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军抗日十大名将

人物生平

少年时代

张自忠，字荩忱，1891年8月11日出生在山东临清唐元村的一个官宦家庭。张自忠6岁入私塾就读，3年后，父亲张树桂前往江苏赣榆就任巡检，把张自忠也带了去。1905年，张树桂因政绩不错，署理赣榆知县，官晋五品。此时张自忠14岁，已长成一个英姿勃发且充满正义感的少年。张树桂见儿子长大了，又生性刚烈，就把他送回了临清老家。张自忠回临清不久，就从赣榆传来噩耗：父亲因病卒于任上。 

张自忠相片和雕像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张自忠父亲张树桂病逝，其母亲冯夫人成为一家之主。举家迁至临清。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十六岁的张自忠由母亲做主，与临清县咨议局议员李化南之女、十七岁的李敏慧结了婚。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他考入了临清高等小学堂。强调忠、孝、仁、义的传统道德从小便在张自忠的内心深深扎下了根。学习之余，张自忠常借一些小说来阅读消遣。最让他喜爱的是《三国演义》、《说唐》和《说岳精忠传》。这些古典名著对传统道德作了活生生的注释，关云长、岳武穆和秦叔宝的忠义侠行和浩然之气对他影响颇深。

宣统二年（1910年）夏，张自忠从高等小学堂毕业。 

军阀混战

宣统三年（1911年）十月，辛亥革命爆发。冬，张自忠考入了当时中国北方有名的法律学校天津北洋法政学堂。在这里，他第一次接触到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学说和“驱除挞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资产阶级革命政纲。这些振聋发聩的进步思想在他原本只知孔孟的头脑中增添了崭新的内容，对他日后的成长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1911年底，张自忠秘密加入同盟会，亲身投入了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

1916年9月，同乡好友车震偕张自忠到了廊坊，将他推荐给了冯玉祥。冯听了老友的介绍，又将张自忠上下打量一番，见他长得高大英武，且颇有“沉毅之气”，便很满意地收下了他。投奔冯玉祥之初，张自忠被委为中尉差遣。不久，张自忠由见习官升任排长，所在连连长就是后来颇有名气的“倒戈将军”石友三。

1918年9月冯玉祥在常德设立了军官教导团，以炮兵团团长鹿钟麟任团长。张自忠奉派进入教导团军官队深造。主要学习战术、率兵术、地形、兵器、兵史、筑城、简易测绘及典、范、令等。

1924年春，张自忠被冯玉祥任命为学兵团团长。是年秋，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吴佩孚任命冯玉祥为第三军总司令，令其出古北口进击开鲁，但冯玉祥暗中班师回京，与驻防北京的孙岳部里应外合，发动北京政变，囚禁直系首领曹锟，并将溥仪皇帝驱逐出宫。在此过程中，张自忠部受命由古北口直趋长辛店，截击吴佩孚的交通兵团，迫其缴械投降。不久，张自忠奉命移驻丰台。张自忠率部到达丰台，驱逐英军，重获丰台主权。

1930年5月，中国近代史上规模空前的军阀混战——蒋冯阎中原大战爆发，双方投入的兵力高达130万人。此时，张自忠任第6师师长，编入张维玺统领的南路军。5月初，南路军首先在平汉线向蒋军开战。5月中旬，张自忠指挥第6师一夜之间从蒋军徐源泉部手中夺回许昌十五里店。6月中旬，张自忠等部由平汉线转用于陇海线，支援东路军。在高贤集打败蒋军精锐张治中之教导第2师。他的参谋长张克侠评价说：“其决心坚强，临危振奋。每当情况急迫之时，辄镇静自持，神色夷然。”

1930年9月18日，一直坐山观虎斗的东北军统帅张学良宣布放弃中立立场，通电拥蒋，随即挥师入关，占领华北。张自忠的第六师除了配属粱冠英的第十七旅随梁投蒋外，尚有第十五、十六旅一部和手枪团大部，约5000人，是西北军残部中最完整的部队之一。

1931年1月16日，西北军残部正式编成东北边防军第三军，宋哲元任军长，秦德纯、刘汝明任副军长，冯治安任三十七师师长，张自忠为三十八师师长。同年6月，南京政府开始整编全国陆军，第三军改番号为第二十九军。 

抗日战争

1933年1月10日，二十九军主力奉命由山西阳泉开赴通州、三河、蓟县、玉田待命。这是张自忠有生以来第一次同日军交战。

1933年3月4日承德失陷后，二十九军奉命赴喜峰口阻敌，冷口防务交商震部接替。3月7日，张自忠与冯治安抵达遵化三屯营与日军激战七日，日军无法获胜，转而将主攻方向转到罗文峪方面。张自忠、冯治安将三十七师刘景山二一九团和三十八师祁光远二二八团调往罗文峪方面，归刘汝明师长指挥。战斗结果，日军再遭败绩，狼狈撤退。这是抗日战争前期中国军队少有的胜利之一。但由于蒋介石此时的主要注意力仍放在“围剿”共产党和红军上，长城防线兵力薄弱，日军从冷口突破商震部防线，攻入长城以内，继而占领迁安，二十九军陷于腹背受敌、孤立无援的境地，被迫放弃喜峰口、罗文峪阵地，向西南方向退却。国民政府加紧向日军谋求停战，最终被迫同日方签订了屈辱的《塘沽协定》。

1937年2月国共议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7月7日，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事变发生时，张自忠在北平卧床治病，高级官员中惟有北平市长秦德纯主持工作。10日夜里，日军驻北平特务机关长松井太久郎与日本驻平陆军助理武官今井武夫会见张自忠，无功而返。蒋介石议和，平津舆论界一度认为张自忠为“汉奸”。8月6日，张自忠偕副官廖保贞、周宝衡躲进了东交民巷德国医院；同时通过《北平晨报》等媒体发表声明，宣布辞去所有代理职务。8日，北平沦陷。9月3日，张自忠逃离北平。

1938年张自忠将军所部第77军179师师长何基沣驻防洋坪时，对蒋介石消极抗战极为不满，导致其手下多名将领被陷害致死。

1940年5月，日军为了控制长江交通、切断通往重庆运输线，集结30万大军发动枣宜会战。1日，张自忠亲笔昭告各部队、各将领出战。7日拂晓，张自忠东渡襄河，率部北进。14日，双方发生遭遇战。15日，张自忠率领的1500余人被近6000名日寇包围在南瓜店以北的沟沿里村。激战到16日佛晓，张自忠部被迫退入南瓜店十里长山。日军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一昼夜发动9次冲锋。张自忠所部伤亡人员急剧上升。5月16日张自忠自晨至午，一直疾呼督战，午时他左臂中弹仍坚持指挥作战。到下午2时，张自忠手下只剩下数百官兵，他将自己的卫队悉数调去前方增援，身边只剩下高级参谋张敬和副官马孝堂等8人。5月16日下午4时，张自忠所部全军覆没，张自忠战死。 

成就贡献

血战临沂

1938年3月的临沂战役中，五十九军与敌鏖战七昼夜，粉碎日军向台儿庄前线增援的战略企图，将日军号称“铁军”的板垣师团击溃，保证了台儿庄大战的胜利。

随枣会战

1939年5月，中日两军在鄂北地区展开了一次大交锋——随枣会战。5月10日，张自忠部在田家集以西的大家畈歼灭日军辎重部队，迫使日军放弃渡河攻击襄阳（原襄樊）。

冬季攻势

1939年12月张自忠率领右翼兵团参加冬季攻势。12月12日，张自忠率三十八师正面进攻日军，歼灭日军第十三师团第一零三旅团，于1月初配合第八十四军稳定战线，2月14日发起反攻。此次战争是抗日战争期间正面战场国民党军发动的惟一一次战略性进攻战役。 

个人荣誉

1940年5月28日国民政府追授张自忠为陆军上将。

1942年12月31日，国民政府明令张自忠入祀全国忠烈祠。

1946年，国民政府为张自忠颁发荣字第一号荣哀状。

1982年4月1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批准张自忠为“革命烈士”。

2009年9月10日，在“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和100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评选活动中，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 

轶事典故

人物绰号

1923年秋天，时任陆军检阅使兼第11师师长的冯玉祥，率军驻扎在北京南苑。张自忠当时在学兵营当营长。部队开始冬季大练兵，适逢连日大雪，天寒地冻，许多官兵产生畏难情绪。有一天，张自忠将全营官兵集合起来，大声问：“下雪天敌人发起攻击怎么办？”官兵们回答：“坚决抵抗！”张自忠接着道：“现在下了一场雪，你们就不想操练了，还谈什么打仗？我们当军人的第一条就是不能怕苦。现在，请大家都把棉衣脱了，跟我一起跑步！”说完，他竟自脱了棉衣。全营官兵都愣住了，然后也纷纷脱下棉衣，跟在张自忠身后在雪地上跑步。从此，“张扒皮”的绰号就不胫而走，在西北军中传开了。 

坚决抗战

1940年5月，日军发动枣宜会战。当时中国军队的第33集团军只有两个团驻守襄河西岸。张自忠作为集团军总司令，本来可以不必亲自率领部队出击作战，但他不顾部下的再三劝阻，坚持由副总司令留守，5月6日晚致书副总司令兼77军军长冯治安一函：“仰之吾弟如晤：因为战区全面战争之关系，及本身之责任，均须过河与敌一拼，现已决定于今晚往襄河东岸进发，到河东后，如能与38师、179师取得联络，即率两部与马师不顾一切，向北进之敌死拼。若与179师、38师取不上联络，即带马师之三个团，奔着我们最终之目标（死）往北迈进。无论作好作坏，一定求良心得到安慰，以后公私均得请我弟负责。由现在起，以后或暂别、永离，不得而知，专此布达。”他自己亲自率领2000多人渡河作战。

1940年5月1日，张自忠亲笔昭告各部队、各将领：“国家到了如此地步，除我等为其死，毫无其他办法。更相信，只要我等能本此决心，我们国家及我五千年历史之民族，决不至亡于区区三岛倭奴之手。为国家民族死之决心，海不清，石不烂，决不半点改变。”张自忠率2000多人东渡襄河后，一路奋勇进攻，将日军第13师拦腰斩断。日军随后以优势兵力对张自忠所部实施包围夹攻。张自忠毫不畏缩，指挥部队向人数比他们多出一倍半的敌人冲杀10多次。 

举国送英灵

张自忠殉国当日（1940年5月16日），由38师师长黄维刚带领敢死队，端着轻机枪于16日夜间突袭南瓜店，奋勇抢回了张自忠的遗骸。日军则下令停止飞机轰炸，以免伤到张自忠遗体。

张自忠的尸骨运回后方后，经检视，张自忠身有八处伤口，其中炮弹伤二处，刺刀伤一处，枪弹伤五处。随后，将军遗体被运往当时的战时首都重庆安葬，路经宜昌时，十万军民恭送灵柩至江岸，其间日机三次飞临宜昌上空，但祭奠的群众却无一人躲避，无一人逃散。

1940年5月28日晨，当灵柩运至重庆朝天门码头，蒋介石、冯玉祥等政府军政要员臂缀黑纱，肃立码头迎灵，并登轮绕棺致哀。蒋介石在船上“抚棺大恸”，令在场者无不动容。蒋介石亲自扶灵执绋，再拾级而上，护送灵柩穿越重庆全城。国民政府发布国葬令，颁发“荣字第一号”荣哀状。将张自忠牌位入祀忠烈祠，并列首位。28日下午，蒋介石与军政要员和各界群众在储奇门为张自忠举行了盛大隆重的祭奠仪式。

张自忠殉国时，年仅49岁，他的夫人李敏慧女士闻耗悲痛绝食七日而死，夫妻二人合葬于重庆梅花山麓。 

人物评价

日军设在汉口的广播电台在张自忠死后当日发出报道称张自忠为“壮烈战死的绝代勇将。”

周恩来：“其忠义之志，壮烈之气，直可以为中国抗战军人之魂。”

李先念：“抗日名将，民族英烈。高风亮节，气壮山河。”

胡锦涛：“中国人民不畏强暴、英勇抗争的杰出代表”。 

薄熙来：“张自忠将军英勇抗敌，忠贞不屈，是伟大的民族英雄，也是有世界影响的反法西斯高级将领。” 

后世纪念

命名纪念

1940年11月16日，张自忠被以国葬之礼权厝于重庆雨台山。后来，冯玉祥在墓畔种植梅花，并仿效明代史可法所葬的扬州梅花岭，将此山改名为梅花山。

国民政府在1942年12月31日，明令入祀全国忠烈祠，1944年8月，将宜城县改名自忠县，以资纪念。

1947年3月13日北平市政府颁令将铁狮子胡同改为张自忠路。后北京、天津、上海、武汉均设立张自忠路。 

建筑

张自忠烈士陵园

张自忠烈士陵园，位于重庆北碚区西南缙云山麓，距北碚城区2公里的梅花山。陵园位于北碚梅花山，渝武高速路北碚出口处。系抗日民族英雄张自忠上将墓。 

张自忠将军纪念馆

张自忠纪念馆建于 1991年，位于湖北省宜城市。馆内以张自忠将军生平事迹陈列为主，辅助于名人题词碑刻，较为全面、系统、真实地的反映了宜城市的革命斗争史。 

张自忠教育基金会

张自忠教育基金会由张廉瑜等人于1992年发起成立的这一基金会，得到了张将军亲友旧部和社会各界的关心与支持，截止2005年已奖励品学兼优的贫困学生235人。 

人物生平

早年经历

早年就读于临桂县（今临桂区）立两等小学，1906年底到1907年春，在桂林城省立公费纺织习艺厂当学徒。

1908年，考入广西陆军小学堂第三期，1911年毕业。

1910年10月，加入同盟会。

1912年，考入广西陆军速成学堂。毕业后（1913年秋），到南宁将校讲习所任准尉见习官、少尉、中尉队附。

1916年5月，任滇军第四师第三十四团排长。后转入桂系陆荣廷部，任护国军第六军林虎部第7旅13团排长、连长、帮办营长、帮统，参加护国战争、护法战争和粤桂战争。

1921年，任少校营长的李宗仁争取十多个连队和他一起退到六万大山的玉林地区，整军经武，伺机而动。他先后将所部改称“粤桂边防军第三路”、“广西自治军第二军”，并自任司令（1921年-1922年），防区逐步扩大到七个县。后任广西“自治军”第二路总司令（1922年-1923年）、北京政府桂林镇守使（1923年5月1923年11月）、北京政府“定桂军”总指挥（1923年11月-1924年）

1923年，与广州孙中山大元帅府建立联系。1923年10月，经李济深、陈铭枢介绍加入国民党。

1924年，联合黄绍竑、白崇禧等部，成立“定桂讨贼联军”，任总指挥。1924年9月，击败桂系军阀陆荣廷部。1924年11月，被孙中山任命为广西省绥靖督办公署督办兼广西陆军第一军军长（1924年12月-1926年）。

1925年7月，又击败沈鸿英，完成统一广西的任务，成为新的国民党桂系军阀首脑。统一广西后，任国民党广西省党务特派员和广西省第一届省党部监察委员。 

北伐时期

1926年1月，在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监察委员会候补委员（1926年1月-1929年3月）。1926年3月，广西军队正式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七军，李宗仁任军长（1926年3月-1926年8月），黄绍竑任党代表。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1925年9月21日-1928年）。根据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决定，负责筹办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第

一分校（即黄埔军校南宁分校）。1926年5月，南宁分校正式成立，派所部第七军第二旅旅长俞作柏兼任校长。

1926年7月，率第七军二万多人参加北伐战争，转战湘、鄂、赣、皖等省，立下战功。他北伐前致力两广统一，奠定北伐的基础，终于促成北伐。在北伐时期，还兼任过左翼军指挥官、江左军总指挥、国民党湖北省临时政治会议委员、安徽省政府主席、国民政府委员（1927年3月-1929年3月）和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等职。

1927年4月，支持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实行“反共清党”。

1927年5月，李宗仁是广西省政府委员，被蒋介石任命为第三路军总指挥，统辖五个军又一个独立师。1927年8月，和白崇禧、何应钦等实力派逼迫蒋介石通电下野，并由他们三人担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党务委员。接着，指挥龙潭战役，消灭北洋军阀孙传芳主力部队。1927年9月任（国民政府）中央特别委员会委员（1927年9月-1927年12月），1927年10月任西征军总指挥兼第三路军总指挥，率部西征武汉，击败唐生智。

1928年1月，蒋介石重新上台后，被任命为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校务委员会委员、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武汉分会委员（1928年4月—1929年）、主席，参加蒋介石举行的第二期北伐。1928年2月，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1928年4月，任国民革民军第四集团军总司令。期间，还任（国民政府）禁委员会委员、（国民政府）建设委员会委员（1928年-1929年）、（国民政府）预算委员会委员（1928年8月29日-1929年3月4日）、（国民政府）财政监理委员会委员。

1929年，回到广西的李宗仁、白崇禧决心励精图治建设广西。他们发展教育，惩治土豪劣绅，对行政官员进行严格约束。 

蒋桂战争

1929年1月，任（国民政府）军事参议院院长（1929年1月—1929年3月）、（国民政府）国军编遣委员会编组部主任（1929年1月—1929年2月）、（国民政府）国军编遣委员会常务委员（1929年-1930

年11月15日）、（国民政府）财政委员会委员（1929年1月31日-1930年7月5日）。1929年，还任（国民政府）首都建设委员会委员、（国民政府）赈灾委员会委员、（国民政府）国防会议委员。

1929年3月，以李宗仁、白崇禧为首的桂系军阀与蒋介石之间爆发蒋桂战争。结果桂系战败，逃回广西。蒋介石以“叛乱党国”的罪名，开除李宗仁党籍，免除本兼各职。

1929年秋，李宗仁返回广西南宁，组建护党救国军，自任总司令，白崇禧为前敌总指挥，下辖第三、八两路军，此后，长期盘踞广西，与蒋介石对抗。

1930年4月，参加冯玉祥、阎锡山反蒋，被推为中华民国陆军副总司令（总司令阎锡山）兼第一方面军总司令，由广西进军湖南，支援阎锡山、冯玉祥在中原同蒋介石作战。1930年7月，被蒋军击败，退回广西。

1931年5月，李宗仁又联合粤系军阀陈济棠反蒋，任第四集团军总司令。

1931年11月，任中国国民党（第四届）中央监察委员。 

抗日战争

“九·一八”事变后，宁、粤合流。在1931年11月召开的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

1932年，任（国民政府）财政委员会委员、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1932年-1935年）、（国民政府）中央政府驻沪办事处常务委员。1932年4月，李宗仁任南宁绥靖公署主任，推行“自治、自卫、自给”的三自政策，维持广西的半独立局面。

1935年4月，被国民政府授予陆军一级上将军衔

李宗仁照片集。1935年11月，李宗仁继续当选为国民党五届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35年12月，任湘桂黔边区剿匪总司令。

1936年，李宗仁任广西绥靖公署主任，并发表《焦土抗战论》，指出 “作有计划的、节节抵抗的长期消耗战……到敌人被诱深入我国广大无边原野时，我即实行坚壁清野，发动敌后区域游击战”。1936年6月，李宗仁、陈济棠发动反蒋事变，成立抗日救国军第一军团，任副总司令（总司令陈济棠），出兵湖南，要求北上抗日。1936年7月，桂系军队被蒋介石改编为第五路军，李宗仁被任命为总指挥。

1937年2月-1937年8月，任第五路军总司令。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1937年10月，被任命为第五战区司令长官（1937年8月-1938年），驻节徐州。

1938年1月，任军事委员会委员。1938年2月至5月，指挥徐海会战。其中3月至4月的台儿庄战役，取得歼灭日军二万余人的重大胜利。1938年2月，兼任安徽省政府主席（1938年2月-1938年9月）、保安司令。1938年5月，徐州失守后，率部入鄂，在桐柏山、大洪山创立游击基地，坚持抗战。1938年6月10日，率部参加武汉会战。

1939年4月至5月参加随枣会战。

1941年1月至2月参加豫南会战。

1943年9月调离第五战区，升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汉中行营主任，负责指挥第一、第五、第十等三个战区。

1945年5月在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继续当选为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 

解放战争

1945年1月-1946年7月，李宗仁担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北平行营主任（后改称国民政府主席北平行辕主任），支持蒋介石发动全国规模的反共反人民内战，参与对解放区的军事进攻。期间（1945年2月-1945年9月），担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汉中行营主任。

1946年7月-1949年，担任国民政府主席行辕北平行辕主任。

1948年4月，李宗仁当选为中华民国副总统（总统蒋介石）。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之后，国民党精锐主力部队大部被歼，国民党统治面临

覆灭命运，蒋介石被迫于1949年1月21日宣布下野。

1949年1月22日，李宗仁就任中华民国代总统。幻想通过“和谈”，阻止人民解放军渡过长江，派代表团到北平谈判，但最后又拒绝在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和平条件《国内和平协定》上签字。1949年4月21日，毛泽东、朱德下达全国进军的命令，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横渡长江。1949年4月23日，人民解放军攻占南京，国民党反动统治被推翻。此后，先后退到桂林、广州，继续组织国民党军队进行顽抗。

1949年6月-1950年，任中国国民党中央非常委员会委员。1949年7月16日-1950年，任中国国民党中央非常委员会副主席。1949年11月，白崇禧指挥的桂系部队大部被歼，李在政治上赖以生存的条件被摧毁。 

晚年生活

1949年11月20日，李宗仁以就医为名，从南宁乘专机飞往香港。1949年12月，李宗仁乘机飞往美国，此后在美国度过了十六年流亡生涯。

1950年3月，蒋介石在台湾恢复“总统”职务。

1954年3月，蒋介石正式罢免李宗仁“副总统”职务。

1956年4月到1965年6月十年间，先后五次派程思远到北京，晋谒周恩来总理，为回归祖国大陆作准备。

1965年7月20日，冲破重重险阻，曾任“国民政府代总统”的李宗仁和夫人郭德洁从美国回到北京，周恩来总理到机场欢迎。李宗仁在机场宣读声明，表示要为完成祖国统一作出贡献 。受到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

1969年1月30日，因肺炎在北京逝世。 

人物评价

李宗仁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一位关键的“福将”。福将之“福”，一是他个人历经战场炮火和政坛暗箭，屡次大难不死；二是在重大历史关头，李宗仁及其代表的桂系，作为具有决定意义的中间力量，几乎总是能有意无意地做出明智抉择。他的抉择虽然有的出于派系斗争，有的是迫于时势无可奈何，但终究顺应了“不可阻遏的革命浪潮”，促使国家民族走向良性方向，也为自己留下“青春戎马，晚节黄花“的身后评价。

曾为李宗仁撰写回忆录的唐德刚认为，李宗仁“匹夫一人系天下安危”，他是“近代中国这座高楼大厦的一根主要支柱，没这根柱子，则今日这座大厦，可能又是另外一栋不同的建筑了”。 

周恩来评价李宗仁一生做过两件好事：一件是台儿庄，一件是回归祖国。 

毛泽东评李宗仁：“请多保重身体，共产党不会忘记你的。” “广西这几年跟蒋介石闹独立。名气很大啊！广西是个有名的穷省份，闹起饥荒来，灾民常逃到湖南来。湖南的农民讨不到老婆的，就娶广西的妹子。李先生凭什么闹独立？据说，这几年，没有南京政府的财政支持，不仅撑得住局面，还被人称赞为全国的模范省。我看李宗仁是个有本事的人。”  

家庭成员

妻子（第一任）：李秀文，20岁时父母包办；

妻子（第二任）：郭德洁，35岁时娶的“平妻”，1966年3月死于北京；

妻子（第三任）：胡友松，75岁时娶的27岁女护士，系影星胡蝶私生女； 

儿子（长）：李幼邻，第一任妻子李秀文所生；

儿子（次）：李志圣，第二任郭德洁所生。 

轶事典故

投石问路

1958年程思远的女儿林黛回香港探亲说起。1958年林黛从美国回香港探亲时，向程思远提起李宗仁在美国的生活情况时说：“李先生在美国住不习惯，总想回国。”不久，程思远又接到李宗仁的来信，说他保存着一批文物，希望能献给祖国，并吐露了自己叶落归根的心愿 。

1959年10月，程思远来到北京。11月初，程思远回到香港，写信将此行经过告诉了李宗仁。当李宗仁得知周恩来对他将藏画献给祖国的想法很赞赏时，便托人把自己在纽约的藏画运送到了香港 。

李宗仁在给程思远的信中说，这些文物，是他花了11万多美元购买的 。

文物运到香港后，程思远立即报告了周恩来。周恩来马上安排有关部门派人去香港，将这批文物运到北京。故宫的专家鉴定后，却发现这批字画大部分是赝品 。按当时的行情计算，最多值3000美元。这与李宗仁说的11万多美元，相差太悬殊了。周恩来获知情况后也很意外。他反复考虑，决定给李宗仁3万美元，并将此事报告了毛泽东 。

毛泽东听后哈哈大笑起来，慷慨地说：“恩来呀，我们的统战工作要讲策略。他说11万多，就给他12万！这叫‘投石问路’嘛 ！”

于是，毛泽东让财政部部长李先念，从国库中提出12万美元现金 。

周恩来将这一消息告诉了程思远，同时说明：“李先生的藏画，有些是真的，有些是赝品。但政府体念李先生的爱国热忱，将送他一笔赴欧洲的旅费，以壮行色 。”周恩来让刘仲容设法将12万美元现钞交到李宗仁手中，不要经过银行，也不要经过外人 。

李宗仁得知消息后，十分高兴，连声称赞：“共产党不简单，是识货的 。”......

与白崇禧

李宗仁和白崇禧人称“李白”。二人是国民党内最具实力的地方军事势力–桂系的中心，多年来一直合作无间。最初二人一同加入孙中山在广州的革命阵营，又联合一起驱赶广西的旧军阀。北伐时，率广西军队攻至山海关。北伐成功后，和蒋介石及其他地方势力多次开战；抗战爆发后，二人动员广西的军队抗击日军，合作指挥多场大战，并屡有胜果。 

迁居异国

1949年12月，蒋介石乘坐美龄号专机逃往台湾，李宗仁眼见国民党大势已去，到台湾又不会容于蒋介石，于是以治病为名，带着家人到了美国，此后长期寓居美国，开始了长达16年的流亡生涯。虽然人在异乡，李宗仁却没有放弃自己曾经的理想，在美国政府的支持下成立一个国民党与共产党之外的“第三势力”，成为李宗仁重返政治舞台的希望。 

归国愿望

1964年2月12日，李宗仁在美国《先驱论坛报》上发表了一封公开信。劝告美国政府不要沿着错误的道路走下去，应该效仿法国政府，迅速调整对华方针，令媒体没有想到的是，李宗仁的这封公开信会引起一位十几年不曾谋面的老朋友的强烈反应，他就是白崇禧。李宗仁接到白崇禧的信，知道必定是蒋介石的唆使，因此一笑置之，不仅如此，李宗仁的归国愿望更加迫切。 

落叶归根

1965年4月22日，李宗仁又一次来到纽华克城的移民局，申请去瑞士度假。1965年6月13日，李宗仁一个人离开美国到达了欧洲。7月12日下午两点，李宗仁夫妇和程思远登上了瑞士航空公司的一架道格拉斯式客机，这是瑞士飞往亚洲的固定航线，飞机从苏黎世起飞，经日内瓦、希腊雅典、黎巴嫩贝鲁特、巴基斯坦卡拉奇，最后飞抵香港。

到机场迎接李宗仁的还有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负责人、无党派民主人士、曾经参加1949年南京和平谈判代表团的成员，以及前国民党起义将领共111人。周恩来还特别介绍李宗仁同溥仪见了面，这是末代皇帝与末代总统的历史性会面。 

上天安门

1966年国庆节，毛泽东邀请李宗仁登上天安门城楼，第二次接见了他，这也是毛泽东和李宗仁最后一次会面。1968年8月初，李宗仁身体状况每况愈下，住进了北京医院，后来被诊断出患了直肠癌。

临终前，李宗仁给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留下一封信，信上说：我在1965年毅然从海外回到祖国所走的这一条路是走对了的，在这个伟大时代，我深深地感到能成为中国人民的一分子是一个无比的光荣。在我快要离开人世的最后一刻，我还深以留在台湾和海外的国民党人和一切爱国的知识分子的前途为念，他们只有一条路，就是同我一样回到祖国的怀抱。

1969年1月30日，李宗仁病情恶化，于午夜12时去世，享年78岁。 

后世纪念

人物故居

李宗仁故居坐落在距桂林市约30公里的临桂县两江镇浪头村，建于清末民初，占地5.060平方米，为木结构的二层楼房，由安乐第、将军第、学馆、三进客厅、炮楼等组成，分布有7个院落、13个天井，共有大小厅房113间，是具有庄园气派的桂北民居建筑。故居为李宗仁母亲刘太夫人等家人所长居，李宗仁在此举行婚礼，并接待蒋介石等大批国民党要人、桂系将领。故居分三次扩建，均建于20世纪20年代

。1989年起对游人开放。

李宗仁官邸位于桂林市象山区文明路16号，东北两面濒临杉湖。游览李宗仁官邸、故居，可以感受李宗仁先生起落不一、扑朔迷离的历史生涯；回归祖国的征程；一个前国民政府代总统的府邸陈设、家居生活、政治生涯的终结；其“青春戎马，晚节黄花”的传奇人生。在他的故居，蕴涵着奇趣玄妙的民间风水论理与哲学，以及多姿多彩的桂北民俗文化。 

纪念馆

1938年，李宗仁将军指挥中国军队在台儿庄重创日本侵略军，取得了震惊中外的台儿庄大捷，胜利后的4月8

台儿庄李宗仁史料馆日，李宗仁在台儿庄火车站站牌下留影，成为台儿庄大捷的永恒纪念，将载入史册。

李宗仁史料馆建在台儿庄老火车站旧址上，三面环水、风光秀丽、建筑风格独特，为当地的一大旅游景点。李宗仁史料馆由四个展室和一个影视厅组成，全面介绍了李宗仁先生的一生，特别是挥师抗战御倭和回归祖国前后的爱国壮举。

馆内藏有李宗仁先生的各个历史时期的照片200余幅，文史资料1000余份，遗物和文物60余件，珍贵录相带一盘。所展示的这些内容具有极高的历史文物价值。李宗仁史料馆是台儿庄大战遗址参观线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增进民族自信心的又一教育基地，是积极推进祖国和平统一大业，促进海峡两岸交流，团结全国人民的一部具体教材。

坐落在台儿庄老火车站旧址上的李宗仁史料馆。是一座风格独特的哥特式建筑，它三面环水，风光秀丽，为当地的一大旅游景点，也是一处著名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李宗仁史料馆以大量翔实而珍贵的历史资料，百余件李宗仁先生的遗物和难得的原始影视录像，全面展示了末代总统李宗仁曲折的爱国人生，所展实物均由李宗仁先生的第三夫人胡友松女士捐赠，属海内外首次展出的精品。胡友松女士现受聘为史料馆的名誉馆长，并长住馆内。 

