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大元帅

生平经历

1886年12月1日生于四川省仪陇县一个佃农家庭。1909年初到昆明考进云南陆军讲武堂，同年加入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团体中国同盟会。1911年10月在云南参加辛亥革命武装起义。1915年12月参加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战争。1917年7月任滇军旅长，在四川参加反对北洋军阀段琪瑞的护法战争。1921年春任云南陆军宪兵司令部司令官，云南省警务处长兼省会警察厅长等职。

在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的影响下，他逐渐接受马克思主义。1922年8月为寻求革命真理赴德国，在柏林结识周恩来和其他共产党人，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在德国格丁根市一所大学里留学。1925年年内返回柏林，当选为中国国民党驻德支部执行委员，因积极从事革命活动两次被德国政府逮捕，并被驱逐出境。1925年7月到苏联学习军事。1926年夏回国，受中共中央派遣到四川军队中进行革命工作。1927年初到江西南昌创办国民革命军第三军军官教育团，培训革命军事干部。

1927年7月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后，参加领导八一南昌起义，任起义军第九军军长。起义军南下广东后，主力在潮汕地区被国民党军队击败，他率领余部转至湖南南部，发动农民起义，建立苏维埃政权。1928年4月率部万余人上井冈山，同毛泽东领导的部队会合；随即成立工农革命军（不久改称红军）第四军，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他和毛泽东指挥部队多次战胜国民党军的“进剿”、“会剿”，创建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

1929年1月和毛泽东率部向江西南部和福建西部进军，为建立中央革命根据地奠定了基础。1930年8月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总司令、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他先后同毛泽东、周恩来一起指挥红军战胜了国民党军队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四次大规模军事“围剿”。

1934年1月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1934年10月参加长征。1935年1月在贵州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即遵义会议）上，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长征途中同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张国焘分裂共产党和红军的活动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总指挥（不久改称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率领八路军开赴华北前线，协同国民党军队对日作战，取得平型关等战斗的胜利，尔后指挥八路军各部深入敌后，开展游击战争，建立和扩大了许多抗日根据地。曾先后兼任第二战区东路军总指挥和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指挥所辖部分国民党军队与八路军共同作战，维护了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的局面。1940年5月返回延安，提出“南泥湾政策”，开展大生产运动，以打破国民党对陕甘宁边区的经济封锁。1945年4－6月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论解放区战场》的军事报告。在中共七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在解放战争中，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1947年3月同刘少奇等组成中共中央工作委员会，到华北进行中央委托的工作。他亲临华北前线指导作战，取得了清风店、石家庄战役的胜利，开创了攻克坚固设防城市的先例。在战略决战阶段，他协助毛泽东组织和指挥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1949年4月和毛泽东一起发布中国人民解放军渡长江南下的作战命令，最后推翻了蒋介石在中国大陆的统治。

他在长期的军事生涯特别是革命战争的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军事经验，并逐步形成一整套适合人民军队建设和作战需要的关于带兵、练兵、养兵、用兵等重大军事问题的理性认识。在中国红军初创时期，他同毛泽东共同总结了“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诀，成为红军游击战争的基本指导原则。以后又写了许多军事论文，论述运动战、山地战、隘路战、遭遇战、追击战、袭击战、攻坚战、歼灭战等战术思想，对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在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在第二、三、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连续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在1956年9月中共八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1955年9月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他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参与制定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他极其关心并积极主张加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及时提出一系列正确的建军方针和原则，对陆、海、空和装甲兵、炮兵等诸军兵种的建设和发展，对军事院校工作和培养现代军事人才等工作倾注了大量心血。为了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他把更多的精力用于调查研究，对发展工业、矿业、农业、商业、外贸、财政、交通等项事业，都提出过不少中肯的意见和重要的主张。他一贯主张发展多种经济形式和实行多种经营方式，主张勤俭建国、勤俭持家。对于经济建设中“左”的错误，提出纠正意见。建国初期，兼任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为加强执政党的建设，维护党的组织纪律，克服党内各种不良倾向，保持党的优良作风，进行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他还多次出国访问、会见外国领导人，增进了中国人民和各国人民的友谊。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他曾遭到林彪、江青集团的侮辱和打击，但受到毛泽东的保护。1976年7月6日在北京逝世。主要著作收入《朱德选集》。  

大事年表

1886年—1909年

1886年

12月1日，出生在四川省仪陇县马鞍场一个佃农家庭。

1892年

入药铺垭私塾读书，取名代珍。后改读于地主丁家私塾。

1896年

迁居大湾后入席家碥私塾，取字玉阶。

1905年

参加县试、府试，改名朱建德。秋，清政府诏令自丙午（1906）年停止科举考试。

1906年

先后进入南充县高等小学堂、顺庆府（今南充市）中学堂学习。次年考入四川省高等学堂附设体育学堂。

1908年

毕业后到仪陇县高等小学堂任体育教习。

1909年

到昆明，考入云南陆军讲武堂。改名朱德。冬，加入同盟会。次年夏，因学习成绩优秀，被选送特别班。 

1911年—1920年

1911年

8月，从特别班提前毕业，被分至云南新军左队。见习期满后，任司务长。10月，参加云南响应武昌辛亥革命的“重九起义”。后随云南军政府派遣的援川军入川南支援反清斗争。

1912年

任云南陆军讲武学校（原讲武堂）军事教官。

1914年

调往云南边境驻防。先后担任营长、副团长、团长。期间，在与土匪作战中，逐渐摸索总结游击战经验。

1915年

12月，率部赴昆明，次年参加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护国战争。在作战中，采用灵活机动的战术，以少胜多，骁勇善战，屡建战功。

1917年

7月，参加反对段祺瑞毁弃《临时约法》的护法战争，任滇军旅长。

1920年

在驻防四川泸州期间，受到俄国十月革命和中国五四运动的启发，逐渐认识到“老的军事斗争的办法行不通”，必须寻找一条新的救国道路。和挚友孙炳文商议，准备出国考察。 

1921年—1930年

1921年

春，随入川滇军返回昆明，驱逐云南都督唐继尧。在同事们的挽留下，暂时放弃辞职离滇的请求，担任云南陆军宪兵司令官。

1922年

1月，调任云南省警务处处长兼省会警察厅长。3月，因唐继尧纠集旧部返回云南，被迫逃离昆明，辗转回川。7月，到北京与孙炳文会合，筹办出国事宜。8月，到上海先后会见孙中山、陈独秀等，并向陈独秀提出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请求，遭到拒绝后，和孙炳文离沪赴欧洲考察。10月，在德国柏林会见周恩来。11月，经张申府、周恩来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3年

抵德国哥廷根。1924年进入大学学习，并领导哥廷根中国留学生会。1925年

在德国期间，接受马克思主义，并表示“归国后即终身为党服务，作军事运动”。因参加革命活动，曾两次遭柏林警察当局逮捕。7月，由德国赴苏联学习军事。

1926年

5月，在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安排下，回国参加北伐革命。7月，赴四川万县动员川军杨森部易帜以策应北伐。9月，和陈毅一起领导万县各界群众开展反抗英军屠杀中国民众的运动。同月，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党代表。11月，和杨闇公、刘伯承共同组成中共重庆地委军委会，策划在四川省泸州、顺庆举行武装起义。

1927年

1月，根据党的指示，赴江西南昌，创办国民革命军第三军军官教育团，任该团团长。4月，兼任南昌市公安局长。6月，因朱培德在江西“清共”，离南昌赴武汉。7月中旬，奉党中央指示，返南昌进行武装起义的准备。8月1日，参加南昌起义，随后任第九军军长，率起义军先遣部队南下广东。10月，在广东三河坝与敌激战，后率起义军主力余部转战赣粤湘边境。期间，对部队进行思想、组织、纪律整顿，坚持游击战争。

1928年

1月，领导发动湘南起义。4月，率部万余人与毛泽东在井冈山会师。随即组成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后称红四军），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在保卫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中，和毛泽东等总结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十六字决，并取得了五斗江、新老七溪岭、龙源口等战斗的胜利。

1929年

1月，和毛泽东率红四军主力离开井冈山，向赣南、闽西进军。以武装斗争发动土地革命，建立红色政权，扩大红军力量，开创工农武装割据新局面，为建立中央革命根据地打下基础。

1930年

6月，在福建长汀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一路军（后改称红一军团），任总指挥。开始由以游击战为主向以运动战为主的战略转变。8月，在湖南浏阳红一军团与红三军团组成红一方面军，任总司令。后被中共中央任命为中国红军总司令。 

1931年—1940年

1931年

和毛泽东率红一方面军粉碎国民党军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三次大规模“围剿”。11月，在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红军问题报告》，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军事人民委员，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

1933年

3月，和周恩来率红一方面军粉碎国民党军的第四次“围剿”。9月，国民党军发动第五次大规模“围剿”，共产国际派遣的军事顾问李德到达中央苏区后，采用错误的战略战术。

1934年

1月，出席中共六届五中全会，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同月，在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红军建设》的报告，继续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10月，红军被迫进行战略转移。

1935年

1月，出席在遵义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会议决定仍由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6月，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会师。8月，红一、四方面军混合编组，分左、右两路军北上，朱德率红军总部随左路军行动。9月，张国焘坚持南下的错误方针、另立中央。朱德和刘伯承一起对张国焘分裂党、分裂红军的错误行为进行不妥协的斗争。

1936年

6月，促使红二、六军团北上与红四方面军在川西甘孜地区会合，再一起北上。10月，率红二、四方面军到达甘肃，与红一方面军会师。

1937年

7月，全国抗战开始。8月，就任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总指挥（不久改为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9月，率部赴山西抗日前线，和彭德怀部署平型关战役，后又配合忻口会战，并指挥八路军各师实行战略展开，挺进敌后开辟抗日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

1938年

2月，率八路军总部向太行山区挺进。3月，就任第二战区东路军总指挥。4月，指挥八路军和部分国民党军粉碎日军对晋东南抗日根据地的“九路围攻”。同年发表《论抗日游击战争》，出席中共六届六中全会。

1939年

3月，任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指挥各抗日根据地进行反“扫荡”斗争，粉碎日军对太行山根据地的第二次“九路围攻”。

1940年

3月，指挥八路军打退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的反共高潮。5月，返回延安。7月，和彭德怀、左权联名部署“百团大战”。冬，为解决边区严重的经济困难提出军垦屯田政策。 

1941年—1950年

1941年

春，亲自勘察南泥湾，并号召边区军民开展大生产运动。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兼任中共中央海外工作委员会主任。

1942年

5月，出席延安文艺座谈会。是年，参加延安整风运动。

1943年

亲自主持、指导陕甘宁边区驻军的生产运动，提倡开展生产竞赛活动。

1944年

10月，和毛泽东联名发布《关于华北准备反攻工作的指示》。

1945年

4月，出席中共七大，作《论解放区战场》的军事报告。在中共七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8月，日本政府宣布要求投降。以延安总部总司令名义向解放区抗日部队连续发布七道命令，准备受降。9月，在毛泽东赴重庆谈判期间，和刘少奇提出“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

1946年

6月，蒋介石发动内战。和毛泽东发表声明：我军将坚决采取自卫手段。12月1日，六十岁诞辰，中共中央为其祝寿，毛泽东题词：“人民的光荣”。

1947年

3月，国民党军进攻延安。根据中共中央决定，和刘少奇等组成中央工作委员会，前往华北进行工作。10月，和彭德怀联名发表《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号召全国人民协同解放军“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11月，亲自筹划、指导石家庄战役，开创对大中城市进行攻坚战的先例。

1948年

年初，主持召开华北各解放区军工会议，提出要大力发展兵工生产，为战略进攻提供军火保障。5月，赴华东野战军指导工作。秋冬，协助毛泽东指挥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

1949年

3月，出席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会后和毛泽东等率中共中央机关和人民解放军总部进入北平。4月，和毛泽东联名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9月，在全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上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副主席。10月1日，被任命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同月，被任命为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 11月，兼任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

1950年

10月，出席中央政治局会议，会上作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决策。10月至12月，赴山东、东北等地向即将入朝作战的志愿军部队作动员报告。 

1951年—1960年

1951年

各个时期的朱德9月，出席中央军委召开的各兵种、各军区军事干部集训会议，作《统一训练计划，加速我军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的讲话。

1952年

3月5日，致函周恩来，建议在清明节动员全国党政军民都种一天树。8月至9月，到东北三省视察。

1953年

2月，致函党中央、毛泽东，建议把组织和发展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列入第一个五年计划。12月，出席全国军事系统党的高级干部会议，致开幕词。

1954年

4月，到南京军事学院监督第一期毕业学员举行国家考试。9月，出席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国防委员会副主席。

1955年

到中南、华东、华北等地视察。8月，率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访问朝鲜。9月，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并接受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2月至翌年3月，率中共中央代表团先后访

问罗马尼亚、民主德国、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波兰、苏联、蒙古等国。

1956年

9月，出席中共八大。在八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和中央副主席。

1957年

3月，致函党中央、毛泽东，建议军工、民用生产相结合。年内曾到湖北、广西、广东、云南、四川、陕西、黑龙江、吉林、辽宁等省、自治区视察。

1958年

1月，发表《勤俭持家》一文，指出社会主义实行的按劳分配原则并不是“吃大锅饭”。年内到华东、华北、西北、新疆、中南等地视察。

1959年

3月，率中共代表团访问波兰，率中国党政代表团访问匈牙利。4月，出席第二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7月至8月，出席庐山会议。后出席在北京举行的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受到林彪的攻击。年内曾到广东、湖南、上海、山东、辽宁、吉林、黑龙江、江西、甘肃等省、市视察。

1960年

到上海、广东、湖北、陕西、贵州、四川、山东、浙江、安徽等省、市视察。致函党中央、毛泽东，提出农业生产一定要因地制宜，不能强求一律。 

1961年—1970年

1961年

年内到上海、浙江、福建、江西、广东、四川、陕西、河南、河北等省、市视察。致函党中央、毛泽东，建议停办农村公共食堂，恢复集市贸易。

1962年

1、2月，出席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年内到浙江、江西、福建、上海、山东、陕西、四川、云南、湖北、天津、江苏、广东等省、市视察。致函党中央，提出自己的意见，认为对农民限制得过死，影响群众的生产积极性。

1963年

年内曾到广东、广西、湖南、湖北、河南、河北、陕西、四川、河南、江苏、安徽、山东、天津等省、市视察。致函毛泽东等，提出应当十分注意发展经济作物，发展集体副业和社员的家庭副业。特别是山区和丘陵地区，搞多种经营的门路很多，应大力恢复和发展。

1964年

年内到山东、江苏、上海、浙江、福建、江西、广东、广西、贵州、湖南、湖北、河南、河北、辽宁、吉林、黑龙江等省、市、自治区视察。12月，主持第三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继续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

1965年

年内曾到广东、四川、云南等省视察。12月，出席在上海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在会上发言指出，不能说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的顶峰，顶峰就不能发展了。

革命到底的光荣榜样1966年

1月至3月，到山东、江苏、浙江、江西、广东等省视察。 5月，出席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会上受到错误的批判。8月，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再次受到错误的批判。

1967年

1月，出席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发言中指出，现在文化大革命搞到破坏生产的程度，要注意解决。同月，受到江青一伙指使下的造反派的攻击。

1968年

10月，出席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在会上受到林彪、江青一伙的攻击和诬蔑。

1969年

4月，出席中共九大，在九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10月，在“加强战备”的背景下，被疏散到广东从化。

1970年

7月，从广东回到北京，筹备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8月，出席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庐山会议）。 

1971年—1976年

1971年

　10月，致函党中央、毛泽东，表示拥护中央对林彪反革命集团采取的措施。

1973年

8月，出席中共十大。在十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

1974年

8月，在秦皇岛视察海军舰艇部队。

1975年

1月，主持第四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继续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

1976年

7月6日，在北京逝世。 

家庭情况

（1）夫人

萧菊芳（云南人，1916年，病故） 

陈玉珍（四川人，1922年，失散） 

贺治华（四川人，1926年，分手） 

伍若兰（湖南人，1929年，就义） 

康克清（江西人，1992年，逝世） 

（2）儿子朱琦（萧菊芳所生）和儿媳赵力平

孙子朱援朝，中国音乐家协会会员。 

孙子朱和平，全国政协委员、空军少将军衔、空军指挥学院原副院长。 

孙子朱全华，任朱德公益基金管理委

员会执行主任。 

孙女朱新华，任解放军总医院干休所门诊部主任。 

孙子朱国华（1983年，死刑）

右图注释：1974年6月22日。朱德唯一的儿子朱琦去世12天后的一家合影。前排左起：康克清、朱德、赵力平；后排为赵力平的5个孩子。

左起：朱国华（四子）、朱和平（次子）、朱全华（三子）、朱援朝（长子）、朱新华（女儿）

（3）女儿，朱敏（贺治华所生）和女婿刘铮

外孙刘建，任中国人民解放军装备学院副院长。 

外孙刘康，从事中德之间的商务交流。 

外孙女刘敏，法语译员。 

外孙刘武，解放军某研究所大队长。 

诗词作品

太行春感（1939年春）

寄语蜀中父老（1939年）

出太行（1940年5月）

和董必武同志七绝五首

赠友人（1941年）

游南泥湾（1942年7月10日）

和郭沫若同志《登尔雅台怀人》

和董必武同志《三台即景》

步董必武同志原韵两首

感事八首用杜《秋兴》韵·冀中战况

贺晋察冀军区歼蒋第三军

新农村

十月战景

攻克石门

战局时局

寄南征诸将

寄东北诸将（1947年11月）

贺董老六三大寿并步原韵（1948年2月）

车过图们江怀朝战（1952年9月）

过五指山（1957年1月18日）

六连岭（1957年1月23日）

昆明感怀（1957年2月23日）

纪念八一（1957年7月）

井冈山会师（1957年7月）

登石门山（1959年1月23日）

从化温泉（1959年1月27日）

和何香凝主任《农村》原韵二首（1959年2月2日）

和郭沫若同志《春节游广州花市》（1959年2月）

游七星岩（1959年2月17日）

和董必武同志《初游庐山》（1959年7月7日）

和毛泽东同志《登庐山》原韵（1959年8月11日）

花溪（1960年2月29日）

上东山（1960年3月2日）

登南高峰（1960年6月22日）

飞过泰山（1960年6月28日）

看西湖茶区（1961年1月26日）

登西湖北高峰（1961年1月27日）

游闽江（1961年2月2日）

游鼓山（1961年2月4日立春日）

和谢老《泛舟古田水库》原韵（1961年2月8日）

经闽西感怀（1961年2月9日）

三明新市（1961年2月12日）

南昌过春节（1961年2月15日）

游越秀公园（1961年3月3日）

辛亥革命杂咏（1961年10月7日）

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三十五周年

人物评价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朱德同志先后担任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八路军总司令、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并在党内担任重要领导职务。朱德同志身经百战，历尽艰险，功勋卓著，在每一个重大关头都发挥了极其重要的历史作用，为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实现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作出了杰出贡献。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朱德同志怀着“与日寇决一死战，复我河山，保我民族”的决心，率领抗日将士挥师东渡黄河，开赴华北抗日前线。朱德同志坚决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团结抗战，力挽狂澜，为挺进敌后、开辟华北抗日根据地作出了重大贡献。1940年5月，朱德同志从太行前线回到延安，协助毛泽东同志领导各敌后根据地的抗日战争。为克服陕甘宁边区的严重经济困难，朱德同志响应毛泽东同志“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亲自指导和推动大生产运动，倡导培育了“南泥湾精神”，成为人民军队的一个光荣传统。1945年4月，朱德同志在党的七大上作《论解放区战场》的军事报告，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系统总结了党领导抗日战争的基本经验。 解放战争中，朱德同志参与制定了“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等一系列重大战略决策，协助毛泽东同志指挥各解放区军民，先后粉碎国民党反动派的全面进攻和重点进攻。朱德同志不畏艰险，深入前线，有效解决了各兵种协同作战、后勤补给、军工生产等问题。朱德同志亲自指导解放石家庄战役，为组织夺取大中城市的攻坚战积累了宝贵经验。在战略决战和战略追歼阶段，朱德同志协助毛泽东同志，运筹帷幄，决胜千里，指挥人民解放军彻底推翻了国民党反动派在中国大陆的统治，领导我们党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朱德同志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立下了丰功伟绩。新中国成立后，朱德同志不顾年事已高，在党、国家、军队的重要领导岗位上，殚精竭虑，奋斗不息，为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和各项建设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新中国成立初期，朱德同志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国家副主席，参与领导了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和经济建设。朱德同志是第一任党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对党的纪律检查工作倾注了大量心血，做了大量奠基性工作，为在执政条件下加强党纪党风建设积累了重要经验。朱德同志十分重视国防现代化建设，在人民军队革命化、正规化建设和各军兵种创建发展、军事院校建设、部队教育训练等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1956年9月，在党的八届一中全会上，朱德同志当选为党中央副主席。从1959年至1976年，朱德同志连任第二、第三、第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职务，主持了170多次人大常委会会议，为国家政权机构的制度建设、组织建设和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呕心沥血，日夜操劳，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朱德同志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波澜壮阔的一生。朱德同志参加革命70年，经历了旧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几个历史时期，经历过许多磨难和险境，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建立了不朽功勋，深受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爱戴和崇敬。毛泽东同志称赞朱德同志是“人民的光荣”。这是党对朱德同志的最高评价，这是人民对朱德同志的最高评价。 

人物生平

参加革命

1898年10月24日，彭德怀生于湖南湘潭乌石乡彭家围子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小时读过两年私塾，后因母亲去世、父亲病重被迫辍学，靠砍柴、放牛、出外做工为生。15岁时参加饥民闹粜，被官府通缉，逃到洞庭湖当堤工。1916年3月入湘军第2师6团1营当兵，1918年后任班长、排长，在连队秘密组织救贫会，并逐渐萌发富国强兵思想。1921年任代理连长时，因派会员杀死一恶霸被捕，在押解途中机智逃脱。

1922年8月改名彭德怀，考入湖南陆军讲武堂，1923年8月毕业后回湘军第2师6团1营任连长。1926年5月任营长，后随部队编入国民革命军，参加北伐战争。在进攻武昌时结识共产党员段德昌，开始接受共产主义思想。1927年1月在所属连成立士兵委员会，订立具有反帝、反封建和维护士兵权益内容的会章。10月升任国民革命军独立第5师第1团团长。

1928年4月在大革命失败后的革命低潮时期，经段德昌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7月22日与滕代远、黄公略等领导平江起义，组建中国工农红军第5军，任军长兼第13师师长。8月起率部在湘鄂赣边界开展游击战争，建立革命根据地，成立中共湘鄂赣边界特委，任特委委员。年底率红5军主力到井冈山，同朱德、毛泽东率领的红4军会师。所部编为第30团，任红4军副军长兼第30团团长。

声名渐起

1929年1月根据红4军前委召集的联席会议决定，为掩护军主力向赣南发展，率第30团等部留守井冈山，坚持内线作战。经与湘赣国民党军20多个团激战数日后被迫突围，途中遭敌伏击，所部仅剩300余人。同年9月红5军重建时仍任军长。他利用军阀混战的有利时机迅速恢复和扩大红军队伍，使红5军在半年内发展到5000余人。

1930年6月红3军团成立时任总指挥和中共前委书记，与政治委员滕代远率部在平江击败国民党军的进攻，尔后乘虚攻入长沙，缴获大量武器和物资，并成立湖南省苏维埃政府，创造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红军攻下省会的唯一战例，极大提高了红军的声威。8月在浏阳永和与红1军团会合，任新组建的红一方面军副总司令兼红3军团军团长。10月在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和江西省行动委员会联席会议（罗坊会议）上，支持毛泽东提出的红1、红3军团一起东渡赣江的正确主张，维护了毛泽东的威信和红军的团结。

1931年11月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在中央苏区反“围剿”作战中，指挥所部坚决贯彻积极防御、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利用根据地的有利条件，发挥红军机动灵活的特长，与红1军团密切配合，在运动中捕捉战机，迅速果断歼灭敌军，取得第一至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1933年9月被授予一级红星奖章。在第五次反“围剿”中，曾对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又名华夫，原名奥托·布劳恩）的错误指挥表示强烈不满，当面斥其是“崽卖爷田不心痛”。

1934年1月补选为中共第六届候补中央委员；长征开始后，率部连续突破国民党军四道封锁线，掩护中央纵队、军委纵队渡过湘江。在1935年1月举行的遵义会议上，拥护毛泽东的主张。会后率红3军团二渡赤水河，神速回师攻占娄山关，并协同红1军团再克遵义城，歼灭大量反扑之敌，取得红一方面军长征中的第一个大胜利。

1935年6月红一、红四方面军在川西北会合后，坚决拥护北上抗日的方针，反对张国焘的分裂活动。9月任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司令员，10月与政治委员毛泽东率部到达陕北，胜利结束长征。在他指挥红军勇猛打退敌骑兵的追击后，毛泽东曾写诗赞扬他：“山高路远坑深，大军纵横驰奔，谁敢横刀立马，惟我彭大将军。”同年11月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红一方面军司令员，参与指挥直罗镇战役。

1936年1月补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2月任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司令员，与政治委员毛泽东指挥红军东渡黄河，挺进山西，宣传抗日，扩大红军。5月任西方野战军司令员，率部西征宁夏、陇东，扩大了苏区面积，迎接红二、红四方面军北上，实现了三大红军主力胜利会师。11月指挥山城堡战役，歼国民党军胡宗南部1个旅又2个团，迫使其停止对陕甘苏区的进攻。12月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团成员。

戎马一生

抗日战争

抗日战争爆发后，任中共中央军委委员、中央军委前方分会（1941年改称华北军委分会）副书记、国民革命军第8路军副总指挥（9月11日改称第18集团军副总司令），协助朱德指挥八路军开赴华北抗日前线，取得平型关等战役战斗的胜利。1937年10月与朱德、任弼时向中共中央建议，恢复在改编为八路军时取消的政治委员制度，加强部队的政治工作。11月，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发表《争取持久抗战胜利的几个先决问题》的演说，阐述中日双方敌强我弱必然转化的依据，提出整个抗日战场应当采取的作战方针，详细论述了发动游击战争与全民动员的意义和方法。

1938年起在华北敌后参与领导发动群众，创建抗日根据地，扩大抗日武装；指挥部队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和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挫败日军多次“围攻”和“扫荡”，同时与制造磨擦的国民党顽固派进行坚决斗争。

