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时期，为了挽救中华民族危机，一批有识之士开始实施变法，妄图通过改革来延缓清王朝的衰落。然而，由于当时各种条件的限制和当局的阻碍，这些变法最终还是失败了。最后，慈禧发动政变，将支持变法的光绪帝囚禁，并将戊戌变法的主要参与者全都逮捕，最后杀害在北京菜市口，史称“戊戌六君子”。
戊戌六君子分别是：谭嗣同、林旭、杨锐、杨深秀、刘光第、康广仁。
1865年（清朝同治四年），谭嗣同出生于北京宣武城南孏眠胡同邸第，其父谭继洵时任湖北巡抚。
1870年（同治九年），谭嗣同五岁，时得重病，昏死三日，竟又奇迹般复活，故名“复生”。
1875年（光绪元年），谭嗣同10岁时，拜浏阳著名学者欧阳中鹄为师。在欧阳中鹄的影响下，他对王夫之的思想发生了兴趣，受到了爱国主义的启蒙。他读书务求广博，好讲经世济民的学问，文章写得很有才华。他对传统的时文八股非常反感，在课本上写下“岂有此理”几个字。他仰慕那些锄强济弱的草莽英雄，曾和当时北京的一个“义侠”大刀王五结交，二人成为生死不渝的挚友。
1877年（光绪三年），谭嗣同在浏阳与唐才常订交，他又师从涂启先，系统学习中国的典籍，开始接触算学、格致等自然科学。此后又到兰州，在他父亲的道署中读书。
1884年（光绪十年），谭嗣同离家出走，游历直隶（今河北）、甘肃、新疆、陕西、河南、湖北、江西、江苏、安徽、浙江、山东、山西等省，观察风土，结交名士。
1888年（光绪十四年），他在著名学者刘人熙的指导下开始认真研究王夫之等人的著作，汲取其中的民主性精华和唯物色彩的思想，同时又广为搜罗和阅读当时介绍西方科学、史地、政治的书籍，丰富自己。
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4月17日，中日签订《马关条约》，时年30岁的谭嗣同在家乡满怀忧愤，即努力提倡新学，呼号变法，并在家乡组织算学社，集同志讲求钻研，同时在南台书院设立史学、掌故、舆地等新式课程。
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5月2日，康有为联合在京参加会试的1000多名举人上书清政府，要求拒和、迁都、变法。深重的民族灾难，焦灼着谭嗣同的心，他对帝国主义的侵略义愤填膺，坚决反对签订和约，对清政府“竟忍以四万万七千万人民之身家性命一举而弃之”的妥协行径极为愤慨。在变法思潮的影响下，开始“详考数十年之世变，而切究其事理”，苦思精研挽救民族危亡的根本大计。他感到“大化之所趋，风气之所溺，非守文因旧所能挽回者”，必须对腐朽的封建专制制度实行改革，才能救亡图存。
1896年（光绪二十二年）2月，谭嗣同入京，结交梁启超、翁同和等人。
1896年（光绪二十二年），谭嗣同旋奉父命，入赀为江苏候补知府，在从北京去江苏任职的途中游历了天津、湖南、湖北等地，后在南京候缺期间，开始创作著《仁学》。
1897年（光绪二十三年）1月17日，谭嗣同写成其重要著作《仁学》，它是维新派的第一部哲学著作。
1897年（光绪二十三年）2月，谭嗣同回到湖南，在巡抚陈宝箴、按察使黄遵宪、学政江标的支持下，与唐才常等倡办时务学堂，他首先加强了时务学堂中维新派力量。自己担任了分教习，又安排唐才常任中文教习，协助任总教习的梁启超，在教学中大力宣传变法革新理论，“所言皆当时一派之民权论，又多言清代故实，胪举失败”。孔子改制、平等、民权等学说由此而乘风扬波，日益恢张。他还把《明夷待访录》、《扬州十日记》等含有民族主义意识的书籍发给学生，向他们灌输革命意识，使时务学堂真正成了培养维新志士的机构。又倡导开矿山、修铁路，宣传变法维新，推行新政，使湖南成为全国最富朝气的一省。
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初，谭嗣同创建南学会，办《湘报》，宣传变法，抨击旧政，成为维新运动的激进派。
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6月11日，光绪颁布《定国是诏》，决定变法。同年8月，因为翰林院侍读学士徐致靖的推荐，谭嗣同被光绪帝征召入京。
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9月5日，光绪下诏授给谭嗣同和林旭、刘光弟、杨锐四品卿衔军机章京，参与变法。 次日，光绪又召见他并说：“汝等所欲变者，俱可随意奏来，我必依从。即我有过失，汝等当面责我，我必速改。”光绪帝变法的决心和对维新派的信赖使谭嗣同非常感动，觉得实现自己抱负的机会已经在握。
光绪皇帝和谭嗣同合影中立者光绪皇帝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9月底光绪帝去天津阅兵时，慈禧太后等人早有密谋，发动兵变，废黜光绪帝，一举扑灭新政。谭嗣同密会袁世凯，要袁带兵入京，除掉顽固派。袁世凯假惺惺地表示先回天津除掉荣禄，然后率兵入京。袁世凯于二十日晚赶回天津，向荣禄告密，荣禄密报西太后。
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9月21日，西太后发动政变。慈禧连发谕旨，捉拿维新派。谭嗣同听到政变消息后并不惊慌，置自己的安危于不顾，多方活动，筹谋营救光绪帝。但措手不及，计划均告落空。在这种情况下，他决心以死来殉变法事业，用自己的牺牲去向封建顽固势力作最后一次反抗。他对劝他离开的人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
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9月24日，谭嗣同在浏阳会馆被捕。
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谭嗣同参加戊戌变法。变法失败后，
梁启超谭嗣同于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9月28日在北京宣武门外的菜市口刑场英勇就义，年仅33岁。同时被害的维新人士还有林旭、杨深秀、刘光第、杨锐、康广仁，六人并称“戊戌六君子”。
1899年（光绪二十五年），他的遗骸运回原籍，葬在湖南浏阳城外石山下。
谭嗣同一生致力于维新变法，主张中国要强盛，只有发展民族工商业，学习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制度。公开提出废科举、兴学校、开矿藏、修铁路、办工厂、改官制等变法维新的主张，是维新派中的最激进者。早年在湖南举办新政，利用时务学堂培养了大量的维新志士；后来参与领导了发生在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的戊戌变法，期间他力辅光绪皇帝推行变法，整顿官制，革除弊政，最后怀着“愿以颈血刷污政”的决心为变法而牺牲，传播了资产阶级新文化、新思想，批判封建主义旧文化、旧思想。虽然资产阶级的博爱、平等、自由是虚假的，但是他用博爱、平等、自由来冲决封建专制主义和封建伦常，在旧中国那个史况下，在激烈的反封建专制主义这点上，有它突出的进步性。
谭嗣同身处晚清新旧中西混杂的思想格局中，交往师友众多，强调兼收并蓄。 谭嗣同在《仁学》序言仁学界说二十七界说第二十五条中说：“凡为仁学者，于佛书当通《华严》及心宗、相宗之书，于西书当通《新约》及算学、格致、社会学之书，于中国书当通《易》、《春秋公羊传》、《论语》、《礼记》、《孟子》、《庄子》、《墨子》、《史记》及陶渊明、周茂叔、张横渠、陆子静、王阳明、王船山、黄梨洲之书。”从中可以看出，他的思想来源中包括了经学、理学、佛学、诸子学和西学。经学提倡今文经学，理学提倡王阳明、陆九渊的心学；佛学提倡禅宗、华严宗、唯识宗；诸子学提倡庄子、墨子以及明末遗民王船山、黄宗羲等的思想；西学攻格致、算学、社会学。既有唯物主义也有唯心主义，既有自然科学又有社会科学，既有宗教、哲学又有政治思想，这样就形成了一个融中西古今之学于一体的庞杂体系。
谭嗣同在1897年（光绪二十三年）于南京“闲户养心读书，冥探孔、佛之精奥，会通群哲之心法，衍绎南海之宗旨，成《仁学》一书”，《仁学》是一部将哲学、宗教、科学冶为一炉，自成一体的学术著作，汇聚了谭嗣同短暂一生的学术研究成果。成书五十篇，分为二卷，五万余字。谭嗣同在而立之年就因参加社会革命而慷慨就义，也使得《仁学》成为他的学术绝唱。
哲学
《仁学》作为维新派的第一部哲学著作，在书中谭嗣同杂糅儒、释、道、墨各家和西方资产阶级自然科学、社会政治经济学说，形成了独特的哲学体系。 在《仁学》中，谭嗣同指出世界是物质的原质所构成，其本体是“仁”，世界的存在和发展都是由于“仁”的作用，故称他的哲学为“仁学”。“仁”是万物之源；“以太”构成万物的本质，是“不生不灭”的；宇宙间各种事物只有“变易”，没有“存亡”，只有“聚散”，没有“生灭”。
佛学
谭嗣同对佛教思想进行过系统的研究，并且还进行学佛的实践，谭嗣同将他的研究、实践成果纳入《仁学》之中。谭嗣同接受佛学，是因为佛学博大精深，并且有着“自贵其心”、积极进取的救世精神。在学术上，谭嗣同认为佛学广大，“六经未有不与佛经合”，“故言佛教，则地球三教，可合而一。”在谭嗣同看来，佛教积极入世、普渡众生的精神与“孔孟救世之深心”是一致的。“度众生外无佛法”。《仁学》一书，正体现出以佛法求世法、经世致用，积极入世的经世佛学思想。
谭嗣同代表著有：《仁学》、《寥天一阁文》、《莽苍苍斋诗》、《远遗堂集外文》等，后人将其著作编为《谭嗣同全集》。
新华网：戊戌变法虽然失败,，谭嗣同也被杀，他的那种愿以颈血刷污政，视死如归的精神不仅直指清朝政府的腐败和黑暗，同时也为人民树立了一座不朽的丰碑，让后人永远去敬仰。
光明日报：（唐才常、谭嗣同）两人生前“生同志，死同烈”的誓言，激励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
新浪新闻：同样是湖南人，同样是书生救国，稍早的曾国藩走到了传统“人臣”道路上的最高阶段，而菜市口引颈待戮的谭嗣同，则有一种以身殉道的悲壮。这种悲壮，终结了湘学“经世致用”精神在传统道路上的努力，开创了湖湘志士新的救国之路。