著作

《李宗仁回忆录》（上下册），李宗仁在美国时，曾与哥伦比亚大学合作，进行口述历史研

究，由唐德刚笔录整理，集合在《李宗仁回忆录》内。 

人物生平

少年时期

1904年11月28日出生于陕西米脂县东区吕家崄杜家湾。祖辈是当地封建地主。父亲杜良奎，是清末举人，在西安长安大学堂执教时，参加了同盟会，曾数度回米脂，鼓动县里的民团赶走了清政府官吏，并参加了反对袁世凯称帝的斗争。

杜聿明从小就喜爱玩弄枪支，十二岁时，在表哥李鼎铭办的成家坌小学读书。在学习上得到了这位严师的指点。祖父母及当家的伯父杜良辅相继去世后，杜良奎一直在外教书，素来不问家务，杜聿明只好承担管家的重担。由于聪颖过人，很快掌握了一套经营家务、保全家业的本领。

杜十六岁时， 其父由榆林返家，见其因操家务，学业基本荒废，大为失望，决定将家务交侄儿杜聿成管理，杜便随父到当时陕北二十三县里唯一的一所中学榆林中学榆中20级丁班继续读书。校长杜斌丞是杜聿明的堂哥，教师有陕西著名的共产党人魏野畴、李子洲和教育家王森然、朱横秋等。同班有后来成为共产党人的谢子长、霍世杰和以后成为现代文学家的刘蕴华（柳青）等。 

1923年，杜聿明在榆林中学毕业。同年8月，与比他大两岁的曹秀清结了婚。1924年初春，不满20岁的杜聿明与榆林同乡阎揆要、马师恭等人先后来到北京。杜聿明原想报考北京大学，但在京停留期间，他目睹北洋军阀贻误政事、膺窃国柄的黑暗。 在《新青年》杂志上，看到了黄埔军校招生的广告，由于革命思潮的影响和杜斌丞的熏陶，经过慎重考虑，毅然选择投考黄埔军校。

黄埔军校

1924年3月，杜聿明和堂兄杜聿鑫、陕籍青年阎揆要、关麟征、张耀明等十一人，从北京取道天津，搭乘英轮南下广州。在校期间，对学习从不马虎，军校设置的步、炮、工兵等军事课程、战术战法和队列操练的演示、模拟等，他都是全身心的投入，极认真的学仿。杜聿明和同学们还参加了讨平广州反动商团的战斗，这是他第一次经历真刀真枪的沙场冲杀。当年年底一期学员毕业以后，他被分配到何应钦第一教导团第一营第三连当见习官兼军需上士。不久擢升为第二排副排长。 

1925年春，在军校的号令下，讨伐广东军阀陈炯明的战斗打响了。攻打淡水城时，杜聿明和同期的陈赓等同学报名参加了教导团组织的敢死队进行爬城攀攻，最先登上城头的也是杜、陈两人，紧接着他俩又打开城门，迎来大队人马歼灭残敌，终获全胜。 同年3月初，杜一行四人到了北京，受到汪精卫的接待。他们见到了已处于昏迷状态的孙中山。杜聿明将廖仲恺的亲笔信双手递给了孙先生的副官马湘，后写了一封致廖先生的信，汇报了孙中山的病情。接着，他们转赴开封，在胡景翼的直接领导下，协助苏联顾问，筹办军校。

不久，国民二军高桂滋团补充营营长、大地主吴宝山为扩大自己的势力，用重金聘请杜聿明为副营长兼第一连连长。杜郑重地给广州革命大本营及黄埔军校分别写了书信，汇报情况，请示行动。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即回信指示：希望杜聿明仍留北方，争取机会和马湘联系，参加在北京碧云寺停厝的孙中山先生灵榇的守护。这时，正好高桂滋奉令率部开赴北京，担任京畿的卫戍勤务，重新组编的吴宝山补充营也随团北上。到达北京后，高桂滋将补充营改为特务营，派该营进驻西山碧云寺静宜园，守护孙中山灵榇。杜聿明仍任该营副营长兼第一连连长。 

北伐战争

1926年7月，广州革命政府誓师北伐。杜聿明南下归队。历尽千辛万苦到达南京，不幸被孙传芳的稽查队抓获，关进南京老虎桥监狱。随后越狱逃到武汉，去见邓演达。去武昌南湖学兵团找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学兵团团长张治中。随后杜聿明在张治中学生兵团任第一营第三连中校连长。 

1928年夏，张治中考察回国，任中央陆军军官学校训练部主任，令杜为该校杭州预科大队第二中队中校队长；次年初，杜回南京军校任第七期第四队中校队长；同年冬又任新编第一师第二旅参谋主任。1930年初，蒋介石成立教导第二师，张治中任师长，杜聿明任该师第二旅第五团一营中校营长，不久升为该师第六团上校团长。

1930年冬，教导第二师改番号为陆军第四师，杜为第十二旅第二十四团团长。师长徐庭瑶要求部属甚为严格，看到多数团队都是松松垮垮的样子，唯独杜团认真遵照其指示办事，教育训练各方面井井有条，操练娴熟，因而对杜大加赞赏。

1932年初，徐庭瑶的第四师奉命开赴皖北参加大别山“围剿”红军，在霍丘被红军邝继勋部击败。在关键时刻，徐令第二十四团全力反攻，杜聿明率部穿插，突入霍丘，使红军损失重大。徐庭瑶为他记首功，并上报晋升杜为少将团长。这年冬，徐升任第十七军军长，杜被委为该军第二十五师第七十三旅旅长，不久升为该师副师长。

1933年2月，日本侵略军分兵三路进攻热河，第二十五师奉命从徐州、蚌埠一带开往通县集结，阻击敌人。3月9日，第二十五师到达石匣镇后，杜聿明和关麟征驱车往古北口，与东北军军长王以哲联系。杜聿明代理师长职务，指挥该师官兵，同日寇浴血奋战。1933年3月12日，杜奉命将阵地交与第二师。同年秋，杜聿明进入南京中央军校开办的高等教育班第一期进修。学习期间，经同乡、黄埔一期同时毕业的马志超介绍，参加了复兴社。

1936年春，杜聿明从中央军校高级教育班毕业。杜本应返第二十五师供职，但由于和师长关麟征相处不甚和谐，不太愿回去。徐庭瑶即向蒋介石保荐他到新成立的南京陆军交辎学校担任学员队队长，负责培训指挥机械化部队作战的军官。10月5日授予少将军衔。

1937年，交辎学校战车营、交通兵第二团所属装甲汽车队合编，并补充一批战车，建成国民党军第一个陆军装甲兵团，杜聿明委为第一任团长。“八·一三”淞沪抗日时，杜率领装甲兵团第一营的二、四两连，在上海汇山码头协同步兵阻击企图登岸的日军。 

抗日战争

1938年，装甲兵团撤至湖南湘潭整训，不久该兵团扩编为第200师，以杜聿明为师长。长沙大火后，国民党长沙市警察局人员与放火队员，又来到湘潭城下，欲火烧湘潭城。杜聿明得知后，当面怒斥了这种惊慌失措，草菅人命的做法，随派员收缴了放火队的器械，将放火的人强行控制看管，并张贴布告，严禁放火焚烧湘潭县城，这才使湘潭城池数十万人的生命和财产得以保全。事后，湘潭万民同声称颂，感激杜聿明与二百师的救城之恩。 

1938年12月，第二百师扩编成新编第十一军，从湖南湘潭移驻广西全州，杜聿明委为副军长。不久，番号又改为第五军，杜升任军长。该军是国民党政府在抗日战争初期成立的唯一机械化新军。杜提出：“操场就是战场”，“平时多流汗，战时少流血”，要求新军具有“五除”（除骄、惰、伪、欲、恶）、“三习”（习精、诚、勤）的朝气。

1939年夏起，日本侵略军集结兵力，准备开辟华南战场。1939年11月17日，日寇在防城、北海登陆，进占钦州，19日，又突破小董防线，向南宁进击。杜聿明的第五军奉命从全州向南宁附近集中，准备攻击由钦州、防城登陆的北进之敌。面对日寇气势汹汹的进攻，杜聿明冷静地分析了当时的战局，估计了敌人的弱点，向重庆最高统帅部提出了自己的建议：“乘敌孤军深入后援未济之时，集结优势兵力，配合地方民众，迅速反攻，以击破侵敌而恢复国际之重要交通。”

1939年12月16日晨，杜聿明奉命率第五军担任对邕宾路的正面攻击，意在先行击破昆仑关及八塘附近之敌。杜召集团长以上会议，宣读作战部署：以郑洞国荣誉第一师从正面进攻；戴安澜第二百师为总预备队；邱清泉新编第二十二师迂回敌后进出南宁以北；向六塘守敌攻击，以截断南宁、昆仑关交通联络，孤立昆仑关之敌。第二天，白崇禧和陈诚到谭蓬村第五军司令部视察。陈严令杜要如期攻克昆仑关，直下南宁。

1939年12月18日拂晓，反攻开始。在战车、炮火掩护下，杜聿明第五军对昆仑关守敌进行了猛烈的攻击。戴安澜师与日寇展开白刃战，首先占领了仙女山。当晚各部乘胜进行夜袭，相继占领了老毛岭、万福村、441高地，最后占领了昆仑关。杜聿明在此期间，采取“要塞式攻击法”，逐步缩小包围圈，一口一口地吃掉敌人。杜聿明命令第二百师副师长彭璧生率部从公路左侧越过昆仑关，形成包围之势；邱清泉师把战车埋伏在公路两旁的丛林地带；郑洞国师则加强右翼攻势，再度进入昆仑关内敌军纵深阵地，将敌指挥部及炮兵阵地摧毁。战斗整整打了十八天，于31日以中国军队获重大胜利而告结束，史称昆仑关大捷。 

1941年2月，杜聿明作为中缅印马军事考察团成员，赴缅甸、印度、马来西亚作军事考察。

1942年初，日军第十五军饭田祥二郎率四个师团分两路向缅甸进攻。中国派出远征军，杜聿明为第一路副司令长官。中国和英国军队集结后，策定作战计划，分三路南下迎击日军。杜聿明第五军为中路军，于3月9日接替英缅军在同古的防务。

1942年3月20日，同古诸战开始，一连数日，敌陆、空配合并与炮兵、战车协同进攻。至26日，正面敌人以其三个联队向同古西北角猛攻，第二百师第六团阵地被突破；27日，新编第二十二师到达同古以北，与敌遭遇，双方彻夜对峙。28日，日军北守南攻，在同古北修筑工事，企图阻止新编第二十二师前进，而集中主力猛攻第二百师，并施放糜烂性毒气，第二百师官兵伤亡甚重。杜聿明即指挥新二十二师对当面之敌施行猛攻，进占南阳车站，以解第二百师之围，但日军凭借附近建筑物固守。两军反复争夺，激战至30日。 

1942年3月30日晚，杜命令新二十二师在斯瓦河南北两岸构筑数个梯形阵地，两侧埋伏阻击兵，阵地正面埋设地雷。新二十二师采用这种战术，运用灵活，虚虚实实，使日军捉摸不透。远征军先攻继守，用逐次抵抗战术与日军五个联队激战达十二次之多，迟滞达半月之久，敌军每前进一步，都需要付出人员装备极大消耗的代价，达到了以少胜多，以劣制优的目的，成为抗战史上一罕见的战例。

1942年4月13日，英军要求中国军队接替英缅军西路防区，企图浑战撤走，史迪威、罗卓英重新部署作战方案，准备在曼德勒会战，命令第五军、第六十六军分布在长达三百公里的平(满纳)曼(德勒)公路上。杜聿明认为这样分散兵力，会被敌人各个击破，一再申述棠吉的重要性，主张要么退守棠吉，守住腊戍前方门户；要么就在平满纳打下去，反对无准备的曼德勒会战，但未受到史、罗的采纳，杜只得从命，放弃了棠吉。于是日军重新进占棠吉，并直取腊戍，从西南面截断了集结于曼德勒准备大战的中国主力军后方，在曼的第五军，不得不向伊洛瓦底江西岸撤退。从此，远征军走上了惨败境地。 

1942年3月1日，蒋介石曾亲自到缅甸腊戍，指挥远征军入缅。在面对“归史迪威将军指挥”的这个命令时，杜聿明曾亲自问过蒋介石：“如果史迪威的命令不符合您的决策时，应如何办？”蒋介石说：“你打电报向我请示再说。” 杜决心按照蒋介石的命令执行，向国境撤退。 而孙立人则率新38师向西撤退到印度，后编为驻印军。 杜聿明的远征军分三路撤退，他本人率新22师为一路，第5军96师为一路，负责殿后的200师为第三路。 

1945年4月初，蒋介石突然电召杜聿明去重庆。要求以武力解除龙云的全部武装，限龙云于3日内到重庆。并问杜有何意见。他一口就承担了这个任务。蒋介石听了很高兴，要杜即刻回昆明作准备。可是，何应钦认为，劝龙云自动辞职是可能的，龙不会顽固恋栈，这样解决可免于动武。杜聿明也表明同意。于是，何和杜从多方劝龙云自动辞职，历经三个月之久，龙云却毫无退意。

1945年8月9日，蒋介石再次电召杜聿明到重庆，面授机宜。蒋指示说：“你这次回去做解决龙云的准备工作，除军事准备外，还要对云南的通讯、交通及各机场作周密的布置，防止龙云逃跑。”8月11日，杜聿明飞回昆明，立即进行解决龙云的准备工作。在军事方面，杜假借到沦陷区大城市解除日本武装作准各为掩护，对排长以上军官亲自教授沙盘模拟演习，对龙云在昆明的兵力、驻地作了调查研究，拟定了对策，以期在短时间内将龙云的武装彻底解决。昆明通全省的电话、电报、公路、铁路及飞机场，也制定了严密控制办法，使龙云与外界隔绝，无法逃走，只留五华山弹丸之地和一营卫队，让龙云自己决定去从。对于如何投送蒋介石命令，说服龙云就范也作了准备。这些工作秘密进行了一个月之久，才告完成。

1945年

9月27日，蒋介石派王叔铭秘密到昆明，送亲笔信给杜聿明，告知他日内就要颁布免除龙云在云南军事政治本兼各职的命令，调龙云为军事委员会军事参议院院长，并指示杜将飞机、大炮、坦克一齐准备好，万一龙云不服从命令，就集中火力轰击五华山，要杜“绝对保证龙云的生命安全”。当时杜聿明考虑到，在政治上自己和龙云是不能并立的，可是在私人感情方面，二人相处很好，对于龙云加以危害的事绝不能做，而且，万一龙云在事件中死去，社会舆论必然加罪于己。于是，杜连夜复蒋一封信，大意是：龙云只有一个五华山弹丸之地，不足为患，轰击五华山，会波及云南大学、西南联大的安全，引起学潮，在政治上造成极端不良影响。蒋最怕闹学潮，只得复信同意杜的意见，不使用大炮轰击及飞机轰炸。

1945年9月29日晚，杜聿明即赴昆明市北郊岗头村准备好的指挥所内，召集团长以上干部及新任云南省民政厅厅长、代理省主席李宗黄等开会，下达行动命令，并将解决龙云的命令送交美军一份，将中央任免龙云本兼各职的命令送交龙云。

1945年9月30日凌晨5时，杜部都到达进攻位置，并将军委会命令送给龙云各部队。事出龙云各部队意外，都猝不及防。仅五十多分钟，就结束了战斗，仅剩下一座五华山。 

1945年10月14日，杜聿明忽然接到蒋的命令，要他到重庆去。杜15日飞抵重庆。这次蒋氏接见，与过去大不相同，对杜优礼有加，还很有兴趣地询问了解决龙云的经过。继而，蒋吞吞吐吐地对杜说：“你解决龙云对国家立了功，可是得罪了龙云。你应该为国家背过，任劳任怨。我表面上先公布将你撤职查办的命令，以后再任你别的职务。”杜很了解蒋的心理，就慷慨地说：“只要于国家有利，个人不计较任何名利地位。”蒋听了很高兴。16日，蒋果然发表命令：“杜聿明在云南处理失当，着即撤职查办。调任关麟征为云南警备总司令。” 

解放战争

1945年10月18日，杜聿明被撤销昆明防守总司令及第五集团军总司令之职后，离开昆明回到重庆。同一天，就发表了任命杜为东北保安司令长官的命令。

杜聿明上任后第四天，蒋介石对杜当面指示，要与苏联接洽，接收东北领土主权。杜经过近十天与苏军联络，发现苏军已宣布自东北撤军，营口苏军已经离去，被东北民主联军接收。为此，杜便向蒋建议：要接收东北非用武力不能解决。

1945年11月5日，杜急飞重庆向蒋报告，请求迅速抽调兵力，由美舰掩护从葫芦岛或营口强行登陆。

秦皇岛，率先向东北解放区挑衅，指挥第十三军、第五十二军向榆锦进攻。14日，杜下达向山海关进攻的命令，决心在东北民主联军主力部队未到达之前，夺取要点，分兵两路继续向绥中追击前进，之后，占领兴城、锦西、葫芦岛三个要点。

杜聿明到锦西后，按原定方针，命令部队向锦州攻击。由于东北民主联军有计划地撤退，26日杜率部进入锦州，同日还占领了山海关。

1945年12月16日，国民党政府迫于国内、国际和平建国的舆论，与中共举行和谈。蒋介石一面谈判，一面下令国民党军队向解放区积极进攻。杜接到蒋的指示后，于12月23日命令第五十二军冒雪进占北镇、黑山，然后又分兵两路，分别向阜新、营口进攻，占领了北票、朝阳、黑水等城。

1946年1月10日，杜又按照蒋的密电，赶在停战令即下前，抢占了平泉等重要城市。自发动夺取东北的战役以来，杜聿明多次奔赴前线指挥，日夜不息，疲劳过度，1946年于2月18日乘专机飞北平，秘密进入白塔寺中和医院治病。1946年3月16日，动手术割去左肾。1946年4月16日，返回沈阳。

1946年4月28日，在空军掩护下，两个军分两路向本溪攻击。杜聿明在本溪得手后，迅速转而全力策划进攻四平街之战。他先调第一九五师及第八十八师至铁岭，掩护中长路的安全，又令新六军迅速集中辽阳附近，用火车输送至开原，以击破四平街，一举收复长春、永吉为目的，部署两翼攻击，企图压迫东北民主联军于辽河套内而歼灭之。1946年5月14日，国民党在飞机炮火协同下，并始猛攻，经过激烈战斗，东北民主联军实行战略撤退，杜部于1946年5月19日侵入四平。5月23日，国民党军进占长春，至5月31日止，又占领了松花江以南永吉至农安之线。杜聿明到东北仅仅半年，就先后侵占了辽西全部及沈阳外围铁岭、抚顺、本溪、辽阳、鞍山、海城、营口等重点城市，北沿松花江与东北民主联军相对峙。不久，停战期限届满，国共谈判破裂，杜怀着抢夺整个东北的野心，策定了南攻北守的全局作战指导原则，于8月间派副长官郑洞国负责指挥对热河省的全面进攻，扫荡热河境内的共军。10月，又派第五十军进攻安东、通化等重要城市。该军第二十五师在暖阳边门被全歼（新开岭战役）。杜并未从失败中吸取教训，认为这不是战略上的错误，而是个别将领无能，仍坚持既定扫荡方针，向临江进攻，部队再一次遭受沉重打击。至此，东北国民党军开始走下坡路。 

1947年5月15日，北满的东北民主联军渡江南下，展开了大规模的夏季攻势。18日，攻占怀德。24日，占领四平街外围重要城市。26日，攻入法库。27日，攻入昌图。6月15日，开始总攻四平。杜与郑洞国等高级幕僚研究了全盘情况，认为本溪的东北民主联军对沈阳威胁甚大，决心以第五十三军为主力进攻扫荡，以固沈阳门户，然后集结可能集结的兵力去解四平之围。根据这一决定，由郑指挥对本溪的攻击，20日攻下。杜又根据电台侦察，中长路以东电台甚多为判断：共军主力可能在中长路以东的山区，并可能在移动之中。于是，他决定利用这个机会开始攻击，指挥右翼兵团向四平街左翼包围攻击前进，击破东北民主联军后，大胆分头猛进，力求包围消灭东北民主联军；中央兵团由现地发起进攻，击破当面之敌，即迅速追击而歼灭之；左翼兵团协助中央兵团向双山、昌北以北占领阵地之敌右翼包围攻击，击破当面之东北民主联军后，即向三江口郑家屯追击前进。命令下达后，杜部各部队在飞机炮火协同下大举进攻，战斗甚为激烈，直到1947年6月30日东北民主联军主动撤退，四平之围随之而解。后来，在东北民主联军铁拳锤击下，杜聿明迭遭惨败。他日夜谋划，一筹莫展，以至忧郁成疾，不能亲事，于7月、8日垂头丧气离开东北，到上海医治。

1948年6月，蒋介石遂任命杜为徐州“剿总”副总司令兼第二兵团司令官。杜上任不久，奉蒋介石命令指挥第二、第十六、第十三兵团去增援济南。同年9月12日，东北野战军发起了辽沈战役。10月初，完成了对锦州的包围，切断了东北国民党军通往关内的唯一通道。蒋介石为了挽救败局，赶紧将杜聿明调回沈阳。10月15日，杜聿明急忙从徐州飞抵沈阳。次日，锦州便失守。 

1948年10月23日，廖耀湘第九兵团向黑山发起猛攻，即遭到解放军的毁灭性打击。至26日，廖兵团即被全歼。27日凌晨，蒋介石派专机到葫芦岛接杜聿明去北平，商讨对策。1948年11月2日，沈阳解放。这时，杜在葫芦岛日夜坐立不安，担心解放军马上来打锦西，一直等到蒋介石命令从上海撤退时，即开始部署第三十九军、第五十二军、第五十四军由葫芦岛撤往上海的工作。

1948年11月8日上午，杜在锦西机场乘飞机逃往北平。正当杜聿明在东北葫芦岛指挥部队撤退的时候，这时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野战军于11月6日发动强大的攻势，拉开了淮海战役的序幕。

在这之前，蒋介石指示国防部拟就一个“集中兵力于蚌埠附近，以击破共军攻势为目的”的“徐蚌会战计划”，并委任杜为徐州“剿总”副司令。当蒋派许朗轩征求杜的意见时，杜表示同意“徐蚌会战计划”，并写信请蒋饬令会战部署由刘峙指挥，迅速按计划实施，否则有被解放军牵制而无法撤退的可能。

杜聿明于1948年11月9日晚匆匆由北平飞抵南京时，获悉蒋介石未毅然决然实行“徐蚌会战计划”，已采纳何应钦和顾祝同提出的“守江必守淮”的主张，不禁心烦意乱，非常恐慌。第二天夜晚，杜即奉蒋令飞徐州，指挥解黄百韬之围。10日中午，刘峙得到中原野战军确已南下，当面只有两个纵队的情报，才决心将第二兵团东调，协同李弥第十三兵团解黄伯韬之围。杜聿明即令邱清泉兵团主力星夜向徐州东南张楼附近集结，李弥兵团向徐州以东苑山附近集结。他力主寻求解放军之一翼实行迂回包围，击破后再将其主力攻击。 12日，杜聿明将主力展开于创集、苑山、不老河间地区。17日，解放军大部队经双沟向东南分路撤退。刘、杜都误以为解放军崩溃，令全线追击，结果受到解放军在第二线阵地的继续顽强阻击。22日，黄百韬兵团在碾庄地区全部被歼。

1948年12月3日，杜聿明各兵团按计划向永城方向撤退，忽然接到蒋介石空投的亲笔信，令杜停止向永城前进，转向濉溪口攻击前进，协同蚌埠北进李延年兵团南北夹击，解黄维兵团之围。杜感到蒋的命令必然导致全军覆没，又慑于蒋的淫威，恐不解黄维之围，蒋必将整个失败的责任归罪于他，遂决定服从命令，最后为蒋效忠。4日，杜聿明采用逐次攻击战法，严令第二兵团攻击前进，第十三、十六兵团加紧构筑工事，掩护阵地。 6日，杜决定邱清泉、李弥兵团不突围，继续向解放军发起攻击。同时，他迭电蒋介石，催促速调大军与解放军决战。

自10日起，解放军停止对陈官庄、青龙集地区的进攻，对国民党军展开了二十多天的政治宣传攻势。17日，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发表了《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但杜未曾看到。陈毅同志也给杜写了一封信。他拿这封信去试探邱清泉的态度，见邱将信撕掉烧了，就立即告辞而去。19日夜，杜聿明又写了一封信给蒋介石，提出上中下三策，请蒋介石作最后决定：上策是必要时放弃武汉、西安，集中力量与共军决战；中策是各兵团持久固守，争取“政治上的时间”（意即和谈）；下策是突围。 

1949年1月1日，蒋介石宣言和平。杜聿明也觉得只有和平才是出路。但到1月3日，杜忽然接到蒋的命令，按原定空军掩护突围方案实行，自5日起投足三天的粮弹。解放军于6日发动声势浩大的攻击，国民党军一触即垮。杜急电空军轰炸支援。7日，李弥兵团司令部所在地青龙集阵地被突破，杜又急电请蒋在10日投毒气弹，掩护突围。9日黄昏前后，杜到陈官庄第五军司令部，企图纠集残部，按照蒋介石的命令于10日上午突围。然而，邱清泉、李弥等人威胁式的劝杜，必须当晚突围。他带着副官、卫士十来个人单独行动，10日凌晨，即被解放军战士俘虏在萧县青龙集张老庄村。 

战俘生涯

杜聿明被俘后，邓文仪1983年在《黄埔学生六十年》中，讲述在淮海战役（台湾称徐蚌会战）中被俘后的杜聿明在炼狱度过数十年的悲惨生活。但是杜聿明被俘后却是受到了人民解放军的优待。在战犯管理所医务人员精心治疗和护理下，杜所患的胃溃疡、肺结核和肾结核等长年痼疾，逐渐好转、康复直至痊愈。特别是对他的脊椎炎的治疗，人民政府投入了很多的人力和物力 。医务人员除投以药石外，还为他特制了一具合身的石膏板，使他能够舒适地安眠入睡。  

抗美援朝的胜利，杜聿明深情地说：“我对于抗美援朝中，中国人民志愿军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保和平、卫祖国的豪情壮志，感到无比兴奋和敬佩。中国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确实站起来了。” 

晚年生活

1959年12月4日，杜聿明作为第一批特赦战犯，接到了最高人民法院特赦通知书。

1960年7月，周总理、陈毅宴请来中国访问的英国陆军元帅蒙哥马利，邀请杜聿明作陪。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蒙是非洲战区地中海战场的指挥官，杜是中国战区中缅战场的指挥官，彼此闻名，互相倾慕。席间，英国元帅问他：“你的百万大军到哪里去了。”杜指了指坐在对面的陈毅元帅说：“我都送给他了。”陈毅却摇摇头，笑道：“你没有这样大方，是我们一口一口吃掉的。”事后，杜聿明说：“这当然是说笑话，真正说来，陈毅那句话我只能同意一半，因为国民党军队有一半是败在自己手里的，这方面我有切肤之痛，在心里留下了难以忘却的印象，就像过去机械化部队的战车，留在泥泞道路上的车辙……”

1961年3月，杜聿明被任命为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的文史专员。他积极撰写文史资料，力求忠实地把过去的经历记录下来。 

1963年7月，在周恩来总理精心安排下，杜聿明携妻同在北京团聚的战犯和他们的家属一起，到祖国各地参观一些建设项目，游览名胜古迹。

1964年11月，杜被特邀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四届全国委员会委员。他写信给周总理，表达自己对党和人民政府的感戴心情，决心以有生之年，为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为实现祖国的统一大业，竭尽努力。

1978年他又当选为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

1980年发表《纪念 二·二八 寄语台友》一文，呼吁在台湾的老同学、老同事、老朋友们为完成祖国统一大业贡献力量。

1981年5月7日，因患肾衰竭在北京逝世，享年77岁。在遗嘱中，杜仍不忘统一大业，嘱其妻率其子女为祖国现代化继续作出贡献，"盼在台湾之同学、亲友、同胞们以民族大义为重，早日促成和平统一。"

主要成就

人物功绩

参加黄埔军校一期，荷枪实弹，浴血东征、打倒军阀，中年时对日抗战，先是古北口长城各役，次为装甲兵部队在广西昆仑关与日寇苦战，缅甸战役，协助盟军打垮日本部队，冒千辛万苦，经野人山归国。

四个地区的苦战，实非一般人所能考验的，第一：昆仑关之攻克，完全是攻坚作战。第二：血战缅北，用担架抬行，身染重病，死里逃生。第三：东北作战，人事环境复杂，时而北，时而南，疲於奔命。第四：最痛心者淮海大战，困守陈官庄，携杖指挥，跛足而行，在冰天雪地之中，挨饿受冻。 

1961年2月，杜聿明被任命为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专员。杜聿明很珍惜这种工作机会，因此，特别努力。他积极撰写文史资料，力求真实地把过去经历的事实记录下来，供史学家和后人参考。1961年，他写了《淮海战役始末》、《辽沈战役概述》、《中国远征军入缅对日作战述略》等；1962年又着手写他任东北保安司令时的资料，都先后在《文史资料选辑》上发表。

晚年的杜聿明十分关心祖国统一，曾发表《纪念二·二八起义》、《寄语台友》等文章，敦勉在台师友共同为统一大业奋斗。 

个人作品

杜聿明于1961年起出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文史专员，著有：

《淮海战役始末》、《辽沈战役概述》、《中国远征军入缅对日作战述略》等著作。

人物评价

杜聿明是国民党军队中少有的西方化将领。如果说张自忠是中国传统武将的代表，胡琏是中国儒将的代表，邱清泉是中国少壮派猛将的代表，那么杜将军则可算是中国少有的西方化将领的代表。在抗战中， 杜聿明是国民党军中为数不多的“闪电战”的坚持者。与大多数中国军队在对日作战中积极防御，稳打稳扎的战术不同，杜聿明的作战特点就是进攻。以优势的火力压制敌手，以最快的攻击速度打挎敌人，其经典战役就是昆仑关大捷。当然，杜聿明的成功与蒋介石对他的宠爱分不开，他所掌握的部队是国民党装备最好，战斗力最强的部队，这也是他有条件去完成他的军事部署。然而，他最后的失败却也恰恰是因为这一观念，在广阔的淮海战场上，面对解放军“运动战专家”粟裕将军的口袋战术，杜聿明坚持进攻战术，以至最终被分割包围，遭俘虏。他一生流血流汗，移孝作忠。（人民网评） 

杜聿明治军作战，是一把好手，且为国家建立新军（装甲兵、伞兵），培育许多青年干部，对同学、同事、同乡、亲友、部属，十分友善。热心爱护，从无骄傲之气，他后来官拜东北九省长官，对前师长关雨东（关麟征，字雨东）公，仍然是肃然致敬，可称为四维八德的实行家，当之无愧。（人民网评） 

