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三杰北洋三杰

在北洋军阀势力中，有著名的“北洋三杰龙虎狗”之说。其缘起是：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冬，署理山东巡抚的袁世凯曾邀请德国驻胶州总督到济南阅操。德国总督看到袁世凯所练新军确比旧军操练精娴，赞扬主持操练的王士珍、段祺瑞和冯国璋为“北洋三杰。”时人将善操权谋于腹中的王士珍称为“北洋之龙”，将常行凶残于外形的段祺瑞称为“北洋之虎”，将忠于北洋且善于打仗的冯国璋称为“北洋之狗”。此三人中，段祺瑞赴德国学习过炮兵，冯国璋曾赴日本考察近代军制和日本军事，王士珍并未出过国。王士珍是“北洋三杰”中年龄最大的，为政常以“名士”自居，潇洒超脱。在民国政坛上，段祺瑞、冯国璋是袁世凯的左膀右臂，心腹爱将。善于权谋的袁世凯对他俩人并不完全放心，常常用王士珍予以制衡，形成三足鼎立局面。因此，王士珍时隐时现，一时出来主持大局，一时又隐没还乡，悠游山林，极为神秘。誉之为“龙”，取“神龙见首不见尾”之意。那么，曾叱咤风云的“北洋三杰龙虎狗”的最后结局是什么呢?
王士珍“引疾告归”
王士珍，字聘卿，号冠儒，河北省正定县牛家庄人。他凭借过人的才智，得到以袁世凯为代表的统治阶层的青睐，先后担任军政要职，直至北洋政府国务总理，被誉为北洋“三杰之龙“。袁世凯窃居临时大总统后，设立陆海军大元帅统帅办事处，任命王士珍为六大办事之一，但实权最大。袁世凯称帝前，始终不肯在劝进书商签字，筹安会里的一些人曾对他恫吓，他也不为所动。一次，雷震春又来他办公室威胁他，他稳坐太师椅上，头也不抬地蔑然地说：“自己人嘛，不要来这一套。”
袁世凯死后，黎元洪继任大总统，段祺瑞任国务总理，王士珍任陆军总长兼参谋总长。1917年(国民六年)6月14日，别有用心的张勋借调停黎、段矛盾之名进京拥清废帝复辟。当张勋的辫子军到京后，王士珍命令守城部队打开城门，辫子军象潮水一般涌入城中。7月1日，王士珍随同张勋等把十二岁的溥仪抬出来宣布清帝复辟。由于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这场丑剧仅12天就以失败告终。段祺瑞又重新当上了国务总理，直系军阀冯国璋成为总统，王士珍继任参谋总长。

1917年(国民六年)9月1日，孙中山就任广州护法军政府大元帅，宣布段祺瑞为民国叛逆，出兵北伐，开始了护法战争。段祺瑞气势汹汹地要武力统一南方，而冯国璋则主张和平解决，并排斥段祺瑞，段不得不于11月15日辞职。由于王士珍赞成冯国璋的“和平统一”政策，冯于19日任命王为北洋政府国务总理兼陆军总长。此时王士珍达到了他政治生涯的顶峰。
王士珍组阁后，段祺瑞通过报纸对王士珍内阁大肆攻击，又唆使新交通系进行倒阁活动。王士珍被迫于1918年2月“引疾告归”，冯国璋封其为德威上将军。两年后，王士珍辞去所有职务，退出了军政界。之后曾任月薪500元的北京电车公司董事长。直皖战争、直奉战争时，王士珍多次以北洋元老身份出面调停。1928年5月，蒋、冯、阎向张作霖发动全线攻击。王士珍、熊希龄等人在北京发起和平运动，张作霖被迫退出北京，奉系军队临撤离时，骚扰北京百姓。各界公请王士珍当维持会会长，与各系军队联系、调停，维持北京社会治安，使百姓少受了兵灾。1930年7月1日，王士珍因患肠福，病逝于北平，终年70岁。
段祺瑞曾向三一八惨案死者长跪不起并终身食素
在北洋政府成立后的历届内阁中，段祺瑞均任陆军总长，随着地位的日益巩固，他办事为人常我行我素，即便与袁世凯等人商讨军事时，如意见不获采纳，也常露出不悦之色。段祺瑞在小站练兵时就编著《编练章制》、《战法操典》等，成为袁世凯的主要智囊人物，一向自命不凡。段祺瑞还先后担任过北洋新军第三、四、六镇统制(师长)等要职。在促成袁世凯再度出山，对清室逼宫，促成南北议和，镇压“二次革命”等重大事件中，段祺瑞谋划方略，调兵遣将，不遗余力，为袁世凯当上大总统和扫荡国民党势力立下了汗马功劳。
袁世凯就任大总统后，王士珍功成隐退，冯国璋外调南京，段祺瑞任陆军总长，实际主持北洋军务。在北洋军阀集团中，许多新生力量都是由段祺瑞培养起来的，后来形成了某种“只知段总长，不知袁总统”的局面，引起袁世凯的疑忌。所以，在称帝之前，袁世凯将段祺瑞一脚踢开，命令段祺瑞去西山养病。
在袁世凯称帝的闹剧中，段祺瑞进行了消极抵制，没有参加在中南海居仁堂举行的百官朝贺。袁世凯死后，段祺瑞实际上控制着北洋政权。他表面拥护黎元洪继任大总统，实际“挟北洋以令总统”，曾不止一次地说：“我是叫他(黎元洪)来签字盖章的，不是叫他压在我头上的。”在中国参加欧战、裁军、人事任命等问题上以段祺瑞为首的国务院同黎元洪的总统府进行了难解难分的争斗，这就是民国初年著名的“府院之争”。争斗的结果，终于迫使黎元洪下野，府院之争以“北洋虎”的胜利告终，使黎元洪充分领教了这只“北洋虎”的厉害。段祺瑞一生甘于清贫，在其任政府总理时，他“不抽、不喝、不嫖、不赌、不贪、不占”，人称“六不总理”。段祺瑞在史上有“三造共和”之美誉，即致电逼迫清帝退位、讨伐张勋复辟、抵制袁世凯称帝。他曾多次组阁，是北洋军阀中少有的铁腕人物。民国13年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段祺瑞被推为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执政。民国15年纵任军警屠杀爱国请愿学生上，造成三一八惨案。旋被冯玉祥赶下台。

三一八惨案发生后，他随即赶到现场，向死者长跪不起，并决定终身食素，至死都没有违背这一决定。段祺瑞1926年退居天津，潜心于佛学与围棋。九一八事变后，日本政府又冀图控制华北地区，希望段祺瑞能出任傀儡政权首长，使尽办法促段出山，均遭段力辞。后段应蒋介石之邀，举家从天津迁居上海，其后蒋介石对段一直“师事之”(蒋曾毕业于段所创办的保定军校)。段祺瑞临终遗言有“八勿”，即：勿因我见而轻起政争;勿尚空谈而不顾实践;勿兴不急之务而浪用民财;勿信过激言行之说而自摇邦本;讲外交者，勿忘巩固国防;司教育者，勿忘保存国粹;治家者，勿弃国有之礼教;求学者，勿鹜时尚之纷华。
冯国璋被段祺瑞胁迫辞职
北洋三杰中，冯国璋是唯一当过民国大总统的。冯国璋(1857—1919)，字华甫，直隶河间诗经村人。1884年到驻守大沽口的淮军营中当兵，翌年被选入天津武备学堂，毕业后留堂任教习。1896年袁世凯在小站练兵，被委任为督练营务处帮办，兼步兵学堂总监。1903年清廷在北京设立练兵处，经袁世凯的推荐，任军令司副使，军学司正使。武昌起义爆发后，袁世凯向清廷要足了条件，才由河南彰德出山，领兵镇压。当时在他手下有两个重要人物同时得到提拔，一个是统率第一军的军咨使冯国璋，一个是统率第二军的江北提督段祺瑞。袁世凯当上大总统后，冯国璋被委为禁卫军统领，兼总统府军事处处长，直隶督军兼民政长。1913年国民党发动讨袁战争，即所谓的“二次革命”，冯国璋率军南下，攻克南京，遂被袁任命为江苏都督，宣武大将军。
此时恰值袁世凯紧锣密鼓准备称帝。冯国璋闻讯后专程由南京到北京，当面问袁世凯，袁故作惊诧，说：“绝无此事，纯属谣言!我的长子袁克定是一残废人，二子克文是假文人，都是无用之材。假如我做了皇帝，传位给他们，不是立即完蛋吗?我何至于如此愚蠢呢?不要听信谣言，我绝无作皇帝的打算。”冯回到南京后立即向新闻界发表谈话，让他们辟谣。事隔不久，文书官向冯国璋请示：“北京来的公文说，日期将改为洪宪，我们如何回文?”到这时冯国璋才明白过来，连呼：“我上当了!”从此冯国璋决意与袁分手，到处对人讲：“跟老头子这么多年，牺牲了自己的主张扶保他做了元首，对我们仍不说一句真心话。闹到结果，仍是帝制自为，传子不传贤。像这样的曹丕(指袁克定)将来如何伺候得了，徒然叫我们俩面不够人。”

蔡锷在云南发动护国战争后，袁世凯赶紧调冯进京，委为参谋长兼征滇总司令。冯自知受骗，托病拒绝北上，后来干脆站到了蔡锷一边，举起了反袁的旗帜，遂成为“北洋派中反对洪宪皇帝之第一中心人物”。袁世凯复辟帝制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无比愤怒，导致护国战争爆发，北洋军阀集团内部四分五裂，袁世凯于1916年6月6日在全国人民的声讨声中，忧惧而死。在此过程中，冯国璋是起了一定作用的。袁世凯死后，北洋军阀集团发生分化，冯国璋成为直系军阀的首领。皖系军阀首领段祺瑞控制北京政府后，冯国璋与湖北督军王占元、江西督军李纯联合，并称为“长江三督”，共同对抗段祺瑞。1916年，冯国璋被选为副总统，翌年代理总统，1918年被段祺瑞胁迫下台，1919年在北京病逝。

人物生平

自幼从军

王士珍曾祖父王朝正，精于医术，长于书法，祖父王履安是个秀才，工医之外，长于武术，有戎马书生之称，王士珍父亲和伯父早逝，他与寡母相依为命，寄居在正定城内西门里伯母娘家，靠母亲替人做针线活艰难度日。王士珍兼眺两房，9岁时入私塾攻读诗书，由于聪明好学，光绪二年（公元1876年），在王士珍15岁时，被正定镇台叶志超看中，收在属下当勤务兵。17岁时考入正定镇总兵学兵队，旋即随叶志超调驻山海关。

光绪十一年（1885年），入天津武备学堂，在炮兵科学习3年，毕业后回山海关任炮队教习。他采用西法教学，学以致用，博得上司的称赞。 

赴朝作战

光绪二十年（1894年），朝鲜爆发了东学党起义。朝鲜政府请求清政府出兵协助镇压。日本政府为了加快侵略的步伐，正寻找发动战争的机会和借口，也极力怂恿清政府出兵。6月，叶志超奉命赴朝助战，王士珍带领炮队官兵学员驻守在牙山。不料日本也出动大岛义昌的一个旅团，远远超过驻朝清军。7月25日，日本海军不宣而战，爆发了丰岛海战，清军损失惨重。

丰岛海战后，王士珍随叶志超撤至平壤，叶被任命为平壤清军总指挥。9月12日，日军山县有朋的第一军2万人兵临城下，王士珍所在牙山军，防守大西门至七星门阵地。他观察地形后，极力建议“宜于城外，山上设奇布防，敌至方能应战”。叶志超以王士珍年轻无实战经验为由，不予采纳。

9月15日，侵朝日军分四路猛攻平壤的中国驻军。中国官兵和朝鲜军民奋勇抗击。王士珍率领炮队学兵坚守在城上顽强鏖战，给日军以重大杀伤。当王士珍得知左宝贵牺牲的消息时，他亲手操炮，轰击日军，在战斗中，王士珍左手无名指被炸掉，额头左上部被弹片击伤，留下一寸多长的伤口。敌军四面合围，炮队学兵挟持王士珍突围杀出。平壤失守后，清军溃退。王士珍跟着叶志超连夜奔驰。黑夜昏暗，南北不分，不知所向。幸亏王士珍携一地图，遂按图指导残军星夜疾行，安抵义州。此时炮队官兵饥渴特甚，他们在一村庄休息时，在乱柴下发现两口大缸，里面装着衣服和麦粉，王士珍只准官兵以麦粉充饥，临行前，他将五两银子放在缸中，依旧封好，才命炮队上路。回国后，王士珍仍然统领榆台炮队，驻防山海关。《马关条约》签订后，王士珍随新任直隶提督聂士成移居芦台。 

小站练兵

清政府在甲午战争中的惨败，朝野上下极感耻辱，但也刺激了他们的自救之心。他们认为日本人之所以打败他们，就在于日本明治以来，大力学习西法，训练了一支精良的军队。而清军主力湘、淮军训练废弛、战术窳蔽，已经毫无战斗力。他们感觉到，如果不训练出几支能征善战的新式军队，统治就难以为继。1894年11月，清政府成立“督办军务处”，开始在天津小站编练新军。在“督办军务处”大臣荣禄、李鸿章、翁同龢的联名保举下，12月，清政府委派袁世凯督练这支新式陆军。