梁启超称谭嗣同为：中国为国流血第一士。
康有为曾经这样赞扬谭嗣同：挟高士之才，负万夫之勇，学奥博而文雄奇，思深远而仁质厚，以天下为己任，以救中国为事，气猛志锐。
北京西城区政协主席杜灵欣：作为近代中国为改革变法而流血牺牲的第一人，谭嗣同的思想学说得到后人重视，他敢于担当、勇于奉献的爱国精神更是时下锐意创新、不断深化改革需要的一种精神传承。
湘潭大学副校长、湖南湘学研究院副院长王继平教授：谭嗣同是湖湘文化、湘学的产物，是湘学的杰出代表，同时他又弘扬了湘学，促进了湘学的近代转型。
在浏阳乃至中国的历史上，维新志士谭嗣同都是一个顶天立地的伟丈夫，他为戊戌变法慷慨赴义的壮举感召日月。但很多人都不知道，谭嗣同从少年时代起，就有“剑胆琴心”的雅号。 在才常路的“谭烈士专祠”里，曾经有一幅谭嗣同摄于南京的照片，那年他32岁，外穿月白色长衫，内着玄色武士装，左手叉腰，右手持剑，浓眉俊目，闪闪似电，有一种立如山岳、傲视死神的凛然正气。谭嗣同短暂的一生中，两剑三琴陪伴他度过了不少苍茫岁月。
在365直播上，有两个人被誉为“佛学彗星”，一个是东晋时期鸠摩罗什的弟子僧肇，他只活了三十岁，但却留下一部佛学经典之作《肇论》，奠定其在佛教史上不可撼动的地位；另一位是晚清的谭嗣同，他活了三十三岁，但却赋佛学予现代的精神，如果说僧肇是“理论佛学”，那么谭嗣同却为现代人开拓了“应用佛学”的领域，将佛法精神贯注于现实社会，使大乘佛教走出深深锁居的围墙，重现其刚健雄猛的精神。谭嗣同即生于中华大地千百年来未尝经历之严峻时刻，外辱内乱，蹂躏着流离失所的黎民苍生，而此间此刻，佛法的悲悯的关怀，体现在哪些佛教徒身上呢？举目所望，诚令人大失所望，若佛法只是一种心性上的象牙塔，而非体用于社会之改善，那么其鼓吹的平等无差别，势必成为苍白的字眼。谭嗣同正是于此种现状下，挥舞佛学之剑，劈荆斩棘、勇往无前地开拓出一条指向社会人生的佛法之路。
有湘人余德泉撰写对联：“壮矣，维新欲杀贼而未回天，终成国恨；快哉！喋血屹昆仑以昭肝胆，长醒吾民。”正是化用了那首《狱中题壁》的诗意。
“去留肝胆两昆仑“中的“去留”可以作死生讲，嵇康的《琴赋》有“委天命兮任去留”，陶渊明的《归去来兮辞》有“曷不委心任去留”，无论生还是死自己都是堂堂正正的中国人；也有人认为“去留”不是“去”和“留”两个对比的意思，而是要留下什么。
“去留肝胆两昆仑”是谭嗣同谭公临刑之前抒发的绝唱。意谓是我生为变法而生，死为变法而死，一生一死是一副忠肝义胆，像昆仑那样高耸，谭公生如昆仑，死如昆仑。“谭在狱中，意气自若，终日绕行室中，拾地上煤屑，就粉墙作书，问何为，笑曰：作诗耳。”
父亲：谭继洵（1823—1901），谭继洵曾任清政府户部郎中、甘肃道台、湖北巡抚等职。
生母：徐五缘（？—1876），为其父正室，徐氏出身贫寒，作风勤朴，督促幼年谭嗣同刻苦学习。
夫人：李闰（1865 — 1925），清朝户部主事李篁仙之女，李闰在谭嗣同就义后取“忍死须臾待杜根”之意自号“臾生”。
谭嗣同的浏阳故居，位于湖南省浏阳市区北正南路98号，始建于明末清初，主体原占地210
谭嗣同故居0平方米，现存建筑面积762平方米，通高8米，大小房舍24间，南北朝向，全木结构，工艺精美，古朴庄重，系典型江南庭院式民宅建筑风格。故居原为周姓房产，后由谭嗣同的祖父谭学琴买下。1859年（咸丰九年），谭嗣同的父亲谭继洵中进士，官至湖北巡抚兼署湖广总督，因其官阶显赫，奉旨命名其宅为“大夫第官邸”，因此谭嗣同故居又简称“大夫第”。1996年11月，国务院公布谭嗣同故居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2年4月，故居被定为湖南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谭嗣同的北京故居即浏阳会馆，又叫“莽苍苍斋”，位于北京半截胡同41号，是谭嗣同在朝为官时的故居，他也是在这里被清政府逮捕。浏阳会馆正房五间现仍存，北面两间为谭嗣同当年所居。
谭嗣同祠，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是湖南省第一批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位于浏阳市才常路89号，始建于1913年（民国二年），座北朝南，二栋一亭，砖木结构，现设有“谭嗣同生平事迹陈列展”和”戊戌变法纪念展“，并有康有为挽谭嗣同的对联（复制件）和梁启超书赠的横匾：民国先觉（原件）。
自幼入私塾学律赋，博学强记，聪慧好学。年长曾随岳父沈瑜庆游武昌，结识赞同维新变法
人士陈宝箴、陈三立父子。1893年回乡参加福建恩科乡试，中第一名举人。1894年到北京参加恩科会试，不中。次年再次赴京参加乙未科会试，又不中，乃入贽于内阁中书。时值中日甲午战争，清朝战败，清廷签订《马关条约》，基于国家与民族的严重危机，开始投身救亡图存、振兴中华的维新变法运动。5月2日，与同试举人“发愤上书，请拒和议”，反对割让辽东和台湾。1897年入张元济等在北京创办的“通艺学堂”学习，增长了西学才干。1898年1月31日，发起并动员寓京的福建籍维新人士，成立闽学会，与粤、蜀、浙、陕等学会互通声息，传播西学。不久，康有为在京组织保国会，他为该会“始倡董事，提倡最力”。6月11日，光绪帝下“明定国是”诏书，宣布变法，朝廷命四品以上各官荐举人才。翰林学士王锡藩以“才识明敏，能详究古今，以求致用，于西国政治之学，讨论最精，尤熟于交涉、商务，英年卓荦，其才具实属超群”，将他推荐给光绪帝。9月5日，与谭嗣同、杨锐、刘光第四人被授予四品卿衔，在军机章京上行走，参预新政事宜。在9月5日到14日10天里，上书言事最多，不少变法上谕出自他的手笔。9月21日，慈禧发动政变，再次“训政”，他与谭嗣同等皆被捕入狱。9月28日，被杀害于宣武门外菜市口。时年23岁。
林旭夫人沈鹊应(1877-1900)，字孟雅，福建侯官（今福州）人。清代重臣沈葆桢之孙女，沈瑜庆之长女。自幼师从著名诗人陈衍，天资聪颖，现存《崦楼遗稿》（附《晚翠轩诗集》后），存诗29首，词35首。
从1894年至1898年间，林旭、沈鹊应夫妇师从陈书，言诗论词，从事诗词创作。据林纾《剑腥录》记载，林旭并不担心自己的生死，只是挂念“娇妻尚在江表，莫得一面，英烈之性，必从吾死，不期酸泪如绠”。林旭死后，沈鹊应曾写过一副挽联，表达心志：“伊何人？我何人？全凭六礼结成，惹得今朝烦恼；生不见，死不见，但愿三生有幸，再结来世姻缘。”据说，她曾经以仰药、绝粒等方式殉夫，最后还是因哀毁过度，于1900年4月香消玉殒，年仅24岁，无子女。
夫妻二人安葬一处，墓联云：“千秋晚翠孤忠草，一卷崦楼绝命词。”
沈鹊应诗选：
《浪淘沙》
报国志难酬，碧血谁收，箧中遗稿自千秋。肠断招魂魂不返，云暗江头。
锈佛旧妆楼，我已君休，万千悔恨更何尤？拼得眼中无尽泪，共水长流。
钱仲联编选《清词三百首》时，收入沈鹊应词两首。他评论说：“悼夫之词，不施一些粉饰，全是朴素之词，为血泪所凝成。”
《狱中示复生》
青蒲饮泣知何补，
慷慨难酬国士思。
欲为君歌千里草，
本初健者莫轻言。
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初九日(1898年9月24日)，林旭被捕入狱。这首诗是林旭在狱中写给谭嗣同的。
近代诗评《今传是楼诗话》中，载有对林旭诗词的评论，原文如下：
（四八）林旭取径涩僻
有史以来，年少能诗、卓然可传者，唐惟李贺，宋惟王逢原。逢原十馀岁，王介甫见其所赋《南山之田》诗，大喜，期许甚至，以其夫人之女弟妻之，年甫二十有八卒，向使克跻中寿，其所诣宁可量耶？近贤如侯官林暾谷旭，卒年仅二十四岁，以诗格论，亦庶几卓然成家者，而得年反不及两君，且东市沉冤，遭逢更酷，亦可哀矣。暾谷魁乡荐第一，年才十九，入都后，才名藉甚，三上公车不售，发愤为歌诗，取径苦涩幽僻，石遗（诗人陈衍）谓“为春夏行冬令，决非所宜，言为心声，固有不可掩在耶”。所著《晚翠轩遗诗》二卷，李拔可宣龚辑行，石遗为之序，集中《沪寓即事》云：“独谣负手谁能喻，百计安心或未贤。”《戊戌寄内》云：“六月长安无一事，借人亭馆看西山。”皆极有神理，海藏（郑孝胥）谓为如啖橄榄，可谓确评。君致命后，海藏挽诗云：“谈笑临刑亦大难，道旁万众总执澜。书生自说君恩重，廿载头颅十日官。”“楼东诗老暗回肠，客慧空花亦太狂。晚翠轩中人尽去，嘉名端合与孤孀。”两诗皆海藏未刊稿。君配沈鹊应字孟雅，为涛园中丞（沈瑜庆）之女，亦以能诗名，著《崦楼诗词集》一卷，君殁后，哀毁逾岁卒。海藏诗所谓“嘉名端合与孤孀”者，盖不胜惋惜之意矣。
文中括号内为编者注。
深秀，山西闻喜县仪张村人。生于1849年4月24日(清道光二十九年四月初二日)。12岁成秀才，21岁中举，榜列第三名经魁。1871年22岁，入京参加辛未（同治十年)科会试，未中。在京拜师求教，钻研汉学，力主今文经，尤喜《公羊传》。
1877——1878年(光绪三至四年)，北方冀、豫、秦、晋数省，出现了亢旱，尤以山西为最。山西巡抚曾国荃在奏文中云：“赤地千有余里，饥民至五、六百万之众，大侵奇灾，古所未见。”
山西发生如此严重的灾荒，居于京城的山西京官和士予，纷纷捐献银两，赈济家乡父老乡亲。也有许多人请假返回晋省，或探视家人，或加入赈灾的行列，以尽自已的一份责任。1878年春，杨深秀毅然抛弃科举考试，请假回乡，团结官绅，兴利除弊，组织赈灾，此外还续修了《闻喜县志》。
当时闻喜县令是陕西凤翔的陈作哲。他热烈欢迎杨深秀返乡。杨深秀以举人的身份，满腹的学问，高尚的人品和刑部员外郎的官职，受到官绅和乡民的特别尊重，成为在他们之中具有影响和号召力的领袖人物。
闻喜县此次大棱中之赈灾，历时两年，据光绪版的《闻喜县志》载：灾民达至41500余人。官绅前后捐银，共21900两。散放银米23次。在官绅两方的努力下，赈灾工作进行得比较顺利，共救存15810户，138730人。
灾后，杨深秀、潘梦凤、李润之等在籍绅士，又共议减少乡民的驿费负担。
