作草书，谓之散草，或曰飞草，其法皆生于飞白，自成一家。存张旭怀素之古韵，有风云变幻之势，又纵逸而富古意。”《宋史·蔡襄传》称他：“襄工于手书，为当世第一，仁宗尤爱之。”许将《蔡襄传》说：“公于书画颇自惜，不妄为人，其断章残稿人悉珍藏，仁宗尤爱称之。”朱长文《续书断》：“蔡襄书颇自惜重，不轻为书，与人尺牍，人皆藏以为宝。仁宗深爱其迹……及学士撰《温成皇后碑》文，敕书之，君谟辞不肯书。”从以上三段记载中，可以知道，蔡襄书法从天子到普通百姓都十分珍惜。由于他颇自惜，不妄为人书，所以传世作品较少。另外可以看出当时书坛的风气已完全转向了诗文尺牍，而书碑则被看作是一技夫役役之事，为士大夫所不屑为，甚至连帝王的敕命也已不能左右之。这与唐代以前的情况有着根本的不同。不是一个开宗立派的大师。

总体上看，他的书法还是恪守晋唐法度，创新的意识略逊一筹。但他却是宋代书法发展上不可缺的关纽人物。他以其自身完备的书法成就，为晋唐法度与宋人的意趣之间搭建了一座技巧的桥梁。

蔡襄传世墨迹有《自书诗帖》、《谢赐御书诗》，以及《陶生帖》、《郊燔帖》、《蒙惠帖》墨迹多种，碑刻有《万安桥记》、《昼锦堂记》及鼓山灵源洞楷书“忘归石、”“国师岩”等珍品。蔡襄擅长正楷，行书和草书，北宋著名书法家，为“宋四家”之一。蔡襄以督造小龙团茶和撰写《茶录》一书而闻名于世。而《茶录》本身就是一件书法杰作。

另有说法认为宋四家“苏黄米蔡”中的“蔡”，应该是蔡京，只因其“人品奸恶”，后来人们用蔡襄取代了蔡京。 

水利贡献

蔡襄出任福建路转运使时，奏减五代以来丁口税。并修建中国第一座海港大石桥万安桥（洛阳桥），它被称作“福建桥梁的状元”（茅以升）。它的建成，对福建经济、文化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

泉州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自唐后期起，泉州已成为中国重要的对外贸易港口。北宋时泉州港湾区帆墙林立，百舰争流，中外商贾荟集，各地货物集散。然而，万安渡成了福建南北经济、文化交流的极大障碍，交通问题远远适应不了经济发展的需要，因此，万安渡建桥成为十分紧迫的任务。

蔡襄等人先在江底沿着桥梁中线抛置了大量的大石块，形成一条横跨江底的矮石堤，作为桥墩的基址。然后用一排横、一排直的条石筑桥墩，这种石基的开创，是桥梁建筑史上的重大突破，近代称之为“筏型基础”。他并种海蛎以固桥基，于桥上下两侧滩涂上，植石以附蛎，以减缓江流速度，使不致动摇桥墩两侧基础。被认为是世界上生物学运用于建筑上的先例。

桥成之后，蔡襄拟订了千古传诵的《万安桥记》并刻石立碑，它真实地记载了建桥情况和桥的规模。“渡实去海，去舟而徒，易危而安，民莫不利”。全文共150多字，文辞极优美，同时它又是中国书法史上颇为著名的书法珍品。

蔡襄曾组织人马，从福州始沿途栽植树至泉州、漳州，计长700里。它既可防止水土流失，又可遮掩道路，使过往客商在炎日酷暑之时，免受骄阳曝晒之苦。它成为洛阳桥的配套工程，此即《宋史》本传所说的“植松七百里以庇道路”一事。近一千年前的蔡襄已能注意到保持生态平衡，保护水土，确是高人一等。时人为此作诗赞之：“夹道松，夹道松，问谁栽之我蔡公，行人六月不知暑，千古万古摇清风。”