袁世凯深知，靠他一个人的力量练兵是远远不行的，既然是编练新式军队，就得有懂新式军事的人才。为此，他请他的老朋友荫昌为他举荐人才。荫昌曾担任过天津武备学堂的总办，于是，他便把他的得意弟子，当时正在聂士成军中的王士珍推荐到小站。接着，袁世凯又从武备学堂毕业生中物色到了段祺瑞和冯国璋二人。王士珍刚到小站时，正值他的嗣母病故，面容消瘦，身体羸弱，而且口讷寡颜笑，实在其貌不扬。袁世凯并没有认为他有奇特之处，但当议及军事，王士珍则面面俱到，极有规划。袁世凯大喜，认为其才可堪重用，立即任命他为督操营务处会办，右翼第三营步队帮统，兼步队学堂监督。不久，又升任他为工程营管带，兼德文学堂监督。由于王士珍做事细密、周到，而且不张扬，深得袁世凯的信赖，有关军中的成绩考核，人事的升降黜陟，多与王士珍、徐世昌等人商议。而王士珍也感激袁世凯的知遇之恩，竭力帮助袁世凯训练新军。他完全按照近代德国陆军的营制、操典训练士兵，聘请德国军官担任教官和督操官，全部使用外国造新式武器。

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北洋大臣直隶总督荣禄奉诏到小站检阅新建陆军，王士珍将工程营设制的水雷、旱雷、踩雷及各种武器一一演习，再加上新建陆军比旧军军容整齐，荣禄大加赞赏，向袁世凯赞叹道：“此人负治国之才，不第长于军事也。”袁世凯听后，更加倚重王士珍，对王士珍提出的要求，无不应允。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冬还派他去日本阅操。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2月，荣禄再次检阅，路过海河，河面不宽，尚有冰冻。王士珍用特制的帆布做桥，搭于冰上。荣禄的步兵、骑兵、炮兵从桥上通过，行如坦途。这种帆布桥稍加整理后即为小舟，可供游渡，若拆卸折叠，极易收藏携带，荣禄看后更为高兴。等到检阅完毕回去再过海河时，王士珍仍为他架设帆布桥，荣禄担心天已渐暖，冰河解冻，存有危险。王士珍禀告说：“不用担心，三天后冰冻方解。”后果然如此。荣禄深服王士珍料事精确。

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二月，袁世凯听说清政府将派他任山东巡抚，赶紧让王士珍率两名亲信去山东巡视。不到一个月，即将山东沿海各要隘、军营情况全部勘察清楚，连驻兵计划也作了周密安排。返回后，袁世凯又惊又喜地说：“胡速归如此！”即委派王士珍为小站留守司令官，指挥各军依次从小站开赴山东。 得到袁世凯的赏识与重用，为王士珍以后的仕途铺平了道路。 

三杰之首

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冬，袁世凯署理山东巡抚，王士珍任军事参谋。时济南、泰安、东昌、曹州等数十州郡义和团运动风起云涌。王士珍为袁世凯提出了一整套镇压义和团的策略：先行劝解，然后以武力相威。如仍不从，再捕杀首犯，解散胁从。袁采纳王的建议，并让王士珍参谋山东全省军务，致使各路团民死伤惨重。

袁、王对义和团的镇压，惹得清朝贵族端郡王载漪、庄王载勋不满，因为妨碍了他们利用义和团谋取私利的企图。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6月，端、庄二王派了一个义和团的大师兄，拿着清政府的令箭去找袁世凯，说端王命令袁世凯安抚义和团，允许设坛继续操练。袁非常吃惊，立即召集僚属开会商议。群僚认为：如答应设坛，义和团将兴盛起来，造官府的反；如不答应，难免受到端、庄二王的严厉谴责。相顾失色，想不出解决办法。这时王士珍站起来说：“请交给我来审问吧！”立即将义和团首领以盗窃端、庄二王令箭之罪推出斩首。此时袁召集的会议还没有散，袁世凯问王士珍：“审问的怎么样？”王答：“已经处决了，可以把令箭封起来送还端、庄二王。”袁世凯顿时醒悟，十分佩服王士珍处事明决。

在义和团运动期间，外国传教士、商人纷纷来山东青岛、威海卫避难，王士珍特派便衣队沿途保护，并为他们安排舟马、提供衣食钱粮，竭尽庇护之能事，外国人很是感激。八国联军侵入京师后，四处掠夺，特别是在义和团民频繁活动的地区，更是烧杀蹂躏。但来到山东、直隶交界处，看到山东一侧的墙上写有“此山东境”，便停止了前行。原来这是王士珍派人写的，表示山东乃袁世凯管辖之地，是保护过外国人的。由此可见袁世凯、王士珍的行动得到外国人的认可。在义和团时期，王士珍为袁世凯的进一步飞黄腾达立下了汗马功劳，而自己也水涨船高，仕途平步青云。 当年雨季，黄河绝口，他亲自工程营到决口处，日夜奋战，使得 大坝提前合龙。从而减轻了灾情。

这期间，袁世凯邀请德国驻胶州总督到济南阅操。德国总督看到袁世凯所练新军确比旧军操练精娴，赞扬主持操练的王士珍、段祺瑞和冯国璋为“北洋三杰”。这“三杰”，又被人指为袁世凯的“龙、虎、豹”。自此，王士珍被推为“三杰之冠”，始称北洋“三杰之龙”。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袁世凯继承李鸿章的衣钵，当上了直隶总督和北洋大臣。为了巩固自己的根基，袁世凯益加重视军队的编练，他任命王士珍为北洋常备军左镇翼长，兼理全军操防营务处，专司训练。不久王士珍赴直隶南部招兵，会同地方官精选6000余人，集中保定编练为北洋常备军（即新军），在此期间，他为袁世凯推行新军，写了了《常备、后备，、续备军章程》。王士珍训练军队也很有一套，对士兵不打不骂，以恩德感人，如果军官犯了错误，他也从不当着士兵的面责问军官，以保持士兵对军官的尊重。他还极力培养士兵的绝对服从效忠意识，让他们相信袁世凯是他们的衣食父母，只有听命于他，才能升官发财。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12月，清政府根据袁世凯的奏谏在北京成立练兵处，王士珍被任命为练兵处军学司正使。袁世凯对王士珍的忠心非常的欣慰，在其手下的众多诸将中，能始终受到尊敬信任的也就王士珍一个人。凡重要军事问题，袁必咨询士珍而后行，说：“聘卿核否？”他上的奏折中，上奏或下发的文稿袁也一定让王圈阅修改，临发前还要让王审阅。因此当时不少人称王为“龙目”，即袁的“眼睛”。当人问及，袁世凯称“聘卿乃北洋第一军事人才也。”

光绪三十年（1904年）11月，清政府决定以北洋新军为模范，在全国编练三十六镇军队。为此，清政府成立练兵处，以庆亲王奕劻为总办，袁世凯会办，王士珍为军政司正使负责规划。奕劻作为袁世凯的“傀儡

”，对军事一窍不通，只知道贪污捞钱，所有的训练计划、厘订饷章、军屯要厄，都是王士珍与段祺瑞、冯国璋商量主持，奕劻只是点头同意而已。由于王士珍为袁世凯立了汗马功劳，他为此向慈禧保荐说：“王士珍随臣当差多年，军务知之最悉，对朝廷切实可靠。”于是，王士珍很快便兼任了第六镇统制官，授正黄旗蒙古副都统，赏头品顶带。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10月，清政府为了检阅新军的编练效果，展示其新的军事力量，决定在河南彰德举行军事演习，即会操。王士珍以军令司正使负责会操。彰德会操引起外国列强的极大关注，英、美、俄、日、法、奥、德、荷、比等国家纷纷派人来观阅。袁世凯自然知道此事的重要性，吩咐王士珍一定积极准备，确保万无一失。阅兵开始后，当中外参观者看到队伍整肃，军容壮盛，无不啧啧称赞，皆曰：“法令之严明，战术之娴习，中国前此未有也。”慈禧太后、光绪皇帝得知彰德会操成功，极为高兴，亲自召见王士珍，予以奖赏。 这时王士珍的声望远在段、冯二人之上。是年冬天，兵部和练兵处合并为陆军部，王士珍被任命为陆军部右侍郎。 

显赫清末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王士珍升任江北提督，加陆军部侍郎衔。按清制，武职至提督，皆一品，已为极崇，但不能节制地方。而王士珍所任的江北提督，因为是由江淮巡抚改设而来，其前身为漕运总督，所以有统辖地方之权，并且还兼理漕运事务，可见清政府对王士珍的重用。第二年生母去世，给假三个月守孝，在此期间，王士珍在正定城内西门里街购置宅基地，建起相邻二套宅院的寓所，又在正定城南购买土地十余顷。 守孝期满，继续统带第七镇担任江北提督。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王士珍率领江北新军参加清政府举办的太湖秋操。出发前，王令士兵抬了很多标有“无铅箭”、“饼饵”的箱子，并亲加封印，吩咐下属：“有军令方能打开。”诸将不解，王士珍告诉大家说：“用无铅箭不伤人，饼饵用来犒军的。”

太湖秋操尚未结束，11月28日，安徽新军炮营队官熊成基，联络秋操中革命志士率马炮营新军千余人在安庆起义。清政府十分恐慌，令王士珍出兵镇压。当时带兵的将官既无子弹又无兵饷，仓皇失措。王士珍命打开标有“无铅箭”和“饼饵”的箱子，原来里面装的全部是银元和子弹，稳固了军心。由于王率兵堵截、追击，致使安庆马炮营起义失败。同年，光绪、慈禧相继去世，溥仪继位，生父醇亲王载沣摄政，勒令袁世凯回家养病，袁世凯失宠后，王士珍也申请开缺，一则为避免嫌疑，二则为报袁世凯知遇之恩。所以一辞再辞，直到宣统二年（1910年）才获准。 

淡泊民初

宣统三年（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袁世凯复出，第一个奏请就是让王士珍襄办湖北军务，袁世凯当上总理后，王士珍就成为陆军大臣。他反对段祺瑞的共和宣言，宣统四年（1912年）二月十二日，溥仪退位。王士珍为清室优待条件竭力争取，最后为表示忠于清廷，不愿副署退位诏书，辞官退居家乡正定城内。

袁世凯任大总统后，“北洋三杰”中的段祺瑞、冯国璋的势力逐渐坐大，跟袁世凯离心离德，而段、冯二人也明争暗斗，袁世凯为此昼寝难安，鉴于王士珍不争权夺利，不值私党，便想借助王士珍这位“龙”头大哥压制二人，几次派人去请王士珍担任要职，但都被拒绝，1914年夏，甚至派长子袁克定亲自去请他，下命令袁世凯派儿子袁克定专车去正定请王士珍，临行前，他嘱咐袁克定说：“聘卿不来，弗许归。”袁克定到后，王士珍表示已无意于再参加政治活动。袁克定说：“参不参加政治是一回事，父亲邀请你去京谈谈又是一回事，如果你不去，我也只好留在正定了。”但王士珍还是不为所动。最后是段祺瑞设计，以朋友之道邀请他来车站会晤，被强行架上火车开往北京。王不得已参见袁世凯，立即授陆军上将军衔，5月9日设立陆海军大元帅统帅办事处，任命王士珍为六大办事之一，但实权最大。

统率办事处的成立，其目标显然是对准陆军部长段祺瑞，段祺瑞十分不满， 便向袁世凯辞职，而袁世凯也正有此意，想用蔡锷取而代之，为此，向王士珍咨询。王士珍不愿得罪段祺瑞，也不愿军权落入北洋之外的人手中，便沉吟片刻说：“锷乃南人，且对总统颇异之，如用之，北洋诸人心将寒。”袁世凯听后默不着（做）声，不再提起此事。

1915年5月，段祺瑞称病请假以示对袁世凯的不满，王士珍只好暂行代理陆军总长一职。此时，袁世凯原形毕露，想尽快龙袍加身，做中华帝国的皇帝。杨度、梁士诒、陈宦等纷纷奔走劝进，封爵进位后又无不弹冠相庆。但王士珍比较清醒，超然与外，不为帝制所动。有人向他试探，他淡淡一笑：“自己人嘛，用不着这套。”轻轻的把话题推开。云南起义之后，北洋内部分崩离析，为了维护北洋的团结，袁世凯又让他兼任总参谋长，两人密谈退位之法。

6月6日 袁世凯羞愤而死后，黎元洪继任大总统，段祺瑞任国务总理，王士珍任陆军总长兼参谋总长。在对德参战问题引起的府院之争中，他提出“德国不可轻辱”的主张。当黎元洪免去段祺瑞的国务总理之职时，他又兼任京畿卫戍司令之职。李经羲当总理时，他还是陆军部长兼总参谋长。 

保皇复辟

1917年6月14日，张勋借调停黎、段矛盾之名进京拥清废帝复辟。当张勋的辫子军到京后，王士珍命令步军统领江朝宗用电话通知守城部队打开城门，辫子军象潮水一般涌进城内。7月1日，王士珍随同张勋等把12岁的溥仪抬出来宣布清帝复辟，张勋、王士珍等7人为内阁议事大臣，授王士珍参谋部尚书。不料，7月3日段祺瑞就在马厂誓师讨逆。各省军阀也变了卦，由拥护复辟变为保卫共和了。复辟分子见势不妙，纷纷东逃西散，只剩下了王士珍和陈宝琛，当张勋陷入绝境时，王士珍还出主意要封张作霖为东三省总督，要张作霖进京勤王。这场复辟丑剧仅12天就以失败告终。段祺瑞又重新当上了国务总理，王士珍感到无脸见人，想再次回乡隐居，但段祺瑞不但不谴责其有罪，反而说他维护治安有功，竭力挽留，直系军阀冯国璋成为总统后段祺瑞任国务总理，王士珍则任陆军总长，一时，北洋人心大振，“北洋三杰”也成为世人倾慕的对象。