杜聿明一生最为辉煌的战绩，则是在抗战八年中缔造的。他消灭倭寇的数量虽然不及薛岳，但他面对的敌人都是日本最精锐部队，其战斗的艰苦程度和惨烈程度可想而知。更为重要的是，由于杜聿明手中有中国当时最先进的坦克部队，因此 杜聿明的胜利，是中国陆军第一次运用现代化战争方式打赢的胜利，其对中国陆军发展的意义，不言而喻。（人民网评） 

杜聿明虽然走过曲折的道路，但他有光荣的后半生，为人民的革命事业，作出了自己的贡献，人民怀念他！（天朝致悼词）  

我国著名的爱国人士。（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肖克致悼词） 

家庭成员

杜有四个姐姐、一个妹妹，还有一个弟弟杜聿德。

后世纪念

杜聿明故居

杜聿明故居，位于美术馆东街路西，南依五四大街。本院原为一组带花园的住宅，1958年建中国美术馆时，拆除本院西部的花园部分，仅存东半部的住宅部分。

此宅院约建于清代后期，原为慈禧太后侄女的私宅。民国初年卖给一德国商人，抗战后被买办吴信才购得，不久作为敌产没收，后为国民党将领杜聿明之宅。是京城中型四合院中的典型。坐北朝南，共有四进。现存建筑为，大门一间，倒座房九间，均为硬山顶合瓦清水脊屋面。

人物生平

早年经历

孙立人，清光绪26年10月17日（1900年12月8日）生于安徽省庐江县金牛镇山

孙立人南。在孙立人5岁那年，生母方氏病去。7岁时，孙立人开始入学，拜宋执中为师。后随父亲去青岛，9岁时入德文小学学习。1912年（民国元年）随父亲到北京后，因找不到学校，停学在家。1913年冬，适逢清华学校招生，孙立人回到安庆报考，在近千人的考试中，名列榜首。第2年（1914年），孙立人正式入清华学校读书。1920年，孙立人又升入清华高等科。在校期间，担任篮球队长获得过华北大学联赛冠军。1921年入选中国国家男子篮球队担任主力后卫，于上海举行的第五届远东运动会击败菲律宾、日本队，为中国在国际大赛中获得第一次篮球冠军。 

1924年，孙立人从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毕业，紧接着就考取公费留学。直入普渡大学三年级加修土木工程学，1925年取得学士学位毕业。在美国桥梁公司任工程师约4个月后，决意改学军事，考入有 “南方西点”之称的美国维吉尼亚军校学习，从此步入军旅生涯。1927年毕业，游历欧洲，参观英、法、德等国军事。

1928年孙立人回国，在国民党中央党务学校（今国立政治大学），任中尉军训队长。1930年入陆海空军总司令部侍卫总队任上校副总队长。1932年调财政部税警总团任第二支队上校司令兼第四团团长。 

战争生涯

抗战时期

主词条：淞沪会战、税警总团

1932年“一·二八”抗战的时候税警总团以第88师独立旅的身份参战，

英姿飒爽战功卓著。此间孙在训练上下了很大功夫，把中国传统教育和美国军校的教育方式结合起来，制订出适合自己部队需要的训练制度和方法，形成了一套与国军其它部队不同的训练操典，被大家称为“孙氏操典”。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9月税警总团开拔奔赴淞沪会战前线。税警总团驻守蕰藻浜（吴淞江北支流），后因侧翼被优势日军突破，被迫退守苏州河（吴淞江南支流）南岸。成功阻击日军橡皮艇七次渡河。之后孙立人在苏州河周家宅一线血战中被日军火炮炮击成重伤，全身中弹片十三处，昏迷三天。

次年伤愈后又率部参加了保卫武汉的战斗，两次立下战功，从此便在军界崭露头角。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后，孙立人奉命赴长沙重组税警总团，并担任总团长。重组的缉私总队为淞沪会战后伤愈之税警总团残兵（未受伤的被团长黄杰带走改组为40师）加上新募为主，规模3团，经过两年严格的训练，孙立人将缉私总队由原本之三团残兵新兵逐步扩张至六个团规模。

1941年12月财政部被迫交出部分缉私总队半数兵力给国民革命军重组为新编第三十八师，作为交换条件由原本财政部体系的孙立人晋任少将师长 ，隶属于第六十六军，这支部队成为中华民国当时的主力部队之一。 

入缅作战

主词条：中国远征军、缅甸战役

1942年2月，中国远征军成立，下辖第5军、第6军和第6

6军。4月，孙立人率新38师抵达缅甸，参加曼德勒会战。1942年4月17日，西线英军步兵第1师及装甲第7旅被日军包围于仁安羌，粮尽弹缺，水源断绝，陷于绝境，孙立人奉史迪威之命派113团团长刘放吾率团星夜驰援。18日凌晨，孙立人亲自从曼德勒赶往前线指挥113团向日军发起猛烈攻击，至午即攻克日军阵地，歼敌1个大队，解了7千英缅军之围，并救出被日军俘虏的英军官兵、传教士和新闻记者500余人。仁安羌之战是中国远征军入缅后第一个胜仗，孙立人以不满1千的兵力，击退数倍于己的敌人，救出近7倍于己的友军，轰动全球。后复掩护盟军转进，转战经月。1942年5月27日走出林区，抵达印度，军容整肃，锐气不减。

1942年8月，先后到达印度的中国远征军新38师和新22师进驻印度兰姆珈训练基地，番号改为中国驻印军。开始装备美械和训练。10月，中国驻印部队改编为新1军，郑洞国任军长，下辖孙立人新38师和廖耀湘新22师。

1943年10月，中国驻印军开始向缅北大举反攻。第2次缅甸战役开始，孙立人指挥新38师如下山猛虎般扑向胡康河谷。

1943年10月29日占领新平洋。

1943年12月29日攻占于邦。占领于邦后，孙立人攻势不减，于1944年2月1日攻克太白加，3月4日与廖耀湘新22师两路夹击攻克孟关。3月9日，孙师113团与美军突击队联手攻占瓦鲁班。号称“丛林作战之王”的日军第18师团死伤过半，狼狈逃出胡康河谷。据日军战史记载：“在九州编成，转战中国，素有把握的第18师团，与中国军战斗最自信，岂料胡康河谷的中国军队，无论是编制、装备，还是战术、技术，都完全改变了面貌，使军队损失惨重，全军不禁为之愕然。”

驻印军攻占胡康河谷后，1944年3月14日乘胜向孟拱河谷进攻。新38师113团从左翼翻山越岭迂回到坚布山后方，和新22师两面夹击，29日攻占坚布山天险，叩开了孟拱河谷的大门。1944年4月24日，按史迪威的计划，新38师和新22师分别向孟拱和加迈攻击前进。

中国驻印军攻克密支那后，部队进行休整扩编，由新1军

扩编成两个军，即新1军和新6军。孙立人任新1军中将军长，下辖新38师和新30师（后廖耀湘新6军回国增援国内抗战，其50师编入新1军）。

1944年10月，反攻缅北的第2期战斗开始。中国驻印军由密支那、孟拱分两路继续向南进攻。孙立人率新1军为东路，沿密支那至八莫的公路向南进攻，连续攻取八莫、南坎。1945年1月27日，新1军与滇西中国远征军联合攻克中国境内的芒友，打通了滇缅公路。随后，孙立人指挥新1军各师团继续猛进，3月8日攻占腊戍，3月23占领南图，24日占领细胞，27日攻克猛岩，胜利结束第2次缅甸战役。 

内战时期

主词条：金门战役

1945年7月，孙立人率新1军返抵广西南宁，准

备反攻广州。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9月7日，孙立人率军进入广州，接受日军第23军投降。抗战胜利后，新1军与新6军被调往东北进行内战，凭着优势武力，曾在作战初期取得上风，不过却因与杜聿明不和，孙立人被调回南京国防部任职，实际已远离战场。 

1947年8月，蒋介石将孙立人调离东北，出任陆军副总司令兼陆军训练部司令，在南京成立陆军训练司令部。11月，孙立人将陆军训练部迁到台湾，并从新一军调去几百名他在税警总团和在缅甸作战时期的干部，一同前往台湾训练新兵，在台湾建立新军。

1948年10月，孙立人选定台湾凤山为新军练兵基地，开始他一生最后一次练兵。11月，孙立人将陆训部迁到凤山，并调新一军教导总队第9期毕业学员入台作为示范队。孙立人的原来的新军训练计划是要以新兵训练。但当时已无可能，改为训练现有部队。

1949年8月陈毅华东野战军部叶飞10兵团攻克福州，10月又克厦门，准备攻击金门。金门告急，孙立人接电，即刻派精锐部队前往增援，孙立人的201师投入部分预备队后独立完成了反击，将对方压缩到古宁头。

1948年底，孙立人兼任东南军政长官公署副司令长官和台湾防卫司令。1949年8月，升台湾防卫总司令。制定实施台澎防卫计划，构建全岛防卫工事体系，整训撤台的80万败军。

1949年9月1日，孙立人正式就职台湾防卫司令，第201师10月在金门参加金门战役。11月，蒋中正在国民党中央非常委员会第二分会中提议孙立人再兼东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国防部亦随之发表新职。1950年3月1日，蒋中正“复行视事”重任总统职，东南军政长官公署随之裁撤，孙接任陆军总司令兼台湾防卫总司令（当时陆军总司令部与台湾防卫总司令部址乃同一驻所）。

1951年5月，孙立人晋升陆军二级上将。

1952年4月，孙立人连任陆军总司令。1953年6月，孙立人在税警总团的老长官黄杰领三万军队，自越南富国岛到台湾。8月黄杰任台北卫戍司令。9月，晋升陆军二级上将。1954年6月24日黄杰任陆军总司令，孙立人任总统府参军长，失去兵权。 

兵变案件

主词条：孙立人事件

1950年3月20日，美国中情局一份机密报告称，受过美国教育、现负责台湾防务的孙立人，正计划发动政变，俾使蒋介石成为有名无实的领袖。

4月下旬国军部队撤离海口后，美国驻华武官巴瑞特向国务院

工作中的孙立人发了一通极机密电报，引述孙立人的话说：蒋介石及其党羽已到了“混乱与绝望”的状态，孙建议采取“剧烈的行动以挽回狂澜”。巴瑞特1950年4月27日会见孙立人时，孙主动提出“蒋介石问题”。腊斯克于5月1日见到此电，两天后的 5月3日，国务院政策计划处官员尼兹在一次秘密会议中正式提出了由孙立人发动兵变以倒蒋的方案。方案说，政变目的乃是“彻底铲除国民党的所有重要官员，由孙立人掌控全部军权”，这些工作必须在四十八小时内完成。政变后的政治真空则由美国调集官员去填补，三天之后，美国派出一批最能干的官员到台湾充任政府的顾问。1950年5月3日腊斯克呈交艾奇逊一份演示文稿，指出美国已在台湾部署秘密行动，以武装支持岛上的领袖，他建议告知蒋介石，嘱其离开台湾。

孙立人兵变案（郭廷亮匪谍案），对“孙案”之调查，最初由副总统陈诚为主任委员，与王宠惠、许世英、张群、何应钦、吴忠信、王云五、黄少谷、俞大维等组成“九人委员会”，负责调查。另外监察院也由中国国民党籍监委陶百川、无党籍监委曹启华、萧一山、王枕华、余俊贤等“五人小组”自行发动调查。陈诚的九人小组审讯郭廷亮等，得到彼等“坦承不讳”之“自首”结果。由于郭系孙立人之联络官，九人调查小组认为孙“未适当防范，有失查之责。”军事法庭遂以匪谍罪判处郭廷亮无期徒刑。

经调查已确定为一项被阴谋设局构陷的冤屈案。这件迫使孙立人去职的案件涉及其部属郭廷亮，郭廷亮此后或关押于绿岛或遭严密监控。1991年，郭廷亮其后假释返台，却发生在桃园中坜火车站离奇死亡（月台上跳车身亡）。

监察院陶百川等“五人小组”之调查结果与“九人小组”差异甚大。监院认为郭廷亮等确系主张军事改革，但绝无兴兵叛乱之情节。所谓遭人检举，乃属国军内部派系构陷，不足为凭。孙立人对此应毫无责任。监院调查结果因与“九人小组”差异过大，调查期间遭到情治跟监，最后仅在院内会议秘密报告后即以极机密封存，不再公开。

1998年孙案涉案人及家属要求监察院公布“五人小组”

报告并还原真相。2001年1月8日，监察院通过决议，称孙案乃“被阴谋设局的假案”。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朱浤源教授获政府新台币六十万元经费补助，就孙立人兵变案进行专门研究，据朱教授研究调查结果称:“进驻孙公馆翻遍了孙立人将军保存的所有档，和国防部与总统府的所有机密档案档，并未发现孙立人有任何不法行为”。 

2014年7月，台湾监察机构承认郭廷亮当年遭刑求被迫写下自白书，“假藉长官名义为匪工作”，其实他不是匪谍；这项调查间接为孙立人平反。 

人物逝世

孙立人于1990年11月19日病逝于台中寓所，享寿89岁。时任“行政院”院长郝柏村受政府训令，派陆军总司令部办理治丧事宜。故蒋中正遗孀宋美龄致送花圈，“总统”李登辉颁发褒扬令给予褒扬。

礼由总统府资政郑为元主祭，参谋本部、三军总司令部等陆海空高级军官皆出席。灵柩由清华大学校旗覆旗委员洪同、李干、刘兆玄、张昌华覆盖校旗，维吉尼亚军校校旗覆旗委员温哈熊、温于俭、叶晨晖覆盖校旗，再由台湾政府指派之覆旗官，许历农、罗本立、温哈熊、黄幸强四位上将代表国家覆盖国旗，备极哀荣。遗体安葬台中市北屯区大坑东山墓园。 

获得荣誉

1942年，仁安羌之战蒋介石给他颁发的四等云麾勋章。

1943年，仁安羌之战英王乔治六世颁发不列颠帝国勋章（Knight/Dame Commander；缩写是KBE/DBE）。

1943年，缅甸战役中出色的表现美国总统罗斯福颁发的丰功勋章。

1945年，缅北滇西战役被中华民国授予青天白日勋章。 

家庭情况

婚姻

龚夕涛（夫人，早逝）

孙立人与夫人张晶英合影

张晶英（夫人，即张清扬）

张梅英（姨太一作美英，未知何者为实。台湾人，护士出身，与张晶英非近缘关系。张晶英因一直未能生育，主动安排孙立人纳其妾。孙立人膝下四子女皆为她所生。）

子女

长女孙中平（1952年—），台湾清华核子工程系毕业、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材料力学博士。

长子孙安平（1954年—），台湾中原理工大学物理系、清华物理研究所毕业。

次子孙天平（1956年—），辅仁大学数学系毕业。

次女孙太平（1958年—），新竹清华大学化学系毕业。

历史评价

孙立人因为孙立人将军拥有出众的军事才能和骄人的战绩，善于指挥机械化部队，所以他被西方军事学家誉为“东方隆美尔”。（西方军事学家评） 

孙将军是国民党集团中最杰出的将领，学历之深，无人可及；练兵之精，无人可及；战功之高，无人可及；身上弹孔之多，无人可及；国际性声誉之隆，也无人可及。他从小感受到外侮，立志要雪耻，清华、普渡两名校毕业之后，投笔从戎。自美国弗吉尼亚军校学成，回国后南征北讨，脱颖而出，但受制于蒋介石的嫡系，一再被黄埔军头排挤。蒋介石落魄到台湾之后，为争取美援，打出孙立人牌，然而当鸟尽弓藏之时，便以冤案软禁孙立人。（李敖评） 

孙立人在台湾社会政治、军事局势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奠定后来稳定发展，建设台湾为自由民主基地良好基础。（陈力俊评） 

人物生平

早年经历

薛岳，1896年（清光绪二十二年）12月27日生于广东乐昌县。时为中日甲午战后，他的父亲因仰慕岳飞，取名薛仰岳，后来自己改名为薛岳。1907 年，薛岳进入黄埔陆军校学习军事，1910年毕业。 

1914年，二次革命后薛岳加入中华革命党，不久，恢复学生生涯，投入武昌陆军第二预备学校第二期，受训两年。毕业后，再入保定军校第六期，与张发奎、李汉魂、吴逸志、邓演达为同期同学。 

1918年6月，薛岳尚未毕业，即南下广东，加入孙中山所组的革命军援闽粤军，任总司令部上尉参谋，随军入福建，攻占以漳州为中心的20多个县。1920年9月，随军回粤，讨伐岑春煊所率的桂军。当时粤军参谋长邓铿（仲元）兼第一师师长，任薛岳为机枪连少校连长，第二年，机枪连扩充为营，薛岳升任营长。 

1921年5月，孙中山在广州就任非常大总统，邓铿奉令成立大

总统府警卫团，由第一师参谋长陈可钰任团长，薛岳、叶挺及张发奎分任第一、二、三营营长。是年8月，孙中山溯西江至桂林，设置北伐军大本营，薛岳任孙文总统府警卫任务。

1922年3月，粤军总司令陈炯明破坏革命，将邓铿刺死，叛象渐明。4月，薛岳护送孙中山回粤，设大本营于韶关，6月初，又护送孙中山及夫人宋庆龄由韶关回广州。6月16日凌晨，陈炯明公然叛变，令所部叶炬、洪兆麟等部队围攻粤秀楼和总统府。警卫团叶挺营坚守总统府前门，薛岳所部固守后门，多次击退叛军的进攻。叛军便断水断电，企图困死革命卫士。战斗持续了10多个小时，警卫团保护宋庆龄突围。叶挺全营在前面开路，薛岳率领机枪营殿后，冒着枪林弹雨，将孙夫人送到岭南大学校长钟荣光所住石屋。孙中山则在事变即将发生前登上了永丰舰。 

警卫团被冲散后，薛岳带着部分警卫团战士到珠江永丰军舰，继续守卫在孙中山身边。不久，奉孙中山之命，同林直勉等人秘密潜往广西梧州请兵平叛，正值粤军许崇智部回师受阻被迫开往福州，军事行动暂停。薛岳秘密地乘搭“大明号”轮船赴香港，转往上海，向孙中山汇报广西请兵情况。

1924年，蒋介石率部东征讨伐陈炯明，薛岳任粤军第一师少将副官兼师参谋长。次年2月，任第一军第十四师副师长兼第十四团团长，在第二次东征中，常常以少胜多。由于战果显著，受到蒋介石的通电表扬。 

战争生涯

北伐战争

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薛岳所属的第一、二两师

为总预备队，随西路军行动，执行攻占江西的作战任务，为北伐军的主力，随总司令蒋介石行动。9月初，自长沙趋浏阳，展开对江西境内孙传芳部的攻击。而南昌城的攻守战，是北伐军与孙军搏斗最惨烈的一役，城垣两次失而复得，革命军多有败退，大受挫折，唯薛岳兼领的第一师第三团始终勇敢奋战。1926年10月3日，蒋介石召集全师官兵训话，慰勉以第三团做模范。蒋介石检讨作战挫败原因，地图不准确是主因。这对于薛岳是一大教训。其后20余年，薛岳行军作战以及公余，更注意研究实际地理环境和地图。

江西全境肃清，革命军做东下沪杭的准备，战斗序列重行部署，第一军第一师划归东路军总指挥何应钦，前敌总指挥是白崇禧。12月中，薛岳升代第一师师长，率部东进。

由于浙江军政人员的倾向国民政府，故而革命军进展顺利迅速，1926年2月18日克复杭州，各军随即分途合击，攻取上海、南京。薛岳率第一师由杭州进至嘉兴，为使大军在这一湖沼河汉错纵地区运动容易，薛岳获得青红帮头目的合作，通知徒众同时分别架设便桥以利行军，因之，在短时间内即直冲至闵行，与友军合围攻击上海，3月20日克复上海。 

土地革命战争

“八一”南昌起义失败后，贺龙、朱德、叶挺等率起义军南下广东，进驻潮梅一带地区。薛岳奉李济深命令率新编第二师迅速开往揭阳、普宁地区，协同陈济棠、徐景唐部，在汤坑与起义军展开激战。所部四个团都被击败，师部也被包围，全师覆灭在即。这时，叶挺部营长欧震叛变革命，阵前倒戈。他便抓住这个时机，在赶来增援的邓龙光部协同下进行反攻。起义军寡不敌众，弹药将尽，被迫撤退。

汤坑会战一结束，薛岳立即率领特务连轻装前进，迅速地占领汕头市，不准其他部队开进汕头。凡是各部要津、各种肥缺，都分别安排自己的亲友掌管。

1926年11月16日，张发奎、黄琪翔在广州发动政变，夺取李济深在广东的军政大权。薛岳也公开叛变李济深，投靠张发奎。所率新编第二师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教导第一师，他任师长，除将第四团驻扎于广州西村陈家祠外，其余全部调往江门驻防。

1927年12月11日，张太雷，叶挺等共产党人领导和发动广州起义。薛岳奉张发奎电令，调所部两个团于12日晨从江门到达河南。3时半，从士敏士厂渡河进攻东堤一带，并沿永汉路搜索而上，进攻财政厅。这时，其师驻在广州的第四团正进攻观音山。上午8时，占领该山后，第四团连续五次向广州起义总指挥部（原市公安局），进攻均被击退。但到晚上10时，在李福林的国民革命军第五军和右派广州工人“敢死队”增援下，才占领了起义军总指挥部。随即白色恐怖笼罩广州城。

张发奎、黄琪翔等屠杀广州革命群众的野蛮行为，不仅受到人民群众及舆论界的谴责，也遭到桂系军阀的攻击和国民党内部其他派系的非议，被迫离穗赴港。缪培南和薛岳分别担任第四军正副军长，将部队迅速撤往东江一带准备离开广东。在企岭、潭下遭到陈铭枢和黄绍竑部的东西夹击，先胜后败，被迫撤退，经老隆，转和平，进入赣南。余下二万人，损失近半。

1928年1月24日，薛岳和缪培南率部取道赣东北，北上投靠

蒋介石。1928年4月6日，到达运河车站。第二天受到蒋介石的接见，并被编入第一集团军战斗序列，于31日进驻山东德州。7月，他和缪培南率先响应蒋介石发表的裁军通电，鼓动上校以上官佐联名上书，要求裁撤第四军。9月中旬，第四军缩编为第四师，缪培南任师长，朱晖日为副师长。薛岳不能见容于蒋介石，被迫离队南下，到九龙闲居。不久，便参加汪精卫、陈公博等人的反蒋活动。

1929年初，俞作柏因策划倒桂有功，被蒋介石任命为广西省府主席。薛岳与俞是武昌陆军第二期预备学校和保定军校的同期同学。5月，他和李朗如等，奉汪精卫陈公博之命，乘俞作柏率部从上海南下就职，经广州之时，劝俞赶走陈济棠，统一两广，作为反蒋基地。俞感突然，未同意。7月，他又以递送委任状为名，前往南宁，劝俞早日出兵。待俞同意后，才回香港复命。10月1日，俞在广西南宁通电反蒋，因部下吕焕炎叛变倒戈，反蒋失败。

12月，张发奎南下广西，联合李宗仁反蒋。在此之前与朱晖日等也在香港设立机关，分头联络各地武装团体，并于1928年12月3日，策应第四军，举兵反蒋。次年2月，第四军在花县讨蒋失败不久，薛岳和吴奇伟等在广东廉江归队。6月中旬，参加北流战斗。第四军与粤军蒋光鼐、蔡廷锴部激战两昼夜，损失惨重，缩编为三个团，他担任第三十五团团长。 

中原大战

1930年4月，中原大战爆发。张桂联军从广西分途北上配合冯、阎对蒋作战。6月，其后续部队在衡阳受到蒋光鼐、蔡廷锴部阻截，后路被断。在这紧急关头，薛岳主张移兵东南，直捣南京，吸引蒋介石的主力，以达到“围魏救赵”之目的。但未被张发奎等采纳。后张、桂联军在衡阳遭到蒋、蔡部的围攻，伤亡惨重。突围至广西时，第四军仅剩千余人。他因自己主张被否定，造成大败，便灰心丧气，牢骚满腹，向部下公开宣布他和张发奎决不再干下去，同意官兵自行处置所带武器，致使军心更加涣散。7月4日，第四军退至桂林时，只剩下五六百支枪。可是，部分官兵要求坚持再干。后来，李宗仁将桂军一部分部队充实第四军的编制，任命薛岳为该军第十师师长。10月，薛岳受白崇禧指挥，率部参与解南宁之围，在对滇军作战中，脚部负伤。战后，他向总司令部请求调动工作，呈称：“平马之役负伤后，复染疟疾”，“尚未复原，恳准暂调工作，俾资调养”。12月，第四军进行缩编，总司令李宗仁批准薛岳的请求，第十师并入十二师，他被调任柳州军校校长。1932年1月，他看到国民党内部政局复杂，便辞职回九龙闲居。 

第五次围剿红军战役

1933年5月，薛岳被蒋介石起用为第五军军长，参加对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五次“围剿”。10月，到达南昌。先任北路军之第三路军副总指挥兼第七纵队司令，后任第一路军代总指挥兼第七纵队司令。次年1月，任北路军之第六路军总指挥，负责赣南“剿共”任务。

从这年4月开始，薛岳指挥第六路军先后占领了韶源、上冈、寿华山、兴国和赣南重镇古龙冈。10月，又占领石城，威胁红都瑞金。

中央红军开始二万五千里长征后，薛岳奉蒋介石命令，指挥第六路军和第八纵队跟踪追击。红军入湘后，何键任追剿军总司令，他为前敌总指挥。11月，蒋介石调集中央和湘桂军四十万，企图将红军包围和消灭于湘桂之边。薛岳即奉命率部沿湘桂公路实施侧击，与红军战斗七天七夜。1935年1月，当中央红军进占遵义时，他指挥所部急行军开进贵州省会贵阳市及其周围，不久被蒋介石任命为龙云总司令的第二路军前敌总指挥兼贵阳“绥署”主任。

1935年1月中旬，中央红军一渡赤水河，准备从川南北渡长江。蒋介石急调三十六个团进行包围。薛岳奉命急调周浑元部渡过乌江，进入黔西，实施侧击，企图将红军压至长江以南，横江以东，乌江以北、以西地区消灭之。

1935年3月上旬，红军三渡赤水河，进入川南。薛岳立即指挥各纵队进行尾追，并大筑碉堡进行包围。4月，蒋介石也赶到贵阳督战。就在这时，毛泽东挥师东向，四渡赤水，再过乌江，指向贵阳。这使蒋介石感到意外的威胁，便亲自布置贵阳防卫。同时，急令云南孙渡率部日夜兼程前往“救驾”。这时，红军便乘虚转入滇境，从昆明西北方向渡过金沙江，围攻会理。薛岳又率部渡江向会理尾追。当他到达目的地时，红军已向大渡河挺进（1863年5月，石达开就是在大渡河遭到覆灭的）。这时，蒋介石立即调集薛岳的中央军及其他地方军队，二十余万人，组织大渡河会战，企图歼灭红军。可是，薛岳等正忙于调兵遣将之时，红军即分兵两路，迅速地打破刘文辉部的防线，分别从安顺场和泸定桥抢渡了大渡河。

薛岳率部从江西至大西南，行程两万余里，转战西南数省，与红军作战，虽未取得胜利，但为蒋介石统治西南各省扩充了势力。西南战事结束后，薛岳受到蒋介石的嘉奖。

1935年4月5日，薛岳晋升为陆军中将。 

抗日战争

主词条：淞沪会战、武汉会战、徐州会战、长沙会战

1937年8月13日，“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后，薛岳离开西南到达南京，被蒋介石任命为国民革命军第十九集团军总司令，加入左翼军战斗序列，驻节安亭。

1937年9月下旬，日军进攻刘行、罗店，失守后，日军分路进犯蕴藻浜、杨泾等地。10月8日，薛岳担任左翼军中央作战区总指挥，在蕴藻浜南岸一带坚守半个多月。10月28日，战斗移至江桥镇、小南翔、陈家行、广福镇地区。他指挥第十九集团军在竹园村与日军展开争夺战，猛攻五次，失而复得，给敌重创。其部也损失严重，生存者不足十分之二三。11月1日，日军绕到杭州湾在金山卫登陆。左翼军侧背受到威胁，被迫撤离上海，退保吴福线。

1937年11月13日，薛岳上任左翼军总司令，奉蒋介石的命令进行吴福线军事部署。他将国民革命军第十五集团军、国民革命军第十九集团军、国民革命军二十三集团军、国民革命军第九集团军，划分为左翼和右翼防军。可是布局尚未就绪，日军便从长江茆口、徐六泾口、浒浦口等处登陆，情势危急。不久，被迫向锡澄防线撤退。

1937年12月12日，南京陷落。

薛岳从锡澄线撤退后，升任抗日战争第三战区前敌总司令，驻节屯溪，收容整顿队伍，深入杭、嘉、京、芜一带敌后，切断水陆交通，以策应抗日战争第五战区对敌作战。他根据当时“于战略守势中取战术之攻势”及“以正规军防御，以游击队攻之”的作战方针，首先从第十九集团军中抽调部分官兵组织游击队，以孔荷宠为游击队总指挥，建立机构，制定方针，授予“两大任务”和“三大战法”，即：打倒活的敌人，摧毁死的地物和绕袭、埋伏、扰乱。

1938年5月，薛岳被调任抗日战争第一战区第一兵团总司令，驻节河南开封，指挥国民革命军第七十四军、国民革命军第七十一军、国民革命军第六十四军、国民革命军第八军诸军，以及国民革命军第三集团军、新编第三十五、八十八师的和二六四旅进行兰封会战。他确定首先在兰封及其附近，消灭从菏泽南犯之日军第13师团；然后移兵歼灭鲁西、豫东之其他敌军，以达到保卫京汉铁路，阻止日军西进之目的。

1938年5月14日，土肥原的第十三师团，分乘数百辆战车、汽车和大炮牵引车从菏泽南窜。几天之内，连陷内黄、仪封、野鸡岗、楚庄砦等地，企图消灭兰封地区守军主力，进而占领京汉铁路，包围武汉。薛岳先后收复了内黄、野鸡岗等地。但因国民革命军第27军军长桂永清擅自弃守要地兰封，使整个作战计划遭到破坏。他向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控告，将桂革职后，重新调整布置，夺回兰封，并将日军压至三义砦、兴集和罗王砦三个据点，进行围攻。就在歼灭在望的时刻，负责阻击从鲁西南下增援之敌的第八军，违令退出归德，使鲁西日军继续西犯，支援被围困之敌。

1938年5月30日，薛岳升任第一战区前敌总司令，指挥第一兵团和第二兵团的汤恩伯、商震、孙桐萱、曹福林等部。6月1日，日军兵分两路，一路从归德等地西犯，占领了睢县，迫近兰封、杞县，一路向太康进犯，以解被困在三义砦、曲兴集、罗王砦土肥原部之围，进而攻击开封、兰封等地。蒋介石怕主力被消灭，令薛岳将部队撤往京汉铁路以西山地，前敌总司令部迁往洛阳。