1940年3月组织发起卫（河）东和磁武涉林战役，重创国民党顽固派军队，维护了国共合作抗日的大局。8月，为粉碎日军的进攻和防止国民党投降的危险，在华北指挥实施百团大战，对正太、同蒲、平汉铁路等重要交通线进行大规模破袭战，前后历时3个多月，进行大小战斗1800余次，毙伤俘日伪军4万余人，增强了全国人民争取抗战胜利的信心。

1942年8月任中共中央北方局代理书记，统一领导华北敌后的对敌斗争、整风学习、大生产和减租减息运动，巩固敌后抗日政权，实行精兵简政，领导军民渡过抗日战争最困难的阶段。1943年9月到延安参加整风运动。1945年6月当选为中共第七届中央政治局委员。8月被任命为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协助毛泽东、朱德指挥大反攻作战。

解放战争

解放战争时期，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司令。1947年3月起任西北野战兵团（后相继改称西北野战军、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指挥仅2万余人的部队同进攻陕甘宁解放区的23万国民党军作战。在中共中央和解放军总部主动撤出延安后，根据毛泽东提出的作战方针，采用“蘑菇战术”，拖着敌人兜圈子，并不断进行袭扰，使其屡屡扑空，陷于十分疲劳和十分缺粮的困境。并寻机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在一个半月内于青化砭、羊马河、蟠龙镇三战三捷，歼敌1.4万余人。同年8月指挥沙家店战役，歼敌两个旅，挫败国民党军对陕北地区的重点进攻，基本扭转了西北战局，保卫了中共中央机关的安全，有力地配合了人民解放军在其他战场的作战。

1948年春在宜川战役中，以围城打援战法歼敌5个旅，并于4月21日在西府陇东战役中收复延安。

1949年指挥第一野战军和华北军区第18、第19兵团，运用军事进攻与和平谈判相结合的方式，经过陕中、扶眉、兰州、宁夏、河西等战役，歼灭和改编国民党军30余万人，解放西北5省。6月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书记。

抗美援朝

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西北军政委员会主席、西北军区司令员、新疆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1950年10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坚决拥护毛泽东关于抗美援朝的主张。出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率志愿军跨过鸭绿江，在技术装备落后、后勤供应困难、异国作战、地形生疏等不利条件下，与朝鲜人民军一道迎战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和南朝鲜军队。战争初期，乘敌恃强分兵冒进，及时修正作战计划，变更部署，指挥志愿军以近战、夜战、迂回穿插断敌后路的打法，在第一次战役中歼敌1.5万余人，初步稳住了战局。第二次战役中，乘敌尚不了解志愿军的兵力和意图，先指挥所部后退示弱、诱敌深入，然后猛烈反击、迂回敌后断其退路，歼敌3.6万人，收复“三八线”以北大部地区，彻底粉碎了麦克阿瑟在圣诞节前占领全朝鲜的狂妄企图，扭转了朝鲜战局。第三次战役中，指挥部队突破敌“三八线”防御阵地，占领汉城，将战线推进到北纬37度线附近，并及时察觉敌人企图，果断下令停止追击。第四次战役中，面对敌全线反扑，运用节节抗击、战役反击、运动防御等多种作战样式，予敌以重创。第五次战役中，指挥志愿军实施全线反击，歼敌8.2万余人，把战线稳定在“三八线”附近地区，粉碎了敌人在中朝军队侧后登陆的计划，迫使其转入战略防御并接受停战谈判。

1951年6月，他根据毛泽东的指示，适时提出“持久作战，积极防御”的作战指导原则，采取以阵地战为主的作战形式，指示部队利用山地有利地形构筑工事，依托阵地轮番作战，采取“零敲牛皮糖”的战法，一次歼敌一小部分，积小胜为大胜，以配合停战谈判的斗争。同时集中群众智慧，推广“马蹄形隧道”，在250公里的防御正面和东西海岸重点地区筑成坑道与野战工事相结合的坚固阵地防御体系；推广狙击杀敌（冷枪冷炮）运动和小分队夜袭奇袭“快打快撤抓一把”的打法；推广诱敌离开工事后集中炮火予以杀伤的“引肉上砧”战术等多种创造性战法。在此期间，他指挥志愿军以顽强防守与适时反击相结合的战法，粉碎敌人多次局部进攻，大量歼灭敌有生力量，使战线逐渐南移。此外，他还挫败了敌以切断中朝方面运输补给为目的的“绞杀战”和以制造疫区为目的的细菌战。1952年4月因病从朝鲜回国就医，愈后被留在中央，一面主持军委日常工作，一面兼顾志愿军作战。为了促进停战的早日实现，他于1953年6月返回朝鲜前线，建议举行并组织实施了金城战役，以强大兵力对南朝鲜军坚固阵地进行突击，歼敌5万余人，促使停战谈判达成协议，并造成停战后的有利态势。7月28日以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官身份在朝鲜停战协定上签字。在朝鲜作战期间，他教育部队尊重朝鲜人民的民俗风情，遵守朝鲜政府的政策法令，爱护朝鲜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被授予“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英雄”称号。

国内建设

1953年12月受中共中央委托，主持全国军事系统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代表中央军委作《四年来的军事工作总结和今后军事建设上的几个基本问题》的报告。会议根据毛泽东对军队建设的要求，确定把人民解放军建设成为一支优良的现代化革命军队的总方针和总任务，提出建设现代化革命军队的具体途径，规定党对军队的领导制度是党委集体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等，推动了人民军队的正规化、现代化建设。

1954年9月起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部长、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在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领导下，与军委其他领导同志密切合作，领导实行军队组织机构和重大制度的改革，加强技术兵种建设，创办各类军事院校，建立军事科学研究机构，实行义务兵役制、军衔制、薪金制、授勋授奖制度等，使人民解放军在保持和发扬优良传统的基础上，逐步实现从单一军种到诸军兵种合成军队的历史性转变，使全部军事工作从战时状态转入平时建设轨道。为了建设巩固的国防和准备解放台湾，他亲自勘察地形，根据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指导国防筑城施工，到1959年初步完成沿海第一线国防工事构筑计划和作战准备。

1955年9月被授予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56年9月在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现代化而斗争》的报告，并当选为中央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委员。

惨遭蒙冤

1959年7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庐山会议）期间，因写信给毛泽东，对1958年“大跃进”开始后“浮夸风”、“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等问题提出批评，被错误地认为是“向党进攻”和右倾机会主义。8月在中共八届八中全会上，又被错定为“反党集团”的首要人物。9月被免去国防部部长职务，停止一切实际工作。庐山会议原本是为了“纠左”，但会后却在全国展开了“反右倾运动”（反对以彭德怀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上万名党员受到了批判与非人道待遇；其中大部分党员在1962年被平反，恢复了工作；但毛泽东设下了底线：“谁都能平反，唯独彭德怀不能平反。”

1962年6月再次给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写信，反驳庐山会议强加给他的不实之词，坚持真理。9月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又被认为是企图“翻案”，再次受到错误批判和审查，并被剥夺了党员的权利。

1965年9月，毛泽东约他谈话，表示“也许真理在你那边”。随后，被派往四川成都担任中共中央西南局三线建设委员会第三副主任，仍顾全大局，兢兢业业地工作。

元帅之死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后，彭德怀又遭到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无端诬陷和严重迫害，被红卫兵从成都押回北京，惨遭批斗、关押，他据理斗争，坚贞不屈；由于长期的摧残和折磨，他身患结肠癌，于1974年11月29日14时52分在北京含冤辞世，时年76岁。

1974年12月17日，彭德怀的遗体从301医院被秘密送往火葬场火化。为了掩盖事实，这份火化的申请单上写的是：“申请人：王奎，住址：301，与死亡人关系：父子，死亡人姓名：王川，男，76岁，印号○○一二六九○。”

1978年11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为他平反昭雪，恢复名誉；同月24日，中共中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为他与陶铸同志同时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邓小平同志亲致悼词。 

婚姻情感

初恋表妹

周瑞莲是彭德怀舅舅所抚养的一个孤女，彭德怀与其情同手足，假如没有意外，很可能他们会成为一对天长地久的夫妻。舅舅曾给他们定下了婚事。但不久，少年彭德怀却惜别了自己的未婚妻，从军去找穷人的出路了。瑞莲拿出两双绣着字的鞋塞给彭德怀，他打开一看，鞋上绣的是“同心结”三个字。一对恋人，就这样分别了。岂知这便是他们的永别。

彭德怀投入湘军，英勇作战，三年后成了连长。这期间他省吃俭用，准备将来返乡与表妹成婚。突然，传来了有如出自地狱的消息———地主向舅舅逼债，舅舅无能为力，狠心的地主竟要小瑞莲做抵债品，表妹宁死不从，跳崖身亡。从听到这个噩耗的日子起，彭德怀更加少言寡语。他背着人上山失声痛哭，心底里埋藏着的是大海般的仇恨。

等待发妻

1922年，在亲友撮合下，24岁的湘军军官彭德怀，娶了尚不满12周岁（冒充14岁）的货郎之女刘细妹，给她改名刘坤模——“女中模范”之意，让她放足，还教她读书写字。虽说两人的感情不会再像彭德怀和表妹周瑞莲那样深厚，但毕竟夫妻一场，彼此恩爱自是当然。

1928 年平江起义时，彭德怀让她回家，答应革命胜利后去接她，不料从此失去联系。刘坤模以“匪属”之身，漂泊辗转，历尽艰辛，走投无路之下，由陶铸的母亲搭线，在汉口另嫁他人，生有一女。1937年从报上得知彭德怀已经是八路军副总司令，便修书一封，上写“平型关彭德怀收”。老彭居然收到了，便接她到延安，给安排了工作。但二人已然不能破镜重圆，多少年后，彭德怀谈起这段往事还叹息道：“这不能怪我，也不能怪她。”刘坤模后来嫁给了陕甘宁银行的一位处长、山西老红军任楚轩。建国后先在北京，后调到我们哈尔滨工作。80年代刘坤模还是哈尔滨政协委员，写了本《和彭德怀在一起的日子》，对老彭还是一片深情。1987年刘坤模老奶奶回湖南乌石彭总故居参观，写下一诗：“横刀人不见，乌石缅雄风，华厦开新宇，犹忆大将军”。读之令人落泪。 

暧昧情愫

彭德怀将军失意于婚姻，一段时间曾绝意于再婚。1937年春，在陕北有了一个美好的传闻：有一知名的女作家久慕彭大将军的英名，从十里洋场的上海来到陕北，赶往地处前线的云阳镇去见彭德怀，并借此体验红军生活，为创作积累素材。女作家对他充满了好感和神秘感；而彭德怀对之也亲切有加。不久，周恩来也来到云阳，显然听说了这里正在发生的“事”。周恩来和彭德怀开玩笑，询问他们俩何时可以办事。彭德怀苦笑着回答：“没有的事。”原来他已经慎重地考虑过：军人尤其还是指挥员的他，与女作家在工作和生活上均难以协调，何况那时他还没有得到自己结发妻子刘坤模的消息，于是那个念头很快被打消，周恩来等热望的“好事”遂不谐矣。以上所述不知确凿与否，不过后来当这个著名女作家倒霉的时候，一个被人攻讦的口实便是这件事。

还有一金发碧眼的外国女记者倾慕彭德怀将军。1938年初她去采访山西洪洞县马牧村的八路军总部时，以西方女性特有的坦率表达衷情，却被彭德怀婉拒了。当日军发动进攻、文化人被安排撤回延安之际，这位女记者独自坐在村边的石头上，望着村内的袅袅炊烟而饮泣。第二天，她随队怏怏地离开了总部。这个外国女记者就是美国人史沫特莱。

最终婚姻

彭德怀将过不惑之年，却依然是单身。在众人的撮合下，浦安修走进了彭德怀的生活。这位清秀、温和、文静的姑娘，就是北师大的女学生、著名浦氏家族中的小妹浦安修。后来彭德怀与浦安修于1938年10月10日结婚。庐山会议之后，浦安修与彭德怀令人痛心的离婚了。晚年中央仍然承认她是彭德怀夫人，参与了《彭德怀自述》的整理工作。 

亲属成员

主要作品

诗词作品

彭德怀是一位战功赫赫的革命家、军事家，他的诗作皆直抒胸臆，发自真情，脱口成章；不事文字雕琢，大致押韵，不受近体诗歌格律拘束，近于民间诗歌和古体诗，粗旷、豪放，自成一种风格。

跃上井冈旗帜新

求知心切去黄埔，夜梦依依我不然。“马日事变”教调大，革命必须有武装。

秋收起义在农村，失败教训是盲动。惟有润之工农军，跃上井冈旗帜新。

我欲以之为榜样，或依湖泊或山区。利用周磐办随校，谨慎争取两年时。

团村战斗

猛虎扑群羊，硝烟弥漫。人海翻腾，杀声冲霄汉。

地动山摇天亦惊，疟疾立消遁。

狼奔豕突，尘埃冲天。大哥未到，让尔逃生。

武汉长江大桥建成通车有感

长江天堑一桥，贯穿南北功劳。车声辚辚桥上，惊涛滚滚东流。

大桥横跨长江岸，龟蛇联姻情舒畅。三镇鼎立结同盟，万众欢呼如宿愿。

颂攀枝花

攀枝花在过去认为是穷山恶水的金沙江两岸，如今就要建成新型大工业城市，成为三线重要国防基地，工人为此奋斗，气势磅礴，言语笔墨实难形容，聊记数语以资纪念。

天帐地床意志强，渡口无限好风光。江水滔滔流不息，大山重重尽宝藏。

悬岩险绝通铁道，巍山恶水齐变样。党给人民无穷力，众志成城心向党。

出版著作

出版有《彭德怀传》、《彭德怀自述》、《彭德怀军事文选》等。

身后典故

骨灰存放

1978年12月23日，划时代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闭幕，并决定第二天在北京召开彭德怀元帅的平反昭雪追悼大会。

1978年12月中旬一天上午，一架从北京飞来的飞机停在成都郊外双流机场。从飞机上走下两个人来，直奔中共四川省委，两人找到省委副秘书长张振亚，递上了中央专案审查小组写给时任中共四川省委第一书记赵紫阳的一封便函，取走彭德怀骨灰。

在“四人帮”所控制的专案组有一份材料，上面有着如下记录：受审人员彭德怀，因患直肠癌，经治疗无效，于1974年11月29日病死；彭德怀是里通外国、阴谋夺权的反党分子。我们意见，将其化名王川，尸体火化后，骨灰存放成都一般公墓。该专案组另一份记录中写着：中办秘书处电话告，王（洪文）副主席在彭德怀死亡骨灰处理报告上指示：“照报告上所提的办法办。”

彭德怀骨灰存入成都东郊殡仪馆的时间是1974年12月23日，取走的时间是1978年12月22日。

在为彭德怀平反昭雪的追悼大会上，中共中央副主席邓小平亲致悼词；沉冤整整20年的彭德怀一案终于获得平反，历史最终给这位忠臣良帅以公正的评价。

悼词全文

1978年12月24日，在彭德怀、陶铸同志的追悼大会上，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的邓小平同志为彭德怀同志亲致悼词：

同志们：我们怀着十分沉痛的心情，为彭德怀同志举行追悼会。

彭德怀同志是我党的优秀党员、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是平江起义的主要领导者、红三军团的创立者，是我们党、国家和军队的杰出领导人，曾担任过党政军的许多重要职务。他在林彪、“四人帮”的迫害下，于一九七四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在北京逝世，终年七十六岁。今天，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认真落实党的政策，给彭德怀同志做出了全面的、公正的评价，为他恢复了名誉。

彭德怀同志在近半个世纪的革命斗争中，在伟大导师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南征北战，历尽艰险，为中国革命战争的胜利，为人民军队的成长壮大，为保卫和建设社会主义祖国，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他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一生。他的不幸逝世，是我党我军的重大损失。

彭德怀同志具有很强的组织领导能力和军事指挥才能。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他曾担任中国工农红军师长、军长、三军团总指挥，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长征后期担任过以毛泽东同志为政治委员的陕甘支队司令员；到达陕北以后，担任过红军前敌总指挥。抗日战争时期，担任八路军副总司令，中共中央北方局代理书记。解放战争时期，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司令、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担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书记，西北军政委员会主席，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中央人民政府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一九六五年，担任建设大三线的副总指挥。他曾任党的第六届、第七届、第八届中央委员会委员、政治局委员。他还当选为第一届和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彭德怀同志是湖南省湘潭县人，出身贫寒，当过苦工。大革命时期，他曾在国民革命军任营长、团长。大革命失败后，他坚持反对新军阀，秘密组织士兵委员会，支持工会、农会和学生会的革命活动。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彭德怀同志毅然决然地选择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道路，于一九二八年四月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

一九二八年七月，在中国革命处于低潮的时刻，彭德怀同志领导了著名的平江起义，编为红军第五军，坚持湘鄂赣的游击战争，开辟了湘鄂赣根据地。到同年十一月间，红五军主力奔赴井冈山。从此，他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坚持井冈山斗争，参加反“围剿”作战和震惊中外的二万五千里长征，指挥过许多重要的战役和战斗。长征到达陕北后，他还参与指挥了红军胜利的东征。

抗日战争时期，彭德怀同志协助朱德同志率领八路军，挺进敌后，在艰苦的岁月里，开辟了华北广大的抗日根据地，为赢得伟大的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卓越贡献。

解放战争时期，彭德怀同志坚决贯彻执行毛泽东同志的伟大战略决策，在敌我力量悬殊、十分艰难的条件下，指挥部队驰骋疆场，英勇奋战，消灭了蒋胡军，解放了大西北。新中国刚成立，美帝国主义把侵略朝鲜的战火烧到鸭绿江边。彭德怀同志当此严重时刻，坚决执行党中央、毛泽东同志的指示，肩负中国人民的重托，担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率领中华英雄儿女，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同朝鲜人民和人民军并肩战斗，直至胜利，光荣地履行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义务。彭德怀同志回国后，致力于我国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事业，不辞辛苦，成绩卓著。

彭德怀同志热爱党，热爱人民，忠诚于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他作战勇敢，耿直刚正，廉洁奉公，严于律己，关心群众，从不考虑个人得失。他不怕困难，勇挑重担，对革命工作勤勤恳恳，极端负责。

彭德怀同志是国内和国际著名的军事家和政治家，一直受到广大党员和群众的怀念和爱戴。

我们要学习彭德怀同志的革命精神和高贵品质，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在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团结一致，同心同德，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解放思想，开动机器，为实现新时期的总任务，为加快建设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而奋勇前进！

彭德怀同志永垂不朽！

人物评价

总体评价

彭德怀同志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政治家；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卓越领导人之一；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缔造者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元勋之一；1955年被授予元帅军衔和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在中国革命的各个历史时期，彭德怀同志都担任共产党军队的高级领导职务，是毛泽东、朱德同志指挥全军的得力助手；他具有非凡胆略和精湛的军事指挥艺术，在国内外享有崇高的声望；彭德怀同志为党和人民立下的赫赫战功，永远载入中国革命的光荣史册。

彭德怀同志为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他认真研究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和规律，创造性地执行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战略方针和战术原则，丰富和发展了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他毕生所积累的丰富经验，对加强新形势下的国防和军队建设，仍然具有重要的意义。

彭德怀同志有着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和坚强的党性原则，始终保持坦荡的革命胸怀，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在许多重要历史关头，他总是挺身而出，坚持真理，坚定地维护党的利益；他为党和人民作出了巨大贡献，却从不居功自傲，从不接受任何特殊待遇，严于律己，克勤克俭，他极其关心人民群众之疾苦，始终保持劳动人民之本色。

各家点评

1978年12月24日，邓小平同志在彭德怀同志追悼大会上的悼词中称“彭德怀同志是国内和国际著名的军事家和政治家，一直受到广大党员和群众的怀念和爱戴。”“彭德怀同志热爱党，热爱人民，忠诚于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他作战勇敢，耿直刚正，廉洁奉公，严于律己，关心群众，从不考虑个人得失。他不怕困难，勇挑重担，对革命工作勤勤恳恳，极端负责。”

人物生平

接受教育

1907年12月5日生于湖北黄冈林家大湾。9岁入私塾，13岁起就读于林育南、恽代英等在黄冈八斗湾创办的浚新学校。15岁转入武昌共进中学，并于1923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曾被共青团武昌地委指定为共进中学团支部书记。1925年“五卅”反帝运动中，积极投身学生运动，发起成立“共进图书社”，组织同学阅读进步书刊，并在陈潭秋等指导下创办“共进月刊”。后被湖北学生联合会推选为出席在上海举行的全国学联第七次代表大会代表。同年秋于共进中学毕业后返回林家大湾，父母要他就近谋一个教师职业，以便关照家庭生活。但他说服父母，决心弃教从戎。后经当地中共组织批准南下广州，考入黄埔军校第四期，编在步兵科第2团第2营第3连，同时改名为林彪。 

参加革命

在黄埔军校由共青团转入中国共产党，并任3连中共支部书记。1926年10月毕业后，由广州北上武汉，被分派到国民革命军第4军叶挺独立团任见习排长，参加北伐战争。1926年11月，从第四期毕业后，由广州北上武汉，分配在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第二十五师第七十三团任见习排长、排长，曾随部参加北伐战争中讨伐孙传劳和进军河南的战斗。

1927年4月随第25师73团（由叶挺独立团改编）参加武汉国民政府举行的第二次北伐，历经上蔡、临颍等战役战斗。7月随部移驻九江。8月2日由聂荣臻、周士第直接率领参加南昌起义。起义后任73团3营7连连长。同年10月起义军在广东潮（州）汕（头）地区失败后，随朱德、陈毅转战闽、粤、赣、湘边地区。

1927年7月15日，汪精卫继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后，在武汉发动“七一五”政变。随后，党中央授权周恩来组织前敌委员会，全权指挥南昌起义。林彪所在的第二十五师驻扎在马回岭，是预定参加南昌起义的主力之一。1927年8月1日凌晨，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率领起义军2万余人发动南昌起义。1日下午，第二十五师的大部分官兵从马回岭乘火车开进南昌，并在南昌重新整编，由周士弟担任师长，林彪仍任七连连长。南昌起义的队伍在南下途中失败，队伍多被打散。随后，林彪参加了湘南武装起义，并随着武装起义的队伍上了井冈山，成为中央苏区的开创者之一。

1928年1月，参加湘南起义，改任中国工农革命军第1师1营2连连长。同年4月随湘南起义军到达井冈山，先后任中国工农红军第4军28团营长、团长，参加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反“进剿”、反“会剿”斗争。

1928年4月28日，南昌起义保留下来的部分队伍和湖南地方武装，在宁冈县的砻市同毛泽东直接领导的工农革命军胜利会师。1928年5月4日，两军会师大会和红四军成立大会在砻市举行。会上宣布成立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王尔琢任参谋长，下设第十、十一、十二师。21岁的林彪任第十师第二十八团一营营长，何长工任该营党代表。

井冈山会师后，革命的武装力量更加壮大了。后来，蒋介石调集湘、赣两省军队多次“进剿”井冈山，少的时候有八九个团，最多的时候达18个团。在井冈山的反“围剿”斗争中，林彪初任工农红军第四军的营长、团长，因指挥作战有方，特别是在毛泽东亲自指挥的三打永新和龙源口激战中，林彪机智灵活、善用疑兵的战术风格赢得了毛泽东的赏识，提升很快。 

1929年1月随朱德、毛泽东挺进赣南、闽西，3月任红4军第1纵队纵队长（亦称司令员）。期间，支持毛泽东继续担任红4军前委书记。年底在给毛泽东的新年贺信中直言不赞成一年争取江西的计划，毛泽东写了后来以《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为题的著名复信。 

声名渐起

1930年6月，任红1军团第4军军长，时年23岁。

1932年3月任红1军团总指挥（后称军团长），率部参加了文家市、长沙、吉安、赣州、漳州、南雄水口、乐安宜黄、金溪资溪等重要战役和中央苏区历次反“围剿”，曾多次指挥所部担任战役战斗的主攻任务，成为红一方面军能征善战的高级指挥员之一。在此期间，他还曾被选为中共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委员、中共苏区中央局委员、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一、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开始后，与聂荣臻指挥所部参加了突破国民党军四道封锁线和强渡乌江作战。

1935年1月，参加了中共中央在贵州遵义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纠正了“左”倾路线，改组了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军委，由毛泽东负责军事指挥。会后指挥红1军团参加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夺占泸定桥等作战。遵义会议后红军初战失利，再加上许多干部对红军绕着圈子走表示不理解，林彪独自写信给中央，建议“毛、朱、周随军主持大计，请彭德怀任前敌指挥，迅速北进与四方面军汇合”，受到毛泽东的严厉斥责。

同年9月，红一方面军改称陕甘支队，任支队副司令员兼第1纵队司令员。到达陕北后，陕甘支队恢复第一方面军番号，重任红1军团军团长，并当选为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随后率部参加了直罗镇战役和东征战役。随后率部参加了直罗镇战役和东征战役。林彪在中央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中，从排长逐步升为军团长，并以此奠定了他一生的重要领导地位。

1936年6月被任命为中国抗日红军大学（简称“红大”）校长，后兼任政治委员。1937年1月，“红大”从保安（今志丹）迁至延安并改名为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简称“抗大”）后，继续任校长兼政治委员，并兼任抗大第一分校校长和政治委员。

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下辖3个师，林彪被任命为八路军第115师师长和该师军政委员会书记，是3位师长中最年轻的，并任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和军委前方分会委员。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后，以师为单位分头开赴抗日前线，林彪率部挺进华北抗日前线。 

抗日战争爆发后，被任命为八路军第115师师长和该师军政委员会书记，并任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和军委前方分会委员，率部挺进华北抗日前线。

1937年9月25日与聂荣臻指挥所部设伏平型关，一举歼灭日军精锐第5师团21旅团一部1000余人，击毁汽车100余辆，马车200余辆，缴获各种枪1000余支（挺）、军马50余匹及其他大批军用物资，取得华北战场上中国军队主动出击作战的首次大捷，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提高了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威望，同时使他成为名噪一时的抗日名将。10月17日，他以《平型关战斗的经验》为题在《解放》周刊发表文章，总结出12条与日军作战的经验。平型关战斗后，率第343旅由五台地区南下，于11月初在广阳设伏，再歼日军近千人，缴获骡马700余匹以及大批军需物资。由于平型关战斗的意义重大而深远，此战在全国的舆论工具中成了重大新闻，被各报刊登载。林彪作为作战的指挥官在党内的影响更大，在全国也成了知名人物。 