担任总理

1917年9月1日，孙中山就任广州护法军政府大元帅，宣布段祺瑞为民国叛逆，出兵北伐，开始了护法战争。段祺瑞气势汹汹地要武力统一南方，而冯国璋则主张和平解决，提出“和平统一”排斥段祺瑞，两人之间的矛盾逐渐加剧，到11月中旬，段、冯已经闹的水火不容，对于“虎”、“狗”两家的内讧，王士珍无可奈何，对人连连叹息；“兄弟阋于墙，自毁家门。”11月20日，冯国璋免去段祺瑞国务总理的职务，请王士珍组阁。但王士珍已经厌倦了政治生活，拒绝了冯国璋的请求。于是，冯国璋让人去王士珍门前请愿，并高呼：“请聘老出山组阁，以巩固北洋团体。”王士珍不得已，出任内阁总理，但宣称：“本总理今天一个人来，将来一个人去，决不更动内阁的一个人。”

王士珍组阁后，也不敢得罪势力正盛的段派，使反战的旗号黯然无光，当冯国璋任命段祺瑞为参战督办后，王士珍也向段祺瑞妥协，把陆军总长让给段祺瑞的亲信段芝贵。尽管如此，段祺瑞还是通过报纸对王内阁大肆攻击，又唆使新交通系和徐树铮进行倒阁活动。经不起风波的王士珍被迫于1918年2月“引疾告归”，冯国璋特命内务总长钱能训兼代总理。他的总理任期仅仅三个月，便永久的离开了政坛的是是非非。

1920年10月，江苏督军李纯暴死后，徐世昌大总统任命他为苏皖赣巡阅使，他以老病推辞不就，第二年特封其为德威上将军，管理将军府事务。未及，王士珍退出了军政界。以闲云野鹤自处。不久，宣布担任月薪五百元的北京电车公司董事长。 在此期间，他曾回正定小住，为伯母和生母修建“节孝牌坊。”

龙隐京城

王士珍晚年，笃信黄老之术，并结识道学大家段正元，为其修养所折服，便在北京成立道德学社，亲自为社长，聘段正元为社师，宣讲道术和修身养性之道。王士珍归隐后虽然想超然于政事之外，但由于他是北洋的耆老，一些北洋旧人有事还是找他商议，而他也乐意调和其间。 直皖战争和直奉战争时，他都以北洋元老的身份居中调停。

1925年2月1日，段祺瑞重新执政后，召开善后会议，请他担任善后会议议长，他坚辞未任。

1926年5月，张作霖、吴佩孚、阎锡山联合起来讨伐冯玉祥，冯部退出北京后，他被北京各知名团体推荐为临时维持治安会会长和京师救济联合会会长，以维持北京的秩序，并一度调停直奉之间的争端。

1928年5月，北伐军向张作霖发动全线攻击，王士珍、熊希龄组织和平运动。张作霖退出北京后，他再次担任治安维持会会长，拒接韩复榘的武力进驻，电请南京政府迅速和平接收北京。

王士珍在军界多年，各方都比较信任他，因此他两次组织治安维持会，尽心竭力的维护社会秩序，使北京免遭战争的灾难，受到京师民众的钦佩，此后，王士珍还几次主持了北京的慈善活动，1930年7月10日，因肠癌而在北京去世，享年70岁（满68岁）。临终时，他写了一份遗嘱，表达了他的心愿。 

历史评价

袁世凯：“聘卿乃北洋第一军事人才也。”

荣禄：“此人负治国之才,不第长于军事也。”

彭秀良：“王士珍在中国军队的近代化方面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主要是他在追随袁世凯从事小站练兵和创建北洋常备军时期，对创立和推行近代化的军制出力颇多。他的晚年致力于维护京师治安和慈善事业，博得了当时民众的高度赞誉。我不认同王士珍是军阀的说法，因为他不具备王尔敏所界定的关于军阀的三个条件。” 

轶事典故

怒斥夫人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冬，王士珍任步兵第一协统领，兼理全国操防营务处。次年一月，袁世凯派王士珍等赴正定、大名、冀州各地选募壮丁，成立北洋常备军左右两镇，王士珍任左镇翼长。他升官后，有宗亲族人多次找到王士珍，要求给一个差事，王士珍都婉言谢绝了，从不任亲用人。有一次王士珍的堂弟楼珍通过王士珍的二太太邢夫人让文书私下写了一封推荐信，到正定教场庄新建陆军任职，书信写好后，邢夫人偷偷盖了王士珍的行章，盖了一下后，楼珍哀求说：“多盖几个吧，或许顶点事。”邢夫人随手盖着印章说：“多盖几个就多盖几个，怎么也不花银子。”印章是盖上了，孰不知两个人都不识字，印章盖的倒着、斜着不说，但都盖的不是地方。推荐书拿到教场庄教练营，管事的军官看后暗暗一笑，知道推荐书不是正道来的，碍于面子马上给楼珍安排吃住，随即把楼珍拿来的推荐书给王士珍邮去，王士珍看后大怒，痛斥了邢夫人，把印章拘走了，随后补办了有关手续，明令对楼珍不可重用。 

名闻中外

光绪三十年一（1905年），清廷新建陆军扩大到六个镇，王士珍任第六镇统制。同年十月清政府抽调二万余新建陆军，在直隶河间府举行秋操，任命王士珍为总参议兼操练处军政司正使。整个操练过程几乎全是在王土珍的指挥下进行的，自始至终井井有条，大得各方称颂，各国被邀请的使者观看后无不赞赏王士珍的组织指挥才能。河间秋操在西方人面前为清廷争了光，慈禧太后发现王士珍是个人才，亲自召见，当面一一质询，王士珍不卑不亢，回答振振有词，慈禧大悦，下意识地说了一句：“我要有这样一个儿子多好哇！”说者无心，听者有意，王士珍马上叩头谢恩，声呼：“皇太后万岁。”自此王士珍深得清廷的宠信，破例授王士珍内蒙古副都统，赏一品顶戴。

夜宿惩恶吏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清政府任命王士珍以陆军部侍郎衔外放江北提督(提督府驻地即现在的镇江市)，执掌军政，统辖吴淞口诸镇(即现在上海市地区)兼理盐漕事务，王士珍只带了一名仆从轻装赴任。

赴任途中，有一天日落西山，王士珍见前方有一村镇就命随从前去找客店，准备休息一夜，明日再往前行。不料，这个随从找遍了所有大街小巷的客店，都说客满不能留客。王士珍感到纳闷，没有办法，吩咐随从到村边偏僻处找一找，看有没有可留宿的客店。不一会儿随从回来说：“找到了，但不能住客房，只能住草棚。”王士珍问是何原故，回答说：“因为一有知府到江北上任路过此地，下戒严令，今夜不准任何过路人在此留宿。”王士珍听了说：“也罢，就住草棚吧!”想不到二更时分公差前来查店，发现草棚里有人就要拿他们主仆二人示问，王士珍万般无奈只好亮明身份，把写有江北提督的宫灯打了出来。这时把公差吓坏了，急忙回去禀报，知府得知是未来的顶头上司，马上前来表示谢罪。王士珍听那知府言谈粗俗不堪，便问：“你是不是捐的官呀？”回答说：“不瞒大人，下官是捐了银子。”王士珍说：“你还没有到任上，就这么骚扰百姓，像你这样到了任上，又怎能为民办事呢！还是回家抱娃娃过太平日子吧。” 

智救银号

江北有一个银号发生了金融挤兑，等待支取银两的储户将银号周围的街道堵得水泄不通，数日不散，银号大门几次被挤坏。此时，银号亏空银子十万两。尚未兑换银两的储户群情激愤，骚乱不断。银号老板找到王士珍的师爷蔡寿山，要求用官衙库银抵一下。蔡寿山知道事情重大，马上请示了王士珍。按照大清律，私动官库银两罪当不赦。而对银号置若罔闻，亦会影响正常金融和社会秩序。只见王士珍在衙内轻踱数步，一条锦囊妙计豁然胸中，他吩咐师爷道：“库银绝对不能动，不过可以打开库门，让储户们看一看。”储户见库银充盈，纷纷散去，一场金融风波被王士珍轻手一挥而云消雾散。 

王宅缺一角

当时清政府有规定，地方库银要定额逐级上交。如库银亏损，加罪地方官，如库银有盈余，由地方官自己支配。王士珍在任上经营得法，库银充盈，于是就用剩余的库银，令师爷兼管家蔡寿山在正定城内西门里购置宅基地，建起相邻两套宅院，道北宅院花银三十万两，道南祠堂花银十万两，共计银四十万两。有人说王士珍有女无儿，是因为宅院不四整、缺角，那是因为相邻的是袁家一块菜畦，价钱多少，就是不卖，有人出主意动用官府势力强行拆除，可王士珍一再责令蔡寿山买卖要坚持自愿。其他拆迁户都是照价付银子，然后又在别的地方买一块相同的宅院送给本拆迁户，等于是双倍价钱，就是袁家的一块菜畦办不成，王宅也就依地建成了现在的模样。 

制止拆城墙

宣统四年（1912年）二月十二日，溥仪退位。王士珍遂辞官，到家乡正定西门里公馆隐居。他茶余饭后常到城墙边走走。一日他发现几个新驻防兵丁正在拆城墙，即上前询问。拆城墙的兵丁属奉系军队，不知王士珍是什么人。只见王士珍平民穿戴且说话和气，就没放在眼里，只是粗野地骂了一句。王士珍好言相劝，不料被兵丁扬手打了一个耳光。他只好默默离去。时隔不几天，这些拆墙的兵丁全被调走了。

原来王士珍回到家后，即与该驻军的上司联系，陈明城墙防洪及军事上的重要性，要求制止拆城墙。王士珍当时虽不在位，但资历声望较高，所以驻军上司得知此事后，为防止出现更大更多的意外，就急忙调走了驻正定的兵丁，保住了正定城墙。 

处理醉兵

奉系军队驻守正定时，经常有士兵酗酒闹事。一日，一群士兵喝醉了，其中一个纵言要找娼妓快活，其他士兵故意捉弄他，指着王士珍的公馆说：“那是大妓院，你敢不敢去?”这个醉兵仗着是驻防兵有恃无恐，遂应声踉跄跑向王公馆，闯进后被人捉住。醉兵扬言要找妓女，公馆人等一听大怒，群起殴打。王士珍听到打骂声，赶紧来到前院，命家人停止殴打并为其清洗，同时向其他兵丁追问详情。这时驻防军官的副官闻讯赶来，面见王士珍，一是赔罪，二是表示严惩醉兵。王士珍对副官说要严加管束士兵，不能骚扰百姓，并说此兵已送县衙治罪，副官辞谢而去。随后王士珍把这个醉兵叫到大厅，问其家庭情况。醉兵此时后悔至极。王士珍说将你送官或送回军营都得治你死罪，你家老小何以度日。你不要回营了，给你些盘缠，连夜回家过安稳日子去吧！以后不要再胡作非为了。醉兵闻此如获大赦，痛哭流涕，叩头道谢而去。 

戏院设空席

王士珍当总理后，文件报告成堆成山，每天批阅到深夜，他身边的人见他非常劳累，就劝他出去走走散散步，但没有走出多远，他就返回，继续批阅文件。王士珍没有别的嗜好，他的秘书郝立斋试着劝他看一场戏，经过苦劝总算是答应了。到了晚上，王士珍走进戏院，见前排空着，一个牌子上写着“总理席”，他就往那一坐，当时过来一个管事大呵一声：“嘿，看见牌子上写着什么啦？”王士珍随即答到：“看见了。”“看见了，你还坐那儿，你也不看看你的屁股怎么长着的，赶快离开，总理马上就要来了。”王士珍本来说没有兴趣，当场又闹了个不痛快。他起身就走，到了戏院门口和秘书郝立斋走了碰头说：“不看了，回家吧!”郝立斋觉着事不对，马上到前台，间是怎么回事，管事的说：“刚才来了一个土里土气的老头，我把他赶走了。”郝立斋说：“那个老头就是总理王大人。”把管事的臭骂了一顿说：“戏不准唱了。”第二天报纸上发表了一条消息，意思说总经理看戏不成封了戏院。王士珍看了大为恼火，把郝立斋训了一顿说：“你怎么能这样办事，去，通知戏院照常开戏，今天晚上是我看戏。”戏是开了，“总理席”照样空着。

还乡不扰民

王士珍每次回牛家庄老家，不管是骑马坐轿，一过五里铺便来步住，一是因为村东口立有梁阁老神的神道碑，他对梁阁老十分敬重；二是因为自己在王氏家族辈分较低，所以逢乡亲们便热情打招呼，问长问短，十分亲切可敬。有一次王氏家族要举行一个隆重典礼，邀请王士珍参加，届时为欢迎王士珍归来准备了盛大的乐队和欢迎人群。到了那天左等右等，不见王士珍归来，过了午时还是不见踪影，其实王士珍得到消息后便从小道悄悄进村了。族长找到王士珍责问道：“你当了大官，是光宗耀族的事，我让人迎接你，也是理所当然，不知道你这么不给面子！”王士珍连忙赔笑道：“你老人家别生气，都是我的错。”王士珍接着又说：“您老人家有所不知，没做官的人想当官，当了官才知道官场险恶，就像我，说不定哪天会变成乞丐呢，又有什么值得张扬、显摆的呢？”族长闻言连夸王士珍明事理，有出息。 