蔡襄各类形象蔡襄在泉州积极组织群众抗旱，兴修水利，生产自救，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百姓负担。嘉祐三年（1058年），适泉州一地春夏之交久旱不雨，他特地三次带领官员到泉州飞阳庙祈雨，自责干旱不稔，是“郡守不德之故”。还写下《乞雨题西方院（有序）》：“年年乞雨问山神，羞见耕耘陇上人。太守自知才德薄，彼苍何事罪斯民。”他是以此举来劝告各僚属要关心民瘼，组织农民抗旱自救。不久恰好天降大雨，旱情解除，岁以大稔，王十朋因此赞他“爱民心有彼苍知”。

晋江龟湖塘可灌田数千亩。但是，沿塘百姓常为用水及管理维修堤岸等问题争吵、斗殴。加上土豪、无赖好事之徒插手搅浑，沿塘百姓冤冤相报，问题久而不能解决。蔡襄深入民间，详为考察，为更好地保护这一水利工程，加强排涝抗旱作用，以利农耕，相应加强相邻各乡林、黄、苏、郑、吴、蔡六姓的联谊，特制定《龟湖塘规》（后世称为《先宋塘规》），使龟湖有法可依。它明确规定六姓用水及管理维修问题，保证农田能及时得到灌溉。他在制定《龟湖塘规》时，按规定执行管禁，遇有重大违规者，则由陂首呈县府惩处。正因为有蔡襄的《龟湖塘规》在，龟湖塘维护了近千年，为濒湖农民流泽至今。据《晋江县志》载：“自蔡襄定塘规至明朝的五百年间，粮食产量往往二、三倍于他乡。”这是对泉州水利建设的贡献，后人因此为之立《德政碑》。

发展茶业

蔡襄不仅是政治家、文学家、书法家，而且也是茶学家。他为官清正，以民为本，注意发展当地经济，为福建茶业及茶文化的发展作出了一定贡献。历史上著名的北苑御园，就是在建州，旧时又称建溪，建安（今在建瓯县）。种茶最早的文字记载见于唐代孙樵《送茶蕉刑部书》，书中记载：“晚甘侯”（唐代名茶中的一种）产于“建阳碧水丹山之乡，系月涧云龛之品”。当时建溪流域所产品茶统称“建茶”、“建茗”。五代时期，王审知在福建建闽国，北苑茶园成为专门生产贡茶的官家茶园。闽国灭亡之后，南唐后主李煜派官员专程到建安设立“龙焙”，监制“建茶进御”。指定专制“龙茶”。历史发展到了宋代。丁谓任福建转运使，监制御茶时，尤重御茶采摘制作的“早、快、新”。如“社前十日即采其芽，日数千工繁而造之、逼社即入贡”。由于采制甚精，在丁谓手中，北苑茶已誉满京华，号为珍品。

到了庆历年间（1041—1048年），蔡襄创造小龙团以进，被旨仍岁贡之”（《熊蕃北苑贡茶录》）。《苕溪渔隐丛话》也说北苑茶大小龙团“起于丁谓，而成于蔡君谟”。的确，蔡襄为福建转运使，把北苑茶业发展到新的高峰，他从改造北苑茶品质花色入手，求质求形。在外形上改大团茶为小团茶、品质上采用鲜嫩茶芽作原料，并改进制作工艺。为之，欧阳修《归田录》卷二有云：“茶之品莫贵于龙凤，谓之团茶。凡八饼重一斤。庆历中蔡君谟为福建转运使，始造小片龙茶以进，其品绝精，谓之小团。凡二十饼重一斤，其价值金二两”。欧阳修对蔡襄制作贡茶有非议，但他不得不承认蔡襄制作茶业的工艺之精。蔡襄之侄儿、蔡京之子蔡绦在《铁围山丛谈》中对蔡襄在发展北苑御园茶过程有较为详细而客观的记载，肯定了蔡襄负责监制北苑之茶制作精巧，形质至极，呼声最高还是“小龙团”的“密云龙”和“瑞云翔龙”。对于茶叶制作达到“名益新、品益出”、“益穷极新出、而无以加矣”的高水平程度，同时指出做茶要抓住季节“又茶茁其芽，贵在于社前则已进御”的新鲜感。可见“好茶争相品、盖因品质珍”。就蔡襄本人，对于建安之茶，他也在自己著作《茶录》中有专门论述建安之茶。其“点茶”条云：“建安斗试以水痕者为负，耐久者为胜”。同朝范仲淹在《和章岷从事斗茶歌》也提到“北苑将期献天子，林下雄豪先斗美，……斗茶味兮轻醒醐，斗茶香兮薄兰芷”。可见北苑御园茶在北宋时期极负盛誉。这些如此辉煌时期是得益于蔡襄为福建转运使时的监制而精益求精的创新工艺。这茶业发展功绩是不可湮没的。