1938年2月奉命率115师师部和343旅由晋东北南下，到吕梁地区开辟根据地。3月2日带师直属队途经隰县以北千家庄时，因身穿缴获来的日军大衣并骑着洋马，被当地驻军阎锡山部第19军警戒部队的哨兵开枪误伤。子弹从右腋经左侧背穿出，伤及肺和脊椎骨，从此留下终生未愈的植物神经紊乱症，并逐渐形成了怕水、怕风、怕光、一紧张就出汗的毛病。后送延安治疗，师长职务由343旅旅长陈光代理。从5月开始，边休养边参加“抗大”工作，曾就“抗大”的教育方针、军队的领导问题等作过多次报告和讲演。同年冬经党中央批准，赴苏联继续就医，住在莫斯科郊外科尔斯基村的一所疗养院（对外称“七部”或“八部”，共产国际称“中国党校”），由伏龙芝军事学院的将级教官授课。后来，在苏德战争紧张时，该部人员被编入苏联红军。据师哲回忆录记述，林彪在此期间曾对德军的一次行动作出估计并报告了苏联军事当局，受到高度重视。 

1942年2月经新疆返回延安，任中共中央党校管理委员会成员，主持军事教育会议，参加整风运动。同年8月，蒋介石在重庆约见周恩来，提出要在西安会见毛泽东。周恩来从毛泽东的安全和斗争策略考虑，提议由林彪代表毛泽东到西安先见蒋介石，并得到毛泽东和中央书记处的同意。9月中旬，他乘汽车由延安赴西安，因天降大雨，路上阻隔，抵西安时蒋介石已返回重庆。他由西安又赴重庆，于10月7日到达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此后近10个月，与周恩来一起同张治中、蒋介石等就克服内战危机、继续合作抗日等问题进行谈判。1943年7月与周恩来等离开重庆返回延安，继续在中共中央党校工作。

1945年4月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央委员。8月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当选为中央军委委员。

抗日战争胜利后，奉派到山东拟任山东军区司令员、中共山东分局委员。1945年9月下旬，当其行至河南濮阳地区时接到中央电令，遂奉命兼程转赴东北，于10月底抵达沈阳。此后历任东北人民自治军总司令，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兼政治委员，东北军区、东北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和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并兼任东北军政大学校长等职。进入东北初期，曾根据形势变化，向中央军委提出缩短战线的建议并被采纳。尔后，参与领导建立东北根据地，并组织指挥了四平、新开岭、三下江南四保临江等战役。

1946年6月，任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兼政委；年7月，主持召开东北局扩大会议，讨论通过由陈云起草的《东北的形势与任务》（简称“七七决议”），强调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的必要性。指挥在北满的民主联军进行三下江南（指第二松花江以南）战役，和南满的民主联军组织的四保临江（在吉林南部）战役南北呼应，使国民党军首尾不能兼顾，疲于奔命，陷入被动。

1947年先后发动夏季、秋季、冬季攻势，歼国民党军30余万人，为在东北进行战略决战创造了条件。此后，曾对中央军委南下作战的指示迟疑不决，直到1948年7月才初步定下实施辽沈战役的决心。9月战役打响后，对敌情作出正确判断，在攻克锦州后果断举行辽西会战，围歼国民党军“西进兵团”，取得战役的决定性胜利。此次战役共歼敌47万余人，解放东北全境，并使东北部队由出关时的13万余人发展到100余万人，成为人民解放军一支强大的战略机动力量。同年11月奉命率部入关，任人民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员和中共平津前线总前委书记，与罗荣桓、聂荣臻一起，统一指挥东北野战军和华北军区部队进行平津战役，歼灭和改编国民党军52万余人。

1949年3月任第四野战军司令员，5月兼任华中军区司令员，并任中共中央华中局第一书记。6月率野战军主力渡过长江，先后指挥了宜沙、湘赣、衡宝、广东、广西、海南岛等战役，共歼国民党军43万余人，解放湘、鄂、粤、赣、桂5省。在解放战争中，曾总结部队的作战经验，提出“一点两面”、“三三制”、“四组一队”、“四快一慢”等战术原则，其关于战斗作风和战术问题的多次讲话曾印发部队指导作战和训练。

闲云野鹤

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南军政委员会（后改为中南行政委员会）主席、中南军区兼第四野战军司令员、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书记。

1950年6月参加中共七届三中全会后，即举家迁到北京。因其怕光、怕水、怕风的毛病越来越重，开始脱离工作进行诊治。同年10月经中央批准，再次赴苏联就医。1951年回国后住进毛家湾，仍以休养为主。同年11月任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1954年起任国务院副总理和国防委员会副主席。1955年4月在中共七届五中全会上，被补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9月被授予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在此期间，他的职务虽然一直在提升，但基本没有在岗位上工作，深居简出，很少抛头露面和参加社会活动。 

走向巅峰

1958年起，出于政治上的需要，也由于身体状况有所好转，开始逐渐活跃。同年5月参加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和八届五中全会，被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共中央副主席。与此同时，他介入所谓“反教条主义”斗争，在全军掀起对“教条主义倾向”的批判，伤害了刘伯承等一大批干部。1959年庐山会议后兼任国防部长。随后，中共中央组成新的军委，被任命为军委常委、副主席，主持军委日常工作。提出并推行一整套“左”的东西，打击、迫害、排挤一些与他意见不同的同志；同时对毛泽东搞个人崇拜，把毛泽东思想简单化、庸俗化。

1964年抓住全军大练兵和大比武中的某些缺点大做文章，说搞军事第一、技术第一，是推行“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冲击了政治，冲击了学习毛主席著作”。随后，他又说军队工作要“突出政治”，“军事训练、生产等需要占一定的时间，但不应冲击政治。相反，政治可以冲击其他。”林彪的这些主张，遭到总参谋长罗瑞卿等人的抵制。1965年冬以“篡军反党”等罪名诬告罗瑞卿，并提出所谓突出政治的“五项原则”，将全军群众性的大比武运动压了下去，同时解除了罗瑞卿的职务。1966年初责令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对罗瑞卿所谓资产阶级军事路线进行批判，并讨论如何贯彻执行突出政治的“五项原则”。此后，“突出政治”、“政治可以冲击一切”的论调进一步流毒全军，部队中政治与军事统一、政治与业务统一的正常关系变成了冲击与被冲击、压倒与被压倒的关系，致使全军的各项工作受到严重干扰与破坏。 

文革政变

1969年4月在中共九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和中央军委副主席，被定为毛泽东的接班人并写进了党章。此后，他的篡党夺权活动更加变本加厉。1971年9月8日下达反革命武装政变手令，企图谋害毛泽东，另立中央。阴谋败露后，于9月13日零时与妻子叶群、儿子林立果等从山海关机场强行乘飞机外逃，凌晨3时在蒙古人民共和国温都尔汗肯特省贝尔赫矿区南10公里处机毁人亡。

1973年8月20日，中共中央决定开除其中国共产党党籍。1981年1月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对其作出判决，被确认为反革命集团案主犯。 

主要成就

指挥战役

战术才能

在东北战场上，林彪较充分地显示出他的指挥才能。他总结出“一点两面”“三三制”“三猛”等战术原则。“一点两面”就是在进攻敌人时集中力量突破一点，得手之后迅速扩大战果，正面进攻与侧面迂回包围、分割、穿插相配合；“三三制”即每班分成三个战斗小组，每个战斗小组3至4人，进攻时以小组为单位，队形疏散可减少伤亡，容易聚拢便于形成战斗力；“三猛”即猛打、猛冲、猛追。林彪把复杂的战术问题用几个字简练地概括，好学好记，便于推广，这些战术原则，在东北野战军中推广很普通，应用也很广泛。

1949年春，林彪率领部队继续南下，指挥所部进军中南。3月任第四野战军司令员，5月兼任华中军区司令员，并任中共中央华中局（12月改称中南局）第一书记。6月率野战军主力渡过长江，先后指挥了宜沙、湘赣、衡宝、广东、广西、海南岛等战役，共歼国民党军43万余人，解放湘、鄂、粤、赣、桂5省。在在解放战争的5年征战中，林彪指挥大兵团作战，其战争规模最大时可集结数十万人。在数十次较大规模的战役、战斗中，由于谋划准确，决策果断，指挥得力，再加上因新式整军运动鼓舞起指战员的高昂士气，几乎是每战必胜。在解放战争期间，曾总结部队的作战经验，提出“一点两面”、“三三制”、“四组一队”、“四快一慢”等战术原则，其关于战斗作风和战术问题的多次讲话曾印发部队指导作战和训练，对于部队的野战和攻坚都起到了积极作用。

婚姻家庭

一次婚姻

林彪8岁那年，望子成龙的父母就为林彪找了一个比他大3岁的湖北省黄冈县回龙镇汪家的二小姐做童养媳。林彪还是个娃娃，对婚姻大事根本不懂，等他参加革命以后，就忘了。

1927年春节前夕，林彪随北伐军进驻武汉，突然收到他父亲的来信，说他病入膏肓、火速回家。林彪是个孝子，接到父亲的信后潸然泪下，当即请假往家中奔去。除夕之夜，林彪回到家里，才知道是父亲骗他回来成婚的。林彪在父母的苦苦哀求下，不得不跟已经等了他十几年的汪家姑娘举行了隆重的婚礼。这婚姻对他来说，没有任何幸福可言。林彪连夜离开了林家大湾，返回部队。

到了部队后，林彪给父母和汪氏写了一封信，让汪氏不要再耽误自己的青春年华，另找一个人家。林彪的父母看了信之后，气得破口大骂，但又无可奈何。汪氏在家中哭了好几天，然后当众发誓，此生永不再嫁。

在以后的岁月里，汪氏果然信守诺言，终身未嫁，始终在林家侍奉林家老小。

中国解放后，林彪已是一位大人物，汪氏不愿意沾林彪的光，执意搬回了娘家，独守空房，以做鞋维持寂寞的生活。林彪也一直没有忘记她。

1959年初秋，林彪到武汉参加中共中央的工作会议，会议结束后，他突然要回家乡看看。回到老家后，他向公社书记问起了汪氏情况。得知汪氏已经56岁了，身子骨倒还挺硬朗，家里已没什么人了，靠做鞋卖为生，生活一般。林彪听后让秘书拿出3000元钱，让公社书记转交给汪氏，并一再嘱咐钱是党给的。

林彪走后，公社书记将3000元钱转交给汪氏。汪氏知道事情真相后把钱锁进箱底，依然靠做鞋为生。不久，汪氏还获得了“光荣革命老人卡”，每月能固定享受到政府给予的一定生活补助，都是林彪安排的。

1967年，汪氏因病离去世。此次婚姻是林彪有名无实的第一次婚姻，真正的感情经历是在革命军队中开始的。

二任妻子

1936年，毛泽东决定建立“西北抗日红军大学”并任政委，28岁的林彪任校长。“红大”是“抗大”的前身。延安作为中共中央所在地，集聚了众多的优秀青年。延安处在一种相对和平和环境里，青年们就经常搞一些文艺活动，并邀请中央领导参加，每逢星期六举行舞会。林彪性格内向，沉默寡言，从不上场跳舞，可还是有许多姑娘倾慕具有“常胜将军”美誉的林彪。林彪却看中陕北米脂姑娘张梅。

张梅的真名叫刘新民，出类拔萃，人称“陕北一枝花”。真正打动林彪的并不是张梅的外貌，而是她那活泼开朗的性格。张梅上进心很强，对林彪十分仰慕。1937年，他们结婚了。一年后，张梅为林彪生了一个女儿。

1938年3月2日，林彪从阎锡山的晋军防区路过，由于林彪穿着从日军那里缴获来的大衣，晋军开枪误伤了林彪，日后给他带留下很多后遗症。受伤后，林彪先是回延安治疗，但延安的医疗条件不太好。

1938年冬天，经党中央批准，林彪由张梅陪同，远赴苏联养伤，在苏联待了3年。在苏联，林彪夫妇受到热情接待，被安排在莫斯科郊区的一幢舒适的房子里。林彪性格孤僻、内向、沉默寡言，爱静不爱动，除了研究军事外，他几乎没有业余爱好。而张梅活泼好动，喜欢外出参加社交活动，林彪却不准她与外界接触，不许她参加政治、文化等活动。他们性格上的冲突日益显露出来，感情出现裂痕，越闹越僵。

1942年，林彪从苏联回到延安，张梅却留在了莫斯科，结束了两人的婚姻。

三次爱情

孙维世是烈士孙炳文的女儿，孙炳文牺牲后，周恩来和邓颖超把孙维世当做自己的女儿抚养起来。1937年底，周恩来派人将孙维世从武汉送到了延安。

在延安，孙维世先后就读于抗大、中央党校和马列学校，接受了系统的革命理论和文化教育。1938年，孙维世年仅18岁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孙维世天生丽质，聪明伶俐，富有教养，深得大家喜爱。林彪是抗大的校长，虽然孙维世如此出众，但林彪并没有过多地注意她，因为他那时刚与张梅结婚，感情很好。再者，林彪平时也不太注意女性。

1939年，周恩来由邓颖超陪同，到苏联治疗右臂，孙维世同机前往，去苏联学艺术。在苏联，孙维世先后在莫斯科中山大学、莫斯科戏剧学院学习。许多中央领导人的子女和革命烈士的后代都在莫斯科学习，那些年青人十分活跃，节假日和周末经常在一起玩耍，举行各种讨论会和文艺活动。他们知道林彪也在莫斯科养伤，就常常邀请林彪参加他们的活动，并让林彪讲井冈山、讲长征、讲平型关大捷等，可林彪不是爱夸夸其谈的人，并不肯多讲他自己。他的谦逊，引起了那些青少年的崇敬。

林彪和张梅闹矛盾时，心情十分沉闷，那些青少年的活泼和天真感染了他，生活得到慰藉。不知不觉中，孙维世闯进了他的内心世界。以后的活动，只要孙维世在，他都参加。每次活动，林彪总是自觉不自觉地关心孙维世，问这问那，十分愿意跟她说话。后来林彪终于向孙维世求爱，却遭到了孙维世的拒绝。孙维世对林彪是崇拜的，但她是个事业心极强的女性，她热爱艺术，立志在艺术上有一番作为。林彪虽然心里不快，但他还是克制了，仍然关心着孙维世，因为他确实很爱对方。

1942年，林彪在回国前又找到孙维世，想作最后的努力，但他还是失败了，孙维世仍然回绝了他。

第三次爱情是一次没有结果的爱情，也成为孙维世日后悲剧的根源。新中国成立后，孙维世成为戏剧明星，成为新中国第一位女导演。但文革爆发后，她被扣上了“苏联特务”的罪名进入监狱遭到摧残，于1968年10月悲惨去世，年仅47岁。

终身夫妻

叶群于1919年生于福建省福州，原名叫叶宜敬，是国民党的少将叶琦第三个老婆生下的爱女。叶宜敬从小聪明伶俐，爱出风头。她小学毕业后，又到北京上了中学，中学毕业一年后，考取了国民党控制的电台，担任了广播员。在抗日救亡的潮流中，叶宜敬到了延安，改名为叶群，被安排在女子大学里工作，任教务处下面的组教科长。

叶群个头不高，五官端正，身材苗条，性格活泼。对终身伴侣，叶群的目标是找一个当领导的，职位高的。叶群了解到从苏联养伤回到延安的林彪年龄仅仅比她大十几岁，又了解到林彪已经有了妻子和女儿，但她却看中了林彪。林彪回延安不久，也听说了叶群的来历。而后叶群和林彪互相就认识了。

1943年，林彪和叶群正式结婚。第二年，叶群生了一个女儿豆豆；1945年又生了林立果。

从此，林彪和叶群结成了终身夫妻，一直到“九一三事件”折戟沉沙。

亲属成员

人物评价

总体评价

林彪是20世纪中叶中国政坛上的一个风云人物，也是一个复杂的历史人物，他曾做过好事，也曾做过错事，还曾做过坏事，有功绩也有罪恶。他的一生，跌宕诡奇，曲折多变，从“天才战术家”、战功赫赫的元帅到“永远健康”的接班人，最后因阴谋夺权的暴露而“仓皇出逃、狼狈投敌、叛党叛国、自取灭亡”，经历了由人到神，由神变鬼的可悲历程。

林彪18岁参加革命，跟随毛泽东南征北战、出生入死。抗日战争时期，他指挥了威震中外的平型关战役；解放战争时期，他指挥了同样让世界瞩目的辽沈、平津战役，此后率部直指中国大西南，先后攻取湖北、湖南、江西、广西、海南等西南各省，为解放全中国立下了汗马功劳，被誉为“常胜将军”。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他打着“高举”、“紧跟”的旗帜，欺上瞒下，阳奉阴违，结党营私，与陈伯达、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结成反革命集团，并与江青反革命集团互相勾结，有预谋地诬陷迫害党和国家领导人，阴谋夺取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 

各家点评

毛泽东：“林彪是无以伦比的常胜元帅。在1949年以前，林彪对于中国革命是功大于过。”

蒋介石：“我要表扬他（林彪），他是黄埔最优秀的将军，因为他把他的学长和教官都打败了！我这个校长失职啊，在黄埔对他关心不够，以致他投奔了共产党！”

李先念：“（林彪）少年怀党，青年研战，中年主军，晚年叛国。”

聂荣臻：“元帅中只有林彪、彭德怀两人敢于顶撞毛泽东。”

陈士榘：“林彪是历史无法抹煞的军事天才。”

德加·斯诺：“由于林彪作为战术家出众才能，奉派前来同他交战的政府军，无不遭到他的歼灭”。 “而他自己从来没有被打败过。有时南京部队一经发现与红军一军团对垒就闻风而逃”。

斯大林：“林彪是常胜将军，常胜元帅”。

哈里森·索尔兹伯里：“他（指林彪）是红军中年轻的雄鹰。在红军这道星河中，没有比林彪更为灿烂的明星了”。“他的胆量和善用疑兵超过任何人”。 

人物简介

1892年生，曾用名刘伯坚，四川省开县人。1912年考入重庆军政府将校学堂。1914年加入孙中山领导的中华革命党。辛亥革命时期从军，参加了反对北洋军阀的护国、护法战争，任连长、旅参谋长、团长。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北伐战争时期，任国民革命军四川各路总指挥、暂编第十五军军长。1927年参加领导了“八一”南昌起义，任中共前敌委员会参谋团参谋长。后留学苏联，先后在高级步兵学校及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1930年回国。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中共中央长江局军委书记，红军学校校长兼政治委员，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参谋长兼中央纵队司令员，中央红军先遣队司令，中革军委总参谋长，红军大学副校长，中央援西军司令员。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二九师师长。解放战争时期, 任晋冀鲁豫军区司令员， 中原军区司令员，第二野战军司令员, 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南京市市长。

建国后，历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二书记，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院长兼政委，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军委训练总监部部长，高等军事学院院长兼政治委员，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第一、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副主席。1959年4月起任第二至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1980年辞去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职务。1982年后因年龄和健康原因辞去党、国家和军队领导职务。是中共第七届中央委员，第八至十一届中央政治局委员。

1955年被授予元帅军衔, 曾获得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一级解放勋章。

1986年10月7日在北京逝世，终年94岁。 

人物生平

早年经历

刘伯承同志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1955）。军事家。原名刘明昭，字伯承。1892年12月4日生于四川省开县赵家场。5岁读私塾，12岁开始接受新式教育。15岁时因父病故、家庭困难，被迫辍学务农，饱尝生活艰辛，立志“拯民于水火”。

民主革命

1911年，当辛亥革命的风暴席卷神州大地之际，毅然选择了从军之路。当时，亲朋好友多不赞成此举，他却慨然作答：“大丈夫当仗剑拯民于水火，岂顾自己一身之富贵？”他剪掉辫子，怀着富国强兵的强烈信念，投入了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

1912年2月考入重庆蜀军政府开办的将校学堂，学习各门近代军事课程，同时熟读中国古代兵书，《孙子》、《吴子》等经典名著的许多章节出口能诵。在将校学堂10个月，他不但学业出众，而且以举止端正、操守有持、恶习不沾闻名全校，被同学们称为军中“菩萨”。

1912年底毕业后被分派到川军第5师熊克武部，先后任司务长、排长、连长。

1913年参加四川讨袁之役，失败后于1914年在上海加入孙中山领导的中华革命党。

1915年底奉命返回四川，拉起400余人的队伍，组成川东护国军第4支队。

1916年3月在指挥攻打丰都县城时，右眼中弹致残。在疗伤过程中，他为了不损害脑神经，强忍钻心的疼痛，坚持不施麻药，被为其主刀的德国医生赞叹为“军神”。

1917年参加护法战争，任川军第5师第9旅参谋长、四川督军署警卫团团长。

1923年参加讨伐北洋军阀吴佩孚的战争，任东路讨贼军第1路指挥官，取得驰援龙泉驿等战斗的胜利。8月在作战中右腿负重伤。在成都治疗期间，结识川籍共产主义者杨闇公、吴玉章，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

1924年10月起，随吴玉章到上海、北京、广州等地考察国民革命形势和中国社会现状，途中所见所闻，使他坚定了共产主义信仰。

1926年5月经杨闇公、吴玉章介绍，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12月任中共重庆地委军事委员会委员，奉命与杨闇公、朱德等发动泸（州）顺（庆）起义。由于他熟知川军情况且素负众望，被赋予“国民革命军川军各路总指挥”的重任。在历时167天的起义过程中，他调兵遣将，进退有方，安民治政，措置裕如，有力地策应了北伐战争，实现了中共中央关于抑制四川军阀部队东下威胁武汉的战略目的。

土地革命

1927年4月被武汉国民政府任命为暂编第15军军长，这是中共党员在国民革命军中被任命的第一个军长职务。7月下旬秘密转赴南昌，与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等领导了震惊中外的南昌起义，任中共前敌委员会参谋团参谋长。同年底奉派赴苏联学习军事，先入莫斯科高级步兵学校，后转入伏龙芝军事学院。刚到苏联时，为攻克俄文关，他“视文法如钱串，视生字如铜钱，汲汲然日夜积累之；视疑难如敌阵，惶惶然日夜攻占之，不数月已能阅读俄文书籍矣。”

1930年夏学成回国，先后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参谋长、长江局军委书记兼参谋长、中央军委委员，协助中央军委书记周恩来处理军委日常工作，举办短期军事训练班，并负责讲授暴动方略、游击战、运动战等课程。

1932年1月前往中央苏区首府瑞金，任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校长兼政治委员。10月任中国工农红军总参谋长，协助朱德、周恩来在前方指挥作战，取得第四次反“围剿”作战的胜利。期间，撰写《现在游击队要解答的问题》、《到敌人后方开展游击战争的几个教训》等，并翻译多篇苏军教材和理论文章，促进了红军干部军事素质的提高。

1934年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因反对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在作战指挥上的教条主义和专横作风而被撤销总参谋长职务，降任第5军团参谋长。

长征初期，协助军团长董振堂执行后卫任务，掩护中央机关通过国民党军四道封锁线。1934年底复任红军总参谋长，兼中央纵队司令员。

1935年1月指挥先遣部队突破乌江，智取遵义，甩开了敌军主力，使伤亡大半、疲惫不堪的中央红军获得了一次难得的短期休整。遵义会议上，他坚决拥护毛泽东的主张。会后，协助毛泽东等组织指挥了四渡赤水、二进遵义等战役，使部队跳出了敌军包围圈，直插云南北部，并亲率干部团抢占皎平渡，保障全军渡过天险金沙江。5月兼任红军先遣队司令，同政治委员聂荣臻率部进入大凉山，与彝族首领小叶丹歃血为盟，使全军顺利通过彝族聚居区。继而指挥所部在安顺场强渡大渡河，打开红军北上的通路。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合后，坚决执行中共中央关于北上抗日的方针，在逆境中和朱德一起同张国焘的分裂活动进行了斗争，被张国焘撤销总参谋长职务，降为红四方面军红军大学校长。

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后，任前敌总指挥部参谋长、红军总参谋长、援西军司令员等职。

抗日战争

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八路军第129师师长，和政治委员邓小平一起，率部奋战在太行山上。面对不可一世的日本侵略军，他经常用“勇是男儿头上的桂冠”、“无角绵羊受欺压，有蛰的黄蜂不可侮”等话语来激发将士们的对敌斗争信心。他指挥部队先后进行了夜袭阳明堡、设伏七亘村以及长生口、神头岭、响堂铺、晋东南反“九路围攻”、冀南反十一路“扫荡”、百团大战中的正太榆辽等一系列著名战役战斗，给侵华日军以沉重打击，创建了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他坚决执行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战略方针，积极组织正规军、游击队和民兵相结合的游击集团，并组建大量武装工作队，实行“敌进我进”，向敌占区、交通线广泛出击，粉碎了日伪军的频繁“蚕食”和残酷“扫荡”。与此同时，他率部多次反击国民党顽固派对根据地的进犯，牢牢把紧太行山这道华北抗日根据地的“南大门”，使“平辽半壁山”得以免遭敌寇的蹂躏涂炭。

1942年，他与邓小平领导根据地军民实行生产自给，减租减息，精兵简政，度过了抗日战争最为艰苦的岁月。

1943年9月赴延安参加整风运动。

1945年6月当选为第七届中央委员。

日本投降后就任晋冀鲁豫军区司令员，于1945年9～11月率部发起上党战役和邯郸战役，歼北犯的国民党军近6万人，并争取其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新编第8军军长高树勋率部起义，有力地配合了中共在重庆与国民党的谈判，打破了蒋介石北进的战略企图，为实现党中央“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方针作出重要贡献。

解放战争

内战全面爆发后，兼任晋冀鲁豫野战军司令员，与邓小平指挥所部以大踏步的运动战，于1946年8月～1947年5月先后取得陇海、定陶、巨野、鄄城、滑县、巨金鱼、豫皖边、豫北等一系列战役的胜利，歼敌数十万，解放大片地区，挫败国民党军的战略进攻，有力配合了其他战场的作战。

1947年6月30日，根据中共中央、毛泽东关于“大举出击，经略中原”的战略决策，与邓小平率领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12万人在300里正面上一举突破国民党军“黄河防线”，发起鲁西南战役。他采取“攻其一点，吸其来援，啃其一边，各个击破”战法，指挥部队经过28天连续作战，取得歼敌4个整编师6万余人的重大胜利，揭开了人民解放军战略进攻的序幕。8月，刘邓大军分三路挥师南下，开始了千里跃进大别山、直捣国民党统治腹心的壮举。途经汝河时，在前有阻敌、后有追兵的紧急关头，提出“狭路相逢勇者胜”的响亮口号，并和邓小平亲临前卫团指挥作战，终于杀开一条血路。随后，在远离根据地、无后方作战的困难条件下，粉碎敌人33个旅对大别山的重点进攻。继而与出击陇海线的华东野战军外线兵团、挺进豫西的陈谢集团密切协同，在江淮河汉之间大量歼灭敌人，逐步在鄂豫皖边地区完成战略展开，实现了中央和毛泽东设想的最好前途——站稳脚跟，创建巩固的根据地。经过10个多月的艰苦作战，歼敌30余万人，解放县城100余座，开辟并扩大了中原解放区，形成三路大军互为犄角、机动歼敌、逐鹿中原的大好局面，迫使国民党军陷于被动防御地位，对扭转全国战局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毛泽东把以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为起点的战略进攻称作中国革命“历史的转折点”。

