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词四大家

人物生平

早年经历

柳永出身官宦世家，祖父柳崇，世居河东（今山西），曾为沙县县丞，在州郡颇有威信。 父亲柳宜，出仕南唐，为监察御史；南唐灭亡后，柳宜供职北宋，任雷泽县令，不久，改为费县县令、濮州任城令。柳永即出生于其父任所（984年，费县）。 

淳化元年（990年），柳宜入汴京上书，授全州通判，柳永随父赴任。 淳化五年（994年），柳宜以赞善大夫调往扬州，柳永随往，习作《劝学文》。 至道三年（997年），柳宜屡迁至国子博士，命其弟携画像前往故里崇安，以慰家母思念，柳永随叔归乡。 

咸平元年（998年），柳永居家乡，游览名胜中峰寺，作诗《题中峰寺》。 柳永读到《眉峰碧》，甚爱此词，将它题写在墙壁上，反复琢磨。 咸平四年（1001年），柳永尝试为词，作《巫山一段云·六六真游洞》，歌颂家乡风景武夷山，有“飘飘凌云之意”。 

流寓江淮

咸平五年（1002年），柳永计划进京参加礼部考试，由钱塘入杭州，因迷恋湖山美好、都市繁华，遂滞留杭州，沉醉于听歌买笑的浪漫生活之中。咸平六年（1003年），孙何知杭州，门禁甚严，柳永作《望海潮·东南形胜》，前往拜谒。 此词一出，即广为传诵，柳永亦因此名噪一时。 

景德元年（1004年）秋，孙何还京太常礼院，柳永做《玉蝴蝶·渐觉芳郊明媚》，追忆陪孙何游乐情事。 

景德年间（1004—1007年），柳永离开杭州，沿汴河到苏州，作《双声子·晚天萧索》；不久入扬州，作《临江仙·鸣珂碎撼都门晓》，追忆旧游 ，度过了青年时期的一段放浪生活。 

科举之路

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柳永进入京师汴京（今开封）。时北宋承平日久，都城繁华极盛：元宵，皇帝与民同乐 ；清明，郊外踏青 ；端午，龙舟竞渡 ；汴京风情，纸迷金醉。 柳永凌云辞赋，将帝都的“承平气象，形容曲尽”。 

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春闱在即，柳永踌躇满志，自信“定然魁甲登高第”。 及试，真宗有诏，“属辞浮糜”皆受到严厉谴责，柳永初试落第。 愤慨之下作《鹤冲天·黄金榜上》，发泄对科举的牢骚和不满，但对中举出仕并未完全绝望。 不久之后，柳永作词《如鱼水·帝里疏散》，对此次应试的不利，柳永已不再介怀，对试举仍抱希望。 

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柳永第二次参加礼部考试，再度落第。同时，与相好歌女虫娘关系出现裂痕，柳永作词《征部乐·雅欢幽会》，抒发失意兼失恋的苦闷情绪。 

天禧二年（1018年），长兄柳三复进士及第，柳永第三次落榜。

浪迹天涯

天圣二年（1024年），柳永第四次落第，愤而离开京师，与情人（或为虫娘）离别，作著名的《雨霖铃·寒蝉凄切》，由水路南下，填词为生，词名日隆。 因漂泊日久，身心疲惫，柳永作《轮台子·一枕清宵好梦》，追忆“却返瑶京，重买千金笑”，感叹“芳年壮岁，离多欢少”。 

天圣七年（1029年），柳永返回京师，汴京繁华依旧，但故交零落，物是人非，触目伤怀 ，柳永又离开京都，前往西北。 

明道年间（1032—1033年），柳永漫游渭南，作《八声甘州·对潇潇暮雨洒江天》；不久，至成都，时田况知益州，锦里风流、蚕市繁华，柳永作词以赠。 出成都后，柳永又沿长江向东，过湖南、抵鄂州。

释褐为官

景祐元年（1034年），仁宗亲政，特开恩科，对历届科场沉沦之士的录取放宽尺度 ，柳永闻讯，即由鄂州赶赴京师。是年春闱，柳永与其兄柳三接同登进士榜 ，授睦州团练推官 ，暮年及第，柳永喜悦不已。 

二月，柳永由汴京至睦州，途经苏州，时范仲淹知苏州 ，柳永遂前往拜谒，并作词进献。 九月，睦州知州吕蔚爱慕柳永才华，向朝廷举荐，因“未有善状”受阻。 

景祐四年（1037年），柳永调任余杭县令，抚民清净，深得百姓爱戴。 宝元二年（1039年），柳永任浙江定海晓峰盐监，作《煮海歌》，对盐工的艰苦劳作予以深刻描述。柳永为政有声，被称为“名宦”。 

转官辞世

庆历三年（1043年），调任泗州判官。时柳永已为地方官三任九年，且皆有政绩，按宋制理应磨勘改官，竟未成行，柳永“久困选调”，遂有“游宦成羁旅”之叹。 秋，柳永进献新词《醉蓬莱·渐亭皋叶下》，因有“太液波翻”等语 ，不合圣意，改官投诉无果而终。 八月，范仲淹拜参知政事，颁行庆历新政，重订官员磨勘之法。柳永申雪投诉，改为著作佐郎，授西京灵台山令。 

庆历六年（1046年），转官著作郎。次年，柳永再度游苏州，作词赠苏州知州滕宗谅。 

皇祐元年（1049年），转官太常博士。次年，改任屯田员外郎，遂以此致仕，定居润州。

皇祐五年（1053年），柳永与世长辞。 

文学成就

柳词内容

1、描写市民阶层男女之间的感情
　　柳永词大量描写市民阶层男女之间的感情，词中的女主人公，多数是沦入青楼的不幸女子。柳永的这类词，不仅表现了世俗女性大胆而泼辣的爱情意识，还写出了被遗弃的或失恋的平民女子的痛苦心声。在词史上，柳永第一次笔端伸向平民妇女的内心世界，为她们诉说心中的苦闷忧怨。正是基于这样的原因，柳永的词才走向平民化、大众化，使词获得了新的发展趋势。 

2、描写都市生活和市井风光

柳永词多方面展现了北宋繁华富裕的都市生活和丰富多彩的市井风情。柳永长期生活在都市里，对都市生活有着丰富的体验，他用彩笔一一描绘过当时汴京、洛阳、益州、扬州、会稽、金陵、杭州等城市的繁荣景象和市民的游乐情景。这些都市风情画，前所未有地展现出当时社会的太平气象。

3、描写羁旅行役

柳永多次科举失利后，为了生计，不得不到处宦游干谒，以期能谋取一官半职。柳永工于羁旅行役词 ，正是基于他一生宦游沉浮、浪迹江湖的切身感受。《乐章集》中六十多首羁旅行役词，比较全面地展现出柳永一生中的追求、挫折、矛盾、苦闷、辛酸、失意等复杂心态。在这类词中，柳永写其行踪所至，自抒漂泊生活中的离别相思之情，背景远比五代以及宋初词人所写思乡念远词阔大，意境也更苍凉，特别真切感人。 

4、其他

柳永还写过不少歌颂帝王、达官贵人的词，也写过一些自叙怀抱，自叹平生遭际的词，例如其《戚氏》一篇，是《乐章集》中最长的一首词，他在词中对自己的生平作了回顾，字里行间颇多感触，唱出了天涯沦落的不遇之士的悲音，被誉为《离骚》的遗风。 

艺术成就

1、丰富词调

唐五代时期，词的体式以小令为主，慢词总共不过十多首；到了宋初，词人擅长和习用的仍是小令。与柳永同时而略晚的张先、晏殊和欧阳修，仅分别尝试写了17首、3首和13首慢词，慢词占其词作总数的比例很小；而柳永一人就创作了慢词87首、调125首，是第一个大量创制慢词的人。柳永大力创作慢词，从根本上改变了唐五代以来词坛上小令一统天下的格局，使慢词与小令两种体式平分秋色，齐头并进。

柳永还是两宋词坛创用词调最多的词人，据统计，在宋词880多个词调中 ，属于柳永首创或首次使用的就有一百多个。词至柳永，体制始备，令、引、近、慢、单调、双调、三叠、四叠等长调短令，日益丰富。形式体制的完备，为宋词的发展和后继者在内容上的开拓提供了前提条件。

2、雅俗并陈

词本来是从民间而来，敦煌曲子词，也多是民间词，到了文人手中后，渐渐被用来表现文人士大夫的生活、情感。柳永生活在市民阶层已渐壮大的北宋中前期，混迹青楼酒馆，对市民的生活相当了解，柳永表现女性生活、感情的词作，不仅从音乐体制上改变和发展了词的声腔体式，而且从创作方向上改变了词的审美内涵和审美趣味，即变“雅”为“俗”，使词从贵族的文艺沙龙重新走向市井。

但柳永的羁旅行役词，又相当的典雅。羁旅行役词，多和怀才不遇、天涯沦落有关，这一类词抒发的是士不遇的感情，这本身就属于“雅”的范畴；在创作手法上，柳永还兼容了诗的表现手法，意境的创造、气氛的渲染，用典使事，遣词造句，无不体现了“雅”的特色，使其词呈现出雅俗并陈的特色。 

3、表现手法

①抒情的自我化

晚唐五代词，除韦庄、李煜后期词作以外，大多是表现离愁别恨、男欢女爱等类型化情感，采用的主要是“代言”的抒情模式；柳永词则注意表现自我独特的人生体验和心态，采用“代言”的抒情模式，注重自我的情感体验。其《鹤冲天·黄金榜上》一词，尽情地抒发了名落孙山后的愤懑不平，也展现了他的叛逆反抗精神和狂放不羁的个性，是这类作品的典型。

②语言的通俗化

柳永在词的语言表达方式上，也进行了大胆的革新。他不像晚唐五代以来的文人词那样只是从书面的语汇中提练高雅绮丽的语言，而是充分运用现实生活中的日常口语和俚语。诸如代词“我”、“你”、“伊”、“自家”、“伊家”、“阿谁”，副词“恁”、“怎”、“争”，动词“看承”、“都来”、“抵死”、“消得”等，柳永都反复使用。用富有表现力的口语入词，不仅生动活泼，而且使读者和听众既感到亲切有味，又易于理解接受。

③铺叙和白描的手法

小令由于篇幅短小，只适宜于用传统的比兴手法，通过象征性的意象群来烘托、传达抒情主人公的情思意绪。而慢词则可以尽情地铺叙衍展，故柳永将“敷陈其事而直言之”的赋法移植于词，或直接层层刻画抒情主人公丰富复杂的内心世界；或铺陈描绘情事发生、发展的场面和过程，以展现不同时空场景中人物情感心态的变化。

与铺叙相配合，柳永还大量使用白描手法，写景状物，不用假借替代；言情叙事，不需烘托渲染，而直抒胸臆。如《定风波·自春来》不加掩饰地吐露了青年女子的生活愿望，写景状物，运用白描手法，描述十分精细。

④结构巧妙

同时，柳永善于巧妙利用时空的转换来叙事、布景、言情，将一般的人我双方互写的双重结构发展为从自我思念对方又设想对方思念自我的多重空间结构，体现为回环往复式的多重时间结构，如“想佳人、妆楼颙望，误几回、天际识归舟”（《八声甘州·对潇潇暮雨洒江天》）。 

后世影响

作为第一位对宋词进行全面革新的大词人，柳永对后来词人影响甚大。南北宋之交的王灼即说“今少年”“十有八九不学柳耆卿，则学曹元宠”；又说沈唐、李甲、孔夷、孔榘、晁端礼、万俟咏等六人“皆在佳句”，“源流从柳氏来”。即使是苏轼、黄庭坚、秦观、周邦彦等著名词人，也无不受惠于柳永。

柳词在词调的创用、章法的铺叙、景物的描写、意象的组合和题材的开拓上都给苏轼以启示，故苏轼作词，一方面力求在“柳七郎风味”之外自成一家；另一方面，又充分吸取了柳词的表现方法和革新精神，从而开创出词的一代新风。黄庭坚和秦观的俗词与柳词更是一脉相承，秦观的雅词长调，其铺叙点染之法，也是从柳词变化而出；周邦彦慢词的章法结构，同样是从柳词脱胎。 

人物评价

黄裳：予观柳氏文章，喜其能道嘉佑中太平气象，如观杜甫诗，典雅文华，无所不有。是时予方为儿，犹想见其俗，欢声和气，洋溢道路之间，动植咸若。令人歌柳词，闻其声，听其词，如丁斯时，使人慨然有感。呜呼，太平气象，柳能一写于乐章，所谓词人盛事之黼藻，其可废耶？ 

张端义：①自宣政间，周美成、柳耆卿辈出，自制乐章。②项平斋所训“学诗当学杜诗，学词当学柳词”，扣其所云，杜诗柳词，皆无表德，只是实说。 

晁无咎：世言柳耆卿曲俗，非也，如《八声甘州》云：“渐霜风凄紧，关河冷落，残照当楼”，此真唐人语，不减唐人高处矣。 

苏轼：人皆言柳耆卿俗，然如“渐霜风凄紧，关河冷落，残照当楼”，唐人高处，不过如此。 

胡寅：词曲者，古乐府之末造也……柳奢卿后出，掩众制而尽其妙，好之者以为不可复加。 

陈振孙：其（柳永）词格固不高，而音律谐婉，语意妥贴，承平气象，形容曲尽。 

叶梦得：柳永为举子时，多游狭邪，善为歌辞。教坊乐工每得新腔，必求永为辞，始行于世，于是声传一时。余仕丹徒，尝见一西夏归朝官云：“凡有井水处，即能歌柳词”。 

陈师道：（柳永词）骫骳从俗，天下咏之。 ），

王灼：（柳永词）浅近卑俗，自成一体，不知书者尤好之。 

俞文豹：东坡在玉堂日，有幕士善歌，因问：“我词何如柳七？”对曰：“柳郎中词，只合十七八女郎，执红牙板，歌“杨柳岸、晓风残月”；学士（苏轼）词，须关西大汉、铜琵琶、铁绰板，唱“大江东去”。 

严有翼：（柳永词）所以传名者，直以言多近俗，俗子易悦故也。 

李清照：①有柳屯田永者，变旧声作新声，出《乐章集》，大得声称于世。 ②露花倒影柳三变，桂子飘香张久成。

周济：清真词多从耆卿夺胎，思力沉挚处，往往出蓝。然耆卿秀淡幽艳，是不可及。 

陈廷焯：秦写山川之景，柳写羁旅之情，俱臻绝顶，有不可以言语形容者。 

宋翔凤：耆卿失意无聊，流连坊曲，遂尽收俚俗语编入词中，以便伎人传唱。 

郑文焯：（柳永词）高浑处不减清真，长调尤能以沉雄之魄，清劲之气，写奇丽之情，做挥绰之声。

刘永济：其通俗之作，本代歌妓抒情，自必为此辈所喜闻乐道者，故其所作，传布极为广泛。 

夏敬观：耆卿多平铺直叙，清真特变其法，回环往复，一唱三叹，故慢词始盛于耆卿，大成于清真。

吴熊和：在北宋重声乐的时代气氛中，光靠歌词是难以传之遐迩、雅俗共赏的。（柳永词）是得力于新声，即大量新兴曲调的。 

主要作品

柳永是北宋前期最有成就的词家，存世词作有《乐章集》；柳永亦善诗文，多佚。 

轶闻典故

奉旨填词

史载，柳永作新乐府，为时人传诵；仁宗洞晓音律 ，早年亦颇好其词。 但柳永好作艳词，仁宗即位后留意儒雅，对此颇为不满。及进士放榜时，仁宗就引用柳永词“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鹤冲天·黄金榜上》）说：“既然想要‘浅斟低唱’，何必在意虚名”，遂刻意划去柳永之名。 