苏轼在《荔枝叹》中说，“君不见：武夷溪边粟粒芽，前丁后蔡相宠加，争新买宠各出意，今年斗品充官茶。吾君所乏岂此物？致养口体何陋耶！洛阳相君忠孝家，可怜亦进姚黄花”。此诗作于哲宗绍圣二年（1095年），在蔡襄任福建转运使二十五年后，此时苏轼正被谪贬在广东惠州（今惠阳县）。作者初次尝到南方甜美的果品荔枝、龙眼，极为赞赏，就差点儿将“荔枝”比作“佳人”。但作者能浮想联翩，不禁联想到汉唐时代进贡荔枝给百姓带来了灾难。在诗中作者揭示了由于皇家的穷奢极欲、官吏媚上取宠、各地名产都将进贡的弊政。他笔锋又一转，对当时宋代的进茶、进花一并作了深刻的讽刺。这首诗给苏轼带来了许多声誉，但给蔡襄盖上了一顶“买宠”的帽子，这是不应该的。

总之，蔡襄在任福建转运使时，监制北苑贡茶在原有基础上有所争新。他先从改造北苑茶的品质花色入手，将“大龙团”改制为“小龙团”，提高贡茶的质量，达到“名益新、品益出”的技术革新、茶与茶艺术融为一体。蔡襄制好茶，致使苏东坡喜欢“龙凤团茶”，产生千古名句。“从来佳茗似佳人。”苏东坡应该感谢蔡襄有了好茶才产生出千古名句。蔡襄的督办，促进了北苑茶的发展。也促进地方经济发展。这种技术创新，使福建茶叶在北宋时期名列首位，应功归于蔡襄。 

藏书之家

蔡襄家富藏书，刘克庄题跋蔡端帖时说：“又一借六典刘茂才，何人藏书，乃富于蔡公耶？”其收藏书法作品和图书在当时富于一方。 

人物评价

欧阳修：谁谓闽远，而多奇产。产非物宝，惟士之贤。嶷嶷蔡公，其人杰然。奋躬当朝，谠言正色。出入左右，弥缝补益（一作阙）。间归干闽，有政在人。食不畏蛊，丧不忧贫。疾者有医，学者有师。问谁使然，孰不公思。有高其坟，有拱其木。凡闽之人，过者必肃。 

陈东：余闻之先生长者。

王称：襄于朋友重信义，闻其丧，则不御酒肉，为位而哭。...工于书，人得其字，以为珎藏，仁宗尤称爱之。 

陆游：先生（梅尧臣）当吾宋太平最盛时，官京洛，同时多伟人巨公，而欧阳公之文，蔡君谟之书，与先生之诗，三者鼎立，各自名家。 

脱脱：蔡襄、王素、余靖，皆昭陵（宋仁宗）贤御史也。襄数论治体，推韩琦、范仲淹之贤。素请罢不急之赏，论仁宗纳二女子为非。靖黜夏竦、王举正为不可用。盖仁宗锐于求治，数君子提纲振纪而扶持之，卒成庆历之治，良有以也。夫襄精于民事，吏不敢欺；靖用兵蛮徼，卒收功名；素在西边多惠政，其尹开封，虽颇厌烦剧，再为渭州，边民老幼，至相率称贺，其惠之在民者，深矣哉。 