为民寻牛

牛家庄村有一个叫杜焕成的农民，他除了种几亩薄地之外，还为县邮局拉送邮品。一次，杜焕成拉完后，卸车喂上牛，自己到小吃摊上买碗汤，泡饼子吃。由于疏忽大意，等喝完汤回到车边一看，牛没了。赶紧四处寻找，就是不见踪影，那个时候一头牛就是农民的半个家业。杜焕成焦急万分，万般无奈时，只好跑到王士珍的寓所，说明原由恳请帮助忙。王士珍立即派人到警察局，请警察帮忙。警察局一看是王士珍派人来，不敢怠慢，赶紧命令四城加紧盘查，不许黄牛出城。同时有派人到东后街杀锅上，令其不得私宰耕牛，否则重罚。又派人在城内偏街道寻找，将近黄昏时，在城墙根的一苇地坑处发现了黄牛。原来小偷想把牛拉出城，又见盘查很紧怕犯案，想卖给杀锅上又不成，只好把牛放了。警察把牛送到王公馆，杜焕成一眼就认出是自己的牛，他千恩万谢，高兴地流出了眼泪。原来，王士珍给自己和家人立了一条规矩，只要牛家庄的乡亲们找上门来，不管大事小情都要管。 

治家之道

王士珍经常告诫家人要勤俭。在正定公馆二道门上贴有一幅对联，是王士珍亲笔所写，上联是“求名求利只求己莫求人”，下联是“惜衣惜食非惜财实惜福”。他经常以此对联未题给家人侄辈讲解其含义，并告诫要去照办。一次，王士珍的四侄在外犯了错，王士珍知道后十分生气，严词训斥后，令其长跪前厅，家人均不敢近前讲情。最后王士珍说：“仰不愧天，俯不愧地，抚不愧心。”要求儿孙要照这样做人。 

家庭成员

长辈

曾祖父：王朝正，

祖父：王履安

伯父：王如松

父亲：王如柏

妻妾

第一个夫人：刘氏，是王士珍的嗣母刘夫人的娘家侄女。刘夫人性格宽厚，可惜在三十多岁就去世了。

第二个夫人：邢氏，是本县诸福屯人，一生没有生育。邢夫人的祖上与王士珍的曾祖父王朝栋是亲戚。邢夫人在刘夫人死后成为王士珍的正式妻子，长期住在正定县城，牛家庄的人去了总是好吃好喝的招待。有一次王家在正定县城住所旁边扩建一个东四合院，施工时砖瓦占了街道的一侧，恰逢大集，街道更显狭窄，路人行走不不便，纷纷开骂。恰巧牛家庄王氏家族的一个长辈也经过这里，便径直走入王宅，训斥他们不该这么办，给王家丢了人。邢夫人赶紧赔礼，并马上让人停了工，把建筑材料搬到院内，待集日过后再开工。

第三个夫人：杨氏，是天津杨柳青人，是王士珍在天津小站练兵时所娶，长的漂亮，深受王士珍喜爱，一直随王士珍住在北京。对正定老家的人较为刻薄，1931年王士珍在北京世后，不肯出钱办葬事，反而把家财物席卷一空，跑了，后不知其下落。

第四个夫人倪氏、第五个葛氏，情况都不详。五夫人双眼失明，曾沿街乞讨。

第六个夫人：薛氏，王士珍在山东时所娶。王士珍在山东时没有带家眷，据说是袁世凯为笼络他，怕他寂寞，为他做主所娶。薛夫人性格善良，王士珍怕把她留在身边受杨夫人的气，就把她送回正定老家。谁知道在正定她又受邢夫人的气，经常受虐待，忍受不了，就在厕所上吊死了。死时已怀有身孕，即将临盆，在上吊挣扎之时，孩子坠落，也死了。竟然是个男孩儿。王士珍回到正定，听说后，大怒，从此再也不理邢夫人。

第七个夫人李氏，情况不详。

第八个夫人：丁氏，也是天津杨柳青人，娶于夫人时王士珍已经65岁，于夫人30岁。后于夫人1937年病死于石家庄。 

正定故居

王士珍的正定相邻二套宅院的寓所，分别是两重的四合院老宅和王氏双节祠。2008年正定建筑商承包王士珍故居。这所老宅2009年被改造成饭店，2013年9月关闭。王氏双节祠现在破落无人打理。

1998年，正定县档案局将王士珍的事迹收录在“古今正定展览”——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之中，供人们参观学习。 

人物生平

青年时期

光绪十一年（1885年）6月，清朝洋务派代表李鸿章创办北洋武备学堂，9月段祺瑞以优异成绩考入武备学堂第一期预备生，旋分入炮兵科。段祺瑞“攻业颇勤敏，以力学不倦见称于当时，治学既专，每届学校试验，辄冠其侪辈，与王士珍等齐名于世”，受到李鸿章的器重。

光绪十三年（1887年）11月，段祺瑞以“最优等”成绩从天津武备学堂炮科毕业，被派往旅顺督建炮台。

光绪十四年（1888年）冬，段祺瑞以第一名的成绩被获准与其它四位同学到德国留学。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12月，袁世凯在天津小站训练新式陆军，请荫昌推荐人才，次年初，段祺瑞被调往天津小站，任新建陆军左翼炮队第三营统带，旋兼行营武备学堂炮队兵官学堂监督、代理总教习。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9月9日，以北洋新建陆军创设随营武备学堂期满告成，清廷给于炮队学堂监督段祺瑞等升叙加衔。12月新建陆军编为武卫右军，段祺瑞仍统领炮队，并赴日本观操。

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12月，随工部右侍郎、山东巡抚袁世凯率武卫右军到山东镇压义和团，成为袁世凯扩编北洋军的重要帮手，编撰了许多本操练章典。 

步入政坛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5月31日，袁世凯将义女张佩蘅（江西巡抚、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张芾之孙女）嫁与段祺瑞为继室。11月7日袁世凯任直隶总督，保奏段祺瑞“以知府仍留原省补用，并加三品衔”，“兼充武卫右军各学堂总办”。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5月参与镇压广宗县景廷宾起义。6月任北洋军政司参谋处总办，全面主持编练新军，7月9日升道员留直隶补用，并加二品衔。8月9日因镇压直隶广宗、威县反洋教团众“劳绩”，被袁世凯保奏，准赏戴花翎，加“奋勇巴图鲁”勇号。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12月4日清廷成立练兵处（庆亲王奕劻为总理练兵大臣，袁世凯为会办大臣，铁良为襄办大臣，徐世昌为总提调），段祺瑞任练兵处军令司正使，加副都统衔，与王士珍、冯国璋并称为“北洋三杰”。 

光绪三十年（1904年）6月，“武卫右军”改为“北洋陆军”，段祺瑞任第三镇统制官，辖第五协（统领雷震春）、第六协（统领张永成）、马标（统带张国泰）。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5月北洋常备军第四镇成立，段祺瑞调任统制官，辖第七协（统领杨善德）、第八协（统领陈光远）、马协（统带孟恩远）。9月转任第六镇统制。10月清北洋军在河间府举行第一次秋操，段祺瑞任“北军”总统官。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2月复任第三镇统制，驻宝鼎，兼督理北洋武备各学堂。3月17日补授福建汀州镇总兵，仍留北洋原任。5月8日清在保定创办“陆军行营军官学堂”，段祺瑞兼任学堂督办，北洋军官多是他的门生故吏。10月清政府在河南彰德举行南北两军第二次秋操，段祺瑞再次担任“北军”总统官。11月20日清廷准袁世凯开去各项兼差，陆军第三镇等收归陆军部统辖。 

江北提督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9月，清政府调袁世凯任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削去兵权，10月16日段祺瑞被授镶黄旗汉军副都统，专意督办陆军各学堂。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10月17日，段祺瑞任会考陆军留学毕业生主试大臣。11月慈禧和光绪先后病死，摄政王载沣欲杀袁世凯，段祺瑞制造假的兵变，致使载沣不敢动手。

宣统元年（1909年）1月2日，军机大臣、外务部尚书袁世凯被“着即开缺，回籍养疴”，袁世凯临走前将北京私宅赠与段祺瑞，段祺瑞仍留军中，常赴河南彰德与袁世凯密议。12月29日又任陆军第六镇统制。

宣统二年(1910年)5月25日，清廷以段祺瑞督办北洋陆军学务有功，赏头品顶戴。12月18日加侍郎衔，外放任江北提督，驻江苏清江浦，负责本地治安。 

拥护共和

一造共和

民国元年（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袁世凯出山，急令段祺瑞为第一军统领兼湖广总督。段祺瑞由于早年出国留学，接受了西方民主共和的思想，深知中国的落后源于集权腐败的家天下统治。于是在讨伐革命军时，并不真的大举进攻，而是与革命军谈判并接连电告清廷内阁、军咨府、陆军部，声言：“共和思想已深入将士之心，将领颇有不可遏之势。压制则立即暴动，敷衍亦必全溃。”

民国二年（1912年）1月26日，段祺瑞联名握有重兵的46名将领，致电清廷内阁、军咨府、陆军部，一致要求“明降谕旨，宣示中外，立定共和政体。清廷如不速断，则江海尽失，势成坐亡”。2月5日，段祺瑞再率第一军全体将领致电清廷。2月12日，隆裕太后宣布清帝退位。 

二造共和

民国四年（1915年），段祺瑞反对袁世凯称帝，所以被迫卸去职务。袁称帝前，他曾五次劝阻，结果三次被拒绝，两次吃了闭门羹。他劝阻袁世凯称帝，说此事关系国家安危及袁氏身家性命是万不能做的。而袁称帝后，出于他受袁世凯几十年知遇之恩，虽未公开声讨，但绝不参与，且未获任何封赏。袁世凯死后，段祺瑞推举黎元洪任大总统，平息了南方革命军的反对声音，恢复国会和《临时约法》。 

三造共和

民国六年（1917年）2月16日，段祺瑞力主加入协约国，黎元洪表示反对，因对德宣战问题府院发生激烈冲突，段祺瑞主张宣战，黎元洪不同意，争执不下，段祺瑞去职。6月14日张勋复辟。后段祺瑞立即到马厂准备讨逆。3日段祺瑞以讨逆军总司令名义发出讨伐张勋的通电，在马厂誓师，并与冯国璋联电数张勋八罪，发表讨伐张勋檄文。12日即攻入北京，赶走张勋恢复共和。后，冯国璋任总统，段祺瑞任总理。 

武力统一

民国六年（1917年）在继任的冯国璋总统任期内，就解决南北分裂，统一中国的方式问题，与冯国璋发生第二次府院之争，11月22日辞职。次年3月22日复职。同年10月10日，冯国璋总统的任期届满，安福国会选举徐世昌为大总统。段与冯约定共同下野。段祺瑞通过安福系继续在幕后操纵政权。 

直皖战争

民国九年（1920年）直奉两系结成反段联盟进攻皖系。皖系方面号称定国军，段祺瑞为总司令。一开始直系攻势略挫，皖系西路第1师师长曲同丰率部猛袭直军，直军退出高碑店。皖系东路徐树铮以西北边防军四独立旅进攻张庄、蔡

村、杨村。17日，吴佩孚率兵突袭松林店，皖系西路溃退。接着直军占领涿州并向长辛店追击。皖系东路徐树铮部追赶直军到北仓、李家嘴一带，这时奉军大军压境，与直军结合，反败为胜。这次战争历时五日，皖军大败，数万新组建的边防军大半覆没。

同年7月19日，段祺瑞被迫辞职，7月23日，直奉两军至北京，接收了南北苑营房，下令解散安福国会，通缉王揖唐、徐树铮、段芝贵等十人。徐树铮等逃往日本。

直皖战争后，曹锟被徐世昌总统任命为直、鲁、豫三省巡阅使，吴佩孚为副使，并成立了直鲁豫巡阅副使署。直、奉两系军阀遂控制了北京政权。

临时执政

民国十三年（1924年）10月23日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推翻大总统曹锟，先邀请孙中山北上，后与奉系妥协，请段祺瑞出山，任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的临时执政（国家元首）。

民国十四年（1925年）4月24日，段正式下取消法统令，废除中华民国第一届国会，由临时参政院替代之。

三一八惨案

民国十五年（1926年）3月18日，北京群众五千余人，由李大钊主持，在天安门集会抗议，要求拒绝八国通牒。段祺瑞执政府（段祺瑞当时不在执政府，亦未命令开枪）竟下令开枪，当场打死四十七人，伤二百余人。3月19日，各地舆论纷纷谴责国务院门口屠杀。3月20日，段祺瑞明令抚恤死者，医治伤者。强大民意压力迫使段祺瑞政府召集非常会议，通过了屠杀首犯“应听候国民处分”的决议。 