宋人严有翼亦载有此事，说有人向仁宗推荐柳永，仁宗回复“且去填词”，并说自此后柳永不得志，遂出入娼馆酒楼，自号“奉圣旨填词柳三变”。 

眠花宿柳

柳永生在一个典型的奉儒守官之家，自小深受儒家思想的系统训练，养成功名用世之志 ，然而，他一旦出入“秦楼楚馆”，接触到“竞赌新声”，浪漫而放荡不羁的性格便显露出来，因此，青楼成了他常去之处。科举落第后，柳永沉溺烟花巷陌，都市的繁华、歌伎的多情，使柳永仿佛找到了真正的自由生活。

在宋代，歌伎以歌舞表演为生，其表演效果的好坏，直接关系到她们的生活处境。演出效果取决于演技和所演唱的词，演技靠个人的勤奋练习，而词则靠词人填写。 歌伎为了使自己的演唱吸引观众，往往主动向词人乞词，希望不断获得词人的新词作，使自己成为新作的演唱者，以给听众留下全新的印象，同时也希望通过词人在词中对自己的赞赏来提升名气。柳永落第后，频繁地与歌伎交往，教坊乐工和歌伎填词，供她们在酒肆歌楼里演唱，常常会得到她们的经济资助，柳永也因此可以流连于坊曲，不至于有太多的衣食之虞。 

歌伎是柳永词的演唱者和主要歌咏对象，存世柳词中涉及歌伎情感方面的约150首，歌伎激发了柳永的创作热情，满足了他的情感追求，促成了他的创作风格，也奠定了他的文学地位。 

白衣卿相

柳永年轻时应试科举，屡屡落第；即暮年及第，又转官落魄，终官不过屯田员外郎。由于仕途坎坷、生活潦倒，柳永由追求功名转而厌倦官场，沉溺于旖旎繁华的都市生活，以毕生精力作词，并在词中以“白衣卿相”自诩。表面上看，柳永对功名利禄不无鄙视，但骨子里还是忘不了功名，希望走上一条通达于仕途的道路。柳永是矛盾的，他想做一个文人雅士，却永远摆脱不掉对俗世生活和情爱的眷恋和依赖；而醉里眠花柳的时候，他却又在时时挂念自己的功名。然而，仕途上的不幸，反倒使他的艺术天赋在词的创作领域得到充分的发挥。

据传，柳永晚年穷愁潦倒，死时一贫如洗，无亲人祭奠。歌伎念他的才学和痴情，凑钱替其安葬。每年清明节，又相约赴其坟地祭扫，并相沿成习，称之“吊柳七”或“吊柳会”，这种风俗一直持续到宋室南渡。 

家族成员

祖父：柳崇，字子高，曾为沙县县丞，有威信，家训甚严。 

父亲：柳宜，字无疑，曾仕南唐，为监察御史，入宋后任雷泽县令，官至工部侍郎。 

叔父：柳宣、柳宏等五人，也皆有科第功名。

长兄：柳三复，天禧二年王整榜进士。柳永兄弟三人均擅长诗文，号称“柳氏三绝”。 

仲兄：柳三接，与柳永同榜登第，官至都官员外郎。

儿子：柳涚，字温之，庆历六年贾黯榜进士，官至大理寺丞。

侄子：柳淇，熙宁八年曾作《宋故郎中柳公墓志》。

后世纪念

墓葬

有关柳永的史料记载甚缺，其墓址自宋以来就众说纷纭。归纳起来，其说有四：

襄阳说。宋人祝穆记载，柳永卒时，家无余财，由群伎合资葬于襄阳南门外。 

花山说。据说柳永晚年游历到湖北枣阳，与教坊乐工和歌伎为伴，靠作曲填词度日，后来死在枣阳兴隆一带，歌伎们凑钱将他安葬在花山上。宋人曾达臣、元人陈元靓均持此说。 《枣阳县志》亦记载有：“宋词人柳耆卿墓在兴隆镇花山”。

镇江说。宋人叶梦得曾说，柳永客死润州僧寺，由王和甫（王安礼）掩埋，但未提及葬于何处。 明代《丹徒县志》载，柳永墓在丹徒土山下 ；万历《镇江府志》还记载在土山下发现柳永墓志铭残碑；元代镇江籍学者俞希鲁曾说土山改名银山，按此说，柳永墓所在的“土山”，就是银山。 柳永的故乡福建崇安也支持镇江说，但认为柳永墓位于镇江北固山，并非银山。 

扬州说。王士祯在《分甘余话》考证说，柳永葬于真州，其墓位于仪征西边的仙人掌，并有诗文印证。 明《隆庆仪真县志》和清《嘉庆扬州府志》都记载柳永墓位在仪征县西七里，接近胥浦，此说似较可信。 

纪念馆

柳永纪念馆位于武夷山风景名胜区武夷宫古街中段，建成于2004年武夷山柳永纪念馆，占地面积300平方米，是一座三层楼阁式仿宋民间建筑，李锐题写馆额，照壁高悬毛泽东书写的巨幅柳永佳词《望海潮·东南形胜》。

馆前草坪上矗立着柳永的全身铜像，旁边有一方长方形石头，上面刻写：“柳永墓冢抔土还乡记”。纪念馆内设有生平馆、柳词书画馆、《巫山一段云》词意画之馆和《煮海歌》词意画之馆。 

艺术形象

文学形象

元·关汉卿《钱大尹智宠谢天香》（《谢天香》）

元·戴善甫《柳耆卿诗酒玩江楼》 

明·冯梦龙《众名姬春风吊柳七》 

明·邹式金《春风吊柳七》、《风流冢》

明·王元寿《领春风》 

影视形象

2013年越剧《柳永》，王君安饰演柳永

2004年大陆电视剧《书剑情侠柳三变》，林志颖饰演柳永

流行乐曲《白衣》，Darsity填词，河图原唱

流行乐曲《哭三变》，恨醉填词，重小烟原唱

人物生平

早年经历

苏轼于宋仁宗景祐三年十二月十九日 （1037年1月8日）出生于眉州眉山，是初唐大臣苏味道之后。苏轼的祖父是苏序，表字仲先，祖母史氏。苏轼的父亲苏洵，即《三字经》里提到的“二十七，始发奋”的“苏老泉”。苏洵发奋虽晚，但是很用功。苏轼其名“轼”原意为车前的扶手，取其默默无闻却扶危救困，不可或缺之意。苏轼生性放达，为人率真，深得道家风范。好交友，好美食，创造许多饮食精品，好品茗，亦雅好游山林。 

进京应试

嘉祐元年（1056年），苏轼首次出川赴京，参加朝廷的科举考试。苏洵带着二十一岁的苏轼，十九岁的苏辙，自偏僻的西蜀地区，沿江东下，于嘉祐二年（1057年）进京应试。当时的主考官是文坛领袖欧阳修，小试官是诗坛宿将梅尧臣。这两人正锐意诗文革新，苏轼那清新洒脱的文风，一下子把他们震动了。策论的题目是《刑赏忠厚之至论》，苏轼的《刑赏忠厚之至论》获得主考官欧阳修的赏识，却因欧阳修误认为是自己的弟子曾巩所作，为了避嫌，使他只得第二。苏轼在文中写道：“皋陶为士，将杀人。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欧、梅二公既叹赏其文，却不知这几句话的出处。及苏轼谒谢，即以此问轼，苏轼答道：“何必知道出处！”欧阳修听后，不禁对苏轼的豪迈、敢于创新极为欣赏，而且预见了苏轼的将来：“此人可谓善读书，善用书，他日文章必独步天下。” 

名动京师

在欧阳修的一再称赞下，苏轼一时声名大噪。他每有新作，立刻就会传遍京师。当父子名动京师、正要大展身手时，突然传来苏轼苏辙的母亲病故的噩耗。二兄弟随父回乡奔丧。嘉祐四年十月守丧期满回京，嘉祐六年（1061年），苏轼应中制科考试，即通常所谓的“三年京察”，入第三等，为“百年第一”，授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 四年后还朝判登闻鼓院。治平二年，苏洵病逝，苏轼、苏辙兄弟扶柩还乡，守孝三年。三年之后，苏轼还朝，震动朝野的王安石变法开始了。苏轼的许多师友，包括当初赏识他的恩师欧阳修在内，因反对新法与新任宰相王安石政见不合，被迫离京。朝野旧雨凋零，苏轼眼中所见，已不是他二十岁时所见的“平和世界”。 

自请出京

熙宁四年（1071年）苏轼上书谈论新法的弊病。王安石很愤怒，让御史谢景在皇帝跟前说苏轼的过失。苏轼于是请求出京任职：熙宁四年至熙宁七年（1074年）被派往杭州任通判、熙宁七年秋调往密州（山东诸城）任知州、熙宁十年（1077年）四月至元丰二年（1079年）三月在徐州任知州、元丰二年四月调往湖州任知州。革新除弊，因法便民，颇有政绩。

乌台诗案

元丰二年（1079年），苏轼四十三岁，调任湖州知州。上任后，他即给皇上写了一封《湖州谢表》，这本是例行公事，但苏轼是诗人，笔端常带感情，即使官样文章，也忘不了加上点个人色彩，说自己“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这些话被新党抓了辫子，说他是“愚弄朝，妄自尊大”，说他“衔怨怀怒”，“指斥乘舆”，“包藏祸心”，讽刺政府，莽撞无礼，对皇帝不忠，如此大罪可谓死有余辜了。他们从苏轼的大量诗作中挑出他们认为隐含讥讽之意的句子，一时间，朝廷内一片倒苏之声。这年七月二十八日，苏轼上任才三个月，就被御史台的吏卒逮捕，解往京师，受牵连者达数十人。这就是北宋著名的“乌台诗案”（乌台，即御史台，因其上植柏树，终年栖息乌鸦，故称乌台）。 

乌台诗案这一巨大打击成为他一生的转折点。新党们非要置苏轼于死地不可。救援活动也在朝野同时展开，不但与苏轼政见相同的许多元老纷纷上书，连一些变法派的有识之士也劝谏神宗不要杀苏轼。王安石当时退休金陵，也上书说：“安有圣世而杀才士乎？”在大家努力下，这场诗案就因王安石“一言而决”，苏轼得到从轻发落，贬为黄州（今湖北黄冈）团练副使，本州安置，受当地官员监视。苏轼坐牢103天，几次濒临被砍头的境地。幸亏北宋时期在太祖赵匡胤年间既定下不杀士大夫的国策，苏轼才算躲过一劫。 

被贬黄州

出狱以后，苏轼被降职为黄州（今湖北黄冈市）团练副使（相当于现代民间的自卫队副队长）。这个职位相当低微，并无实权，而此时苏轼经此一役已变得心灰意冷，苏轼到任后，心情郁闷，曾多次到黄州城外的赤壁山游览，写下了《赤壁赋》、《后赤壁赋》和《念奴娇·赤壁怀古》等千古名作，以此来寄托他谪居时的思想感情。于公余便带领家人开垦城东的一块坡地，种田帮补生计。“东坡居士”的别号便是他在这时起的。

东山再起

1084年（元丰七年），苏轼离开黄州，奉诏赴汝州就任。由于长途跋涉，旅途劳顿，苏轼的幼儿不幸夭折。汝州路途遥远，且路费已尽，再加上丧子之痛，苏轼便上书朝廷，请求暂时不去汝州，先到常州居住，后被批准。当他准备要南返常州时，神宗驾崩。常州一带水网交错，风景优美。他在常州居住，既无饥寒之忧，又可享美景之乐，而且远离了京城政治的纷争，能与家人、众多朋友朝夕相处。于是苏东坡终于选择了常州作为自己的终老之地。 

1085年，宋哲宗即位，高太后以哲宗年幼为名，临朝听政，司马光重新被启用为相，以王安石为首的新党被打压。苏轼复为朝奉郎知登州（蓬莱）。四个月后，以礼部郎中被召还朝。在朝半月，升起居舍人，三个月后，升中书舍人，不久又升翰林学士知制诰，知礼部贡举。 当苏轼看到新兴势力拼命压制王安石集团的人物及尽废新法后，认为其与所谓“王党”不过一丘之貉，再次向皇帝提出谏议。他对旧党执政后，暴露出的腐败现象进行了抨击，由此，他又引起了保守势力的极力反对，于是又遭诬告陷害。苏轼至此是既不能容于新党，又不能见谅于旧党，因而再度自求外调。

筑建苏堤

元祐四年（1089年），苏轼任龙图阁学士知杭州。由于西湖长期没有疏浚，淤塞过半，“崶台平湖久芜漫，人经丰岁尚凋疏”，湖水逐渐干涸，湖中长满野草，严重影响了农业生产。苏轼来杭州的第二年率众疏浚西湖，动用民工20余万，开除葑田，恢复旧观，并在湖水最深处建立三塔（今三潭映月）作为标志。他把挖出的淤泥集中起来，筑成一条纵贯西湖的长堤，堤有6桥相接，以便行人，后人名之曰“苏公堤”，简称“苏堤”。苏堤在春天的清晨，烟柳笼纱，波光树影，鸟鸣莺啼，是著名的西湖十景之一“苏堤春晓”。

“东坡处处筑苏堤”，苏轼一生筑过三条长堤。苏轼被贬颍州（今安徽阜阳）时，对颍州西湖也进行了疏浚，并筑堤。绍圣元年（1094年），苏轼被贬为远宁军节度副使，惠州（今广东惠阳）安置。年近6旬的苏轼，日夜奔驰，千里迢迢赴贬所，受到了岭南百姓热情的欢迎。苏轼把皇帝赏赐的黄金拿出来，捐助疏浚西湖，并修了一条长堤。为此，“父老喜云集，箪壶无空携，三日饮不散，杀尽村西鸡”，人们欢庆不已。如今，这条苏堤在惠州西湖入口处，像一条绿带，横穿湖心，把湖一分为二，右边是平湖，左边是丰湖。 

流落儋州

苏轼在杭州过得很惬意，自比唐代的白居易。但元祐六年（1091年），他又被召回朝。但不久又因为政见不合，元祐六年八月调往颍州任知州、元祐七年（1092年）二月任扬州知州、元祐八年（1093年）九月任定州知州。元祐八年高太后去世，哲宗执政，新党再度执政，绍圣元年（1094年）六月，别为宁远军节度副使，再次被贬至惠阳（今广东惠州市）。

绍圣四年（1097年），年已62岁的苏轼被一叶孤舟送到了徼边荒凉之地海南岛儋州（今海南儋县）。据说在宋朝，放逐海南是仅比满门抄斩罪轻一等的处罚。他把儋州当成了自己的第二故乡，“我本儋耳氏，寄生西蜀州”。他在这里办学堂，介学风，以致许多人不远千里，追至儋州，从苏轼学。在宋代100多年里，海南从没有人进士及第。但苏轼北归不久，这里的姜唐佐就举乡贡。为此苏轼题诗：“沧海何曾断地脉，珠崖从此破天荒。”人们一直把苏轼看作是儋州文化的开拓者、播种人，对他怀有深深的崇敬。在儋州流传至今的东坡村、东坡井、东坡田、东坡路、东坡桥、东坡帽等等，表达了人们的缅怀之情，连语言都有一种“东坡话”。 