王夫之：韩、富、范、马诸公，虽以天下为己任，而不能自超出于此术之上。于是石介、苏舜钦之流，矫起于庶僚，而王素、唐介、蔡襄、余靖一唱百和，唯力是视，抑此伸彼，唯胜是求。天子无一定之衡，大臣无久安之计，或信或疑，或起或仆，旋加诸膝，旋坠诸渊，以成波流无定之宇。 

个人作品

蔡襄为官三十余年，不仅政绩显著，在科学文化方面也作出重大贡献，曾撰《荔枝谱》和《茶录》，是世界上最早介绍荔枝的专著，所创制“小龙团”茶，品质较“龙凤茶”更精。蔡襄精于书法，学虞世南、颜真卿，并取法晋人。正楷端重沉着，行书温淳婉媚，草书参用飞白法，为“宋四家”之一。传世碑刻有《万安桥记》，书迹有《书谢赐卿御书诗》和书札诗稿等。著有诗词370首，诗文清妙；奏议64篇，杂文584篇，收入《蔡忠惠公文集》。 

《宋蔡忠惠集》

《宋蔡忠惠文集》三十六卷，《别纪》十卷。明徐火勃辑存。按：本书卷数各书记载不一：《蔡襄集》六十卷又奏议十卷，可见《宋史艺文志》卷七；《宋蔡忠惠公集》四十六卷，见《季沧苇藏书目》；《蔡忠惠公集》四十四卷，见《邵亭知见传本书目》；《宋端明殿学士蔡忠惠公文集》四十卷，附《蔡端明别纪》十卷，见别纪明徐火勃辑，万历版；《宋端明殿学士蔡忠惠公文集》四十卷，万历本，郑振铎跋；《端明集》四十卷，见《四库全书荟要·集部》；《宋端明殿学士蔡忠惠公文集》三十六卷、《别纪补遗》二卷，清雍正乾隆间版本；《莆阳居士蔡公文集》三十六卷、宋刻本，其中卷数配清抄本；《蔡忠惠集》三十六卷，南宋时刻于泉州，王梅溪作序，见《绛云楼书目》或《直斋书录解题》，又见《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蔡忠惠公集》三十四卷，旧钞本，在台湾；《蔡忠惠公集》三十四卷，见《虞山钱遵王藏书目录丛编》；《蔡忠惠集》三十九卷，清乾隆间蔡氏刻本；《蔡端明文集》二十四卷，蓝丝阑钞本；《端明学士集》十七卷，宋乾道四年（1168）刻本（增订四库简目标注世善堂藏书目录》；《蔡忠惠公集》八卷，明宋珏辑，见《鸣野山房书目》。

《荔枝谱》

《荔枝谱》一卷。存。

按：《荔枝谱》版本较多，据粗略统计有：宋刊本、明刊本、明汪氏刊本、《百川学海（咸淳本）癸集》、《百川学海（弘治本等）癸集》、《山居杂志》、《说郛（宛委山堂本）》、《四库全书·子部谱录类》、《古今说部丛书》三集、《丛书集成初集·应用科学类》、《艺术丛编》第一集、《百部丛书集成·癸集》、《艺圃搜集》本、《闽中石手刻迹本》、《闽中荔枝通谱》十六卷本、《闽中荔枝通谱》八卷本（万历本）、《邓道协荔枝通谱本》。又按：《荔林谱》共七篇，一原本始，二标尤异、三志贾鬻，四明服食，五慎养，六时法制，七别种类。