1948年5月起任中原军区、中原野战军、第二野战军司令员。11月，根据中央军委决定，与邓小平、陈毅、粟裕、谭震林组成总前委，统一指挥中原、华东两大野战军进行淮海战役，同徐淮地区的国民党军主力进行战略决战。他战前提出：“我们的打法是夹其额、揪其尾、断其腰，置之于死地而后已。”战役第一阶段，在歼灭黄百韬兵团的同时，他和邓小平、陈毅根据战场实际情况，果断地指挥部队截断徐蚌铁路，使徐州之敌完全陷入孤立。接着他和邓小平指挥中原野战军主力在双堆集地区围歼黄维兵团，成为准海战役承前启后的关键一仗。整个淮海战役以歼敌55万余人的巨大胜利而告终，大大地加速了全国解放战争的胜利进程。

建国后

1949年4月参与指挥渡江战役，实施京沪杭会战，并亲自指挥第二野战军主力分三路直出浙赣铁路，解放了皖南、浙西、赣东北、闽北广大地区。南京解放后任中共南京市委书记兼市长、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11月与邓小平率部进军西南，12月任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二书记。他出色地执行了毛泽东提出的远距离迂回包围的作战方针，拊敌侧背，断敌逃路，各个歼敌，同时通过军事打击和政治争取，促成大批国民党上层军政人员率部起义和投诚，在近半年的时间内共歼敌约90万人，解放四川、云南、贵州三省和西康省大部，彻底粉碎了蒋介石割据西南、伺机反攻的企图。与此同时，他还领导了剿匪作战和进军西藏的准备工作，为巩固西南边疆作出了开拓性的贡献。

1950年11月建议并受命在南京组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任院长兼政治委员。为了办好这所人民解放军第一个诸军兵种合成的高等学府，他呕心沥血，鞠躬尽瘁，亲自培训师资、撰写审定和翻译教材，常常是“三更灯火五更鸡”，宵衣旰食，手不释卷。他通过在军事学院陆续创立海军、空军、炮兵、装甲兵、防化兵、情报等系，繁衍发展了我军诸军兵种齐全的指挥院校体系，培养了大批德才兼备的中高级军官。他在教育训练军事人才方面所作出的贡献，对国防和军队建设有着深远的影响。

1954年起先后任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军委训练总监部部长。

1955年9月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1957年9月调任高等军事学院院长兼政治委员。

1959年任中央军委战略小组组长。

1962年参与指挥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

1966年起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直至耄耋之年，他一如既往地关心国防事业和军队建设，适时为中央军委、总部出谋划策。他提出的许多极富远见卓识的战略性建议，在加强国防建设和保卫边疆的作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1982年后，由于年龄和健康原因辞去党政军领导职务。1986年10月7日在北京逝世。

人物贡献

坎坷一生元帅路

刘伯承，原名明昭，出身于重庆开县张家坝一户贫苦农民家庭。上过私塾，读过高小，后考入官立中学。辛亥革命爆发时，刘伯承已经十九岁，他立即加入到推翻封建统治的斗争中，参加了学生军，次年入重庆陆军将校学堂速成班，毕业之后被分到蜀军第五师任司务长。护国战争爆发后，他又改任排长，由于作战勇敢，他被火线提升为连长，可是蜀军很快被袁世凯的军队打败了，就连指挥讨袁的蜀军总司令熊克武也被打跑了。部队失散，刘伯承回家暂避，不久，救国心切的刘伯承再次出来投身到革命斗争之中。

1916年，在讨袁护国斗争中，刘伯承组织起四川护国军第四支队，很快这支队伍发展到两千余人。他率军攻下丰都，在反动军队的反扑他负重伤失去了右眼。然而，由于他指挥有方，作战勇敢，年仅二十四岁的刘伯承落下了川军名将的美称。

刘伯承在川军中战斗了十年，参加了护国、护法战争，也参加了军阀之间的战争。他看到战争给老百姓带来的是痛苦和灾难深感不安。1926年，刘伯承在吴玉章等人的引导下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受党的委托，为配合北伐战争，他与杨闇公一起组织了沪州、顺义起义。蒋介石叛变革命，国共合作破裂之后，刘伯承从四川东下，奉党的指示，到南昌与朱德等将一起组织了南昌起义。起义失败之后，刘伯承等人潜往香港，1927年冬转到上海。在上海躲避期间，正遭通缉的刘伯承被染上恶习的儿子告发，几遭逮捕。在党组织的安排下，刘伯承到苏联学习，躲过了反动派的追捕。

从苏联回国后，刘伯承任中央军委总参谋长，协助周恩来、朱德指挥了第四次反“围剿”并取得了战争的胜利。面对“左”倾路线和李德的瞎指挥，刘伯承敢于站出来进行斗争，他告诫李德：“如果我们不停止这种拼消耗的战术，采取机动灵活的方针，根据地将会丧失，红军将会拼光，我们将变成千古罪人。”他的正确意见不仅未受到重视，还被免了总参谋长的职务。

红军在惨痛的失败中开始总结教训，1935年1月，红军打下遵义之后召开中央紧急会议，刘伯承坚决支持毛泽东的正确意见。毛泽东主持中央军委工作之后，刘伯承的军事道路渐入顺境，在长征途中，每遇关键时刻，他总是亲临前线指挥。在后有数十万追兵，前有金沙江天险的情况下，许多人怕部队过不了江，毛泽东却风趣地说：“朱德同志说，四川称刘伯承是一条龙下凡，江水怎么会挡得住龙呢？他会把我们带过去的！”刘伯承果然不负众望，使大军安然渡江。他还组织了智取遵义、强渡大渡河、巧过少数民族区域等重大军事行动，为红军的长征立下了不朽的功绩。

抗日战争中，刘伯承任一二九师师长，与政委邓小平率部深入敌后，在太行山建立了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

组织指挥了奇袭阳明堡、伏击神头岭、巧胜七亘村等战斗，粉碎了日军的九路围攻，打破了敌人的十三路“围剿”。在抗战胜利前夕，他率部大举对日寇反击，歼灭五万余，收复县城五十九座。

解放战争时期，刘伯承任第二野战军司令员。他组织了上党战役，歼敌十三个师。随后又打了平汉战役，歼敌二个军，接着战陇海，下定陶，挥师南下，按毛泽东的部署，千里跃进大别山，为解放战争的胜利打下了楔子。刘伯承与陈毅的华东野战军组织了淮海战役，一举歼敌五十五万多；奠定了全国胜利的基础。随后渡过长江，打下南京城，挥师向南，解放了华东和西南地区。

全国解放之后，刘伯承辞去了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之职，创办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为军队的正规化和现代化积极努力。刘伯承在军事学院任院长七年多，他常常亲自审定教材，参加演习，使军事学院的建制和课程设置逐步趋于完善。然而，正当刘帅呕心沥血地为军事教育而工作时，不公正地打击降临到他的头上。1958年夏天，反对“教条主义”的斗争斗到了这位六十六岁的老元帅头上。七月的一天，高烧三十九度的刘帅被召回京，在怀仁堂千人大会上作检讨。此后在长达十余年的时间里，老元帅失去了战争胜利带来的愉快，经常缄默不语。但他仍然关心着军队和国家的建设，他受的不白之冤历史早已作出了公正的结论，他的功绩和贡献已被永远载入史册。刘帅的坎坷经历使他的一生具有了更浓的传奇色彩。

精谋巧计胜孙吴

刘伯承出身行伍，戎马一生。他带兵打仗不但有勇，更善用谋。在川军之中他就有了名将之美称。加入革命队伍之后，他善于学习，勤于动脑，使他的指挥艺术逐步达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

在红军长征的路上，智取遵义城、巧过大凉山、强渡大渡河、飞夺沪定桥等一系列战争奇迹都是刘伯承指挥先遣队创下的。

在抗日战争中，刘伯承率领八路军一二九师深入山西抗日前线，他利用日寇的轻敌麻痹派出一个营夜袭阳明堡机场，取得炸毁敌机数十架的战绩。为了有效地消灭日军，他利用围城打援之术，在神头岭巧设伏兵，打潞城诱敌出援，一举歼敌千余名，这在抗战初期算得上是辉煌的战果。他利用兵家之忌，在山西七亘村边疆两次设伏，使日军白白多送上百余条性命。在抗日战争中敌我力量对比相去甚远，我军采用的多为游击战术。刘伯承把游击战的指挥艺术发挥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他说：“游击战争的‘游’就是机动，‘击’就是歼灭敌人；‘游’以掩护自己的弱点，寻找敌人的弱点，‘击’以发扬自己的特长，撇开敌人的特长”。他为游击战总结出一系列简练有效的战术方法，诸如“攻击一点，吸其来援，啃其一边，各个击破”；“猛虎掏心”，“釜底抽薪”；“狼的战术”、“麻雀战术”、“黄蜂战术”；还有“拖刀计”、“杀回马枪计”、“吸打援敌计”等等。

在解放战争中，刘伯承的指挥艺术达到了臻于完美的地步。他一战上党，歼敌十三个师三万余人，给了到解放区抢地盘的国民党军队当头一棒；再战邯郸，歼灭敌人两个军，有力地支持了毛泽东的重庆谈判。随后他奉中央指示，挥师向东横扫，然后下定陶、打巨野、战滑县，直杀得国民党军队摸不着头脑，连续五战五捷，歼敌十个半旅，计七万余人。

千里跃进大别山应该说是刘伯承军事指挥艺术的杰作，这场战争，与其说是斗勇不如说是斗智。当时解放军尚处劣势，第二野战军离开根据地挺进鲁豫已经处在虎狼夹击之中。为了掩盖真实的用兵企图，刘伯承指挥军队作出许多“示假”举动，把敌人引入迷途。刘伯承首先指挥军队打了鲁西南战役，使敌人误以为我军要夺陇海，于是调兵防守；随后，命令部队在黄河渡口佯攻，造成北进回归根据地之势，蒋介石立即调三十个旅分五路开进郓城、巨野。然而，刘邓大军的行动方向却相反，甩掉大后方向南挺进，完全打无后方战役，到此时蒋介石还以为刘邓大军是在不能渡的情况下被迫南窜。只有到了刘邓大军渡过涡河、沙河、黄泛区之时，蒋军才明白了我军的意图，但为时已晚。我军挺进大别山后，如同在敌人的腹部楔进了一支钢钉，使蒋军随时都深感不安。这一举措牵制了蒋军南线兵力的一百六十个旅中的九十个旅。为解放战争的胜利设下伏笔。

勤思善学成儒将

刘伯承一生刻苦勤奋孜孜以求，使他不仅走完了从士兵到元帅的进步道路，而且成为无产阶级军事家，被誉为“儒将”。

在我军将领之中，刘伯承学习刻苦是出了名的。他从小就崇尚古人“头悬梁”、“锥刺股”的刻苦精神。读私塾时常常最先到校，最后离校，他不仅把课文背熟，而且连注释也背下来。到了中学和军校，他更是勤奋刻苦，以致各科成绩都很突出。步入行伍之后，他仍不忘学习。

大革命失败之后，党派刘伯承到苏联学习，进苏联红军高级步校时他已经三十六岁了。到了这个年纪再学外文是相当困难的。但他从字母和发音开始，用了两年多的时间竟然攻克了外语关，并获得了俄文和各科成绩优秀的佳绩。毕业时他已经能够准备地翻译俄国的军事理论著作。

回国之后，成为我军第一位翻译科长。他借助俄文工具，系统研究了罗马战史、拿破仑战史、日俄战争史等，开阔了军事视野。还系统研究了苏军的条例、条令、作战理论，增长了正规化军队和打现代战争的知识。

在革命战争年代，刘伯承的大部分时间在前线度过，他常常在炮火之中细扣兵书，置生死于一旁，而入心思于兵法之中，不绝于耳的枪炮之声时常成为他研读兵书的伴奏曲。比如，1941年八路军总部送来一部《合同战术》的译稿请刘伯承校订。一年后这部译著校订好并复印，刘伯承在评序中写道：“这本书在校正中经过三次反扫荡的作战”。当时正值抗日战争最残酷的阶段，几乎天天在打仗，左权同志就是在这期间牺牲的。即使如此，刘伯承也不忘校订工作，他把这项工作看作是学习任务。此后《合同战术》下部的译稿又送到刘伯承的手中，校订完成并复印时，刘伯承作序写道：“我在上爱国自卫战争前线时，带上这本《合同战术》及其译稿，才真正开始校正与补译。幸好在敌人飞机大炮坦克的督促与我参谋同志帮助绘定之下，……完成了出征前一切工作”。《人民日报》报道说：“刘伯承将军在戎马倥偬之中完成《合同战术》一书下半部之校译，计十万字。此为一百天来刘将军歼灭蒋军十一个旅之外又一重大贡献。……一百天来，刘将军驰骋于冀鲁豫大平原上，五战五捷，平均每二十天作战一次。”“刘将军在极度繁忙的自卫战争中，稍有空隙立即开始校译。”

刘伯承的勤奋好学还在于他对战争经验的总结和思考。他从不放过任何一次有影响的战争或战役，认为那里面有鲜血和生命铸成的经验与教育。从南昌起义的失败，到抗日战争和解

放战争的重大战役和战斗，刘伯承常常都有系统的思考与总结。他强调“用兵从实际出发，使主观符合客观。”

刘伯承刻苦学习古今中外的军事理论，认真总结实践经验，使他形成了自己独到的军事理论。他提出了生动形象的“五行术”，在“五行术”中把我军看成战争主体，把任务当作中心，把敌情看作前提，把时间和地形看作物质条件。他常说：“五行不定，输得干干净净。”他集毕生的心血形成了系统的军事理论。

对刘伯承的刻苦勤奋，朱德称赞道：“刻苦学习，学而不厌。”陈毅元帅则称赞说：“苦学入梦寐，劳生历艰难”。就连国民党的高级将领也感慨地称：“刘伯承廉洁虚心，不断求知，与国民党将领比较，诚不谛鹤立鸡群。”

呕心沥血办教育

“治军必先治校”是刘伯承的名言，他也身体力行。为此奋斗了一生。早在中央苏区，他就担任过红军学校的校长兼政委。长征途中，他是中央红军的总参谋长，先后担任了红二方面军和四方面军的红大校长。到陕北后，在繁忙的战争指挥中，兼任中央红军大学副校长。解放战争，率领大军转战南北，在担任第二野战军司令员的同时兼任二野军政大学校长兼政委，指挥战争之余，还亲自任教，以一个教官的身份出现在学员面前。

全国解放以后，刘伯承初任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他接受了办学任务，辞去了军政职务，创办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他担任第一任院长，后任院长兼政委。

在解放初期，百废待举，万事待兴的艰难环境下，他强支病体，和教员、干部一起摸索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办好高级军事指挥院校的道路。他千辛万苦地选拔教员，字斟句酌地研究和确定办学方针，逐项科目审定教材。在和平环境下我军形成的办学方针，高级军事学院的课程设置和内容选定都凝结着刘伯承元帅的心血。建国后刘伯承主持军事学院的工作达七年多的时间，为军事教育事业作出了不朽的贡献。

在办学过程中，刘伯承倡导良好的学风和校风。校风是育人的重要环境，学风是成长的重要条件。为了使刚刚办起的学校尽快形成良好的风气，他在很短的时间内使学校建立起完整的正规化规章制度，仅通过严格管理保证了这些制度的贯彻执行。

为了适应现代化正规化的需要，刘伯承亲自审定教学内容和教学方针。他提出了“战术为经，技术为纬，经纬交织，纵横联系，编织起来”形成整体的训练指导原则。他强调把训练和培养善于组织指挥现代化诸兵种协同动作的指挥员作为高级军事指挥院校的培养目标。

办学离不开师资，他提出并采用“速成”“速办”等方法提高教员的专业水平，提倡“尊师重教”以促使教员对教学工作的热爱。刘伯承十分关心教材问题，他主张教材要少而精，内容要准备无误。他要求提法妥当，用语准备科学，标点符号无错误。他还常常在百忙之中亲自抓教材的编写、翻译、校对、出版等工作。

为了形成良好的办学风气和领导作风，他提倡“人人当院长”，“执事者各执其事”各负其责。倡导“共同学习政治，各自钻研业务；统一集中领导，单刀直入基层；集中领导，分工负责”的工作方法和领导作风。

刘伯承办教育其成绩是显著的，毛泽东在《给军事学院训词》中肯定了刘伯承的成绩，他说：“军事学院的创办及其一年多以来的教育，对于建设正规化、现代化的国防部队，是有重要贡献的。”

综上所述，用“我军院校的开拓者”和“我军院校之父”等词来描述刘伯承对军事教育的贡献是不过分的。刘伯承饱读古今中外军事著作，结合中国革命战争的实践，钻研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对游击战、运动战、阵地战和司令部工作都有独到的论述。他的军事谋略和指挥艺术是对毛泽东军事思想的重要贡献。他的主要军事著作已收入《刘伯承军事文选》。他还翻译了苏联的许多军事著作。 

人物评价

刘伯承的一生，经历了中国革命战争的全部过程。他判断敌情准确，计划战斗周密，善于出奇制胜，以神机妙算、足智多谋著称。朱德元帅曾赞誉他“具有仁、信、智、勇、严的军人品质，有古名将风，为国家不可多得的将才”。陈毅元帅留下过“论兵新孙吴，守土古范韩”的名句。邓小平同志在《悼伯承》一文中写道：“伯承同志是我党我军的大知识分子，大军事家。他的军事指挥艺术和军事理论造诣，在国内外屈指可数。”“对于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伯承是有大贡献的。”面对荣誉和功劳，他本人生前曾谦逊地说：“我自己的一生，如果有一点点成就，那是党和毛主席的领导所给我的。离开党，像我们这些人，都不会搞出什么名堂来的。因此，我愿意在党的领导下，做毛主席的小学生，为中国人民尽力。如果我一旦死了，能在我的墓碑上题上‘中国布尔什维克刘伯承之墓’十二个大字，那就是我最大的光荣。”其主要著述收入《刘伯承军事文选》。译著有《苏军步兵战斗条令》、苏军《合同战术》等。 

家庭情况

（1）夫人

程宜芝，1957年病逝。育一子刘俊泰，1969年病逝。 

吴景春，1932年失去联系。 

汪荣华，2008年病逝。育三子四女。 

（2）子女

长子刘太行，曾任空军某研究所副所长。后任装甲兵部队作战部副部长； 

次子刘蒙，曾任总参参谋，爱好文学，参与了《刘伯承传记》的编写工作，创作了电影文学剧本《青年刘伯承》； 

三子刘太迟，少将军衔，空军司令部装备部副部长。 

亡女刘华北，1945年6月在延安保育院时被敌人暗杀； 

长女刘解先，北京总后勤医院第一门诊部医生； 

二女刘弥群，少将军衔，空军指挥学院副院长； 

三女刘雁翎，解放军总医院核医学科，北京医学会核医学专业委员会委员。 

全家福（右图注释）：

1959年，刘伯承全家在北京钱粮胡同的合影。

前排左起：刘蒙、刘太迟、刘雁翎

后排左起：刘弥群、刘解先、汪荣华、刘伯承、刘太行、刘庆泰（侄女）

生平

1896年3月22日，贺龙出生在湖南省桑植县洪家关一户贫苦农民家庭。由于家境贫寒，念私塾五年，便辍学务家。少年的贺龙以愤世嫉俗，仗义疏财，敢于同恶势力相抗争而闻名乡里。在辛亥革命的影响下，于1914年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中华革命党，在桑植、石门、沅陵等县从事反帝反封建的武装斗争。曾三度入狱，威武不屈。1916年，他以两把菜刀闹革命，夺取了反动派的武器，组织起一支农民革命武装。这支武装在军阀林立的旧社会，屡遭失败，几经起落，在贺龙的坚强领导下，逐渐发展壮大，在讨袁护国和护法战争中屡建战功。

1924年至1927年中国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贺龙积极拥护孙中山先生“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高举打倒列强、打倒军阀的旗帜，率部参加北伐战争。1926年夏，他担任国民革命军第九军第一师师长时，已成为北伐军中著名的左派将领。1927年6月，由于战功卓著，升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军长。他不断追求真理，在北伐战争中，逐渐由信仰三民主义转变为信仰共产主义。1927年“四一二”事变后，革命转入低潮，贺龙无所畏惧，坚定地站在共产党和工农大众一边，率部参加并参与领导了南昌起义，担任起义军总指挥。在起义部队南下途中，经周逸群、谭平山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南昌起义后，贺龙根据党中央的指示，于1928年初由上海回到湘鄂西，领导发动荆江两岸年关暴动和湘西起义，与周逸群、段德昌等创建了红二军团和湘鄂西革命根据地。他反对党内“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所搞的肃反扩大化。1934年10月，率部与任弼时、肖克、王震等带领的红六军团在黔川边境会师，由他和任弼时统一指挥，发起湘西攻势，在十万坪、浯溪河重创敌军，兵围常德，有力地策应了红一方面军突围长征。1935年2月至8月，他和任弼时指挥红二、六军团反“围剿”，在陈家河、桃子溪、忠堡、板栗园连获大捷，歼灭了整师整旅的敌人，粉碎了十万国民党军队的“围剿”，开辟了湘鄂川黔边革命根据地。1935年11月，贺龙、任弼时领导红二、六军团开始长征。他们突破国民党军队的重重围追堵截，转战湘鄂川黔滇康青甘。1936年7月，根据中共中央指示，红二、六军团在甘孜组成红二方面军，贺龙任总指挥。与朱德、刘伯承、任弼时、关向应等对张国焘分裂党、分裂红军的阴谋进行了坚决的斗争，维护了党的团结，促进了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 抗日战争开始后，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贺龙任八路军第120师师长。1937年9月，率师主力东渡黄河，挺进敌后，配合国民党军队对日军发起忻口战役，取得了雁门伏击战等胜利。后转入晋西北管涔山区，率部粉碎日军对晋西北的进攻，接连收复岢岚、五寨等七座县城，开辟了晋西北抗日根据地。1938年底奉命率部挺进冀中，任冀中军政委员会书记，指挥第120师和八路军第三纵队转战冀中平原，先后在大曹村、曹家庄、邢家庄、黑马张庄，四战四捷。他指挥的河间齐会战斗，是抗日战争中平原歼灭战的范例。在这次战斗中，他身中毒气，仍坚持指挥，为部队作出表率。1939年9月，在晋察冀边区指挥了著名的陈庄战斗。1940年率部返回晋西北，担任晋西北军政委员会书记和晋西北军区司令员，领导晋西北军民粉碎了日军多次“扫荡”，指挥晋绥军民“把敌人挤出去”，创造了许多光辉战例。他领导晋绥人民进行政权建设和经济建设，使晋绥根据地不断扩大和巩固。1942年6月，他担任陕甘宁和晋绥联防军司令员，为陕甘宁和晋绥两个根据地的建设作出了杰出贡献。在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 日军投降后，贺龙率领晋绥部队主力挥师北上，解放了晋中广大地区，并与聂荣臻指挥的晋察冀部队一起进行了绥远战役、晋北战役，协同晋冀鲁豫部队发起了吕梁、汾孝战役，打退了国民党军队向解放区的进攻，歼灭了敌人的有生力量。解放战争开始后，贺龙奉命协助彭德怀组织指挥西北战场部队，并主持后方根据地的建设，负责陕甘宁和晋绥的财经工作。他积极领导根据地人民进行土地改革，集中边区的人力、物力、财力支援前线部队作战，为西北解放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1949年12月，贺龙率华北野战军第十八兵团等部，由陕入川，配合刘伯承、邓小平指挥的第二野战军，歼敌数十万人于成都地区。西南各省解放后，贺龙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和西南军区司令员、中共西南局第三书记。他与邓小平、刘伯承一起领导了清剿土匪，恢复生产，建设边疆，以及改造起义投诚的原国民党部队等工作，为和平解放西藏，解放大西南，建设大西南，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贺龙是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位卓越领导人。1955年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和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54年调中央工作后，一直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和中央军委副主席等重要职务。在1956年中共八届一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长期以来，他积极参与领导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1959年底，任国防工业委员会主任，同罗瑞卿等领导了我国的国防工作建设。1964年初，主持军委日常工作，与叶剑英、罗瑞卿等组织全军群众性的大练兵运动，有力地推动了人民军队的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从建国初期开始，他一直兼任国家体委主任，是中国社会主义体育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人。在国际事务中，他协助周恩来工作，多次出访欧亚各国，为增进中国人民同世界各国人民间的友谊，进行了不懈的努力。

“文化大革命”中，贺龙遭到林彪、江青、康生一伙的残酷迫害。他始终坚持党的原则，对林彪、江青、康生一伙进行了坚决的斗争，表现了共产党员坚贞不屈的气节和高尚品德。1969年6月9日，被迫害致死。贺龙含冤而死后，毛泽东曾说过：“我看贺龙搞错了，我要负责”。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曾多次指示为贺龙平反。1974年9月29日中央发了《关于为贺龙同志恢复名誉的通知》。1982年10月，中共中央又作出了“为贺龙同志彻底平反的决定”。决定中充分肯定了贺龙为中国革命作出的不朽贡献。他的主要著作已收入《贺龙军事文选》。

年表

一八九六年三月二十二日(农历二月初九)，出生在湖南省桑植县洪家关一个贫苦农民的家庭。取名贺文常，字云卿(有时称云青或云清)。

一九○——一九○三年 5岁—7岁

在本乡“崇先学堂”读书。

一九○四——一九○六年 8岁—10岁

在家从事辅助劳动，农闲时跟父亲学裁缝。

一九○七——一九一三年 11岁一17岁

和乡里人结伴在湘鄂川黔边界地区赶马运盐。在此期间，他努力熟悉乡土人情，广交朋友，反对官府强暴，同情人民疾苦。

一九一四年 18岁

在本县参加了中华革命党。

一九一五年 19岁

因做兵运工作在辰州(今沅陵)被捕，坐牢一个月零四天。

一九一六年 20岁

二月，为响应蔡锷反袁护国，在芭茅溪举行“两把菜刀”起义，组织讨袁队伍，任桑植民军总指挥。

冬，任湖南督军署咨议。曾用名贺镇南。

一九一七年 21岁

易名贺龙。在长沙因刺杀谭延闿(未遂)被捕，经“党人”(中华革命党)营救被释放。不久，在常德因反谭再次被捕。释放后，回湘西组织队伍，任湘西援鄂民军第一路所属之游击司令。