最后结局

徽宗即位后，苏轼被调廉州安置、舒州团练副使、永州安置。元符三年四月（1100年）大赦，复任朝奉郎，北归途中，于建中靖国元年七月二十八日（1101年8月24日）卒于常州（今属江苏）。葬于汝州郏城县（今河南郏县），享年六十五岁。苏轼留下遗嘱葬汝州郏城县钧台乡上瑞里。次年，其子苏过遵嘱将父亲灵柩运至郏城县安葬。宋高宗即位后，追赠苏轼为太师，谥为“文忠”。 

主要成就

文学成就

词作

苏轼在词的创作上取得了非凡的成就，就一种文体自身的发展而言，苏词的历史性贡献又超过了苏文和苏诗。苏轼继柳永之后，对词体进行了全面的改革，最终突破了词为“艳科”的传统格局，提高了词的文学地位，使词从音乐的附属品转变为一种独立的抒情诗体，从根本上改变了词史的发展方向。

苏轼对词的变革，基于他诗词一体的词学观念和“自成一家”的创作主张。

自晚唐五代以来，词一直被视为“小道”。虽然柳永一生专力写词，推进了词体的发展，但他未能提高词的文学地位。这个任务有待于苏轼来完成。苏轼首先在理论上破除了诗尊词卑的观念。他认为诗词同源，本属一体，词“为诗之苗裔”，诗与词虽有外在形式上的差别，但它们的艺术本质和表现功能应是一致的。因此他常常将诗与词相提并论，由于他从文体观念上将词提高到与诗同等的地位，这就为词向诗风靠拢、实现词与诗的相互沟通渗透提供了理论依据。

为了使词的美学品位真正能与诗并驾齐驱，苏轼还提出了词须“自是一家”的创作主张。此处的“自是一家”之说，是针对不同于柳永词的“风味”而提出的，其内涵包括：追求壮美的风格和阔大的意境，词品应与人品相一致，作词应像写诗一样，抒发自我的真实性情和独特的人生感受。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其文如其为人”（《答张文潜县丞书》），在词的创作上自成一家。苏轼一向以文章气节并重，在文学上则反对步人后尘，因而他不满意秦观“学柳七作词”而缺乏“气格”。

扩大词的表现功能，开拓词境，是苏轼改革词体的主要方向。他将传统的表现女性化的柔情之词为扩展为表现男性化的豪情之词，将传统上只表现爱情之词扩展为表现性情之词，使词像诗一样可以充分表现作者的性情怀抱和人格个性。苏轼让充满进取精神、胸怀远大理想、富有激情和生命力的仁人志士昂首走入词世界，改变了词作原有的柔软情调，开启了南宋辛派词人的先河。

与苏诗一样，苏词中也常常表现对人生的思考。这种对人生命运的理性思考，增强了词境的哲理意蕴。苏轼虽然深切地感到人生如梦，但并未因此而否定人生，而是力求自我超脱，始终保持着顽强乐观的信念和超然自适的人生态度。

苏词比较完整地表现出作者由积极转而矛盾苦闷，力求超脱自适而不断追求的心路历程和他疏狂浪漫、多情善思的个性气质。继柳永、欧阳修之后，苏轼进一步使词作中的抒情人物形象与创作主体由分离走向同一。

苏词既向内心的世界开拓，也朝外在的世界拓展。晚唐五代文人词所表现的生活场景很狭小，主要局限于封闭性的画楼绣户、亭台院落之中。入宋以后，柳永开始将词境延利到都邑市井和千里关河、苇村山驿等自然空间，张先则向日常官场生活环境靠近。苏轼不仅在词中大力描绘了作者日常交际、闲居读书及躬耕、射猎、游览等生活场景，而且进一步展现了大自然的壮丽景色。

苏轼用自己的创作实践表明：词是无事不可写，无意不可入的。词与诗一样，具有充分表现社会生活和现实人生的功能。由于苏轼扩大了词的表现功能，丰富了词的情感内涵，拓展了词的时空场景，从而提高了词的艺术品味，把词堂堂正正地引入文学殿堂，使词从“小道”上升为一种与诗具有同等地位的抒情文体。

“以诗为词”的手法则是苏轼变革词风的主要武器。所谓“以诗为词”，是将诗的表现手法移植到词中。苏词中较成功的表现有用题序和用典故两个方面。

有了词题和词序，既便于交代词的写作时地和创作缘起，也可以丰富和深化词的审美内涵。在词中大量使事用典，也始于苏轼。词中使事用典，既是一种替代性、浓缩性的叙事方式，也是一种曲折深婉的抒情方式。苏词大量运用题序和典故，丰富和发展了词的表现手法，对后来词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从本质上说，苏轼“以诗为词”是要突破音乐对词体的制约和束缚，把词从音乐的附属品变为一种独立的抒情诗体。苏轼写词，主要是供人阅读，而不求人演唱，故注重抒情言志的自由，虽也遵守词的音律规范而不为音律所拘。正因如此，苏轼作词时挥洒如意，即使偶尔不协音律规范也在所不顾。也正是如此，苏词像苏诗一样，表现出丰沛的激情，丰富的想象力和变化自如、多姿多彩的语言风格。虽然苏轼现存的362首词中，大多数词的风格仍与传统的婉约柔美之风比较接近，但已有相当数量的作品体现出奔放豪迈、倾荡磊落如天风海雨般的新风格，如名作《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

在两宋词风转变过程中，苏轼是关键人物。王灼《碧鸡漫志》卷二说：“东坡先生非心醉于音律者，偶尔作歌，指出向上一路，新天下耳目，弄笔者始知自振。”强化词的文学性，弱化词对音乐的依附性，是苏轼为后代词人所指出的“向上一路”。后来的南渡词人和辛派词人就是沿着此路而进一步开拓发展的。 

诗作

苏轼对社会的看法和对人生的思考都毫无掩饰地表现在其文学作品中，其中又以诗歌最为淋漓酣畅。在二千七百多首苏诗中，干预社会现实和思考人生的题材十分突出。苏轼对社会现实中种种不合理的现象抱着“一肚皮不入时宜”的态度，始终把批判现实作为诗歌的重要主题。更可贵的是，苏轼对社会的批判并未局限于新政，也未局限于眼前，他对封建社会中由来已久的弊政、陋习进行抨击，体现出更深沉的批判意识。

苏轼一生宦海浮沉，奔走四方，生活阅历极为丰富。他善于从人生遭遇中总结经验，也善于从客观事物中见出规律。在他眼中，极平常的生活内容和自然景物都蕴含着深刻的道理，如《题西林壁》和《和子由渑池怀旧》两诗。在这些诗中，自然现象已上升为哲理，人生的感受也已转化为理性的反思。尤为难能可贵的是，诗中的哲理是通过生动、鲜明的艺术意象自然而然地表达出来，而不是经过逻辑推导或议论分析所得。这样的诗歌既优美动人，又饶有趣味，是名副其实的理趣诗。“不识庐山真面目”和“雪泥鸿爪”一问世即流行为成语，说明苏轼的理趣诗受到普遍喜爱。苏诗中类似的作品还有很多，如《泗州僧伽塔》、《饮湖上初晴后雨》、《慈湖夹阻风》等。苏轼极具灵心慧眼，所以到处都能发现妙理新意。

深刻的人生思考使苏轼对沉浮荣辱持有冷静、旷达的态度，这在苏诗中有充分的体现。苏轼在逆境中的诗篇当然含有痛苦、愤懑、消沉的一面，但苏轼更多的诗则表现了对苦难的傲视和对痛苦的超越。

苏轼学博才高，对诗歌艺术技巧的掌握达到了得心应手的纯熟境界，并以翻新出奇的精神对待艺术规范，纵意所如，触手成春。而且苏诗的表现能力是惊人的，在苏轼笔下几乎没有不能入诗的题材。

以“元祐”诗坛为代表的北宋后期是宋诗的鼎盛时期，王安石、苏轼、黄庭坚、陈师道等人的创作将宋诗艺术推向了高峰。就风格个性的突出、鲜明而言，王、黄、陈三家也许比苏轼诗更引人注目。然而论创作成就，则苏轼无疑是北宋诗坛上第一大家。在题材的广泛、形式的多样和情思内蕴的深厚这几个维度上，苏诗都是出类拔萃的。更重要的是，苏轼具有较强的艺术兼容性，他在理论上和创作中都不把某一种风格推到定于一尊的地位。这样，苏轼虽然在创造宋诗生新面貌的过程中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但他基本上避免了宋诗尖新生硬和枯燥乏味这两个主要缺点。所以苏轼在总体成就上实现了对同时代诗人的超越，成为最受后代广大读者欢迎的宋代诗人。 

文章

苏轼的文学思想是文、道并重。他推崇韩愈和欧阳修对古文的贡献，都是兼从文、道两方面着眼的。但是苏轼的文道观在北宋具有很大的独特性。首先，苏轼认为文章的艺术具有独立的价值，如“精金美玉，文章并不仅仅是载道的工具，其自身的表现功能便是人类精神活动的一种高级形态。其次，苏轼心目中的“道”不限于儒家之道，而是泛指事物的规律。所以苏轼主张文章应像客观世界一样，文理自然，姿态横生。他提倡艺术风格的多样化和生动性，反对千篇一律的统一文风，认为那样会造成文坛“弥望皆黄茅白苇”般的荒芜。

正是在这种独特的文学思想指导下，苏轼的散文呈现出多姿多彩的艺术风貌。他广泛地从前代的作品中汲取艺术营养，其中最重要的渊源是孟子和战国纵横家的雄放气势、庄子的丰富联想和自然恣肆的行文风格。苏轼确实具有极高的表现力，在他笔下几乎没有不能表现的客观事物或内心情思。苏文的风格则随着表现对象的不同而变化自如，像行云流水一样的自然、畅达。韩愈的古文依靠雄辩和布局、蓄势等手段来取得气势的雄放，而苏文却依靠挥洒如意、思绪泉涌的方式达到了同样的目的。苏文气势雄放，语言却平易自然，这正是宋文异于唐文的特征之一。

苏轼擅长写议论文。他早年写的史论有较浓的纵横家习气，有时故作惊人之论而不合义理，如《贾谊论》责备贾谊不知结交大臣以图见信于朝廷，《范增论》提出范增应为义帝诛杀项羽。但也有许多独到的见解，如《留侯论》谓圯上老人是秦时的隐君子，折辱张良是为了培育其坚忍之性；《平王论》批评周平王避寇迁都之失策，见解新颖而深刻，富有启发性。这些史论在写作上善于随机生发，翻空出奇，表现出高度的论说技巧，成为当时士子参加科场考试的范文，所以流传极广。苏轼早年的政论文也有类似的风格特点，但随着阅历的加深，纵横家的习气遂逐渐减弱，例如元祐以后所写的一些奏议，内容上有的放矢，言词则剀切沉着，接近于贾谊、陆贽的文风。

史论和政论虽然表现出苏轼非凡的才华，但杂说、书札、序跋等议论文，更能体现苏轼的文学成就。这些文章同样善于翻新出奇，但形式更为活泼，议论更为生动，而且往往是夹叙夹议，兼带抒情。它们以艺术感染力来加强逻辑说服力，所以比史论和政论更加具备美文的性质。

苏轼的叙事记游之文，叙事、抒情、议论三种功能更是结合得水乳交融。

由于苏轼作文以“辞达”为准则，所以当行即行，当止就止，很少有芜词累句，这在他的笔记小品中表现得最为突出。如《记承天夜游》，全文仅八十余字，但意境超然，韵味隽永，为宋代小品文中的妙品。

苏轼的辞赋和四六也取得了很高的成就。他的辞赋继承了欧阳修的传统，但更多地融入了古文的疏宕萧散之气，吸收了诗歌的抒情意味，从而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创作了《赤壁赋》和《后赤壁赋》这样的名篇。《赤壁赋》沿用赋体主客问答、抑客伸主的传统格局，抒写了自己的人生哲学，同时也描写了长江月夜的幽美景色。全文骈散并用，情景兼备，堪称优美的散文诗。

苏轼甚至在四六中也同样体现出行云流水的风格，他在翰林院任职时所拟的制诰曲赡高华，浑厚雄大，为台阁文字中所罕见。他遭受贬谪后写的表启更是真切感人，是四六体中难得的性情之作。

苏轼的散文在宋代与欧阳修、王安石齐名，但如果单从文学的角度来看，则苏文无疑是宋文中成就最高的一家。 

艺术成就

书法

苏轼擅长写行书、楷书，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并称为“宋四家”。他曾经遍学晋、唐、五代的各位名家之长，再将王僧虔、徐浩、李邕、颜真卿、杨凝式等名家的创作风格融会贯通后自成一家。他曾自称：“我书造意本无法”、“自出新意，不践古人”。黄庭坚称他：“早年用笔精到，不及老大渐近自然。”这说明苏轼一生屡经坎坷，致使他的书法风格跌宕。存世作品有《赤壁赋》、《黄州寒食诗》和《祭黄几道文》等帖。 

绘画

苏轼擅长画墨竹，且绘画重视神似，主张画外有情，画要有寄托，反对形似，反对程序的束缚，提倡“诗画本一律，天工与清新”，而且明确地提出了“士人画”的概念，对以后“文人画”的发展奠定了一定的理论基础。其作品有《古木怪石图卷》、《潇湘竹石图卷》等。 

主要作品

古文

《荀卿论》、《范增论》、《留侯论》、《贾谊论》、《晁错论》、《东坡志林》、《随记集》、《刑赏忠厚之至论》、《石钟山记》、《记承天寺夜游》、《重巽以申命论》、《进策》、《天石砚铭（并序）》、《策别课百官》六篇、《策别安万民》六篇、《策别厚货财》二篇、《策别训兵旅》三篇、《策断》四篇、《黠鼠赋》、《记游定惠院》（一作《记游定慧院》

诗歌

《赤壁赋》《后赤壁赋》《东栏梨花》《出颍口初见淮山是日至寿州》《春宵》《海棠》《和子由渑池怀旧》《和子由踏青》《花影》《惠崇春江晚景》《腊日游孤山访惠勤惠思二僧》《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楼醉书》《三月二十九日二首》《上元侍宴》《石苍舒醉墨堂》《书李世南所画秋景》《游金山寺》《题西林壁》《望海楼晚景》《雪后北台书壁》《饮湖上初晴后雨》《有美堂暴雨》《赠刘景文》《章钱二君见和复次韵答之》 