《茶录》

《茶录》二卷。存。（或有《茶录》一卷）

按：《茶录》自序有云：“陆羽茶经不第建安之品，丁谓《茶谱》独论采造之本。至于烹试，曾未有闻。”此书分上、下二篇，上篇论茶、下篇论茶器。这就是所谓烹试之法。《茶录》二卷版本颇多，有：《茶书》八种十四卷、清初钱氏述古堂钞本、明刊本、百名家书本、后四十家小说本、清钞本、《四库全书·子部谱录类》。《茶录》一卷的版本很多，也有《茶书》二十七种三十三卷，明喻政编、万历本，《茶书》十三种十五卷、明末刻本，宋刊本（有前、后序）、明刊本（有自序、自跋、欧阳修后序）、《百川学海（咸淳本）辛集》、《百川学海（弘治本）壬集》、《百川学海（重辑本）辛集》、《格致丛书》、《说郛》（宛委山堂本）、《五朝小说·宋人百家小说琐记家》、《五朝小说大观·宋人百家小说琐记家丛书集成初编·应用科学类》《艺术丛编》第一集、《百部丛书集成·辛集》。

宋治平元年（公元1064年）五月二十六日，三司使给事中蔡襄为《茶录》写了后记。他说，宋皇瓣间，任福建转运使时，每年进贡福建的龙茶，深受仁宗皇帝的赞赏。在《茶录》序言中，他说了写作的原由和目的：“陛上谕臣，先任福建转使，日所进上品龙茶，最为精好。臣退念草木之微，首承陛下知鉴，若处之得地，则能尽其材也。”他认为，“陆羽《茶经》，不第建安之品，丁谓《茶图》，独论采制之本，至于烹试，曾未有闻”。因此，他“辄条数事，简而易明，勒成二篇，名曰《茶录》”。

蔡襄在当时，除了精心制作了“小团茶”，使建茶一步登天驰名全国外，又鉴于陆羽的《茶经》，未能把闽产指出，使建茶淹没不彰；而丁谓所著的《茶图》，仅论及采制，没有说明烹试的方法，于是，蔡襄将他自己的研究心得，撰写成《茶录》一书，共二篇，800多字。上篇论茶，下篇论茶器，都属于烹试的方法。凭他丰富的经验，独特的见解，再配以当世优秀的书法，使这一著作，堪称“稀世奇珍，永垂不朽”。宋代建茶能名垂天下，与蔡襄的提倡和推荐是分不开的。据说，当时论茶者，没人敢在蔡襄面前发言，恐班门弄斧，自讨没趣。《茶录》除了上进给皇帝鉴赏外，还勒石以传后世。这不但对福建茶业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而且对日本具有美学艺术的“茶道”和世界茶业的发展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十七世纪初，中国茶叶输入欧洲及其它地区，成为世界三大饮料之一，并且有日渐风靡之势。

在上篇论茶中，主要论述色、香、味、藏茶、炙茶、碾茶、罗茶、候汤、火胁盏和点茶。论述茶色时，他说：“茶色贵白，而饼茶大抵于表涂膏泽，故有青、黄、紫、黑之异。论述茶香时，他说：“茶有真香，而入贡者，微以龙脑和膏以助香，建安民间试茶，皆不入香，恐夺其真。”按现代科学的制作方法，茶叶不宜掺杂“珍果香草”，把茶的真香夺去。论述茶叶时，他说：“茶味主于甘滑，惟北苑、凤凰山连属诸场产者味佳，隔溪诸山，虽及时加意制作，色与味莫能及也；又有水泉不甘，能损味，前世论水品者，以此。”这说明茶味与产地、水土、环境等有密切的关系。在论述藏茶时，他说：“茶宜若叶，而畏香药。”这就是说，贮藏茶叶，要讲究茶器和方法，“意温燥而忌湿冷”；否则，茶叶会吸收“异味”，变质，不能保持本色和茶味。