晚年生活

民国十五年（1926年）年4月9日被冯玉祥驱逐下台，退居天津日租界当寓公，潜心佛学，自号“正道居士”。

民国二十年（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拒绝与日本人往来，颇有操守。

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1月21日，段祺瑞悄悄离开天津，脱离日本人的势力范围。1月24日段祺瑞移居上海。

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11月1日段祺瑞胃病突然发作，2日在医院病逝，终年七十二岁。3日行政院决议国葬段祺瑞。1月11日灵柩运抵北京西山卧佛寺后殿。

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7月抗战爆发后，段祺瑞家人匆匆将段埋葬于北平西郊白石桥附近。1949年1月北平解放，段墓移到北郊清河镇。1963年秋移葬于北京西郊香山附近万安公墓。章士钊题写了墓碑：“合肥段公芝泉之墓”。 

人物成就

西原借款

民国六年至民国七年间段祺瑞政府和日本签订的一系列公开和秘密借款的总称。

民国六年（1917年）7月，段祺瑞重任中华民国国务总理后，为推行“武力统一”政策，镇压孙中山倡导的护法运动，以中国权利为抵押品，向日本大量借款。1917-1918年，段祺瑞共向日本借款5亿日元。其中由西原龟三与段祺瑞政府的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商办议定的有吉会铁路、满蒙四铁路、吉林、黑龙江两省的森林和金矿、有线电信、参战、交通银行等八项借款，共计1.45亿日元。

通过这一借款，段祺瑞把中国山东和东北地区的铁路、矿产、森林等权益大量抵押给日本，但是抵押只是形式上的，而西原借款给中国的条件离苛刻很远。 

三造共和

段祺瑞一生中曾经“三造共和”。1911年，段祺瑞率前线北洋将领46人联名致电清政府吁请清帝退位，结束了中国延续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袁世凯蓄意称帝时，反对帝制。1917年张勋复辟，段祺瑞率兵讨伐，使复辟破产。其实，段祺瑞“三造共和”的目的是为自己争权，在推翻袁世凯和张勋帝制后，仍实行独裁统治。 

收复外蒙

段祺瑞派心腹徐树铮收复外蒙居功至伟。辛亥革命后，外蒙古因沙俄扶植脱离中国，当时的中国根本无力与沙俄对抗，然而段祺瑞瞅准俄国爆发十月革命，无暇顾及外蒙，派徐树铮一举收复外蒙，举国人民欢欣鼓舞。外蒙的回归，不仅打击了民族分裂势力，更保证了中华民国的领土完整与主权统一。在这一点上，作为当时的政府首脑，段祺瑞值得称颂。 

人物评价

正面评价

黄征在《段祺瑞与皖系军阀》中认为：“段祺瑞在我国近代陆军教育史上，特别是军事院校史上，占有一定地位。”单宝在《安徽史学》中认为：“辛亥革命中段祺瑞在客观形势的推动下，思想确实有了转变，赞成共和，并以实际行动加快了形势发展的进 程，不能笼而统之称他是袁世凯篡夺政权的“帮凶”。”丁贤俊认为：“袁世凯称帝中段祺瑞的共和观只不过是既不要皇帝又反对革命党，但他能冲破20年与袁世凯结下的长僚关系和亲密私交，弃官冒死维护共和，毅然反对洪宪帝制，对于一个在忠孝节义封建道德薰陶下成长起来的将领来说确实难能可贵。”近年来有 一种新观点：“五、四”时期颇似春秋战国时期，段祺瑞没有绝对权威，致力于武力统一。军阀混战，社会动荡，客观上放松了思想钳制，新文化运动得以蓬勃开展，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也得以生存发展。 

吴佩孚：“天下无公，正未知几人称帝，几人称王，奠国著奇功，大好河山归再造；时局至此，皆误在今日不和，明日不战，忧民成痼疾，中流砥柱失元勋。” 

南京国民政府的国葬令里评价：“持躬廉介，谋国公忠。辛亥倡率各军，赞助共和，功在民国。及袁氏僭号，洁身引退，力维正义，节慨凛然。嗣值复辟变作，誓师马场，迅遏逆氛，率能重奠邦基，巩固政体，殊勋硕望，薄海同钦.....”

梁启超评价段祺瑞：“其人短处固所不免，然不顾一身利害，为国家勇于负责，举国中恐无人能比。” 

负面评价

莫建来在《试论段祺瑞在北洋建军的作用》中总结道：“段祺瑞对中国军事近代化上的推动作用应予肯定，但是军私有化造成的灾难性后果难辞其咎。”李开弟认为：“在辛亥革命中，段祺瑞只不过是袁世凯篡夺革命果实的工具。袁世凯称帝中，段祺瑞与袁世凯的不合作，关键是争夺个人权力，决非有“共和”的思想基础，他不过是一个，一贯谋取私利而反复无常的政治投机分子。”大部分学者张勋复辟中对段的个人动机则多持否定意见，认为他不过是玩蝗螂捕蝉，黄雀在后的把戏，借张勋之手解散国会，赶走黎元洪，然后借“共和”之名，清除张勋，东山再起。他的胜利不过是军阀内部争权夺利的产物，对 民主共和并无实质性的助益。章伯锋在1988年出版的《皖系军阀与日本》中认为：“皖系军阀的统治，主要依靠日本帝国主义的支持和援助。皖系军阀能够连年对南方发动战争，其庞大的军政费用开支，主要依赖新交通系所经手的对日借款。段祺瑞为了换取日 本的实力援助，只要给钱，给军火武器，什么国家主权、民族利益，都可以廉价拍卖，从铁路、矿山、工厂到各种税收，被段祺瑞作为各种名目借款的抵押和担保，其卖国的本领，远远超过其前辈袁世凯。” 

“三·一八”惨案中，《泰晤士报》称这次事件是“兽性”的“惊人惨案”，鲁迅称这一天为“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中国知识阶层无论其政治观点与学术观点有怎样的不同，均纷纷痛斥执政府和“执政”段祺瑞的行为为“倒行逆施”、“暴行”，“是政府自弃于人民矣”，“是民国历史上黑暗的一页”，学人如蒋梦麟、傅斯年、周作人、林语堂、朱自清、闻一多、王世杰、许士廉、高一涵、杨振声、凌叔华、邵飘萍、陶孟和等，均有文字见诸报端；梁启超刚刚动完手术，缠绵病榻之中，犹不忘口诛笔伐；刘半农与赵元任再一次词曲璧合，哀声凄楚，传唱京城；鲁迅则有《记念刘和珍君》等文，尤为悲天悯人。

个人生活

家族成员

个人爱好

段祺瑞信佛吃素。一生酷爱围棋，资助过大批围棋手（包括吴清源），被称作“中国围棋的大后台”，还好打牌。 

人物轶事

清廉总理

段祺瑞下野后经济状况较惨淡，1928年蒋介石得知段祺瑞生活确实有些周转不灵，随即“送上2万元，在此后三四年间，又送过数万元，生活问题遂得到解决”，段祺瑞1933年到上海后，国民政府每月供给他两万元生活费，虽不富裕，但维持生活足矣。 

作为一国军政首脑，给段祺瑞送礼的人自然会排成长队，但他从来不收礼。江苏督军齐燮元曾送给段祺瑞一件几扇镶嵌着各种宝石的屏风，五光十色，非常珍贵。段祺瑞的家里人都喜欢得不得了，盼望段能留下这件宝物。谁知第二天一早，段就派人将屏风归还给了齐燮元。张作霖给段送来一些东北特产，并不值钱，但段祺瑞死活不肯收，最后在张作霖副官一再恳求下，才勉强收下两条江鱼。 

当时，达官贵人三妻六妾很时髦，段祺瑞也没有例外，讨了几房姨太太。他的第四位姨太太，貌美如花，知书达礼，段祺瑞很喜欢。但她一进门就愁眉不展，心事重重，原来她已经有了意中人。段祺瑞便忍痛割爱，成全她和意中人的婚事。段祺瑞让姨太出嫁的事，在当时传为佳话。 

爱国

段祺瑞晚年保持气节，不与日寇合作。“九一八”事变后，日本扶持溥仪成立了伪满洲国，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又多次到天津秘密拜访段祺瑞。为避免日本人的要挟，段祺瑞举家迁来上海，公开表明自己的抗日态度。他接受《申报》记者采访时说：“日本暴横行为，已到情不能感、理不可喻之地步。我国惟有上下一心一德，努力自求。语云：求人不如求己。全国积极准备，合力应付，则虽有十日本，何足畏哉？”“爱国朝野一致，救国惟有自救耳。”

人物纪念

段祺瑞墓

1936年11月5日，大殓，林森、居正、于右任、吴忠信、张治中等国府要员亲临吊唁，当天国民政府明令以国葬说。本来蒋介石拨款20万元在黄山购置墓地，北京也成立了由原北洋政府官僚李思浩负责的段祺瑞治丧筹备

组。但其长子段宏业以种种理由不同意其父葬于黄山，并将20万元巨款花掉了，而将段祺瑞的灵柩运回北平。后经宋哲元将军的协助，筹款2000元，暂停放在西山卧佛寺新搭建房屋内。这期间，段家派人也探寻风水宝地，以修建坟茔。不料“卢沟桥事变”抗日战争爆发，修建坟茔之事被迫搁置下来，谁知这一搁置就是28载。直到1964年，段祺瑞的生前好友、老部下章士钊出面，协助段家，将段祺瑞的灵柩移葬于北京香山万安公墓。段祺瑞与夫人张佩衡的合葬墓位于香山万安公墓西部水字区，汉白玉石墓碑上是章士钊先生题写碑文：段公芝泉、母张佩衡之墓，男宏业、宏范及诸孙敬立。这是一座很普通的坟茔，墓碑不大，墓地窄小，四周也没有护栏。 

段祺瑞旧居

天津段祺瑞旧居建于1920年，占地面积近三千平方米，位于的天津日租界的宫岛街（今鞍山道38号），该建筑为特重点保护等级历史风貌建筑和天津市文物保护单位。 

北京段祺瑞旧居现为东城区重点保护文物，位于仓南胡同。此宅原为清代康熙皇帝第二十二子允祜府。北洋政府时期，该府被段祺瑞所得。宅院占地22642平方米，段居此时，对原府进行改建。日军占领北京时此宅为日本情报机关占据，抗战胜利后又被国民党国防部所属机关占用，解放后成为单位宿舍。现在仅存的面积已大大缩小，四周在19世纪70年代末盖了许多六层宿舍楼。 

影视形象

2009年香港无线电视剧：《蔡锷与小凤仙》。扮演者：戴志伟。 

2011年中国电影：《建党伟业》。扮演者：赵本山。 

人物生平

早期经历

咸丰九年（1859年）1月7日（农历1858年十二月初四日），冯国璋出生在直隶（今河北）河间县西诗经村，冯家原是村中大户，其祖父冯丕振，家境富裕，有地300亩，为该村四大户之一。其父冯春棠，因科举落榜，精神失常，又因遭天灾，家道逐渐中落。冯国璋有胞兄弟四人，他排行老四。大哥冯佩璋，常年经营戏班，奔波外乡；老二冯蕴璋，自幼读书，被选为拔贡；老三冯琥璋，文庠生。 他7岁入本村私塾读书，5年后入其外公家所在地三十里铺毛公书院读书。冯国璋年幼聪颖，心宽志远，性情豪放。童年在家乡私垫读书，光绪二年（1876年）结业，考试名列前茅。在堂叔冯甘棠的资助下，光绪七年（1881年），冯国璋到保定莲池书院进修两年。因家境艰难，光绪九年（1883年）辍学回家。为了找寻出路，冯国璋于光绪十年（1884年）在经叔父介绍后，未告别父母妻子，只身去大沽口投淮军，开始了他的军旅生涯。

光绪十年（1884年），25岁的冯国璋只身来到大沽口淮军直字营，通过在该营任文书的族叔介绍，入伍当兵。因冯国璋具有一定文化程度，经常帮助士兵书写家信或帮伙房记账，人缘不错，亦取得了该营统领刘祺的信赖。光绪十一年（1885年），冯国璋入淮军直字营当兵。经刘保荐，冯国璋进入天津武备学堂，习步兵科。该学堂是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为培养淮军中下级军事人才于1885年创办的。聘有德国军事教官，所设课程有兵法、地利、军器、炮台、算法、测绘，并操习炮队，步队、马队、工队及分合阵法，另外还兼学经史。冯国璋是该学堂第一期学员。在学习期间，他曾回原籍参加科举考试，当时特设数学附生额，因他擅长算术，考中秀才。后返回天津武备学堂继续学习军事。冯国璋学习刻苦，精通枪炮阵式，熟习营垒作业，各科成绩优秀，曾得到该学堂总办荫昌和德国教官的赏识。 

光绪十五年（1889年）7月，冯国璋从该校以优异成绩毕业，当时冯国璋已届而立之年，他不安于现状，想大立军功，出人头地，于是在光绪十九年（1893年）进入聂士成军中效力。在中日甲午战争前夕，冯国璋曾随聂士成赴东北和朝鲜等地考察和测绘地形，为时半年，跋涉数千里，餐风宿露，历尽艰险。所达之处，对山川要塞均用新法绘图说明，地形地物，了如指掌。所搜集的资料以聂士成之名编成《东游纪程》一书，由冯国璋任注说编辑，及至第二年聂士成率部在朝鲜和东北等地抗击日军时，这部著作发挥了极大的指导作用。故此，冯国璋得到了聂士成的垂青，被任命为该军军械局督办。 甲午战争后，冯国璋得聂士成保荐，以清朝驻日公使裕庚随员身份赴日。冯国璋在日本期间，为考察日本军事，结交了日本军界人士福岛安正、青木宣纯等人，并博览大批近代军事著作，取得了大量有关军事教练的资料，不舍昼夜，抄录和整理了几大本有关军事训练和近代军事科学发展的“兵书”，冯国璋亦因此大长才干。