县令陈作哲全力支持他们的这一建议。根据全省善后总局刊发的宫保曾公均减差徭章程，裁去一切浮差，计每粮银一两，只出钱200文即可。又议新规30余条。蒙省府州各宪批准，1880年8月6日(光绪六年七月初一)起，由公举正直明事绅耆照新章办理。是年夏收，“麦大熟，亩率一石。秋苗亦芄芄可爱。民间所生小儿，较往岁且多数倍。至是荒政而蒇事矣”。 1879年(光绪五年)晋抚曾国荃饬令重修《山西通志》，责令各县先修县志。县令陈作哲委托杨深秀主笔。半年之后，新县志终于修成。杨深秀此次续修《闻喜县志》，新创了《志斟》、《志补》、《志续》三种体例，共12卷。又于地形图作一大改革，“废黜八景，分列四图，限以棋局文，参以罗经向”，每格纵横为10里，较为准确。
《志斟》是一种新体例，以旧志“沿革”为例，于原文加以按语，注入新文，增添了新内容。以戴震《汾州志》作参考。又列表，以朝代封国、建置割并，隶属山水杂地名，各栏简言填之，“纲目发之，纵横表之”，十分醒目。
《志补》，为旧志所无，纯为新增。如《金石考》，在本县范围，分设朝代时期，胪列文物，言明出处，证之以史，考之以文，亦前代所无，也是一种新创体例。此乃以河南武授堂氏《偃师》、《安阳》二志作参考。又如《星度考》亦旧志所无，以科学算法及实测代星野，又表列节气时刻，皆十分新颖、准确。
《志续》则补充遗漏或续写前志所无之人物传记等。新增人物之传记，亦简而明。
“作志有三难：一日体例欲精则难；二日考据欲核则难，三日文章欲洁则难。”杨深秀于半年中克服了此三难，续成县志，“其考据精确，文章雅练不具论，至其体例皆取诸前辈大师”。书成，呈于省宪，获得好评，是诸县志中之佼佼者。
1882年(光绪八年)张之洞来山西主政。下车伊始，即大刀阔斧地革弊兴利。杨深秀借此契机，联合地方绅士，向县令朱光绶建议，为振兴大侵之后闻喜县孱弱的文风，应永远免除一项许多年来压在新进生员身上的“公堂礼”摊派。所谓“公堂礼”，就是新进生员每逢岁、科两试的考棚费和送礼费。这确属一项弊政。这一建议，得到县令朱光绶的全力支持。经上司及钦宪批准，同意免去“公堂礼”弊政。河东道台江人镜指示将杨深秀等人的呈禀及各宪之面谕，誊写碑阴、勒之于石。身上的公堂礼重负得以永远免除，士子们无不拍手称快。大侵之后，孱弱的文风得以迅速恢复、振兴。勒石立碑之时，杨深秀应官绅所请，又专写了一篇《以里书银抵新进生公堂礼记》的短文，刻于正面。该文开始，先用一句话点出主旨：“古之为政者，为民兴利而已。”一语道出古今人民的心声，做官为政的标准。该碑立于文庙牌楼前右侧。是现存仅有的一件与杨深秀生前有关的石制文物。
曾国荃倡议重修《山西通志》，得到钦差阎敬铭的支持，特聘王轩主持山西通志局，后又加聘杨笃、杨深秀、张铁生等。
杨深秀于1880年应聘赴省城。当时，福建闽县人王仁堪任山西学政。王仁堪特聘杨深秀为太原府崇修书院山长。崇修书院原址即今省第一博物馆西小院，筹建于1865年（同治四年)，1867年正式开学。生童来自晋中各县县学优等生。
此外，杨深秀还担任过省城令德堂书院的协讲。
令德堂书院创建于1883年(光绪九年)。于通省择诸生之高才者人内深造。令德堂与晋阳书院同为全省士子之最高学府，其原址为太原府署后之宝贤堂(今山西省实验中学)，经张之洞奏准筹建，正式开办于1884年5月(光绪十年四月)。晋阳书院山长王轩，被特聘为令德堂书院之总校主讲(山长)，杨深秀、杨笃、张铁生等均被聘为分校兼协讲。杨深秀于两书院中“讲《尚书》，主今文家言，极高谈雄辩之概，诸生课余请业，竟委穷源循循无倦”。
19世纪80年代的山西已开始改变闭塞的风气。张之洞于创立令德堂书院的同时，还下令购入南省出版的各种书籍。英人李提摩太以传教、赈灾为名，进入山西，张之洞聘他为顾问，设洋务局，展开建设。虽由于各种原因收效甚微，但总算开了风气，所有这些都为书院教学联系实际创造了一定条件。杨深秀于讲经中，以春秋公羊学启迪学生，“勿迷溺于时文”。时文即八股文。勿迷溺于此者，即要从八股文中走出来，学习改制立法。有这些都使学生受到一定影响。太原之刘友风，榆次之刘奋熙皆其高材生。刘奋熙以进士人仕后，两袖清风，常以圣贤自学自励，且引天下事为己任。刘友风“虽习举子业，而究非专以举子业为心”，后编纂成《晋祠志》。二人皆有其师之遗风。
在光绪《山西通志》的修纂中，杨深秀也付出了辛劳，有重大贡献。
修志的整个工作是在山西通志局的具体领导下进行的。总纂为王轩，分纂为杨笃、杨深秀、张铁生等。王轩日与杨笃、杨深秀诸人讨论通志之体例，定为六门。即：图、谱、考略、记、录等。6门又各详分为36类。此次修志在山西历史上是空前的。杨深秀担任《星度谱》2卷与《古迹考》8卷之分纂任务。
杨深秀所分纂的《星度谱》利用了当时天文、历法和地理方面的最新科学成就，他本人也有一定的创见。这既反映了他具有的较高科学水平，也体现了他的求实精神。
《古迹考》载于《通志》卷之五十。其主要内容是从上古之唐虞夏商周秦，以迄两汉魏晋宋元明清，在山西所建国都及城邑之考证。旁及宫室、祠字，陵墓及寺观等。《古迹考》又为《沿革谱》之姊妹篇。读过王轩所纂之《沿革谱》，山西之古今沿革，了然成竹在胸，深服其简明扼要。再读过杨深秀《古迹考》，山西各处古迹名区，更加粲然入目，有如更上一层楼而览无数之胜景。
1886年(光绪十二年)冬，杨深秀离并返京，到刑部销假。1889年春，参加了会试，被取中贡士。接着参加殿试，被置于三甲。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中国战败，杨深秀深为“甲午之耻”而愤恨而深思，“无由申”之。
1897年山东发生了德国强占胶东半岛的严重事件，杨深秀被实授为山西道监察御史。他第一疏就极言改革。疏云：
时势危迫不革旧无以图新，不变法无以图强。
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春，他和康有为加强了联系，参加领导了保国会和戊戌维新变法运动。变法前夕，他首先上折，请定国是，明赏罚，指出：夫古今为政，未有东西未定，游移两可者。臣愚谓皇上，仍主守旧则已。若审观时变，必当变法。非明降谕旨，著定国是，宣布维新之意，痛斥守旧之弊，无以定趋向，而革旧俗也。光绪帝根据此折，终于定下决心，向全国臣民下诏宣布变法。此后，杨深秀每在变法的关键时刻，或单独上折，或联合他人上折，提出指导性的政策建议、方法或步骤等。这些建议多为皇帝采纳，转成上谕颁行。在百余天中，杨深秀共上奏折计有17件之多。 1898年9月21日(八月初六日)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光绪帝被囚禁，康梁逃亡，变法遭到失败。杨深秀不顾个人安危，打算前往南苑，说服董福祥军反正，“动以忠义，俾救主上，反正，则新政大行”。可惜抓捕他的人已到，他从容就捕。在狱中，他高风亮节，激昂慷慨，于壁上留诗三首，以大义激励来者。其一云：
久拼生死一毛轻，臣罪偏由积毁成。
自晓龙逢非俊物，何尝虎会敢徒行。
圣人岂有胸中气，下士空思身后名。
缧绁到头真不怨，未知谁复请长缨。杨深秀9月24日(六月初九日)被捕，三天以后，即被押到宣武门外菜市口(西鹤年堂药店附近)杀害，时年49岁。他与一同被杀的另外五人被合称为“戊戌六君子”。杨深秀自担任御史以来，始终以“澄清天下为己任”。在历史关头，为民族大义而献身。他深信：历史的前进步伐决不会为清廷反动势力所阻挡。他坚信：后继者一定会接踵而来。中华民族崇高的爱国主义牺牲精神，又一次在他身上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杨深秀（1849—1898）字漪邨，本名毓秀，号孴孴子。山西闻喜人。1889年（光绪十五年）中进士，授刑部主事，累迁郎中。1897年底授山东道监察御史，立志“以澄清天下为己任”。次年3月和御史宋伯鲁发起关学会，讲求变法。4月列名康有为组织的保国会。与康有为过从甚密，不少奏疏是和康有为商量后写成，或为康有为代拟。6月1日上新政条陈5篇，请明定国是，宣布变法；请厘正科举文体，废弃八股，改试策论；请议游学日本章程，派遣近支王公游历；请筹款译书。又多次奏劾阻挠变法的守旧大臣。曾对文悌说：“八旗宗室中，如有徐敬业其人，我则为骆丞矣！”（胡思敬：《戊戌履霜录》卷四）被文悌告发。戊戌政变时被捕，遇害。遗著有《雪虚声堂诗钞》、《杨漪邨侍御奏稿》、《闻喜县新志》。
杨深秀（1849年–1898年9月28日），号孴孴子，字漪村或仪村，山西闻喜人。清末维新变法人士。光绪进士。精通中西数学。授刑部主事，累迁郎中，后授山东道监察御史。1898年3月，与宋伯鲁等在北京成立关学会，又列名保国会。6月上疏请定国是，弹劾礼部尚书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许应骙阻挠新政事。维新派湖南巡抚陈宝箴被人胁制时，他上疏辩护。戊戌政变中，不避艰危，援引古义，请慈禧撤帘归政，遂遇害，为“戊戌六君子”之一。
12岁：录为县学附生
光绪八年：张之洞聘为令德堂（用以教全省士以经史考据词章义理之学）院长
光绪十五年：进士，当上刑部主事，累迁郎中
光绪二十三年十二月：山东道监察御史
光绪二十四年正月：因为俄罗斯要求中国割让旅顺及大连湾，上疏请联合英国、日本拒俄，那时的人都知杨深秀国学根底深，却不知他也明了世界局势，均感惊服
光绪二十四年：戊戌变法：
和徐致靖先后上疏请更改文体，不采用八股文。被盈廷、礼部尚书许应骙多番阻挠上书请设译书局、派皇室游历各国、派遣留学生等建议，均采纳面试京朝官，每日见20人，试用当中人才，罢免老庸愚不通时务的人，引起不满帮助、赞扬实行新政者，为他们上书或辩白，如湖南巡抚陈宝箴被守旧党弹劾，为他剖辨
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初六：慈禧太后夺回政权。其后杨深秀诘问皇上被废的原因，要慈禧撤帘，当然是螳臂当车，下狱。
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十三：和谭嗣同、杨锐、林旭、刘光第、康广仁问斩，合称戊戌六君子贡献
