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国焘(1897年-1979年),字恺荫,又名特立,江西省萍乡县人(今萍乡市上栗县)。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中共早期领导人之一。
1916年,张国焘进入北京大学读书,五四运动中表现积极。1920年10月,参加北京的共产党早期组织。1932年进入鄂豫皖苏区,成为根据地事实上的领导者。1935年4月放弃川陕根据地开始长征。6月懋功会师后,反对中央北上的决定,10月率部南下川康,在卓木碉宣布另立“中央”,1936年6月被迫取消。1937年3月在政治局扩大会议受到批判。1938年4月初,乘祭黄帝陵之机逃出陕甘宁边区,投靠国民党;4月18日被开除党籍。不久加入军统从事反共特务活动。1974年著有长篇回忆录《我的回忆》。1979年逝世于加拿大多伦多。
张国焘,字恺荫,又名特立,笔名和化名有:张特立、特立、张彪、凯音、张特、天师、国焘、焘等。俄文名字: 阿莫索夫。
1897年11月26日,出生于江西省萍乡县(今萍乡市上栗县金山镇山明村)。
张国焘少时进私塾读书。
1916年秋,考入北京大学理工预科,1919年从预科毕业转入本科。但是张没有读完本科,就成为职业革命家。在校期间参加了五四运动,担任北京学联主席,是北京学生领袖之一。
1920年,跟随李大钊参与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活动,参与创建中国共产党。
1921年7月下旬,在中共一大当选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局三人团成员(任组织主任),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1921年8月11日隶属于中国共产党的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中华全国总工会前身)成立,总部设在上海,张国焘任首任总主任。
1922年,中共二大任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中央组织部长。参加领导二七大罢工。
1923年6月,在中共三大上,因为反对与国民党合作,被批判左倾。张国焘与他新婚不久的妻子杨子烈1924年5月11日在北京被直系军阀政府逮捕,张国焘在回忆录中自称他被逮捕后“咬着牙关,忍着剧痛,一言不发”,使敌人“一无所得”。但1949年后整理北京档案时,发现张国焘当年叛变的文字材料,澄清了张国焘投敌变节,供出了当时北京的全体共产党员的名单与全国铁路系统党员名单。
1924年10月,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1924年10月25日张国焘夫妇结束他们5个多月的铁窗生涯,出狱后他隐瞒这一情况,重返中共中央并继续担任重要职务。
1925年1月,中共四大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中央农工部主任。参与领导五卅运动。
1927年4月,中共五大张国焘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委员,中央政治局常委。1927年7月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成员、负责人。1927年八七会议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
1928年6月,六大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并与瞿秋白一起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代表。
1930年11月回国,进入鄂豫皖根据地,担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四方面军主要领导人。
1931年,发动白雀园肃反,同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时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副主席。