佐理袁幕

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冯国璋回国后，将精心整理好的笔记资料呈送聂士成，聂士成又转呈袁世凯。当时，袁世凯正在积极筹办小站练兵事宜，急需军事教学人才，见到冯国璋所整理的军事资料如获“鸿宝”，遂招冯国璋入小站辅佐编练新军。与冯国璋同时进小站的还有他在武备学堂时的同学王士珍和段祺瑞等人。冯国璋在教学中结合实际，深入浅出，深受学兵的拥护和爱戴。未几，冯国璋即被任命为督操营务处帮办兼步兵学堂监督。不久，又升为督操营务处总办。冯国璋鉴于新建陆军初创，在训练工作上应有所遵循，经过精心筹划，与王士珍、段祺瑞等人合力编成《训练操法详晰图说》22

册，成为随营学堂的标准教科书，也是清朝末年我国军事学校和编练新军的主要教材。由于冯国璋等人对袁世凯的赤心辅佐，使小站练兵的声誉大振，冯国璋也逐步投向袁世凯的怀抱。

袁世凯出卖光绪帝和参与“戊戌变法”的维新派，深得慈禧太后宠信。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3月，新建陆军改称“武卫右军”。不久，袁世凯率军赴山东，被派署理山东巡抚，镇压义和团运动。冯国璋以督操营务处总办身份，将1万多人的山东勇营逐步改编为武卫右军先锋队，并曾一度率队在直隶与山东交界的德州一带，围追堵截义和团。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冯国璋参预镇压义和团运动有功，经袁世凯奏保，升为补用知府。不久被调至济南主管武卫右军和山东全省军队督操事宜。

北洋三杰

袁世凯为了在德国人面前出风头，决定举行秋操，命冯国璋、王士珍、段祺瑞昼夜加紧操练军队。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秋，袁世凯邀请德国驻胶州湾总督一行抵济南观操。总督在袁世凯等人的陪同下登上观操台，只见军旗一色鲜明，队伍整肃精壮，军威凛然。时冯国璋发出洪亮的口令，队伍“一举足则万足齐发，一举枪则万枪同声，行若奔涛，立如直木”。总督当面称赞冯国璋、王士珍、段祺瑞为“北洋三杰” 。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清廷擢升袁世凯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冯国璋亦随之赴任。袁世凯野心很大．到达直隶后，便开始大规模地扩充北洋军。所谓北洋军是因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袁世凯编练新军而得名。袁世凯首先在保定设立编练北洋常备军的专门机构——军政司，该司分兵备、参谋、教练三处，冯国璋出任教练处总办。冯国璋竭力修明操法，制订章程和编练计划，从而把新旧军队的训练统一起来。使编练新军一时颇著成效。未几，清政府派冯国璋与满族官员铁良、凤山赴日本考察军事。归国后，冯国璋出任清政府练兵处军学司正使，同时督办北洋各武备学堂，兼任北洋速成武备学堂和将弁学堂督办，因此北洋军阀集团中不少军官都是他的门生、故旧，为他后来充当直系军阀首领打下了基础。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冯国璋署理正黄旗蒙古副都统，兼任陆军贵胄学堂总办。该学堂是清廷主要为培养满蒙高级军事人才而设立的，其成员是王公世爵、四品以上的宗室以及现任二品以上满汉文武大员子弟。该学堂还附设王公讲习所，在固定时间里专召亲王们去听冯国璋讲课。冯国璋利用此机会结识了不少满蒙贵族，并赢得了清王朝的信任。于是，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冯国璋升任陆军部军咨处正使。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又升任清西陵梁各庄值班大臣。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11月，光绪帝、慈禧太后相继去世，光绪帝之弟载沣辅佐其子溥仪登极执政。载沣为了集中权力并替其兄光绪帝报仇，便把袁世凯开缺，赶回河南。冯国璋怕受株连，便借口“值西陵与祭，坠马受伤”，和原配吴夫人病丧、母孙太夫人逝世为由，请辞回籍，但未得到批准。清廷仍委派他负责办理日常军务。冯国璋对袁世凯感恩图报，仍暗通音信，表示忠诚，并竭力为袁世凯东山再起创造条件。

辛亥革命

宣统三年（1911年）8月，清政府为了震慑革命人民反清斗争力量，决定在直隶永平府（今卢龙）举行秋操，冯国璋被任命为东路总统官。10月10日，武昌新军爆发了起义，迅即占领武汉三镇。清政府急忙派陆军大臣荫昌率两镇北洋军赴湖北镇压革命，同时又任命冯国璋为第二军军统，随后增援南下。冯国璋在率军南下路上，唯袁世凯的密令是听，根本不理会荫昌的指挥。当冯国璋率军途经彰德时，只身去洹上村向袁世凯请示机宜，袁世凯授意冯“慢慢走，等等看”六字秘诀，并对冯国璋说：“非筹备周妥，计出万全，断难督师进攻。”清政府迫于无奈，只得请袁世凯出山。袁世凯得势后，马上奏请由冯国璋接替荫昌第一军军统职务。冯国璋即按照袁的指示，调兵遣将，作好进攻准备。当清廷被迫授袁世凯军政全权以后，袁世凯才命令冯国璋攻打汉口和汉阳起义新军。于是冯国璋命令部将李纯、王占元和陈光远，指挥三协北洋军轮番猛攻。起义新军面对北洋军的猛烈攻势，化整为零，躲在汉口街道两边的建筑物内狙击北洋军的进攻。冯国璋见起义新军拼死抵抗，难于长驱直入，便决定放火烧毁街道两旁的商店和民房，使起义军无法存身。

11月1日，冯国璋借风势命令

士兵放火，烈火由北而南，由东而西，一时间整个汉口便成了火海，三天三夜未熄，使方圆30里的繁华商埠倾时成为一片焦土，商民损失不可计算。攻陷汉口后，11月27日，冯国璋又指挥北洋军攻占了汉阳。此一役，冯国璋被清廷封为二等男爵。正当长江一鼓可渡、武昌垂手可得之时，袁世凯为了借用革命力量迫使清帝退位交权，密令冯国璋“按兵不动”。冯国璋一时摸不着袁世凯的意图，并对袁世凯产生怀疑，于是亲自赴京托人向隆裕太后启奏，请求拨给饷银400万两，可独力平定叛乱。隆裕太后表示，400万两饷银一时难以筹划，但可以先拨发3个月的饷银，并准备临朝时召见冯国璋。不料袁世凯抢先一步见了太后，使冯国璋的如意算盘成为泡影，甚至还差一点被袁世凯干掉。不久，段祺瑞迅速抵达汉口，接替冯国璋指挥北洋军的职务。

12月15日，袁世凯命令冯国璋离汉赴京，任禁卫军总统，兼察哈尔都统。禁卫军是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组建的一支保卫清王朝的武装，共一师二旅，计1.2万人。除步兵第三标是汉人外，其余各部官兵全系满、蒙军人。冯国璋之所以能以汉人统帅禁卫军，是因为他以前曾为陆军贵胄学堂总办，且近在汉阳之役又被封二等男爵，再加上民国元年（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后，袁世凯曾指使冯国璋等15名北洋将领发表了“誓死拥护君主立宪，反对共和政体”的通电，因此，王公贵族都认为他效忠清室，予以信赖。冯国璋被清廷任命禁卫军总统，从而完全掌握了京畿防务大权。袁世凯逼迫清帝退位，遭到禁卫军官兵的反对，以致议和条件迟迟不能发表。这时，冯国璋决心助袁一臂之力，亲赴禁卫军总部召集全体官兵，高声宣布大清皇帝辞位后之优待条件，对于禁卫军额数俸饷亦仍维持不变，声言非此不能保全皇室。冯国璋并以身家性命担保，尊号仍存不废，让权不让位，两宫保全及禁卫军待遇皆担保到底，无论个人调任何职，必仍以禁卫军自随。于是一场企图阻碍清帝退位的禁卫军风波被平息下来，冯国璋在关键时刻为袁世凯篡权立下了汗马功劳。民国元年（1912年）9月，冯国璋出任直隶省都督兼民政长。

北洋中坚

民国二年（1913年）7月，“二次革命”爆发。15日，黄兴在南京宣布讨袁。23日，冯国璋受命出任江淮宣抚使率部由津浦路南下，不久攻陷了宿县、蚌埠和滁县各处，8月6日直达浦口。16日，他的女婿、参加反袁斗争的南京第八师师长陈之骥，率少数卫兵偷偷过江向岳父投降。陈将南京群龙无首的混乱情况及其设防布局向冯国璋作了详细汇报。冯国璋喜形于色，对陈之骥说：“你提供的情况很是重要，待我挥军渡江，我俩里应外合，攻下南京，给你立个首功。”随后，冯国璋会合张勋的辫子兵及刘冠雄海军，部署了联合攻克南京的作战计划。南京何海鸣率讨袁军与北洋军鏖战半个多月。9月2日，冯国璋指挥北洋军炸毁城墙进入南京。入城后北洋军如同野兽一般，恣意烧杀淫掠，南京商民家破人亡者，不可胜数，许多妇女被奸淫后投秦淮河自尽。张勋辫子军兽行尤甚。冯国璋因攻占南京有“功”，被袁授予一等文虎章。南京陷落，“二次革命”宣告失败。袁世凯深知南京虎踞龙蟠的战略地位对他控制南方至关重要，因此他本来打算在攻克南京后任命心腹大将冯国璋为江苏都督，然而事不凑巧，因为冯国璋在攻占南京前夕，允诺了张勋提出的“先攻入城者为都督”的协议，张勋不惜辫军惨重伤亡，抢先一步攻入南京，冯国璋只得保举张勋为江苏都督。9月10日

，冯国璋北上继任直隶都督。然而张勋治军无方，终引出“南京交涉案”。日、英、美等国公使以张勋在南京其侨民生命财产得不到完全保证为由，向袁世凯施加压力。于是袁世凯于12月16日任命冯国璋出任江苏都督，并于第二年授予宣武上将军；改任张勋为长江巡阅使，令其率“辫子军”驻防徐州。

冯国璋接任江苏都督后，打着维护江苏社会秩序的旗号（其实是为了镇压革命党人），首先于前清江宁府署设立江苏全省执法处。在此之前又从天津调来大批警察，代替张勋军警维护南京治安。冯国璋又将沿江的四路要塞加以整顿，统一指挥，任命王遇甲中将为总司令；同时设立军事研究所，又在南京设立宪兵司令部，任命陈调元为司令。接着又成立陆军讲武堂、水师学堂、陆军警察学校。冯国璋在军事上的一系列措施，旨在加强北洋军阀的统治，但在客观上保障了江苏社会秩序的稳定，因此江苏在冯国璋统治的几年间，经济、文化的发展是有长进的。冯国璋手握四师重兵，据有富庶的江苏省，一时成了国内各省军阀中举足轻重的人物。

袁世凯为了笼络冯国璋，于民国三年（1914年）1月特将自己的家庭教师周砥介绍给冯国璋为妻。袁氏父子想藉此左右冯国璋，因此袁世凯指挥部下将这次婚礼办得格外隆重，一时轰动了大江南北。袁氏给周砥陪送的金银首饰、珠宝玉器达120余担，其他妆奁五光十色，不可胜数。婚礼场面十分热闹。婚后结算，仅招待费就支出白银数万两。不久，冯国璋还被授以“宣武上将军”。冯国璋深感袁氏的知遇之恩，曾多次通电支持袁世凯解散国会，撕毁约法，反对内阁制，主张总统制，曾通电竭力叫嚣中国“应于世界上总统之外，别创一格，总统有权则取美国，解散国会则取法国，使大总统以无限权能展其抱负”。

公开反袁

在袁世凯担任中华民国大总统后，冯国璋听闻袁氏父子在京策划帝制的消息后，十分惊讶。经与周夫人商量，决定进京了解内幕，于是于民国四年（1915年）6月亲赴北京谒袁。冯国璋回到南京后，北京“筹安会”即公开倡导恢复帝制，冯国璋不敢不信又不敢全信，只得去密电向反对帝制的总统府机要局局长张一磨询问，不久得到“事出有因”的答复。冯国璋深感受骗，便愤愤不平地说：“他哪把我们当自己人呢？他的做功倒真不坏！”从此，冯国璋与袁氏的矛盾逐渐尖锐化。

袁世凯对冯国璋很不放心，便采取了严密的防范措施。首先在冯国璋身边安置王子铭等人监视其行动；又据传张勋曾接袁世凯一密电，谓冯国璋为人不可靠，嘱其就近监察。不仅如此，袁世凯的死党上海镇守使郑汝成被刺后，袁又派其亲信杨善德率第四师移住上海监视冯国璋。未几，又加派卢永祥率第十师驻吴淞，也为了防备冯国璋。冯国璋见此情形，明白了袁世凯不再相信自己，从此与袁氏父子的关系逐渐疏远，不肯再为袁世凯卖力。不久，袁氏父子指示江苏巡按使齐耀琳选举代表，举行改变国体投票。齐指派代表时，冯暗示督军署人员一律不当代表，不参加投票活动。在举行投票那天，冯国璋托病不去；齐亲自到署劝请，他才勉强到场，然而却呆坐在那里，一言不发。12月18日，袁世凯任命冯国璋为参谋总长，急电催促进京就职。冯乃托词害病拒不进京，并策动江苏军民电请“挽留”，李纯等督军也致电主张留冯。袁世凯没办法，只得允他在南京“遥领”。然而，袁世凯