1877—1878年（光绪三至四年），北方冀、豫、秦、晋数省，出现了亢旱，尤以山西为最。山西巡抚曾国荃在奏文中云：“赤地千有余里，饥民至五、六百万之众，大侵奇灾，古所未见。”山西发生如此严重的灾荒，居于京城的山西京官和士予，纷纷捐献银两，赈济家乡父老乡亲。也有许多人请假返回晋省，或探视家人，或加入赈灾的行列，以尽自己的一份责任。1878年春，杨深秀毅然抛弃科举考试，请假回乡，团结官绅，兴利除弊，组织赈灾，此外还续修了《闻喜县志》。
当时闻喜县令是陕西凤翔的陈作哲。他热烈欢迎杨深秀返乡。杨深秀以举人的身份，满腹的学问，高尚的人品和刑部员外郎的官职，受到官绅和乡民的特别尊重，成为在他们之中具有影响和号召力的领袖人物。
闻喜县此次大棱中之赈灾，历时两年，据光绪版的《闻喜县志》载：灾民达至41500余人。官绅前后捐银，共21900两。散放银米23次。在官绅两方的努力下，赈灾工作进行得比较顺利，共救存15810户，138730人。
灾后，杨深秀、潘梦凤、李润之等在籍绅士，又共议减少乡民的驿费负担。
县令陈作哲全力支持他们的这一建议。根据全省善后总局刊发的宫保曾公均减差徭章程，裁去一切浮差，计每粮银一两，只出钱200文即可。又议新规30余条。蒙省府州各宪批准，1880年8月6日(光绪六年七月初一)起，由公举正直明事绅耆照新章办理。是年夏收，“麦大熟，亩率一石。秋苗亦芄芄可爱。民间所生小儿，较往岁且多数倍。至是荒政而蒇事矣”。
1879年（光绪五年）晋抚曾国荃饬令重修《山西通志》，责令各县先修县志。县令陈作哲委托杨深秀主笔。半年之后，新县志终于修成。杨深秀此次续修《闻喜县志》，新创了《志》、《志补》、《志续》三种体例，共12卷。又于地形图作一大改革，“废黜八景，分列四图，限以棋局文，参以罗经向”，每格纵横为10里，较为准确。
《志斟》是一种新体例，以旧志“沿革”为例，于原文加以按语，注入新文，增添了新内容。以戴震《汾州志》作参考。又列表，以朝代封国、建置割并，隶属山水杂地名，各栏简言填之，“纲目发之，纵横表之”，十分醒目。
《志补》，为旧志所无，纯为新增。如《金石考》，在本县范围，分设朝代时期，胪列文物，言明出处，证之以史，考之以文，亦前代所无，也是一种新创体例。此乃以河南武授堂氏《偃师》、《安阳》二志作参考。又如《星度考》亦旧志所无，以科学算法及实测代星野，又表列节气时刻，皆十分新颖、准确。
《志续》则补充遗漏或续写前志所无之人物传记等。新增人物之传记，亦简而明。
“作志有三难：一日体例欲精则难；二日考据欲核则难，三日文章欲洁则难。”杨深秀于半年中克服了此三难，续成县志，“其考据精确，文章雅练不具论，至其体例皆取诸前辈大师”。书成，呈于省宪，获得好评，是诸县志中之佼佼者。
1882年（光绪八年）张之洞来山西主政。下车伊始，即大刀阔斧地革弊兴利。杨深秀借此契机，联合地方绅士，向县令朱光绶建议，为振兴大侵之后闻喜县孱弱的文风，应永远免除一项许多年来压在新进生员身上的“公堂礼”摊派。所谓“公堂礼”，就是新进生员每逢岁、科两试的考棚费和送礼费。这确属一项弊政。这一建议，得到县令朱光绶的全力支持。经上司及钦宪批准，同意免去“公堂礼”弊政。河东道台江人镜指示将杨深秀等人的呈禀及各宪之面谕，誊写碑阴、勒之于石。身上的公堂礼重负得以永远免除，士子们无不拍手称快。大侵之后，孱弱的文风得以迅速恢复、振兴。勒石立碑之时，杨深秀应官绅所请，又专写了一篇《以里书银抵新进生公堂礼记》的短文，刻于正面。该文开始，先用一句话点出主旨：“古之为政者，为民兴利而已。”一语道出古今人民的心声，做官为政的标准。该碑立于文庙牌楼前右侧。是现存仅有的一件与杨深秀生前有关的石制文物。
曾国荃倡议重修《山西通志》，得到钦差阎敬铭的支持，特聘王轩主持山西通志局，后又加聘杨笃、杨深秀、张铁生等。
杨深秀于1880年应聘赴省城。当时，福建闽县人王仁堪任山西学政。王仁堪特聘杨深秀为太原府崇修书院山长。崇修书院原址即今省第一博物馆西小院，筹建于1865年（同治四年），1867年正式开学。生童来自晋中各县县学优等生。
此外，杨深秀还担任过省城令德堂书院的协讲。
令德堂书院创建于1883年（光绪九年）。于通省择诸生之高才者人内深造。令德堂与晋阳书院同为全省士子之最高学府，其原址为太原府署后之宝贤堂（今山西省实验中学），经张之洞奏准筹建，正式开办于1884年5月（光绪十年四月）。晋阳书院山长王轩，被特聘为令德堂书院之总校主讲（山长），杨深秀、杨笃、张铁生等均被聘为分校兼协讲。杨深秀于两书院中“讲《尚书》，主今文家言，极高谈雄辩之概，诸生课余请业，竟委穷源循循无倦”。
19世纪80年代的山西已开始改变闭塞的风气。张之洞于创立令德堂书院的同时，还下令购入南省出版的各种书籍。英人李提摩太以传教、赈灾为名，进入山西，张之洞聘他为顾问，设洋务局，展开建设。虽由于各种原因收效甚微，但总算开了风气，所有这些都为书院教学联系实际创造了一定条件。杨深秀于讲经中，以春秋公羊学启迪学生，“勿迷溺于时文”。时文即八股文。勿迷溺于此者，即要从八股文中走出来，学习改制立法。有这些都使学生受到一定影响。太原之刘友风，榆次之刘奋熙皆其高材生。刘奋熙以进士人仕后，两袖清风，常以圣贤自学自励，且引天下事为己任。刘友风“虽习举子业，而究非专以举子业为心”，后编纂成《晋祠志》。二人皆有其师之遗风。
在光绪《山西通志》的修纂中，杨深秀也付出了辛劳，有重大贡献。
修志的整个工作是在山西通志局的具体领导下进行的。总纂为王轩，分纂为杨笃、杨深秀、张铁生等。王轩日与杨笃、杨深秀诸人讨论通志之体例，定为六门。即：图、谱、考略、记、录等。6门又各详分为36类。此次修志在山西历史上是空前的。杨深秀担任《星度谱》2卷与《古迹考》8卷之分纂任务。
杨深秀所分纂的《星度谱》利用了当时天文、历法和地理方面的最新科学成就，他本人也有一定的创见。这既反映了他具有的较高科学水平，也体现了他的求实精神。
《古迹考》载于《通志》卷之五十。其主要内容是从上古之唐虞夏商周秦，以迄两汉魏晋宋元明清，在山西所建国都及城邑之考证。旁及宫室、祠字，陵墓及寺观等。《古迹考》又为《沿革谱》之姊妹篇。读过王轩所纂之《沿革谱》，山西之古今沿革，了然成竹在胸，深服其简明扼要。再读过杨深秀《古迹考》，山西各处古迹名区，更加粲然入目，有如更上一层楼而览无数之胜景。
1886年（光绪十二年）冬，杨深秀离并返京，到刑部销假。1889年春，参加了会试，被取中贡士。接着参加殿试，被置于三甲。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中国战败，杨深秀深为“甲午之耻”而愤恨而深思，“无由申”之。
1897年山东发生了德国强占胶东半岛的严重事件，杨深秀被实授为山东道监察御史。他第一疏就极言改革。疏云：
时势危迫不革旧无以图新，不变法无以图强。
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春，他和康有为加强了联系，参加领导了保国会和戊戌维新变法运动。变法前夕，他首先上折，请定国是，明赏罚，指出：夫古今为政，未有东西未定，游移两可者。臣愚谓皇上，仍主守旧则已。若审观时变，必当变法。非明降谕旨，著定国是，宣布维新之意，痛斥守旧之弊，无以定趋向，而革旧俗也。光绪帝根据此折，终于定下决心，向全国臣民下诏宣布变法。此后，杨深秀每在变法的关键时刻，或单独上折，或联合他人上折，提出指导性的政策建议、方法或步骤等。这些建议多为皇帝采纳，转成上谕颁行。在百余天中，杨深秀共上奏折计有17件之多。1898年9月21日（八月初六日）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光绪帝被囚禁，康梁逃亡，变法遭到失败。杨深秀不顾个人安危，打算前往南苑，说服董福祥军反正，“动以忠义，俾救主上，反正，则新政大行”。可惜抓捕他的人已到，他从容就捕。在狱中，他高风亮节，激昂慷慨，于壁上留诗三首，以大义激励来者。其一云：
久拼生死一毛轻，臣罪偏由积毁成。
自晓龙逢非俊物，何尝虎会敢徒行。
圣人岂有胸中气，下士空思身后名。
缧绁到头真不怨，未知谁复请长缨。
杨深秀9月24日（六月初九日）被捕，三天以后，即被押到宣武门外菜市口（西鹤年堂药店附近）杀害，时年49岁。
他与一同被杀的另外五人被合称为“戊戌六君子”。杨深秀自担任御史以来，始终以“澄清天下为己任”。在历史关头，为民族大义而献身。他深信：历史的前进步伐决不会为清廷反动势力所阻挡。他坚信：后继者一定会接踵而来。中华民族崇高的爱国主义牺牲精神，又一次在他身上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杨深秀，字满材，号孴孴子，山西闻喜人。“少颖敏，十二岁录为县学附生，博学强记。”同治初，以举人入赀为刑部员外郎。光绪十五年考中进士，旋授刑部主事，累迁郎中。光绪二十三年十二月初七日（1897年12月30日）授山东道监察御史。杨深秀居官清廉，刚正不阿，对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十分关心。在他当京官的时候，民族危机空前严重。尤其是德国武装侵占胶州湾事件，对杨决秀刺激至深，使他在思想上受到很大震动，行动上积极向当时代表时代前进潮流的维新派靠拢。杨深秀在被授于山东道监察御史的第二天，即向光绪皇帝上了《时事艰危，谨贡刍议折》，阐明了“时势危迫，不革旧无以图新，不变法无以图存”5的道理。这封奏折在朝廷的官吏中间，引起了不小的轰动。这是在胶州湾事件之后，光绪从维新派方面直接听到的最早的变法呼声，比康有为《请大誓臣工开制度新局折》要早看到两个多月。原先，人们只知道他精通“旧学，”号称“山西通儒，”可是从这封奏章中，人们却看到杨深秀不仅通达“中学”，而且对世界形势、五洲大事均有深刻而独到的见解。正因为此折提出的变革祖宗成法的问题至关重要，因此，它很快被军机大臣们依照惯例，送交慈禧过目。据清官军机处档案记载：“本日御史杨深秀奏，时势艰危，谨贡刍议折，奏旨存。谨将杨深秀折恭呈慈览；”
杨深秀提出的变法维新主张，在浑浑噩噩、日以奔兢利禄为事的官吏中间是非常罕见的；挽救世变，开通风气，摆脱瓜分厄运等共同的奋斗目标，使他与维新派走到一起。在百日维新前夕，杨深秀即与康有为等人频相往来，过从甚密。由于他们的政治主张相同，因此，杨深秀便利用身居台谏之便，多次代递康有为的上书。但是，关于杨深秀最早在什么时间以御史名义代递康有为的条陈，晚近学者的许多说法都不确切。最早在梁启超编写的《杨深秀传》中，是这样叙述的：