在长征时期,1935年4月红四方面军放弃川陕根据地,张国焘说是为策应红一方面军。1935年6月,由洛甫(张闻天)、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等领导的中央红军(红一方面军)与张国焘领导的红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地区会师。当时的红四方面军有近八万人的强大实力,而红一方面军经过前一阶段的长征,只剩不足三万人。会师后,张国焘取代周恩来出任红军总政委。因为张国焘坚持南下而中共中央坚持“北上路线”,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分裂。张国焘在回忆录中称率红四方面军南下并非是反对北上,当时北上决定并未确定。9月9日,红四方面军政委陈昌浩称张国焘发密电要求武力解决,得到叶剑英报告的毛泽东等不辞而别,仅率领红一军团和中央机关等组成的中央纵队北上,张国焘则率四方面军及部分一方面军部队第二次过雪山草地南下。1935年10月5日,张国焘在四川马尔康县卓木碉开会,并决定另立“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史称“第二中央”),张国焘任中共中央主席,“第二中央”宣布开除毛泽东、周恩来、博古、洛甫的党籍。张国涛以“党团中央”的署名向陕北的中共中央宣称:“此间已用中央、中共中央、中央政府、中央军委、总司令部等名义对外发表文件,并和你们发生关系”“你们应称北方局,陕北政府和北路军,不得再冒用党中央名义”。
1935年11月3日,中共中央在陕北甘泉县下寺湾召开了政治局会议,决定:“对外使用中共西北中央局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的名义;成立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
1936年1月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陕北作出《关于张国焘同志成立“第二中央”的决定》。1936年1月23日朱德
张国焘致电张闻天,提出“党内急谋统一”,“提议暂时此处以南方局,兄处以北方局名义行使职权,以国际代表团暂代中央职务,统一领导”。1936年1月24日,共产国际代表林育英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和朱德的提议,致电张国焘、朱德,电文称:“兄处可即成立西南局,直属代表团”。1936年2月14日,张闻天、林育英又致电朱德、张国焘:对政治决议既原则上同意,“组织上亦用西南局,则对内对外均告统一”。
中央红军在陕北与陕北红军以及先期到达陕北的红二十五军会师后,建立并巩固了陕甘宁根据地。南下期间损兵折将的张国焘被共产国际命令取消其“第二中央”,1936年6月6日,张国焘正式宣布取消第二“中央”、“中央军委”等,并准备成立中央西北局。1936年7月27日,中共中央批准红二、四方面军成立中央西北局,由张国焘任书记,任弼时任副书记,统一领导红二、四方面军的北上行动。张被迫带领红四方面军和贺龙、任弼时领导的红二方面军及红一方面军的部分部队一同北上,1936年10月在甘肃静宁县将台堡(今属宁夏)与红一方面军会师。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后,彭德怀诱使张国焘脱离大部队,仅带数十人的警卫排进入根据地,由此解除了张国焘对红四方面军的指挥权,彭德怀带领的中央军委前进指挥所接替张国焘控制了红二、四方面军。根据中央命令,由红四方面军主力以及红九军团等部组成红军西路军,任命陈昌浩任中共西路军前委书记兼西路军政委,徐向前任总指挥。西路军在陈昌浩、徐向前等率领下,奉命向北,先是试图打通经中卫、阿拉善进入外蒙到苏联的补给线,后中共中央又接共产国际指示放弃北线,转而打通经甘肃、新疆到苏联的补给线。西路军在北上被宁马马鸿逵打击后,转而退入河西走廊,试图打通经由甘肃、新疆到苏联的补给线。遭到青海军阀马步芳、马步青以及甘肃军阀马鸿宾的猛烈攻击,同时由于中央军委和军委前指(彭德怀司令)指挥错误,致使西路军在河西走廊东突西冲,犹豫徘徊,始终不能摆脱被追杀的被动局面,经数月浴血拼杀后,将近3万人的西路军最终几乎全军覆没-仅有李先念率残兵一千余人进入新疆,其余部队大部被歼,少部分被俘或被打散。被俘和被打散的一部分人员(如徐向前等)后来逃回陕北。由于红军未能打通陕北到苏联的补给线,使蒋更有信心剿灭红军;红军发动宁夏战役失败,也使东北军、西北军更难和红军正式、公开结盟,因为张学良希望与红军在打开与苏联通道后结盟,否则无法抵抗强大之中央军。同时,南方追击红军的中央军迅速北上,越来越接近陕北;张学良明知中央军到达陕西后,东北军不能继续与红军秘密合作,使张学良难以“剿共”与“联共”。
张国焘进入陕甘宁边区之后,张国焘被边缘化,1937年3月遭到批判后任边区政府副主席。
国共第二次合作全面抗日后,1938年4月3日,时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一说是代主席)的张国焘借祭拜黄帝之名逃离延安,遇上蒋鼎文后到了西安,投奔中国国民党。4月11日周恩来到武汉汉口与张多次协商未果之下,4月18日,中共中央开除张国焘的党籍。
张国焘投奔国民党后,蒋中正视其为“对延安的致命打击”交给军统领导人戴笠“妥善运用”,但此后张国焘对中共(特别是主要以红四方面军为班底组成的八路军一二九师)进行的策反工作收效甚微。