1938年6月9日，蒋介石颁布武汉卫戍区战斗序列。薛岳任该卫戍

区第一兵团总司令。7月，日军侵占九江之后，以第一O一、一O六、第九师团和近卫师团一部，分别由湖口、九江南犯，企图占领南昌，进而占据湖南长沙和粤汉铁路，从南面包围武汉。8月1日，薛岳奉命指挥南浔铁路沿线和鄱阳湖沿岸的防卫，以粉碎日军从南面包围武汉的企图。9月中旬，薛岳迅速地从南浔线正面调集主力部队，以优势兵力向敌进攻，在麒麟峰全歼铃木联队。同时，第一六O师也在三角尖、金轮峰、南康尖歼敌七八百名。10月7日，薛岳指挥各路部队发起总攻。至10日，第六十六军击溃万家岭、茅坪聂、老虎尖、石堡山之敌后，又击敌于田步苏；第四军攻占扁担山，第七十四军攻占张古山。这时，敌一0六师团除逃脱千余人外，其第一二三（木岛）联队、一四五（池田）联队和一0一师团的一四九（津田）联队以及配属部队，计一万余人，全部被消灭，并有三百余人被俘。

1939年2月，兼任国民党湖南省主任委员和省主席。2月27日，南昌失守。9月，薛岳指挥第一次长沙会战。9月下旬，日军六个师团在百多架飞机和三百多只舰船配合下，从赣北、鄂南、湘北分兵六路向长沙进犯。薛岳调集二十一个军、五十二个师的兵力，分别部署在赣北、鄂南和洞庭湖畔，以阻止日军从侧面进攻。10月初，经过二十多天的战斗，日军遭到惨败，伤亡四万多人，其中包括少佐以上军官四十余人。受到蒋介石嘉勉电，并犒赏参战将士十五万元。

1941年9月下旬，日军以十一军为主，派遣四个师团及两个独立旅团，共约十五万人，在一百多架飞机、两百多只舰船支援下，分兵两路，第二次进犯长沙。薛岳调集了十七个军共二十万兵力，在正面进行“后退决战”的同时，将七个军部署于东侧山地，实施侧击，牵制敌人。经过逐次抵抗后，诱敌深入汨罗河、捞刀河伏击地带予以重创。最后，日军被迫逃回新墙河以北原据点。国民党军队取得了第二次长沙会战的胜利。

1941年12月，日军又以十二万兵力对长沙发动第三次侵犯。日军向新墙河阵地发起猛攻。薛岳命守军逐次抵抗后，将敌诱致捞刀河、浏阳河决战地区。次年1月1日，日军从东南方向进攻长沙。1942年1月4日，各部先后攻至第二次攻击线，完成了对日军的反包围。随即，从东、西、南、北方向球心攻击，将敌击溃。薛岳见残敌突围北逃立即命令各部追击、侧击和截击。这次会战，历经半个多月，使南犯之敌伤亡五万多人。第三次长沙会战后，他获青天白日勋章一枚。

1944年5月，日军任命板垣为华中派遣军总司令，移关东军南下，加上赣北、鄂南和湘北日军，共二十余万之众，在六百余架飞机、三十辆汽车配合下，分兵三路第四次进犯长沙。1944年6月19日，长沙失守。第四次长沙会战失利。长沙失守，蒋介石震怒，下令处以第4军军长张德能死刑。 

日军侵占长沙后，立即分兵南下进犯衡阳。早在日军进犯长沙之前，薛岳已令战斗力较强的第十军防守衡阳。

1944年7月30日，日军在冈村宁次亲自指挥下，对衡阳发动第三次攻势。薛岳命令各部进行反包围，并发出求援电十三件。这时，驻守衡阳城的第十军和暂编第五十四师，兵员已减半，战斗力大损，增援部队又受阻挡。1944年8月，日军占领衡阳后，他将部队撤至湘、赣、粤边区，阻止日军打通粤汉铁路。

日本投降后，薛岳任南浔线受降司令官，1945年9月14日，在南昌举行受降仪式。1945年10月10日，美国总统杜鲁门给他颁发一枚自由勋章，表彰其在抗日战争中的贡献。 

内战时期

1946年5月，薛岳就担任国民党徐州“绥署”主任，根据国民党国防部“南北会师，占领山东，打通津浦线”的方针，发动了进犯鲁南解放区之战役，企图打通临（城）徐（州）和台（儿庄）枣（庄）间的两条铁路支线，迅速占领枣庄煤矿，以维持军运和解决南京等地冬季燃料的供应。

1946年10月6日，薛岳令王长海为师长的整编第七十七师和马励武的整编第二十六师，在空军支援下，分别向峄县和枣庄进犯。因鲁南新四军采取避实就虚的战略方针，早已撤离，未经多大战斗，于8日便相继占领了峄县城和枣庄一带。11月初，又令各部从东、北、西、南向解放区大举“清剿”，威胁临沂人民政府和沂蒙革命根据地。中旬，驻防台儿庄的王长海部突然受到叶飞所率新四军进攻，旅长戴之奇因兵败畏罪自杀。

12月上旬，薛岳又命令装备精良的整编第二十六师，从峄县东面进犯解放区。1947年元旦，该师离开峄县百余里，被新四军诱入卞庄、向城等地。随后，在向城被新四军从苏北、鲁中迂回来的八个师包围。他又立即从徐州调两个整编师前往支援，其中一个师刚进抵古林村就受到新四军的围攻。5日，困于向城的马励武部突围，伤亡惨重。其旅长蒋修仁被击毙。10日，峄县城被新四军攻破，马励武及其参谋长被生俘，整编第二十六师覆没。

薛岳任国民党徐州“绥署”主任半年多时间，连战连败，引起国民党内部众多非议。3月3日，蒋介石见他“指挥无力，名声低落”，将其“绥署”主任撤销。

5月10月，薛岳任南京政府参军长。次年5月，转任蒋介石“总统府”参军长。在这期间，他常与陆军总司令余汉谋、闲居上海的原第四军军长张发奎等粤籍要人，议论时政和自己出路问题。

1948年4月，国大在南京召开。薛岳与张发奎等成立竞选小组为孙科竞选副总统筹经费，拉选票。还非正式地内定了一个孙科的影子内阁：张发奎为国防部部长，薛岳为参谋总长，余汉谋为军政部长，陈策为海军部长，李汉魂为内政部长，钟天心为教育部长。但是不久，粤人为孙科拉票的丑态被南京“救国日报”披露，并涉及孙科的私生活。薛岳等感到难堪，率领百余人前往该报社问罪。上海一家报纸以“三帅夺大炮，表演全武打”之显著标题，登载了此则新闻。

淮海战役后，薛岳与张发奎等粤籍要人提出以“粤人治粤”的口号，反对宋子文继续主粤。蒋介石为笼络广东地方要人，批准了宋子文的辞职请求，并任命余汉谋为广州“绥署”主任，薛岳为广东省府主席，张发奎接任余汉谋的陆军总司令职务。

1949年2月，薛岳前往广州上任，决心在广东与共产党继续较量。他首先亮出“广东人民大团结”的旗号，大力收罗广东旧军政人员，安插亲信，排除异己。各厅、局、处、科级干部的任免，都由自己说了算。同时，将原来十五个保安团，扩充为二十个团，编成五个师。由其亲信分任师长。为了适应大兵团作战，还在各师配备重型大炮、战车，并把部队从各地调集到广州附近和省内各重要铁路沿线，企图阻止人民解放军向广东进军。

1949年5月14日，薛岳的老部下吴奇伟在粤东起义，广东省内政局大乱。10月11月，他来到海南岛。1949年12月1日，任海南防卫总司令，统一指挥海南陆、海、空三军。为了阻止解放军解放海南，在全岛设立三道防线：从文昌县的铜鼓岭起，中经抱虎岭、木兰头、七星岭、铺前、塔市、海口市、白莲、花场、天尾、马枭、临高角、新盈、新英、定城等沿海地带为第一道防线；由琼山县在长坡、烟矿、黄竹、定城、新英，瑞溪、金：江、红石岭、加莱、那大、白马井等为二道防线；以海口市，白莲，花场、天星、马枭一线为核心防线。其部署兵力达十万之众。薛岳认为这三道防线坚如“铜墙铁壁”，自称为“伯陵防线”。

1950年4月1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邓华兵团在琼崖纵队和海南人民支持下，渡过琼州海峡。薛岳部兵无斗志，一击即溃，被歼五、六万之众。 

主政湖南

1939年1月，薛岳在任第九战区司令长官期间，还进行了一系

列湘政建设，他临危受命就任湖南省主席。上任后，根据湖南的实际情况和抗战需要，提出了“安、便、足”的施政方针。所谓“安”，就是力图使湖南人民安居、安业、安心，“便”，即便民、便国、便战；“足”，即足食、足兵、足智。并依此实施所谓“六政”建设。

薛岳把提高国民的健康水平作为湘政建设的第一要政，称之为“生民之政”。他指出，唯有每个国民身体健康，乃能救国，唯有整个民族的健康，乃能获得真正的自由平等。除了增加经费改善原有医院医疗设备外，还各拨款四百万元，新建了省立第三、六、七、八医院。后来，又筹建了省立第九、十医院。抗战胜利前还电令省建、教两处拨款建设南岳体育馆和开辟中山公园。与此同时，严令禁止鸦片和限制娼妓活动。

在施政中，薛岳重视发展农业、林业、兴建水利，以及交通运输和工矿企业，称之为“养民之政”。他鼓励湖滨农民开垦湖田，扩大耕作面积。准许基层干部和文职人员，租种田地，以改善自己的生活。要求各地做到“一县一农林场，一分镇一农林场，一保一农林场”。

国民教育，即所谓“教民之政”，是薛岳湘政建设中的一个重点。他一方面发展中小学的文化教育，提高民智，一方面发展中等师范和职业教育，以适应工农业生产和中小学教育的需要，同时，反对学校商品化，责令各区专员对本区内之省立师范学校、职业中学及私立国立中等以上党校进行督导，“严整学风，改善教法，如有违背现代教育方法，以学校为商品化者，均应报府严办”。

薛岳还重视强化警察组织，肃清汉奸土匪，安定后方，称之为“卫民之政”。他要求对那些被敌伪收买，“操纵市场，高抬物价，积极破坏社会经济，进而怨恶战争发生反战行动”者，进行“切实防范”；凡“参加伪组织，替敌人带路、作侦探、作便衣队、修筑公路、运输粮弹伤兵者一经捕获，讯明确实，准予就地枪决，以正国法”。

为了唤起民众力行抗战，薛岳推行所谓“管民之政”，整顿和健全政治组织和社会组织。他规定：凡属于社会组织之人民团体、经济团体合作事业团体，均有绝对服自命令，力行抗战建国之责，否则依法解散，重新改组；凡属社会组织之文化团体，均有宣传法令，唤起民众力行抗战建国工作之责，否则依法解散，重新改组。

薛岳实施的第六政就是所谓“用民之政”。他很重视粮政建设，指令有关部门合理地规定米谷价格，防止奸商、宫商高价图利，以图“谷主粮商，食米之人，皆得共生共存，而不背民生主旨。同时，还要求各县市、各有关部门，要把评定、核正、检查物价；作为“当前最重大之任务。指出：“高抬物价固不准，压抑物价也不行，力求‘中正’二字，使商民卖得出，买得入；则物畅其流，价安于市。”如“奸商操纵，官商居奇，而县府纵任不理，对民生漠不关心，物价反而高涨。 

三次长沙会战，薛岳所指挥的部队共歼灭日军11.75万人（三战歼敌人数分别为2万、4.15万和5.6万）。虽然中国军队在1944年的长衡会战中失利，长沙和衡阳相继失守，但仍给日军造成了伤亡2.2万人的代价。 

退守台湾

1949年，12月10日蒋介石兵败退逃往台湾，薛岳的部队直到1950年才从海南岛撤退。到台湾后，蒋介石对他非常尊重。 

1952年薛岳晋升为陆军一级上将，“总统府”战略顾问。 

蒋介石、蒋经国父子相继亡故后，李登辉当政。有着“国民大会代表”身份的薛岳，拒绝签署国民党提出的“宪法”修改方案使得他在台北的房舍编列经费被取消。1991年，李登辉把委员会裁撤，薛岳自付租金。台湾银行欲索高额房租，薛岳不接受，便于1993年把薛岳告上法院。

1992年11月，世界客属总会访问团访问乐昌，把薛岳所赠的一份珍贵礼物“铜镜”带到乐昌，上刻他的题词“桑梓情深”，再次表明了薛岳对故里的牵挂思念之情。

1998年5月3日，薛岳逝世，享年103岁。 

个人成就

战法

天炉战法：天炉是将兵力在作战带，布成网状的据点，以伏击、诱击、侧击、尾击等方式，分段消耗敌军的兵力与士气，最后，把敌军拖到决战地区，再狠狠的围歼之。薛岳保长沙，败日军而成名。中国战史出版局还曾专门出版了薛岳撰写的《天炉战》一书。 

八字口袋战法：类似于一字长蛇阵，不论敌人攻其首尾，另一头皆可相救，必要时可以完成合围，缺点是如果敌人有优势兵力，则可同时攻击首尾和腹部。产生于武汉会战时期。 

战果

三次长沙会战，薛岳所指挥的部队共歼灭日军11.75万人（三战歼敌人数分别为2万、4.15万和5.6万）。虽然中国军队在1944年的长衡会战中失利，长沙和衡阳相继失守，但仍给日军造成了伤亡6.8万人的代价。 

家庭情况

父母兄弟

父亲：薛豪汉，字宗元（1871—1939）

母亲：李慈玉（1877—1929）。

兄弟姐妹：薛岳是长子，其下是薛仰芹（字孟坚）、薛仰霆（字仲述）、薛仰骠（字叔达）、薛仰谦（字季良）、薛冠华，薛岳六兄弟中，出了四个国民党将军，除薛岳为四星一级上将外，三弟仲述、四弟叔达为中将，五弟季良为少将。 

妻子

薛岳前后共有三位妻子，第一位是在家乡娶的朱氏，无子嗣，后死于台湾。

第二位妻子为方少文，其父曾任乐昌县长，方少文学识突出，曾给薛岳做秘书，后嫁与薛岳，生二男三女，据薛岳的侄子交代，薛岳的夫人方少文系海南文昌人，死于1947年。

第三位妻子谭幸申是方少文死后、薛岳到台湾后所娶，生二男二女，谭氏病逝于1994年，享年68岁。 

子女

薛岳的第二位夫人方少文生了5个子女，都去了国外。

薛岳的第三位夫人生了4个子女。 

历史评价

万家岭大捷，挽洪都于垂危，作江汉之保障，并与平型关、台儿庄鼎足而三，盛名当垂不朽。 （叶挺评）

薛岳用兵尚称机敏果断。 （粟裕评）

薛岳在抗战当中对日军的打击最大，歼灭日军也最多，他是日军最惧怕的中国将军，为中国的抗日战争立了大功。 （王建学评）

后世纪念

薛岳墓

薛岳将军墓位于中国台湾省台北市五指山国军公墓特动区内。 

伯陵堂

薛岳故居“伯陵堂”，广东薛岳故居“伯陵堂”将按原貌“修旧如旧”成抗战纪念基地，预计主楼于抗战胜利70周年纪念日前完工。 

艺术形象

张丰毅版薛岳影视形象

人物生平

早年经历

1897年2月16日生于安徽省合肥城东郊的卫杨村（今安徽省合肥市淝河镇卫乡村）。父亲卫正球，是清政府吏制下的合肥县石塘桥镇田赋官，1905年死于瘟疫。此后，卫立煌全家依靠大哥卫立炯在县上任职维持生计。卫立煌少年时进入邻村私塾就读，学习很勤奋，读了不少史典书籍，能作诗填词，这为他往后的事业打下了比较坚实的文化基础。

辛亥革命后，卫立炯在安徽和县任军事训练班主任。1912年，15岁的卫立煌受到大哥及其友人革命思想熏陶，剪去辫子，参加军事训练。“二次革命”兴起时，和县宣布独立，袁世凯派倪嗣冲出兵镇压，卫立煌随大哥加入群众武装队伍进行抵抗，失败后潜回家乡。

1914年初，17岁的卫立煌去汉口投亲谋职未成，遂报考湖北陆军学兵营，被录取。一年多的军事训练，使他受到严格锻炼，不仅学到了军事知识，而且开阔了眼界。结业后，卫立煌不愿去北京加入北洋军，就奔赴上海寻找革命党人。

1915年，他参加“肇和”舰发难讨袁，失败后南下广州，入粤军第二军当兵，很快升任班长。

追随孙中山

1917年9月，孙中山在广州成立护法军政府，就任海陆军大元帅，卫立煌被选派到孙中山的卫队，直接为孙中山服务。有机会亲耳聆听孙中山先生讲革命道理，卫立煌进一步加深了对民主革命的认识。他工作努力，不久升任警卫团排长。

南北对立后，北洋政府段祺瑞奉行武力统一政策，于1918年4月进兵广东。孙中山命陈炯明、许崇智率军队讨伐。卫立煌奉派调到粤军许崇智部第二支队，向闽西南进发。在一次夜战中，队伍被冲散，卫立煌挺身而出，集合残部袭击敌人指挥部反败为胜，被晋升为连长，不久又因战功升任营长。

1920年，粤军讨伐桂系军阀胜利回师时，孙中山先生赠送给卫立煌一张六寸的单人照片，并亲笔在照片上题签“立煌同志孙文赠”。这张珍贵的照片，卫立煌一直精心收藏，以示纪念。

此后，卫立煌在粤军许崇智部转战广西、江西、福建，又参加镇压商团叛乱和平定陈炯明叛军的东征。在战斗中，他英勇果敢，身先士卒，先升任团长，后又任补充旅旅长。

1925年9月，许崇智被蒋介石逐离广州，其部队被蒋改编，卫立煌旅被缩编为第9团，隶属国民革命军第1军第3师，卫改任第9团少将团长。

北伐战争

1926年7月，北伐开始，卫立煌的第9团先被编入总预备队留粤，10月在何应钦指挥下入闽作战。在永定、松口两战中，卫立煌英勇沉毅，兼富谋略，在击溃周荫人部时立下战功，先升任第14师副师长兼前敌总指挥，松口战役后升任师长。平定福建后，卫立煌部北上浙江，与孙传芳军作战。卫立煌采取灵巧战术，且战且进。1927年3月24日，北伐军东路军光复南京，卫立煌的14师主力也到达南京近郊奉命调整部署。

围剿红军

1927年4月，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于南京另建国民政府。卫立煌率第14师驻南京，后移镇江。8月下旬，孙传芳军反扑，分三路强渡长江南下，强占了龙潭车站北侧高地。刚刚率部赶到龙潭车站附近的卫立煌立即指挥部队发起攻击。经过6昼夜激战，终于击溃孙传芳军，第14师乘胜渡江追击，直至蚌埠。10月，第1军扩为第1、第9两个军，卫立煌升任第9军副军长兼第14师师长，后又被任命为南京卫戍副司令。这时，卫立煌结识了镇江崇实女子学校校长朱韵珩女士。朱韵珩是崇实女校培养的高中毕业生，后通过考试获得奖学金赴美国丹佛大学深造，获得硕士学位，毕业后回国为祖国服务。卫立煌知道后爱慕之情油然而生。1927年12月24日，卫立煌与朱韵珩在上海举行了婚礼。1928年，卫立煌前往北平陆军大学将官特别班第一期进修学习。

1930年初，卫立煌奉命在蚌埠组建第45师，任师长。5月，中原大战爆发，他率第45师奉命保持津浦线南段的畅通，保卫南京。蒋介石中原大战取胜后，即调集大量军队，接连发动对工农红军的“围剿”。1932年5月中旬，蒋在武汉筹组鄂豫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自任总司令，调集26个师又5个旅，共约30万人，分兵三路进攻鄂豫皖苏区。卫立煌被派为中路军第6纵队指挥官，率李默庵第10师和蒋伏生第83师，于6月先在平汉线南段花园车站附近活动，警戒铁路线；8月占河口后向黄安（今红安）前进，与红4军、红9军等红军主力遭遇。李默庵第十师受到伏击，消耗兵力甚多。第2纵队陈继承部在黄安、新集、七里坪等地与红军激战受重创后，停滞不前。蒋介石下令各纵队向鄂豫皖苏区的军政中心金家寨进攻，许诺谁先占领就以谁的名字命名该地，并改为县治。

9月，卫立煌奉命率第6纵队自新集北进策应第2纵队，于18日走山间小路袭占银山畈，越过大别山北部的蒙家山，与红军交战后进抵汤家汇。红军为保存力量转移东去，卫立煌部第10师主力遂于20日乘虚进占金家寨。事后，蒋介石将霍山、商城、六安等县的部分地区划出，以金家寨为中心，成立县的建制，命名为“立煌县”（今金寨县），并任命卫立煌为“鄂豫皖边区剿匪总指挥”。

1933年10月在蒋介石发动的第五次“围剿”中，卫立煌又被任命为北路军第2路军第1纵队指挥官。

1933年11月，第19路军蒋光鼐、蔡廷锴等联合国民党内李济深等一部分反蒋势力发动“福建事变”，蒋介石调兵镇压。卫立煌被任命为第5路军总指挥，率第14军辖宋希濂第36师、冷欣第4师、汤恩伯第89师，同张治中第4路军、蒋鼎文第2路军分头开赴福建。卫立煌率主力隐蔽于顺昌以南及沙县附近，先用宋希濂第36师袭占延平（今南平），被福建当局误认为主力，卫立煌则率领主力沿闽江急行军至仙游和惠安东北的涂岭埋伏，袭击19路军南撤队伍。

1934年2月，退集到泉州的19路军余部被包围，卫立煌派人到泉州和谈，使19路军接受了改编。“福建事变”终被蒋介石镇压。卫立煌先后被任命为驻闽预备军总指挥兼驻闽第10绥靖区司令官、鄂豫皖三省边区“清剿”总指挥兼三省边区督办、闽赣浙皖边区“剿匪”总指挥。

在1935年11月的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卫立煌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

1936年他又兼任徐海绥靖分区司令官，9月，加陆军上将衔。

西安事变

1936年冬，蒋介石两次飞往西安，声言“匪未肃清绝对不言抗日”，乃调陈诚、卫立煌、朱绍良、陈调元等高级将领，集结于西安，准备迫使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率部参加向延安红军进行反革命进剿。卫立煌奉命兼任第五路军总指挥，进驻潼关。

1936年12月初，卫立煌接到蒋介石的急电，要他带领幕僚去西安参加会议。

张学良、杨虎城对蒋介石实行“兵谏”时，卫立煌和其他20多名国民党高级将领亦同时被扣。

中国共产党以民族大义为重，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促进团结抗日，对卫立煌触动很大。同时，蒋介石也被迫表示：“停止剿共，联红抗日。”因此，1937年7月，抗日战争刚刚爆发，庐山最高军事会议期间，卫立煌（时任豫皖督办）即命令部属致力与坚持活动在大别山区的红军高敬亭部谈判。

抗日战争

抗战初期，八路军一度属于卫立煌的第十四集团军。卫立煌就任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兼前敌总指挥后，第十八集团军（即八路军）又属于第二战区战斗序列。卫调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后，也是如此。1937年10月，卫立煌组织指挥中国军队与日本侵略军的大规模会战——忻口战役。卫立煌经常和八路军将领联络磋商，协调行动。《彭德怀自述》中说，十八集团军“归卫立煌所指挥，但他又从未指挥过我们”，就是说那时一方面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坚持独立自主；另一方面卫立煌不干预、不夺权、不搞“磨擦”。书中还指出卫立煌是“当时国民党中抗战派”。卫立煌多次明确表示，凡是抗日的部队，他都一视同仁。他排除干扰，顶住压力，给八路军调拨、支援了大批武器弹药、食品、服装等军需物资。例如，1938年春，他一次就拨给八路军子弹100万发，手榴弹25万颗。当时有人顾虑数目太大，不敢下发。卫立煌就亲自做工作，使这批物资迅速送到延安。卫立煌访问延安时，毛泽东对其坚持抗战给予褒奖。林伯渠书赠：“黄河保卫华北，先生保卫黄河”。

1939年9月，重庆国民政府发布卫立煌兼任河南省政府主席。在卫主政河南时期，他和共产党领导人八路军高级指挥员之间，往来更加密切。八路军在洛阳设有办事处。每当周恩来副主席、朱德总司令、彭德怀副总司令以及林彪、薄一波、萧克、左权等人来到洛阳时，卫立煌都是亲自迎接，设宴款待，并招待看戏。

由于国民党内部派系之间的权利相争，以卫立煌在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兼河南省主席的任期内，连年受到控告。军统、中统特务系统早就以卫立煌“袒护共产党，怀有异心”为辞，告到蒋介石那里。特务头子戴笠还飞到洛阳来搜集卫和共产党人往来之间的所谓“材料”，又逮捕了一些进步的无辜的青年。汤恩伯、蒋鼎文对着河南省主席这一“美缺”馋涎欲滴，一再告状。

1940年，卫立煌兼任冀察战区司令长官。他周密布防，在中条山设背水阵，保卫黄河，保卫华北。

1940年两三月间，蒋介石暗示第97军军长、有“摩擦专家”之称的朱怀冰，纠合庞炳勋

、张荫梧、侯如墉等部，由磁县、武安一带分三路向太行区八路军驻地进犯，遭到八路军自卫还击。朱怀冰急电向卫立煌求援，卫拒绝下驰援令，结果朱部主力及反共游杂武装共万余人被歼。卫立煌还不顾蒋介石、何应钦的电令，照常给八路军发放饷械。同年秋，蒋介石命卫立煌北上太行山，遏制八路军向南发展。卫立煌会晤朱德，协商议定了双方活动和抗日防卫的地区，划漳河为界，避免摩擦。

1941年9月初，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官更换为熟悉中国情况的冈村宁次。9月底，冈村宁次集中兵力，分三路渡过黄泛区偷袭郑州。由于郑州守备空虚，10月4日被日军占领。卫立煌认为郑州是中原重镇，调集部队于13日拂晓实施全面反攻，并亲至前线指挥，于10月31日一举收复郑州。这次战役亦即抗战时的12次会战之一。

1941年底，国民党上层顽固派群起指责卫立煌没有坚决执行“攘外必先安内”方针，蒋介石也指责他不该在诸多事情上偏袒八路军。次年1月，蒋介石下令将卫立煌调离第一战区，解除本兼各职，改任军事委员会西安办公厅主任，剥夺了他的军权，并暗行监视。

远征缅甸

1942年1月，日本正式发动了入侵缅甸之战。3月，中国组建中国远征军第1路军，入缅与英军并肩作战。卫立煌被任命为司令长官。在待命重庆期间，他与八路军之间的密切关系被人告发，蒋介石大怒，改派罗卓英担任第1路军司令长官。

1943年远征军作战失利，蒋介石组成新的中国远征军，重新起用卫立煌，让其接替陈诚任中国远征军司令长官，其主要任务是，打通滇缅公路，保证云南到印度公路这条中国大西南后勤战略补给线的畅通，并和在中缅印战区的盟军协同作战。日本方面闻讯，当即派出外号为“马来亚之虎”的寺内寿一大将接任日军滇缅战区司令，以加强指挥力量，企图卡住滇缅公路，卡死中国大西南这条仅存的国际陆路通道。

11月19日，远征军攻占芒友，并乘胜追击，于12月1日占领遮放，歼敌1000余人。1945年1月20日，远征军攻克国门重镇畹町，拔除了日军盘踞在云南境内的最后一个大据点。23日，中国远征军第53军130师与中国驻印军的先头部队在中缅边界取得联系。远征军各部队分进合击向芒友追击，当日19时30分，中国远征军与中国驻印军、美军部队在芒友与畹町之间的南坎会师。

至此，中国远征军收复了滇西全部沦陷国土，完成了打通中印公路的战略任务。

1945年5月，卫立煌在昆明就任陆军副总司令。6月，经西南联大校长梅贻琦介绍，卫将军与刚从美国留学回国的韩权华女士在昆明金碧路锡安圣教堂，举行结婚典礼。何应钦为主婚人，龙云为证婚人。

赴美考察

1946年11月，卫立煌将军偕夫人韩权华赴美考察军事，历时半年，借此机会，远避内战。后又延长半年，在英国、法国、西德、瑞士、荷兰、比利时等国参观考察。

1947年秋季，蒋介石给在巴黎的卫立煌发急电催他回国。

辽沈战役

1948年初，卫立煌一回国，就被蒋介石任命为东北行辕代主任兼东北“剿总”总司令，总揽东北党政军大权。卫立煌到东北后，即集中兵力，固守要点。不管各地守军如何告急，不管蒋介石如何一再电令其派兵解围，他总是把兵力集中于沈阳、锦州、长春附近，拒不出战。蒋介石对卫立煌连日来不肯出兵，坐守沈阳的策略，十分不满。严令卫立煌只留少数兵力守沈阳，把主力部队向南开，打通沈锦路，严守锦州。卫立煌不接受蒋的命令，因此，蒋卫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尖锐。

5月初，蒋介石再次电令卫立煌打通沈锦线，将主力撤到锦州，成立机动兵团以随时准备行动。但卫立煌根本不同意，派赵家骧、廖耀湘代表他赴京，面蒋请示机宜。蒋听完汇报后，对卫立煌意见不予理睬，便下令决定：只留五十三军和二O七师（都是原东北军）守沈阳，其他各兵种混合在一起，编为一个机动兵团，并指定归廖耀湘统率。廖觉得机动兵团可以扩充个人势力，立即表示接受。卫立煌感到，自己已被蒋置于无权过问的地位，仍坚决反对，不予执行。

9月12日，辽沈战役首先在北宁路山海关、唐山段打响，解放军以迅猛动作切断北宁路，占领了辽西走廊，将国民党在辽东半岛的军队压缩在锦州、锦西两个孤立的据点。蒋介石见势不妙，急飞北平亲自指挥，命令卫立煌立刻出辽西解锦州之围。卫立煌却借口“沈阳只能固守以自保”而不执行蒋的命令。24日，驻守锦州的范汉杰连电告急。同日，蒋介石急召卫立煌到南京，迫令卫立煌由沈阳出兵西进锦州。卫立煌表示沈阳兵力不足，不能西进，要蒋就近从关内调援军解锦州之围。蒋介石坚持原命，并派参谋总长顾祝同监督卫立煌执行命令。卫立煌回沈阳后，在军事会议上仍坚持己见，多数将领也说只可守。无奈，顾祝同只得回南京复命。顾带回的东北将领的文字汇报大意是：由沈至锦千里，背三条大河，七道小河，侧敌行军，犯兵家大忌。国共两军谁先过辽河谁败。