仍不放心，一面派阮忠枢、荫昌等人赴宁继续催冯离宁北上，一面电令杨善德、卢永祥、倪嗣冲调兵控制长江下游。12月25日，蔡锷等宣告云南独立，组织护国军，讨伐袁世凯。冯国璋鉴于全国讨袁运动兴起．也就不再装病了。民国五年（1916年）3月9日致电袁世凯销假视事，从此放开胆量，公开反对帝制，遂成为“北洋派中反对洪宪皇帝之第一中心人物”。

民国五年（1916年）3月19日，当直隶省巡按使朱家宝将“五将军密电”呈送袁世凯过目时，袁气急之下，几乎晕倒；帝制派见此电，亦个个瞠目无词，足见“五将军密电”对袁氏帝制的打击程度。袁世凯鉴于全国人民反对帝制斗争正方兴未艾，内部已处四分五裂、众叛亲离之势，深知已临灭顶之灾，但为了仍然保住权力，企图继续盘踞大总统职位，便于3月22日宣布取消帝制。自从“五将军密电”泄漏后，冯国璋与袁世凯的裂痕更无法掩饰。于是冯国璋一不做，二不休，决定对袁世凯施加更大压力，以迫其将政权让予他。为此，冯国璋于民国五年（1916年）4月1日和16日公开致电北京政府，劝袁世凯及早退位。各省军阀纷纷效尤，亦先后通电劝袁世凯迅速退位，袁世凯不得不派亲信阮忠枢南下向冯国璋乞情。冯国璋在阮忠枢的请求下，答应联络各省，担任调停。5月18日，冯国璋邀集未独立各省在南京召开代表会议。冯国璋意图通过南京会议逼袁下台，由他取而代之。但由于倪嗣冲的破坏和各省区将军代表谋略不一，遂使南京会议夭折。冯国璋弄巧成拙，被舆论斥责为：“与其名为解决袁氏地位之会议，毋宁名为解决自己地位之会议。”

袁世凯复辟帝制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无比愤怒，导致护国战争爆发，北洋军阀集团内部四分五裂，袁世凯于民国五年（1916年）6月6日在全国人民的声讨声中，忧惧而死。在此过程中，冯国璋是起了一定作用的。 

进京任职

袁世凯死后，黎元洪出任总统。民国五年（1916年）10月冯国璋被选为副总统，11月在南京宣布就职，仍兼江苏督军。冯国璋就职副总统后，便在南京设立副总统办事机构，并以国家元首的姿态公开接见中外记者，大谈治国方略，主张中国建设要渐次进行，反对国民党的激进方针，一时政

治上颇为活跃。民国六年（1917年）初，江苏商民鉴于冯国璋坐镇南京，维护社会治安有功，便发动集资为冯国璋竖立“丰碑”；未几，江苏军界联合会闻知，亦愿加入发起，改为建立冯公生祠，取华符之“华”字名为“华园”，并拟铸造铜像。事为冯国璋所闻．他“恐为人所讥议，立即致函辞谢”，谓：“华园一事千万打消，如不能中断，请即改为劝工场，以利民生经济。”不久，将建华园和铸像之捐资建成贫民工厂和劝工场，此事一时传为美谈，并为冯国璋增添了几分光彩。不仅如此，冯国璋更以反帝制余孽面孔出现。段祺瑞出任国务总理后，将阁员名单派人送到南京请冯核准，冯国璋一看名单上竟有曹汝霖，便对身边的人说：“这张名单我能同意吗？连帝制余孽也要当阁员了，太不象话了，芝泉（段祺瑞）真是胡闹呀，我准备把它退回去！”

民国六年（1917年）2月，冯国璋赴京调解黎元洪与段祺瑞因对德断交而引起的“府院之争”。冯国璋到京后，住在禁卫军司令部，整天忙于接见军政各界要人，发表个人对时局的看法，“欲求对外一致，不可不先求内政刷新”，一时赢得各界的好感。他还在中国大学以“教育救国”为题演讲，获得了师生的欢迎。3月，段祺瑞因不满国会和黎元洪的外交政策而辞职赴津，冯国璋受黎元洪之托亲自赴津挽留，并与段祺瑞联袂回京。冯国璋见段祺瑞刚愎自用，目中无人，最后表示无力调解，回南京后，冯国璋预料到段祺瑞必将对己不利，于是决定集聚实力，迎击段祺瑞的种种挑战。他联合江西督军李纯、湖北督军王占元，建立了“长江三督”势力，又竭力笼络各省军阀和英、美势力，从而伏下了未来的直皖之战。不久，黎元洪在美国公使“允为后盾”的支持下，断然下令免掉段祺瑞国务总理的职务。段愤然赴津，立即煽动“督军团”倒黎，于是皖系各省军阀在段的指挥下，纷纷独立，使黎进退两难。这时，冯国璋曾致电表示支持黎元洪，并建议由王士珍出来组阁。由于王士珍首鼠两端，害怕招致灾祸，一时没敢答应；段却趁机派其亲信徐树铮怂恿安徽督军张勋出面调停，且暗示使清逊帝溥仪复辟，结果黎氏受骗，解散国会，引出了一场复辟的丑剧。

代理总统

民国六年（1917年）7月1日，张勋在北京拥戴溥仪复辟，黎元洪避入日本公使馆，致电南京请冯国璋代行总统职权，维护共和。冯国璋于7月3日通电全国指出：“国璋在前清时代，本非主张革命之人，国璋今日之不赞成复辟，亦犹前之不主张革命，彼（指张勋）恃京师为营窟，挟幼帝以居奇，手握主权，口含天宪，名器由其假借，度支供其虚糜，化文明为野蛮，委法律于草莽，此而可忍，何以国为！”第二天，冯国璋在军署接见英国领事时说：“中国政体已走上了共和。不容许再有皇帝，我可以告诉你们，我跟段总理都是站在反对地位的。”复辟敉平，冯国璋于14日致电“奉还大总统职权，请黎元洪复职”。黎愧于解散国会，故决心去职，致电冯国璋说：“惭魂虽化，枯骨犹生，黾载河间，奠我民国。”段祺瑞企图乘机使其亲信倪嗣冲接替冯国璋江苏督军之职，于是大施调虎离山之计，18日致电促冯国璋北上就大总统之职，并派靳云鹏为专使赴南京迎冯国璋北上。靳云鹏对冯说：“段此次组阁表示必可听冯四哥的话，二人同心，其力断金

！”冯国璋深知段之野心，不为靳云鹏语所迷惑，断然拒绝段祺瑞的安排，并针锋相对地提出离宁条件：调其部下江西督军李纯为江苏督军，陈光远为江西督军，第十五、第十六师为总统卫队。靳致电段祺瑞报告，段则以吴光新、傅良佐为长江上游警备总司令兼四川查办使和湖南督军为交换条件，答应了冯的要求。冯国璋鉴于自己的势力在长江下游得以巩固，便于8月1日率第十六师抵达北京就职。冯国璋进京后，先拜访黎元洪，再次力言劝其复职；又派内务部总长汤化龙为大总统代表，进宫答谢清廷对他荣升大总统的祝贺。随后，他便将王士珍、段祺瑞请进府来，叙“北洋三杰”之友谊。冯极为亲切地说：“咱们老兄弟三个连枝一体，不分总统、总理、总长，只求合力办事，从今而后再也不会有什么府院之争了。”冯把“府院一体，内外一心”的高调呼得山响。然而这仅是表面文章，冯国璋决不是第二个黎元洪。他是一个有军队、有地盘、有势力、有野心的不低于段祺瑞的实权人物，他决不象黎元洪那样甘心当“活动的盖印机器”。

因此，冯国璋来京就职代大总统，无疑加深了冯段之间的矛盾，促进了北洋集团的分裂。段祺瑞刚愎自用，非常看不起冯国璋。冯国璋来北京前夕，段祺瑞听到冯用债券收买上海外商存土（鸦片），借制药为名，从中牟利的消息后，便对身边人说：“我与冯是旧友了，此君有个钱癖，固所深知。但以今日环境论，我绝不能反对，因小失大，致伤感情。且系苏省官绅合办，彼既事前未征求我的意见，我只好装作聋聩。”段祺瑞宣扬散布冯国璋有“钱癖”，并非无端攻击，冯国璋自保定发迹后，通过各种搜刮手段，已陆续聚敛了大量的财富，成为军阀、大地主和大资本家三位一体的典型人物。例如，他在原籍河间和阜城、兴济等地有土地3000余亩；在江苏与张謇合办盐垦公司。购地70万亩；在诗经村、天津、北京有房千余间；在直隶夹山、遵化、兴隆有3座金矿；在南京、北京、天津有10座钱庄和银号；并且在中华汇业银行和“北四行”均有大量股票和存款。尽管如此，仍不能满足其贪欲。当他走进总统府看到三海活蹦乱跳的鱼群时，却又动了心计，正好一个姓李的嬖人对其买好，进言说：“三海之鱼，自明清以来从未网罟过，如果打出卖给鱼商可值10万余元。”李某见冯犹豫不定，又说：“成文规定，三海鱼鸟花草历来是皇帝总统私产。”于是，冯国璋招鱼商捕之，议价8万元。从此，冯国璋落得贪婪名声，所以段祺瑞是很藐视他的。

辫子军于民国六年（1917年）7月12日挂五色旗投降，冯国璋于14日电请奉还大总统给黎元洪，但黎元洪知道尽管自己命令段祺瑞复职，但段祺瑞决计不会尽释前嫌、善罢甘休，因此不愿就职，并通电全国决意去职。不久就发生了新的府院之争，而且较之前一次，有过之而无不及。由于段祺瑞是两次府院之争的当事人，可见其必有责任。但是新府院之争比旧府院之争毕竟上了一个档次。黎元洪和段祺瑞的旧府院之争，更多的是一种名器之争，总统认为总统是老大，总理却认为总理是第一，因此为了一些芝麻绿豆的小事都可以大动干戈，实际上有民国元年内阁制与总统制之论争的余响。但冯国璋与段祺瑞的新府院之争，却是一种政见之争。段祺瑞鹰扬虎视，要用武力征服全国，是把南方军政府当作敌人来对待的，这是承袭了袁世凯时代的敌我划分；但冯国璋却希望“和平混一”，视西南实力派为愤而出走的兄弟，因此寓含了对袁世凯的否定。 

护法战争

段祺瑞上台后，以“再造共和”功臣自命，独揽军政大权，拒绝恢复《临时约法》和召开国会。于是孙中山以维护《临时约法》为号召，联络海军总长程壁光及西南军阀于民国六年（1917年）9月在广州建立了与北京政府对峙的护法军政府。段祺瑞面对此局势，立即决定对南方实行“武力统一”的军事

冯国璋讨伐。9月18日零陵镇守使刘建藩和驻衡阳湘军旅长林修梅通电宣布湖南“自主”。10月6日，护法战争首先在湖南爆发。正当段祺瑞全力对南方用兵之际，代大总统冯国璋却提出了与段祺瑞的“武力统一”对立的“和平统一”政策，即保持西南各省军阀割据现状，以换取他们对北京中央政权的承认，保持中国名义上的统一。冯为了贯彻他的“和平统一”政策，利用他直系军阀首领的地位，密遣其婿陈之骥赴湘，运动王汝贤、范国璋联名通电主和。于是王、范通电：“恳请大总统下令征求南北各省意见协议组织立法机关，议决根本大法，以垂永久而绝纷争。”10月20日冯又指使“长江三督”联名提出停止湖南战争，撤回湖南督军傅良佐，改善内阁和调整倪嗣冲安武军驻防四项主张。段对南方战争彻底失败。12月25日，冯国璋发布“弭战布告”，要求南北两军“于军事上先得各方之结束，于政治上乃徐图统一之进行。”冯国璋的“和平统一”政策暂时占了上风。段祺瑞虽然一度下野，但皖系实力仍存无损。因此段祺瑞下台后，竭尽全力破坏冯国璋的“和平统一”政策。首先拉拢直系内部主战派首领直隶督军曹锟于12月召开“天津会议”，煽动继续对南方用兵；同时，段祺瑞还指示徐树铮勾结奉系军阀张作霖派兵入关，以威胁冯国璋。冯国璋虽有十五师、十六师，却仍感力量单薄，而敷衍西南的“和平统一”政策因进行缓慢而无效果，致使护法战争于1918年1月中旬重新交火。段祺瑞的阴谋得逞，冯国璋在北京陷于孤立。