“二十四年正月，俄人胁割旅顺大连湾，君始入台，第一疏即极言地球大势，请联英日以拒俄，词甚切直。”8之后，《清史稿》中的《杨深秀传》沿袭梁说，亦认为光绪二十四年“帝俄胁割旅大事起，杨即上疏力请拒之。”这种说法一直流传至今。
其实，梁启超所记，无论是此折所上时间，还是上书的原因都是错误的。前人记戊戌变政事，多据耳闻目睹追忆书之，往往似是而非，诸多讹误。据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宫中档记载，杨深秀以御史身分代康有为上的第一个奏折是《请联英国，立制德氛，益坚俄助折》，该折于光绪二十三年十二月初九日（1898年1月1日）递上。这是杨深秀担任山东道监察御史之后所上的第二个奏折。
杨深秀之所以要递上这奏折、是因为德国在出兵强占胶州湾之后，又通过外交途径，向清政府提出六条无理要求，其中包括所谓惩凶、赔款以至于罢斥已调任四川总督的李秉衡等等。以光绪为首的帝党，对德国的苛刻要求感到束手无策，十分为难：倘若不允德使之求，深恐由此激成事端；如允诺德使请求，又怕各列强援引最惠国条例，“一国发其端，各国继其后，”纷起效尤。因此，光绪派翁同和等总署大臣与德国驻华大使海靖反复商榷，讨价还价，“驳结舌敝唇焦”，9仍是“计无所出”。10与此同时，以慈禧、李鸿章为首的亲俄势力，自“三国干涉还辽”之后，与沙俄签订了出卖民族权益的“中俄密约，”“输以铁路大利，”一心倚俄，他们幻想依赖俄国势力，平息这场危机。
这封奏折暴露了维新派的许多糊涂认识和错误观点。他们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本质认识不清，还不懂得“东山老虎吃入，西山老虎也吃人”的道理，甚至把摆脱民族灾难的希望，寄托于一些帝国主义列强。当然，这并非杨深秀一个人的缺陷，它几乎是所有维新派的通病，谭嗣同和康有为甚至主张以新疆、西藏等“边远之地”的主权，换取某些列强的援助。这些都和维新派的阶级与时代的局限性紧密相关，也和民族资产阶级上层知识分子的软弱性直接联系。
但是，应该看到，杨深秀的这种建议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也还有着不容忽视的积极意义。首先，杨的主张带有明显的反帝性质。面对帝国主义列强掀起的瓜分中国的狂涛恶浪，他挺身而出，力主坚拒德请，反对将胶澳租让德国，以杜绝各国“踵其后而瓜分”之弊端，这是杨深秀的出发点。其次，杨揭露了沙俄的侵略本性，反对慈禧一伙一味依赖俄国的做法。尽管他在此折中提出的联合英日的主张是非常幼稚的，实际上也根本行不通，然而，这种主张却是针对“西后及恭邸（即恭亲王奕䜣）畏俄甚”19这种特殊的政治局势而提出的。面对如此严重的危迫局面，慈禧和奕䜣等清政府的当权派非但不能锐志更张，奋起保卫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反而奉行“更主倚俄”20的政策，大量出卖中国主权，使中华民族的权益遭到严重损害。因此，遭到杨深秀等人的非议。但是，由于沙俄侵吞旅大等阴谋，尚未完全暴露，维新派对沙俄的抨击并非十分严厉，杨折一面揭露它与德国“深谋坚约，”一面还主张“益坚俄助。”后来，随着沙俄的侵略嘴脸暴露得愈来愈充分，维新派对它的揭露亦愈来愈彻底，指责“俄为虎狼之国，日以吞并为事”，“稍倚其力，必干预其政”，强调“欲变法自立者，宜早为计，欲保国自立者，宜勿依人”。
总之，杨深秀在百日维新前夕的活动，反映了当时先进的中国人，为了摸索救国救民的道路，经历了艰难而又曲折的历程。他们对帝国主义列强的认识，还停留在低级的感性认识的阶段。
杨深秀的主张体现了其深谋远虑：八股文的弊端在中国已经积累了几千年，想一朝扫除，决不是件容易的事，因此只能循序渐进，才有可能彻底根除八股制度。由于杨深秀提出了这些改革的措施，因而遭到了朝中大臣的嫉恨和排挤。杨深秀在此后又上书朝廷，请求选择通才召见试用，把那些老弱庸愚之人全部罢免掉。此书一上，朝中的守旧大臣更对他恨之入骨。湖南巡抚陈宝箴力行新政，成效显著，但湖南守旧党却与之为难，纷纷上书弹劾陈宝箴。朝中大臣唯有杨深秀一人为陈宝箴剖辩，陈宝箴因此才能得以重新施行新政。戊戌政变后，维新派被朝廷缉捕，京中人人恐慌，没有人敢与清廷守旧党相对抗。杨深秀却不畏清廷之残暴，毅然上书质问光绪皇帝被废的原因，援引大义，切陈国难，要求慈禧太后撤帘归政，因此而被捕入狱。在狱中写成诗作十几章，怆怀皇帝，忧念外患，那种忠诚的气节，溢于言表。杨深秀为官清正廉洁，取与之间，一丝不苟。做御史时家里仍然很穷，衣食有时都供应不上，只有靠诗文自给，虽然如此，却不曾稍改其志。在京城住了二十年，恶衣恶食破车老马，生活艰苦，对自己要求很严，高尚的气节无与伦比，有古君子的风范。
有《杨漪村侍御奏稿》、《虚声堂诗抄》、《闻喜县新志》。
“戊戌六君子”就义时，杨深秀49岁，杨锐41岁，刘光第39岁，谭嗣同33岁，康广仁31岁，来自福建侯官的“才子”林旭，年仅24岁。
一代风流倜傥的志士仁人，以天下为己任，舍生取义，临大节而不辱。
他们手无寸铁，甚至可说是手无缚鸡之力，但他们有的是满腔热血，一片丹心，甘愿为国家民族捐躯洒血，冒死不辞。他们真是将自己的人生的极致，义无反顾地涌入了历史的大波。至今思之，令人无限感慨，唏嘘不已。
仪张村就在新开的二级路旁侧，仪张村到了。
杨深秀墓在村边不远的地方，热心的县文博馆馆长张英隽先生，很快领到了那里。墓丘完全可以用“荒凉”两个字来概括。一座并不高大的圆土堆，用石块围砌着，寂寞地立在一片果园中。果园里间作着小麦，成熟的麦子正待收获，金黄耀眼。若不是墓丘前面有一块上书“戊戌志士杨深秀之墓”的碑石，谁会相信这土堆会属于名震中外的一代英杰。
“六君子”血溅菜市口时，何等的阴森恐怖。杨深秀的尸体，是他的大儿子黻田在山西同乡的帮助下收殓回来的。缝了八大针才将头颅与身体连缀。也是在山西同乡的帮助下，黻田将父亲的灵柩运回了闻喜老家。深秀在京还有一小妾，当时京城里盛传是自缢了的，其实是在混乱中逃离了京城，以后又辗转回到闻喜，与黻田的妻儿生活在一起。为官清廉的杨深秀，家无余财，生前没有积蓄，又遭抄斩的灭顶之灾，是回乡后草草安葬了的，岂敢铺排，也铺排不起。当时只怕是连一块碑石也未曾竖立。杨深秀虽身为御史，生前两袖清风，死后一不黄土，盗墓贼当然是无须光顾的了。
杨深秀有三个儿子：黻田、墨田、孤田。大儿子黻田，戊戌变法时是随父亲留居京城的。据《清史稿》记述：杨深秀写成了“抗疏”，要让慈禧归政光绪，“方疏未上时，其子黻田苦口谏之，深秀厉声喝之退”。生性懦弱、谨慎的黻田，是被父亲淋漓的鲜血唤醒了的，此后思想激进，拥护辛亥革命，曾出任民国后的闻喜县长，后终老故乡。
在仪张村，问起杨深秀的后人，陪同的张英隽先生说，黻田先生的老伴还在呢，于是相随前去探望。
仪张是个大村，新房与旧宅参差，砖墙和土围毗连。七拐八绕，八卦阵似的，终于找到了一处院落，黻田先生遗孀林风雪老人的住地。
这是一座极其破旧的农家小院，你很难想象，这座锈砖土墙比一般农家还要寒酸的小院，竟会是杨深秀后人的居所。林风雪老人，河北束鹿人，嫁与黻田在这里已生活六、七十年。
老人94岁的高龄，历尽风雨雪霜，如今病骨支离，生活不能自理，但记忆清晰。现由她的大女儿去域在家侍奉。去域也已76岁，退休前为运城高专教师。
在仪张故里，还有杨深秀的三儿子孤田的后人。依照杨深秀给他的孙辈名字的取字，他的孙子、孙女的名字分别为：去域、去尘、去壅、去坷、去垢……史书上说杨深秀以“澄清天下为己任”，他孤傲高洁，独立不迁，从给子孙的取名上，也可以看出他寄望后辈力除社会污垢坎坷，为国成才，泽及苍生的拳拳之情。
杨深秀生前还曾留有《杨漪村侍御奏稿》、《雪虚声堂诗钞》等著述，可惜至今未能整理出版，深为憾事。
当今，在这个经济汹涌，快餐文化盛行的年月，若要进入一个追求学术、追求真理的境界，远比进入“戏说”什么历史故事和人物之中，要困难得多，也枯燥得多，更不要去奢谈什么忧国忧民了。
历史上的那些曾留下热血和生命，那些曾令人肃然景仰、涤荡着灵魂的身影和足迹，有多少已被记忆的尘土所覆盖，被时光的风雨冲刷得踪迹依稀而少有人问津了。物质的诱惑，像一条恣肆汪洋的河流，卷载着人们漂流而去。
但对闻喜并不悲观。所谓“花落春犹在”，这块古河东大地上的丰厚的人文积淀，仍在向世人展示着它昔日的辉煌。这块曾经产生过裴氏家族、杨门义杰的土地，仍然是人们解读何以在历史上崛起一个名门望族和俊杰义士的最翔实、最原始的“文本”。幸存在这里的地上和地下的文物古迹，也正在吸引着愈来愈多的学者和游人。裴家的德业文章，杨公的惊世壮举，不仅是闻喜奉献给中国的一笔财富，同时也是闻喜现代化经济文化建设的人文源头和根基。
闻喜毕竟是值得欣喜的。闻喜正闻鸡起舞。
杨锐出身于四川绵竹书香门第，幼承父兄教养，少年时代即开始显露头角。参加院试时，张之洞将杨锐与其兄杨聪二人比为蜀中当代的苏轼和苏辙。毕业于尊经书院，年最少，尝冠其曹。优贡朝考考取知县。及长，入已升任两广总督的张之洞幕府，任职期间以其卓越的才华与高尚的品格深得张之洞的敬重，成为其重要幕僚。 15年中，凡送呈朝廷的奏疏与重要文献，大多出自杨锐之手。
光绪十年（1884年），法军侵犯越南谅山和中国滇桂边境，杨锐力主援越抗法，并促成张之洞起用退职爱国老将冯子材为广西军关外军务帮办，率军出关，奋起反击，打败法军三路进攻，重伤法军司令尼格里，并攻占凉山。捷报传来，杨锐满怀激情，代张之洞草拟了《广军援桂奏稿》，此稿成为近代史上一篇重要文献。
光绪十一年（1885年），杨锐在顺天乡试中，考取内阁中书，获章京记名，协编《大清会典》，书成后晋升内阁侍读。杨锐身入政坛以后，即义无反顾地投入救国活动。
光绪二十年（1894年），甲午战争中，和议传出，杨锐深切愤慨，而慈禧却在此时要办六十大寿，挪用海军军费修建颐和园。太监寇连才阻谏被杀，无人再敢直言劝阻。独有杨锐激励御史王鹏运进谏并代王作疏上奏，奏疏中有“齐顷公败于鞍，七年不饮酒食肉，越勾践败于会稽，二十年卧薪尝胆”之句。慈禧看后甚为恼怒，要恭亲王奕訢将其充军，奕訢回答：“言官无邪。”方得免。