词作

《少年游·去年相送》《江城子·湖上与张先同赋》《虞美人·有美堂赠述古》《南乡子·送述古》《永遇乐·长忆别时》《减字木兰花·空床响琢》《蝶恋花·密州上元》《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望江南·春未老》《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洞仙歌·江南腊尽》《阳关曲·中秋作》《浣溪沙·照日深红暖见鱼》《浣溪沙·旋抹红妆看使君》《浣溪沙·麻叶层层苘叶光》《浣溪沙·簌簌衣巾落枣花》《浣溪沙·软草平莎过雨新》《永遇乐·明月如霜》《南歌子·雨暗初疑夜》《浣溪沙·覆块青青麦未苏》《浣溪沙·醉梦昏昏晓未苏》《水龙吟·小舟横截春江》《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浣溪沙·山下兰芽短浸溪》《哨遍·为米折腰》《洞仙歌·冰肌玉骨》《念奴娇·赤壁怀古》《南乡子·霜降水痕收》《临江仙·夜饮东坡醒复醉》《卜算子·黄州定慧院寓居作》《满庭芳·三十三年》《水调歌头·落日绣帘卷》《定风波·常羡人间琢玉郎》《鹧鸪天·林断山明竹隐墙》《浣溪沙·细雨斜风作小寒》《水调歌头·昵昵儿女语》《水龙吟·次韵章质夫杨花词》《八声甘州·有情风万里卷潮来》《木兰花令·次欧公西湖韵》《青玉案·三年枕上吴中路》《贺新郎·乳燕飞华屋》《浣溪沙·门外东风雪洒裾》《行香子·过七里滩》《点绛唇·不用悲秋》《满江红·寄鄂州朱使君寿昌》《念奴娇·中秋》《水龙吟·雁》《醉翁操·琅然》 

书法作品

苏轼部分书法作品《中山松醪赋》《洞庭春色赋》《人来得书帖》《答谢民师论文帖》《赤壁赋》《江上帖》《黄州寒食诗帖》《李白仙诗帖》《次韵秦太虚诗帖》《渡海帖》《祭黄几道文卷》《梅花诗帖》《新岁展庆帖》《宝月帖》《令子帖》《东武帖》《北游帖》《致南圭使君帖》《次辩才韵诗》《一夜帖》《宸奎阁碑》《致若虚总管尺牍》《怀素自序》《近人帖》《与范子丰》 

绘画作品

《潇湘竹石图》 《小鸡啄米图》《枯木怪石图》《偃松图卷》

人物评价

总评

苏轼在文、诗、词三方面都达到了极高的造诣，堪称宋代文学最高成就的代表。而且苏轼的创造性活动不局限于文学，他在书法、绘画等领域内的成就都很突出，对医药、烹饪、水利等技艺也有所贡献。苏轼典型地体现着宋代的文化精神。从文学史的范围来说，苏轼的意义主要有两点：首先，苏轼的人生态度成为后代文人景仰的范式：进退自如，宠辱不惊。由于苏轼把封建社会中士人的两种处世态度用同一种价值尺度予以整合，所以他能处变不惊，无往而不可。当然，这种范式更适用于士人遭受坎坷之时，它可以通向既坚持操守又全生养性的人生境界，这正是宋以后的历代士人所希望做到的。其次，苏轼的审美态度为后人提供了富有启迪意义的审美范式，他以宽广的审美眼光去拥抱大千世界，所以凡物皆有可观，到处都能发现美的的存在。这种范式在题材内容和表现手法两方面为后人开辟了新的世界。所以，苏轼受到后代文人的普遍热爱，实为历史的必然。

苏轼在当时文坛上享有巨大的声誉，他继承了欧阳修的精神，十分重视发现和培养文学人才。当时就有许多青年作家众星拱月似的围绕在他周围，其中成就较大的有黄庭坚、张耒、晁错之、秦观四人，合称“苏门四学士”。再加上陈师道和李廌，又合称“苏门六君子”。此外，李格非、李之仪、唐庚、张舜民、孔平仲、贺铸等人，也都直接或间接地受到苏轼影响。由于苏轼的成就包括各种文学样式，他本人的创作又没有固定不变的规范可循，所以苏门的作家在创作上各具面目。黄庭坚、陈师道长于诗，秦观长于词，李廌以古文名世，张、晁则诗文并擅。同时，他们的艺术风貌也各具个性，例如黄诗生新，陈诗朴拙，风格都不类苏诗，后来黄、陈还另外开宗立派。

苏轼的作品在当时就驰名遐迩，在辽国、高丽等地都广受欢迎。北宋末年，朝廷一度禁止苏轼作品的流传，但是禁愈严而传愈广。到了南宋党禁解弛，苏轼的集子又以多种版本广为流传，以后历代翻刻不绝。

在后代文人的心目中，苏轼是一位天才的文学巨匠，人们争相从苏轼的作品中汲取营养。在金国和南宋对峙的时代，苏轼在南北两方都发生了深远的影响。苏诗不但影响有宋一代的诗歌，而且对明代的公安派诗人和清初的宋诗派诗人有重要的启迪。苏轼的词体解放精神直接为南宋辛派词人所继承，形成了与婉约词平分秋色的豪放词派，其影响一直波及清代陈维崧等人。苏轼的散文，尤其是他的小品文，是明代标举独抒性灵的公安派散文的艺术渊源，直到清代袁枚、郑燮的散文中仍可时见苏文的影响。

苏轼还以和蔼可亲、幽默机智的形象留存在后代普通人民心目中。他在各地的游踪，他在生活中的各种发明都是后人喜爱的话题。在宋代作家中，就受到后人广泛喜爱的程度而言，苏轼是无与伦比的。 

历代评价

《宋史》：苏轼自为童子时，士有传石介《庆历圣德诗》至蜀中者，轼历举诗中所言韩、富、杜、范诸贤以问其师。师怪而语之，则曰：“正欲识是诸人耳。”盖已有颉颃当世贤哲之意。弱冠，父子兄弟至京师，一日而声名赫然，动于四方。既而登上第，擢词科，入掌书命，出典方州。器识之闳伟，议论之卓荦，文章之雄隽，政事之精明，四者皆能以特立之志为之主，而以迈往之气辅之。故意之所向，言足以达其有猷，行足以遂其有为。至于祸患之来，节义足以固其有守，皆志与气所为也。仁宗初读轼、辙制策，退而喜曰：“朕今日为子孙得两宰相矣。”神宗尤爱其文，宫中读之，膳进忘食，称为天下奇才。二君皆有以知轼，而轼卒不得大用。一欧阳修先识之，其名遂与之齐，岂非轼之所长不可掩抑者，天下之至公也，相不相有命焉，呜呼！轼不得相，又岂非幸欤？或谓：“轼稍自韬戢，虽不获柄用，亦当免祸。”虽然，假令轼以是而易其所为，尚得为轼哉？ 

赵祯：吾今又为吾子孙得太平宰相两人。

刘安世：东坡立朝大节极可观，才意高广，惟己之是信。 

黄庭坚：①人谓东坡作此文，因难以见巧，故极工。余则以为不然。彼其老于文章，故落笔皆超逸绝尘耳。 ②文章妙天下，忠义贯日月。 ③真神仙中人。 

苏辙：其于人，见善称之，如恐不及；见不善斥之，如恐不尽；见义勇于敢为，而不顾其害。用此数困于世，然终不以为恨。 

晁无咎：苏东坡词，人谓多不谐音律。然居士词横放杰出，自是曲子中缚不住者。

王直方：东坡尝以所作小词示无咎、文潜，曰：“何如少游？”二人皆对曰：“少游诗似小词，先生小词似诗。” 

王灼：东坡先生以文章馀事作诗，溢而作词曲，高处出神入天，平处尚临镜笑春，不顾侪辈。或曰：“长短句中诗也。”为此论者，乃是遭柳永野狐涎之毒。诗与乐府同出，岂当分异？若从柳氏家法，正自不分异耳。东坡先生非心醉于音律者，偶尔作歌，指出向上一路，新天下耳目，弄笔者始知自振。今少年妄谓东坡移诗律作长短句，十有八九不学柳耆卿则学曹元宠，虽可笑，亦毋用笑也。 

赵昚：忠言谠论，立朝大节，一时廷臣无出其右。

陆游：①世言东坡不能歌，故所作乐府，多不协律。晁以道谓：“绍圣初，与东坡别于汴上，东坡酒酣，自歌阳关曲。则公非不能歌，但豪放，不喜剪裁以就声律耳。试取东坡诸词歌之，曲终，觉天风海雨逼人。 ②公不以一身祸福，易其忧国之心，千载之下，生气凛然。

陈洵：东坡独崇气格，箴规柳、秦，词体之尊，自东坡始。

徐度：（柳永）词虽极工致，然多杂以鄙语，故流俗人尤喜道之。其后欧、苏诸公继出，文格一变，至为歌词，体制高雅。

胡寅：词曲者，古乐府之末造也。文章豪放之士，鲜不寄意于此者，随亦自扫其迹，曰谑浪游戏而已也。唐人为之最工者。柳耆卿后出，掩众制而尽其妙。好之者以为不可复加。及眉山苏氏，一洗绮罗香泽之态，摆脱绸缪宛转之度，使人登高望远，举首高歌，而逸怀浩气，超然乎尘垢之外，于是花间为皂隶，而柳氏为舆台矣。 

王若虚：是直以公为不及于情也。呜呼！风韵如东坡，而谓不及于情，可乎？彼高人逸士，正当如是。其溢为小词，而闲及于脂粉之间，所谓滑稽玩戏，聊复尔尔者也。若乃纤艳淫媟，入人骨髓，如田中行、柳耆卿辈，岂公之雅趣也哉？公雄文大手，乐府乃其游戏，顾岂于流俗争胜哉？盖其天资不凡，辞气迈往，故落笔皆绝尘耳。 

刘辰翁：词至东坡，倾荡磊落，如诗，如文，如天地奇观。

元好问：唐歌词多宫体，又皆极力为之。自东坡一出，性情之外，不知有文字，真有“一洗万古凡马空”气象。虽时作宫体，亦岂可以宫体概之？人有言，乐府本不难作，从东坡放笔后便难作。此殆以工拙论，非知坡者。所以然者，诗三百所载小夫贱妇幽忧无聊赖之语，时猝为外物感触，满心而发，肆口而成者尔。其初果欲被管弦。谐金石，经圣人手，以与六经并传乎？小夫贱妇且然，而谓东坡翰墨游戏，乃求与前人角胜负，误矣。自今观之，东坡圣处，非有意于文字之为工，不得不然之为工也。坡以来，山谷、晁无咎、陈去非、辛幼安诸公，俱以歌词取称，吟咏性情，留连光景，清壮顿挫，能起人妙思。亦有语意拙直，不自缘饰，因病成妍者，皆自坡发之。 

王士祯：汉魏以来，二千余年间，以诗名其家者众矣。顾所号为仙才者，唯曹子建、李太白、苏子瞻三人而已。

袁枚：有才而无情，多趣而少韵：由于天分高，学力浅也。有起而无结，多刚而少柔：验其知遇早晚景穷也。

王士禛：山谷云：“东坡书挟海上风涛之气。”读坡词，当作如是观，琐琐与柳七较锱铢，无乃为髯公所笑？” 

周济：人赏东坡粗豪，吾赏东坡韶秀。韶秀是东坡佳处，粗豪则病也。东坡每事俱不十分用力，古文、书、画皆尔，词亦尔。 

刘熙载：东坡词颇似老杜诗，以其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也。若其豪放之致，则时与太白为近。太白《忆秦娥》，声情悲壮。晚唐、五代，惟趋婉丽。至东坡始能复古。后世论词者，或转以东坡为变调，不知晚唐、五代乃变调也。东坡《定风波》云：“尚余孤瘦雪霜姿。”《荷花媚》云：“天然地，别是风流标格。”“雪霜姿”，“风流标格”，学坡词者，便可从此领取。东坡词具神仙出世之姿，方外白玉蟾诸家，惜未诣此。” 

曾国藩：古人称立德、立功、立言为三不朽。立德最难，自周汉以后，罕见德传者。立功如萧、曹、房、杜、郭、李、韩、岳，立言如马、班、韩、欧、李、杜、苏、黄，古今曾有几人？ 

蔡嵩云：东坡词，胸有万卷，笔无点尘。其阔大处，不在能作豪放语，而在其襟怀有涵盖一切气象。若徒袭其外貌，何异东施效颦。东坡小令，清丽纡徐，雅人深致，另辟一境。设非胸襟高旷，焉能有此吐属。

王鹏运：北宋人词，如潘逍遥之超逸，宋子京之华贵，欧阳文忠之骚雅，柳屯田之广博，晏小山之疏俊，秦太虚之婉约，张子野之流丽，黄文节之隽上，贺方回之醇肆，皆可模拟得其仿佛。唯苏文忠之清雄，夐乎轶尘绝世，令人无从步趋。盖霄壤相悬，宁止才华而已？其性情，其学问，其襟抱，举非恒流所能梦见。词家苏辛并称，其实辛犹人境也，苏其殆仙乎！ 

沈曾植：东坡以诗为词，如雷大使之舞，虽极天下之工，要非本色。”此后山谈丛语也。然考蔡绦铁围山丛谈，称：“上皇在位，时属升平。手艺之人有称者，棋则有刘仲甫、晋士明，琴则有僧梵如、僧全雅，教坊琵琶则有刘继安，舞有雷中庆，世皆呼之为雷大使，笛则孟水清。此数人者，视前代之技皆过之。”然则雷大使乃教坊绝技，谓非本色，将外方乐乃为本色乎？ 

夏敬观：东坡词如春花散空，不着迹象，使柳枝歌之，正如天风海涛之曲，中多幽咽怨断之音，此其上乘也。若夫激昂排宕、不可一世之概，陈无己所谓：“如教坊雷大使之舞，虽极天下之工，要非本色。”乃其第二乘也。后之学苏者，惟能知第二乘，未有能达上乘者，即稼轩亦然。东坡《永遇乐》词云：“紞如三鼓，铿然一叶，黯黯梦云惊断。夜茫茫，重寻无处，觉来小园行遍。”此数语，可作东坡自道圣处。 

王国维：以宋词比唐诗，则东坡似太白，欧、秦似摩诘，耆卿似乐天，方回、叔原则大历十子之流。 

林语堂：苏东坡是一个无可救药的乐天派、一个伟大的人道主义者、一个百姓的朋友、一个大文豪、大书法家、创新的画家、造酒试验家、一个工程师、一个憎恨清教徒主义的人、一位瑜伽修行者佛教徒、巨儒政治家、一个皇帝的秘书、酒仙、厚道的法官、一位在政治上专唱反调的人。一个月夜徘徊者、一个诗人、一个小丑。但是这还不足以道出苏东坡的全部……苏东坡比中国其他的诗人更具有多面性天才的丰富感、变化感和幽默感，智能优异，心灵却像天真的小孩——这种混合等于耶稣所谓蛇的智慧加上鸽子的温文。 

钱穆：①苏东坡诗之伟大，因他一辈子没有在政治上得意过。他一生奔走潦倒，波澜曲折都在诗里见。但苏东坡的儒学境界并不高，但在他处艰难的环境中，他的人格是伟大的，像他在黄州和后来在惠州、琼州的一段。那个时候诗都好，可是一安逸下来，就有些不行，诗境未免有时落俗套。东坡诗之长处，在有豪情，有逸趣。其恬静不如王摩诘，其忠恳不如杜工部。②他们（苏氏兄弟）的学术因罩上一层极厚的释老的色彩，所以他们对于世务，认为并没有一种正面的、超出一切的理想标准。他们一面对世务却相当练达，凭他们活的聪明来随机应付。他们亦并不信有某一种制度，定比别一种制度好些。但他们的另一面，又爱好文章辞藻，所以他们持论，往往渲染过分，一说便说到尽量处。近于古代纵横的策士。 

轶事典故

相关成语

人物生平

早年经历

辛弃疾出生时北方就已沦陷于金人之手。他的祖父辛赞虽在金国任职，却一直希望有机会能够拿起武器和金人决一死战，因为辛弃疾的先辈和金人有不共戴天之仇，并常常带着辛弃疾“登高望远，指画山河”（出自《美芹十论》），同时，辛弃疾也不断亲眼目睹汉人在金人统治下所受的屈辱与痛苦。这一切使他在青少年时代就立下了恢复中原、报国雪耻的志向。因而他有一种燕赵奇士的侠义之气。 