10月3日，蒋介石亲飞沈阳，撇开卫立煌直接授命廖耀湘组织机动兵团，以南下解锦州之围，同时命令驻守葫芦岛的侯镜如指挥东进兵团强攻塔山。其间，卫立煌曾亲至葫芦岛，告诉侯镜如说：“你这个兵团解锦州之围，并率部与廖兵团会师是不容易办到的。”卫再三嘱咐侯，要稳扎稳打，不要强行攻坚，徒作无益的牺牲。

在锦州危急之际，蒋介石命令范汉杰能守则守，不能守则退守锦西。但卫立煌却指示：“锦州坚守不动，一退就乱。”14日，解放军向锦州发起总攻，蒋介石电令范汉杰坚守一周待援。激战31个小时后，国民党守军10万余人被全歼，锦州解放。

10月30日，蒋介石派专机将卫立煌接离沈阳至北平。

11月26日，蒋介石发布命令：“东北剿匪总司令卫立煌迟疑不决，坐失戎机，致失重镇，着即撤职查办。”12月中旬，卫立煌携眷属离开北平经上海至广州，在广州被国民党特务拦阻而返回南京。

12月15日，新华社公布了43名国民党战争罪犯名单，卫的名字列在第13位。

出走香港

1949年1月21日，蒋介石宣告下野，李宗仁出任代总统，卫立煌获释。乘特务监视松懈之时乘车到上海，后又乘船到达香港。

到香港后，卫立煌住在彭罗湾国泰酒店。10月，大陆上传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喜讯，卫立煌不胜喜悦。即亲笔拟就致毛主席并朱总司令、周总理的贺电。

返回大陆

1955年3月14日晚，卫立煌夫妇在有关组织的周密安排下，由香港九龙乘专轮到澳门，再由陆路经石歧，于15日16时安全到达广州。中共中央华南局副书记林李明和统战部长饶彰凤代表中央前来欢迎并致欢迎词。3月17日上午，卫立煌接到了毛主席给他的欢迎电报：“先生返国，甚表欢迎，盼望早日来京，籍图良晤。如有兴趣，可于沿途看看情况，于月底或下月初到京，也是好的。”这一天，《人民日报》、《南方日报》等均在第一版刊登了新华社播发的《卫立煌返回人民祖国》的消息和卫立煌撰写的《告台湾袍泽朋友书》。卫立煌夫妇在广州参观后，于26日到杭州，31日到上海。4月6日上午9时，卫立煌夫妇抵达北京，周恩来、朱德等亲到车站迎接。25日毛泽东会见并宴请了卫立煌。

卫立煌先后被推选为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常委、民革中央常委，又接替龙云担任国防委员会副主席。

1958年5月1日，卫立煌到天安门观礼台参加国际劳动节庆祝活动，回家后感觉身体不适，后经医生诊断为糖尿病并发心脏病，当即送医院抢救。卫立煌住院期间，周恩来、朱德、刘少奇、陈毅、薄一波、李维汉等先后前来看望。以后，卫立煌的健康日见恶化，除心肌梗塞外又并发肺炎，经多方抢救无效，于1960年1月17日逝世，终年63岁。

21日上午，公祭卫立煌大会在中山公园中山堂举行。在卫立煌的灵堂前，摆着党和国家领导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宋庆龄、董必武、陈云、邓小平等送的花圈。 

家庭生活

1927年12月24日，圣诞之夜，卫立煌与镇江崇实女子学校校长朱韵珩在上海举行了隆重热烈的婚礼。这位镇江夫人可谓是卫立煌的大贵人，助他拉近与蒋介石的关系。原来，卫立煌夫妇在上海举行婚礼的时候，正赶上蒋介石与宋美龄举行“世纪婚礼”，朱韵珩因此结识了宋美龄。因为她与美龄背景相似，都是虔诚的基督教徒，都留学美国，二人一见如故，有了许多共同语言，书信来往常用英文，见面对话也常讲英语。

朱韵珩与宋美龄的“太太路线”是双向的，不但朱韵珩利用这个关系帮助丈夫接近蒋介石，宋美龄也以此帮助蒋介石笼络人才 。在卫立煌当上河南省主席上，更可看出朱韵珩在调节卫立煌与蒋介石关系上所起的作用。

1939年1月，蒋介石委任卫立煌为第一战区司令长官，作战地区跨及六省，战区兵员有114万人，战区幅员和拥兵人数是当时全国十二个战区中最大最多的。这是卫立煌为将以来最鼎盛的时期，但唯一遗憾的是，他没有象其他战区司令一样兼任主要驻地河南省主席。

有一天，宋美龄给朱韵珩打电话，以兴奋的口吻说：“路德（朱韵珩的教名），恭喜你呀，俊如升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了，一方诸侯啊！相对安定了，你可以到洛阳和他团聚了”。朱韵珩早已知道卫立煌升任战区司令长官了，也在作去洛阳团聚的准备，听了宋美龄的报喜，也就计上心来，说道：“感谢神的恩赐！感谢夫人总惦记着我。也请夫人代为向蒋公致意，多谢他提携、栽培俊如。不过，俊如说了，先不忙着去，还是等当上省主席再去。我想也是的，那就再等一段时间吧。”

宋美龄听到这里，很快说：“路德，我知道了，你放心，俊如很快就会当上省主席的。你现在就可以准备好去团聚了。”朱韵珩不失时机的提出了卫立煌的要求，果然没有多久，卫立煌兼任河南省主席的任命就发表了 。

个人评价

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抗战时他指挥的最著名的是忻口战役，该战役给日军以沉重打击，歼敌数万，如果不是刘峙在河北大溃退，使得娘子关门户大开，也许会取得忻口大捷也未可知。但忻口战役毕竟是个不战而败的战役。43年卫立煌担任第二次远征军司令长官时远征缅甸，取得的才是名副其实的胜仗，该战消灭了盘踞缅甸的日军，打通了滇缅公路，成果辉煌。卫立煌是蒋介石的五虎将之一，但其他四将都是空有其名，只有卫是名副其实的虎将，但恰恰是这员虎将最不为蒋信任。

张治中致悼词，评价他是一位“善始”、“善终”的“爱国军人”，指出：“党和人民记住卫立煌同志为人民做的好事，给了他以极大的信任和荣誉。”卫立煌的骨灰盒安放在八宝山公墓。

人物生平

抗战之前

早年经历

1894年6月27日（农历5月5日午时）出生于山西省荣河县（今临猗县孙吉镇）安昌村。

1905年入荣河县立小学堂，各门功课考试成绩均名列前茅。1908年入运城河东中学堂。

1910年考入太原陆军小学，受到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的影响。是年10 月，辛亥革命在武昌爆发，太原响应起义，傅担任起义军学生排排长，随起义军总司令姚维藩赴娘子关抵御清兵。

1912年，傅作义由太原陆军小学保送入北京清河镇第一陆军中学，除学习军事课程外，对历史上的著名战役，如晋楚城濮之战、楚汉城皋之战、孙曹赤壁之战等，产生浓厚兴趣。

1915年，傅以优异成绩毕业，升入保定军官学校第五期步兵科。所有步兵四大教程及射击、马术等，考试成绩均优。

参加晋军

1918年9月，傅作义从保定军校毕业，回到山西，参加阎锡山的晋军，任山西陆军第1混成旅（旅长商震）第1团（独立炮兵第10团，团长蔡荣寿）少尉见习官。

1919年1月调升步兵第10团（团长蔡荣寿）中尉排长。11月升任第2营上尉营。

1921年3月升任第10团少校团副兼技术队队长。

1922年，升任少校团副兼团技术队队长，负责全团技术训练。1923年任营长，经常把自己的薪金补贴在练兵上，得到官兵的信赖。 

1924年8月，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阎锡山配合直系，率晋军攻占石家庄。傅作义营担任警戒任务，表现出色，得到晋军前敌总指挥张培梅的嘉许，力保其升任第4旅第8 团团长。10月，直军将领冯玉祥联合胡景翼、孙岳等发动北京政变，所部改组为国民军。

1925年1月调升第4旅（旅长谢濂）第8团上校团长。

1926年9月升任第2师（师长孔繁蔚）第4旅（辖两团）少将旅长。12月第4旅扩编为第4师（辖一旅一团），升任中将师长。

1926年9月升任第2师（师长孔繁蔚）第4旅（辖两团）少将旅长。12月第4旅扩编为第4师（辖一旅一团），升任中将师长。

1927年1月，直奉联合晋军进攻国民军。平绥铁路上的天镇，是国民军的必经之路。晋军派傅作义第8团驻守天镇阻国民军宋哲元部历时三个月的攻城，未能将天镇攻下，由此显露了傅作义守城的才能，战后被擢升为第4旅旅长，旋又升第4师中将师长。

1928年南北统一。傅作义则率第4师附炮兵团奔袭涿州。10月初，傅作义利用奉军换防之机，从太原深入奉军腹地，一举占取涿州，造成对奉军的致命威胁。可是晋军各主力部队迭告失利，纷纷撤离京汉、京绥两铁路线，涿州成为孤悬于奉军包围中的唯一据点。傅作义只得采取固守待援之策。傅作义以不足万人的无援之师，死守涿州达百日之久。阎锡山鉴于死守涿州已无意义，在各界劝和声中，遂授意傅作义与奉军停战议和。经过往返折衷，谈判告成。12月30日，傅通电宣布：“停止军事行动，将所部挺进军改为国防军，不再参加内乱”（《国闻周报》第五卷第二期）。1928年1月12日，第4师残部7000人出城接受奉军改编。

涿州之战是我国近代军事史上城市攻防战中著名一役。它虽然是一场军阀混战，傅军也迫于客观形势接受改编，但傅作义能攻善守的军事才干却得到军事界的公认，由此使他一举成名。 

中原大战

涿州战后，傅作义在保定被张学良软禁，4月25日经友人侯少白、崔笑如等帮助，潜逃天津。1928年6月4日，国民党蒋、冯、阎、桂四大派系联合“北伐”告胜，南京国民政府特任阎锡山为京津卫戍总司令。8月，阎任命傅作义为国民革命军第5军团总指挥兼天津警备司令。

1929年6月升任第16路军（辖第16军、第17军、第43师）中将总指挥兼第43师师长。

1930年4月第43师扩编为第10军（辖三师），升任第3方面军（总司令阎锡山）第2路军（辖第4军、第8军、第9军、第10军）上将总指挥兼第10军军长。

1930年5月，蒋、冯、阎中原大战爆发，傅作义被任为晋军第3集团军第10军军长，负责指挥津浦线北段战事。6月25日率部进占济南，兼任济南行营主任，所部继续南下兖州、曲阜一线。中原大战以蒋介石胜利宣告结束，张学良得以接管华北，共节制晋绥军。年底，傅作义率部移防绥远。

1931年1月16日，1931年1月16日因反蒋失败，第10军缩编为东北边防军第10师（辖两旅），降任东北边防军第7军（辖两师）上将军长兼第10师师长。6月17日边7军改称第35军，边10师改称第73师，改任第35军（辖第72师、第73师）上将军长兼第73师（辖两旅）师长。8月18日代理绥远省政府主席。12月28日实任省政府主席兼全省保安司令部司令。 

抗日时期

积极抗日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9月28日，傅作义与宋哲元等50余名北方将领联名通电，“呼吁全国各方团结一致，同舟共济，群策群力，共同奋斗”。

1933年1月3日，日军侵占山海关，揭开长城抗战的序幕。1月5日，傅作义分电阎锡山、张学良、蒋介石请缨抗日。15日，以绥远省主席名义发表《告全省民众书》，号召全省同胞“奋起救国御侮”。25日，奉命率部由绥远出师东进，开赴抗日前线。2月上旬，傅部在张家口编组为第7军团，傅作义任总指挥，35 军的番号暂改为59军。1933年于5月22日以第8师团西义一部在飞机大炮掩护下向傅部阵地进攻。傅作义亲临指挥，全体官兵抱定有我无敌，有敌无我的牺牲精神，英勇抵抗。然而，正当傅军痛击顽敌，英勇苦战时，23日晚黄郛在北平接受日方的停战条件。何应钦随即令傅部停止战斗，撤出阵地。傅作义接到停战撤退命令，无比愤慨，质问说：“怎么抗日还有罪？”坚持“只有日方先撤，我们才能撤，否则我们决不后撤。”经交涉双方同时后撤，傅才忿然下令撤兵。长城抗战的最后一战，就这样宣告结束。该战役击毙日军246 名，中国官兵阵亡367人，伤484人。傅作义对阵亡官兵极感悲痛，后来特地派员将殉国官兵的遗骸护运回归绥（今呼和浩特市），安葬在大青山下，建立纪念碑，并将烈士名字刻于碑上，以寄哀念。1935年4月3日叙任陆军二级上将。6月27日获颁二等宝鼎勋章。

1936年4月，日本关东军参谋长板垣征四郎公然窜到归绥，活动傅作义主持华北亲日政权。面对日军在绥远的侵略、诱降活动和德王分裂祖国、叛国投敌的行径，傅作义怒不可遏。是年10月，傅到洛阳见蒋介石，坚决要求反击日军和蒙奸，以伸张民族正义。蒋介石要傅以忍让为主，非不得已时，不可轻易对日作战。当得知德王在日军指挥下，准备分三路大举进犯绥远的消息后，傅认为到了“不得已时”，11月8日晚秘密召开营以上军官会议，进行军事部署。会上，傅对大家说：“日寇占我察北，又犯我绥东、绥远，是我全军将士的耻辱。爱国军人守土有责，我们一定要打！”“岳武穆38岁壮烈殉国，我已过了38岁，为抗日死而无怨。” 

11月15日清晨6时许，日本驻蒙古军政府特务机关长田中隆吉指挥5000余兵力，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三路向红格尔图发起猛攻。傅作义亲临集宁前线指挥，命令部队星夜奔袭，出敌不意，抄袭敌后。日伪军猝不及防，至18日上午7时许，全线溃退。红格尔图战斗以我全胜告捷。

1936年12月4日，傅军击退敌人反扑后，乘胜收复了百灵庙以东另一战略要点大庙。至此，绥远抗战胜利结束。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南京国民政府任命阎锡山为第二战区司令长官，统领晋绥抗日军事全权。晋绥军共编第6、第7两个集团军，傅作义任第7集团军总司令。8月，傅率部参加平绥路东段作战。由于第68军军长刘汝明作战不力，加之傅部动作迟缓，未能给在南口、居庸关、延庆、怀来一线的汤恩伯部有力支援，平绥路东段各据点于8月下旬相继失守。9月，日军板垣第5师团由宣化南下攻取广灵，傅奉命在雁门关布防。日军以雁门易守难攻，倾主力向平型关进攻，傅部奉命驰赴平型关接替第6集团军。当日军向傅部猛攻时，适八路军115师伏击板垣师团预备队和辎重队，歼敌千余人，给傅部以有力支援。日军在平型关受挫后，由东条英机察哈尔派遣兵团突破茹越口。傅向阎锡山建议由晋军主力围歼孤军深入的东条部，然后向板垣师团反攻。阎为保存晋军实力，拒绝采纳，致使东条部占领繁峙县砂河镇，拊平型关我军侧背。9月底，傅部被迫向五台山、代县、涡阳转移，旋奉命开赴忻口地区御敌。10月，忻口会战开始。傅作义指挥董其武218旅夜袭敌板垣司令部前线指挥所，并派部救援友军。忻口会战延续到10月下旬，历时23天，敌人遭受重创，被阻于忻口不能前进。此时，娘子关失守，太原告急，傅部奉命向太原集结。

1937年11月2日，阎锡山召集高级将领军事会议，提出保卫太原，依城野战的计划。实际上，阎为保存自己的实力，已将晋军主力调往临汾等地，因此对于“保卫太原”，晋军将领个个缄默不语。傅作义虽知其不可为，但他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挺身而出，毅然请命。11月3日兼任太原守备司令部司令。

当时，傅部主力不过两个旅，虽训练有素，有一定的实战经验，但几个月来的南北转战，伤亡过半。仓促中扩充了部分新兵，又缺乏训练。6日，日军第5师团开始进攻太原城郊，驻防城外的军队纷纷溃退，倚城野战计划完全落空，傅部陷于独守孤城之境。7日，晋北和晋东的日军会合，在数十架飞机和数百门大炮及坦克掩护下，连续攻城。傅作义下定舍身报国的决心，激励部下英勇杀敌。并给荣河老家写信，表示”只要一息尚存，誓与日寇血战到底，为国捐躯，义无反顾”。并以“生，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兼得，舍生而取义者也”，告慰国人和家人。 

在傅作义誓死如归的精神鼓舞下，全军将士咸抱决心，奋勇抗敌。8日敌突入城内，展开激烈巷战。黄昏后，接蒋介石撤退电令，傅作义率部突围，撤至石楼一带。太原守城之战，掩护了卫立煌、孙连仲、王靖国、陈长捷等部安全转移。日军虽侵占了太原，但也死伤惨重，无力继续南犯。

1937年12月升任第2战区北路军总司令部（辖第35军、绥远省游击军）上将总司令兼第35军（辖第73师、第101师）军长。

与共相处

1937年底，傅作义受任第2战区北路军总司令，所部35军扩编为二师一旅，移防晋西北柳林镇，整军经武，以待再战。此时，傅部驻防区和陕北区八路军120师贺龙部隔河相望，双方信使往来不断。交换情报，建立联防。傅作义赞成共产党的全民抗战的主张，赞赏许多共产党员的品格和才华，对周恩来十分信服，多次拜会过毛泽东主席，并同王若飞、南汉宸等结为知友。后来傅部移驻河曲，还邀请八路军程子华、南汉宸及牺盟会的续范亭等举行会谈和聚餐，交流整军抗战的经验。毛泽东主席赠送他政治书籍和论述抗战的著作，对傅部尔后的整军抗战起了积极的影响。通过120师政委关向应、政治部主任甘泗淇的帮助，延安陕北公学和抗大向35军输送了大批优秀学员，使傅部的抗日力量得到充实。

1938年初，傅作义建立了北路军政治工作委员会，自兼主任。总部设立政治指导室，指派周北峰为委员兼秘书，军队各级相应设立政治工作机构，其中许多负责人由延安派遣的干部担任。傅还制定了《北路军政治工作守则》，规定废除打骂士兵；实行经济公开；活跃士兵文化生活；帮助劳苦百姓，提倡军民合作；实行军政统一等等；制定了《十项纪律》，对行军、宿营、作战等方面的群众纪律作了具体规定。这些做法，密切了军民关系，受到老百姓的称赞，显示了国共合作，团结抗战的气氛。但却遭到阎锡山的忌恨，攻击傅“把部队带赤化了”，“35军已成为七路半了”。并密电蒋介石，提出要将傅作义撤换。

时年12月，南京国民政府任命傅作义为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二战区北路军总司令，傅从此摆脱了阎锡山的控制，返回绥远。他设长官部于五原，积极整饬军、政，除设立“动员委员会”，改组省政府外，1939年5月在百川堡亲自举办“抗战建国讨论会”（简称“抗建会”），轮训各级军政干部。参加人员有国民党员、共产党员和无党派人士。先后举办五期，历时3月有余，对促进军政密切配合，壮大抗战力量起了积极作用。但也因此引起国民党当局的责难，派中央监察委员姚大海从重庆到百川堡，以“考察”为名，要傅排除共产党。傅作义出于无奈，只得将各军政机构中大部分共产党员送回延安。

五原大捷

1939年12月，日军南犯长沙，为牵制和吸引华北日军兵力于塞北，傅作义主动请战，于19日夜，以35军为主力，配以骑7师，长途奔袭敌之重要战略据点——包头。大同各地日军调集重兵反扑。傅部完成牵制任务后撤回河套防区。此役往返行程近千里，历时半月，歼灭包头守敌两个团及援敌300至400人，毁敌坦克4辆。汽车60余辆。 

1940年春，日军狂言“膺惩傅作义”，从平绥、同蒲沿线抽调三万余人，汽车千余辆，由黑田重德师团长指挥，向绥西河套地区疯狂进犯。2月3日，侵占五原。傅作义又趁敌主力东撤后，于3月20日夜率部对盘踞五原之敌发起猛攻，血战两昼夜，收复五原。此役击毙水川一夫中将，大桥少佐等日军300余，全歼以桑原为首的特务机关，俘浅治庆太郎等50余人，歼灭王英伪军两个师，获战利品甚多。血战中，傅部也遭到重大牺牲，有的连剩下不到10人，营、连、排长伤亡过半。至此，连续150余天的奇袭包头、会战绥西、收复五原三战役，以五原大捷告终。五原大捷创国民党战区收复失地之先例。各党派团体纷纷发电祝贺，各大报刊发表文章，交相称赞。 

1940年4月5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致电傅作义嘉勉并为请勋。1940年4月17日，国民政府继蒋介石之后，将第二枚最高荣誉奖章“国光勋章”授予傅。但傅作义认为，“五原大捷，乃所部全体官兵艰苦抗战，奋勇抗战的功绩，个人不应领此勋奖”，而加以拒绝。

主政绥远

1940年4月，傅作义患伤寒病赴重庆医治。7月返回陕坝，为实现“政治民主、经济平等、言论自由”，着手对绥省政治、经济进行若干改革。

傅作义自1931年接任绥远省主席后，便向国民党三届四中全会提出“移民、实边、发展生产、巩固国防”案，并励精图治，整军经武，消解匪患，整顿税收、金融，疏浚河渠，发展工农业生产。1935年4月被南京国民政府授予二级陆军上将。至1937年，七七抗战时，绥远省社会基本安定，经济有一定程度的恢复，财政税收增加，库存现金84万元，白银210万两，部队的装备和给养也有了改善，为绥远抗战准备了条件。

1942年5月4日，傅作义召集军政高级干部会，颁发职官十二戒条，规定：“绝不贪污腐化”，“绝不吸食鸦片烟、赌博”，“绝不蒙上欺下、弄权欺世”，“绝不接受人民下级馈赠”，“绝不与商人来往、不兼营商业”等等，违者给以惩罚。

1943年提出“治军治水并重”的口号，发放农田水利贷款，大兴水利。长官都成立了水利指挥部，统一调配军工、民工。军工所修干渠达1700里，支渠超过1万里，水浇地面积达1000万亩以上，一时有“塞上江南”的美称。

1945年夏，傅作义请黄河水利委员会测量队到河套，进行从宁夏石嘴山到后套的黄河流速、降波、河床变迁等一系列勘察。积累了珍贵的治理黄河的第一手资料。

傅作义主政绥远几年间，凡到过河套地区的人，都有耳目一新之感。这在国民党统治时期，确是绝无仅有的业绩。 

二次内战时期

配合蒋介石内战

1945年5月，傅作义赴重庆参加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被选为中央委员，并升任第12战区司令长官。

1945年早在8月11日，傅作义接受蒋介石东进受降命令，即宣布就任第12战区司令长官，成立12战区“复员委员会”，自兼主任，下设绥蒙、天津、东北三个组。15日，分兵绥远、察哈尔、热河，抢占已被八路军解放的县城。

1946年6月，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9月下旬，北平行辕集中第11战区孙连仲部、第12战区傅作义部，共11个整编师7万人，从东西两面沿平绥路向张家口进攻，东北保安长官部一部兵力配合进出赤峰附近，以图将我活动于该地区的解放军围歼。我军在组织张家口保卫战中，由于判断失误，将主力置于平绥线东段，傅部得以乘隙袭占张北，直逼张家口。10月11日，傅作义占取张家口，并受到蒋介石的特别嘉奖。

1947年1月，12战区改组为张垣绥靖公署，傅作义任主任，所部以35军为基干扩编成三个军，同时成立独立师、骑兵部队和地方保安旅、团、队等，以加强军事实力。12月2日，国民党政府明令撤销北平行辕，及张垣、保定两个绥靖公署，成立华北“剿匪”总司令部，任傅作义为总司令。

傅就任华北“剿总”后，采用分区防御方针，集中主要兵力维护各战略要点，以确保平津保三角地区。是年底，晋察冀野战军为配合东北民主联军的冬季攻势，达到逐步击破傅军平津保三角地区的防御，以部分兵力攻涞水。傅令35军主力南下增援，1948年1月中旬，新编第32师在涞水以东山地被我歼灭7000余人，新32师师长李铭鼎被击毙，军长鲁英麟在高碑店自杀。35军是傅作义多年经营的嫡系，鲁英麟是他在保定军校五期的同学，抗战时期的参谋长。

在1948年新华社公布的43名战犯中，傅作义名列第31。

1948年10月下旬，解放军在锦州、长春取得节节胜利，华北解放军开赴山西、内蒙作战，冀中解放区兵力空虚，蒋介石见有机可乘，特飞北平，令傅作义组织精锐部队突袭中共中央所在地西柏坡，并炸毁石门。傅作义接受任务后，命令鄂友三的整编骑兵十二旅和郑廷锋的九十四军组成突袭部队，向石门地区挺进。11月初，辽沈战役胜利结束，解放军的战略决战方向迅速移向华北战场。

1948年11月4日，蒋介石在南京召开最高军事会议，许傅作义以东南行政长官职务。傅作义则提出“坚守华北是全局，退守东南是偏安”，表示要坚守平津，确保海口。回到北平，他错误估计东北野战军至少需要三个月以后才能入关作战，便采取了暂守平津，保持海口，扩充实力，以观时局变化的方针，将其所辖四个兵团，12个军约55万人，收缩在以平津为中心，东起北宁线的唐山，西至平绥线的张家口长达千里的铁路线上，成一字长蛇阵，并把北平、张家口、津沽划为三个防区，构筑碉堡群和城防工事。在兵力配置上，将本系军队置于平绥线，为退守西北边陲留下后路；将中央军置于北宁线，保障海上南撤和抵御东北野战军南下。但同时，傅也为自己留下了走和平道路的余地。 

促成北平和平解放

1948年11月，中共早期党员、曾任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农工民主党前身）中央常委、组织委员会书记的彭泽湘，受民革主席李济深 北平首任市长何其巩、余心清委托，专程从香港再赴北平，对傅作义展开工作，希望争取傅起义，和平交出北平政权。

1948年11月29日，华北野战军杨成武兵团迅速包围张家口。傅作义为保住西撤的通道，令35军三个师增援张家口。12 月上旬，傅发觉东北野战军入关，急调天津附近的八个师到北平附近布防。令35军从张家口突围回防北平。35军突围后，即被华北野战军包围在新保安。至此，傅部西撒道路被完全切断。 

彭泽湘抓紧将中共中央赞成和谈的信息迅速转告傅作义，并进一步通过傅的长女、地下共产党员傅冬菊等做傅的工作，随时注意和关心他的思想变化；同时发动进步人士开展了和平解放北平运动。不久，傅即派出他的正式代表崔载之携电台赴解放区与中共有关方面谈判。

在中国共产党的积极争取和各方面的推动下，傅作义终于下定决心，准备迈出和平起义的关键一步。自北平被围后，蒋介石派军令部长徐永昌赴北平要傅率部分两路南撤，一路自海路由新港撤青岛，一路由陆路经河北到青岛。傅作义以实际形势已不能作到为由拒绝。之后，蒋估计傅可能已与中共方面和谈，又接连派郑介民（国防部次长、军统头目）和蒋纬国到平活动，蒋介石交蒋纬国带给傅的亲笔信中，还以“千军易得，一将难求”为词，表示对傅格外倚重，要他率部突围。傅均以“坚守北平”加以回绝。与此同时，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白吉尔也窜到北平，表示如傅撤退，美海军可在沿海进行援助。

12月28日，傅作义派专机到包头将邓宝珊接到北平。邓是傅十分信赖的朋友，又与中国共产党长期保持着友谊。邓宝珊到北平后，二人频繁地进行交谈。此时傅派出少将处长周北峰、民盟成员张东荪与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再次谈判，并草签了“会谈纪要”。傅对是否接受正有所犹豫时，经与邓宝珊推心置腹的交谈，消除了思想上的疑虑，毅然决定派邓宝珊作为他的全权代表，再次出城谈判。 

1949年1月14日，邓宝珊由周北峰陪同，在通县马各庄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招待所与林彪、罗荣桓、聂荣臻正式会谈，原拟谈判内容包括平、津、塘、绥四地实行和平解放。是日，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已下对天津总攻令，当晚天津解放。中共中央指示绥远问题留待以后解决。为此，双方就北平和平解放问题达成了协议。21日，傅作义召集华北“剿总”高级将领会议，宣布北平城内的国民党守军接受和平改编，并颁布《关于全部守城部队开出城外听候改编的通告》。 

1949年1月21日，徐永昌奉蒋介石之命飞抵北平东单机场，随后到中南海居仁堂与傅作义、邓宝珊会晤，传达蒋中正意旨，傅作义答复很不明确，而且未向徐永昌透露自己已经和中共达成和平协议。此后，在军事上，傅作义提出华北剿匪总司令部取消，兵团、军、师一律不动的整编方案，最终未被中共接受，中共对傅作义部实行了打散合编的整编方案。在政治上，傅作义抓住《关于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协议》中“双方派员成立联合办事机构，处理有关军政事宜”以及企业、银行、学校等听候“联合办事机构处理”的条款，力求将这一所谓“联合办事机构”变成自己与中共分享权力的政权。在该协议签订前，毛泽东已于1月15日致电林彪等人指出：“北平城内成立联合机构一点，似乎仍有和我分享政权之意。” 

1949年1月22日，傅作义部按照和平协议开始撤离北平。傅作义正式宣布《关于和平解放北平问题的协议》公告。同日，北平城内的20余万国民党军移出城外，开至指定地点听候改编。 

1949年1月29日，北平联合办事处召开筹备会议，中共代表叶剑英径直对傅作义方面代表郭宗汾说：“此机构是在前线司令部指挥下的工作机关，不是政权机关。”为此，在叶剑英建议下，该机构名称确定为“北平联合接交办事处”。加上“接交”二字，最终从形式及性质上否定了傅作义的任何分权企图。傅作义在军事及政治上的谋划均迅速遭到挫折。 

1949年1月3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举行正式的入城仪式，北平宣告和平解放。 

促成绥远起义

1949年2月22日至2月24日，傅作义、邓宝珊与颜惠庆、邵力子、章士钊等人赴西柏坡，受到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接见。傅作义、邓宝珊此行与中共方面商谈了绥远问题。当时绥远尚在傅作义部下董其武手中，名义上仍受国民政府节制。 

此后，广州的中华民国政府积极拉拢绥远方面。绥远一直处于政治上在国共之间不明朗的状态。7月14日，傅作义在呈毛泽东的上书中，称蒋介石、阎锡山卖国，幻想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滥炸人民、封锁海口，没有希望。8月28日，傅作义、邓宝珊等人从北平返回绥远，以完成绥远起义。但傅作义也邀请徐永昌来绥远会面。9月17日，徐永昌、马鸿宾一行飞抵包头，傅作义、邓宝珊、董其武、孙兰峰等人到机场迎接。