在下篇论茶器中，主要论述茶焙、茶笼、砧椎、茶钤、茶碾、茶罗、茶盏、茶匙和汤罐。他从制茶工具、品茶器具等方面进行论述，这些也是值得我们借鉴的。

蔡襄的《茶录》，对福建茶业的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前人评曰：“建茶所以名垂天下，由公（蔡襄）也。”今人也加以肯定：“十一世纪中叶，对福建茶叶生产发展作出较大贡献的，当推蔡襄。”如今流行的茶文化，也不能不提及《茶录》的文化和科学价值。蔡襄的芳名与他的农艺名著《茶录》，将千秋万代流传于世。

其它作品

《龙寿丹记》。（此书有五朝小说本）。

《蔡忠惠奏议》十卷。见《福建通志》卷六十八。

《蔡襄治平会计录》六卷。见《玉海》卷五十八。

《墨谱》一卷。见《宋史艺文志》卷六。

《茶果》《荔枝故事》一卷

《讲〈春秋〉〈左传〉疏》一篇。

《蔡莆阳诗》六卷。见《宋元四十三家》。

《蔡忠惠诗集全编》四卷。清乾隆间吴允嘉抄本。

《蔡忠惠诗集全编》二卷。《别纪补遗》二卷。明宋珏辑，《别纪》明徐火勃辑。

《蔡福州外纪》十卷，明徐火勃编，陈甫仲订补。

《蔡端明别纪》十二卷，明徐火勃编。（也有十卷、一卷）。

《蔡忠惠公别纪补遗》，明宋珏编（万历刻本）。

逸闻趣事

百衲碑

韩琦曾在家乡修建昼锦堂，欧阳修为其撰文，蔡襄书丹，时人称之为“三绝”。蔡襄每一个字都一定写数十张，等到字合于法度之后才采用，世人称其为“百衲碑”。 

诗名远扬

景祐三年（1036年），范仲淹与宰相吕夷简争执，被黜知饶州。当时秘书丞余靖上书请求修改诏命；太子中允尹洙上疏自讼和范仲淹是师友关系，愿一起降官贬黜；馆阁校勘欧阳修责备高若讷身为谏官，对范仲淹被贬之事一言不发，蔡襄当时也作《四贤一不肖》诗，攻击高若讷。此诗在东京流传，人们都争着传写，买书的人在街上售卖此诗，获利颇厚。辽朝的使者来访，偷偷将其买回。后来张中庸出使辽朝经过幽州时，在舍馆看见有人将蔡襄此诗写在墙上。 

置髯何处

蔡襄有一把美胡须。仁宗一天偶然回头问蔡襄说：“你的胡须非常漂亮，晚上睡觉时把它盖在被子之下吗，还是把它放在外面呢？”蔡襄无法回答。回到家后，晚上睡觉时，蔡襄思索仁宗的话，把胡须放在被子里面和外面，都感到不适，一个晚上无法睡着。 

蛇精转世

蔡襄知福州时，曾因病多日到官署办公，每天晚上都梦到登上鼓楼靠着鼓睡着。通判奇怪击鼓之人多日没有在三更打鼓，那人回答说这几天有一条大蛇盘踞在鼓上，他因而不敢接近。蔡襄病愈后，向通判说了自己的梦，正巧与击鼓之人说的话相同，人们便认为蔡襄是蛇精。 

上元罢灯

蔡襄在福州任职，一次适逢上元日，他让百姓点七盏灯，陈烈制造大灯一丈多，上面用大字写道：“富家一盏灯，太仓一粒粟，贫家一盏灯，父子相对哭。风流太守知不知？犹恨笙歌无妙曲。”蔡襄看见后，下令罢灯。 

事母至孝

蔡襄对待母亲非常孝顺，他曾经步行碰到一个妇人，样貌非常衰老，蔡襄询问她的年龄，她说：“我活了一百单二岁了。”蔡襄拜了又拜后说：“希望我的母亲的年纪也能像您一样。”后来果然像他说的一样。 