甲午战败以后，1895年4月17日，中国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对此全国人民非常愤慨。在京1300多名应试举人发动“公车上书”。杨锐作为年辈较早的京中名士带头参加。“公车上书”揭开了维新变法的序幕。这年8月底，杨锐同文廷式、康有为等18人在京发起组织以振兴中华、开通民智为主要上的的“强学会”。
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德国强占胶州湾，康有为多次向光绪帝上书都被守旧派作梗阻挠，光绪都未看到。康有为又来北京准备再向光绪陈述救亡自强之策，杨锐日夕与康筹划，为之宣扬，并在都察院一位官员高燮曾面前极力称赞康有为的变法主张，将主要内容予以条陈，高燮曾上疏向光绪推荐。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张之洞推荐杨锐应征经济特科。6月11日，光绪帝发布“明定国是”诏，决心变法自强。继“明定国是”诏以后，光绪帝不断发出“行新政”的诏书，甚至一日数令，倾泻而下，决心变法维新。由于当年是戊戌年，史称戊戌变法。
9月1日，杨锐在积极推行变法的湖南巡抚陈宝箴（戊戌变法失败后被革职）的推荐下，受到光绪帝的召见，向光绪极言兴学、练兵、用人等救亡之策，光绪以其所言切实中肯，甚为满意。接着又召见了刘光第、谭嗣同、林旭三人。9月5日加四人四品卿衔，参预新政，当时有关新政的诏书全由四章京代皇上草拟。加上一些守旧衰谬大臣已失去光绪帝的信任，因此，当时的四大章京颇有实权，按梁启超的说法是“名为章京，实为宰相”。“明定国是”诏发出以后，在清廷内部以光绪帝为首的维新派与以慈禧为首的守旧派展开了激烈斗争，北京城内政治形势十分紧张。
变法维新的口号喊了
两月多，但各地巡抚总督见清廷实权仍在慈禧之手，大多数都持观望态度。为了打破困境，8月30日光绪帝裁撤了詹事府、通政司、光禄寺、鸿胪寺、太常寺、太仆寺、大理寺这些无所事事的衙门和充满着尸位素餐的官员，裁撤了湖北、广东、云南三省的巡抚（因这三省既有总督，又有巡抚）。
礼部主事、维新派人士王照上疏建议光绪帝和慈禧太后游历日本诸国，以考察各国情况，从而开拓眼界。这一建议，礼部尚书怀塔布、许应骙并不赞同，因此不肯向上传达这个建议，阻挠王照上疏。光绪得知后勃然大怒，因为按照新政的改革措施，部院大臣是不能阻挠各级官吏上书的，他认为这是守旧大臣公开挑战新政。为了立威，光绪帝在9月4日下令将怀塔布、许应骙、堃岫、徐会沣、溥颋、曾广汉等阻挠变法的六堂官全部罢免。史称“礼部六堂官事件”。这是清代有史以来从未有过的。怀塔布立马通过自己的妻子将此事告诉了西太后慈禧，慈禧认为光绪处罚过重，立即表示反对。慈禧还没来得及有所行动，光绪便在第二天擢升杨锐、刘光第、林旭、谭嗣同四人为四品卿衔，在军机章京行走。
9月13日，光绪帝根据康有为的建议，准备开懋勤殿以代替军机处，并召李端棻、徐致靖、宋伯鲁、梁启超等8人共议新政，同时，康有为还在光绪皇帝面前保荐梁启超为懋勤殿顾问。这一举措无异于宣告维新派开始正式与守旧派夺权，这是慈禧决不允许的。9月14日，当光绪帝赴颐和园请求慈禧批准成立懋勤殿时，慈禧明确表示了她的态度，对光绪帝施加了压力。
光绪帝回宫以后，次日召见杨锐时发了一道密诏，其内容是：“近来仰窥皇太后圣意，不愿将法尽变，并不欲将此辈荒谬昏庸之大臣罢黜，而用通达英勇之人令其议政，以为恐失人心。虽经朕屡次降旨整饬，而并且随时有几谏之事，但圣意坚定，终恐无济于事。即如十九日之朱谕，皇太后已以为过重，故不得不徐图之，此近来之实在为难之情形也。朕岂不知中国积弱不振，至于阽危，皆由此辈所误；但必欲朕一旦痛切降旨，将旧法尽变，而尽黜此辈昏庸之人，则朕之权力实有未足。果使如此，则朕位不保，何况其他？今朕问汝：可有何良策，俾旧法可以全变，将老谬昏庸之大臣尽行罢黜，而登进通达英勇之人，令其议政，使中国转危为安，化弱为强，而又不致有拂圣意？尔其与林旭、刘光第、谭嗣同及诸同志妥速筹商，密缮封奏，由军机大臣代递，侯朕熟思，再行办理。朕实不胜十分焦急翘盼之至，特谕。”
这份密诏虽然表现出皇帝的焦急不安，但在指名“妥速筹商”的，是四位军机章京。并未包括康有为，康有为充其量也只能列入“诸同志”之中，证明在此时皇帝心中，他决非不可或缺的股肱。而且光绪帝此时只想找到一个能够避免政变、同时又能够让改革继续下去的方案，并不想得罪慈禧。很明显这不是一封告急文书，“朕位不保”的前提是“将旧法尽变，尽黜昏庸之人”这一假设，皇帝只是在咨询 “良策”，并未要求展开救援行动之类。况且他还要“熟思”，方案要“不致有拂圣意”。
9月17日，光绪帝预感大祸临头，再次发出密诏，这一次的密诏是发给康有为的。尽管实际权力都掌握在以慈禧为首的守旧大臣手中，但康有为还有最后一根救命稻草——袁世凯。就在这一天，当杨锐秘密地将光绪帝写给他的第一份密诏的抄写本交给康有为，并让他想出妥善的方法时，康有为将密诏改成了如下内容：“朕唯时局艰难，非变法不足以救中国，非去守旧衰谬之大臣而用通达英勇之士，不能变法。而皇太后不以为然，朕屡次几谏，太后更怒，今朕位且不保，汝康有为、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第等可妥速密筹，设法相救。朕十分焦虑，不胜企盼之至。特谕。”康有为将两份密诏（包括被篡改的那份）交给梁启超、谭嗣同等人看后，众人相对痛哭了一场。康有为决定让谭嗣同连夜劝说袁世凯，让他起兵勤王，并前往颐和园逼迫慈禧彻底交权。并说事成以后立即升任袁世凯为直隶总督。狡猾多诈的袁世凯，当面并不拒绝，两天以后立即向荣禄全盘交待了谭嗣同夜访的情况。荣禄急乘专车赶到北京，同怀塔布等人面见慈禧，密谋至半夜方散。慈禧传旨说皇帝生病不能办事，由她“临朝训政”。
24日凌晨，杨锐在绳匠胡同寓所被捕，与谭嗣同、刘光第、林旭、杨深秀、康广仁同时关押刑部监狱。28日，杨锐与以上五人同时遇害于北京菜市口，年仅41岁。 现有“杨锐广场”位于四川省绵竹市人民公园内。
变法失败后，康有为从日本流亡到美国、欧洲，联想
到杨锐已经被杀，死无对证，他便将自己篡改的假密诏公之于天下，欺骗外国人和华侨，处处打着保皇的旗号骗取集资大肆挥霍。当慈禧得知这份假诏后，误以为光绪对自己有谋害之心，立刻勃然大怒，将光绪终生囚禁在瀛台，直到死也没有原谅他。
康有为自认为死无对证，没想到有一个人却对此事洞若观火。戊戌变法后，与康有为同样逃亡日本的维新人士王照曾经在一则笔谈中揭露康有为篡改密诏的真相：“今康刊刻露布之密诏，非皇上之真密诏，乃康所伪作者也。皇上密谕章京谭嗣同等四人谓‘朕位今将不保，尔等速为计划，保全朕躬，勿违太后之意’云云。此皇上不欲抗太后以取祸之实在情形也。另谕康有为祗令其速往上海，以待他日再用，无令其举动之文也。”
王照虽知道真相，苦于没有直接证据，直到1909年宣统改元后，杨锐的儿子杨庆昶将密诏原件上交都察院，当时章炳麟执掌京畿，他将密诏原件转呈光绪帝的弟弟摄政王载沣，康有为篡改密诏的真相从此大白于天下。
《清史稿》：百日维新，中外震仰，党争遽起，激成政变。（杨）锐、光第、嗣同、旭及深秀、广仁同日被祸，世称“六君子”，皆悲其志。
【腊月十五夜月】
锦官城里暂停鞍，红粉楼头独倚阑。
一十二回明月夜，可怜都向客中看。
1898年9月24日，杨锐被捕，关在了刑部
杨锐书法大牢。张之洞知道后，急电盛宣怀，请顺天府尹夔及户部尚书、协力大学士王之韶营救杨锐。同时他致电在北京的湖北按察使，提出杨锐是有湖北巡抚陈宝箴保荐，与康没有关系;在给翟鸿的电文中，请他找王文韶、刚毅帮忙。在9月27日晚，他还致电在天津的荣禄，表示要亲自为杨锐作保。但是刚毅由于杨锐说他刚愎无知，而且阻挠变法导致没有成功，反而在慈禧面前鼓煽：“此辈多杀几个何惜？”西太后异常的厌恶变法，对“康党”势不两立。9月28日，她就将被捕的谭嗣同、康广仁、刘光弟、林旭、杨锐、杨深秀六人在北京菜市口处死，史称“戊戌六君子”
《清史稿·卷四百六十四·列传二百五十一》
刘光第幼年时，父死家贫，母亲王氏在艰难竭蹶中，咬牙送子读书。虽然家里穷得每天只能买三文钱豆渣作菜，但她仍对刘光第督学极严，刘光第亦发愤读书，往往是三更回家
，鸡鸣即起。光绪六年（1880年），二十一岁的刘光第参加县考，为案首（童子试第一名），得到县官陈锡囹的赏识和帮助，得以继续攻读，游学于成都锦江书院。二十三岁中举人，二十四岁中进士，授刑部广西司主事。
刘光第在刑部供职达十余年。此间，他在北京南西门外修复了一座废圃和几间旧舍作为寓所。那里风景诱人，屋外柳树下有一醴泉，泉水清澈如珠，蜂蝶翩翩而至，环境十分幽静。刘光第居此期间，除上班例行公事外，不交往权贵，不应酬筵席，常是闭门读书，埋头著作。在刑部任职十多年，京中知道他的人还很少。当时刑部受贿成风，刘光第却从不接受，而且办事十分谨慎，一丝不苟。一次，刑部司寇因受贿某案．要他“枉法之”，遭到拒绝，因而得罪了上司，失去升官的机缘。这使刘光第看清了朝政的腐朽。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二月，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变法维新运动，经过两年多的酝酿逐渐走向高潮。康有为发起成为以救亡图存为宗旨的“保国会”，刘光第偕同友人杨锐等欣然前往参加。四月十三日（6月11日），光绪帝在维新派的推动下，下诏“明定国是”，命康有为参赞新政，开始变法。七月，湖南巡抚陈宝箴以“器识宏远，廉正有为”，向光绪帝保荐刘光第。在召见时，刘光第向光绪帝力陈“国势艰危，与中外积弊，非力矫冗滥，无以图治”的变法主张，对论详直，为光绪帝所赏识。次日，光绪帝授予刘光第四品卿衔，军机章京行走，与谭嗣同、杨锐、林旭合称“军机四卿”，参与维新新政，总揽朝廷的纳谏大权。
这时的军机处，实际上成了变法维新的参谋部。当时光绪帝变法之心甚切，下诏求言，广开言路。因此，每日上奏的条陈多达数百起。刘光第与谭嗣同同值一班，整日批阅奏文，拟出处理意见呈光绪帝裁夺。在维新派的辅佐下，光绪帝颁布了“裁官、汰冗、节费、练兵、改科举之举，弛八旗之禁”等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教育诸方面一系列诏书，以“决去雍弊”，使得“民心大振”。