1949年9月18日，绥远起义通电的签字仪式举行，宣布绥远和平解放。与此同时，傅作义会见徐永昌，徐永昌企图策反傅作义。 

1949年9月19日下午四时许，傅作义召集干部开会，宣布发出通电，“祝贺起义胜利”。 

建国以后

绥远起义后，傅作义回到北平，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选为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央人民政府委员。

1949年10月1日，他以新中国领导人的身份，参加开国盛典。19日，中央人民政府任命他为军事委员会委员，并根据他本人的愿望，任命为水利部（后为水利电力部）部长。12月，中央人民政府和中央军委又分别任命他为绥远军政委员会主席，绥远省军区司令员。

1950年美帝国主义发动侵朝战争，傅作义上书毛主席，积极主张抗美援朝，并建议调原绥远起义部队赴朝参战。

1951年8月绥远省军区改称绥远军区，仍兼任司令员。

1952年8月8日绥远军区并入蒙绥军区，辞去军区司令员兼职。

1954年6月18日绥远军政委员会撤消，被免去兼职。9月29日派任国防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副主席兼国务院水利部部长。10月当选全国政协（主席周恩来）常务委员。同年任第二届全国政协常委。傅作义从1954年起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以后连任。

1957年5月24日兼任国务院水土保持委员会（主任陈正人）副主任委员。

1958年2月11日水利部并入水利电力部，仍任部长。

1959年任第三届全国政协常委。

1961年8月28日水土保持委员会撤消，被免去兼职。

1965年1月当选全国第四届政协副主席。

1972年10月17日因病辞去部长职务。

1972年2月25日他出席美国总统尼克松举行的告别宴会后，当晚致函尼克松，称美国必须尊重中国的主权，放弃支持台湾的错误态度。

1974年4月19日因病在北京逝世，终年79岁。 

主要荣誉

1935年4月3日叙任陆军二级上将。6月27日获颁二等宝鼎勋章。

1936年1月1日获颁二等云麾勋章。7月9日获颁国民革命军誓师十周年纪勋章。11月12日晋颁一等云麾勋章。

1937年3月13日晋颁一等宝鼎勋章。

1938年5月10日获颁三等采玉勋章。

1940年4月17日获颁青天白日勋章。

1944年1月1日获颁二等景星勋章。

1945年10月10日获颁胜利勋章。12月20日获颁忠勤勋章。

1946年1月1日晋颁一等景星勋章。12月26日获颁国光勋章。

1948年1月1日获颁河图勋章。

1949年1月1日获颁一等卿云勋章。

1955年9月27日，为褒奖他对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作出的贡献，毛泽东主席亲自授予他一级解放勋章。

家庭成员

傅作义父亲：傅庆泰，往返运煤于西安、潼关之间，得利甚厚，家境殷实。设立若干商号，荣河县有名的富户。

弟弟：傅作恭，哥伦比亚大学博士，留美水利工程专家。1950年代受傅作义劝说，回中国从事水利建设，后到甘肃省任职水利工作。1957年受“反右”冲击，被打成资产阶级知识份子、反动学术权威、极右分子，开除公职，送到酒泉夹边沟农场“劳动教养”。1960年在三年大饥荒灾害中死于饥荒，尸首没有找到。

妻子：刘芸生，与傅作义育有两女一子。

大女儿：傅冬（原名傅冬菊）。

儿子：傅恒。

小女儿：傅克诚，1935年4月生，上海市人民政府参事、市政协常委、上海大学教授、东京大学工学博士、建筑学及建筑设计专家、国家一级注册建筑师。

傅将军在老家还有很多亲人，不过都是表亲的，基本上都从事教育事业。 

人物轶事

布衣将军

傅作义早年因远离家乡，耗费较大，又不注意节省，向人借了20两银子。寒假回到家中，父亲没有责备，只带他到黄河边，让他脱掉鞋袜，一同跳入水中，然后对他说：“我的钱是这样挣来的。”傅深感内疚，自此一生崇尚简朴，人称“布衣将军”。

人物纪念

作义中学

1998-1999年，傅将军其女傅冬菊向山西省临猗县老家拨款建校。学校于2000年建成，四层的教学楼，名“作义中学”。没过多长时间就开始掉皮。而后可能是经过这次的教训，以至于后来傅将军的许多部下从台湾和香港专程到将军老家【安昌村】参加开校典礼，到底要看看这些当官的把自己捐献的钱都用到哪了。

傅作义故居

位于临猗县孙吉镇安昌村西部，由傅家院、旧居屋和部分附属景点组成。傅家院建于清道光年间，坐北朝南，东西宽6.1米，南北长24.1米，距今已有170余年。傅作义同祖父母、父母在这里生活了十多个年头。为进一步传承将军的光荣传统，铭记将军的丰功伟绩，2012年5月，县委、县政府决定对故居进行抢救性保护修复，修复工程本着“修旧如旧，保持原貌”的原则进行，当年故居小院修复工程竣工，并对“仁义巷””、“铜铸像”、“报国树”、“杏林园”、“荷花池”等景点进行了开发。2013年5月，按照“一样材料、一个模式”的原则，在故居东边修建了傅作义生平展室，客观地反映了将军一生的丰功伟绩。被评为省级党史教育基地。 

2015年6月27日，在黄河岸边临猗县西的孙吉镇安昌村，迎来了一群傅氏后人，他们从西安、太原等地赶来，拜祭抗日名将傅作义将军，纪念将军诞辰120周年。同时，陕西作家崔正来长篇纪实小说《傅作义》，在安昌首发。 

人物评价

傅作义生在黄河之滨，青少年时期家乡的黄泛灾害，在他的心中留下了许多苦难的记忆，主政绥远时，对水患感受颇深。当上水利部长后，认为这是实现他多年追求的“为民造福”夙愿的绝好机会。他工作勤勤恳恳，兢兢业业，每年都用大量的时间深入各大中型水利、电力工地，调查研究，检查指导。为了满足国家对水利建设人才的需求，建立起了新中国建国后第一所独立设置的水利学校——水利部北京水利学校（现华北水利水电大学前身）。

1957年夏天，他参加三门峡水电枢纽工程开工典礼后，冒着酷暑，沿黄河视察。有时晚上就露宿在黄河河滩上。因劳累过度，心脏病突发，经周恩来总理派专家抢救，病情才有好转。他在20多年部长任内，为新中国水电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毛泽东：“你是北京的大功臣，应该奖你一枚天坛一样大的奖章。”

毛泽东高度评价：和平解放北平，宜生功劳很大，人民永远不会忘掉你。 

被毛泽东主席赞为“北平问题的和平解决，贵将军与有劳绩”的傅作义，不仅是一位中外闻名的抗日爱国名将和对中国人民革命胜利做出重要贡献的著名爱国人士，而且又是一个酷爱水利事业的人。

生平经历

1904年11月25日出生在安徽省无为县仁泉乡（今洪巷乡）练溪社区风和自然村。

1923年考入陶行知先生创办的安徽公学高中部。

1924年投奔国民革命军，看到祖国处在危难之中，心中十分难过，为了表达自己镇狂飚于原野，挽巨澜于既倒，誓死振兴中华的凌云壮志，正式改名为“安澜” 。

1925年,入黄埔军校第三期学习 。

1926年黄埔军校第三期毕业，历任国民党军队排长、连长、营长、团长。同年参加北伐。

1933年3月，率部参加长城古北口抗战，荣获五等云麾勋章。

1937年8月升任第25师73旅旅长。

1938年3月，在台儿庄战役中，戴旅火攻陶墩，智取朱庄，激战郭里集，迫使台儿庄之敌后撤，得华胄勋章（一说宝鼎勋章）1枚。

1938年5月，在徐州会战中，曾率部在中艾山与日军激战4昼夜，因战功卓著，升任第89师副师长兼第31集团军总部干训班教育长。

1938年8月，率部投入武汉会战，被第31集团军记大功1次。

中国远征军

1939年1月5日升任第200师少将师长 ，接替杜聿明，年仅35岁 。该师是新建的第五军的主力师，对外号称是中国军队的第一个，唯一一个机械化师 。

5月，率部参加抗击日军进犯的随（县）枣（阳）之战。

6月17日，晋升陆军少将。

9月，参加长沙保卫战。

11月，参加桂南昆仑关战役。

1939年11月25日凌晨，由戴安澜指挥的第200师第600团，在二塘独战日军第21、42两个联队 。日军在飞机掩护下猛烈进攻，600团团长邵一之、团附吴其升阵亡。鉴于战况不利，戴安澜决定黄昏后撤退至高峰隘 。此次虽然未能阻止日军前进，但这是日军自钦、防登陆后遇到的最激烈抵抗，战斗进行了两天两夜 。

1939年12月1日中国军队失守高峰隘，4日日军占领昆仑关，双方以昆仑关一线山地为界，暂时对峙 。

12月7日，蒋介石决定反攻，目标是“攻略昆仑关而后收复南宁” 。

12月15日，白崇禧以桂林行营名义发出第一号反攻令:以北路军第5军主攻昆仑关 。

12月16日，第5军军长杜聿明召开团长以上军事会议，布置对昆仑关之攻坚战，制定了“关门打虎”的包围全歼战术，命令以戴安澜第200师、郑洞国荣誉第1师正面主攻昆仑关 。

12月18日凌晨，反攻战斗打响 ，戴安澜指挥第200师与荣誉第一师开始攻坚，至夜晚，荣一师攻占了昆仑关附近的几个高地 ，第200师攻占了653、600两个高地，并一举攻占昆仑关主阵地 。

12月19日中午，日军再次出动飞机狂轰滥炸，第21旅团的第21联队，由联队长三木吉之助大佐率领，夺回昆仑关 。昆仑关得而复失，蒋介石对昆仑关战役进展缓慢不满，12月21日给桂林行营及各参战部队下达命令：“前方各部队与炮兵等，如有不积极努力进攻，或不能如限期达成任务者，应即以畏敌论罪，就地处置可也。 ”

12月23和24日，仅第5军正面进攻的两个师，伤亡就达2千余人，日本军伤亡也在千人以上。昆仑关日军工事非常坚固，上两层下一层碉堡，构成交叉火力，中国军队攻击受阻 。战斗空前惨烈。戴安澜将军亲率两个团兵力，以大刀、铲刀和血肉之躯，一路斩草开路，割破日军设下满山遍野的铁丝网，向昆仑关最后一道大门——界首阵地发起猛攻 。界首高地位于昆仑关北，是日军最坚固的据点 。戴安澜指挥郑庭笈团，于12月28日晚开始攻击界首高地，尽管敌机在头上扫射、轰炸，该团士气旺盛，不顾牺牲顽强进攻 。中国士兵组成敢死队，以手榴弹塞进日军据点的枪眼，不怕牺牲，终于在12月29日上午攻克界首高地 ，郑庭笈团9个步兵连，其中7个连长伤亡，指挥官身边的司号长也中弹牺牲 。

12月31日，中国反攻军队肃清了昆仑关全部残敌 。打扫战场时，在中村正雄尸身上搜出了一个日记本，该旅团长在战死前写到:“帝国皇军第5师第21旅团之所以在日俄战争中有‘钢军’称号，那是因为我的顽强战胜了俄国人的顽强。但是，在昆仑关我应该承认，我遇到了一只比俄国军队更顽强的军队” 。戴安澜指挥的第200师因在昆仑关战役中战功卓著，全师受国民政府集体嘉奖一次，参战人员提薪饷两级 。师长戴安澜因指挥有方和重伤不下火线，荣获四级青天白日宝鼎勋章一枚，被蒋介石称赞为“当代之标准青年将领” 。

1940年1月，在坚守的战斗中，戴部确保441高地，毙敌百余人，毁敌坦克2辆、炮4门，缴获枪械百余支，击毙日军旅团长中村正雄少将，取得重大胜利。

11日，戴安澜身负重伤。国民党政府颁授四等宝鼎勋章（一说青天白日勋章）1枚嘉奖之。

1941年12月16日，第200师开赴缅甸协同英军作战。他率领200师不惜冒孤军深入的危险，开进同古，逐次接替了英军的防务。为了掩护英军安全撤退，充分作好迎战准备，戴安澜率部日夜抢修工事，布下三道防线，阻击迟滞敌军前进。

1942年初，应美国和英国的一再要求，中国政府组建中国远征军 。

1942年2月，参加东瓜保卫战。蒋介石单独招见了戴安澜，询问第200师能否在东瓜坚守一两周，打个胜仗？戴安澜甘立军令：“此次远征，系唐明以来扬威国外之盛举，戴某虽战至一兵一卒，也必定挫敌凶焰，固守东瓜。 ”戴安澜在战前宣布：“本师长立遗嘱在先:如果师长战死，以副师长代之，副师长战死，参谋长代之，团长战死，营长代之……以此类推，各级皆然。 ”在没有空军协同作战的情况下，同4倍于己、配备有步兵特种兵和空军的日军苦战12天，完全是以步兵对抗日军的立体进攻，掩护了英军的安全撤

退，并歼敌5000余人。

1942年2月19日拂晓，当最后一批英缅败兵涌过东瓜附近的皮尤河大桥，中国远征军第200师先遣营刚好赶到大桥北岸，与日军前锋部队相遇，军配属给200师的骑兵团装甲车也向日军发起冲击 。3小时之后，先遣营向师长戴安澜发来首战告捷的捷报:击退日军一个大队，歼灭一小队 。

1942年3月19日，同古保卫战开始。200师全体官兵坚守阵地，勇猛还击。虽是孤军作战，后援困难，但师长戴安澜决心誓死抵御到底。他在致夫人王荷馨的信中写道：“余此次奉命固守同古，因上面大计未定，后方联络过远，敌人行动又快，现孤军奋斗，决心全部牺牲，以报国家养育。为国战死，事极光荣。”他带头立下遗嘱：只要还有一兵一卒，亦需坚守到底。如本师长战死，以副师长代之，副师长战死以参谋长代之。参谋长战死，以某某团长代之。全师各级指挥官纷纷效仿，誓与同古共存亡。敌人的猛烈进攻，造成伤亡猛增，掩体被毁。戴安澜指挥将士利用残垣断壁、炸弹坑继续抵抗。他还采取百米决斗术，等攻击的敌人到达50米处时，才从战壕里一跃而出，或用手榴弹集中投掷，或用刺刀进行肉搏。同古保卫战历时12天，200师以高昂的斗志与敌鏖战，以牺牲800人的代价，打退了日军20多次冲锋，歼灭敌军4000多人，俘敌400多人，予敌重创，打出了国威。 

1942年3月29日，戴安澜率200师趁势突围，战到次日凌晨，中国守军大部分渡过锡塘河，跳出日军包围圈 。至此，东瓜保卫战终于以中国军队主动撤退宣告结束。此役戴安澜率200师孤军奋战，毙伤日军5000余人，掩护了英军的撤退，取得了出国参战的首次胜利 。东瓜保卫战，日军只获得一座空城。撤退前，戴安澜命令步兵指挥官郑庭笈对日军实施佯攻，撤退后仍留少数部队牵制日军。最后牵制日军的小部队也安全渡河，全师而归 。东瓜保卫战为戴安澜在盟军中赢得声誉 。美国军方认为，东瓜保卫战是“所有缅甸保卫战所坚持的最长的防卫行动，并为该师和他的指挥官赢得了巨大的荣誉” 。英国的《泰唔士报》称之:“东瓜之命运如何，姑且不论。但被围守军，以寡敌众与其英勇作战之经过，实使中国军队光荣簿中增一新页。 ”国内的舆论也对戴安澜赞誉有加 。蒋介石把此次战役称做是“中国军队的黄埔精神战胜了日军的武士道精神”，重庆的报纸称东瓜保卫战“无论在中国抗战史或世界大战史均有其不朽的价值” 。

进入1942年4月，缅甸战场的局势瞬息万变。由于英缅军连连丢城失地，中国远征军与英缅军间结成的中英盟军，正一步步走向失败。

1942年4月5日上午，缅甸眉苗。时任中缅印战区总司令的蒋委员长，乘飞机抵达设在这里的远征军前线指挥部，部署作战。其间，戴安澜一直不离委员长左右，受到蒋介石的好感

。60多年过后，时任缅甸华侨志愿队队长的王楚英老人回忆，在眉苗，蒋除与含戴安澜在内的远征军第五军、第六军重要将领商定作战方案外，“（蒋）还特意召见戴安澜，一同进餐，留宿行辕，勉慰有加，甚为倚重”。

1942年4月24日拂晓，棠吉之战爆发。负责收复棠吉的第200师将士率先向日军发起进攻。鉴于敌守军强大，戴安澜便命部队先行强攻棠吉西侧的敌警戒阵地，并一举夺下。然而，此时局部战斗的胜利，已无法遏止整个缅甸战场上中英盟军疾速溃败的车轮。日军第56军团除策应正面之敌外，继续秘密穿越缅泰边境1500公里的原始大森林，并神出鬼没地出现在后方腊戍、密支那等城的中国守军面前 。戴安澜在收复棠吉的战斗中亲临前线指挥，攻克棠吉，不仅使中国远征军以极大的鼓舞，而且也使东线战局的转危为安有了希望 。戴安澜的名字再次出现在中国、美国和英国的各家报纸上 。毛泽东在挽戴安澜的诗中，也盛赞了这一战斗:“浴血东瓜守，驱倭棠吉归。 ”

1942年5月初，中英盟军全面溃败。

5月10日，远征军大部队退至胡康河谷，受到日军第56师团阻击。在进行地面攻击的同时，大批日机还屡屡向路面俯冲而来，对着人群密集扫射。于是，大军不战自乱，争相逃入山林。负责在温佐一带掩护撤退的戴安澜第200师，一时与军部失去了联系。

在后有追兵、前路不通的情形下，戴安澜决定带部队进入缅甸中北部山区打游击，并寻隙退回国内。18日，第200师兵分两路，横穿细抹公路。前卫部队突然遭到大股日军伏击，意欲逃跑的缅甸向导被士兵抓了回来。向导坚决拒绝为中国军队带路，戴安澜气极，不停用马鞭猛击自己的马靴，随后命令部队立即分散突围。副师长郑庭笈劝阻：“白天突围目标太大，是否改到晚上？”戴悲怆不已，“关公走麦城，也不过如此。缅甸非久留之地，今天只能不是鱼死，就是网破！”

迎着日军用机关枪、步枪和炮火交叉组织的密集火网，数千名中国士兵端着刺刀冲了上去。敌人以逸待劳，据险伏击，200师伤亡惨重。激战中，一梭机枪子弹射中了戴安澜胸腹部，身后将士赶紧将其救起。师长受重伤，剩余官兵便轮流用担架抬着他，一边与日军周旋，一边艰难奔波在缅北的高山峡谷和原始密林之中。

1942年5月26日，第200师残部行至缅甸北部的茅邦的克钦山寨 。此地离国境不过三四十里地，可戴安澜已经心力交瘁，几次昏厥 。他已经感到生时有限，于是吩咐卫士整理衣冠。1942年5月26日下午5时，戴安澜伤重去世，享年38岁 。当时缅境无木棺，将军马革裹尸回国 。

戴安澜在写给妻子王荷馨的遗书，说:“现在孤军奋斗，决以全部牺牲，以报国家养育！为国战死，事极光荣。 ”

官兵按照戴安澜的遗愿，将他的遗体轮流抬回国内 。戴安澜将军的遗体已经开始高度腐烂，一路上，官兵们把军装脱下来裹在他的遗体上，那些军装什么军衔都有，有士兵的，有尉官的，也有校官的 。由于天气炎热，尸体开始腐坏,抬着继续行军不行，将戴师长的遗体留在缅甸更不行 。无奈之下，官兵决定将师长的遗体火化 。士兵在瑞丽江的江心滩上堆放好木材，将棺木放在上面。为防止日军突袭，重机枪连在两侧山头警戒。“点火后，两岸的士兵举手敬礼，士兵大都哭了 。尸体烧到一半的时候,在浓烈的火光中，有一股蟒状的火焰夹杂着许多火星向天空飞去 ，战士们看了高声呼喊‘师长成龙上天了 !’心情才得到了些许宽慰 。部队后撤到滇缅边境时,一位老华侨为戴将军痛歼日军、为国捐躯的英雄事迹所感动,主动将为自己准备的一口楠木棺材献出,并护送装有遗骨的棺木一直走到村镇的尽头 。从云南到贵州,再到广西,戴安澜的灵柩每到一地,民众都要自发地加入迎送的行列,拜祭这位抗日英雄 。

1942年7月31日，在广西全州，上万人为壮烈殉国的抗日英雄戴安澜举行隆重的安葬悼念仪式。中国共产党高度颂扬戴安澜将军的英雄气概和壮烈事迹。 

1942年10月16日，国民党政府追赠戴安澜为陆军中将，并批准戴安澜的英名入祀南京忠烈祠。29日，美国国会授权罗斯福总统追授戴安澜1枚懋绩勋章（Legion of Merit，即功绩勋章又称军功勋章，戴将军获得之为军官级）。美国政府为表彰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作出的巨大贡献，1942年10月29日向其颁授懋绩勋章一枚，戴安澜将军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反法西斯斗争中第一位获得美国勋章的中国军人。

1943年4月1日，蒋介石委托李济深主持，为戴安澜在广西全州湘山寺前举行有1万多人参加的国葬。国共两党领袖均亲撰挽词。蒋介石的挽词是:“虎头食肉负雄姿，看万里长征，与敌周旋欣不忝；马革裹尸酹壮志，惜大勋未集，虚予期望痛何如 ?”毛泽东也派人送来一首挽诗:“外侮需人御，将军赋采薇。师称机械化，勇夺虎罴威。浴血东瓜守，驱倭棠吉归。沙场竟殒命，斗志也无违 。”周恩来、朱德、彭德怀、邓颖超等也敬送挽联 。

1943年的秋天，戴安澜的灵柩由广西全州迁葬于安徽芜湖小赭山 故里。

1956年9月21日，被中央人民政府内务部追认为革命烈士。10月3日，毛泽东主席向戴安澜的遗属颁发了《革命牺牲军人家属光荣纪念证》。 

2009年9月10日，在“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和100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评选活动中，戴安澜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 

主要作品

绝句诗

万里旌旗耀眼开，王师出境岛夷摧。扬鞭遥指花如许，诸葛前身今又来。策马奔车走八荒，远征功业迈秦皇。澄清宇宙安黎庶，先挽长弓射夕阳。 

人物评价

蒋中正为纪念戴安澜将军赋诗：“虎头食肉负雄姿，看万里长征，与敌周旋欣不忝；马革裹尸酹壮志，惜大勋未集，虚予期望痛何如？” 

1943年3月，毛泽东为纪念戴安澜将军赋诗《海鸥将军千古》：“外侮需人御，将军赋采薇。师称机械化，勇夺虎罴威。浴血东瓜守，驱倭棠吉归。沙场竟殒命，壮志也无违。” 

朱、彭联名诗作：上联：将略冠军门，日寇几回遭重创；下联： 英魂羁缅境，国人无处不哀思。 

孙立人称赞：“伟哉将军，战绩辉煌。” 

周恩来题写了挽词：“黄埔之英，民族之雄。” 

美国总统罗斯福签署的命令中说：“中华民国陆军第200师师长戴安澜将军于1942年同盟国缅甸战场协同援英抗日时期，作战英勇，指挥卓越，圆满完成所负任务，实为我同盟国军人之优良楷模”。 

史迪威评价戴安澜：立功异域扬大汉声威的第一人。 

女儿眼中的戴安澜将军：“精忠报国，浩气长存” 

中共安徽省芜湖市委统战部部长万相改说：“戴安澜将军是国民党的高级将领，在国民党的成员中，包括现在台湾岛内一些老的国民党的将领有很深刻的印象，对他的纪念也意味着我们期盼祖国的统一。” 

后人纪念

为纪念戴安澜将军，安徽省芜湖市人民政府于1979年重新整修了墓地，并树立了石碑。

戴安澜烈士墓安放在安徽省芜湖市小赭山南坡半山腰，占地100多平方米，墓地正面对着大赭山，墓地背后依山而建，呈半圆形，四周苍松翠柏环绕，墓前有宽敞的神台，墓穴为圆形混凝土结构，直径约5米，高2米，墓前竖立着一块一人多高的墓碑，碑上镌刻着“戴安澜烈士墓”六个大字，为前民革中央主席王昆仑题写，字体苍劲有力。

芜湖市人民政府于一九七九年将墓地重新整修，并树立了多块石碑。

左碑铭刻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彭德怀、邓颖超等先辈当年题赠的挽诗挽词挽联；右碑是将军生平简历；中碑是王昆仑所题“戴安澜烈士墓”。墓群和地面采用花岗岩蘑菇石粘贴，新增加了汉白玉护栏和上下两座瞻仰台，面积由原来的216平方米扩大为336平方米，可容纳同时150多人。

戴安澜烈士墓在“文革”期间（1966-1976）曾遭毁坏，1978年以后多次修葺。1996年8月，中共芜湖市委、芜湖市人民政府将戴安澜烈士墓列为“芜湖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2001年10月，市政府又公布戴安澜烈士墓为全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2年市政府拨款对墓地进行修建，并于2004年5月在墓前立碑公示。为牢记历史，不忘国耻，加强爱国主义教育，2007年8月戴安澜烈士铜像又在园内塑立。 

人物生平

1903年8月20日出生于长安东大乡东大村。

1921年考入长安中学。

1923年考入北大历史系，期间同第一任妻子邢凤英结婚。

1925年考入黄埔军校第四期步科。

1926年10月任国民革命军第1军(后简称第1军)第21师步兵排长见习官，后升任排长。

1926年秋冬任第1军第21师连长。

1928年12月29日任第1军第1师第2旅6团1营2连连长。

1929年5月任第1军第1师独立旅第2团3营9连连长；

1930年5月任第1军第1师独立旅第2团3营少校营长；

1932年冬任第1军第1师独立旅第1团中校团副；

1933年任第1军第1师独立旅第1团上校团长；期间同第二任妻子吴海兰结婚；

1935年枪杀吴海兰，被判死刑入狱；

1937年获释出狱，回西安闲居，期间同第三任妻子高艳玉结婚；后任第51师师部高参；

1937年10月任国民革命军第74军(后简称第74军)第51师第153旅第305团上校团长；

1938年3月任第74军第51师第153旅副旅长

1938年9月任第74军第51师第153旅少将旅长；

1940年冬任第74军第58师副师长；

1941年10月24日任第74军第58师代师长；

1941年冬任第74军第58师少将师长；

1944年5月任第74军副军长；

1945年2月20日授予少将军衔，同月入陆军大学甲级将官班第二期，期间与第四任妻子王玉龄结婚；

1946年4月20日任第74军中将军长兼首都警备司令；

1946年6月任国民革命军整编第七十四师师长；

1947年5月16日于孟良崮战役中战死，时年44岁。

人物经历

年少成名

1903年8月，张灵甫生于西安郊区的一个农民家庭。张家家境尚好，很早就送他到省城西安读书。青年张灵甫酷爱书法，每逢节假日都带上纸笔到西安城内的碑林临摹碑帖，他的书法很快远近闻名。此事被陕西的国民党元老于右任听说，张灵甫当着于右任的面挥毫泼墨，连写五幅字。于右任惊讶之余大喜过望，连连道：“奇才，奇才，后生可畏！”

中学毕业后，张灵甫顺利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学生运动风起云涌，张灵甫也积极参与，但他深感学生的软弱无力，愤而投笔从戎到河南开封参加了胡景翼的国民二军军官训练团。

黄埔新星

1926年张灵甫听从于右任的建议考入黄埔军校，成为黄埔四期学员，与后来的同僚胡琏、李弥，以及对手林彪、刘志丹是同学。“文北大，武黄埔”，张灵甫可谓文武双全。后来，带兵打仗之余张灵甫还根据自己的作战经验，写了《遭遇战研究》、《山地战研究》、《日军作战心理分析》、《在劣势装备下如何实施河川战》、《我带兵的经验》等众多文章，堪称军事理论家。

黄埔四期毕业后，张灵甫被编入国民革命军第21师任步兵排见习官，不久见习合格升任排长，开始参加北伐战争。北伐结束后，张灵甫调入国民革命军第一师，在这个有“天下第一师”之称的嫡系部队中，张灵甫升迁至团长。 

古城杀妻

张灵甫从黄埔军校毕业后，一直在蒋介石的嫡系第一军任职。不仅如此，张灵甫所在的第一师是第一军里的王牌，可谓嫡系中的嫡系。第一师师长胡宗南对张灵甫十分器重，视为心腹。1933年，年仅30岁的张灵甫就当上了第一师独立旅第1团上校团长。此时，张灵甫所在部队在四川与红四方面军交战，经部队朋友介绍，张灵甫与吴海兰相识。1933年冬，两人在四川广元拜堂成亲。—年后，女儿张清芳出世，一家人其乐融融。不料1935年竟发生了“团长古城杀妻”的惨剧。张灵甫究竟为何杀死自己的妻子？据张灵甫的后任妻子王玉龄回忆，张灵甫曾说：“她拿了我的东西，我问她又死不开口。”但张灵甫并没有解释吴海兰到底拿了他的什么东西，以致他痛下杀手。直到张灵甫死后多年，当年与他私交甚笃，曾经长期在他手下任职的刘光宇透露了玄机：“吴海兰偷了张灵甫的文件。”当时胡宗南的部队一直在川陕一带与红四方面军激战，当地也有共产党的地下组织活动，张灵甫担心妻子可能沾了共产党的边，但在事情没搞清楚之前又不便声张，于是就暗地里向妻子盘查，不料吴海兰对此保持沉默，惹得他气急败坏。他的性格又容不得“背叛”二字，不能接受吴海兰有通共嫌疑，对爱妻的“背叛”行为极为震怒，拔枪的瞬间，眼睛里已经没有爱妻，只有“共党”了。

自首释放

吴海兰被枪杀的事情传到了她的娘家四川广元，吴家的人悲痛欲绝。吴海兰的哥哥吴正有写了控告信，找到了西安的妇女协会。西安的女界得知此事，义愤填膺，加上报上原本已经揭露过这起案子，一时间舆论大哗，声称要为吴海兰讨个公道，严惩杀人凶手，中央军团长杀妻案一时在古城闹得沸沸扬扬。女界虽然吵吵嚷嚷，但是婆婆妈妈们也奈何不了军队，张灵甫依旧在胡宗南那里当他的团长，继续带兵操练。

吴正有正没奈何处，就在这个时候，张学良的夫人于凤至来到了西安，妇女协会的人趁机把吴正有的控告信转到了她的手里，希望上面能有人出面干预一下。于凤至接了状子，回到南京就把此事告诉了宋美龄。那时宋美龄正在和蒋介石一起积极鼓吹新生活运动，旨在改造社会道德与国民精神，一看状子，团长杀妻，不但有违社会道德，还明明触犯了国法，怎么能置之不理？于是她向蒋介石告了御状。