地下阎罗

蔡襄病重时，兴化郡守李遘梦到一位神仙紫绶金章，自称是来迎接下任的。李遘询问是谁，神仙说：“我是阎罗王，蔡襄将要接替我。”次日，蔡襄即去世，李遘作挽诗道：“不向人间为冢宰，却归地下作阎罗。” 

廿一日酉

据说蔡襄任泉州刺史时，奉母亲之命，准备在泉州湾附近建一座万安桥（即今天的洛阳桥）。修建时工匠们遇到了难题，当时海湾水深，难以为桥打桩。于是蔡襄便叫手下文吏部给海神写信，请求海神帮忙并派人下海送信。送信的人认为自己此行必死无疑，便到酒店痛饮了一场，然后醉卧海滩，想让海潮将自己卷去了事。岂料海潮并没有把他卷走，等他醒来后，竟发现信封已换过，他连忙带回呈给蔡襄。蔡襄看见“海神”在信上只写了一个“醋”字，琢磨很久，认为醋字可拆为“廿”、“一”、“日”、“酉¨四个部分，这就可以理解为时间上的廿一日酉时。蔡襄顿时醒悟，“海神 ”要他在“廿一日酉”动工建桥。有趣的是，到了这一天，海水退潮，人们顺利地打下了桥基，万安桥就这样建成了。从此“醋”字被成为“廿一日酉”的说法也传开了。

相关争议

据方志记载，蔡襄于宋庆历五年（1045年）4月至庆历七年 （1047年）11月，以右正言直史馆知福州；庆历七年 （1047年）11月至庆历八年 （1048年）10月，升任福建路转运使；嘉祐元年（1056年）8月至嘉祐三年（1058年）5月，以枢密直学士、礼部郎中再知福州。在福州担任要职的5年多时间里，“修复古五塘”是蔡襄的主要政绩之一，也是蔡襄研究的一个学术焦点。然而，“修复古五塘”的地点到底是在福州，还是在莆田（时称兴化军），或者是两地兼而有之，一直困扰着蔡襄研究者。事实上，古人对这一问题早有文献记载，也早有了答案。如果说福州的学者持第一种观点的话，还情有可原，比如肖忠生的论文《蔡襄对福州的贡献》。但莆田的学者金文亨发表的《北宋名臣——蔡襄》和杨祖煌撰写的《蔡襄的业绩》以及蔡庆发出版的《蔡襄评传》等，甚至连莆田市方志委新编的《莆田市志·蔡襄传》也采用了第三种的观点，那就更引人深思。

其实，只要仔细查阅宋、明时期的福建地方志和有关史料，并进行认真分析和对比，就不难得出正确的结论。

首先，根据宋人的记载：

据梁克家《三山志》水利卷云：“嘉祐二年（1057年），蔡密学襄命三县疏导渠浦” ；“嘉祐二年，郡守蔡襄从乐游桥下开，沿城外至汤门、琴亭、湖心，至北岭下去思桥，北出河尾船场，散入堘北、小浦、中浦、石泉、安国以北。”《三山志》是福建保存至今年代最早的一部地方名志，作者梁克家，字叔子，福建晋江人，南宋状元，曾入阁任右丞相，后出知福州府。由他主纂的《三山志》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准和历史价值，在方志界享有盛誉，受到历代有识之士的珍视。该志成书于宋淳熙九年（1182年），距蔡襄逝世（1067年）不到120年时间，应该说记下的史料是比较可靠的。在这本志书里，虽然未设蔡襄人物传，但记录了他第二次担任福州郡守时兴修水利的史实，却没有记载蔡襄在福州“修复古五塘”之事。

又据黄岩孙《仙溪志·蔡襄传》云：“蔡襄字君谟，年十八试进士，为开封第一人。天圣八年，登进士甲科，…十月，以亲老出知福州，遂为福建都转运使，复古五塘以溉民田，又奏减闽人丁口税之半”。根据张国淦《中国古方志考》的统计，我国宋代修的方志约有700部，其中福建就有40多部，由于年代久远，宋代方志大都已失传，如今福建现存宋代的地方志只有《三山志》、《仙溪志》、《临汀志》3部，而《仙溪志》是如今全国唯一现存的宋代县志。作者黄岩孙，字景傅，福建泉州人，宋宝祐二年（1254年）任仙游县尉。该志成书于宝祐五年（1257年），距蔡襄逝世只有190年时间，况且仙游是蔡襄的家乡，蔡襄传的史料也是比较可信的。