民国七年（1918年）1月26日，冯国璋借出京“巡视”为名，率领1000余名卫队，准备赴南京与李纯等人商讨反段大计。当冯国璋的专车抵达天津时，曹锟率直隶军政大员在车站欢迎。冯国璋一行人在天津曹家花园小住一夜。曹锟向冯国璋表示：“无论和战，吾辈坚决服从命令。”第二天，冯国璋继续乘专车南下，27日下午抵达济南，山东督军张怀芝登车晋谒冯国璋，并同车赴蚌埠。此时段祺瑞急电倪嗣冲阻止冯国璋前往南京。28日上午冯国璋专车抵达蚌埠，倪嗣冲率亲信十余人到站迎接，见到冯国璋劈头第一句就说：“在天津小站时，咱还是个文官，如今居然也领兵了，咱们多时相好，如今你是大总统，我还是个督军，天差地远，我看这督军觐见大总统的大礼就免了吧！”下车后到了倪嗣冲署府，冯国璋也不甘示弱，刚坐定，就对倪嗣冲说：“督军不听中央的命令不必说，就是一个师长、旅长，索饷索械比什么人都凶，一点点不如意就通电反对中央，请老弟代我想想，这样的总统做得下去吗？”倪嗣冲因事前接到段祺瑞密电命令他阻止冯国璋赴南京，所以对冯国璋的态度极为恶劣，他竟然指着冯国璋说：“是战是和，你是当总统的，总统先有个主意，究竟你的主意何在？你为何不明白说出来！你和段总理已是数十年的老朋友了，可是，你只顾自己的总统地位，而不顾总理的面子，此种举动真令吾辈寒心。”不待冯讲话，倪又连珠炮般地发泄内心的不满：“不知总统是否还记得当年在天津武备学堂当学生时候，校长不是我们安徽的李文忠（李鸿章）吗？”倪嗣冲的一席话竟使冯国璋也流下了眼泪，跟随冯国璋的田文烈见此情形，便说：“总统原来是与倪督军、张督军诸君商议讨伐西南之事呢。既

然这样，待总统回去即下讨伐令好了。”冯国璋欲赴南京，倪当即说：“你若回北京，我可以放行，若去南京，我便扣留你在此。”冯国璋不得已，只得折回北京。

冯国璋回到北京后，于1月30日下讨伐令，派曹锟、张怀芝、张敬尧率军进犯湖南，并于2月上旬下“罪己布告”。冯国璋效法专制君王用“罪己诏”的形式缓和与段祺瑞一派的紧张关系，尽力向段表示让步，以平息皖系军阀政客们的怨气。民国七年（1918年）3月23日复任段祺瑞为国务总理。

段祺瑞的“武力统一”又占了上风。但冯国璋并不甘心“和平统一”政策的失败，他密电曹锟率兵南下“适可而止”，不必过于深入为他人效力，“以恢复湘省为止”。曹锟接电后，心领神会，回电说：“决不令主座为难。尽请放怀！”吴佩孚率直军攻占长沙后，段祺瑞电告吴佩孚“直捣两广”，吴佩孚借口饷械供应不及，故意按兵不动。段祺瑞为了早日完成他的“武力统一”，便极力笼络曹锟、吴佩孚。当段准备升任曹锟为两湖巡阅使兼湖北督军的消息传出后，冯国璋急忙致电曹锟：“久戎于外，直隶根本之地，未免空虚，倘有疏虞，便无退步。”于是直军占领衡阳后，曹锟力辞两湖巡阅使，立即回到天津，吴佩孚亦屯兵不前，并与护法军划界停战，致使段祺瑞的“武力统一”到此为止。

晚年逝世

段祺瑞企图再以名位引诱曹、吴继续为其卖力，使授曹锟为川粤湘赣四省经略使，授吴佩孚为“孚威将军”。未几，段祺瑞又“秘以副总统许曹”。并且亲往湖北犒师。冯国璋此时恐怕曹锟再次

受骗，便派陆建章赴天津说服曹锟，放弃南征，回到直系与李纯等人合作把局面转向和平。结果陆建章在天津被段的第一亲信徐树铮诱杀。段祺瑞深知阻碍“武力统一”的主要障碍是冯国璋，于是便指使亲信王揖唐为首的“安福俱乐部”收买政客，操纵国会选举，把冯赶下台去。安福系乘冯国璋继黎元洪总统任期已满，按照事前段祺瑞的部署选举徐世昌为新总统，冯国璋只得把总统的“宝座”让了出来。不久，冯国璋离京回到故里河间。

徐世昌上台后，企图调解直、皖两系矛盾，为了取悦冯国璋，便批准下台的冯国璋仍有节制第十五、十六师的权力。不久，又派师景云赴河间迎请冯晋京，以疏通冯、段感情。由于冯国璋鉴于陆建章被谋杀的教训，迟迟不敢登程，直到靳云鹏组阁，稍有了安全保障，他才于民国八年（1919年）10月经天津抵达北京。冯国璋此次进京虽然是打着调合直、皖两系分裂的旗号而来，但实际上，他依然想通过他的斡旋促进直系内部团结，以对抗皖系，并伺机东山再起。此外，他进京的另一任务，则是企图把陆军部于民国八年（1919年）6月裁撤的第十五、十六师的粮饷局夺回来，以保其外快财源不致中断。然而一切都未能如愿，即于12月28日突然病逝，时年60岁。冯国璋临终口授遗言给徐世昌总统：“和平统一，身未及见，死有遗憾，希望总统一力主持，早日完成。” 

主要成就

冯国璋一面向袁世凯迭电密陈请“勿轻开战祸”，一面通过梁启超、胡鄂公等人与西南滇桂军阀唐继尧、陆荣廷信使往来，以促使西南独立和陆荣廷攻击广州，逐驱袁世凯死党龙济光；同时，又劝说四川的北洋军与护国军停战，并且指使四川、湖南将军陈宦、汤芗铭通电拒绝袁世凯的命令。当袁世凯派曹锟率北洋军入川与护国军接火之日，梁启超派人赴南京，请冯国璋协助蔡锷反对帝制维护共和

。冯国璋对来使说：“我是他（指袁世凯）一手提拔起来而又比较亲信的人，我的电报对他是个重大打击。我们之间，不可讳言是有知遇之感的。论私交我应该拥护他的，论为国家打算，又万不能这样做，做了也未必对他有好处，一旦国人群起而攻之，受祸更烈。所以，我刚才考虑的结果，决计发电劝袁退位。”于是，冯叫秘书拟好两电，一电致袁世凯，劝其退位；一电分致鄂赣与西南各省，表示他反对洪宪帝制的态度。

不仅如此，冯国璋还主动联络江西李纯、浙江朱瑞、湖南汤芗铭、山东靳云鹏等将军联名发出密电向各省将军征求收拾时局的意见，时称“五将军密电”，其电文内容，要求南方者：（一）取消独立，（二）退出战区，（三）保护战地人民。要求北方者：（—）取消帝制，（二）惩办帝制罪魁，（三）请元首自行辞职以觇全国人民之意思。可见“五将军密电”是冯国璋企图以“中立”省将军首领的名义，召唤非独立各省区，形成第三种力量，以图联合护国军，打倒袁世凯的一种计谋。

历史评价

应该说，早年身为清廷大臣的冯国璋能为其族人后代订出“国家海禁开，东方大事起”这十个字，可以称得上是很有政治远见的，是积极进步的。冯国璋一生由一介书生而入武林，读文史后再习军事。在他所处那个时代，经历了数次战争，其中亲自参与的就有中日甲午战争和八国联军入侵进京等战事；中国作为战败国，付出了割地赔款、签订丧权辱国条约的沉重代价。作为一个有着远大抱负的中国一代知识分子，或是身为一名有强烈民族自尊心的军事将领，冯国璋曾以其深刻的思考和敏锐的见解，屡屡向上司和清廷进言，并且一直身体力行地为“国家海禁开，东方大事起”这一宏愿而尽心尽力。

冯国璋当时已深切地感知，一个自诩为泱泱大国的国家，由于数百年来闭关锁国，夜郎自大，国力早已衰败不堪，远远落后于西方列强一大截了。他两次东渡扶桑，从那个自明治维新以来变得强悍起来的国度中，发现了一条中国富强昌盛，再树雄姿的可行之路，那就是打破海禁，引进外国的先进思想和科学技术，让国人重新认识自我，认识世界。 但其时其势，这位汉族的清廷重臣也有与当年李鸿章相似的忧虑和顾忌，眼看着京城里那个冥顽不化的满清朝廷，还有早已腐败不堪的各级衙门地方官吏，落后的农桑耕作制和淤堵不扬的贸易商业，还有几乎空白的现代工业这副积重难返的烂摊子，就决定了真正要在东方这块古老的土地上形成“大事起”的强盛之势，非一朝一代人所能办到的。因此，冯国璋把希望放在了儿孙辈身上。 

轶事典故

胜而被黜

武昌起义爆发之后，袁世凯被启用，派遣冯国璋南下镇压革命军。眼

看武汉三镇指日可下，冯国璋志得意满地对人说：“这一来，咱的黄马褂算是穿上了，兴许还来个世袭罔替呢！”就在他一门心思想当匡复社稷的中兴之臣时，袁世凯突然一纸调令，把他从武汉前线调了回来。 

冯国璋打仗是一把好手，可政治方面却是个榆木脑袋。他号称是“北洋三杰”龙虎狗中的“狗”，还真有点忠犬护主的劲头儿。在战场上他只想着打胜仗，保住清王朝，根本没领会东家袁世凯的政治意图。出发前袁世凯给他下达的六字方针是“慢慢走，等等看”，可他到了武汉就一鼓作气连下两镇。 

11月17日，就在他又一次大败黄兴时，袁世凯却把本来非他莫属的“湖广总督”一职授予了第二军军统段祺瑞。冯国璋在前线拼死拼活，官却让没打过一仗的段祺瑞当了。冯国璋别说多窝火了。回到北京后，他来了个闭门谢客，谁也不见。 

冯袁对话

冯国璋在去北京见袁世凯之后，冯国璋问：“外闻有总统要改帝制的传说，不知确否？”袁世凯答：“华甫，你我都是自家人，我的心事不妨向你说明，历史上开创之主，年皆不过50，我已是将近60岁的人了，鬓发尽白，精力也不如昔。大凡想做皇帝的人，必须有个好儿子，克绳基业，我长子克定脚有毛病，是个无用的跛子，次子克文只想做个名士，三四子都是纨绔，更没出息。我如果做了皇帝，哪一个是我的继承人呢？将来只能招祸，不会有好处的。”然而正当袁“指天誓日，力辩其无事”的同时，他的亲信左右却正在积极筹备帝制。 

卖鱼事件

冯国璋当大总统的时候闹了一个大笑话，这就是“卖鱼事件”。据传，中南海的鱼是前代皇家所放养，其中还有一条三尺长的红鱼和一条大鲤鱼，上面系着金圈，挂着金牌，一向就不曾为人所捕捞。冯国璋入主中南海后，派人将湖中的鱼一网打尽，然后命人在市场上高价卖出，一时间北京各处都在叫卖“总统鱼”，而所售之款尽入了冯国璋的私人腰包。当时有人写了一个对子嘲讽说：“宰相东陵伐木，元首南海卖鱼！” 

喜爱敛财

民国政府的收入不稳定，也难免要影响到总统的个人利

益。冯国璋做地方大员的时候，对财政上的事情一向敏感，他知道大总统其实是名义好听，一旦经济匮乏，没钱可花，到时的滋味就不好受了。因此，冯国璋在入京代理大总统前特别向段祺瑞提了一个条件，那就是将崇文门监督一职要到自己名下，因为崇文门监督是个肥缺，每个月可以稳定的收到二十万元商业税，可供总统府的开支。但是，一个月区区二十万的收入固然可以解决总统府的开支，但对于很多国务大事来说是无济于事的。因此，冯国璋也难免像黎元洪一样，有时候就要自掏腰包了。据冯国璋的幕僚恽宝惠回忆，为了钱的事情，冯国璋还与多年的老兄弟王士珍闹过别扭。 

冯国璋在1919年去世后，据当时的统计，冯国璋留下的遗产总值大概在300万元不到，这些钱是冯国璋多年的储蓄和投资所致，其中也包括了田地、股票等折合而成。应该说，冯国璋虽喜敛财，倒也无贪赃枉法之名。冯国璋死后，丧事和遗产分配都是委托给老友王士珍来负责，在王士珍的主持下，这些钱都按不同的份额分给了他的子女们。 

家族成员

民国代总统冯国璋乃河北河间市西诗经村人，1910年，冯国璋为《冯氏家谱》重修作了序言，并规定今后冯氏家庭以“国家海禁开，东方大事起”十字为排辈次序。

冯国璋曾孙辈本也该从“禁”字，但因政治气候和社会环境所迫，只能违逆祖上的遗训，以示与“反动家庭决裂”。所以到冯巩这一辈孩子就不再以“禁”字排辈了。而到了冯巩的下一代，则又接着“开”字的顺序取名，冯巩的儿子就叫作“冯开诚”。 

相关纪念

故居

冯国璋故居始建于1913年2月，1915年12月底竣工，占

地近百亩，四合院式建筑，厅堂屋阁四百余间，耗白银六十万两，规模宏大，富丽堂皇，均明廊画柱，高脊广舍，并点缀“玻璃厅”等西式建筑。文化大革命中冯国璋故居部被改动、损毁。2008年被河北省人民政府公布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墓地

冯国璋国葬墓始建于1917年，三年建成。原南北长897米，东西长103米，共138.6亩。在这块矩形的土地上，原来由南到北生长着苍郁美丽的树木，建有壮观的碑、坊、亭、台，具有封建帝王陵的气势，文革期间被毁。 

影视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