起义反金

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金主完颜亮大举南侵，在其后方的汉族人民由于不堪金人严苛的压榨，奋起反抗。二十一岁的辛弃疾也聚集了两千人，参加了由耿京领导的一支声势浩大的起义军，并担任掌书记。当金人内部矛盾爆发，完颜亮在前线为部下所杀，金军向北撤退时，辛弃疾于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奉命南下与南宋朝廷联络。在他完成使命归来的途中，听到耿京被叛徒张安国所杀、义军溃散的消息，便率领五十多人袭击几万人的敌营，把叛徒擒拿带回建康，交给南宋朝廷处决（当街游行示众，后砍头）。 

步入仕途

在起义军中的表现，以及辛弃疾惊人的勇敢和果断，使他名重一时 。宋高宗便任命他为江阴签判，从此开始了他在南宋的仕宦生涯，这时他才二十五岁。 

南下地方

辛弃疾初来到南方时，对南宋朝廷的怯懦和畏缩并不了解，加上宋高宗赵构曾赞许过他的英勇行为，不久后即位的宋孝宗也一度表现出想要恢复失地、报仇雪耻的锐气，所以在他南宋任职的前一时期中，曾写了不少有关抗金北伐的建议，像著名的《美芹十论》、《九议》等。尽管这些建议书在当时深受人们称赞，广为传诵，但已经不愿意再打仗的朝廷却反应冷淡，只是对辛弃疾在建议书中所表现出的实际才干很感兴趣，于是先后把他派到江西、湖北、湖南等地担任转运使、安抚使一类重要的地方官职，去治理荒政、整顿治安。这显然与辛弃疾的理想大相径庭，虽然他干得很出色，但由于深感岁月流驰、人生短暂而壮志难酬，内心也越来越感到压抑和痛苦。

现实对辛弃疾是残酷的。他虽有出色的才干，但他的豪迈倔强的性格和执着北伐的热情，却使他难以在官场上立足。另外，“归正人”的尴尬身份也阻拦了他仕途的发展。使他的官职最高为从四品龙图阁待制。1180年，41岁的辛弃疾再次任隆兴（南昌）知府兼江西安抚使时，拟在上饶建园林式的庄园，安置家人定居。1181年春，开工兴建带湖新居和庄园。他根据带湖四周的地形地势，亲自设计了“高处建舍，低处辟田”的庄园格局，并对家人说：“人生在勤，当以力田为先。”因此，他把带湖庄园取名为“稼轩”，并以此自号“稼轩居士”。并且他也意识到自己“刚拙自信，年来不为众人所容”（《论盗贼札子》），所以早已做好了归隐的准备。果然，淳熙八年（1181）冬，农历十一月，由于受弹劾，官职被罢，带湖新居正好落成，辛弃疾回到上饶，开始了他中年以后的闲居生活。此后二十年间，他除了有两年一度出任福建提点刑狱和福建安抚使外，大部分时间都在乡闲居。 

人生起落

绍熙五年（1194年）夏，辛弃疾又被罢官回上饶，住在瓢泉，动工建新居，经营瓢泉庄园，决意“便此地、结吾庐，待学渊明，更手种、门前五柳”。庆元二年（1195年）春，瓢泉园林式庄园建成。

庆元二年（1196年）夏，带湖庄园失火，辛弃疾举家移居瓢泉。1196年秋，辛弃疾生平所有的各种名衔全部被朝廷削夺得干干净净，在瓢泉过着游山逛水、饮酒赋诗、闲云野鹤的村居生活。瓢泉田园的恬静和期思村民的质朴使辛弃疾深为所动，灵感翻飞而歌之，写下了大量描写瓢泉四时风光、世情民俗和园林风物、遣兴抒怀的诗词。《临江仙·戏为期思詹老寿》、《浣溪沙·父老争言雨水匀》、《玉楼春戏赋云山》等等，都是辛词中描写瓢泉村居生活的代表作。“青山意气峥嵘，似为我归来妩媚生”（《沁园春·再到期思卜筑》）：“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情与貌，略相似”（《贺新郎·邑中园亭》）。这些词句表现了辛弃疾对瓢泉山水风物一往情深。 

隐居生活

1178年决定在信州（今江西上饶）定居。1181年冬，41岁的辛弃疾因受弹劾被免职，归隐上饶。 淳熙十五年（1188）冬，其友陈亮从故乡浙江永康专程拜访辛弃疾，两人于铅山（yán shān）长歌互答，称第二次鹅湖之会——辛陈之晤（见后文“名士相会”）；鹅湖之会后又陆续出山两次做官。

1203年，主张北伐的韩侂胄起用主战派人士，已六十四岁的辛弃疾被任为绍兴知府兼浙东安抚使，年迈的词人精神为之一振。辛弃疾先后被起用为绍兴知府、镇江知府等职。第二年，他晋见宋宁宗，慷慨激昂地说了一番金国“必乱必亡”（《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并亲自到前线镇江任职。

宋宁宗开禧元年（公元1205年），辛弃疾任镇江知府，时年六十五岁，登临北固亭，感叹对自己报国无门的失望，凭高望远，抚今追昔，于是写下了《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这篇传唱千古之作。但他又一次受到了沉重打击，在一些谏官的攻击下被迫离职，辛弃疾怀着满腔忧愤回瓢泉。1207年秋，68岁的辛弃疾，身染重病，朝廷再次起用他，任他为枢密都承旨，令他速到临安（杭州）赴任。诏令到铅山，辛弃疾已病重卧床不起，只得上奏请辞。开禧三年秋天，农历九月初十，爱国词人辛弃疾带着忧愤的心情和爱国之心离开人世，享年68岁。据说他临终时还大呼“杀贼！杀贼!”（《康熙济南府志·人物志》）。后赠少师，谥号忠敏。 

主要成就

文学

辛词以其内容上的爱国思想，艺术上有创新精神，在文学史上产生了巨大影响。与辛弃疾以词唱和的陈亮、刘过等，或稍后的刘克庄、刘辰翁等，都与他的创作倾向相近，形成了南宋中叶以后声势浩大的爱国词派。后世每当国家、民族危急之时，不少作家从辛词中汲取精神上的鼓舞力量。 

辛弃疾作为南宋朝廷大臣而写的一篇文章《议练民兵守淮疏》，表达了其强烈的爱国主义感情，对战争形势的精辟入里的深刻分析和鲜明而又具体的对策。辛弃疾就是用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文体，从不同方面来表达了他慷慨激昂的爱国感情，反映出忧国忧民“道男儿到死心如铁，看试手，补天裂”的壮志豪情和以身报国的高尚理想。

平生以气节自负，以功业自许，一生力主抗战，所上《美芹十论》与《九议》，条陈战守之策，显示其卓越军事才能与爱国热忱，又与南宋志士陈亮及理学家朱熹保持深厚友谊，与之砥砺气节，切磋学问。抗金复国是其作品之主旋律，其中不乏英雄失路的悲叹与壮士闲置的愤懑，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还以生动细腻的笔触描绘江南农村四时的田园风光、世情民俗。其词题材广阔，又善化用前人典故入词。风格沉雄豪迈又不乏细腻柔媚之处。在苏轼的基础上，大大开拓了词的思想意境，提高了词的文学地位。后人遂以“苏辛”并称。

辛弃疾有许多与陆游相似之处：他始终把洗雪国耻、收复失地作为自己的毕生事业，并在自己的文学创作中写出了时代的期望和失望、民族的热情与愤慨。在文学创作方面，他不像陆游喜欢写作诗歌尤其是格式严整的七律，而是把全部精力投入词这一更宜于表达激荡多变的情绪的体裁。

辛弃疾在词史上的一个重大贡献，就在于内容的扩大，题材的拓宽。他现存的六百多首词作，写政治，写哲理，写朋友之情、恋人之情，写田园风光、民俗人情，写日常生活、读书感受，可以说，凡当时能写入其他任何文学样式的东西，他都写入词中，范围比苏词还要广泛得多。而随着内容、题材的变化和感情基调的变化，辛词的艺术风格也有各种变化。虽说他的词主要以雄伟奔放、富有力度为长，但写起传统的婉媚风格的词，却也十分得心应手。如著名的《摸鱼儿·淳熙亥己》，上阕写惜春，下阕写宫怨，借一个女子的口吻，把一种落寞怅惘的心情一层层地写得十分曲折委婉、回肠荡气，用笔极为细腻。他的许多描述乡村风光和农人生活的作品，又是那样朴素清丽、生机盎然。辛弃疾总是以炽热的感情与崇高的理想来拥抱人生，表现出英雄的豪情与英雄的悲愤。因此，主观情感的浓烈、主观理念的执着，构成了辛词的一大特色。 

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和战斗精神是辛词的基本思想内容，这首先表现在他的词中，他不断重复对北方的怀念。另外，在《贺新郎》《摸鱼儿》等词中，他用“剩水残山”、“斜阳正在，烟柳断肠处”等词句讽刺苟延残喘的南宋小朝廷，表达他对偏安一角不思北上的不满。胸怀壮志无处可用，表现在词里就是难以掩饰的不平之情。他擅长的怀古之作中《水龙吟》，面对如画江山和英雄人物，在豪情壮志被激发的同时，他也大发英雄无用武之地的感慨。理想与现实的激烈冲突，为他的词构成悲壮的基调。辛词在苏轼词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了题材范围，他几乎达到了无事、无意不可入词的地步。

其词抒写力图恢复国家统一的爱国热情，倾诉壮志难酬的悲愤，对南宋上层统治集团的屈辱投降进行揭露和批判：也有不少吟咏祖国河山的作品。艺术风格多样，而以豪放为主。热情洋溢，慷慨悲壮，笔力雄厚，与苏轼并称为“苏辛”。《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菩萨蛮·书江西造口壁》等均有名。但部分作品也流露出抱负不能实现而产生的消极情绪，有《稼轩长短句》。 

艺术

在辛弃疾的词中，如“将军百战身名裂。向河梁、回头万里，故人长绝。易水萧萧西风冷，满座衣冠似雪。正壮士、悲歌未彻”（《贺新郎》），“夜半狂歌悲风起，听铮铮、阵马檐间铁。南共北，正分裂”（《贺新郎》），乃至“恨之极，恨极销磨不得。苌弘事、人道后来，其血三年化为碧”（《兰陵王》），都是激愤不能自已的悲怨心声，如“天风海雨”，以极强烈的力度震撼着读者的心灵。辛弃疾也信奉老庄，在词中作旷达语，但他并不能把冲动的感情由此化为平静，而是从低沉甚至绝望的方向上宣泄内心的悲愤，如“元龙老矣，不妨高卧，冰壶凉簟。千古兴亡，百年悲笑，一时登览”（《水龙吟》），“甚矣吾衰矣。怅平生、交游零落，只今余几。白发空垂三千丈，一笑人间万事”（《贺新郎》），“身世酒杯中，万事皆空。古来三五个英雄，雨打风吹何处是，汉殿秦宫”（《浪淘沙》），这些表面看来似旷达又似颓废的句子，却更使人感受到他心中极高期望破灭成为绝望时无法销磨的痛苦。 

而他的英雄的豪壮与绝望交织纽结，大起大落，反差强烈，更形成瀑布般的冲击力量。如《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从开头起，一路写想象中练兵、杀敌的场景与气氛，痛快淋漓，雄壮无比。但在“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之后，突然接上末句“可怜白发生”，点出那一切都是徒然的梦想，事实是白发无情，壮志成空，犹如一瓢冰水泼在猛火上，令人不由得惊栗震动。 

在意象的使用上，辛弃疾也自有特点。他一般很少采用传统词作中常见的兰柳花草及红粉佳人为点缀：与所要表达的悲凉雄壮的情感基调相吻合，在他的笔下所描绘的自然景物，多有一种奔腾耸峙、不可一世的气派。如“峡束苍江对起，过危楼、欲飞还敛”（《水龙吟》），“谁信天峰飞堕地，傍湖千丈开青壁”（《满江红》）：他所采摭的历史人物，也多属于奇伟英豪、宕放不羁，或慷慨悲凉的类型，如“射虎山横一骑，裂石响惊弦”的李广（《八声甘州》），“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的刘裕（《永遇乐》），“年少万兜鍪，坐断东南战未休”的孙权（《南乡子》）等等。这种自然和历史素材的选用，都与词中的感情力量成为恰好的配合，令人为之感奋。 

辛弃疾以文为词，到了辛弃疾手中，词的语言更加自由解放，变化无端，不复有规矩存在。在辛词中，有非常通俗稚拙的民间语言，如“些底事，误人那。不成真个不思家”（《鹧鸪天》），“近来愁似天来大，谁解相怜？谁解相怜，又把愁来做个天”（《丑奴儿》），也有夹杂许多虚词语助的文言句式，如“不知云者为雨，雨者云乎”（《汉宫春》），“不恨古人吾不见，恨古人不见吾狂耳”（《贺新郎》）：有语气活跃的对话、自问自答乃至呼喝，如“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南乡子》），“杯，汝来前！”（《沁园春》）也有相当严整的对句，如“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破阵子》）……。概括起来说，辛词在语言技巧方面的一大特色，是形式松散，语义流动连贯，句子往往写得比较长。文人词较多使用的以密集的意象拼合成句、跳跃地连接句子构成整体意境的方式，在辛词中完全被打破了。但并不是说，辛弃疾的所谓“以文为词”不再有音乐性的节奏。在大量使用散文句式、注意保持生动的语气的同时，他仍然能够用各种手段造成变化的节奏。如《水龙吟》中“落日楼头，断鸿声里，江南游子。把吴钩看了，栏干拍遍，无人会，登临意”，意义联贯而下，在词中是很长的句子，但却是顿挫鲜明，铿锵有力，决不是把一段文章套在词的形式中而已。 

此外，其描写农村景物和反映农家生活的作品，如《清平乐》（茅檐低小）、《西江月》（明月别枝惊鹊）、《玉楼春（三三两两谁家女）等，都富有生活气息，给人以清新之感。其抒情小词，如〈丑奴儿〉（少年不识愁滋味）、〈青玉案〉（东风夜放花千树）等，写得储蓄蕴藉，言短意长。辛词继承了苏轼豪放词风和南宋初期爱国词人的战斗传统，进一步开拓了词的境界，扩大了词的题材，几乎达到无事无意不可入词的地步，又创造性地融汇了诗歌、散文、辞赋等各种文学形式的优点，丰富了词的表现手法，形成了辛词的独特风格。 

辛词以豪放为主，但又不拘一格，沈郁、明快、激励、妩媚，兼而有之。他善于运用比兴手法和奇特想象，对自然界的山、水、风、月、草、木都赋予情感和性格，并有所寄托。他还善于吸收民间口语入词，尤其善于用典、用事和引用前人诗句、文句，往往稍加改造而别出新意。但也有些作品因用典、议论过多而显得晦涩、呆滞。《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其词慷慨纵横，有不可一世之概，于倚声家为变调，而异军突起，能于剪红刻翠之外，屹然别立一宗。”吴衡照《莲子居词话》说：辛稼轩别开天地，横绝古今，论、孟、诗小序、左氏春秋、南华、离骚、史、汉、世说、选学、李、杜诗，拉杂运用，弥见其笔力之峭。” 