另据欧阳修的《端明殿学士蔡公墓志铭》：“公讳襄，字君谟，兴化军仙游人也。天圣八年，举进士甲科，…四年，以右正言直史馆，出知福州以便亲，遂为福建路转运使，复古五塘以溉田，民以为立，为公立生祠于塘侧，又奏减闽人五代时丁口税之半。”欧阳修与蔡襄同朝为官，应该说同时代的人记下来的事情是更可靠的。

此外，《宋史·蔡襄传》亦云：“蔡襄字君谟，兴化仙游人。举进士，…以母老，求知福州，改福建路转运使，开古五塘溉民田，奏减五代时丁口税之半”。元人脱脱编纂《宋史·蔡襄传》的材料基本上出自欧阳修的《端明殿学士蔡公墓志铭》。

喻政修纂的万历版《福州府志·蔡襄传》亦云：“蔡襄字君谟，仙游人。庆历间，由左正言直史馆，乞郡养亲，出知福州。未几，改转运使。复五塘以溉民田，又奏减五代时丁口税之半。…嘉祐初再知福州，复疏导附城湖浦”。该志水利卷记载与《三山志》相同，也没有记载蔡襄第一次知福州时有“修复古五塘”之举，只记录了他第二次担任福州郡守兴修水利的事情。

综上所述，蔡襄“修复古五塘”的地点不可能在福州，那么，持第三种观点的依据就站不住脚。正确的答案应该是第二种观点，即蔡襄担任福建转运使期间在莆田“修复古五塘”。 

史料记载

《端明殿学士蔡公墓志铭》

《东都事略·卷七十五·列传第五十八》

《宋史·卷三百二十·列传第七十九》 

《宋元学案·卷五》 

后世纪念

纪念馆

蔡襄纪念馆位于莆田市城厢区东海镇大埔村，金沙宫旁。

蔡襄墓

蔡襄墓（蔡襄陵园）位于福建仙游枫亭锦岭将军山下，旧福厦公路西侧。1961年被列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997年，海内外蔡襄后裔把其墓重建为“蔡襄陵园”，历时三年，于1999年竣工，占地面积20亩，仍保持宋代艺术造型，增建“山门”、仪门、围墙、端明楼、四垂亭、书法碑廊、以及管理房和停车场，重塑文武石仲翁、石羊石马、石虎，铺平石墓埕、水泥通道等附属设施。墓陵占地一亩，建造古老壮严，围墙绿树参天，绿草成茵，环境幽静优美。陵园前方“仪门”，高7.5米，白色花岗石构筑，横匾前书“庆历名臣”，后书“刚正廉明”；山门及前门，分别刻有对联：“跨海筑桥不尽黎民歌惠政，挥毫飞龙凤何曾勋业掩文章”，“忠国兴邦三谏有诗誉扬端明殿，惠民利涉万安无险功业洛阳桥”，“公慑奸魂千古乾坤留正气，诚承祖德万家荔谱永留芳”，表达了后人对蔡襄一生品德及其功业的崇高评价和敬仰。

在重修陵园时，菲律宾总统依斯特拉和世界僧伽会副会长瑞今（蔡襄后裔）闻讯，特致词电贺。全国政协副主席赵朴初亲笔题写“蔡襄陵园”和“碑林”。全长134米的“书法碑廊”，共有134块碑文，镌刻蔡襄为主的宋四大书法家楷、行、草、隶12600字，为福建省现有规模最大的碑林。“端明楼”正厅塑有蔡襄铜像，设有书法展览厅，供游人参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