1948年6月,张国焘在上海施高德路创办创进周刊社,出版《创进》周刊。《创进》周刊发表的一些文章,把造成全国危机四伏、民不聊生的原因,归罪于中国共产党,指责中国共产党“为了夺取政权”,“毫无道德伦理和国家存亡的顾忌”。“中国共产党无论标尚何种理想目的,他们改采取的手段则是有害而可怕的”。“假定共党‘武装革命’成功,继军事征服力量而起的,必然是一种独裁政治无疑”。
1948年底,因政治环境变化,举家迁到台北市。
1949年冬,又移居香港。
1949年至1952年10月,张国焘任《中国之声》杂志社长;
1966年,开始为美国堪萨斯大学撰写《我的回忆》连载文章,并于香港明报月刊刊登中文版。
1968年,举家飞往加拿大。
1960年10月,美国作家埃德加·斯诺在北京中南海采访毛泽东时问道:“您一生中最黑暗的时刻是什么时候?”毛泽东回答:“那是在1935年的长征途中,在草地与张国焘之间的斗争。”“当时党内面临着分裂,甚至有可能发生前途未卜的内战。”
1968年,张国焘移居加拿大。
1976年,突然中风,右半身瘫痪。
1979年12月3日,在加拿大多伦多一养老院病逝,后葬于多伦多东部士嘉堡的松山墓园,终年82岁。 张国焘晚年信仰基督教。
“五四运动”把张国焘推上历史前台。
1919年5月4日,北京发生的一场以青年学生为主,广大群众、市民、工商人士等中下阶层共同参与的,通过示威游行、请愿、罢工、暴力对抗政府等多种形式进行的爱国运动。“五四运动”爆发时,张国焘是北京学生联合会讲演部部长,张国焘把这些人分别组成若干讲演团和讲演小队,到北京城内外街道、火车站以及集镇等地露天讲演,散发及张贴宣传品,宣传抵制日货。
在这场由游行最终演变为痛打卖国贼的事件中,张国焘始终冲在前面,并成为第一批被抓的学生领袖。一次次请愿的失败让张国焘失去了往日的热情,他开始反对学生请愿,并申诉自己的理由说:“学生无后盾!”他转入北大哲学系,决定一心完成学业,以期将来功成名就。但是张国焘已经被当局列入黑名单,不得不在组织的安排下转移上海,经历了短暂的流亡岁月。
张国焘在上海时期,曾与陈独秀畅谈救国理想,创建中国共产党。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说,在上海和陈独秀谈到党纲、党章等许多具体问题,“希望李大钊先生和我从速在北方发动,先组织北京小组,再向周边城市发展。”回到北京后,在李大钊的引导下,大量阅读介绍马克思主义的书籍,历经流亡失落的他重拾信心,正式踏上了政治舞台。
1920年,共产主义小组在北京组建。李大钊为书记,张国焘负责组织工作,主要是指导工人运动。李大钊从他每个月140元的工资当中拿出80元,作为北京支部的活动经费,在他的指导下,北京共产党的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其中最显著的要数张国焘负责的长辛店工人运动。长辛店距北京城21公里,京汉铁路北段的修车厂设在这里,有工人3000余名。张国焘经过调查,决定在长辛店创办劳动补习学校,让工人及其子女接受教育,这是发动工人运动的最佳方式。
开办学校是需要经费的,张国焘不愿再向李大钊开口,于是将当年家中邮寄给他的一年生活费300块钱捐出来。支部的同志都尽力捐款,此后这项制度逐渐沿袭下来,最终成为中共党费的来源。张国焘口才出众,演讲受到了工人的热烈欢迎。补习学校开办初期,张国焘、邓中夏、罗章龙等轮流担任教员,李大钊也曾到学校讲课。
1927年8月1日,张国焘以中共中央特派代表身份,在江西南昌主持武装起义,代行政治局职权。张国焘曲解了党中央关于“起义要慎重”的意见,要求重新讨论起义。愤怒的李立三和周恩来拍案而起。当时,知道起义秘密的人已过百,一些起义部队正在调动,起义已经无法阻止。最终,张国焘只得服从多数。
“张国焘‘假传圣旨’差点葬送南昌起义”成为国内史学界的常见观点,但是张国焘至死都声称他“为了遵守纪律,曾不折不扣转达了共产国际的旨意”。68年后,小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在他的《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一书中也清晰地认定张国焘不是“假传圣旨”。
1931年,刚从苏联回国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张国焘,赴鄂豫皖根据地,主持党政军全面工作。在张国焘的主持指挥下,红四方面军越战越强,根据地日益扩大,成为三大根据地和三支主力红军中发展最快最强的一支。
建设红军的同时,张国焘也曾大搞“肃反”运动。这场“整肃”杀害了红四军多少人,至今没有一个具体的数字,仅1931年11月22日陈昌浩在《彭杨学校报告肃反经过》一文内就承认:“这次共计肃清改逆1000人,富农及一切不好的分子计一千五六百人。”
徐向前在《历史的回顾》中记述:“将近3个月的‘肃反’,肃掉了2500名以上的红军指战员。”而当时的红四军不过1.5万人,还有数字是:12个团杀掉了6000人!