辛词现存六百多首，是两宋存词最多的作家。其词多以国家、民族的现实问题为题材，抒发慷慨激昂的爱国之情。如《水龙吟》 （渡江天马南来）、《水调歌头》（千里渥洼种）、《满江红》（鹏翼垂空）等，表现了恢复祖国统一的豪情壮志；《驾新郎》（细把君诗说）、《菩萨蛮》（郁孤台下清江水）、《破阵子》（醉里挑灯看剑）等，表现对北方地区的怀念和对抗金斗争的赞扬。《水龙吟》（楚天千里清秋）、《摸鱼儿》（更能消几番风雨）、《贺新郎》（老大那堪说）、《鹧鸪天》（壮岁旌旗拥万夫）、《永遇乐》（千古江山）等，表现对南宋朝廷屈辱苟安的不满和壮志难酬的忧愤。这些作品大都基调昂扬，热情奔放。

书法

故宫博物院藏南宋辛弃疾的《行书去国帖》为纸本，行书十行，为酬应类信札。末署“宣教郎新除秘阁修撰权江南西路提点刑狱公事辛弃疾札子”。中锋用笔，点画规矩，书写流畅自如，于圆润爽丽中不失挺拔方正之气象。曾经过元朝赵孟頫，明黄琳、项元沛，清朝永理等鉴藏，《书画鉴影》著录。 

作品

《青玉案·元夕》

《丑奴儿·书博山道中壁》

《菩萨蛮·书江西造口壁》

《清平乐·村居》

《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

《西江月·夜行黄沙道中》

《南乡子·登京口北固亭有怀》

《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

《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

《摸鱼儿·更能消几番风雨》

《浣溪沙·偕叔高子似宿山寺戏作》

《菩萨蛮·金陵赏心亭为叶丞相赋》

《清平乐·独宿博山王氏庵》

《清平乐·检校山园书所见》

《阮郎归·耒阳道中为张处父推官赋》

《鹧鸪天·戏题村舍》

《鹧鸪天·鹅湖归病起作》

《鹧鸪天·送人》

《鹧鸪天·代人赋》

《玉楼春·戏赋云山》

《鹊桥仙·己酉山行书所见》

《踏莎行·庚戌中秋后二夕带湖篆冈小酌》

《采桑子·此生自断天休问》

《西江月·遣兴》

《浪淘沙·山寺夜半闻钟》

《露天晓角·旅兴》

《卜算子·修竹翠罗寒》

《鹧鸪天·壮岁旌旗拥万夫》

《鹧鸪天·游鹅湖醉书酒家壁》

《鹧鸪天·着意寻春懒便回》 

《鹧鸪天·和子似山行韵》

《鹧鸪天·一片归心拟乱云》

《鹧鸪天·和子似山行韵》

《鹧鸪天·读渊明诗不能去手，戏作小词以送之》 

《鹧鸪天·欲上高楼去避愁》

《生查子·游雨岩》 

《生查子·漫天春雪来》 

《生查子·去年燕子来》 

《浣溪沙·父老争言雨水匀》

《南乡子·舟中记梦》 

《南乡子·好个主人家》

《定风波·再用韵和赵晋臣敷文》

《粉蝶儿·和晋臣赋落花》

《千年调·蔗庵小阁名曰卮言，作此词以嘲之》 

《最高楼·醉中有索四时歌者为赋》

《最高楼·吾拟乞归，犬子以田产未置止我，赋此骂之》 

《新荷叶·和赵德庄韵》

《丑奴儿近·博山道中效李易安体》

《沁园春·灵山齐庵赋时筑偃湖未成》

《沁园春·将止酒戒酒杯使勿近》

《汉宫春·立春日》

《满江红·江行和杨济翁韵》

《满江红·游南岩和范廓之韵》

《满江红·暮春》

《满江红·送李正之提刑入蜀》

《水调歌头·舟次扬洲和人韵》

《水调歌头·盟鸥》

《水调歌头·和马叔度游月波楼》

《水调歌头·我志在寥阔》

《八声甘州·故将军饮罢夜归来》

《念奴娇·书东流村壁》

《念奴娇·赋雨岩》

《念奴娇·登建康赏心亭呈史留守致道

《木兰花慢·席上呈张仲固帅》 

《木兰花慢·中秋饮酒将旦，客谓前人有赋待月无送月者，因用天问体赋》 

《木兰花慢·滁州送范倅》

《水龙吟·为韩南涧尚书寿甲辰》 

《水龙吟·过南剑双溪楼》

《贺新郎·别茂嘉十二弟》

《贺新郎·甚矣吾衰矣》

《贺新郎·把酒长亭说》

《贺新郎·同父见和再用韵答之》

《贺新郎·用前韵送杜叔高》

《贺新郎·赋水仙》

《贺新郎·赋琵琶》

《玉楼春·三三两两谁家女》

《玉楼春·风前欲劝春光住》

《蝶恋花·送祐之弟》

《临江仙·金谷无烟宫树绿》 

《一剪梅·记得同烧此夜香》 

《一剪梅·中秋元月》

《瑞鹤仙·赋梅》 

人物评价

《辛稼轩集序》

引文：公所作，大声鞺鞳（tāng tà），小声铿鍧（kēng hōng），横绝六合，扫空万古，自有苍生以来所无。其秾纤绵密者，亦不在小晏、秦郎之下。 

《辛稼轩词序》

参见：参考资料

引文：自辛稼轩前，用一语如此者，必且掩口。及稼轩，横竖烂熳，乃如禅宗棒喝，头头皆是：又如悲笳万鼓，平生不平事并巵酒，但觉宾主酣畅，谈不暇顾。词至此亦足矣。 

《宋史·辛弃疾传》

参见：参考资料

引文：作《九议》并《应问》三篇、《美芹十论》献于朝，言逆顺之理，消长之势，技之长短，地之要害，甚备。以讲和方定，议不行。 
《辛疾弃画像赞》
作者：陈亮
引文：眼光有梭，足以照映一世之豪。背胛有负，足以荷载四国之重。出其毫末，翻然震动，不知须鬓之既斑，庶几胆力无恐。呼而来，麾而去，无所逃天地之间；挠弗浊，澄弗清，岂自为将相之种。故曰：真鼠枉用，真虎可以不用，而用也者所以为天宠也。
相关：公元1200年（宋庆元年），朱熹病逝，其时，朱熹的学说已被宣布为“伪学”，在当权者韩侂胄一派的压力下，许多朱熹的门人弟子不敢前往吊唁，而被朱熹“断过财路”的辛弃疾却不畏禁令，前往哭祭，并留下了一句留传千古的悼词：“所不朽者，垂万世名，孰谓公死？凛凛犹生！”

这就是辛弃疾，胸襟宽阔、义薄云天。他钦佩朱熹渊博的学问，承认他那套道德理想主义的必要性。但他也有充分的现实感，尊重现实官场的规则，对朱熹的道德规劝，他不抵制，也不照办。陈亮曾评价辛弃疾：“挠弗浊，澄弗清”，意思是说他有稳定的人格结构，不论外界是混是清，他都一如既往。这是那种十分难得的人：理解包容人类的一切天性，但又能只选其中一端，在实践中建功立业。

轶事典故

义斩义端

绍兴三十一年，金主完颜亮迁都燕京之后，一些长期受奴役和压迫的汉人再也忍无可忍，终于扛起了反金大旗，其中声势最浩大的一支队伍是山东境内揭竿起义的一支队伍，领头的耿京是一位农民出身的济南人，为了响应义军的反金义举，时年22岁的辛弃疾，也乘机拉起了两千人的队伍投奔耿京。很可惜的是，在这一时期，年轻的辛弃疾并没有机会在军事舞台上展现他的过人才华，当时，义军首领耿京对这个前来投军的秀才并没有过多的青睐，只命他做了一名无足轻重的文官，掌管文书和帅印。在军队里任文官这一年，出了一件事，终于令耿京对辛弃疾这么一个文武双全的秀才，从此刮目相看，再也不敢小觑。

事情是这样的，当初和辛弃疾一块儿来投奔义军的还有一个和尚，他的名字叫义端，是辛弃疾的拜把子兄弟，这个叫义端的和尚本身就是个守不了清规戒律的花和尚，因为受不了在义军里当差的苦头，竟偷偷的盗走了经由辛弃疾保管的帅印，准备去金营里邀功。义端和尚本身曾经也是一小股义军的头头，是被辛弃疾说服一起投奔耿京帐下的，耿京盛怒之下也找不到别人，只得拿辛弃疾问罪。出现这样的事情，辛弃疾自己也是理屈词穷，自知交友不慎，羞愧难当，当场向耿京立下了军令状，追回帅印。

当晚，辛弃疾带了一小队人马埋伏在了去往金营必经的路上，果然，天快亮了的时候，那义端和尚真的骑马来到，辛弃疾不由分说，一个箭步窜了出来，一刀将那义端和尚砍下马来，那和尚一见是杀气腾腾的辛弃疾，吓得魂飞魄散，当即跪地求饶说：“老兄啊，您饶了我吧，我知道您的真身是一头青兕，您力大能拔山，将来定有大造化。您饶了我的小命吧!”，面对这样贪生怕死的变节份子，嫉恶如仇的辛弃疾哪里肯听，不由分说，手起刀落，义端身首异处。 

名士相会

鹅湖山、灵山、博山等地，都是辛弃疾常去寻古觅幽的地方。鹅湖山下的鹅湖寺，在通往福建的古驿站旁。1175年农历六月初三至初八，著名学者朱熹、吕祖谦、陆九龄、陆九渊等在鹅湖寺举行了中国哲学史上著名的“鹅湖之会”（第一次鹅湖之会）。鹅湖因而成了文化胜地。辛弃疾常去鹅湖游憩。

1188年秋天，陈亮写信给辛弃疾和朱熹，相约到铅山紫溪商讨统一大计。但后来，朱熹因故推辞了这次铅山之会。这年冬，到了相约之期，辛弃疾正染病在床，于瓢泉养息等待陈亮。傍晚，雪后初晴，夕照辉映白雪皑皑的大地，辛弃疾在瓢泉别墅扶栏远眺，一眼看见期思村前驿道上骑着大红马而来的陈亮，大喜过望，病痛消散，

下楼策马相迎。两人在村前石桥上久别重逢，感慨万端：伫立石桥，沐浴着雪后初晴的夕阳，纵谈国事，为金瓯残缺而痛心疾首，爱国之情汹涌澎湃于胸，拔剑斩坐骑，盟誓为统一祖国奋斗不止。辛弃疾在与陈亮别后写的《贺新郎·同父见和，再用韵答之》中发出“男儿到死心如铁，看试手，补天裂”的呐喊，正是这种豪情壮志的写照。 

辛弃疾和陈亮这次会晤，瓢泉共酌，鹅湖同游，长歌相答，极论世事，逗留弥旬乃别，成为文坛佳话。后人为了纪念这两位爱国志士，将这次会晤称为第二次“鹅湖之会”，将期思村前的石桥称为“斩马桥”，并在桥旁建了斩马亭。至今，当地还流传辛弃疾和陈亮“斩马盟誓”的故事。斩马亭还在，虽经历风雨，仍有不少刻有“斩马亭”字样的釉瓦覆盖其上，为铅山县文物保护单位。 

后世纪念

纪念馆

辛弃疾纪念馆位于济南市历城区遥墙镇四风闸村南，占地总面积31亩，由纪念馆和辛家坟两部分组成，总建筑面积4000多平方米。建有石坊、六角碑亭、辛弃疾塑像、辛弃疾纪念祠、稼轩词书法艺术刻石碑廊等景观以及文物、书画、民俗、图片、“一代词宗”、“义胆忠魂”6个展室。

故居墓葬

济遥墙镇是宋代词人辛弃疾的故乡。辛弃疾就是在那里起身，拉起队伍抗金的。

辛弃疾在中国文学史上是一个有特色的作家，他不同于一般的封建社会文人，不仅是一位爱国词人，而且还是一个爱国将领、民族英雄。

辛弃疾死后葬于江西上饶的铅山县永平镇。辛弃疾墓在铅山县瓜山虎头门阳原山腰。坐北朝南。立于绍定年间（1228—1233），其侧驿路旁有稼轩先生神道金字碑。原碑毁墓残。清代辛弃疾后裔于墓前又立新碑，今亦斑驳陆离，字迹模糊，碑文上行是“皇清乾隆癸卯年季春月重修”。中间是“显故考率公稼轩府君之墓”。下行是“廿五代玄玄孙囗囗霞溪囗囗囗凌湖囗东山辜染安北囗立”，据考，此为辛弃疾之仲子辛柜之后裔所立。建国后，1959年辛弃疾墓被列为江西省重点保护文物。1971年和1981年又先后两次修整。墓系麻石砌就，分四层，顶堆黄土，两连围以坟柜。墓高2.5米，直径2.5米，占51.5平方米。墓道很短，有郭沫若撰并书之挽联：“铁板铜琶，继东坡高唱大江东去：美芹悲黍，冀南宋莫随鸿雁南飞。” 

人物生平

家世背景

李清照出生于一个爱好文学艺术的士大夫的家庭。父亲李格非是济南历下人，进士出身，苏轼的学生，官至提点刑狱、礼部员外郎。藏书甚富，善属文，工于词章。现存于曲阜孔林思堂之东斋的北墙南起第一方石碣刻，上面写有：“提点刑狱、历下李格非，崇宁元年（1102年）正月二十八日率褐、过、迥、逅、远、迈，恭拜林冢下。”母亲是状元王拱宸的孙女，很有文学修养。 

秉承家学

李清照自幼生活在文学氛围十分浓厚的家庭里，耳濡目染，家学熏陶，加之聪慧颖悟，才华过人，所以“自少年便有诗名，才力华赡，逼近前辈”（王灼《碧鸡漫志》），曾受到当时的文坛名家、苏轼的大弟子晁补之（字无咎）的大力称赞。朱弁《风月堂诗话》卷上说，李清照“善属文，于诗尤工，晁无咎多对士大夫称之”。《说郛》第四十六卷引《瑞桂堂暇录》称她“才高学博，近代鲜伦”。朱彧《萍洲可谈》别本卷中称扬她的“诗文典赡，无愧于古之作者”。

李清照的少年时代随父亲生活于汴京，优雅的生活环境，特别是京都的繁华景象，激发了李清照的创作热情，除了作诗之外，开始在词坛上崭露头角，写出了为后世广为传诵的著名词章《如梦令》（昨夜雨疏风骤） 。此词一问世，便轰动了整个京师，“当时文士莫不击节称赏，未有能道之者”（《尧山堂外纪》卷五十四）。

李清照读了著名的《读中兴颂碑》诗后，当即写出了令人拍案叫绝的和诗《浯溪中兴颂诗和张文潜》 两首。此诗笔势纵横地评议兴废，总结了唐代“安史之乱” 前后兴败盛衰的历史教训，借嘲讽唐明皇，告诫宋朝统治者“夏商有鉴当深戒，简策汗青今具在”。一个初涉世事的少女，对国家社稷能表达出如此深刻的关注和忧虑，不能不令世人刮目。因此，宋代周的《清波杂志》认为，这两首和诗“以妇人而厕众作，非深有思致者能之乎？”明代陈宏绪的《寒夜录》评此两诗：“奇气横溢，尝鼎一脔，已知为驼峰、麟脯矣。” 