一九一八年 22岁

任靖国军林德轩部营长。

一九一九年 23岁

夏，任桑植独立营营长。

一九二○年 24岁

任林修梅湘西靖国民军第三梯团团长。

一九二一——一九二四年 25岁—28岁

任湖南十三区剿匪第二支队队长、川东边防军警备旅旅长、四川陆军暂编第九混成旅旅长等职，曾率部与北洋军阀及四川军阀杨森作战。后率部由四川经贵州返回湖南，任讨贼联军第一师师长，驻防常(德)澧(州)。

一九二五年 29岁

四月，通电归湘，任澧州镇守使。

冬，赵恒惕派兵进攻，率部经湘西退回贵州铜仁。

一九二六年 30岁

四月，率部由铜仁进驻沅陵。

七月，通电参加北伐军，任国民革命军第八军第六师师长兼湘西镇守使。接着，率部进驻常德。

八月，任国民革命军第九军第一师师长，随后率部北伐。先后攻占慈利、石门、澧州、津市。尔后，又攻克公安、石首。

十二月，率部攻占荆(州)沙(市)，继而进占宜昌。

一九二七年 31岁

二月，率部东下武汉。部队驻防鄂城，任国民革命军独立第十五师师长。

四月至五月，率部出师河南，在逍遥镇、临颖和许昌等地大败奉军，尔后进占开封。

六月，率部回师武昌，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军长。

七月下旬，以“东征讨蒋”名义，挥师东进，经鄂东、九江，开赴南昌。

八月一日，与周恩来、叶挺、朱德、刘伯承等一起，发动和领导南昌起义，任起义军总指挥。同月，在瑞金经周逸群、谭平山介绍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十月至十一月，起义部队在潮汕地区失利后，奉命离开部队经香港到上海。

一九二八年 32岁

一月，根据党中央指示，与周逸群等一起赴湘鄂西组织红军，开展武装斗争。途经汉口时，正值湖北省委组织武汉三镇暴动，遂被任命为暴动总指挥。后因暴动计划泄漏，离开汉口返湘鄂西。

同月，在监利与贺锦斋以及鄂中特委和石首中心县委领导的武装会合，组成第四十九路工农革命军。

二月，与周逸群等把上述武装交给石首中心县委和鄂中特委，然后去湘鄂边。

三月，抵桑植洪家关，组织了工农革命军，占领桑植县城。

七月，任中共湘西前敌委员会书记、工农革命军第四军(不久改称工农红军第四军)军长。

十一月，任中共湘鄂西前敌委员会书记。

一九二九年 33岁

一月，率红四军攻克鹤峰城，开始以鹤峰为中心创建根据地。

五月，率部再克桑植城。经过一个月的艰苦斗争，鹤峰、桑植两县联成一片，湘鄂边革命根据地初步形成。

七月，指挥红四军取得南岔、赤溪大捷。

一九三○年34岁

七月，率红四军到达公安与红六军会师，两军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军团，任总指挥。

十月至十二月，率红二军团渡江南征，配合一、三军团二次攻打长沙。

一九三一年 35岁

三月，根据中央指示，红二军团改编为红三军，任军长。

同月，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成立，任委员，并任中共湘鄂西省委和省苏维埃政府委员、主席团成员。

四月至七月，率红三军转战荆(门)、当(阳)、远(安)，后进入鄂西北，创建了以房县为中心的鄂西北革命根据地。

十月，率红三军回到洪湖苏区。

一九三二年 36岁

一月，指挥红三军向襄北出击，进攻皂市、龙王集、陈家河，取得重大胜利。

七月至九月，敌向洪湖苏区进行第四次“围剿”，红三军反“围剿”斗争虽经艰苦奋战，终于失败。

十一月，率红三军经豫南、陕南转往湘鄂边。

一九三三年 37岁

七月，为粉碎敌向鹤峰地区的进攻，率部转到宣恩、利川、咸丰一带活动。

十二月，蒋介石反动政客熊贡卿来游说贺龙企图收编。贺龙在龙山茨岩塘，处决了熊。翌年三月十七日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将此事经过报告了中央。

一九三四年 38岁

三月，率红三军在龙山、永顺、桑植、大庸、慈利间游击活动。

五月，率红三军袭占彭水县城。接着，率部西渡乌江，进入贵州。

六月，率红三军占领沿河县城。

七月，任黔东特区革命委员会主席。

十月，与任弼时、肖克、王震等率领的红六军团在印江木黄会师。任二、六军团总指挥。接着，率部发动湘西攻势，取得龙家寨战斗的胜利，重占永顺，并攻占大庸、桑植两城。

十一月，任中共湘鄂川黔省委委员、湘鄂川黔革命委员会主席和湘鄂川黔军区司令员。

十二月，指挥二、六军团取得浯溪河、河洑战斗的胜利，包围常德，占领桃源，震动长沙。

一九三五年 39岁

二月，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湘鄂川黔分会主席。

二月至八月指挥红军反“围剿”斗争，先后取得了陈家河、桃子溪、忠堡、板栗园等战斗的胜利。并指挥红军乘胜转入进攻，一举攻占石门、临澧、澧县、津市等城。

十一月十九日，指挥红二、六军团退出桑植刘家坪开始长征。连续突破澧水、沅江封锁线，直捣湖南中部。

一九三六年 40岁

二月，率部西渡乌江，在黔(西)、大(定)、毕(节)地区实施战略展开。任川黔滇省革命委员会主席。

三月，率部与敌展开乌蒙山区大回旋战，辗转千数百里。

四月，指挥我军威逼昆明。接着率部在石鼓、巨甸渡过金沙江。

六月，率部在甘孜地区与红四方面军会师。会师后根据中央指示，红二、六军团正式编为红二方面军，任总指挥。与朱德、刘伯承、任弼时、关向应等一起，对张国焘的分裂主义展开了坚决的斗争。

七月至九月，率部与红四方面军共同北上，通过水草地，经哈达辅向甘南前进。先后占领成县、徽县、两当、康县等城。

十月二十二日，率部到达甘肃会宁的将台堡，与红一方面军会师，胜利地结束了长征。

一九三七年 41岁

一月至七月，领导所部开展整训、练兵，积极进行抗日战争的准备。

八月，任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一二○师师长、一二○师军政委员会书记。

九月，率一二○师主力东渡黄河，挺进晋西北。

十月，指挥雁门关伏击战。

一九三八年 42岁

二月至四月，率部粉碎敌人对晋西北的首次“围攻”，收复七座县城，开辟了晋西北抗日根据地。

十月，参加党的六届六中全会。

十二月，率一二○师主力开赴冀中。

一九三九年 43岁

二月，任冀中区军政委员会书记、冀中区总指挥部总指挥。

四月，指挥齐会战斗，受到军委会的嘉奖。

九月，与聂荣臻同志一起，指挥陈庄战斗。

一九四○年 44岁

二月，任晋西北军政委员会书记、晋西军政民联合委员会主任委员。

六月至七月，指挥晋西北军民粉碎敌人的夏季“扫荡”。

八月，指挥一二○师参加百团大战。

十一月，兼任晋西北军区司令员。

十二月，指挥晋西北军民粉碎敌人的冬季“大扫荡”。

一九四一年 45岁

指挥晋西北军民，粉碎日军的“强化治安”运动、“蚕食”政策和分区域的“扫荡”。

一九四二年 46岁

四月，与朱德一起在王震陪同下视察南泥湾。

六月，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员，兼晋西北军区(后改为晋绥军区)司令员、边区财政委员会副主任。

十一月，在晋绥分局召开的高干会议上，作《关于整军问题》的报告。

一九四三年 47岁

一月，在中共西北局高干会议上就军队工作发表重要讲话。

十月，主持召开陕甘宁边区军事高干会议，制定冬季练兵方针。

一九四四年 48岁

三月七日，向陕甘宁边区部队发出“为完成十万石细粮而斗争”的口号。

八月底，指挥晋绥军区部队对日伪发动秋季攻势。

一九四五年 49岁

四月至六月，参加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被选为中央委员。

八月，指挥晋绥军民大反攻，先后收复文水、离石等城。

十月至十二月，和聂荣臻等一起，指挥晋绥和晋察冀部队发起绥远战役。

一九四六年 50岁

二月，在晋绥军区高干会议上作政治报告。

六月，在山西岚县开办军政干校，兼任校长。

七月，指挥晋绥军民连克朔县、崞县，击退蒋军的进犯。

十一月至翌年一月，指挥晋绥我军与晋冀鲁豫的太岳兵团共同作战，赢得晋西南战役的胜利。

一九四七年 51岁

一月，发表新年谈话，号召边区军民准备击退国民党反动派的进攻。

七月，出席中央在陕北靖边县召开的“小河会议”。

九月，主持晋绥军区建军会议并作总结报告。

十二月，参加中央召开的“十二月会议”。

冬，领导所部开展以“诉苦”、“三查”为主要内容的新式整军运动。

一九四八年 52岁

五月，主持晋绥边区生产会议并作重要报告。

七月，在中共西北局召开的纪念中国共产党诞生二十七周年的千人干部大会上发表讲话。

九月，兼任西北军政大学校长。

十二月，为晋绥日报撰写《加强战斗，迎接胜利年》的社论。

一九四九年 53岁

二月，任西北军区司令员。

三月，出席党在西柏坡召开的七届二中全会。

五月，任西安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

夏，任中共西北局第二书记。

九月，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并代表第一野战军在大会上发言。

十月一日，出席开国大典。

同月，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和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

十一月，任中共西南局第三书记。率华北野战军第十八兵团和第一野战军的第七军等部突破敌秦岭防线，分兵三路挥师入川。

十二月，指挥所部协同第二野战军发起成都战役。

一九五○年 54岁

二月，任西南军区司令员、中共西南军区党委书记。

同月，发布进军西藏的政治动员令。

三月至年底，领导西南军区部队清剿残匪，受到毛泽东主席的批示嘉奖。

六月，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

一九五一年 55岁

十二月，与邓小平、刘伯承同志一起，主持西南军区第一次党代表大会。

一九五二年 56岁

十一月，任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主任。

一九五三年 57岁

一月，任西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

十月至十二月，率领中国人民第三届赴朝慰问总团赴朝鲜慰问。

冬，任中央人民政府劳动工资委员会主任。

一九五四年 58岁

一月，在全国军事系统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上作重要发言。

二月，出席党的七届四中全会，并作重要发言。

六月，任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

九月，出席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会后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主任、国防委员会副主席。

十月，出席国防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

一九五五年 59岁

九月，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并被授予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一级“解放勋章”。

一九五六年 60岁

三月，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特使身份参加巴基斯坦国庆。

九月，出席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被选为中央委员。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十一月至翌年二月，陪同周恩来总理赴越南、柬埔寨、印度、缅甸、巴基斯坦、苏联、波兰、匈牙利、阿富汗、尼泊尔和锡金等欧亚十一国访问。

一九五七年 61岁

与聂荣臻等到四川视察工作。

八月，为我军建军三十周年题词。

一九五八年 62岁

三月，率领中央代表团参加广西壮族自治区成立大会，并致祝词。

先后到广东、湖北、山西、内蒙等地视察。

一九五九年 63岁

四月，出席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会后，继续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国家体委主任、国防委员会副主席。

九月，代表中共中央、国务院在第一届全国体育运动大会上致《开幕词》。

十二月，任国防工业委员会主任。

一九六○年 64岁

一月，出席全国民兵会议，并代表中共中央、国务院致祝词。

主持召开国防工业委员会会议，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

九月，出席中共中央军委扩大会议。

十月，率军事代表团赴朝鲜访问。

冬，主持召开国防工业三级干部会议，并作重要讲话。

一九六一年 65岁

春，与罗荣桓等赴江苏、上海、浙江、福建、江西、湖南等地视察工作。

一九六二年 66岁

一月，发表《湘鄂西初期的革命斗争》的回忆录文章。

一九六三年 67岁

十一月，率代表团赴印尼参加第一届新兴力量运动会。

一九六四年 68岁

负责中央军委日常工作。

四月，与叶剑英、罗瑞卿等军委领导同志一起，发动全军开展群众性的大练兵。

六月，陪同毛泽东主席、刘少奇主席、朱德委员长、周恩来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观看军事表演。

十一月，陪同周恩来总理去苏联参加十月革命四十七周年的纪念活动。

　一九六五年 69岁

一月，出席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再次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国家体委主任、国防委员会副主席。

八月，赴大庆油田视察。

九月，率领中央代表团参加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成立十周年的纪念活动。

一九六六年 70岁

赴四川、广东等地视察工作。

冬，遭林彪、江青、康生等诬陷，被隔离审查。

一九六九年 73岁

六月九日，被迫害含冤逝世。

评价

贺龙是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他一生追求真理，把毕生的精力和心血都奉献给了党和人民。战争年代，为人民的解放事业，英勇善战，历尽艰险，百折不挠；和平时期，为社会主义建设，呕心沥血，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坚决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严格遵守党的纪律，自觉维护党的统一和团结。他对敌人恨，对人民爱，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忠心耿耿。他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他大公无私，刚直不阿，言行一致，光明磊落，平易近人，豁达大度，爱护战士，关心群众。他的英雄形象和崇高品德深受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崇敬和爱戴。  

人物生平

战争时期

陈毅，1901年8月26日（清光绪二十七年七月十三）生于四川乐至复兴场张安井村。1916年就读于成都甲种工业学校（现成都工业学院）。1919年赴法国勤工俭学。1921年10月因参加中国留法学生的爱国运动，被武装押送回国。1922年回到四川家乡，通过与蔡和森通信，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3年到北京中法大学文学院学习，并经颜昌颐、肖振声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战争时期的陈毅同志1927年陈毅任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中国共产党委员会书记。同年参加南昌起义后任国民革命军第十一军二十五师七十三团政治指导员，率部参加湘南起义。

中国土改革命战争时期历任：中国共产党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师党代表；中国工农红军（初称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师长、军委书记、政治部主任、前委书记；第六军政治委员；中国共产党赣西南特区委员会书记；第二十二军军长；江西军区总指挥兼政治委员；西方军总指挥；中国共产党中央苏区分局委员；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办事处主任。

中国抗日战争时期历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军委新4军分会副书记、新4军第1支队司令员、江南指挥部指挥、苏北指挥部指挥、华中总指挥部代理总指挥、新4军代军长、新4军军长兼山东军区司令员。

中国解放战争时期历任：中国共产党华东军区司令员、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中国共产党中央中原局第二书记、中原军区和中原野战军副司令员，第三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建国时期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历任：华东军区司令员、上海市市长、第三野战军司令员。

在上海市任职期间，曾着手解决了通货膨胀问题，并下令对上海文艺界作出保护。1954年任国务院副总理，并任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和国防委员会副主席。1955年被授予元帅军衔和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58年2月起兼任外交部部长。1959年起任第三、第四届 中国政协副主席。1966年1月陈毅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军委副主席。并任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第七、九届中央委员。 

文革期间，陈毅、谭震林等人与四人帮斗争，被对方划为“二月逆流”。1969年10月，陈毅被以“战备”为名，疏散到石家庄。中国共产党九届二中全会上卷入了所谓“二陈（陈毅、陈伯达）合流”。 

人物逝世

1971年1月16日，陈毅腹痛加剧，发现患有肠癌。1972年1月6日在北京逝世。 在北京西郊八宝山举行追悼会，毛泽东到达现场。逝世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称他为“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政治家、中国人民解放军创始人和领导人之一”。

主要功绩

主要战役

黄桥战役

1940年9月30日，国民党调集部队，对江苏省泰兴县黄桥地区的新四军苏北指挥部发动进攻。黄桥战役进行时，八路军第5纵队从淮阴地区南下，新四军江北指挥部部队东进至运河，在战略上起了策应作用。此役历时4天，共歼国民党军队1.1万余人，俘虏官兵4000余名，缴获军用品甚多。新四军伤亡900余名。这次战役，对反击国民党军队进攻的重要战役。为苏中、苏北抗日根据地奠定了基础，打开了华中抗战新局面。 

孟良崮战役

1947年4月，蒋介石在进攻延安的同时，调动40万人向山东解放区进行“重点进攻”，陈毅、粟裕等率领的华东人民解放军作战，歼灭国民党2万4千多人。5月上旬，国民党军复由临沂、泰安一线，分左、中、右三路向沂蒙山区进攻，压迫华东解放军退至胶东狭窄地区。华东解放军以部分兵力分别钳制国民党的左右两翼，而以主要兵力实施中间突破，即选择了冒进突悬的中路敌人，实行猛烈的围攻，经过5月13-14日的浴血战斗，陈毅率军将国民党素有“王牌师”之称的整编74师全歼于孟良崮山区，此战共毙伤俘虏国民党3万2千多人，该师师长张灵甫亦被击毙，这就是著名的孟良崮战役，也是后来小说《红日》的历史题材。解放军打退国民党对沂蒙山区的第二次进攻，扭转了山东战场的整个战局。7月，陈毅率军再次打退了国民党的第三次进攻，国民党被迫西撤。 

淮海战役（1949年）

淮海战役是三大战役中第二个战役，是在以徐州为中心，东起海州、西至商丘、北起临城（今薛城）、南达淮河的广大地区进行的。这时，中国共产党中央军委由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粟裕、谭震林组成总前委，邓小平为书记，统一指挥淮海战役。淮海战役于1948年11月6日发起。解放军经过66天的战斗，以伤亡11万余人的代价，歼灭国民党军55.5万人。 

上海战役（1949年）

上海战役是陈毅指挥的最后一场战役，也是他指挥的最艰难的战役。国民党大部分军队退集到了上海，蒋介石要求指挥这三十万军队的汤恩伯坚守六个月，等待美国人出兵救援，陈毅指挥的第三野战军已经达到了上海。

陈毅担当上海市市长；共产党军队极力将国民党调到外围阵地加以歼灭，以轻武器攻占城市，付出了重大代价，取得了胜利，前后15天时间。上海战役，除汤恩伯率5万人乘军舰撤逃外，其余15.3万人全部阵亡。 

军事思想

陈毅的军事思想研究，在中国现代军事思想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陈毅传》编写组撰写、当代中国出版社1991年出版的《当代中国人物传记·陈毅传》，解放军出版社1996年出版的《陈毅军事文选》，是研究陈毅的军事思想的重要依据。军事科学出版社1997年出版的《中国军事百科全书·军事思想》中，收有《陈毅的军事思想》及其重要著作的条目。 

人物评价

陈毅逝世后，毛泽东亲自参加追悼会。追悼会前，毛泽东同张茜和他们的子女谈话中说，陈毅是好同志，并高度评价陈毅一生为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作出的贡献；肯定陈毅是执行中央路线的，是能够团结同志的。毛泽东还向在场的一位外宾说：“陈毅是支持我的；林彪是反对我的，跑了，摔死了。他也是反对陈毅同志的。”

周恩来在悼词中颂扬陈毅一生坚持战斗，坚持工作，努力为人民服务。

朱德写诗哀悼陈毅：“一生为革命，盖棺方论定。重道又亲师，路线根端正。”

董必武在挽陈毅诗中写道：“栋折吾忧压，伊谁继直声”。 

人物作品

感情生活

1930年，他任红22军军长时， 在江西信丰娶了19岁女学生萧菊英。次年，陈毅去开“肃反”会，归途遇白匪袭击。马死了，他却奇迹般活了下来。就在他步行绕路往家奔时，萧菊英认为丈夫已死，她跳井殉情了。

1932年重阳节，经李富春、蔡畅介绍，与18岁的兴国女红军赖月明结婚。1934年红军长征后，陈毅留守江西中央苏区，动员赖月明服从大局带头疏散回乡隐蔽、打游击。二人于10月20日分别。1937年国共合作抗日，南方红军三年游击战争结束，陈毅才得知，赖月明在被捕后跳崖自尽。陈毅于当年农历九月初一写下《兴国旅舍》：“兴城旅夜倍凄清，破纸窗前透月明；战斗艰难还剩我，阿蒙愧负故人情。”

其实，“叛徒告密被捕牺牲”是误传。赖月明并没有死，她在战斗中和组织失去联系后，流浪乞讨，被当保长的父亲抓回，卖给一个补鞋匠。第二年鞋匠客死他乡，赖月明又从传闻中得知陈毅被反动派挖了心肝。她找到一个负伤掉队的红军方良松结了婚之后，回乡务农，生下一女二男。

1937年在筹组新四军途中，陈毅在南昌遇到了率领上海战地服务团的胡兰畦，二人早年就是相识相知。此次相见后订下婚约。然而共产党不同意二人结婚，中国共产党东南局书记项英找胡兰畦谈话，要求胡兰畦隐蔽共产党员身份，以国民党部队少将身份继续做统战工作对革命更为重要。陈毅致信胡兰畦：“马革裹尸是壮烈牺牲；从容就义是沉默牺牲，为了革命，我们就吃下这杯苦酒吧。假如我们三年内不能结合，就各人自由，互不干涉。”

1940年，与张茜结婚，生长子陈昊苏，次子陈丹淮和三子陈晓鲁。张茜本名张春兰，陈毅在结婚前写《赞春兰》。 

轶事典故

元帅与象棋的故事

人们都知道陈毅元帅是位杰出的军事家和博古通今的诗人，殊不知他还是一位爱好象棋的高手，与象棋结下了浓厚的情谊。民主人士柳亚子先生称他为“兼资文武此全才”的将军。

红军在取得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后，1933年盛夏的一天，骄阳似火。烈日下，在江西省永丰县藤田镇缠江坪，数以千计的群众，正在观看中国工农红军江西省军区和中共永丰中心县委举行的一次体育友谊联赛。

这次比赛项目有：跳高、跳远、赛跑、泅水、走象棋、政治测验、文化考核等十余种。江西军区司令员陈毅参加象棋比赛，他是一位象棋高手，“杀”了半天，一连打败了十几个对手，接下来，便与闻名永丰县的象棋大师、中共永丰中心县委书记李福槐对弈。这时，观战者愈来愈多，挤得水泄不通。摆开“战场”，只见陈毅大胆泼辣，猛冲猛杀，一展虎将英姿。李福槐却不慌不忙，稳扎稳打，显出老谋深算的气度，几个回合，“杀”得对手只有招架之力。陈毅大吃一惊，长长地呵了口气，心想：这位象棋大师果然厉害，得小心谨慎才是。他提手抓抓头皮，两眼紧紧地盯在棋盘上，显然在运筹策略。停了片刻，忽听“叭”地一声，陈毅一子飞出，深入到对方的腹地；对方也不示弱，大刀阔斧，谋取外势。你来我往，跳马驾炮，出车走象，互不退让，形成对峙状态。李福槐这时推了推老花眼镜，不觉倒吸了一口冷气，心想：这位朋友如此棋路，看来自己必输无疑。也许是由于心理上的缘故，李福槐只从小处着眼，他举着一个棋子“叭”地一声刚落下，突然发现失策，连喊一声“糟了!”本想悔棋，但想到“落子不悔大丈夫”的棋坛规矩，旋即把手缩了回去。陈毅立即抓住战机，推车沉底，猛喝一声“将军！”李福隗一时措手不及，棋被陈毅的前后夹击给“将”死了，只得拱手认输。

比赛结束，陈毅获象棋比赛第一名。当裁判员宣布成绩时，观众中爆发出一阵阵热烈的掌声。李福槐笑着一手拉住陈毅，一手翘起大拇指夸道：“佩服!佩服!真是打尽天下无敌手的将军。”陈毅乐呵呵地说：“哎!亏你说得出，要不是你留个情面，我还差点被你困住了呢!我走南闯北，逢过许多高手，像你这么精明的棋艺的确少有。”李福槐一听陈毅这话，自觉惭愧地摇了摇了头说：“老朋友过奖了。”

正说着，传令兵飞马来报：前方战事吃紧。陈毅拱了拱手：“后会有期。”一转身飞身上马，“叭”地一声，枣红马昂头嘶叫，一溜烟地消失在滚滚尘土中…

1941年“皖南事变”后，就任新四军代军长的陈毅，在江苏中部的一次战斗中，忙里偷闲，先后两次与当地一位私塾老师对弈象棋。第一次是在战斗前，陈毅以一胜二平取得胜利；第二次是在战斗结束后，陈毅则连输3局。当问老先生为什么要先输后赢时，老先生坦诚地回答说：“您是一军之长，在临战前夕，我不能挫伤您的锐气，所以要输给您；在捷报频传取得胜利后，我让您在这个小战场上连吃败仗，是希望你头脑冷静，不滋生骄气。”陈毅听后，感触至深，后来还写了如下诗句：“九牛一毫莫自夸，骄傲自满要翻车。历览古今多少事，成由谦逊败由奢。”

1964年，陈毅元帅出访回国，途经贵阳时，饶有兴趣地专程游览了“花溪公园”，并特地到棋亭观棋。他又情有独钟地写下了《花溪杂咏》七绝一首：“花溪棋亭位山腰，每人聚此费推敲。劝君让他先一着，后发制人棋最高。”

黄花塘事件真相

1942年，新四军军部转移到淮南盱眙地区的黄花塘。是年，根据党中央统一安排，军部进行了整风运动。时任新四军代理政委的饶漱石认为排挤陈毅的机会到来，于是借整风之机私下以军部名义打电报到延安，罗列出陈毅反对党中央、毛泽东的十大错误，史称“黄花塘事件”。这次事件由于毛泽东的干预没有公开化，但它却像一个噩梦一直缠绕着陈毅。直到全国解放以后，“高饶反党集团”事发，陈毅才讨回清白，如释重负。

当年，毛泽东调陈毅离开新四军到延安，参加中国共产党“七大”会议，以调解陈饶之间矛盾。毛泽东曾秘诫陈毅：“凡事忍耐，忍耐最难，但作为一个政治家，必须练习忍耐。”1949年以后，身为上海市长的陈毅面临着工商业改造的困境，而身为华东局书记的饶漱石却迟迟不肯表态予以支持。关键时刻，陈毅豁出去了，向党中央连发六封经济电报，赢得了毛泽东的赞扬。而毛泽东也深谙陈毅的这块心病，早在揭批“高饶反党集团”之前便召见了陈毅，听取了陈毅对这一事件的处理意见，从而也就诞生了至今脍炙人口的诗篇《手莫伸》。 