维新变法触犯了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利益，朝廷内部斗争加剧。刘光第目睹“国脉一丝悬鬼手”的朝局，深感“亲贵握权，母后掣时”的严重性。他一方面憎恨以慈禧为首的守旧势力，欲摆脱“当关老虎”，希望变法尽早获得成功；一方面又想在激烈的政治漩涡中洁身自好。他在写给弟弟的信中，就曾谈到由于自己居官清廉，不接受官场风行的“炭别’一类贿赂，而在争权夺利的朝廷中处境困难的事。他说，军机处官员每年可分银五百两（贪婪者远不止此），而他不愿分一文，往年倒赔之数尚小，现在“每年须于赔五百金”。又谈到在为军机处领班的亲王做寿时，同僚们都去祝贺，惟他不往。他早有“罢去返乡井”的打算，只是苦于无钱，而“现在皇上奋发有为，改图百度”，变法尚有一线希望，自己又受到信住，因此“急切不忍去耳”。
七月二十六日（9月11日），湖南守旧党曾廉给康有为。梁启超罗织了很多罪状，谓之“叛逆”，上书请杀。光绪帝交谭嗣同按条驳斥。谭嗣同表示愿“以百口保康、梁之忠，若曾廉之言属实，臣嗣同请先坐罪”。刘光第在一旁见了，也挺身而出，在谭嗣同的驳语后写上“臣光第亦请先坐罪”。对于这事，梁启超后来专门谈过。他说；“裴村之在京师，闭门谢客，故过从希焉。南海先生则未尝通拜答，但于保国会识一面。而于曾廉之事，裴村以死相救。呜呼，真古之人哉！古之人哉！”
光绪二十三年（1898年）八月初六（9月21日），由于袁世凯的出卖，慈禧太后采取突然袭击，将光绪帝软禁起来，并用皇上的名义发布诏书，开始大肆搜捕和屠杀维新派。三天后，刘光第在军机处被捕人狱。他坚信自己的事业是正义的，神态自若。翌日，在京做官的四川人联名“具疏”，要求释放刘光第、杨锐等人。刑狱因狱词未具，欲审不能，见此着了慌。
八月十三日（9月28日），未加审讯，慈禧就下即行处斩之命。刘光第提出强烈抗议：“未讯而诛，何哉？”在去刑场的路上，他叹息说：“吾属死，正气尽！”临刑时，他又一次提出质问：“祖制虽强盗临刑呼冤，当复讯。吾辈纵不足惜，如国体何？如祖制何？”监斩者无言以对。文质彬彬的刘光第在生命的最后一刻显得异常顽强坚定。刽子手强按他跪下；他崛立不从，“神气冲夷，谵定如平日”。受刑后，头被砍了，身躯还“挺立不化’。围观的群众莫不为之惊心动魄，有的甚至拿出香蜡纸烛为他招魂。
刘光第死后，乡人把他的灵柩寄放在莲花庵内，外省来吊唁的人数以百计，京城的吊唁者更多。人们都说“刘君不死”，看到他家十分穷困，纷纷捐款赠物，其中有个不知名的吊唁者，留下银子百两而暗暗离去。
刘光第自幼喜爱文学，著有《衷圣斋文集》和《衷圣斋诗集》。“衷圣斋”为刘光第自命之名。经后人增补，共收录有包括家传、墓志、游记、杂感等在内的散文54篇，诗歌260首。据说刘光第常常是“积稿逾尺厚”，他自己生前也说“新诗满竹树，未肯与人传”，可知其作品散佚者甚多。
刘光第最喜读杜甫、韩愈的诗，也擅长于作诗，其风格在韩、杜之间，题材以咏诵自然风光和感慨时事为多。他热爱故乡。巴蜀的津渡、幽林、古松、寺阁，以及生长在那里的蜻蜓、松鼠、八哥等，都成了他歌咏的对象。他留下的描写号称天下独秀的峨眉山的诗就有四十余首，其中《峨眉最高顶》写道：“白龙地上走轻雷，万瓦如霜日照开。诗客人天争秀骨，神僧埋地结真胎。三秦鸟道衣边接，六诏蛮云杖底来。南北风烟通一气，雪山西望是瑶台。”他漫游过许多地方，在他的眼底，瑰丽的山河就是祖国的化身，而祖国河山，处处使他激动。面对大好河山被帝国主义的侵略所蹂躏，他的心在痛哭。他在《上鲍爵帅春霆时方大修第》诗中写道：“将星耿耿钟夔岳，时局艰难待枕戈。臣子伤心在何处？圆明园外野烟多。”深沉地表达了在祖国危难之际的一颗与祖国同呼共吸的“臣子”之心,他的《梦中凡》《遗愤》等诗，既对国外反动派的侵略本性以无情揭露，又对导致祖国倍受凌辱的国内反动势力以诅咒，无不洋溢着他的拳拳爱国之心。
刘光第治学严谨，“醇粹严肃”。为文学昌黎，说理透彻，“气骨森辣”，文笔洗练犀利。他还书法学颜真卿，练得一手好字，“时辈难于抗手”。
当刘光第的灵枢运回四川船过三峡时，沿江人民结队相送，各码头纷纷燃香设供，临江祭奠。沿岸纤夫，自动帮助拉船，有时多达两百余人。由泸州转沱江，到达他的家乡富顺赵化镇，家乡人民家家执香祭奠，人人戴孝痛哭。从全省各地赶来吊唁的人，络绎不绝。公祭文中有这样的话：“汉唐遗秽，邦国其怀！沟壑能填，白刃已蹈。”意即：慈禧真像吕后、武则天那样乱国乱政，杀戮忠良，而为了正气，志士仁人甘愿洒热血抛头颅斗争下去。在那样的时代下，一个小镇的人民能这样自发地为刘光第举行盛大的追悼会，敢说敢言，既是四川近代史上的壮举，也充分表明“刘君不死”。
刘光第墓，原在赵化镇罗汉寺，1984年，经自贡市人民政府批准，将刘光第先生骨殖迁葬于县城五府山革命烈士陵园后部，供后人凭吊。由赵朴初为刘光第墓题写了墓碑。
梦中失叫惊妻子，横海楼船战广州。五色花旗犹照眼，一灯红穗正垂头。
宗臣有说持边衅，寒女何心泣国仇。自笑书生最迂阔，壮心飞到海南陬。
插天菡萏是疑非，万古名山布迹归。香象渡河腾白足，澹峨江影照青衣。
寸心尘外寻烟客，一笑云端见王妃。绰约何人说冰雪，始知庄叟意深微。
梁启超为之作传，康有为作挽联，称“孤旌特表六人中”。而其他人士，亦予其高度评价：“政府寮友见者，谓君子于政事无新旧畛域，斟酌最平允焉。 ”
康君传
康君名有溥，字广仁，以字行，号幼博，又号大广，南海先生同母弟也。精悍厉鸷，明照锐
断，见事理若区别白黑，勇于任事，洞于察机，善于观人，遂于生死之故，长于治事之条理，严于律己，勇于改过。自少即绝意不事举业，以为本国之弱亡，皆由八股锢塞人才所致，故深恶痛绝之，偶一应试，辄弃去。弱冠后，尝为小吏于浙。盖君之少年血气太刚，倜傥自喜，行事间或跅弛，逾越范围，南海先生欲裁抑之，故遣入宦场，
使之游于人间最秽之域，阅历乎猥鄙奔竞险诈苟且闒冗势利之境，使之尽知世俗之情伪，
然后可以收敛其客气，变化其气质，增长其识量。君为吏岁余，尝委保甲差、文闱差，阅历宦场既深，大耻之，挂冠而归。自是进德勇猛，气质大变，视前此若两人矣。
君天才本卓绝，又得贤兄之教，覃精名理，故其发论往往精奇悍锐，出人意表，闻者为之咋舌变色，然按之理势，实无不切当。自弃官以后，经历更深，学识更加，每与论一事，穷其条理，料其将来，不爽累黍，故南海先生常资为谋议焉。
胶州、旅顺既失，南海先生上书痛哭论国是，请改革。曰：“今日在我国而言改革，凡百政事皆第二著也，若第一著则惟当变科举，废八股取士之制，使举国之士，咸弃其顽固谬陋之学，以讲求实用之学，则天下之人如瞽者忽开目，恍然于万国强弱之故，爱国之心自生，人才自出矣。阿兄历年所陈改革之事，皆千条万绪，彼政府之人早已望而生畏，故不能行也。今当以全副精神专注于废八股之一事，锲而不舍，或可有成。此关一破，则一切新政之根芽已立矣。”
盖当是时犹未深知皇上之圣明，故于改革之事，不敢多所奢望也。及南海先生既召见，乡会八股之试既废，海内志士额手为国家庆。君乃曰：“士之数莫多于童生与秀才，几居全数百分之九十九焉。今但革乡会试而不变岁科试，未足以振刷此辈之心目。且乡会试期在三年以后，为期太缓。此三年中，人事靡常。今必先变童试、岁科试，立刻施行然后可。”乃与御史宋伯鲁谋，抗疏言之，得旨俞允。于是君请南海先生曰：“阿兄可以出京矣。我国改革之期今尚未至。且千年来，行愚民之政，压抑既久，人才乏绝，今全国之人材，尚不足以任全国之事，改革甚难有效。今科举既变，学堂既开，阿兄宜归广东、上海，卓如宜归湖南，专心教育之事，著书译书撰报，激厉士民爱国之心，养成多数实用之才，三年之后，然后可大行改革也。
时南海先生初被知遇，天眷优渥，感激君恩，不忍舍去。
既而天津阅兵废立之事，渐有所闻，君复语曰：“自古无主权不一之国而能成大事者，今皇上虽天亶睿圣，然无赏罚之权，全国大柄，皆在西后之手，而满人之猜忌如此，守旧大臣之相嫉如此，何能有成？阿兄速当出京养晦矣。先生曰：“孔子之圣，知其不可而为之，凡人见孺子将入于井，犹思援之，况全国之命乎？况君父之难乎？西后之专横，旧党之顽固，皇上非不知之，然皇上犹且舍位亡身以救天下，我忝受知遇，义固不可引身而退也。”君复曰：“阿兄虽舍身思救之，然于事必不能有益，徒一死耳。死固不足惜，但阿兄生平所志所学，欲发明公理以救全世界之众生者，他日之事业正多，责任正重，今尚非死所也。”先生曰：“生死自有天命，吾十五年前，经华德里筑屋之下，飞砖猝坠，掠面而下，面损流血。使彼时飞砖斜落半寸，击于脑，则死久矣。天下之境遇皆华德里飞砖之类也。今日之事虽险，吾亦以飞砖视之，但行吾心之所安而已，他事非所计也。”自是君不复敢言出京。然南海先生每欲有所陈奏，有所兴革，君必劝阻之，谓当俟诸九月阅兵以后，若皇上得免于难，然后大举，未为晚也。
故事凡皇上有所敕任，有所赐赉，必诣宫门谢恩，赐召见焉。南海先生先后奉命为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督办官报局，又以著书之故，赐金二千两，皆当谢恩，君独谓“西后及满洲党相忌已甚，阿兄若屡见皇上，徒增其疑而速其变，不如勿往。”故先生自六月以后，上书极少，又不觐见，但上折谢恩，惟于所进呈之书，言改革之条理而已，皆从君之意也，其料事之明如此。南海先生既决意不出都，俟九月阅兵之役，谋有所救 护，而君与谭君任此事最力。初，余既奉命督办译书，以君久在大同译书局，谙练此事，欲托君出上海总其成。行有日矣，而八月初二日忽奉明诏，命南海先生出京；初三日又奉密诏敦促。一日不可留。先生恋阙甚耿耿，君乃曰：“阿兄即行，弟与复生、卓如及诸君力谋之。”盖是时虽知事急，然以为其发难终在九月，故欲竭蹶死力，有所布置也，以故先生行而君独留，遂及于难，其临大节之不苟又如此。君明于大道，达于生死，常语余云：“吾生三十年，见兄弟戚友之年，与我相若者，今死去不计其数矣。吾每将己身与彼辈相较，常作已死观；今之犹在人间，作死而复生观，故应做之事，即放胆做去，无所挂碍，无所恐怖也。”盖君之从容就义者，其根柢深厚矣。
既被逮之日，与同居二人程式谷、钱维骥同在狱中，言笑自若，高歌声出金石。程、钱等固不知密诏及救护之事，然闻令出西后，乃曰：“我等必死矣。”君厉声曰：“死亦何伤！汝年已二十余矣，我年已三十余矣，不犹愈于生数月而死，数岁而死者乎？且一刀而死，不犹愈于抱病岁月而死者乎？特恐我等未必死耳，死则中国之强在此矣，死又何伤哉？”程曰：“君所言甚是，第外国变法，皆前者死，后者继，今我国新党甚寡弱，恐我辈一死后，无继者也。”君曰：“八股已废，人才将辈出矣，何患无继哉？”神气雍容，临节终不少变，鸣呼烈矣！