蒋介石一听有人告状，说自己的黄埔门生无理杀妻，非常生气，立刻吩咐下面将人送南京军事法庭查办。 

胡宗南在西安接到了命令，他叫来了张灵甫，告诉他这下子娄子捅大了，现案子已经闹到了南京，校长下了命令要把他押送南京法办。张灵甫自知罪责难逃，于是他向胡宗南表示，事已至此，他也不想再让师长为难，自己遵命去南京投案服罪就是了。

张灵甫把自己要到南京去投案的事告诉了家人，将历年来的私蓄全都留给了家里，在家盘桓数日之后，便只带着几套换洗衣服上路了，连盘缠也没多拿，说是一路上自己可以卖字为生。从陕西到南京路途遥远，中间还要倒几次车。张灵甫独自一人离家，也没人管他的去向，他一路走走停停，半路上见所带盘缠用得差不多了，就开始卖起字来。他的字写得越大越见功力，字体工整苍劲，写的对联条幅还真有人来买，就这样信笔游蛇，竟让他一路赚到了盘缠到达南京。他也果然没有食言，径自去军法处自投罗网，被拘押于老虎桥模范监狱。

案子审完了，起先初审内定是要判处张灵甫死刑的，连名字也被打上了红勾，择期待决。偏偏祸不单行，在被判处死刑之际，他又在狱中染上了疟疾，几乎奄奄一息。张灵甫赔了夫人又折了前程，在多重打击之下，他心灰意冷起来，反正枪毙也是死，病重也是在等死，他绝望地破罐子破摔，连申诉也放弃了，但求一死了之。模范监狱的典狱长和他的关系不错，他对张的处境表示惋惜和同情，并竭力为张灵甫打气，还悉心安排狱医为张灵甫治病。也许是命不该绝，张灵甫凭着年轻力壮的原始本钱，不久之后居然起死回生，战胜了病魔，于是他又重新燃起了求生的欲望，听从典狱长的劝说，向军事法庭递交了申诉书。 

张灵甫走后不久，邢凤英发现自己怀孕了，十月怀胎生下了一个男婴，这是张灵甫的第一个儿子。随着儿子的出世，张灵甫似乎时来运转，没过多久，他竟然被赦罪释放了。张灵甫很可能在狱中写的申诉书中，辩称怀疑妻子窃取他的军事文件有通共之嫌，故怒而杀之。如此，他被上峰认为是冲动之下“大义灭亲”之举，属情有可原，因而对他网开一面也就顺理成章了。 

血战日寇

抗战期间，张灵甫在王耀武的麾下对日寇南征北战，经历硬仗、恶仗无数，书下了自己人生中最为风光的一页。

淞沪会战

1937年8月51师、58师编成第74军。随后五十一师开赴上海，参加著名的“八一三”淞沪会战。51师在淞沪战场的罗店一战成名，极大地鼓舞了战地的士气。本师在上海首战告捷，远在武汉的张灵甫也为之欢欣振奋，翻阅着手中报捷的报纸，他的内心也有一丝遗憾。现正是军人在卫国战场上一显身手的时候，51师的抗战第一仗却根本轮不到他出阵，谁让他只是个徒有虚名的高参，手上没有一兵一卒呢。一直等到十月份，新兵团总算完成整训输送到了前线，这个团的番号是：第74军第51师第153旅第305团。张灵甫这个上校团长，才正式开始了抗战生涯。

1937年12月5日，张灵甫率305团投入南京保卫战在淳化镇附近构建新阵地，阻击日军掩护王耀武51师退入南京，双方展开肉搏战，张灵甫的左臂中弹负伤不下火线，团长负伤不退裹伤犹战，榜样在前，官兵们无不感奋力

拼，在张灵甫的带头冲杀下，305团终于在夜战中拼死夺回了河定桥阵地，以团长负伤、连长伤亡五人、排长以下伤亡六百余人的代价，把日军堵在南京东南郊的大门之外！此后张灵甫转战上坊镇和华严寺，奔波激战近五天。在战役中张灵甫率部死守华严村以一团之力与日18师团血战一昼夜，最终也因伤势严重，渡江后不久暂别部队回到西安养伤。因作战有功，张灵甫被提升为153旅副旅长兼305团团长。

徐州会战

1938年4月，51师在黄陂接受军委会校阅，获得军委会校阅官的优良考评，张灵甫305团的成绩在阅后评定中，名列全师第一。

在1938年徐州会战中，74军51 师在三义集围攻土肥原师团，张灵甫率305团与纪鸿儒的302团合两团兵力进攻日军阵地，战斗中纪鸿儒团长在率部突入日军外围战壕时身负重伤，后因伤势过重不治身亡。张灵甫得知即赶往诀别，也不顾是否在部下面前有失副旅长尊严，抱着纪鸿儒当众抚尸痛哭，尽显袍泽深情，并发誓要痛杀倭寇为战友复仇。经奋战多日重挫土肥原部，毙敌四千余。张灵甫亦前额中弹昏迷达六小时之久，直至多年后战死之时仍有弹片未取出，因作战有功擢升为51师153旅少将旅长。

武汉会战

在1938年9月武汉会战中，敌第106师团进攻万家岭，企图包围中国第一兵团德安阵地左翼。薛岳命令第66军2个师、第74军2个师、第4军2个师，对进攻之敌实施合围。战斗异常惨烈，日军第136旅伤亡惨重，武器装备损失严重。我第66军攻克石头岭，第74军猛攻长岭、张古山，争夺激烈。经过数日的拉锯战，中国军队逐渐缩小了对敌包围圈，使敌仅占据万家岭（海拔50米）、张古山等之间的10多平方公里的窄小地区。

1938年10月8日，冈村宁次发现第106师团陷于绝境，慌忙派飞机空运弹药粮草，并派第27师团救援，但遭到中国军队的阻击，进展缓慢。

蒋介石得到战报后，命令薛岳尽快消灭敌人，打一个大胜仗。9日，薛岳下令从各师中选派精兵强将，组成敢死队，于当日晚7时从敌后偷袭敌军，抢占制高点，两面进攻。这支敢死队的队长就是张灵甫。张古山的地势，明摆着对在山上凭险据守的日军极为有利，在这样的山势前，靠仰攻拿下山头是要付出极大伤亡代价的苦差使。由谁来担纲主攻？王耀武在师部召集旅团长们讨论作战方案的时候，已是51师153旅少将旅长张灵甫主动请缨：“师长，张古山就交给我吧！”，讨论作战方案的时候，众人认为张古山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张灵甫拍案而起，道：“各位都看过《三国演义》，魏国大将邓艾为攻取成都，出蜀将之不意，带精兵暗渡阴平，飞越摩天岭，一举攻克了江油、涪城和成都。我们也可仿此战例，大军从正面进攻的同时，再挑选一批精兵强将，从人迹罕至的张古山 背面进行偷袭，以收两面夹攻之效。”

于是，张灵甫亲率一支突击队效法邓艾轻装出发，他们沿着后山绝壁攀木挂树，在黑暗中披荆斩棘，穿过艰险的深山峡谷，老林恶水，从日军疏于防范的张古山后山绝壁上进攻，飞夺张古山。而后日寇不甘失败,出动飞机与重炮狂轰滥炸，几乎将张古山夷为平地。张灵甫率部浴血死战，与日寇鏖战五天五夜，阵地得而复失、失而复得，反复拉锯。亲临死线指挥的他身中7块弹片，鲜血直流也没有退下火线。张古山的攻取封死了日军106师团的最后退路，该师团最终几乎全军覆没。

据日本俘虏后来交代，当时只要国军再推进100米，106师团的师团长就只得剖腹了。这差点成为八年抗战中唯一一次全歼日军一个师团的战例。得知德安大捷之后，田汉受时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郭沫若的委派，采访张灵甫等人，刊登《中央日报》，并编写的话剧《德安大捷》，张灵甫以真名真姓在剧中出现，从此名震天下。德安战役之后，张灵甫荣获四等云麾勋章。

上高会战

1940年冬，张灵甫出任74军58师副师长。

1941年3月15日，张灵甫代理58师师长，指挥58师参加上高会战，作为上高会战的首功部队74军的核心部队58师与余程万的57师一起与日军血战11日。在其他部队到达后，率58师首先反击，重创日军34师团，33师团，上高会战74军歼敌16000人，缴获骏马2800匹，击落敌机一架。击毙日军中将、少将各一名，74军在战役中“拼死力拒，虽血肉横飞、伤亡惨重，仍不稍退，是日一日间敌我伤亡均在四千以上”，被罗卓英评价为“战斗力量坚强”！此役58师荣获国民政府第一号武功状和最高荣誉“飞虎旗”，被誉为抗日铁军。何应钦称之为　“开战以来最精彩之作战”。

第二次长沙会战

1941年9月26日，第二次长沙会战，日军调集南京大屠杀的元凶第六师团，精锐的第三师团，以及第40师团围攻74军，在永安58师孤军作战，与日军精锐的第三师团主力和第六师团一部混战，第3师团在作战期间损失严重，仅步兵第18联队就死了八个中队长，花谷旅团伤亡人数据日方的报告达八百余人，11军军长阿南惟畿在永安之战后认为该师团损失甚大，以致不忍使该师团再向株洲追击一事来看，日方战史所报的该师团实际损失人数很可能大为缩水。58师在第二次长沙会战中参战官兵为官兵约一万一千九百人，伤亡超过百分之四十，其中阵亡将近百分之十。

浙赣会战

1941年10月24日张灵甫接任58师师长。

1942年6月浙赣会战，张灵甫率58师在衢州外围与日军血战3日，击毙敌86联队第3大队队长长岛田仁次郎。

鄂西会战

1943年6月6日鄂西会战，74军58师与51师携手打击日军独立混成第17旅和第3师团，两师协同夹击敌独立混成第17旅团，使得该旅团成为日军在这次会战中损失最大的一支部队，其独立步兵第87大队大队长浅沼吉太郎和第88大队大队长小野寺实也在这两天的战斗中殒命。6月13日，张灵甫率58师主力收复瓮安。

1943年11月常德会战，日军精锐南京大屠杀元凶13师团主力5个联队猛攻慈利，慈利地区正面主阵只有张灵甫58师孤军作战，日军另一精锐师团第三师团全部和13师团剩余部队一起与74军另一师51师，100军激战在慈利附近地区，74军，100军顶住日军两个精锐甲种常设师团5昼夜的进攻，其中13师团慈利战后伤亡近一半，张灵甫转守为攻，向13师团残部发起猛攻，率58师收复黄石，九溪。58师略事整顿，于12月8日复向停留在漆家河畔的第13师团发起进攻，与51师一起夹击漆家河东北之敌，第13师团的最后防线终于被突破，敌师团长赤鹿理也在督战时负了伤。

第四次长沙会战

1944年5月，张灵甫升任74军副军长兼58师师长参加第四次长沙会战，指挥58师在益阳、宁乡诸战中,毙敌七百三十六人，伤敌一千六百九十七人，自身伤亡一千六百余人，58师伤亡较大，长沙失守后，58师是极少数受军委会表彰的部队之一。

此后张灵甫一直在湘乡至邵阳一线继续与敌40师团鏖战，战至1944年5月10日，张灵甫会同前来增援的第19师一起克复永丰，之后暂留守永丰抓紧进行战地整补，58师经过连日激战，伤亡日渐加重，超过四分之一，军委会要74军解围衡阳，1944年7月23日，张灵甫率58师向金兰寺方向出击，与116师团激战两人，与敌援军激战2日，于27日立即派部猛攻金兰寺，在张灵甫与唐伯寅（19师）的合力奋战下，金兰寺终告克复。29日，张灵甫到达衡阳附近，鸡窝山，张灵甫师负责进攻鸡窝山日军，与日军116师团一直在鸡窝山附近战斗，由于张灵甫师此前一直在前线与日军血战，攻至衡阳附近时全师伤亡近四成，战斗力大大下降，至8月8日张灵甫收复鸡窝山，通向衡阳大门敞开，同日，日军攻克衡阳，方先觉投降，直至8月10日，58师仍在鸡窝山以东的1066高地与敌激战。

第58师是该次会战中个别表现优异的部队，军事委员对他在会战诸战役中的卓著战功给予了高度肯定。1944年8月，张灵甫因功授勋，膺荣宝鼎勋章，1945年4月，在湘西雪峰山战役，张灵甫指挥74军58师在铁山与日军主力血战获胜，获三等宝鼎勋章，抗战胜利后颁授胜利勋章，再获颁忠勤勋章，随军的美军观察顾问也对他的表现欣赏，张灵甫还获得了美国金棕自由勋章。不久之后，74军奉命卫戍南京，拱卫首都被称为御林军，张灵甫升任74军中将军长兼南京卫戍司令，也被称为御林军统领，蒋介石的心腹爱将。

战功卓越

在抗战期间，蒋介石以其作战有功，一再擢升，几乎年年晋级受奖，在国民党朝野，张灵甫也被视为“常胜将军”。

跛腿将军

张将军在军中是有名的“瘸腿将军”。他真正重伤断腿成为“瘸腿将军”，是在张古山之战五个月后的高安战役。张古山胜利后，张灵甫之后不久率部参加了占领南昌会战。

1939年3月底，日军占领南昌，张灵甫奉命率

领自己的部队赶到南昌西边的高安作战，主动向日军发起进攻。在先锋部队冲击受阻的情况下，在后方指挥的张灵甫再一次扮演了突击队长，他把钢盔往头上一扣，带着一个营的兵力增援前军。看到旅长带头增援，前军将士士气大振，打退了日军。

就在大家庆祝胜利的时候，战场上却出现戏剧性的一幕：张灵甫倒在地上，身上还压着几个部下。大家仔细一看才发现，张灵甫在冲杀的时候，右腿膝盖被鬼子的机枪扫中。几个卫兵慌忙把张灵甫架到略安全的地带，查看伤势。可张灵甫对自己的腿伤不以为意，拼命地推开压在自己身上的卫兵，找个卫生兵简单地包扎止血，还想要拖着伤腿继续指挥。没办法，部下只好强行把张灵甫从火线抢下，送到后方医院治疗。直到这时，张灵甫才意识到自己的腿伤有多严重。

日军的子弹正好打中了张灵甫的右膝，造成膝盖严重骨折，战场上包扎得太匆忙也没注意消毒，高安战地的医护条件很差，伤口当时清理不清，加上火车上的长途劳顿，结果等到达桂林的后方医院，张灵甫的伤口红肿滚脓，伤口感染高烧不退，医生检查过伤势，判断他高烧多日不退应是细菌感染严重所致，鉴于创口溃烂面积有扩散的趋势，不采取断然措施及时抑制的话，恐怕会危及生命，医生建议他最好接受截肢处理。这下张灵甫可急了：“不行！锯了腿，我还怎么回去领兵打仗？”

医生耐心向他解释，晓以利害，可是张灵甫根本不管那一套，他甚至从腰间抽出手枪，拍在医生的桌子上说：“踞腿还不如先一枪打死我！”医生战战兢兢答应他尽力治疗，不提截肢。

张灵甫还不放心，生怕医生护士在他睡着的时候做手脚，他对随从副官说：“如果我昏迷了，你要阻止医生锯腿！”睡觉的时候，张灵甫把手枪放在枕头底下，就是怕医生趁他睡着的时候做手脚。

张灵甫的伤腿石膏打了大半年，还是不见起色，伤口总是反复发炎，右腿仍有不保的危险。内地医疗条件有限，若要转往香港治疗，费用昂贵，张灵甫自忖难以负担，薛岳接到王耀武的报告，得知张灵甫的治疗情况不佳，于当年的12月特地转报蒋介石，说张灵甫在高安战役负伤过重，恐成残疾，请求为他特赏养伤费以慰创伤。最后，还是蒋介石特批了养伤费派飞机，才得以在次年前往香港玛丽医院，接受英国著名外科专家克雷斯特尔的诊治。

张灵甫的右腿手术相当成功，医生向他保证，只要静心接受治疗，完全能够痊愈。康复应无问题，张灵甫这才放下心来。可张灵甫却在休养的关键当口决定提前出院回到战场。

玛丽医院的院长是个英国人，在张灵甫接受治疗期间，听说张灵甫要提早回去，起先以为他是不堪承担昂贵医疗费的缘故，便好心劝他说：“你的伤再继续治疗半个月多就可以复原，否则可能抱残终身。如果费用有困难的话，医院可以减免。”

其实不然，真实的情况时：有一天早上，张灵甫在病床上照常打开报纸，内栏的一则小标题引起了他的注意：战时军人不宜出国养病。这是一则新颁布的规定。张灵甫看后，叫来主治医生，告诉他自己决定要提早出院。所以才不顾医生的劝阻执意出院回国。

张灵甫谢过院长的好意，说：“军人死且不惧，何爱一肢。军令不可违。”遂拄着拐杖，一瘸一拐地离去。院长的预言不幸而言中。因为失去了这半个多月的休养，回国拆掉腿部的石膏之后，满怀希望的张灵甫沮丧地发现，他的右腿是保住了，右腿膝盖关节变得僵直再也不能弯曲。坐着的时候，他只能一条腿弯一条腿直。走路时，也只能直着右腿走路，成了“瘸腿将军”。

内战兵败

淮阴之战

国民党整军会议后，第74军改编为整编74师（军），辖整编51旅、57旅、58旅共3万余人。此时的整编74师已是清一色的美械装备，长期受美国顾问训练，时称国民党部队五大主力之首,军长张灵甫改任师长。

1946年7月，国军集中58个整编旅（师）的重兵进攻华东解放区，其中主力31个旅进攻苏皖解放区，另27个旅进攻鲁南，牵制山东解放军。而张灵甫的整编74师作为主力中的主力负责主攻淮阴，淮阴是苏皖解放区首府，具有非常重要的军事、经济和政治意义，即使在解放军采取积极防御，不计较一城一地得失的战略下，也是属于不到万不得以绝不轻言放弃的要地。当时华东解放军主力有山东野战军（简称山野，陈毅指挥，共约7万余人）和华中野战军（简称华野，粟裕指挥，共约11万余人）。

7月淮南战局恶化，解放军除留第6旅16团和地方部队外，主力撤出淮南。9月，国军兵锋直指淮阴，第7军进攻泗阳，掩护74师侧翼；74师配属工兵第15团沿运河主攻淮阴；整编28师之192旅为预备队，在74师后跟进。此时华野主力正在苏中作战（即苏中七战七捷），山野主力则在沭阳以南。在国军发起攻势后，解放军以华野9纵在运河与洪泽湖之间设置三道防线，作为防御正面。

1946年9月12日，经三天激战国军第7军突破9纵第一道防线。9月13日，第7军和74师同时展开攻击，于当日下午突破第二道防线，陈毅山野主力无法及时南下，只得急令2纵向淮阴开进，但沿途道路桥梁均遭破坏，无法及时赶到。陈毅只好急电粟裕：“……总之此次淮北作战，由于主观指导错误，贻误全局；五内俱焚，力图挽救，当尊重兄等建议。”粟裕见形势危急，急调第5、第13旅星夜北上驰援，粟裕亲率主力第1、第6师也随后北上增援。但是从海安到淮阴，多是水网地带，又逢大雨，道路泥泞，部队只能走水路，但一时间又没有足够的船只，一次只能渡1个旅，加上国军飞机的封锁，只能在夜间行动。华中主力赶到淮阴最快也得到20日。而事实上，19日胜负就已经定了。

1946年9月14日，谭震林和张震在码头南岸开设前线指挥部，统一指挥淮阴地区作战。

1946年9月15日，双方在淮阴外围杨庄、马头、小桥一线激战，9纵及第5、第13旅拼死抗击，尤其是从高邮兼程赶来的第13旅（即皮定钧旅），是参战各部队中战斗力最强的部队，对突破运河的74师连续实施了9次反冲锋，双方都付出了巨大代价。当晚74师攻占杨庄和码头，逼近淮阴。

16日，为确保淮阴，谭震林下令扒开运河大堤，放水迟滞74师的攻击。

17日，战况更为激烈，74师在炮火和飞机助战下，连续组织5次猛攻，解放军集中所有兵力火力全力抗击，但第一道防线仍被突破。

18日张灵甫亲临一线督战，并于午夜发起猛攻，74师派出2个连从9纵与5旅的结合部成功突破，根据俘虏供述的口令诈开淮阴南门，进城后立即抢占有利地形建立阵地，74师主力随即从正面猛攻。解放军5旅在敌前后夹击下，被迫放弃阵地，解放军组织皮旅和9纵预备队实施反击，也未奏效。华野主力刚到淮阴城北，立足未稳无法顶住74师的猛攻，被迫于19日撤出淮阴。74师继续南进，又于22日攻占淮安，至此，国军基本控制两淮，张灵甫获三等云麾勋章。两淮和华中解放区基本丧失，华野主力只得北撤山东，华东局势日趋严重，解放军在华东只剩下了山东解放区，对于兵力补充、后勤补给和部队回旋都造成了很大困难。特别是随着两淮的丧失，华中解放区最主要的经济来源运河税务失去了，华中主要的工商区也失去了，对南线作战负面影响很大。

一战涟水

国军攻占两淮后，稍加休整，于10月开始进攻涟水、益林地区。解放军在涟水外围集中了第1、6师、第9、10、11纵队共23个团的兵力，另以第5旅守涟水城。

1946年10月4日粟裕在涟水以北15里盐河北樊卜庄的前线指挥部里亲自召见了5旅15团团长李士怀，由15团担负城防。之所以选择15团，是因为在前2、3个月里，15团和74师在六合、天长、马坝、淮阴先后多次交锋，对74师的战术有所了解。

1946年10月15日，15团接管城防，以第1营担任城南守备，这里是废黄河故道，视野开阔，最关键的南门渡口由第1营第2连第3排配属营直属60炮班（3门60炮）防御；第2营部署在位于盐河和废黄河之间的带河镇，构筑了3道野战工事，扼守通向涟水城的大路；第3营部署在城西关，其中第9连为团预备队。此外涟水、涟东两县成立了后勤司令部，由县长陈亚昌任司令，县委书记胡启奎任政委，组织民工2万多人支前。

1946年10月19日，74师兵分三路，以宽正面向涟水攻击前进，东路57旅，由淮安经席桥、顺河集向茭菱镇前进；中路51旅由淮阴东马厂经钦工向涟水前进；西路58旅由王营沿盐河河堤攻击带河镇。

20日下午3点左右，74师先头部队与15团在汤庄遭遇，74师51旅前卫连遭到伏击，51旅在第二天中午才推进到涟水城南的废黄河南岸。

1946年10月22日，74师集中全师炮火猛轰南门渡口，然后连续3次组织强渡废黄河，均被击退。74师毫不气馁，继续发动了第四次进攻，解放军南门渡口守军伤亡殆尽，终于被74师突破。解放军1营预备队和从茭菱赶来增援的5旅第13团迅速赶到，苦战之后封闭了缺口，74师也因伤亡惨重后继乏力而被迫退至废黄河边的沙滩上，重新收拢集结部队，在沙滩上建立了阵地，并冒着解放军的炮火搭建起了浮桥。同时，解放军也在废黄河的第二道大堤和城边构筑了新的工事。

74师在猛攻南门渡口时，还对带河镇和西关两地发动攻击，带河的进攻被15团2营击退，西关战况也相当激烈，3营伤亡很大一度形势危急，投入团预备队后才勉强守住阵地。同时在东路的74师57旅一部企图在茭菱镇附近强渡废黄河，也被解放军击退。一天的战斗下来，尽管解放军守住了阵地，但城防主力15团几乎死伤殆尽，才只经过一天的战斗一个主力团就基本丧失了战斗力，这在以前还从未曾有过。当晚15团因为实力大减被迫缩小防御正面，南门渡口至杂姓庄的阵地由13团和独立第5团接替。入夜后13团在城内西南角的妙通塔上建立了重机枪阵地，以火力控制了全城制高点。

1946年10月23日，74师在5架B-24解放者轰炸机和7架P-51野马战斗机的空中掩护下，强渡废黄河，上午8点，解放军在74师强大压力下被迫放弃第一道大堤，退守第二道大堤，74师后续部队开始渡河，这时妙通塔上解放军的重机枪开火，用火力封锁了 74师后续部队，但是解放军已无力组织反击，夺回桥头阵地，双方就这样僵持了一个白天。

入夜后，解放军5旅14团在旅长成钧带领下赶到涟水，立即发起反击，经过一夜激战，14团重新夺回了第一道大堤，将74师已过河的部队压缩到河边沙滩上。然后14团接替了独立第5团的阵地，这时沿废黄河从东向西的守备部队是：13团、14团、15团。

24日夜，在14团与敌人激战的同时，解放军神速插入74师背后，收复了顺河集和带河镇，切断了敌人的后路。

25日早晨，74师经过一天休整，直叩涟水城下，城关上下激战竟日，74师51旅主攻重点是14团阵地，战况殊为激烈，多次发生白刃战。14团1营400多人只剩下50多人，只好缩编为一个连，团里的勤杂人员也全部组织起来投入战斗。

下午，74师57旅170团投入战斗，该团以士官和老兵组成“敢死队”配备自动武器，经炮火准备后向南门阵地发起总攻，并在解放军14团3营阵地上取得突破，然后一鼓作气，接连冲过第二道、第三道大堤，其中有一个连甚至突入涟水城内。解放军5旅组织了所有部队坚守涟水城垣，从突破口两翼组织反击。就在此危急关头，解放军6师、10纵增援部队赶到，这两支生力军以一部加强防御，一部实施反击，才将74师击退，74师进入涟水城内的一个连也因被隔断了与主力的联系于当夜被歼。

26日，整编28师192旅和74师并肩发起攻击，双方在大堤附近展开了激烈的争夺，解放军主力第1、6师、第9纵队和第13旅相继投入战斗，74师经多日苦战，兵锋已疲，主力被迫撤回废黄河南岸。入夜，解放军兵分三路发起反击，2个小时便全歼黄河北岸74师57旅2个营。同时解放军一部在淮阴东20里处的老垛、新渡口一带渡过废黄河，并与收复顺河集的解放军一起击退在钦工、茭菱之间的敌人，歼灭74师58旅172团一个连和28师192旅一部。

27日早晨，解放军彻底肃清了废黄河以北的全部国民党军。当天解放军全线出击，第5旅配合6师从正面反击74军；皮旅、9纵继续攻击带河镇附近国军；1师、10纵从涟水东南越过废黄河，向钦工出击，配合正面作战。

30日晚，经过一夜激战，解放军收复了茭菱镇。

31日在茭菱镇西南，解放军歼灭28师192旅和74师57旅一部。

二战涟水

12月，国军卷土重来，投入整编74师和整编第28师第192旅以及第7军一部共5个旅，由整74师师长张灵甫统一指挥。根据中央军委命令，华东解放军以27个团围攻鲁南临沂、郯城，另以24个团阻击华中北上之敌。担负涟水防御的是华野6师和淮南独立6旅。此次张灵甫吸取了教训，改变战术，12月3日首先以74师57旅和192旅向解放军6师17旅阵地作正面攻击，解放军沿涟水以南层层设防，4日占领解放军一线阵地。

5日，解放军6师分路出击，企图夺回失守的一线阵地，但均告失利。6日国军继续推进，解放军退守顺河集一带节节阻击。双方激战十日，解放军的注意力全部被吸引到涟水以南。

12月14日，张灵甫集中74师51旅、58旅和第7军一部共3个旅由王营、悦来直扑带河镇、大关，从西面攻击涟水，这支奇兵一举奏效，当天便突破了淮南独立6旅在带河的阵地，傍晚就已打到废黄河大堤。解放军这才察觉74师的主攻方向，从正面抽调6师16旅急返涟水，配合淮南独立6旅阻击敌人。

16日拂晓，74师集中全部炮火轰击涟水城，炮击一停，即以营、团发起集团冲击，而且一波连一波，前赴后继，经白刃肉搏于上午8时突破大堤进逼城垣，中午时分便攻入城里。接到涟水以西告急华野第6师奉命兼程回师增援，结果急行军35千米，在涟水城外2.5千米处与已攻取涟水的74师接战，6师几次反击均被74师击退，6师伤亡超过5000人，被迫撤出战斗。据江渭清回忆，当时陈毅口头通知他代行司令员职务，将6纵纵队长王必成撤职查办，押来野司。粟裕认为战役失利原因很多，不能只怪王必成一人，但作为主要前线指挥员，应该好好检查，建议留职检查。王必成只说了一句：“给什么样的处分，我都无怨言，只是希望日后打74师，绝对不要忘了6师！”粟裕立即将参谋长陈士榘召来，当面命令：以后凡我华东部队组织歼灭74师的战役，一定让6师参加，一定让王必成同志参加。并特别嘱咐将此命令记录在案，存档待查。半年后，歼灭74师的孟良崮战役中，正是王必成指挥的6纵（原6师改编）从鲁南飞兵急进，夺占垛庄，切断74师退路。

殒命孟良崮

1947年3月，国民党军改变战略方针，由对解放区全面进攻改为对山东，陕北解放区的重点进攻。进攻山东的国民党军集中24个整编师60个旅约45万人的兵力，编成3个兵团，由陆军总司令顾祝同指挥，采取密集靠拢、稳扎稳打的战法，于4月上旬成弧形向鲁中山区推进，企图与华东野战军主力决战于鲁中或迫使其北渡黄河。华东野战军决心寻机歼灭进犯的国民党军，但除于4月下旬在泰安歼灭1个整编师外（整编第72师杨文瑔部，4月20日遭到数倍于己的解放军三个纵队的围攻，该师（欠一个旅）据守泰安城顽强抵抗，曾一度使解放军进攻受挫，但终因援军不至寡不敌众于26日覆没），由于国民党军行动谨慎而未获战机。

针对上述情况，中国共产党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指示：国民党军密集不好打时，忍耐待机；一不要性急，二不要分兵，将主力集结于机动位置；只要主力在手，总有歼敌机会。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陈毅、副司令员粟裕遵照这一指示，于5月上旬调整部署，将主力后撤至莱芜、新泰以东地区隐蔽待机。

顾祝同得悉华东野战军主力撤退，即令所部向博山、沂水一线疾进。担任右翼进攻之第1兵团司令官汤恩伯不待相邻兵团统一行动，即以整编第74师为骨干，在整编第25、第83师配合下，于1947年5月11日自垛庄、桃墟地区进攻坦埠，企图占领沂水至蒙阴公路；另以第7军及整编第48师北攻沂水，策应整74师作战。华东野战军原拟首先集中兵力，截歼孤立、暴露之国民党军右翼第7军及整48师，但由于国军战斗部署被泄露，华野11日晚获悉处于中间战线之整74师冒进，便于就近集中主力加以割歼，当即改变决心，首先歼灭该师。第2、第3、第7、第10纵队分别钳制和阻击河阳、新泰、莱芜地区的国民党军第7军、整编第11师、第5军等部，使其不能向整74师靠拢，而集中主力第1、第4、第6、第8、第9纵队，实施中央突破和断其退路，歼灭整74师于坦埠以南、孟良崮以北地区。