围棋外交

既任外交部长唐家璇这样说：“现在大家都知道‘乒乓外交’，我认为‘乒乓外交’之前，首先是‘围棋外交’。”这是从未见诸报端的新外交提法，它背后隐藏着一段不为人知的外交风云。

自二战结束后，中日两国间便陷于冷战状态，中日政府间交往中断，只保持了一部分民间交流，而建国后的中日外交则面临着新的考验。50年代刚刚出任外交部长的陈毅正在寻找打开外交僵局的突破口，恰逢日本围棋代表团访华，这位闻名政坛的围棋迷抓住这一机会，亲自前往设在北京饭店的赛场与日本棋手对弈，并在宴会上提出，中日两国围棋界今后可以进行交流。从此，也就拉开了中日两国间“围棋外交”的序幕。唐家璇部长介绍说，陈毅正是抓住了围棋在日本的影响（日本有800万人下围棋），把围棋与外交联系起来。在陈老总的热心推动下，日本棋界名人联合发表了呼吁书，要求日本政府改变对华政策，早日实现邦交正常化。 

西哈努克回忆

柬埔寨国家元首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是陈毅生前挚友。我见到他是在北京他的私人官邸。在鸟语花香、石砌玉雕的花园内，年逾八旬的老人依然精神矍铄，向我们透露出鲜为人知的历史细节。

西哈努克回忆说，当年他的父亲去世时，恰逢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副总理访问柬埔寨，当时两位中国领导人穿上了柬民族服装参加了国丧活动，表示出对柬民族的尊重与友好，令他终生难忘。后来，当他闻讯陈老总不幸逝世的噩耗时，提出前往八宝山参加追悼会，但这样一个起码的要求竟被当时“四人帮”一伙所拒绝，他悲恸欲绝。所幸的是，后来毛泽东参加了陈毅的追悼会，他才被通知允许前往。追悼会过程中，他始终搀扶着病弱的毛泽东，并听到了这位伟人对陈毅一生的高度评价。毛泽东对张茜说：“陈毅是个好同志，他对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所作的贡献，是已经下了结论的。” 

艺术形象

电影《陈毅市长》

1981年出品的电影《陈毅市长》，该片讲述了上海解放初期陈毅同志（魏启明饰）任上海市长期间，依靠工人阶级、革命干部和知识分子，团结民族资产阶级，正确执行党的方针政策，打开上海工作新局面的故事。 

雕塑《新四军军长陈毅》

下图为南昌新四军纪念馆的青铜雕塑《新四军军长陈毅》（我国著名雕塑家朱惟精创作）。

生平事略

1927年4月到武昌中山大学读书，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随即转入中国共产党。同年7月被派往鄂南通城从事农民运动，参与组织通城、崇阳农民武装，同年参加鄂南暴动，任党代表。这支武装在江西修水编入武昌国民革命军第2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他任特务连党代表，参加湘赣边秋收起义。经三湾改编，随毛泽东进入井冈山，历任中国工农红军(初称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一团特务连党代表、第四军第十一师三十一团营党代表、第二纵队党代表。积极建立军队基层的共产党组织，实行民主制度，尊重爱护士兵，反对军阀作风。

1929年底参加中共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古田会议)，被选为4军前敌委员会委员。

1930年8月任第4军军委书记兼政治委员。

1932年3月任第1军团政治部主任。在第一至第四次反“围剿”斗争中，领导部队的政治工作，同时组织部队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筹粮款，扩大红军队伍。第四次反“围剿”后，改任江西军区政治部主任，总政治部巡视员、动员部部长，曾兼任扩大红军突击队总队长。领导扩红工作成绩卓著。

1934年1月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候补执行委员，获红星奖章。同年9月任第8军团政治部主任。长征中8军团撤销，他先后任总政治部巡视员、第1军团政治部副主任。到陕北后，参加了东征战役。

1936年6月入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学习，并兼任培训高级干部的第一科政治委员。

1937年1月任军委后方政治部主任，7月任第1军团政治部主任。

抗日战争初期，任八路军第115师政治部主任。

1937年9月，率师政治部和少数部队，在晋冀边界的阜平、曲阳、灵寿一带发动群众，组织抗日武装，建立抗日民主政权。

1938年到吕梁山地区，与代师长陈光指挥午城、井沟和薛公岭等战斗，保卫了黄河河防。同年秋参加扩大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随后任115师政治委员。

1939年3月初与陈光率115师师部和主力一部进入山东，参与指挥樊坝、梁山等战斗，重创日伪军。他坚决执行中共中央关于在统一战线中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强调团结抗日的友军和爱国进步人士，孤立和打击制造摩擦的国民党顽固派。他率领的115师部队，与山东人民抗日起义武装组成的八路军山东纵队并肩作战，先后在鲁西、鲁南、冀鲁边、鲁中、滨海地区发动群众，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发展人民武装，巩固和扩大抗日根据地。

1941年8月任山东军政委员会书记。同年冬，日伪军5万余人“扫荡”鲁中抗日根据地，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和115师师部等领导机关被日伪军合围于沂水留田一带。他准确地分析敌情，掌握时机，出敌不意地率部向日军占领区临沂方向转移，跳出敌人重围。后又返回根据地中心地区，领导军民坚持斗争，挫败日军在山东进行的规模最大的一次“扫荡”。

1943年3月任山东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115师政治委员、代师长，中共中央山东分局书记，统一领导山东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党政军工作。他重视党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领导了整风运动。在抗日战争最艰难的岁月，领导山东军民进行精兵简政，实行主力部队地方化，加强连队基层建设，开展分散性、群众性游击战争，针对日军对根据地的“扫荡”和“蚕食”，提出“敌人打过来，我们就打过去”的“翻边战术”，扭转了山东抗日根据地的被动局面。

1944年开始组织一系列战役，实行局部反攻，巩固、发展了山东抗日根据地。

1945年指挥部队在山东进行大反攻，控制山东境内的津浦、胶济、陇海铁路，收复除济南、青岛少数城市之外的山东大部地区。此时罗荣桓的麾下已经是拥有27万正规军的、共产党在全国最强大的军事集团，建立了中共最强大的抗日根据地----山东抗日根据地，正规军人数占共产党军队的三分之一。

1945年6月，被选为中共第七届中央委员。抗日战争胜利后，从1945年10月底开始，罗荣桓领导的山东军区部队陆续出发，除个别部队是走陆路外，其他绝大多数都是分三批乘船到东北的。山东军区开创了我军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渡海行动。10月24日，罗荣桓接到中央的电报，要他“率轻便指挥机关，日内去东北”。除6万余人正规部队以外，山东军区还派往东北20个基干团，约3万人。这样，山东军区在抗日战争结束后，向东北共输送了9万人的干部、战士。在罗荣桓一行到达东北的前后，除万毅和萧华所率领的干部、战士外，还有许多山东军区的部队到达东北，成为东北民主联军的中坚力量。剩下的20余万正规军也成为了第二野战军、第二野战军主力。

进军东北后任东北人民自治军第二政治委员，东北民主联军副政治委员。1946年后，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副书记、东北人民解放军副政治委员、东北军区第一副政治委员、东北野战军政治委员。他强调打破和平幻想，准备长期作战，积极贯彻中共中央“让开大路、占领两厢”的战略方针，曾提出发动群众，创建东北根据地的建议。他组织领导了东北地区大兵团作战中的政治工作。1947年在部队中推广第3纵队诉苦教育经验，增强指战员的战斗意志，提高部队战斗力。这一经验后经毛泽东批示在全军推广。他主持组建二线兵团，为主力部队输送了大量兵员。将东北野战军(第四野战军)由11万余人发展到150万人，成为各大野战军中实力最强的野战军，占全国军队总数的三分之一。

参与指挥辽沈战役，在辽沈战役中，他坚决执行中共中央军委关于先打锦州把国民党军封闭在东北予以全歼的战略决策，对夺取辽沈战役胜利起了决定性作用。

1949年1月任第四野战军政治委员。他作为中共平津前线总前委委员和人民解放军平津前线政治委员，参与指挥平津战役，主持和平解放北平的谈判工作。1949年5月任第四野战军第一政治委员，1949年6月以后被任命为中共中央华中局(后为中南局)第二书记，华中军区(后为中南军区)第一政治委员。

1949年9月，出席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同月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最高人民检察署检察长、政务院政治法律委员会委员。

1950年4月任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同年9月兼任总干部管理部部长，开始研究军衔实施的准备工作，并于1953年开始主持上将以下、少将以上将衔评定。

1954年6月任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

1955年11月任中共中国人民解放军监察委员会书记。他在领导全军政治工作中，强调发扬人民军队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保证人民解放军的正规化、现代化建设，并主持制定《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条例(草案)》，领导“向文化大进军”，提出“系统的、联系实际的、稳步前进的”部队政治理论教育方针。

1952年领导筹建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后兼任院长。他善于团结和使用各方面的干部，领导建立干部工作制度，加强干部工作建设。1956年9月，当选为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会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60年代初，他根据实事求是的原则，强调学习毛泽东思想的立场、观点、方法，反对林彪把学习毛泽东思想庸俗化。从1959年12月起，他在中共中央军委还分管民兵工作，曾任人民武装委员会主任，强调民兵工作要在地方党委领导下，围绕生产，结合中心任务进行，进一步明确了和平时期民兵建设的方向。

历任红四军军委书记兼政治委员，115师政治委员，山东军政委员会书记，山东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115师代师长兼政委，中共中央山东分局书记，中共第七届中央委员，中共中央东北局副书记兼东北人民自治军第二政治委员，东北野战军政治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政治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平津前线政治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第一政治委员，最高人民检察署第一任检察长，中共中央华中局(后为中南局)第二书记，华中军区(后为中南军区)第一政治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任总政治部主任兼任总干部管理部部长，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中共第八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第一、第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第一、第二届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监察委员会书记，中国人民武装委员会主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第一任院长等党、国家和军队重要职务。

1955年9月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和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从1942年起经常带病指挥作战，1946年曾切除一侧肾脏，以后长期抱病工作，

1963年12月16日病逝于北京。毛泽东作诗《吊罗荣桓》给予高度评价。毛泽东一生写了很多诗词，怀念战友和亲人的作品却很少。《吊罗荣桓》这首七律，应该说是目前可见的毛泽东惟一的一首严格意义上的悼诗，也是毛泽东唯一悼念战友的诗。诗中最后一句“国有疑难可问谁”，足以体现毛泽东对罗荣桓的深厚友情和非凡器重。

罗荣桓元帅大事年表

1902年11月26日诞生于湖南省衡山县（今衡东县）。

1919年底，参加了长沙反对军阀张敬尧和抵制日货的运动。

1923年7月考入山东私立青岛大学工科预科。

1927年4月到武汉中山大学理学院就读，参加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任团支委组织干事。不久，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7月被中共湖北省委派往鄂南通城县从事农民运动。8月20日组织通城秋收暴动，任通城、崇阳农民自卫军党代表。8月底率通城、崇阳农民武装100余人到达江西修水县，与没赶上南昌起义而来修水的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第二方面军警卫团合编，不久该团被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一团。9月29日部队在江西永新县三湾村改编，罗荣桓任特务连党代表。10月部队向井冈山进军，在宁冈古城参加了毛泽东主持召开的前委扩大会议，会议决定团结争取井冈山王佐、袁文才两支农民武装。

1928年初任三营九连、八连党代表，参加了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亲自实践了毛泽东提出的各项建军原则，参加了我军政治工作的创建。4月毛泽东率领的工农革命军与朱德率领的南昌起义保存下来的部队和湘南农军在宁冈砻市会师，组成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罗荣桓任第十一师第三十一团三营党代表。8月中共湖南省委代表乘毛泽东不在，促使红四军二十八团、二十九团冒进湘南，造成“八月失败”。毛泽东带罗荣桓领导的三十一团三营到湘南接应受挫的二十八团。

1929年1月14日随红四军下井冈山，向赣南进军。3月红四军前委决定在赣南、闽西边境地区分兵游击，发动群众。三十一团被编为第三纵队，三营被编为九支队，罗荣桓任九支队党代表。6月至10月带领三纵队九支队参加了攻打龙岩、出击闽中和广东东江地区的各次战斗。10月30日在攻打梅县时腰部负伤。12月28日中共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在上杭古田召开。罗荣桓参加了大会并被选为前委委员。

1930年1月调任二纵队党代表。6月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成立了红一军团。朱德任军团长，毛泽东任军团政治委员。罗荣桓代理红四军政治委员。8月23日一、三军团在浏阳永和市会师，组建一方面军。红军决定强攻长沙。罗荣桓任红四军军委书记、政治委员。9月10日奉命与林彪一起指挥红四军参加攻打长沙，未克。10月4日红四军攻占吉安城。11月参加峡江县罗坊会议，在会议上发言支持毛泽东关于放弃打南昌，移师赣江以东，诱敌深入，在根据地内作战，以粉碎敌人“围剿”的主张。12月30日在第一次反“围剿”中，红四军在龙冈西北地区，与红三军阵地相联结，使敌十八师陷入重围被全歼，活捉师长张辉瓒。接着又追击逃敌，歼敌五十师之一半。

1931年5月参加第二次反“围剿”，率红四军参加了富田、白沙、中村、广昌四次重要战斗。8月参加第三次反“围剿”。良村等地战斗后，部队转移途中遭敌袭击，一些伤员、俘虏和缴获的枪械受到损失。随后，被免去军委书记职务，由林彪接任。

1932年3月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一军团和五军团的十五军组成东路军，罗荣桓任一军团（兼东路军）政治部主任。4月随东路军向福建进军。4月20日参与指挥攻打漳州战役，打开漳州后，他积极组织部队发动群众筹款。

1933年3月参加第四次反“围剿”。反“围剿”中，以一军团政治部主任罗荣桓的名义发出《红一军团官家僚以后政治工作指示》，全面总结了反“围剿”中的政治工作。4月14日调任江西军区政治部主任，后又调任总政治部任巡视员、动员部长。7月兼任总政治部扩红突击队总队长，为红军的扩充做出了贡献。

1934年1月5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扩大红军突击月总结的决定》，宣布将罗荣桓等扩红突击队领导者列入光荣红版予以表彰。1月21日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在瑞金沙洲坝召开，罗荣桓由于扩红工作成绩突出，在会上受表扬并获得银质奖章。会上，被选为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9月21日红八军团组成，任该军团政治部主任。10月随部队参加长征。12月13日八军团因战斗减员而撤销，调任总政治部巡视员。

1935年8月随中央红军的后卫三军团过草地北上。9月10日到达俄界，任红一军团政治部副主任。

1936年2月10日一军团政治部以罗荣桓的名义发出《关于目前政治工作的指示》，要求部队加强政治动员和训练教育工作。6月调红军大学学习，同时任一科政治委员。

1937年1月任红军后方政治部主任。5月与林月琴结婚。7月10日任一军团政治部主任。8月25日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任第一一五师政训处主任，后改为政治部主任。9月率领一一五师政治部、骑兵营、教导大队等单位，在阜平、曲阳、灵寿一带发动群众，创建抗日根据地。

1938年年初率政治部等南下到达晋西南赵城与司令部会合。3月林彪被阎锡山部队误伤，离职休养，由陈光代理师长，随后罗荣桓任一一五师政治委员。3月与代师长陈光率三四三旅，开进蒲县大宁公路，在午城、井沟等地与日军一○八师团激战，歼灭大量敌人，迫使敌人后撤，保卫了黄河渡口。4月率部到达晋西汾阳、孝义一带，开辟吕梁山抗日根据地。9月敌一○八师团沿汾离公路西犯，企图西渡黄河。和陈光指挥部队先后在薛公岭、油坊坪、王家池伏击敌人，毙伤敌1200余人，巩固了吕梁山根据地，保卫了陕甘宁边区。9月在延安参加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在会上汇报了抗战以来一一五师工作情况和经验。中央在会上提出“派兵去山东”。根据中央决定，一一五师派六八五团向山东开进，开辟（微山）湖西根据地。12月与陈光率领师直与六八六团等部队到达晋东南，组成东进支队，向山东进军。

1939年3月东进支队进入鲁西郓城地区。全歼郓城西北樊坝伪军一个团，扩大了八路军的影响。5月11日在肥城以南之陆房地区，一一五师部队冲破敌之包围，并歼敌一部。陆房战斗后，他派东进支队大部，东越津浦路进入鲁南地区。8月山东成立军政委员会，统一领导该地区党政军民工作，朱瑞为书记，罗荣桓、徐向前等为委员。这个月里，罗荣桓与陈光指挥部队在梁山地区歼灭日军长田敏江少佐以下300余人。11月赶赴（微山）湖西地区，及时处理了该区错误的“肃托”事件，挽救了湖西抗日根据地。12月26日在干部会议上提出把抱犊崮山区建立为八路军单独的根据地。

1940年1月指挥一一五师和农民自卫团，挤走国民党顽固派费县县长李长胜，解放崮口。

2至3月与陈光指挥三打白彦，歼敌800余人。9月一一五师在鲁南天宝山区的桃峪召开高级干部会议。在会上，他总结了对敌顽斗争的“插、争、挤、打、统、反”六字方针，提出了“建设铁的模范党军”的号召和具体措施。10月一一五师将部队编成6个教导旅，分布于苏鲁豫皖、鲁南、滨海、鲁西、湖西、冀鲁边等地，师属主力部队和地方武装发展到近7万人。

1941年2月1日罗荣桓等一一五师全体将士致电中共中央，就皖南事变问题表示坚决拥护中共中央主张，克服投降内战危机。山东纵队归一一五师首长指挥，配合作战；组织新的山东军政委员会，罗荣桓为书记。11月侵华日军第十二军司令官土桥一次亲自指挥日伪军5万余人，向山东根据地中心沂蒙山区进攻。11月5日率山东党政军机关巧妙而果断地突出了重围，随后率领部队又回到沂蒙地区广泛开展游击战争，粉碎了敌人的“扫荡”。

1942年1月军委指示，一一五师统一指挥全山东部队（包括山东军区）。4月刘少奇由苏北到山东，指导山东分局进行了4年工作总结，肯定了山东斗争的成绩，指出了山东党的领导的主要问题。罗荣桓对改进山东工作，提出了许多重要意见。8月在山东分局党刊《斗争生活》和一一五师《战士月刊》上分别发表《坚持我们的边沿游击区》和《准备打破敌人紧缩包围封锁我们根据地》。11月指挥教二旅运用“翻边战术”乘日伪军开赴沂蒙山区的机会，在赣榆、东海一带的海陵地区攻克敌伪据点16处，粉碎了敌人对这一地区的蚕食。11月在《战士月刊》上发表《克服在游击战争中认识上的一些偏差》。12月到前线，参加指挥第三次甲子山战役，收复甲子山区。《战士月刊》发表了他写的《一九四二年的政治工作总结与一九四三年的政治工作任务》。

1943年3月12日中央军委任命罗荣桓为山东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一一五师政治委员、代师长。3月13日在山东军政工作会议上作《分散性游击战争与对敌政治攻势问题》的报告。6月蒋介石命李仙洲部入鲁接收东北军于学忠部防地。罗荣桓根据毛泽东“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方针，对于部撤出山东给予便利，同时阻滞了李部入鲁。从而大大改善了我军在山东的态势。7月23日与黎玉联名在《大众日报》上发表《我们能坚持，我们也能胜利》一文，分析了山东形势，指出抗战的光明前途。8月3日在《大众日报》发表《纪念我军建军十六周年要认识“八一”的历史教训》。8月中央任命罗荣桓为山东分局书记。10月9日与黎玉、肖华联名发布《山东军区反“扫荡”紧急动员令》，部署反“扫荡”。随后，又具体指挥部队进行反“扫荡”斗争，很快粉碎了敌人的进攻。

1944年3月利用日军在太平洋作战失利，兵力大批外调的形势，指挥了山东战场的攻势作战。3月在春季攻势中，山东八路军一举歼灭伪军吴化文部7000余人，控制战略要地鲁山地区。6月15日在《斗争生活》上发表《紧紧掌握对敌斗争，巩固成绩，反对自满》。同日在碑廓镇主持山东军区军事会议，在由下而上总结经验的基础上，他作了《关于军工会议的总结报告》，总结了对敌斗争经验，确定了今后的军事方针，统一了作战指导思想，对于山东八路军的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7月1日发表纪念建党二十三周年文章——《学习毛泽东同志的思想》，科学地、实事求是地评价了毛泽东思想。

7月7日在《大众日报》发表《纪念“七·七”》。8月12日答复了毛泽东7月28日向各战略区电问的十个问题（整风、时事教育、整训部队、民兵工作，城市工作等等）。后来毛泽东复电说：“你们的路线是正确的。”领导山东部队发起秋季攻势，相继解放利津、沂水、文登、荣城等地。争取了伪军王道、莫正民等部起义。9月18日罗荣桓等山东军区首长发布《加速反攻准备的紧急动员令》，要求立即在全区军民中进行深入的战备思想动员，开展政治攻势，做好战斗、生产、物资等各项准备工作。

1945年1月3日在山东分局、军区直属队干部会上，作《一九四四年的过去和一九四五年的到来》的报告，总结了1944年的斗争经验，要求在新的一年全面贯彻党中央对解放区的各项号召。1月17日在罗荣桓主持下，山东军区发出《关于一九四五年山东我军主要作战方向的指示》，确定以开辟胶济路东段两侧为主攻方向，以便将胶东、渤海、鲁中、滨海各区打成一片。为了贯彻这一战略意图，山东八路军发起春季攻势。鲁南军区全歼伪和平救国军第十军，击毙伪军长荣子恒，解放泗水城；胶东军区歼灭伪军赵保原部1．2万人；3月鲁中军区解放蒙阴县城。4月主持制定了山东军区5、6、7三个月作战计划，开展夏季攻势。根据这一计划，渤海军区讨伐伪军张景月部，歼敌2700多人；鲁南讨伐伪军张里元部，歼敌2000余人；鲁中讨伐伪军厉文礼部，歼敌6000余人；滨海军区讨伐伪军张步云部，歼敌4000余人。通过这些行动，山东解放区扩大了 2万余平方公里，使山东形势发生了有利的变化。4月中共七大召开，罗荣桓因工作关系未出席，被选为中央委员会委员。7月7日在《大众日报》上发表《处在总反攻前夜的山东解放区》一文，指出山东解放区已有1700万人口，28万八路军正规军和游击队，50万民兵与几百万人民自卫武装，这是经过7年苦斗创造出来的，为即将到来的总反攻创造了十分有利的局面。8月11日延安总部发出向敌占区进攻的命令。同一天，罗荣桓主持召开山东分局和山东军区高级干部联席会议，讨论部署了反攻的进军任务。8月13日与黎玉、肖华联名发布动员令，命令各部队紧急动员起来，完成对敌人的最后一击，迫其投降。8月至9月罗荣桓等指挥部队分5路向山东敌占城市和交通要道进军，先后解放了46座县城、6处港口、35个火车站，歼敌伪军6万余人。不久，根据军委“东北方面主要靠山东出兵”的指示，罗荣桓等组织山东部队6万余人，地方干部4000余人，分3批经海、陆两路北上东北。10月24日率指挥机关去东北，11月到达沈阳。

10月31日就任东北人民自治军第二政治委员、东北民主联军副政治委员。

1946年3月因病去大连治疗，病中致电东北局，提出东北战争要作较长时间准备，不要把和平估计过急，应全面发展自己，全力支持长期战争。5月回到东北民主联军总部。6月11日林彪、彭真、罗荣桓等致电各兵团并报中共中央，要求指战员勿因敌占我一些城市而恐慌，要主动放弃一些城市，诱使敌人分散，换取歼敌机会。16日，中央决定组成新的东北局，林彪为书记，彭真、罗荣桓、陈云为副书记。

1947年6月不顾苏联医生要他长期疗养的建议，出院回国。7月根据罗荣桓的意见，东北局有组织、有计划地建设二线兵团，保证主力部队有充足的后备兵力。他直接领导了这项工作，在一年多的时间里，组成了164个独立团，共37万多人。这一重大措施，对推动东北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有着深远的战略意义。8月26日《东北日报》根据他的指示，刊登了辽东军区诉苦教育的经验，发表了《部队教育的方向》的社论。9月14日与林彪等指挥东北民主联军发起秋季攻势。到11月初歼敌6．9万余人，克城17座，粉碎了敌人“倚托重点、向外扩张”的战略方针。

1948年2月2日在东北人民解放军总部召开的政治工作会议上作报告，总结了部队政治工作经验。3月在东北人民解放军后勤工作会议上作报告，要求后勤单位要加强党的领导，把政治工作贯彻到各个系统中。在东北野战军召开的参谋会上作报告，提出了关于今后建军及正规化问题。3月与林彪指挥东北人民解放军发动的冬季攻势结束。这次攻势共歼敌15．6万余人，使国民党占领区缩小到只占东北全境1％。5月根据罗荣桓的意见，东北人民解放军颁布了入城纪律守则八条，后来中央军委将这一守则转发全军。6月15日到长春前线主持召开了会议，明确了我军对长春守敌要采取长围久困、展开政治攻势与经济封锁，使其军心动摇而后再攻的方针。8月14日，罗荣桓任东北军区第一副政治委员兼野战军政治委员。9月中央军委发出了《关于辽沈战役的作战方针》，指示“置长、沈两敌于不顾”，“确立攻占锦、榆、唐三点并全部控制该线的决心”，以封闭国民党军队于东北境内，然后加以歼灭。遵照军委指示，他和林彪等指挥东北野战军发起规模巨大的辽沈战役。10月2日因敌人4个师在葫芦岛登陆，林彪一度犹豫，要回师打长春。在罗荣桓的劝说下，很快又坚定了打锦州的决心。锦州战役开始前，林彪、罗荣桓亲临前线对攻城进行部署。10月14日东北野战军对锦州守敌发起总攻，15日攻克锦州。11月8日主持起草向中央的综合报告，总结了辽沈战役的情况。11月9日东北全境解放。11月23日遵照中央军委指示，东北野战军开始向关内开进。11月30日与林彪率野战军指挥机关离开沈阳向冀东挺进。12月11日毛泽东电示林彪、罗荣桓规定了平津战役的作战方针。12月17日奉中央电召到河北西柏坡中央驻地，参加研究今后作战的方针。12月22日平津前线司令部以司令员林彪、政治委员罗荣桓的名义发出布告，宣布解放北平、天津诸城市的《约法八章》。