琴瑟和弦

宋徽宗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李清照18岁，与时年21岁的太学生赵明诚在汴京成婚。据李清照在《金石录后序》中云：“余建中辛巳，始归赵氏。”当时李清照之父作礼部员外郎，赵明诚之父作吏部侍郎，均为朝廷高级官吏。李清照夫妇虽系“贵家子弟”，但因“赵、李族寒，素贫俭”，所以，在太学读书的赵明诚，当初一、十五告假回家与妻子团聚时，常先到当铺典质几件衣物，换一点钱，然后步入热闹的相国寺市场，买回他们所喜爱的碑文和果实，夫妇“相对展玩咀嚼”。古老神秘的碑文，把他们引向遥远的历史年代，带给他们一种特有的文化艺术享受，使他们仿佛置身于无忧无虑的远古时期，因而“自谓葛天氏之民也”。

后两年，赵明诚进入仕途，虽有了独立的经济来源，但夫妇二人仍然过着非常俭朴的生活，且立下了“穷遐方绝域，尽天下古文奇字之志”。赵家藏书虽然相当丰富，可是对于李清照、赵明诚来说，却远远不够。于是他们便通过亲友故旧，想方设法，把朝廷馆阁收藏的罕见珍本秘籍借来“尽力传写，浸觉有味，不能自已”。遇有名人书画，三代奇器，更不惜“脱衣市易”。然而，他们的力量毕竟有限。一次，有人拿了一幅南唐画家徐熙的《牡丹图》求售，索钱20万文。他们留在家中玩赏了两夜，爱不释手。但是，计无所出，只好恋恋不舍地归还了人家。为此，“夫妇相向惋怅者数日”。新婚后的生活，虽然清贫，但安静和谐，高雅有趣，充满着幸福与欢乐。

可惜好景不长，朝廷内部激烈的新旧党争把李家卷了进去。李清照出嫁后的第二年，也就是宋徽宗崇宁元年（1102年）七月，其父李格非被列入元祐党籍，不得在京城任职。其时被列党籍者17人，李格非名在第五，被罢提点京东路刑狱之职。九月，徽宗亲书元祐党人名单，刻石端礼门，共120人，李格非名列第二十六。而在同一年，赵挺之却一路升迁，六月除尚书右丞，八月除尚书左丞。为救父之危难，李清照曾上诗赵挺之。对此，张尝谓：“（文叔女上诗赵挺之）救其父云：‘何况人间父子情’，识者哀之。”（《洛阳名园记》序） 晁公武亦云：“（格非女）有才藻名，其舅正夫（挺之字） 相徽宗朝，李氏尝献诗云：‘炙手可热心可寒’。”（《郡斋读书志》）惜均未奏效。被罢官后的李格非，只得携眷回到原籍明水。

朝廷党争愈演愈烈，李格非“元祐党人”的罪名竟株连到李清照身上。崇宁二年（1103年）九月庚寅诏禁元祐党人子弟居京；辛巳，诏：“宗室不得与元祐奸党子孙为婚姻。”（《宋史》卷十九《徽宗本纪》）崇宁三年（1104年），“夏，四月，甲辰朔，尚书省勘会党人子弟，不问有官无官，并令在外居住，不得擅自到阙下”（《续资治通鉴》卷八十八） 。据此，李清照与赵明诚这对原本恩爱的夫妻，不仅面临被拆散的危险，而且偌大的汴京，已经没有了李清照的立锥之地，不得不只身离京回到原籍，去投奔先行被遣归的家人。

政治风云变幻，世事翻覆莫测。崇宁四年（1105年）暮春，赵挺之始除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六月，“（因）与（蔡）京争权，屡陈其奸恶，且请去位避之”，遂引疾乞罢右仆射（《宋史？赵挺之传》）。仅仅过了半年多，崇宁五年（1106年）二月，蔡京罢相，赵挺之复授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与此同时，朝廷毁《元祐党人碑》，继而大赦天下，解除一切党人之禁，李格非等“并令吏部与监庙差遣”（《续资治通鉴拾补》卷二十六），李清照也得以返归汴京与赵明诚团聚。但是，宋徽宗大观元年（1107年）正月，蔡京又复相，无情的政治灾难又降到了赵氏一家头上。三月，赵挺之被罢右仆射后五日病卒。卒后三日，即被蔡京诬陷。家属、亲戚在京者被捕入狱，因无事实，七月狱具，不久即获释。但赵挺之赠官却被追夺，其子的荫封之官亦因而丢失，赵家亦难以继续留居京师。李清照只好随赵氏一家回到在青州的私第，开始了屏居乡里的生活。

李清照、赵明诚屏居青州，始于宋徽宗大观元年（1107年）秋。次年李清照25岁，命其室曰“归来堂”，自号“易安居士”。

“归来堂”，取义于陶渊明《归去来兮辞》。其时，曾对清照极为称赏的文学家晁补之与李清照之父同以党籍罢官归隐，自号“归来子”。晁补之在故乡缗城 （今山东金乡）修“归去来园”，园中的堂、亭、轩皆以《归去来兮辞》中之词语命名（见晁补之《归来子名缗城所居记》） 。李清照、赵明诚以“归来堂”名其书房，盖出于对晁补之的仰慕，步其后而模仿之。《归去来兮辞》中有“倚南窗以寄傲，审容膝之易安”句，清照自号“易安居士”，当亦取其中之雅意。“归来堂”中，李清照与赵明诚虽然失掉了昔日京师丞相府中的优裕生活，然而却得到了居于乡里平静安宁的无限乐趣。他们相互支持，研文治学创作；他们节衣缩食，搜求金石古籍，度过了一段平生少有的和美日月。在《金石录后序》中，李清照对此作了较为详尽纺叙述：

后屏居乡里十年，仰取俯拾，衣食有余。连守两郡，竭其俸入，以事铅椠。每获一书，即同共勘校，整集签题。得书、画、彝、鼎，亦摩玩舒卷，指摘疵病，夜尽一烛为率。故能纸札精致，字画完整，冠诸收书家。

青州古城是古齐国的腹心地区，是古老的文物之邦，丰碑巨碣，所在多有，三代古器，时有出土。赵明诚夫妇在当地收集到《东魏张烈碑》、《北齐临淮王像碑》、唐李邕撰书《大云寺禅院碑》等一大批石刻资料。益都出土的有铭古戟，昌乐丹水岸出土的古觚、古爵，陆续成为他们的宝藏。

政和四年 （1114年） 新秋，赵明诚题“易安居士三十一岁之照”，云：“清丽其词，端庄其品，归去来兮，真堪偕隐。政和甲午新秋，德父题于归来堂。”（《易安居士画像》及赵明诚题词，近人多判其伪。但据《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87年第二期吴金娣《有关赵明诚、李清照夫妇的一份珍贵资料》一文介绍，上海博物馆藏《欧阳修（集古录）跋尾》赵明诚墨迹与《画像》题词墨迹相比较，许多字的字形结构与运笔都甚相似。以此该文认为《画像》题词确为赵明诚手迹。）

政和七年（1117年），在李清照的襄助下，赵明诚大体上完成了《金石录》的写作。除自作序言外，还特请当时著名学者刘跂题写了一篇《后序》。史称，赵明诚撰《金石录》，李清照“亦笔削其间”（张端义《贵耳集》卷上）。

宋徽宗宣和三年（1121年），李清照38岁。春、夏两季仍在青州。四月二十五、二十六日，赵明诚尝游仰天山水帘洞并题名刻洞内石壁。不久即知莱州。初，李清照未同行。至秋八月，清照才由青州赴莱州。途经昌乐，宿于驿馆，作《蝶恋花·晚止昌乐馆寄姊妹》，表达对青州姊妹的惜别之情。八月十日，清照到达莱州，又作《感怀》诗一首。诗前有小序云：“宣和辛丑八月十日到莱，独坐一室，平生所见，皆不在目前。几上有礼韵，因信手开之，约以所开为韵作诗。偶得‘子’字，因以为韵，作感怀诗云。”

在莱州期间，李清照继续帮助赵明诚辑集整理《金石录》，且“装卷初就，芸签缥带，束十卷为一帙。每日晚更散，辄校勘二卷，跋题一卷”《金石录后序》。

宣和七年（1125年） ，李清照42岁。赵明诚改守淄州。赵明诚曾得唐白居易所书《棱严经》与李清照共赏。

宋钦宗靖康元年（1126年），李清照43岁，仍随赵明诚居淄州。是年，赵明诚因平定地方逃兵扰乱有功转一官。 

颠离漂泊

宋钦宗靖康二年、高宗建炎元年（1127年），李清照44岁。金人大举南侵，俘获宋徽宗、钦宗父子北去，史称“靖康之变”，北宋朝廷崩溃。五月，康王赵构即位于南京应天府（今河南商丘），改元建炎，是为高宗，南宋开始。是年三月赵明诚因母亲死于江宁（今南京市），南下奔丧。八月，起知江宁府，兼江东经制副使。北方局势愈来愈紧张，李清照着手整理遴选收藏准备南下：“既长物不能尽载，乃先去书之重大印本者，又去画之多幅者，又去古器之无款识者。后又去书之监本者，画之平常者，器之重大者。 凡屡减去， 尚载书十五车，至东海，连舻渡淮，又渡江，至建康。” （《金石录后序》）十二月，青州兵变，杀郡守曾孝序，青州剩余书册被焚。（李清照在《金石录后序》中曾这样记载此事：“青州故第，尚锁书册用屋十余间，期明年再具舟载之。十二月，金人陷青州。”此处文字当因在传抄中或夺或衍而臻误。史实应为“青州兵变”。）

当李清照押运15车书籍器物，行至镇江时，正遇张遇陷镇江府，镇江守臣钱伯言弃城而去（《续资治通鉴》卷一0一），而李清照却以其大智大勇在兵荒马乱中将这批稀世之宝，于建炎二年（1128年）春押抵江宁府。

李清照至江宁后，雪日每登城远览以寻诗。周 《清波杂志》卷八有云：“倾见易安族人言，明诚在建康日，易安每值天大雪，即顶笠披蓑，循城远览以寻诗。得句必邀其夫赓和，明诚每苦之也。”以宋高宗为首的妥协投降派，借口时世危艰，拒绝主战派北进中原，一味言和苟安。李清照十分不满， 屡写诗讽刺， 曾有“南来尚怯吴江冷，北狩应悲易水寒”、“南渡衣冠少王导，北来消息欠刘琨”之句。

建炎三年（1129年）二月，赵明诚罢守江宁。三月与李清照“具舟上芜湖，入姑孰，将卜居赣水上”（《金石录后序》）。舟过乌江楚霸王自刎处，清照有感而作《绝句》以吊项羽。以项羽宁肯一死，引颈乌江以谢江东父老的壮烈史迹，对南宋统治者进行讽喻。五月，至池阳（今安徽贵池），赵明诚被旨知湖州。李清照在《金石录后序》中回忆说，赵明诚将“过阙上殿。遂驻家池阳，独赴召。六月十三日，始负担，舍舟坐岸上，葛衣岸巾，精神如虎，目光烂烂射人，望舟中告别。余意甚恶，呼曰：‘如传闻城中缓急奈何。’戟手遥应曰：‘从众。必不得已，先弃辎重，次衣被，次书册卷轴，次古器，独所谓宗器者，可自负抱，与身俱存亡，勿忘之。’遂驰马去”。不幸的是，由于途中感疾，赵明诚竟于八月十八日卒于建康。

赵明诚卒后，李清照为文祭之，文曰：“白日正中，叹庞翁之机捷；坚城自堕，怜杞妇之悲深。”（谢《四六谈麈》卷一）葬毕赵明诚，李清照大病一场。当时国势日急，赵明诚妹婿李擢权兵部侍郎，从卫太后在洪州（今江西南昌）。为保存赵明诚所遗留文物书籍，李清照派人运送行李去投奔他。不料当年十一月，金人陷洪州，所谓连舻渡江之书散为云烟。李清照只好携带少量轻便的书帖典籍仓皇南逃。之后，李清照曾一度往依时任敕局删定官的弟弟李迒。这时传有密论列赵明诚者，有所谓“颁金”之语，李清照被迫以所有铜器等物追随帝踪，希图投进朝廷。颠沛流离中，所余文物又散失大半。

建炎四年（1130年）春，李清照追随帝踪流徙浙东一带。“到台，守已遁。之剡出陆，又弃衣被走黄岩，雇舟入海，奔行朝，时驻跸章安，从御舟海道道之温，又之越。”九月，刘豫在金人扶持下，建伪齐政权。李清照有诗斥之曰：“两汉本继绍，新室如赘疣。所以嵇中散，至死薄殷周。”十一月，朝廷放散百官，李清照到达衢州。

绍兴元年（1131年）三月，李清照赴越（今浙江绍兴），居土民钟氏之家，一夕书画被盗。她悲痛不已，重立赏收赎。至此，所有图书文物大部散失。

绍兴二年（1132年），李清照到达杭州。图书文物散失殆尽造成的巨大痛苦，颠沛流离的逃亡生活给予的无情折磨，使李清照陷入伤痛百般走投无路的绝境。孤独无依之中，再嫁张汝舟。张汝舟早就觊觎她的珍贵收藏。当婚后发现李清照家中并无多少财物时，便大失所望，随即不断口角，进而谩骂，甚至拳脚相加。张汝舟的野蛮行径，使李清照难以容忍。后发现张汝舟还有营私舞弊、虚报举数骗取官职的罪行。李清照便报官告发了张汝舟，并要求离婚。经查属实，张汝舟被除名编管柳州。李清照虽被获准离婚， 但宋代法律规定，妻告夫要判处3年徒刑，故亦身陷囹圄。后经翰林学士綦崇礼等亲友的大力营救，关押9日之后获释。（对于李清照改嫁张汝舟之事，后世学者颇有争议。其实，妇女改嫁在宋代前期并不少见，且不影响李清照人品，宋人多家谈及此事，应当可信。古人辩诬之说，实际是受封建礼教观念束缚的结果。）

虽然经历了一场再嫁匪人、离异系狱的灾难，但是李清照生活的意志并未消沉，诗词创作的热情更趋高涨。她从个人的痛苦中解脱出来之后，把眼光投到对国家大事的关注上。绍兴三年（1133年）五月，朝廷派同签书枢密院事韩肖胄和工部尚书胡松年出使金朝。李清照满怀激情地作古诗、律诗各一首为二公送行。诗中有“欲将血泪寄山河，去洒东山一抔土”之句，表达了反击侵略、收复失地的强烈愿望，充满了关念故国的情怀。

绍兴四年（1134年），李清照完成了《金石录后序》的写作。十月，避乱金华，写成《打马图经》并《序》，又作《打马赋》。虽为游戏文字，却语涉时事。借谈论博弈之事，引用大量有关战马的典故和历史上抗恶杀敌的威武雄壮之举，热情地赞扬了像桓温、谢安等忠臣良将的智勇，暗讽南宋统治者不识良才、 不思抗金的庸碌无能，寄寓对收复失地的愿望，抒发了个人“烈士暮年”的感慨。

在金华期间，李清照还曾作《武陵春》词，感叹辗转漂泊、无家可归的悲惨身世，表达对国破家亡和嫠妇生活的愁苦。又作《题八咏楼》诗，悲宋室之不振，慨江山之难守，其“江山留与后人愁”之句，堪称千古绝唱。