至1947年5月13日，整74师先后占领杨家寨、马牧池等地。当晚，华东野战军担任迂回穿插任务的第1、第8纵队，分由整74师的两翼寻隙向纵深楔进。第1纵队第3师攻占曹庄及其以北高地，构成对蒙阴整65师的正面阻击。该纵队主力则攻占黄斗顶山、天马山、界牌等要点，切断整74师与整25师的联系。第8纵队攻占桃花山、磊石山、鼻子山等要点，切断了整74师与整83师的联系，一部占领孟良崮东南之横山、老猫窝。与此同时，第4、第9纵队从正面发起攻击，占领黄鹿寨、佛山、马牧池、隋家店一线。第6纵队从鲁南铜石急速北进，于14日晨抵达观上、白埠地区。整74师在其外围各要点失守后，仓促向孟良崮、垛庄收缩；华东野战军随即加速进攻。第4、第9纵队经彻夜猛攻，进至唐家峪子、赵家城子一线；第6纵队在第1纵队一部协同下，于15日拂晓攻占垛庄，切断整74师的退路；第8纵队攻占万泉山，同第1、第6纵队打通联系，形成对整74师的四面包围。

整74师被围后，致电国民党军统帅蒋介石求援,但是蒋介石认为整74师占据着制高点，享有地利之优，加上其强劲的战斗力，附近又有兵力雄厚的外围部队，正是与华东解放军主力决战的大好时机，于是命令整74师坚决固守，吸引解放军主力，来个中心开花！有关电文如下：

“顾司令祝同兄北恩伯、灵甫兄勋鉴：今已得知灵甫之74师被围孟良崮，甚惊，又甚喜。其惊之因是灵甫被困，随时有危险发生。其喜之因是灵甫给我国军寻找了一个歼灭共军陈粟部于孟良崮的大好机会。因为我74师战斗力强、装备精良，且处于有利地形；再之，有恩伯、敬久、欧震三兄兵团大军云集，正是我国军同陈粟决战的好机会，现命令74师灵甫部坚守阵地、吸引共军主力，再调10个师之兵力增援74师，以图里应外合，中心开花，夹击共军，决战一场，歼陈粟大部或一部之兵力，一举改变华东战局。总之，一切均仰仗诸位精诚团结，协同作战，为党国大业献身出力，乃千秋之荣也。”

蒋介石一面命令该师固守待援，一面严令整编第11、第65、第25、第83师以及第7军、整48师等部，迅速向整74师靠拢，并急调第5军、整编64师、20师和9师兼程驰援，集中外线10个整编师（军）企图在蒙阴、青舵寺地区合击华东野战军主力。华东野战军严令阻援部队坚决阻住援军，主攻部队经调整部署后，定于15日下午发起总攻。 盂良崮主峰向西北连接两个540高地，西北端为520高地；其东南为芦山，东为雕窝，东西长约10公里，向北岗峦起伏直抵汶河，向南4公里为临（沂）蒙（防）公路，该山区山峰陡峭，多悬崖绝壁，山上无水，草木甚少。

整编74师师长张灵甫在向南突围未遂后，即以第58旅扼守主峰、芦山、雕窝高地；以第5l旅扼守520与两个540高地；第57旅位于两旅之间的570（史称600）高地：师指挥所位于东540高地，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陈毅，为迅速歼灭整74师，第9纵队一部在炮火支援下，于16日8时攻占雕窝。第4纵队一部于攻占330、高地后，首先楔入520高地与西540高地之间，切断守军退路，连续打退守军4次反击，与第1、第9纵队各一部于午夜占领520高地，歼守军大部，其余部撤向540高地。各部继向西540高地发起攻击。第4纵队一部攀登陡峭山坡，从侧后插上西540高峰，突然向守军发起攻击，守军急速向东540高地溃退。张灵甫被迫率指挥所转至570高地；—16日拂晓，整编第74师以1个连至1个团兵力在猛烈炮火掩护下，向西540高地进行连续反击，第4纵队坚守部队伤亡较大，在十分危急之际，第1、第4纵队各一部赶到，将敌击溃。第9纵队向东540高地攻击的部队遭守军优势兵力的反击，攻击受挫。期间第8、第6纵队于歼守军一部后，正向芦山攻击前进。

在解放军的猛烈攻击下，整74师伤亡惨重，但仍不失王牌军的风范，丝毫未见溃乱，每一阵地都经过数次乃至数十次争夺，防御相当顽强，反冲击仍是相当凌厉，战况之激烈为解放战争以来所罕见。张灵甫预感到已处绝境，于当日下午决定突围，首先在飞机掩护下兵分两路向垛庄突围，被6纵击退，再向西突围又被1纵打退，继而向东，虽然夺回雕窝高地，但突围还是被9纵所阻。国民党空军投下的大批粮弹，多为解放军所获。

得知整74师被围，蒋介石急令各部齐头并进，拼死也要解张灵甫之围，8时，蒋介石亲自向外线援军下达手令：

“山东共匪主力今向我倾巢出犯，此为我军歼灭共匪完成革命唯一之良机。凡我全体将士应竭尽全力，把握此一战机，万众一心，共同一致，密切联系，协力迈进，齐向当面共军猛攻，务期歼灭共匪，以告慰总理及阵亡将士在天之灵。如有萎靡犹豫，梭巡不前或赴援不力，中途停顿，以致友军危亡，致共匪漏网逃脱，定必以畏匪避战，纵匪害国延误战局，严究论罪不贷！希望奋勉勿误。”

陆军总司令顾祝同、第1兵团司令汤恩伯也相继电令各部加速前进,外围督援的10个整编师（军），于16日上午向孟良崮山区迅速靠拢，又为解放军的阻援部队所阻击。同时国军驻济南和徐州的第5大队27中队的P51、第1大队的B25和第3大队的P51的战机，频频出动，倾尽全力空中掩护，由于战区狭小，双方战线又是犬牙交错，空中掩护很难奏效。此时，第9纵队继续以一部兵力由正北和东北向东540高地攻击，一部向5

张灵甫将军图集70高地和孟良崮主峰攻击。13时，第4纵队主力附山炮5门，向东攻击540高地，第6纵队一部亦由南向东540高地攻击，战至14时，攻占该高地，守军第51旅大部被歼。第8纵队和第6纵队一部于13时攻占芦山，歼守军第58旅3000余人。

在解放军的猛攻下，整74师余部被迫收缩于孟良崮、570高地及其间的凹地，隐蔽进行整顿和组织顽抗。第4、第6、第8、第9纵队合力总攻，解放军一纵切断黄伯韬、张灵甫之间的联系。八纵、九纵形成包围之势。 黄伯韬见状危急，急率整25师前来支援。张灵甫向黄伯韬撤退。解放军切断（整）七十四师退路，张灵甫被优势解放军压迫，孟良崮乃光秃秃之石山，山上无水。国军水冷式马克沁机枪，无水不能发挥威力。外线阻援激战不休，孟良崮地区战斗也紧张进行，陈毅、粟裕对战况非常关心，几乎每隔5分钟就打电话向各主攻纵队询问，主攻各部也意识到情况紧急，奋力突击。解放军弹密如飞蝗，射击在石头上，跳弹横飞，一弹连伤数人。（整）七十四师损伤惨重……战至17时，将国民党军精锐“五大主力”之一的王牌军整编第74师全部歼灭，张灵甫在发完最后一份电报后与副师长蔡仁杰,旅长卢醒等集体自戕！悲壮！壮哉！

有抗日名将猛张飞之称的张灵甫受到了解放军的“厚葬”。当时担任华野6纵政治部副主任的谢胜坤主持了仪式。一棵古树下，放着一口半人高的大棺材。棺材是买来的，十分华贵。棺材旁边停放着张灵甫的尸体，已经为他穿好簇新的军装，洗过脸，伤口也整饰过了。由于当时没有找到合适的国民党军服，张灵甫是穿着解放军的军服下葬的。掩埋张灵甫前，谢胜坤向上级请示：俘虏中的一个少将旅长和8个上校要求最后看一眼他们的师长张灵甫。“大家都觉得，他们跟着张灵甫出生入死，这种感情难能可贵，就同意了。”9个国民党将校走到担架旁边，围成半月形，跪下，痛哭流涕。

于1947年5月16日，全歼该顽于孟良崮。战斗中击毙七千余名，官兵万五千人悉数被俘。”张灵甫在战死前有遗书：“十余万之匪向我猛扑，今日战况更趋恶化，弹尽援绝，水粮俱无。我与仁杰决战至最后一弹，饮诀成仁，上报国家与领袖，下答人民与部属。老父来京未见，痛极！望善待之。幼子望养育之。玉玲吾妻，今永诀矣！”

死亡之迷

长期以来，关于孟良崮战役中国民党王牌军整编第74师师长张灵甫的死因，流传甚多，那么张灵甫究竟是怎么死的？

死亡前因

较为普遍的说法是潜伏在国防部的共谍利用国防部有关人员对鲁南山区地形不熟，极力促成了置重装备的张灵甫整编74师于死地的作战计划，鲁南山区尽是崎岖的山路，整74师人马拥挤，宿营、补给均极其困难。因为到处都是岩石，很难构筑工事，大炮不能灵活运动，拉拉推推，几乎变成了累赘和废物。对这种“逢山不能开路，遇水（汶河）搭不成桥”的绝境，整74师将士都有怨言。

据随军国民政府官员毛森后来的回忆录说, 张灵甫当时牢骚满腹：“我是重装备部队，如在平原作战，炮火能发挥威力，陈毅二、三十万人都来打我，我也能应付；现迫我进入山区作战，等于牵大水牛上石头山。有人跟我过不去，一定要我死，我就死给他们看吧！”由于北进山路越来越崎岖，整74师的榴弹炮营和战车连被迫后撤到临沂未参加战斗，加上山区不利于重装备部队展开作战，大大降低了整编74师的机动作战能力，导致其在孟良崮被解放军5个纵队合围而最终全军覆没。

共产党的“当场击毙”说

1947年5月我华东野战军在孟良崮战役中当场击毙张灵甫，这是历史事实，也是我军当时和后来一直公开和明确的说法。5月18日，即战役结束后的第二天，新华社即从华东前线发布我军孟良崮大捷的消息。5月25日新华社报道：我军在孟良崮战役击毙整编七十四师中将师长张灵甫等。同日，《人民日报》在配发的记者纪实报道中写道：“蒋介石嫡系精锐主力军第一个美械师七十四师师长张灵甫，已为人民解放军手中的美国武器击毙。”“尸首查出后，经被俘之该师辎重团上校团长黄政、五十八旅一七二团上校团长雷励群及张灵甫之侍从秘书张光第等人前往辨认，确证张氏后脑被汤姆枪弹炸烂，血与脑浆均已干涸。人民解放军已备棺代为埋葬，以待张氏家属前来领柩回籍。”另从新近出版的《粟裕文选》收入的一则电文中，亦可进一步明确这一事实。5月30日，陈毅、粟裕、谭震林、陈士榘联名致电中央军委和刘伯承、邓小平说：“据最后检查证实，七十四师师长张灵甫、副师长蔡仁杰、五十八旅旅长卢醒，确于十六号下午二时解决战斗时，被我六纵特（务）团副团长何凤山当场击毙。当特团何副团长走近张灵甫等藏身之石洞，据师部副官出面介绍为张灵甫等人，现尚在俘官处可证。”

后来，共军战史和大陆相关出版物，使用的都是“击毙”或“当场击毙”的说法。

国民党的“自杀成仁”说

张灵甫在孟良崮战役中“自杀”身亡，是国民党方面的认定和一直所宣传的。整编第74师全军覆没、中将师长张灵甫之死的消息传到南京后，对国民政府以极大的震动。

5月19日，蒋介石在其举办的第二期军官训练团发表讲话，痛陈74师在孟良崮失败的教训，声称这是“最可痛心，最可惋惜的一件事。”当天他还亲自飞往徐州，与陆军总司令顾祝同研讨山东军事，决定部队全面整训。随后，国民党报刊相继报道了张灵甫等“集体成仁”的消息。

29日，蒋介石发布为追念张灵甫“成仁”通告国军官兵的训词，其中称张灵甫等“最后不屈相率自戕”，张灵甫等人“集体自戕殉国”，后即被载入国民党军战史中。

国民党为鼓舞士气，曾借此大事宣传。先是在安徽滁县为张灵甫等举行追悼大会，后又在南京玄武湖立碑纪念。为证明“自杀”的事实，他们还借逃脱出来的74师官兵之口，述说张灵甫等壮烈牺牲情形。国民党军《第一兵团蒙阴东南地区战役战斗详报》中记载，据归来官兵口述：“张师长、蔡副师长等，皆于手毙匪徒后，以其最后之一弹，慷慨成仁。

其他说法

1947年8月由人民解放军华东野战军政治部编印的《蒋军七十四师的调查研究》一书中（五．内战时期——从参加内战到孟良崮全军覆没）记载：“五月十二日自垛庄北犯我

坦埠，企图攻略沂水，甫遭接触，即南窜孟良崮山区，我野战大军加以重重包围，于五月十六日，全歼该顽于孟良崮。除张灵甫、蔡仁杰、卢醒等自杀及战斗中击毙七千余名外，其官兵万五千人悉数被俘。”

张凤雏先生在书中提到了张灵甫的随从参谋杨占春，杨占春目击山洞里所发生的事，原始出处来源于罗文浪六十年代在湖南省的文史资料上发表的回忆孟良崮战役的文章，罗文浪被俘后在华东解放军官训练团里遇见了杨占春，据他说从杨占春处得悉张灵甫与蔡仁杰、卢醒等高级军官均在解放军攻击74师指挥所时死于乱枪。因杨占春系当时在山洞里的目击者，罗文浪转述的此说曾被广为采信，包括李敖的《蒋介石评传》，可见流传甚广。

但是，杨占春的说法竟然无独有偶。

1947年秋冬，原整74师被俘的中下级军官大部被解放军释放，许多人回来后又加入到由邱维达重建的74师（1948年改回第74军番号）。杨占春回到了南京，他带回张灵甫的亲笔遗书交给王玉龄，原件后来被台湾的国民党政府史政局索去存档。[吴鸢在《我所知道的张灵甫》一文中说，王耀武在孟良崮战役后找人伪造了张灵甫的遗书送交蒋介石。笔者认为，如果确有其事，应与杨占春带回的不是同一份，因为王玉龄是在张灵甫死后将近半年才从获释的杨占春处直接收到的遗书。]

杨占春向王玉龄报告的事发经过，与罗文浪转述的情节大相径庭：

在最后的时刻，张灵甫表示自己一定要杀身成仁，他对部下说，各位求生求死悉听尊便。过后，张灵甫在洞内命令部下首先向他开枪，部下不肯（笔者注：王玉龄已不记得该人的姓名，根据74师其他军官的回忆，此人应是刘立梓）。张灵甫说：“你是否还服从长官的命令？”部下答：“服从。”张灵甫说：“那我现在就命令你，向我开枪！”部下持枪，手哆嗦着下不了手。张灵甫见状呵斥道：“你是否还要我写个条子给你？”部下被逼无奈，举枪向他射击。接下来执行的是已经重伤的卢醒，与此同时，蔡仁杰倒提长枪，将枪托抵在洞壁上，枪口朝自己，扣动了扳机。[2003年12月笔者与王玉龄女士的访谈。]

遗骨事件

据记录，华东野战军第六纵队特务团将张的遗体埋葬在山东沂南县董家庄。到了1992年，在美的王玉龄请山东人士寻找张的遗骨，2003年12月末，张夫人王玉龄在浦东玫瑰园举行灵葬安放仪式。

2012年8月，微博网友“沂河边的乌鸦”就曾发布消息说：“抗日名将张灵甫的遗骨，至今埋在山东省沂南县马牧池乡董家庄村一户村民院中，该处院落污秽嘈杂，张灵甫遗骨埋在羊圈下方，任由踩踏”。2015年1月21号，名为“74师师长张灵甫之子张道宇”的实名认证微博转发消息，并表示“多次前往沟通都是索要巨款”，“近期前往，他们说要20万才让动土，如果鉴定不是他不管，如果是想要移走灵柩在谈再给多少钱。” 

人物评价

历史评价

张灵甫将军是一个军人。在抗日战争中带领部队打过无数硬仗、恶仗和胜仗，多次负伤。作为许多中国当代新人，可能只知道张灵甫及其74师（抗日战争期间称74军）在孟良崮战役中被陈毅、粟裕将军指挥的华东野战军全歼这一国共内战历史上的经典战例，而对于张灵甫将军在此之前的其他生平事迹，尤其是张灵甫在抗战期间参与的许多和日寇军队正面进行的恶仗和硬仗却知之甚少。张灵甫所在的74军在解放战争前是一支抗日英雄部队，在军长王耀武将军的率领下几乎参加了抗战8年内所有国民革命军针对日军的重大战役，毙伤日寇无数，屡挫日军精锐，创造了全国闻名的德安大捷，被誉为“抗日铁军”。

我们有责任把这段真实的历史昭告中国的后人们，使他们对于发生在60多年前那段中华民族的苦难历程有一个比较全面的了解和认识。作为历史唯物主义者，我们不应只以意识形态和个人成败论英雄，能够从历史的高度上客观、全面地评价张灵甫将军作为一名职业军人的一生所为，方不失为偏颇。“兴起于军旅，而死于行伍，此为天经地义之事。”可谓张灵甫一生命运的概括。

两党评价

国民党

张灵甫阵亡后，蒋介石称其“杀身成仁，为党尽忠”，并亲自撰写祭文：“以我绝对优势之革命武力，竟为劣势乌合之匪所陷害。真是空前大的损失，能不令人哀痛！”蒋介石为其颁发第3号旌忠状，在南京玄武湖畔为其修建纪念碑（国民政府败退台湾后被拆毁），将山东蒙阴县改名为灵甫县（1949年后恢复原名），并将英国援助的1艘驱逐舰命名为灵甫号（该舰官兵于1949年5月起义投奔解放区，舰只被英国收回转卖给埃及）。台湾高雄县凤山市有张灵甫路，陆军军官学校内有张灵甫纪念馆。

共产党

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张灵甫阵亡之处刻字庆祝，上书“击毙张灵甫之地”（至今字迹犹存，但为了旅游开发的需要，将原有的黑色字体涂为白色）。张灵甫的尸体后来被掩埋在沂南县野竹旺村后山冈上。

2005年，抗战胜利60周年之际，张灵甫的长子张居礼终于光荣地替父亲领到了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国务院颁发的一枚抗日纪念章，张灵甫将军的抗日功绩得以正名。

人物生平

弃工从军

王耀武，1904年出生于山东省泰安县上王庄（今岱岳区夏张镇上王庄）的一个普通农民家庭。 父亲与长兄早逝，在母亲培养之下成人。9岁时，入本村私塾读书，拜张宝亭先生为师，读的是“四书”、“五经”。19岁时，家境败落，不得不辍学谋生，投亲到天津，在天津租界里一家烟草公司充当干杂活的工人。后南下上海，到马玉山糖果公司当了店员。

1924年冬，黄埔军校在广州招生，便前往广州投考。1924年11月，正式被录取为黄埔军校第三期学员。在军校学习期间，他严遵校训、勤奋学习，赢得了学生队总队长严重对他的青睐。 

展露头角

1925年9月，军阀陈炯明占领潮州、汕头，计划进犯广州。国民革命军于10月1日开始第二次东征。这次东征，以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和学生军的教导团为主力，并动用了黄埔三期的学生。王耀武还未毕业就参加了第二次东征，作战勇敢，表现突出。

1926年1月，王耀武于黄埔军校毕业，分配到国民革命军第一师三团四连任少尉排长。由于他作战勇敢、带兵得法，不久就被晋升为上尉连长。

王耀武在参加第二次东征取胜之后，部队驻在潮州、汕头一带休整，后来又进驻福州。王耀武任宪兵营第一连连长。在福州期间，得到福州地方法院郑推事的欣赏，王耀武便娶了郑宜芝（别名郑宜兰）为妻。

1928年春，王耀武奉命参加第二次北伐，作战对象是张宗昌、孙传芳的军阀部队。日本庇护张宗昌，出兵干预，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五三惨案”。蒋介石怕引发中日战争，下令绕道北进。当北伐军奉命撤离济南时，王耀武有意留在城垣配合李延年团死守济南。 

中原大战，王耀武在此战中屡建战功，于是，1930年9月升至团长 。

围剿红军

1932年，王耀武所在的32旅奉命参加第四次围剿，被红军围在宜黄。时任旅长柏天民准备撤退，王耀武力劝坚守。王耀武所部坚守宜黄，苦苦独撑24天而城池不破 。战后被任命为补充一旅旅长，少将军衔。

1934年，他率补充第一旅，打败了方志敏率领的中国工农红军 。1934年11月，王耀武率补充一旅和红十军团、红七军团在皖南谭家桥遭遇。在谭家桥战斗中，红十九师师长寻淮洲牺牲，红二十一师师长胡天陶被俘，战斗最后以红军主动撤退而结束。战后，王耀武升任五十一师师长。 

抗战时期

淞沪抗战

1937年七七事变后，王耀武率五十一师从汉中前往上海，参加淞沪抗战。战后五十一师与五十八师合编成立七十四军，以俞济时为军长。之后七十四军成为国民党抗日劲旅，王耀武成为七十四军的一员主将。 

南京保卫战

1937年12月初，王耀武率五十一师参加南京保卫战，奉南京卫戍司令长官唐生智的命令，负责淳化镇、牛首山一带的防御。此役从12月7日开始到13日结束，中国军队顽强抵抗日军6天，终因武器悬殊而撤退。 

兰封会战

1938年5月，王耀武率五十一师参加兰封会战，与日军土肥原之第二师团激战于河南三义寨附近，重创日军。

万家岭战役

1938年7月，王耀武率部参加万家岭战役。五十一师协同国军其它部队与日军激战数周，伤毙日军4000余人，取得万家岭战役的胜利。战后王耀武升任七十四军副军长仍兼五十一师师长。 

第一次长沙会战

1939年6月，王耀武升任七十四军军长。9月，王耀武率七十四军参加第一次长沙会战，奉命拦截向长沙进犯的两个师团的日军，激战于赣北重镇高安。王耀武运用反包围的战术，经过3天激战，收复高安城。

上高会战

1941年春，王耀武率部参加了江西上高会战。3月15日，日军合击上高县城，王耀武令五十七、五十八两师进入第一线。在争夺鸡公岭战斗中，击毙日军1000余人。24日，在白茅山战斗中，王耀武指挥预备队先后发起7次冲锋，毙敌2000余人。25日，七十四军全线出击，锦河南岸日军被肃清。26日，中国军队形成包围圈，将日军包围在直径不满5公里的包围圈内。27日，日军在飞机的掩护下突围，七十四军猛追不放。日军投掷毒气弹，使七十四军第一线官兵中毒很多，但七十四军官兵仍然猛追不放。28日，五十八师进至长岭一线，与日军展开激战。至中午，五十一师赶到，袭击日军右侧。五十七师形成对官桥镇的包围，日军被迫退守官桥镇内，五十八师乘胜冲锋，与日军展开巷战，激战至下午，官桥镇收复，歼敌600余人，日军第三十四师团少将指挥官岩永被打死。31日，中国军队克复陷入日军半月之久的高安镇。 

浙赣会战

1942年4月，王耀武率部参加浙赣会战，在衢州、江山一带与日军展开激战，延缓了日军西犯的企图。

鄂西战役

1943年4月，王耀武率部参加鄂西战役，七十四军经石门对湘北松滋县日军侧背攻击，并截断日军交通线。此次战役结束后，王耀武升任第二十九集团军副总司令，仍兼七十四军军长。 

常德会战

1943年11月，日军纠集7个师团约10万人进攻常德，王耀武率七十四军参加常德会战。王耀武率主力在常德东北地区与日军激战，让五十七师师长余程万率部坚守常德城。余程万师弹尽粮绝时，退出县城。后王耀武率五十一师反击，在其它部队的配合下，经过6天激战，收复常德城。1944年2月，王耀武升任二十四集团军总司令，下辖第七十三、七十四、七十九、一OO军。 

雪峰山战役

1945年4月，国民党陆军第四方面军司令官王耀武亲自指挥湘西雪峰山战役。日军以坂西一良中将为指挥，纠集6个师团的兵力，约10余万人，沿湘黔公路向芷江进犯。王耀武率十八军、七十三军、七十四军、一OO军及湖南省吴奇伟所率保安部队共约30万兵力迎击日军。战役历时近两个月，日军多次进攻均被击退，后来中国军队从防御转入进攻，日军溃不成军。战役结束后，计伤毙敌28174人，俘敌军官17人，士兵230人，战马347匹，火炮24门，机枪100挺，步枪1300余支，其他战利品20余吨。正是这一战役的成功，不久他被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当时他年仅40岁。 

参加内战

入主山东

抗战胜利后，王耀武主鲁，着手制定并实施了《山东省政府施政纲领》。1946年初冬，王耀武携全副美式装备，打通了胶济、津浦两线。国民党在山东省的军事力量一时大增。

莱芜战役

1947年2月，解放军华东野战军在山东省临沂以南至莱芜地区对国民党军发动了莱芜战役。粟裕放弃临沂，诱使李仙洲冒进。王耀武发觉李仙洲军团有危险，马上下令军队开始撤退。但陈诚直接命令李仙洲堵住胶济路一线，致使李仙洲军团全军覆没。

孟良崮战役

1947年5月，解放军华东野战军在陈毅、粟裕的指挥下，在沂蒙山区发动了孟良崮战役。在决战阶段，王耀武泣不成声，眼看着张灵甫身死孟良崮。张灵甫是黄埔军校四期毕业生，是蒋介石的得意门生，也是王耀武的爱将。王耀武亲自主持召开了“山东省戡乱殉国党政军民追悼大会”，并亲自主持编制了《追悼大会纪念册》，而且亲为纪念册撰写了题为“纪念戡敌殉国的革命先烈”的“代序”，还写了“祭文”。战役后，王耀武飞到南京，请求蒋介石放弃济南，退守二线防御，但是这一建议未被采纳。

济南战役

1948年9月，华东野战军在粟裕的统一指挥下，发动了济南战役，以14万人组成攻城集团，以18万人组成打援集团，经过8昼夜的激烈攻坚作战，攻占下济南。在济南坚守的关键时刻，吴化文临阵起义，断送了王耀武最后的一点希望。王耀武化妆后突围出城，行至寿光境内被俘，自此开始了战俘生涯。 

晚年生活

王耀武在北京功德林监狱改造时，开始思想有顾虑。毛泽东让罗瑞卿转告王耀武说：“你功是功，过是过。你的抗日功劳我们共产党人是会永远记住的，只要你安心改造，你很快就会回到人民中间的。”1959年2月，王耀武成为第一批被特赦的战犯之一。

特赦后，王耀武被安排为全国政协文史专员。1964年冬，被特邀为全国政协委员。

1966年冬，王耀武在周恩来关心示意下，经人介绍与北京82中教师吴伯伦结婚。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王耀武因“反动”经历被时常批斗。1968年，王耀武因病逝世于北京人民医院，享年64岁。1980年7月29日，中共中央统战部、全国政协为他与溥仪、廖耀湘3人补开了追悼会，置骨灰于北京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 

家庭情况

父亲：王进增 母亲：姓名不可考

兄弟：王哲坚（兄）、王哲恩（字哲民，弟）、王淑珍（妹）

第一任妻子：郑宜兰，育有7个子女（一说是5个子女）

子女：王鲁云（女儿，移居香港），其他子女姓名不可考，多移居国外

第二任妻子：吴伯伦

（以上内容，根据济南日报“为国家尽绵薄之力或可了却父亲所愿
　　-香港专访王耀武女儿及外孙女们”一文整理）

人物成就

王耀武善于带兵，有指挥才能，阵地战、夜战、反包围、歼灭战都很擅长。王耀武作战时雷厉风行，杀伐决断；也敢打硬仗，敢接困难的任务，是国民党军在8年抗战中最能打的虎将之一。 

在淞沪抗战期间，王耀武所率领的五十一师作战任务是，坚守在吴淞口附近以罗店为中心的阵地战，阻止日军从海上登陆，打破日军从川沙登陆经罗店直趋嘉定，并切断京沪线的企图。日军发挥海陆空协同作战的优势，向罗店发动多次猛攻，均被五十一师官兵击退。王耀武还巧妙地运用夜战，派出部队强袭，先后击毙日军联队队长竹田和炮兵联队队长莫森，受到总部通报表扬。 

在第一次长沙会战中，王耀武运用反包围的战术，首先切断敌之退路，以五十一师为主攻部队，经过3天激战，于1939年9月22日收复高安城。 

在上高会战中，日军企图发动所谓鄱阳扫荡战，攻克上高、高安等镇，摧毁赣江、抚河两条流域间的中国军队。驻在赣北的十九集团军总司令罗卓英，命令以王耀武的七十四军为正面决战部队。当日军合击上高县城时，王耀武令五十七、五十八两师进入第一线，开始利用夜间主动出击日军，连战三日，双方伤亡惨重。同时，命令五十一师利用鸡公岭有利地形与日军战斗，迫使日军败退。当日军出动百余架飞机，反复轰炸七十四军主要阵地白茅山，导致人员伤亡惨重时，王耀武指挥预备队先后发起7次冲锋，与日军进行七次肉搏，为实施友军对日军的包围争取了时间。在中国军队对日军形成了包围圈，日军投掷毒气弹，使国军第一线官兵中毒很多，但王耀武率领的七十四军全体官兵仍然前仆后继，奋勇猛追。直至五十七师在官桥镇对日军形成了包围，五十八师乘胜冲锋，与日军展开巷战。上高会战是一次颇为成功的歼灭战，七十四军被授军中最高奖品-飞虎旗，王耀武本人亦受军队最高勋章。 

外界评价

从抗战之初到抗战结束，王耀武年年对日作战，几乎是无役不予，而且战绩颇佳。 （搜狐网）

王耀武治军，赏罚分明，恩威并用，平时以负责任守纪律勉励下属，以身作则，对犯纪律的部下不予姑息。 （凤凰网财经）

在国民党高级将领中，王耀武以勤勉好学而著称 。（人民网）

王耀武很会做人，对上司、同僚乃至下级都能做得面面俱到，令人皆大欢喜。他时常找下属军官个别谈话，因而对手下的个人情况十分清楚，部下有请求的时候，他都会尽力帮忙写介绍信、送津贴。在国民党官场上，王耀武的公关手段更是出类拔萃，对上打点周到自不待言，连对一些高官身边的亲信甚至门房喽啰都不怠慢，这些人不但会为他适时美言，一个更为实际的好处是保证了他有直达上听的顺畅渠道。 （凤凰网历史）

在国民党军界，王耀武会做生意是出了名的，他早年的店员经历，培养了他敏锐的商人意识 。

王耀武平时为人谦逊随和，在生活作风上也很有军人本色，与发妻相敬如宾，忠贞不渝。 （青岛新闻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