1949年1月10日中央指示由林彪、罗荣桓、聂荣臻组成平津战役总前委，统一管理军事、政治、经济等各项工作。开始同傅作义派出的代表进行谈判。1月15日天津解放。16日，与林彪致函傅作义，劝他接受和平改编方案。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2月21日在傅作义接受和平改编部队师以上军官会议上讲话，指出，改编不只是改旗易帜，换个番号，而是将为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服务的军队改变为人民军队，是立场上的根本改变。3月2日主持中共同傅作义、董其武方面关于和平解放绥远问题的谈判。绥远于9月19日和平解放。3月为贯彻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精神，第四野战军召开师以上干部会议，他作报告，着重讲了反对无政府主义、无纪律现象的问题。4月11日第四野战军部队遵照中央军委命令出发南下，他因病留天津治疗，随后到达北平。6月7日根据中共中央决定，华中局和华中军区成立，罗荣桓任华中局第二书记兼军区第一政治委员。9月30日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并担任最高人民检察署检察长。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参加了开国大典。

1950年4月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成立，罗荣桓任主任。9月4日军委总干部管理部正式成立，他兼任总干部管理部部长。

1953年12月7日军委在彭德怀主持下，召开全国军事系统党的高级干部会议，确定了人民解放军正规化现代化建设的各项制度和方针。会议坚持了在军队内部实行党委集体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坚持了人民解放军传统的政治工作制度。他参与了这些重要决策。

1954年2月中共中央召开七届四中全会，揭露高岗的反党阴谋活动，罗荣桓因病未出席会议，作了书面发言。4月15日组织领导起草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条例（草案）》，经中央军委批准正式颁布实施。6月19日被中央人民政府第三十二次会议任命为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8月24日军委批准政治学院根据罗荣桓指示起草的《办院基本方案》。9月27日被选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9月29日被任命为国防委员会副主席。

1955年2月兼任政治学院院长，政治学院开课。8月在《八一杂志》上发表《继续发扬我军的光荣传统》一文。9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监察委员会书记。9月23日被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和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一级解放勋章。

1956年9月2日向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写信，因健康原因，请求解除他总政治部主任及总干部管理部部长职务。中央批准了他的请求。9月15日出席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被选为中央委员会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委员。

1957年1月到湖南、广东、海南、福建等地视察。8月为《解放军报》题词：“发扬人民解放军与人民同甘共苦的传统作风，为建设美好的社会主义社会而奋斗。”9月为《解放军三十年》征文撰写了《秋收起义和我军初创时期》一文。

1959年2月到湖南等地视察。4月18日参加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被选为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继续被任命为国防委员会副主席。6月5日任第四野战军战史编审委员会主任委员。9月中共中央决定组成新的军委，他任军委委员，分管民兵建设工作。11月2日到空军部队视察。11月22日主持起草了军委关于民兵工作问题向中共中央的请示报告，建议把民兵工作重点放在政治经济中心、工矿、交通枢纽地区和海陆边防地区以及沿海岛屿。中央将报告批转全国执行。12月到安徽、上海等地视察。12月14日中央军委决定建立民兵工作小组，他任组长。

1960年1月指示《解放军报》要宣传毛泽东思想，提倡干部通读毛主席著作，在宣传上不要简单化，庸俗化。10月为政治学院《思想战线》杂志创刊题词：“要提高马列主义理论，必须联系实际，避免无的放矢。”

1961年1月再次出任总政治部主任。2月到南京、福州、上海、杭州、南昌等地部队视察。3月到长沙政治干部学校和工程学院视察。4月30日在第二十六次军委常委会讨论《合成军队战斗条例概则》时，他当着林彪的面指出“带着问题学毛选”的提法不妥。在这前后，他还多次反对林彪将学习毛主席著作庸俗化、简单化的错误主张。7月18日军委民兵工作小组扩大为人民武装委员会，他任主任。8月5日为《解放军报民兵专刊》题词：“加强民兵国防教育，把民兵组织落实到生产基层中。”10月4日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总结讲话中提出，红与专问题，要落实在专业上，只讲红不落实在专上也是空的。11月15日在全军组织工作会议上指出，组织部门的任务主要是抓党的组织建设。连队工作靠党支部的领导，党支部搞好了，中心工作才能搞好。党的建设主要抓教育提高党员质量，健全和活跃党的生活。

1962年10月10日主持召开军委人民武装委员会第四次会议。11月在全军组织部长会议上强调指出，党委建设要着重解决民主集中制，原则空气和团结三个方面的问题。发展党员要强调质量，从组织教育培养入手，要重视党员干部的道德品质问题。

1963年2月16日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讲话强调，加强党委工作，主要是贯彻民主集中制的问题。党委内部既要加强团结又要坚持原则。9月28日因病重住院。在病危时还嘱咐政治学院的领导，一定要把政治学院办好。12月16日在北京逝世。12月19日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向罗荣桓遗体告别。12月22日首都各界2万余人在人民大会堂公祭罗荣桓。国家主席刘少奇主祭，朱德、邓小平、林彪陪祭，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务院代总理邓小平致悼词。

唯一与毛泽东一生共事的元帅

毛泽东晚年几乎不再参加别人的追悼会。十大元帅中，有六位在毛泽东之前去世，而毛泽东亲自参加的，只有罗荣桓和陈毅两个人的葬礼。在十大元帅里毛泽东与罗荣桓的关系是最亲密的，罗荣桓逝世后，毛泽东悲痛万分，几天几夜不能入眠。一天深夜，毛泽东用颤抖的手写下了《七律·吊罗荣桓》。《吊罗荣桓》这首七律，应该说是目前可见的毛泽东惟一的一首严格意义上的悼诗，也是毛泽东唯一悼念战友的诗。

共同的战斗生活使毛泽东与罗荣桓加深了了解。毛泽东对罗荣桓的工作能力、思想品质、为人处事等大为赞赏，两人成为知心战友。毛泽东称罗荣桓为一辈子共事的人。

毛泽东主席和温相罗荣桓

1963年12月16日晚，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准备听取聂荣臻关于十年科学计划的报告，一时冠盖云集、将星闪耀。会前，毛泽东异常严肃、庄重的站起身来，用很低沉的声音说：“就在今天下午，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我军优秀的政治工作者，我们敬爱的罗荣桓同志因病逝世了，在这里，我提议，为罗荣桓同志默哀三分钟以表达我们的怀念。”立刻，全体起立，静默肃然。接着，毛泽东对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林彪、邓小平等人说：“罗荣桓同志是1902年生的，他这个同志，有一个很大的优点，就是对敌人狠，对同志亲，从不背后议论人，有话讲在当面，原则性、纪律性很强。当年，在山东的时候，我说一个罗荣桓去了活了一盘棋。东北战役（原话如此）的时候，他主张打锦州，和中央保持了一致。这是一个好同志啊，永远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学习啊。”他冲军委秘书长罗瑞卿点点头说：“请你转告林月琴同志（罗荣桓夫人），就说罗荣桓同志逝世，我很难过，请她注意身体，继承罗荣桓同志的遗志。”罗瑞卿用笔记下了这几句话，当晚，就告诉了林月琴。

罗荣桓追悼会上，毛泽东深深的向这位从秋收起义就开始跟随他的青岛大学土木工程系的高材生、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思想战线奠基人（毛泽东语）的元帅鞠了三个躬。而且，他专为罗荣桓赋诗一首，78年，发表在《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上，传诵一时。当时没有发表的原因是这样：毛泽东不同意，他说：“这只是我个人对于罗荣桓同志寄托的战友的哀思，不要当作以往的作品看待，而且，我一向不主张个人感情萦怀的，拿出去不好。”当他走到林月琴的身边时，他说：“月琴同志，荣桓同志的逝世使我很难过，诗稿写的很草率，不过，代表了对战友的一片感情而已，荣桓同志一生不说假话，值得我们学习啊！”（据林月琴回忆）

毛泽东的秘书回忆，罗荣桓的逝世的确让毛泽东很难过，这也是很少有的，毛泽东有一个晚上都在写那首痛悼罗荣桓的诗。而此前，只有建国初期任弼时的逝世才会让他如此动容。此后，从毛泽东的原来诗稿上看出，毛泽东的笔迹抖动，全无半月前的那张《龟虽寿》那样洒脱。毛泽东建国以后军内只参加过罗荣桓、陈毅的追悼会，而陈毅追悼会的政治含义远比战友感情来的深，只有罗荣桓的追悼会，毛泽东流露出了一些凡人的感情。这是很值得回味的，也是这个罗荣桓，多年以后，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核心邓小平同志在给《罗荣桓传》题词的时候，曾经饱含深情的说道：“罗荣桓同志是做老实人，干老实事，一生光明磊落，在重大原则问题上始终和中央保持一致，始终为人民群众着想，这样的同志才是真正的共产党员，才是优秀的共产党员。”2002年，纪念罗荣桓同志诞辰100周年纪念会上，江泽民代表中央、中央军委高度赞扬了罗荣桓光辉战斗的一生，江泽民说：“罗荣桓同志是我军政治工作的一面旗帜。”一个生前死后居然连续得到党的三代领导集体核心的赞许的军中将领在历史上几乎绝无仅有！

毛泽东对罗荣桓的器重

罗荣桓在秋收起义以后，就随同部队到达井冈山，历任连、营、纵队党代表，在著名的古田会议上，经毛泽东提名，罗荣桓当选红四军前委委员。会后，毛泽东点了罗荣桓的将，他说：“罗荣桓同志在作政治思想工作方面是一个多面手，他不是生搬硬套、生吞活剥，而是栩栩如生，这个同志以后很有可能为我们红军立下更大的功勋哩。”

不久以后，罗荣桓在担任总政治部动员部部长的时候，一次扩红8000人，荣获扩红的奖励银牌和锦旗，毛泽东多次就此事赞扬罗荣桓，他说：“我们革命要想成功，没有人是做不到的，革命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招兵买马，在这点上，罗荣桓同志做的比较好，也比较成功，他的特点是既来之，又安之。来到部队上的人都是心甘情愿的为革命献身，革命虽然不是请客吃饭，可也不能强买强卖，在这方面，罗荣桓同志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典范。”山东地区吃紧的时候，毛泽东坚决主张让罗荣桓前去，而此前罗荣桓已经要求因病少负一些责任，毛泽东亲自找罗荣桓谈话。在东北期间，东北局给中央的报告上说兵源不足。毛泽东告诉东北局说罗有办法！结果，罗荣桓当年就组织了100多个二线主力团，兵力大增，仅仅松江一省就动员80000青年参军（当时松江全省劳动力只有27万人）！

1944年，罗荣桓病重，毛泽东亲自发来电报，长篇累犊的询问病情，这是很少见的，1946年罗荣桓去朝鲜住院，毛泽东亲自给金日成打招呼，接着，罗荣桓赶赴苏联开刀，毛泽东以中共中央和他本人的名义给斯大林发报，称：罗同志是我党重要财富和久经考验的忠诚干部，希给予最好的治疗。斯大林也非常重视，给予罗荣桓苏共中央委员的待遇，要知道，那时候，苏联一共只有11名政治局委员、2名候补委员，65名中央委员！因此，罗荣桓的生活在苏联过得很好，中央在罗荣桓动身以前，毛泽东让给罗荣桓准备了50两黄金，预备到苏联以后的开销。罗荣桓始终没有动用这笔钱，最后，支出一小部分供给烈士子女的生活。此外，毛泽东的前妻贺子珍就是罗荣桓夫妇给从苏联精神病院里接出来的。毛泽东的次子毛岸青经常受到罗荣桓的接济。

毛泽东对罗荣桓的器重是不同寻常的，罗荣桓在红军时期的红四军政委、军委书记的职务都是毛泽东提议担任的，在山东，毛泽东让罗荣桓党政军民一肩挑，此后，罗荣桓病重，毛泽东调林彪、萧劲光进山东，但是，电报上明确说：以罗为正、林为副。进入东北之后，毛泽东最初考虑以罗荣桓为东北民主联军第一政委兼党委第一书记，在罗荣桓的要求下，改由林彪出任，罗荣桓说：“大敌当前，战争一触即发，我是个书生，身体也不行，做做思想工作还可以，指挥作战，林彪同志比我强。”这次让贤连一向不大夸奖人的林彪都说：“罗荣桓同志是以革命事业为重的同志。”1956年9月2日，罗荣桓在评定军衔之后，深感身体虚弱，难以同时兼任总政主任和总干部长的重任，亲笔写信给彭德怀，要求辞去职务。毛泽东没有同意，而且，在9.15日召开的党的八大上，又是毛泽东提议，罗荣桓当选中央政治局委员。

1960年秋天，总政主任谭政被林彪打倒，毛泽东召见罗瑞卿和萧华，问他们怎么看总政治部主任的人选，罗瑞卿和萧华都是毛泽东肚子里的蛔虫，所以，一致举荐罗荣桓复出，毛大悦，当场拍板。林彪后来问萧华谁向主席提出的罗荣桓？萧华说是主席自己的意思，同时，罗瑞卿推荐的很有力。丝毫不提到他自己。所以，后来林彪对这件事视作罗瑞卿越权从事，深恨之，罗荣桓死后，林彪极力推荐萧华主任总政治部。

1959年庐山会议以后，毛泽东曾经单独的找到罗荣桓，同他谈到国防部长的人选问题，罗荣桓谈了自己的看法，回家以后，林月琴问他同主席说了什么，罗荣桓只说了一句：一些人事上的事。再没有第二句。倒是毛泽东在1972年的一次会议上说了出来：“当时，我要罗荣桓同志谈谈看法，已经定了林彪。罗说林彪打仗还可以，就是主持全面工作不一定很行，一是身体，最主要的是，林这个人喜欢搞小圈子，团结多数同志是他的弱点。现在看来，罗荣桓的观点是有预见的。”（毛泽东1972.9.3批林谈话记录）

1927年9月，罗荣桓参加湘赣边界的秋收起义后，随部队来到文家市，在这里第一次见到了毛泽东。“三湾改编”后，部队只剩下几百人，都是些愿意随毛泽东上井冈山的革命战士，其中就有罗荣桓。他亲自贯彻执行了毛泽东的许多主张，如把支部建在连上，实行党代表制度，三大纪律六项注意，部队要做群众工作，要建立根据地等等。

罗荣桓是井冈山时期毛泽东经常称道的一名出色的连队党代表。在同毛泽东的接触中，罗荣桓十分佩服毛泽东卓越的指挥才能。关键时刻总是支持毛泽东，拥护毛泽东的主张。

1929年6月，红四军第七次党的代表大会召开期间，关于建军原则等一些重要问题，毛泽东的正确意见在会上遭到一些人的反对。在激烈的争论中，在毛泽东的意见成为少数的情况下，罗荣桓仍发言赞同毛泽东的主张。

毛泽东被迫离开红四军领导岗位后，罗荣桓在红四军第八次党的代表大会上，仍然提议请毛泽东回来主持红四军的工作。在他的促成和周恩来强有力的支持下，使毛泽东摆脱了危机。古田会议期间，毛泽东着手整顿部队。为此，专门召集罗荣桓等党代表座谈，搞社会研究，让他们帮助出主意、想办法。毛泽东对罗荣桓提出的废止肉刑、反对打骂士兵的建议十分重视，并请罗荣桓参与逐条讨论古田会议的决议草案。后来，毛泽东曾对刚从上海调来的前委秘书冯文彬说：“这个同志(指罗荣桓)是个人才，是一位很好的干部。”红四军前委改造时，毛泽东当选为前委书记，罗荣桓也被选为前委委员。

古田会议后，毛泽东发现红四军第二纵队问题较多，战斗力较差。毛泽东在对第二纵队做了深入调查后，又考虑到罗荣桓的为人，建议调罗荣桓担任第二纵队政治委员。罗荣桓听取了毛泽东介绍的第二纵队的情况后，二话没说，接受了党交给的这项任务。几个月的工夫，就使第二纵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林彪担任红四军军长后，四军政委潘心源未到职，军委书记熊寿祺去上海开会又一直未归，林彪这个人又不易与人合作。毛泽东在考虑四军政委人选时，认为担任四军政委，除必须具备立场坚定、观念正确、有丰富的政治经验等基本条件外，还需要有宽广的胸怀，既要有坚定的原则性，在非原则问题上又要有容人的度量，善于忍让、谅解，这样才能把四军的工作做好。凭着对罗荣桓的了解，毛泽东认为非他不可。于是向前委建议，由罗荣桓出任红四军军委书记兼政委。

在反对“左”倾冒险主义和苏区反“围剿”的斗争中，罗荣桓坚决拥护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始终和毛泽东站在一起，曾因此受到“左”倾领导者的排挤，甚至撤职，但他仍不改变自己的看法。后来，毛泽东在谈起这段往事时说：在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的斗争中，罗荣桓表现了坚定的原则性，并且遭到了撤职。虽蒙受冤屈，但他始终坚持共产主义信念，仍旧老老实实地为党工作。

对此，1936年毛泽东曾对美国记者斯诺说：“……但是，在这个最早的部队中，有许多人始终忠心耿耿，直到今天还在红军中，例如现任一军团政委的罗荣桓……”竞鸿、吴华：《毛泽东生平实录》一书，吉林人民出版社1992年5月版，第391页。

抗日战争爆发后，罗荣桓奉毛泽东之命率八路军一一五师一部进军山东，开辟敌后根据地。到达山东后，罗荣桓坚决执行党中央和毛泽东制定的正确方针，抗日民主武装力量和抗日民主统一战线得到进一步的扩大和巩固，使山东的局面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1944年8月，罗荣桓等执笔详细答复了毛泽东关于山东十个问题和十大政策的执行情况，毛泽东阅后十分高兴，说：“你们的路线是正确的。”毛泽东对罗荣桓出色的工作非常满意，他常对人说：换上一个罗荣桓，山东全局的棋就下活了；山东是执行中央十大政策的模范，把所有的战略点线都抢占和包围起来了；这个地区，对中国革命事业的胜利起着重要的作用。

毛泽东和罗荣桓的情谊还表现在具体的日常生活上。罗荣桓在战争的岁月里负过伤，身体不太好，毛泽东对他一直非常关怀、爱护。罗荣桓的夫人林月琴曾做过这样的回忆：

“记得在鲁南战争的年月。那时，我和罗荣桓在一起。一个大雪天，遍地白茫茫。罗荣桓的小警卫员慌慌张张跑来对我说：‘怎么首长在雪地上尿的尿都变红了？’那时大小便没有厕所，我跟警卫员走去一看，只见雪地上果然有一片殷红。我也慌了，卫生员来检查，说是尿血。当时部队在鲁南缺医少药，中央得知罗荣桓病情后，很快，毛主席就发来电报，指示：身体重要，能否到新四军检查治疗。后来陈毅接罗荣桓到淮南就医。虽说新四军条件比鲁南强一点，但要查出病因仍很困难。于是有人建议罗荣桓化装成商人，到上海去彻底检查，并立即向中央请示，中央复电同意去上海检查。到第二天，突然接到毛主席的一个急电，指示：罗荣桓身上有枪疤，易被敌人发现，不宜去上海。我们当时都非常激动，毛主席对同志的关怀、爱护真是无微不至啊！ “在淮南治疗了一个时期，罗荣桓不以病体为念，带了一位医生同返鲁南。辽沈战役前夕，罗荣桓进军大连。毛主席对罗荣桓的健康念念不忘，我们刚一进城，毛主席的电报就来了，催促罗荣桓到医院检查。当毛主席得知检查结果是肾癌，需要手术时，又担心大连医院不可靠，亲自布置如何就医。

“中央撤离延安的消息传来，罗荣桓手术后才两个月，他再也躺不住了，于是立刻返回前线，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彻底消灭蒋家王朝。北京解放，中央从平山进入这座古城时，罗荣桓率部南下，行至天津，由于长期患病和手术后未得到恢复，突然晕倒。毛主席闻讯，亲自派黄树则到天津探望，并亲笔给罗荣桓写信：……不宜南下，可回北京治疗。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这一封信，罗荣桓去世后，我继续珍藏着。”

解放战争时期，罗荣桓仍然不折不扣地执行毛泽东、党中央制定的方针政策，特别是辽沈战役中，罗荣桓坚决抵制林彪的错误指挥，受到了毛泽东的赞许。

辽沈战役开始时，中共中央、毛泽东命令东北野战军首先攻占锦州。对毛泽东这一明确的战略决策，林彪始终未能透彻地理解，迟迟按兵不动，无所作为。后在中央的一再催促和罗荣桓、刘亚楼的敦促下，林彪才不得不进攻锦州。而在战斗即将打响时，林彪却又自作主张，向军委发特急电报，要求放弃攻打锦州的部署，北上攻打长春。

在这紧急关头，罗荣桓作为政治委员，挺身而出，加以制止。他严肃地对林彪说，打锦州的计划是中央军委、毛主席已经批准了的，这个决心不能动摇，而现在改变主意，会影响整个战局的!中央军委也不会同意的!同时，他坚决主张再向中央发一封电报，说明仍然要打锦州。刘亚楼也赞同罗荣桓的意见，林彪也只好同意。

在向中央发出仍然攻打锦州的电报后，很快收到了毛泽东拟稿的回电。

一方面，毛泽东严厉批评了攻打长春的错误想法，另一方面，要求迅速打下锦州。历史事实证明，毛泽东攻打锦州的战略决策是十分正确的。

罗荣桓在这个问题上起了很重要的作用。罗荣桓逝世后，毛泽东写诗悼念提及了此事，赞扬他同林彪在争论中所采取的正确态度，从而为锦州之战的胜利起了决定性作用。

建国初，高岗和饶漱石结成联盟在党内大搞阴谋活动，想把东北搞成独立王国。一次，高岗来到罗荣桓家，提出搞部长会议制，让林彪当部长会议主席，罗荣桓大为吃惊，急忙问：这个问题中央议过吗?是不是毛主席的意图?高岗尴尬地说中央没有议过，毛主席也不知道，我们先议一议。罗荣桓立即严肃地说，这样重大的问题我们来议不妥当，谁干什么要由党中央、毛主席统一安排。高岗碰了个钉子，无趣而归。高岗后来说，罗荣桓是党内的圣人，不敢找罗荣桓乱说。

罗荣桓就是这样，始终坚持原则，顾全大局，时刻维护毛泽东的声望，所以毛泽东称他为“一辈子共事的人”。

1950年，毛泽东在得悉罗荣桓带病坚持工作，身体状况不好时，在罗荣桓提交的一份报告上除批示“同意外”还写了这样几句话：荣桓同志：你宜少开会，甚至不开会，只和若干干部谈话及批阅文件，对你的身体好些，否则难以持久，请考虑。1956年12月，毛泽东批准罗荣桓因健康原因辞去总政治部主任的职务。

1963年9月，罗荣桓因病住院。毛泽东和党中央对他的病情十分关心，指示医院大力组织抢救。可见，毛泽东对罗荣桓的关心之真切。

毛泽东如此评价罗荣桓

抗日战争初期，毛泽东曾和罗荣桓的夫人林月琴有一次谈话，详细谈及了罗荣桓的为人。毛泽东说，罗荣桓老实，原则性强。在说到井冈山时期罗荣桓任连党代表时，毛泽东说：“为什么让荣桓当党代表呢？就是因为老实。”而且认为：他非常老实，可又很善于总结经验，他对是非、对正确和错误鉴别得特别分明。毛泽东还说，在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的斗争中，罗荣桓表现了坚定的原则性，并且遭遇到了撤职。虽蒙受冤屈，但他始终坚定共产主义的信念，仍旧老老实实地为党工作。毛泽东又说，罗荣桓能顾全大局，一向对己严，待人宽，做政治工作就需要这样的干部。当然，老实人免不了受人欺负，这也没有什么，历史总会正确地评定一个人的功过的。在世界上要办成几件事，没有老老实实的态度是不行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是老实人，科学家是老实人。我们共产党人都要做老实人。罗荣桓也的确是毛泽东所说的那种老实人。由于罗荣桓的这样老实，他赢得了毛泽东的信任，也因此曾多次委以重任。

1949年6月，毛泽东提议任命罗荣桓为华中局第二书记兼华中军区政委， 9月，毛泽东又提名他出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1950年4月，毛泽东找罗荣桓谈话；希望他担任公安部长。他向毛泽东推荐罗瑞卿担任，毛泽东当即表示同意。不久，毛泽东又提名由罗荣桓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兼总干部管理部部长。1960年底，谭政被免去总政治部主任后，毛泽东又同意由罗荣桓重新担任这一要职。罗荣桓复出后，曾在如何学习宣传毛泽东思想等问题上，同当时主持中央军委工作的林彪发生了激烈的冲突，毛泽东又多次支持了罗荣桓的正确意见。

古田会议上，毛泽东说：“罗荣桓是个人才，对这个同志我们发现晚了”。

林彪任红四军军长后，与历任党代表都搞不好关系。毛泽东觉得，这个政委非罗荣桓莫属.。

他得知中央拟定元帅名单中有自己的名字，主动提出改为大将。但毛泽东还是坚持原议。

1961年和1962年，毛泽东曾两次和别人谈到罗荣桓，并概括了如下：

1?凡是我倒霉的时候，罗荣桓都是跟我一起倒霉的。

2?罗荣桓的品格，用十句话概括：无私利，不专断，抓大事，敢用人，提得起，看得破，算得到，做得完，撇得开，放得下。同我一辈子共事的人，只有罗荣桓。

3?山东只换上一个罗荣桓，山东全局的棋就下活了。山东的棋下活了，全国也就活了。山东把所有的战略点线都抢占和包围了。只有山东全省是我们完整的、最重要的战略基地。北占东北，南下长江，都主要依靠山东。

4?罗荣桓在决定中国革命成败的地区，做好了决定中国革命成败的事业。

5?罗荣桓到山东的第一天，就想的是把山东全部拿过来，就想到把全国拿下来尽义务。

6?山东是执行中央十大政策的模范。罗荣桓一到山东，就在谁领导谁，谁团结谁，谁统一谁这个最根本的问题上，坚持正确路线。

7?罗荣桓在山东，一直抓依靠谁，团结谁，打击谁的问题。什么是中心？就是发动群众，依靠群众，武装群众。少奇同志到山东，支持的就是罗荣桓。

8?敌人蚕食了，是面向根据地，还是背向根据地？罗荣桓的翻边战术，不是战术，是战略。他掌握山东局面以后，敌人越蚕食，根据地越扩大。

9?罗荣桓是执行上级指示的模范，也是善于提不同意见的模范。百团大战不能说都不对；但是，罗荣桓不参加百团大战，集中力量抢占山东的地盘，这很了不起。罗荣桓领导的整风，把主要目的放在从检查领导思想作风开始，到改进领导思想作风结束。重点是端正路线。而且抵制了延安的“抢救运动”，这很难得。

10?罗荣桓最守纪律。连高岗都说，罗荣桓是党内的圣人，再也不敢去找罗荣桓乱说。从高饶问题上看出，最正直的人，是罗荣桓。一个人几十年如一日不容易，原则性强，对党忠诚。

罗荣桓一贯维护和贯彻毛泽东思想，并且最早发表专题报告，号召学习毛泽东思想。通过罗荣桓在学习毛泽东思想和与林彪进行斗争的过程来看，罗荣桓坚持的是学习和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和实质，坚决反对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教条化。罗荣桓在党的建设、军队思想政治工作、政权工作、统一战线、等方面还有许多重要论述，为丰富和发展毛泽东思想做出了重要贡献。罗荣桓是惟一终身从事政治工作且军功卓著的元帅，代表着政工在军中的地位，意味着中国军队所特有的中国特色，是我军不可多得的军事政治双优的元帅!