南海先生之学，以仁为宗旨，君则以义为宗旨，故其治事也，专明权限，能断割，不妄求人，不妄接人，严于辞受取与，有高掌远蹠摧陷廓清之概。于同时士大夫皆以豪俊俯视之。当十六岁时，因恶帖括，故不悦学，父兄责之，即自抗颜为童子师。疑其游戏必不成，姑试之，而从之学者有八九人，端坐课弟子，庄肃俨然，手创学规，严整有度，虽极顽横之童子，戢戢奉法惟谨。自是知其为治事才，一切家事营辨督租皆委焉。
其治事如商君法，如孙武令，严密缜栗，令出必行，奴仆无不畏之，故事无不举。少年曾与先生同居一楼，楼前有芭蕉一株，经秋后败叶狼藉。先生故有茂对万物之心，窗草不除之意，甚爱护之。忽一日，失蕉所在，则君所锄弃也。先生责其不仁，君曰：“留此何用，徒乱人意。”又一日，先生命君检其阁上旧书整理之，以累世为儒，阁上藏前代帖括甚多，君举而付之一炬。先生诘之，君则曰：“是区区者尚不割舍耶？留此物，
此楼何时得清净。”此皆君十二三岁时轶事也。虽细端亦可以见其刚断之气矣。君事母最孝，非在侧则母不欢，母有所烦恼，得君数言，辄怡笑以解。盖其在母侧，纯为孺子之容，与接朋辈任事时，若两人云。最深于自知，勇于改过。其事为己所不能任者，必自白之，不轻许可，及其既任，则以心力殉之；有过失，必自知之、自言之而痛改之，盖光明磊落，肝胆照人焉。
君尝慨中国医学之不讲，草菅人命，学医于美人嘉约翰，三年，遂通泰西医术。欲以移中国，在沪创医学堂，草具章程，虽以事未成，而后必行之。盖君之勇断，足以廓清国家之积弊，其明察精细，足以经营国家治平之条理，而未能一得藉手，遂殉国以没。其所办之事，则在澳门创立《知新报》，发明民政公理；在上海设译书局，译日本书，以开民智；
在西樵乡设一学校，以泰西政学教授乡之子弟；先生恶妇女缠足，壬午年创不缠足会而未成，君卒成之，粤风大移，粤会成，则与超推之于沪，集士夫开不缠足大会，君实为总持；
又与同志创女学堂，以救妇女之患，行太平之义。于君才未尽十一，亦可以观其志矣。君雅不喜章句记诵词章之学，明算工书，能作篆，尝为诗骈散文，然以为无用，既不求工，亦不存稿，盖皆以余事为之，故遗文存者无几。然其言论往往发前人所未发，言人所不敢言。盖南海先生于一切名理，每仅发其端，含蓄而不尽言，君则推波助澜，穷其究竟，达其极点，故精思伟论独多焉。君既殁，朋辈将记忆其言论，裒而集之，以传于后。君既弃浙官，改官候选主事。妻黄谨娱，为中国女学会倡办董事。
论曰：徐子靖、王小航常语余云，二康皆绝伦之资，各有所长，不能轩轾。其言虽稍过，然幼博之才，真今日救时之良矣。世人莫不知南海先生，而罕知幼博，盖为兄所掩，无足怪也。而先生之好仁，与幼博之持义，适足以相补，故先生之行事，出于幼博所左右者为多焉。六烈士之中，任事之勇猛，性行之笃挚，惟复生与幼博为最。复生学问之深博，过于幼博；幼博治事之条理，过于复生，两人之才，真未易轩轾也。呜呼！今日眼中之人，求如两君者可复得乎？可复得乎？幼博之入京也，在今春二月。时余适自湘大病出沪，扶病入京师，应春官试。幼博善医学，于余之病也，为之调护饮食，剂医药，至是则伴余同北行。盖幼博之入京，本无他事，不过为余病耳。余病不死，而幼博死于余之病，余疚何如哉？
“六君子”当年被杀的罪名是与康有为结党 所谓“戊戌六君子”，系指在戊戌年被慈禧勒令杀害的谭嗣同、康广仁、林旭、杨深秀、杨锐、刘光第等六人。此六人均与当年之维新运动有关，其中谭嗣同、林旭、杨锐、刘光第四人乃光绪皇帝戊戌年新任命之军机章京;杨深秀乃山东道监察御史;康广仁乃康有为之胞弟。 1898年9月28日，朝廷下达杀害“六君子”之上谕，称：“康广仁、杨深秀、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第等大逆不道，着即处斩，派刚毅监视，步军统领衙门派兵弹压。”次日，内阁所奉朱谕将“六君子”之“大逆不道”的罪名具体化。朱谕称： “主事康有为首倡邪说，惑世诬民，而宵小之徒，群相附和，乘变法之际，隐行其乱法之谋，包藏祸心，潜图不轨。前日竟有纠约乱党谋围颐和园，劫制皇太后，陷害朕躬之事，幸经觉察，立破奸谋。又闻该乱党私立保国会，言保中国不保大清，其悖逆情形，实堪发指。……康有为实为叛逆之首，现已在逃，着各直省督抚，一体严密查拿，极刑惩治。举人梁启超与康有为狼狈为奸，所着文字，语多狂谬，着一并严拿惩办。康有为之弟康广仁、及御史杨深秀、军机章京谭嗣同、林旭、杨锐、刘光第等，实系与康有为结党，隐图煽惑。杨锐等每于召见时，欺蒙狂悖，密保匪人，实属同恶相济，罪大恶极，前经将各该犯革职拿交刑部讯究。旋有人奏，稽延日久，恐有中变，朕熟思审处，该犯等情节较重，难逃法网，傥语多牵涉，恐致株连，是以未俟复奏，于昨日谕令将该犯等即行正法。”
认为八股文有害人才的发展，因而每次应试都放弃作答，20岁后曾在浙江当小吏，其后曾当保甲差、文闱差。在戊戌变法中，康广仁劝其兄康有为：“八股已废，力劝伯兄，宜速拂衣，虽多陈无益，且恐祸变生也……弟旦夕力言，新旧水火，大权在后，决无成功，何必冒祸……”。又在致何易中的信中指出：“伯兄规模太广，志气太锐，包揽太多，同志太孤，举行太大。当地排者，忌者、挤者、谤者盈衢塞巷，而上又无权，安能有成？弟私窃深忧之，故常谓但竭力废八股，俾民智能开，则危崖上转石，不患不能至地。今已如愿，八股已废，力劝伯兄宜速拂衣，虽多陈无益，且恐祸变生也。”
变法失败，六君子下狱论死，广仁在狱中“言笑自若，高歌声出金石”，他对谭嗣同说：“今八股已废，人才将辈出，我辈死，中国强矣。”
康广仁比较温和稳健，不如梁启超那般激进，他最激烈的改革意见是主张废除八股文考试，考近代科学。对于维新变法，他曾经劝康有为：“阿兄回广东或上海，梁启超去湖南，专心办教育，著书立说，激励文人的爱国心，培养众多实用人才，三年后必有一定的成就，然后再来推行变政，救中国大行改革，才可能有希望成功。”康广仁在给朋友的信中也表达过对维新变法的看法：“阿兄规模太大，志气太锐，包揽太多，同志太少……而皇上又无权，怎么可能成功呢？”1898年9月21日（农历八月初六），康有为、梁启超等4人正在北京南海会馆打牌，清军大队人马向会馆扑来。邻院有个厨子看到清军，知道是来抓康氏兄弟的，赶忙跑来通风报信。梁启超得信，立即起身，塞了一把银子给厨子，匆匆离去，因而脱险。
康广仁也给了厨子钱，并换上了厨子的衣服。但是，他临走前又犹豫不决，二返其院，于是发生了变故。清军包围了南海会馆，康广仁自家的厨子（非报信的那位厨子）—因为前两天康广仁因故打了他一下，正怀恨在心，看到大队清兵和康广仁彷徨的样子，知道清军是来抓他的，便趁机报复，向清军告发了他，康广仁因而被捕。因为康广仁秘密出入宫廷充当康有为和光绪之间联络员的角色，所以慈禧深恨他，9月28日那天，第一个被杀的就是他。由于宫外男人秘密出入宫廷是皇室的丑闻，所以在正式的官方通报之中，并没有提到康广仁的这一大“罪状”。
十六岁时，不喜欢帖括而不喜欢学习，被父亲和兄长责怪，便自荐当小孩的老师。别人以为他在玩，便试试他，找来八九名小孩做其弟子，上课时甚为庄重严肃，更自创学规，令顽皮骄横的小孩都很听话。其他人才知道他有办事能力，便委托他负责不少家事。他令出必行，奴仆都很怕，因此没有事办不成。
康有溥将他居住的楼前的芭蕉锄走，康有为斥责他不仁，康有溥说那芭蕉没有用，只会烦扰人。
康有为叫康有溥检查、整理阁上的旧书，康有溥竟将数代传下的帖括一把火烧掉。康有为问他原因，他反问康有为是否这些区区的东西也不能放弃，并认为留下那些东西，那座楼就不会清净。
以上各事，可见康有溥为人刚断。
康有为胞弟康广仁作为戊戌六君子之一，其壮怀激烈可与谭嗣同比肩，其见识甚至超过康有为。
英雄血溅京华后，清政府将他们的遗体弃市3日，遂抛向郊外。从此，康广仁的遗骨葬于何处，成为一大悬谜。有的说，被百姓厚葬于京郊；有的说，被维新派余党迁葬于上海……
经康有为在大陆的儿媳，上海文史研究馆馆员庞莲老人的讲述并求证有关史料，终于弄清了康广仁的墓址。
当时，康广仁家人及维新余党，在一个凄风苦雨的夜晚，将他的遗骸偷运至香港，默默掩埋。康有为之母及元配夫人张云珠逃往香港居住后，便十几年如一日，守护着康广仁的坟茔。1913年8月9日，康母去世，康有为由日本奔丧归港，是年12月1日，康有为租“海明”轮，运母与弟灵柩回广东南海县老家，浅葬母与弟于银塘乡之后冈。
康有为疼爱这位英年惨死的幼弟。他无论住在上海新闸路辛家花园，还是住在愚园路“游存庐”，经常肃立在奉有康广仁遗像的“三本堂”前，久久地凝视乃弟的英俊形象。
康有为到上海生活，常常感到对不起浅葬故乡的母与弟。1914年，他最宠爱的三太太何旃理病逝，悲痛之余，他决定将母、弟迁葬，与三太太同葬在一处山明水秀的胜迹。康有为曾多次游览江苏的大茅山，此乃道教圣地，林木森森，浓荫蔽日，峰壑泉流，浑然天成。康有为晚年迷信风水堪舆之学，他见大茅山集伟岸与灵秀于一炉，遂出重金请风水先生，一同上山寻找最佳的陵寝地。最后，他们选定大茅山积金峰下的青龙山，认为此山有龙首龙尾，坐北朝南，状似巨龙腾飞，乃吉祥之处。1920年6月16日，康有为携全家披麻戴孝，扶着3具至亲的灵柩，在吹鼓手、道士那悲怆、沉郁的号角和诵经声中，完成了葬礼。是时，康有为在亲人墓前涕泪交加，长跪不起。
1927年早春，康有为做七十大寿前夕，突然心思变化，常常念叨人以叶落归根为好，表示要将3位亲人的遗骨从大茅山迁回故乡厚葬。在以后的许多年中，康有为的幼子康同凝（庞莲丈夫，1978年去世）一直想完成父亲的遗愿，可惜天不假年。然而，因康氏后人绝大部分在海外，都没有精力去完成迁葬之事。
康有为3位亲人的坟冢地处偏僻，“文革”中又被扒毁，如今，康广仁墓葬大茅山的史实连当地人也不清楚了。唯康母墓前的半截残碑，被大茅山的道士移至印宫保存。
戊戌六君子的牺牲，最终还是激发起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爱国思想和民族意识，被欺凌已久的中国人民开始觉醒。
谭嗣同
林旭
杨深秀
杨锐
刘光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