绍兴十三年（1143年）前后，李清照将赵明诚遗作《金石录》校勘整理，表进于朝。越十余年，大约在绍兴二十六年（1156年）或者以后，李清照怀着对死去亲人的绵绵思念和对故土难归的无限失望，在极度孤苦、凄凉中，悄然辞世，享年至少73岁。 

创作风格

李清照工诗善文，更擅长词。李清照词，人称“易安词”、“漱玉词”，以其号与集而得名。《易安集》、《漱玉集》，宋人早有著录。其词流传至今的，据今人所辑约有45首，另存疑10余首。她的《漱玉词》既男性亦为之惊叹。她不但有高深的文学修养，而且有大胆的创造精神。从总的情况看，她的创作内容因她在北宋和南宋时期生活的变化而呈现出前后期不同的特点。

前期：真实地反映了她的闺中生活和思想感情，题材集中于写自然风光和离别相思。

后期：主要是抒发伤时念旧和怀乡悼亡的情感。表达了自己在孤独生活中的浓重哀愁，孤独，惆怅。

李清照前期的词比较真实地反映了她的闺中生活和思想感情，题材集中于写自然风光和离别相思。如《如梦令》二首，活泼秀丽,语新意隽。《凤凰台上忆吹箫》、《一剪梅》、《醉花阴》等词，通过描绘孤独的生活和抒发相思之情，表达了对丈夫的深厚感情,宛转曲折，清俊疏朗。《蝶恋花·晚止昌乐馆寄姊妹》写对女伴们的留恋，感情也极其真挚。她的词虽多是描写寂寞的生活，抒发忧郁的感情，但从中往往可以看到她对大自然的热爱，也坦率地表露出她对美好爱情生活的追求。这出自一个女作家之手，比起“花间派”代言体的闺怨词来要有价值得多。

李清照南渡后的词和前期相比也迥然不同。国破家亡后政治上的风险和个人生活的种种悲惨遭遇，使她的精神很痛苦，因而她的词作一变早年的清丽、明快，而充满了凄凉、低沉之音，主要是抒发伤时念旧和怀乡悼亡的情感。

在流离生活中她常常思念中原故乡，如《菩萨蛮》写的“故乡何处是，忘了除非醉”，《蝶恋花》写的“空梦长安，认取长安道”，都流露出她对失陷了的北方的深切怀恋。她更留恋已往的生活，如著名的慢词《永遇乐》，回忆“中州盛日”的京洛旧事；《转调满庭芳》“芳草池塘”回忆当年的“胜赏”，都将过去的美好生活和今日的凄凉憔悴作对比，寄托了故国之思。

她在词中充分地表达了自己在孤独生活中的浓重哀愁，如《武陵春》通过写\"物是人非事事休\"的感慨，《声声慢》通过写“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的处境，运用叠词，表达了自己难以克制、无法形容的\"愁\"。又如《清平乐》中“今年海角天涯，萧萧两鬓生华”的悲伤，《孤雁儿》中的悼亡情绪，都是在国破家亡、孤苦凄惨的生活基础上产生的，所以她的这部分词作正是对那个时代的苦难和个人不幸命运的艺术概括。

李清照在早年还写过一篇《词论》，提出词“别是一家”的说法，是宋代的重要词论，也成为她词创作的理论依据，著有《漱玉词》，李清照词的风格以婉约为主，屹然为一大宗，人称“婉约词宗”。沈谦《填词杂说》将李清照与李后主并提说：“男中李后主，女中李易安，极是当行本色。”

易安词在群花争艳的宋代词苑中，独树一帜，自名一家，人称“易安体”。“易安体”之称始于宋人。侯寅《眼儿媚》调下题曰：“效易安体”。辛弃疾《丑奴儿近》调下题曰：“博山道中效易安体”。词作自成一体，表明已形成鲜明的个性风神。 

主要作品

李清照的文集在当时就曾刻印行世。《直斋书录解题》载《漱玉集》1卷，“别本”分5卷。黄升《花庵词选》称有《漱玉词》3卷。《宋史·艺文志》载有《易安居士文集》7卷、《易安词》6卷。都久已不传。现存的诗文及词集是后人所辑。四印斋本有《漱玉词》1卷，李文编的《漱玉集》5卷，辑录的作品最多。但其中所收词多有赝品。近人赵万里《校辑宋金元人词》中的《漱玉词》收有60首。今人孔凡礼《全宋词补遗》中有新发现的李清照词。王仲闻有《李清照集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排印本。 

相关纪念

宋代女词人李清照，被誉为“词国皇后”，曾“词压江南，文盖塞北”。自明朝以来，中国出现了四处“李清照纪念馆(堂)”和多处“藕神祠”。

山东章丘纪念馆

章丘清照园位于明水百脉泉畔， 占地总面积为1.8万平方米，其中房屋建筑1270平方米，水面1500平方米，绿地1万平方米。于1997年5月1日正式开放。 

山东青州纪念馆

青州李清照纪念馆位于青州古城西门外洋溪湖畔。占地约630平方米。建筑坐北朝南，大门内有甬道北去，道东建有顺河楼，西边为四松亭，均为清代建筑。甬道尽头为一四合院，系1993年所建，门上书有著名词人萧劳书写的匾额“李清照纪念馆”。 

山东济南纪念堂

济南李清照纪念堂设在趵突泉公园内、 柳絮泉北侧的一处庭院中，总面积约为360平方米。这一庭院北宋时为济南盛族张氏的庭院，到了金代改为灵泉庵，清末改为咸丰进士山东巡抚丁宝祯的祠堂。因清代初期诗人田雯一首《柳絮泉访李易安故宅》诗，人们误认李清照故居即在柳絮泉边，其后文人墨客皆牵合附会，遂有李清照故宅在济南之说。 

浙江金华纪念堂

金华李清照纪念堂设在金华市南隅八咏路八咏楼上。八咏楼，原名玄畅楼，又名元畅楼，为南朝齐隆昌元年(494年)东阳太守沈约修建，1994年，八咏楼文物保护管理所将八咏楼正厅改为李清照纪念堂。 

因李清照曾在杭州西湖清波门一带居住过，有关部门在柳浪闻莺公园内，择地于水杉林的小溪边，建造了清照亭，于2002年开放。济南历城区蟠龙山森林公园内，也设有清照亭，2004年开放。

李清照曾被尊为藕花神，供奉于济南大明湖畔的藕神祠。自清代起，济南人民就将李清照封为藕神以祭祀。

另外在济南的泉城广场、河南开封的滨河路、北京的中华世纪坛三层环廊均有李清照的全身雕塑。 

社会评价

总体评价

李清照小像李清照作为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少有的女作家，其作品中所体现的爱国思想，具有积极的社会意义。 历史的角度李清照的爱国思想，代表了中国古代广大妇女追求男女平等、关心国事、热爱祖国的一个侧面，让后人从中看到了中国古代女性情感世界的另一面。而且，她还在众多爱国作家中为女性争得了一席之地。不仅如此，李清照还开创了女作家爱国主义创作的先河，为后世留下了一个女性爱国的光辉典范，特别是现代女性文学的创作产生了重大影响。 现实的角度认识李清照的爱国思想，能感受到女性在国家统一、民族团结以及社会进步等方面的巨大作用。这对于在弘扬爱国主义，高举爱国大旗，促进民族团结、国家统一和振兴中华时充分发挥妇女的社会作用，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李清照小像图册参考资料 ）

名人评价

【古代部分】

宋代·王灼：易安居士，京东路提刑李格非文叔之女，建康守赵明诚德甫之妻。自少年便有诗名，才力华赡，逼近前辈。在士大夫中已不多得。若本朝妇人，当推文采第一。赵死，再嫁某氏，讼而离之。晚节流荡无归。作长短句，能曲折尽人意，轻巧尖新，姿态百出。闾巷荒淫之语，肆意落笔。自古缙绅之家能文妇女，未见如此无顾藉也。《碧鸡漫志》卷二）

宋代·朱彧：本朝女妇之有文者，李易安为首称。易安名清照，元祐名人李格非之女。诗之典赡。无愧于古之作者;词尤婉丽，往往出人意表，近未见其比。所著有文集十二卷、《漱玉集》一卷。然不终晚节，流落以死。天独厚其才而吝其遇，惜哉。（《萍洲可谈》卷中）

宋代·胡仔：近时妇人，能文词如李易安，颇多佳句。小词云：“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试问卷帘人，却道海棠依旧。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绿肥红瘦”，此语甚新。又《九日》词云：“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此语亦妇人所难到也。易安再适张汝舟，未几反目，有《启事》与綦处厚云：“猥以桑愉之晚景，配兹驵侩之下材。”传者无不笑之。《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六十）

元代·杨维祯：女子诵书属文者，史称东汉曹大家氏。近代易安、淑真之流，宣徽词翰，一诗一简，类有动于人。然出于小听挟慧，拘子气习之陋，而未适乎情性之正。此大家氏之才之行，足以师表六宫，一时文学而光父兄者，不得并议矣。（《东维子集》卷七）

明代·杨慎：宋人中填词，李易安亦称冠绝。使在衣冠，当与秦七、黄九争雄，不独雄子闺阁也。其词名《漱玉集》，寻之未得。《声声慢》一词，最为婉妙。……山谷所谓“以故为新，以俗为雅”者，易安先得之矣。（《词品》卷二）

明代·陈霆：闻之前辈，朱淑真才色冠一时，然所适非偶，故形之篇章，往往多怨恨之句，世因题其稿曰《断肠集》。大抵佳人命薄，自古而然，断肠独斯人哉！古妇人之能词章者，如李易安、孙夫人辈，皆有集行世。淑真继其后，所谓代不乏贤。（《诸山堂词话》卷二）

明代·王世贞：《花间》以小语致巧，《世说》靡也；《草堂》以丽字则妍，六朝婾也。即词号称诗余，然而诗人不为也。何者？其婉娈而近情也，足以移情而夺嗜；其柔靡而近俗也，诗啴缓而就之，而不知其下也。之诗而词，非词也；之词而诗，非诗也。言其业，李氏、晏氏父子、耆卿、于野、美成、少游、易安至也，词之正宗也。温、韦艳而促，黄九精而险，长公丽而壮，幼安辨而奇。又其次也，词之变体也。词兴而乐府亡矣，曲兴而词亡矣。非乐府与词之亡，其调亡也。（《弇州山人词评》）

明代·毛晋：《草堂诗余》若干卷，向未艳惊人目。每秘一册，便称词林大观，不知抹倒几许骚人。即如次仲、几叔辈，不乏“宠柳娇花”、“燕航莺吭”等语，何愧大晟上座耶？《草堂集》竟不载一篇，真堪太息。余随得本之先后，次第付梨，凡经商纬羽之士，幸兼撷焉。秋分日，湖南毛晋识。（汲古阁本《宋六十名家词》）

清代·刘体仁：周美成不止不能作情语，其体雅正，无旁见侧出之妙。柳七最尖颖，时有俳狎，故子瞻以是呵少游。若山谷亦不免，如“我不合太撋就”类。下此则蒜酪体也。惟易安居士“最难将息”。“怎一个愁字了得”，深妙稳雅，不落蒜酪，亦不落绝句，真此道本色当行第一人也。（《七颂堂词绎》）

清代·沈谦：男中李后主，女中李易安，极是当行本色。（《填词杂说》）

清代·尤侗：松陵周勒山所选《女子绝妙好词》，既已搴芳采华，亦复阐幽索隐，当使《花草》承尘、《兰荃》让畔者矣。松陵素称《玉台》文薮。而叶小鸯之《返生香》，仙姿独秀，虽使《漱玉》再生，犹当北面，何论余子！（《女子绝妙好词选》）

清代·毛先舒：词家刻意、俊语、浓色，此三者皆作者神明，然须有浅淡处、平处，忽著一二乃佳耳。如美成《秋思》，平叙景物已足，乃出“醉头扶起寒怯”，便动人工妙。李易安《春情》，“清露展流，新桐初”引用《世说》全句。浑妙。尝论词贵开拓，不欲沾滞，忽悲忽喜，乍近乍远，所为妙耳。如游乐词，须微著愁思，方不痴肥。李《春情》词本闺怨，结云“多少游春意”、“更看今日晴未”，忽尔开拓，不但不为题束，并不为本意所苦。直如行云，舒卷自如，人不觉耳。（《诗辨坻》卷四） 

【现代部分】

胡适：李易安乃是宋代的一个女文豪，名清照，号易安居士。……李清照少年时即负文学的盛名，她的词更是传诵一时的。她的词可惜现存的不多，（有王氏四印斋刻本），但我们知道她是最会做白话词的。例如：《一剪梅》（略），《添字采桑子·芭蕉》（略），最有名的自然是他的《声声慢》（略），这种白话词真是绝妙的文学，怪不得她在当日影响了许多人。李清照虽生于北宋，到南渡时，她已是50岁的老妇人了。但她对于北宋的大词家，二晏、欧阳、苏、秦、黄一一都表示不满意。（《国语文学史》））

吕思勉：北宋女词人，则有李易安。……夫妇皆擅学问，长诗文，精金石，诚一代之才媛也。易安诗笔稍弱，词则极婉秀，且亦妙解音律，所作词，无一字不协律者，实倚声之正宗，非徒以闺阁见称也。（《宋代文学》）

胡怀琛：在北宋末再有一个著名的女词人名叫李清照，她的《漱玉词》，在文学界里是极有名的。她的佳句“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尤为人所称道。（《中国文学史概要》）

罗根泽：词是文学，也是音乐……女词人李易安《论词》，都是偏于以音乐的观点立论，虽然也不忽视文学。（《中国文学批评史》）

容肇祖：李清照是中国文学史上一个最有天才的女子，她论词对于北宋诸大家，多有不满，可见她的眼光之锐敏。她的词在当日很受人崇敬，如辛弃疾有时自称“效李易安体”。可见她的影响；（《中国文学史大纲》）

刘大杰：李清照是南渡前后的女词人，是中国古典文学史上有崇高地位的天才女作家。她是遵守着词的一切规律而创作的。她一面重视音律，精炼字句；同时，她的词富于真实的性情与生活的表现。她生逢国变、家破人亡，她的笔下，虽没有直接反映现实，但我们要知道她丈夫的死，她的流浪贫穷，她改嫁事件的受冤，都是那个乱离时代、封建社会直接给她的迫害。她正是当日一个受难者的代表；她的生活情感，也正是当日无数难民的生活情感。（《中国文学发展史》）

朱东润：李清照号易安居士，……有《漱玉词》五卷，今存一卷。词格抗轶周柳，其论词之言，见于胡仔《苕溪渔隐丛话》……（《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

林庚：北宋的词坛，虽然充满了慢词的势力，却依然以小令为主。而结束这北宋词坛的一位作家，便是李清照。……中国女作家中，能够在文学史上占一席地的，这是唯一的一个人了。词原是女性美的描写，她正是能够完成那自我表现的，她生活的时代虽在北宋南宋之间，而她的作风竟是完全北宋的。她不愿意随着当时一般的潮流，而专意于小令的吟咏，这在词坛上更觉重要。她的名作象《醉花阴》（略），《如梦令》（略）。至于佳句象“翻花自飘零水自流，一种相思两处闲愁”……都是脍炙人口的。然而整个词坛的趋势，已完全走向慢调，小令此后正如绝句，只成为诗人们偶然的点缀。诗词的命运，似乎不可避免的，都走上了同一的途径。（《中国文学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