主要著作

著有《秋收起义与我军初创时期》、《学习毛泽东同志的思想》、《处在总反攻前夜的山东解放区》、《分散性游击战争与对敌政治攻势问题》、《继续发扬我军的光荣传统》等。

人物介绍

罗荣桓，1949年1月任第四野战军第一政治委员。他作为中共平津前线总前委委员和人民解放军平津前线政治委员，参与指挥平津战役，主持和平解放北平的谈判工作。1949年6月以后被任命为中共中央华中局(后为中南局)第二书记，华中军区(后为中南军区)第一政治委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最高人民检察署检察长。1950年4月任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同年9月兼任总干部管理部部长，1954年6月任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1955年11月任中共中国人民解放军监察委员会书记。他在领导全军政治工作中，强调发扬人民军队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保证人民解放军的正规化、现代化建设，并主持制定《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条例(草案)》，领导“向文化大进军”，提出“系统的、联系实际的、稳步前进的”部队政治理论教育方针。

1955年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和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人物简介

1897年4月28日生，原名叶宜伟，字沧白。广东省梅县人。

1917年入云南讲武堂。曾参与筹建黄埔军校，任教授部副主任。1926年任国民革命军新编第二师师长，后任四军参谋长。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12月率领所部教导团参加广州起义，任军事指挥部副总指挥。

1928年赴莫斯科学习。1930年回国。1931年到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历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兼总参谋长，中央军委总参谋长兼红一方面军参谋长，西北军委会参谋长兼红一方面军参谋长，工农红军学校校长，瑞金卫戍区司令，闽赣及福建军区司令员。参加了长征，任一纵队司令员、前敌总指挥部参谋长。到陕北后参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抗日战争时期，曾任八路军参谋长，并协同周恩来在国民党统治区做统战工作。

1941年2月任中央军委参谋长。解放战争时期，历任华北军政大学校长，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参谋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北平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北平市市长。1946年任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中共首席代表。1948年12月—1949年8月任中共北京市委第一副书记。

建国后，历任广东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广州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广州市市长、市委书记，华南军区司令员兼政委，中南军区副司令员、代司令员，中共中央中南局代书记。1949年10月当选为中苏友好协会总会理事、中央人民政府华侨事务委员会委员、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1949年12月—1953年1月任中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1950年4月任广东省政府主席。1950年9月—1954年7月任广东省政府财经委员会主任（兼）。1953年1月任中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1954年6月任中央人民政府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1954年9月任国防委员会副主席。1954年11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武装力量监察部部长。1958年3月任军事科学院第一任院长兼政委。1959年4月、1965年1月任国防委员

会副主席。1965年1月当选为第四届全国政协副主席。1975年1月任国防部部长。1978年3月当选为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1983年辞）。1982年9月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1983年6月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

还曾任中国钓鱼协会名誉主席，第八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第九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第十、十一届中央副主席，第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常委。是中共第七届中央委员, 第一至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第四届全国人大代表（解放军）。

1985年9月经中共全国代表会议同意不再担任中央委员，同年辞去党、国家和军队领导职务。

1955年被授予元帅军衔，并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82年获哥伦比亚众议院授予的特级大十字民主勋章。

1986年10月22日在北京逝世，终年89岁。 

人物生平

民主革命时期

1897年4月28日生于广东省梅县雁洋堡。少年时在丙村三堡学堂和梅县东山中学读书，受到辛亥革命影响，立志报效国家。

1916年随父赴南洋。翌年回国，入云南讲武堂学习，毕业后追随孙中山先生，投身于民主革命。

1920年夏，叶剑英参加了孙中山组织的驱逐桂系军阀之役。翌年10月，随大总统孙中山出巡广西。

1922年6月，军阀陈炯明叛变。任海军陆战队营长的叶剑英率部护卫孙中山脱险，同叛军英勇作战。嗣后，前往福建任东路讨贼军第八旅参谋长，随军入粤讨伐陈炯明。

国民革命时期

1924年初，叶剑英任建国粤军第二师参谋长。受廖仲恺先生邀请，参加创建黄埔陆军军官学校，任教授部副主任，是当时很有威望的教官之一。这时，他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并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5年，叶剑英参加讨伐陈炯明的两次东征。英勇善战，指挥果断，显露了出众的军事才能。

1926年7月，参加北伐战争。初期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总预备队指挥部参谋长。攻克南昌后，任国民革命军新编第二师师长。

土地革命时期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叶剑英毅然通电反蒋。随即奔赴武汉，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参谋长。7月，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中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南昌起义前，叶剑英得知汪精卫阴谋加害叶挺、贺龙，立即冒着风险找他们商量对策，决定叶挺和贺龙指挥的部队迅速向南昌开进，使敌人阴谋没有得逞，南昌起义得以实现。起义军撤出南昌后，叶剑英极力劝阻了张发奎对起义军的追击。8月上旬，兼任第四军军官教导团团长，使这支革命武装成为广州起义的主力。他促成警卫团扩编，介绍共产党员梁秉枢当团长，使警卫团也成为广州起义的武装力量。12月11日，他与张太雷、叶挺等领导了广州起义，任工农红军副总指挥。这次起义，和南昌起义、秋收起义相连接，成为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与创立中国工农红军的伟大开端。

1928年冬，叶剑英赴苏联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特别班学习，1930年下半年回国。

1931年初到达中央苏区，历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兼总参谋部部长（即总参谋长），红一方面军参谋长，闽赣军区、福建军区司令员等职务，参与指挥第二、三、四次反“围剿”战役。在此期间，还担任中国工农红军学校校长兼政治委员，培养了大批军政干部。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进行长征。叶剑英任军委第一纵队司令员。部队进入广西山区，他在一次敌机轰炸中负伤，带伤坚持行军、作战。

1935年1月，党中央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在这个重大历史转折中，叶剑英坚决拥护毛泽东的正确主张。3月，调任三军团参谋长。7月，任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参谋长。8月，党中央政治局在毛儿盖开会，决定部队分左、右两路军过草地北上甘南。率领左路军的张国焘，进行分裂党和红军的活动，拒绝执行党中央的北上方针，并企图危害党中央。叶剑英识破了张国焘的阴谋，立即报告毛泽东。党中央在巴西召开紧急会议，决定迅速率领红一方面军主力北上，终于脱离险境。叶剑英在这个危急关头保护了党中央。毛泽东后来屡次称赞这是叶剑英在关键时刻为党为革命建立的一个大功。9月中旬，叶剑英任由一、三军团改编的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参谋长。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任红一方面军和军委参谋长。

1936年，抗日先锋军东渡黄河，叶剑英指挥中路军作战，钳制敌主力，有力地支援了左、右两路军的军事行动。7月，被党中央委派到安塞，进行联合东北军一致抗日的工作。9月，被派往西安，积极联络各方面的爱国力量。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发动西安事变。叶剑英协助周恩来坚决执行党中央关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正确方针，迫使蒋介石停止内战，促成了国共两党再次合作、共同抗日的局面。

抗日战争时期

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8月，叶剑英与周恩来、朱德一起到南京参加蒋介石召开的国防会议。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叶剑英任参谋长。10月，任我军驻南京代表，从此，在国民党统治区积极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协助周恩来先后营救出许多被国民党监禁的革命同志，不少人后来成为党的领导骨干。

1937年至1941年，叶剑英先后任中共中央长江局委员、南方局常委，在国民党统治区宣传我党抗日主张，广泛联络国民党上层人士，并多次参与同国民党谈判。

1939年2月，叶剑英参与创办国民党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任副教育长，讲授抗日游击战战略战术，宣传持久战思想，产生了深远影响。

1940年3月，他出席蒋介石在重庆召开的全国参谋长会议，作了《作战与磨擦问题》的长篇发言，用大量事实宣传我军抗日的业绩，驳斥国民党顽固派对八路军的种种污蔑，取得了广泛同情，被誉为“舌战群儒”。这一年，出版了《叶剑英抗战言论集》。

1941年2月，叶剑英返回延安，任中央军委参谋长兼十八集团军参谋长。他审时度势，精心运筹，协助毛泽东、朱德指挥我军对日作战。他重视我军参谋工作建设，领导制定了一系列加强参谋工作的制度和措施。11月，兼任中央教育委员会委员、军事学院副院长。

1943年6、7月间，在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时，叶剑英向党中央提出以智取胜的政治作战方案，大力开展宣传战，对打退国民党反共高潮起了重要作用。

1944年6、7月间，叶剑英受党中央的委托，先后向在延安的中外记者参观团和美军观察组介绍我军在敌后各抗日民主根据地的作战情况和战绩，有力地驳斥了国民党顽固派对我军的污蔑，在国内外产生了广泛影响。

1945年夏，叶剑英在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委员。

抗战胜利后，叶剑英多次参加同国民党的谈判斗争。1945年12月，他参加以周恩来为首的代表团，到重庆进行停战谈判，出席政治协商会议。

解放战争时期

1946年1月，叶剑英赴北平任军事调处执行部中共代表，与国民党代表、美国代表一起，调处国共军事冲突和监督双方执行停战协议。他率领我方同志进行了艰巨复杂的斗争，赢得了一系列胜利，发展了党的力量，通过各种方式同各方面的爱国民主人士联系，扩大了反蒋统一战线。

1947年2月，他返回延安。3月，赴晋西北任中共中央后方委员会书记。7月至9月，出席全国土地会议，在会上作了军事问题的报告。12月，出席中央在米脂县召开的工作会议，同任弼时一起，主持了土地问题的讨论。在整个后委工作期间，他正确贯彻中央的土改政策，积极协助中央领导全国范围的解放战争，为保证党中央和毛泽东等同志转战陕北、指挥全国作战作出了贡献。

1948年5月，叶剑英任华北军政大学校长兼政治委员。他主持制定正确的教育方针，培养和建立教员队伍，发扬教学民主，按照实战需要训练干部，为部队和地方输送了大批军政人才。

1949年初，任北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兼市长的叶剑英和聂荣臻、彭真一起，促成了北平和平解放，领导了对旧军队的改编和对旧北平市政府、学校、厂矿等各方面的接管工作，致力于北平的市政建设，维护社会安定，恢复发展生产，改善文化教育，为首都的建设和发展奠定了基础。4月，他参加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同以张治中为首的南京国民党政府代表团的和平谈判，达成《国内和平协定》，但被南京政府所拒绝。8月，任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第一书记、广东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新中国成立后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49年10月初，叶剑英和陈赓指挥广东战役，14日解放广州。他先后任广东省人民政府主席兼广州市市长，中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华南军区司令员，中南军区代司令员，中共中央中南局代书记等职务。

1949年底至1953年，他领导了华南地区的剿匪斗争、经济建设、民主改革以及广州的市政建设等各项重大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

1950年2月，叶剑英主持制定解放海南岛战役的作战方针和战役计划。5月1日，我军解放海南岛。从1950年春开始，他在领导广东省的土地改革中，根据党中央的方针政策，同广东省的实际相结合所制定的一系列具体政策，注意保护华侨和民族工商业者的利益，历史证明是完全正确的。他还曾兼任华南垦殖局局长，亲自领导开拓了我国橡胶和热带作物的生产事业。

1954年10月，叶剑英回到北京。先后任中央人民政府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武装力量监察部部长。

1955年4月，任训练总监部代部长，主持全军的军事训练工作。他强调从实战需要出发，进行现代条件下的军事训练，把人民解放军建设成优良的正规化、现代化的革命军队。9月，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11月，组织并主持了辽东半岛方面军抗登陆战役中集团军海岸防御的军事演习，认真探索现代战争条件下训练和作战的经验。

1956年6月，他主持召开全军院校会议，强调办好院校对部队现代化建设的重大意义。9月，出席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再次当选为中央委员。1956年12月，叶剑英率中国军事代表团访问缅甸。之后，他还率军事代表团访问了苏联、印度、波兰等国家，发展了我军同这些国家军队和人民之间的友谊。

1958年3月，叶剑英建议并受命创办军事科学院，任院长兼政治委员，主持制定了军事科学研究的正确方针、原则和方法，建设了一支科研干部队伍，培养了一批科研人才。同年，兼任高等军事学院院长。他是我军杰出的战略家、军事教育家和现代军事科学研究的开拓者。

1959年9月，叶剑英任中央军委常委。1960年，任军委军事训练和军事学术研究委员会主任。他坚决贯彻党中央、毛泽东制定的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参与领导研究国家防御作战问题；主张军事训练和军事科学研究相结合，以总结我军的经验为主，探讨在现代条件下的战争指导规律；主持制定人民解放军一系列条令条例；参与领导军事科学技术的发展工作，为把我军建设成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革命军队，为坚持和发展毛泽东军事思想，作出了多方面建树。

1963年12月，叶剑英建议在全军推广郭兴福教学法，得到毛泽东和军委的赞许。之后，群众性练兵热潮迅速地在全军开展起来，取得显著成果。

1965年，任第四届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

1966年1月，任中央军委副主席。5月，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秘书长，主持军委日常工作。8月，在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文化大革命时期

在“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中，叶剑英同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进行了坚韧不拔的多种形式的斗争。“文化大革命”初期，为坚持党的领导，稳定军队，保护老干部，他在职权范围内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1966年10月，他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多次发言，坚决反对搞乱军队。11月13日，他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的军队院校和文体单位十万人大会上讲话，对当时的错误做法提出批评。11月29日，他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的军队院校师生大会上再次讲话，严厉谴责打、砸、抢行为。他针对林彪、江青等人煽动“打倒刘邓”的罪恶活动，明确指示军事博物馆展览厅保留刘少奇、邓小平同志的照片。

1967年1月，叶剑英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了关于稳定军队的专题发言。会后，他拿着全国军分区以上军事单位受冲击的统计表，当面斥责江青，指出：“内忧必然引起外患”，“稳定军队是党和国家根本利益！”1月20日，他在军委碰头会上，义正词严，拍案斥责江青、康生、陈伯达等人打倒老干部和反党乱军的罪行，以致右手第五掌骨远端骨折。经过激烈斗争，他主持制定的中央军委八条命令，经毛泽东批准颁布执行，对稳定当时局势起了重要作用。2月14日，叶剑英在政治局碰头会上，愤怒质问康生、陈伯达、张春桥等人：“你们把党搞乱了，把政府搞乱了，把工厂、农村搞乱了！你们还嫌不够，还一定要把军队搞乱！这样搞，你们想干什么？”林彪、江青等人把叶剑英和其他老同志对“文化大革命”的抵制，诬陷为“二月逆流”。叶剑英遭受打击迫害，实际上被解除了在党中央和军队中的领导职务。

1969年4月，在党的九届一中全会上，经毛泽东、周恩来等同志的提议，叶剑英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6至10月，叶剑英与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受毛泽东、周恩来委托，全面深入地分析了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为打开对外工作的新局面，提出了战略性的意见和建议。同年10月，他被林彪以所谓战备疏散为名赶出北京，抱病辗转于湖南、广东等地，受尽磨难。

1970年8、9月间，叶剑英参加在庐山召开的党的九届二中全会，同林彪、陈伯达等人抢班夺权的阴谋活动进行了坚决斗争。会后，他按照毛泽东、周恩来的指示，带领调查组到福建、广东、广西、湖南、湖北等地，调查陈伯达的反动历史，揭穿其政治骗子的面目。1971年林彪叛逃事件后，叶剑英重新以军委副主席身份主持军委日常工作，对稳定当时全国和军队局势起了重要作用。

1971年7月，叶剑英受毛泽东、周恩来委托，主持接待秘密来华访问的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

1972年参加接待先后来华访问的美国总统尼克松和日本国总理大臣田中角荣。

1973年，又协助周恩来接待第二次来访的基辛格。他为建立中美、中日外交关系作出了重要贡献。1973年8月，在党的十届一中全会上，他当选为党中央副主席。

1974年1月，叶剑英受毛泽东、周恩来委托，同邓小平一起指挥西沙自卫还击作战，收回了被侵占的岛屿。

1975年1月，在四届人大第一次会议上，他被任命为国防部长。6、7月间，叶剑英和邓小平一起，主持召开了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军委扩大会议。他在会上就国际形势、压缩军队定额、调整编制体制、安排超编干部等问题作了重要讲话。会议前后，他同许多高级干部谈话，向他们通气，讲了毛泽东对“四人帮”的严厉批评，揭露江青等人背着中央，插手军队的阴谋活动。在他主持下，对全军二十几个大单位的领导班子进行了调整配备。这些为后来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稳定军队与全国形势，创造了重要条件。

粉碎四人帮、文革结束

1976年，在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叶剑英再次被中止了领导工作。1976年，周恩来、朱德、毛泽东相继逝世，江青反革命集团加紧进行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阴谋活动。10月，在党和国家面临危险的紧急时刻，叶剑英和党中央政治局其他同志一道，根据政治局多数同志的意见，代表党和人民的意志，毅然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团，从危难中挽救了党。在这场关系着党和国家命运的斗争中，叶剑英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之后，叶剑英高瞻远瞩，排除阻力，力主请邓小平、陈云等久经考验的老一辈革命家立即出来担任党和国家的领导工作，主张明确肯定“天安门事件”为革命运动，尽快平反一切冤假错案。

1977年3月，叶剑英再次主持军委日常工作。他以极大的魄力，领导全军清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流毒和影响。7月31日，他在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召开的庆祝建军五十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回顾了我军五十年的光辉历史，全面系统地论述了毛泽东军事思想，提出了我军在新的历史时期的任务。8月，在党的十一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副主席。

改革开放后

叶剑英与邓小平1978年3月5日，在五届人大第一次会议上，当选为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他在这次会议的解放军代表团小组会上，要求军队的同志要坚持马列主义，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强调军队必须置于党的绝对领导之下。他担任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期间，先后会见了许多来访的外国国家和政府首脑、议会代表团、军队领导人以及知名人士，增进和发展了我国同这些国家的友好关系。1978年12月，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他同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同志一起，实现了党的指导思想上的拔乱反正，重新确立了党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

1979年1月，叶剑英主持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发表了《告台湾同胞书》，指出“实现中国的统一，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并提出在海峡两岸“发展贸易，互通有无，进行经济交流”和“双方尽快实现通航通邮”的方针。1979年9月30日，叶剑英代表中共中央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论述建国三十年来的成就和失误，总结“文化大革命”的教训，批判“两个凡是”的错误，明确提出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要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号召全国人民团结一致，向着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

1980年9月，叶剑英担任宪法修改委员会主任委员，主持制定了五届人大第五次会议通过的《中国人民共和国宪法》。他还领导制定了《刑法》、《刑事诉讼法》等二十二个法律，为健全和完善我国的法制做了大量工作。

1981年9月30日，叶剑英发表了著名的《关于台湾回归祖国，实现和平统一的方针政策》的谈话，进一步提出了实现祖国统一的九项具体政策，建议举行国共两党对等谈判，实现第三次国共合作。这一重要谈话对祖国统一大业发生着愈来愈大的影响。他还经常会见回国观光、探亲的港澳同胞和海外侨胞，鼓励大家为祖国的统一和建设多作贡献。

1982年9月，叶剑英在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必须有一大批年富力强的同志走上中央和各级领导岗位，强调中央委员会必须坚持民主集中制的领导原则。在十二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

1983年2月25日，在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任期将满的时候，叶剑英写信给全国人大常委会，请求不再提名选他当六届全国人大代表，不再将他列为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候选人。3月5日，人大常委会复信同意他的要求，热情地赞扬了他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充满艰难险阻的革命斗争中所建立的丰功伟绩，赞扬他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和为实现祖国统一大业作出的卓越贡献。6月，在第六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上，他被任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10月，参与主持党的十二届二中全会。这一年，出版了《叶剑英诗词选集》。他在晚年，还多次与王震等老战友一起，到全国各地视察，关心和支持一线同志的工作。

1985年9月，叶剑英同其他六十三位老同志一起致函党的十二届四中全会，请求不再担任中央委员，以便让一批比较年轻的德才兼备的同志进入中央委员会，进一步实现中央领导机构成员的新老交替。十二届四中全会同意他的请求，并给他写了致敬信，高度评价了他的光辉业绩。

1986年10月22日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89岁。 

人物贡献

叶剑英同志是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忠诚战士，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 政治家、军事家，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缔造者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元勋，长期担任党、国家和军队重要领导职务的卓越领导人。在六十多年的革命生涯中，他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殚精竭虑，作出了重大贡献，建立了丰功伟绩，深受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的爱戴与敬重。叶剑英同志从青年时代起就立志追求真理、救国救民。他投身于孙中山先生领导的民主主义革命，征讨桂系军阀，抗击陈炯明叛军，护卫孙中山脱险，参与创办黄埔军校，驰骋东征和北伐战场，成为国民革命军的名将。他从斗争实践中认识到，只有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1927年，在蒋介石和汪精卫相继背叛革命、大批共产党人惨遭杀害的严峻时刻，他毅然通电反蒋，加入中国共产党，由一个爱国的民主主义者转变为共产主义者。从此他对共产主义这一人类社会发展的最高理想坚信不移，并为之执着地奋斗了一生。

叶剑英同志为实现中华民族的独立和中国人民的解放建立了光辉业绩。在大革命失败后的白色恐怖中，他坚定机敏地策应南昌起义的组织准备工作，参加领导广州起义。这两次起义和秋收起义一起，成为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和创建人民军队的伟大开端。在中央苏区，他拥护毛泽东同志的正确路线，参与第二、第三、第四次反“围剿”的作战指挥，为红军建设作出重要贡献。长征途中，他坚决维护全党全军的团结，机智勇敢地同张国焘分裂红军、危害党中央的阴谋作斗争，为党中央和红军胜利北上立了大功。毛泽东同志后来曾多次称赞叶剑英同志在这一关键时刻“救了党，救了红军”。红军到达陕北后，他为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和发展，做了大量工作。根据党中央的方针，他协助周恩来同志，促成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形成国共两党再次合作、一致抗日的局面。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先后到南京、武汉、长沙和重庆等地参加党的领导工作，坚持党的抗日主张和统一战线政策，积极扩大党的影响。回到延安军委总部后，他协助毛泽东、朱德同志指挥我军对日作战。抗战胜利后，他协助周恩来同志同国民党谈判，达成停止内战的协议。随后他领导中共代表团在北平进行军事调处，同国民党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揭露国民党当局破坏停战、发动内战的真实面目。解放战争时期，他在晋西北领导中央后方委员会的工作，有力地保证了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转战陕北、指挥全军作战。他为北平的和平解放和接管做了大量工作。他指挥解放广东和海南岛的战役，夺取华南战场的最后胜利。叶剑英同志戎马一生，英勇善战，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不朽的历史功勋。

新中国成立后，叶剑英同志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他主持华南、中南地区工作期间，胜利完成了剿匪、土改、建立人民政权和恢复发展生产等各项任务。一九五四年后，他长期担任中央军委领导工作，创造性地运用毛泽东军事思想，领导和组织全军的教育训练，开拓军事科学研究，为建设现代化正规化的革命军队呕心沥血，成绩斐然。“文化大革命”期间，他坚决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作斗争，为维护军队和全国的稳定，为抵制和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奋不顾身，顽强努力。一九七六年，叶剑英同志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一道，根据中央政治局多数同志的意见，代表党和人民的意志，一举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团，从危难中挽救了党、挽救了国家。在这场斗争中，他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叶剑英同志排除阻力，坚决主张请邓小平、陈云同志等老一辈革命家立即出来担任党和国家的领导工作，坚决主张平反一切冤假错案，坚决支持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实现党和国家工作的伟大历史性转折，作出了重要贡献。他全力支持邓小平同志开创的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他主持全国人大工作期间，有力地推动了新时期的民主法制建设。他在一九七九年一月主持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告台湾同胞书》，又在一九八一年九月发表了著名谈话，进一步提出了实现和平统一的九条方针政策，对推动祖国统一大业的进程，起了重要作用。他以身作则地推动党和国家领导干部的新老交替与合作。叶剑英同志是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他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立了新的历史功勋。

叶剑英同志所作的“矢志共产宏图业，为花欣作落泥红”的诗句，是他不懈奋斗的光辉一生的真实写照。他的崇高思想和高尚品质，是永远值得我们学习和发扬的宝贵精神财富。

人物评价

叶剑英同志党性坚强，信念坚定。他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矢志不渝，对党和人民无比忠诚。他无私无畏，有胆有识。在各种严峻的考验面前，他总是把党和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坚决同一切危害党和人民利益的行为作斗争。在重大和紧要的历史关头，他总是挺身而出，力挽狂澜，表现出伟大的革命气魄和高超的斗争艺术。毛泽东同志给予他很高的评价，说他是“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周恩来同志也引用“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来赞誉他。

叶剑英同志胸怀宽广，谦逊质朴。他顾全大局，团结同志，严于律己，富于批评与自我批评精神。他不计浮名不畏难，能上能下，任劳任怨。他始终保持高尚的革命气节，为党为民，一身正气。他一生勋业卓著，但从不夸耀自己，把一切功劳归于党和人民。

叶剑英同志好学深思，实事求是。他孜孜不倦地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坚持理论联系实际，注重向实践学习。他博览群书，熟谙历史。耄耋之年，仍坚持不断地吸取新知识，真正做到了“攻城不怕坚，攻书莫畏难”。他还是一位受毛泽东同志称赞的诗人。他的许多诗句，“人生贵有胸中竹，经得艰难考验时”；“笃信马列依真理，不移不屈不苟同”；“全心全意一为公”，“老骥仍将万里行”；“应向青年寻后继”，“长征接力有来人”等等，都深含人生和社会发展的哲理，对我们一代一代的后继者都具有深刻的教育、启示和鞭策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