张国焘主持的“肃反”不仅杀人数量过多,刑讯逼供也非常残酷。杨克武少将在回忆“肃反”那段经历时说:“张国焘搞‘肃反’时,我在红四方面军政治科任科长,专搞‘肃反’,杀了一些人。刑罚也是很残酷的,如灌辣椒水、手指头钉竹签子、站火砖、捆绑吊打等等,苦打成招。那时生活艰苦,战士们打地主的东西,在一起吃一顿饱饭,说这是‘吃喝委员会’。仗没打好,说是对反革命手软。”几个月的“肃反”使张国焘在红四方面军的地位无可撼动。
红军长征到达陕西省北部的陕甘宁根据地。延安发起了大规模批判张国焘运动,无数的罪名和帽子扣在张国焘头上。
这时候,在苏联就企图排挤和取代张国焘的王明从苏联回国,王明迫不及待地下令枪杀了张国焘手下的三位红四方面军高级干部,罪名是“托派”。王明在与张国焘谈话中说:“你不是‘托派’,不过受‘托派’利用。”张国焘更加惶惶不可终日。
1938年4月5日,张国焘在赴陕西中部祭扫黄帝陵之后,登上了国民党方面的汽车扬长而去。周恩来等人百般劝阻无果,张国焘叛党终成事实。张在自己的退党声明中说:“这个共产党已经不是我毕生向往和为之浴血奋斗的那个党了!”
1949年前,张国焘携全家前往台湾,但未能继续在军统任职,后隐居香港,1968年移居加拿大,晚年张国焘靠给美国人写回忆录为生。
张国焘出身江西萍乡的官绅世家,父亲张鹏霄曾任象山知事,同时经营钱庄,张家生活富足,家世显赫。张国焘是家中长子。
1924年,张国焘和杨子烈结婚,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中共第一任妇女部长。张国焘和杨子烈两人有3个儿子:张海威、张湘楚、张渝川,三人皆在美国与加拿大定居,分别是加拿大医生、工程师和大学教师。
张国焘去世后,后事处理十分低调,原始墓碑上连正式的姓名都没有留下,家眷也随后销声匿迹。
张国焘 著. 《我的回忆》.刊于1971年至1974年连载于香港明报月刊,后于1974年该出版社结集成书;人民出版社以“现代史料编刊社”名义1980年11月初版,共两册;东方出版社1998年1月初版,共三册;2004年3月重排再版,共两册。
在早期党的重要领导人中,只有张国焘写了长篇回忆录《我的回忆》。张国焘的贴身警卫何福圣也有口述历史,为后人研究张国焘提供了重要史料。
张国焘这人不是没有能力,但品质不好。(徐向前元帅评)
张国焘这个人在建党初期的时候,还是一个很单纯的热血青年,他在党史前期很重要,后期很特殊,我们要做的是正视历史……”。(《建党伟业》中张国焘扮演者李晨)
2010年,江西上栗县政府决定搁置争议,投资500多万元修缮张国焘和胞弟张国庶故居。社会各界围绕文物保护是否论“出身”展开热烈争论。
有人喊:“张国焘,党的叛徒,中国革命的败类,历史的罪人!强烈呼吁上级有关部门制止这种荒唐行为!”有人说:“变节分子兼野心家的旧居也花钱修缮,真是不可思议。”历史学家认为,历史人物无论正反,凡是产生过影响的,其遗物遗迹都应给予适当保护,还历史本来面目。
《文物保护法》第二条规定,“与重大历史事件、革命运动或者著名人物有关的以及具有重要纪念意义、教育意义或者史料价值的近代现代重要史迹、实物、代表性建筑”应受国家保护。据此,张国焘故居当属保护之列,这与张国焘是否历史罪人并无干系。更何况,所谓“历史罪人”,本身也是一个意识形态的概念,具备相当的弹性。
1979年12月,82岁的张国焘离开人世,死前叮嘱儿子,他的墓要朝向东南。1979年12月5日,张国焘被安葬在多伦多松山墓园。
松山墓园,位于加拿大多伦多郊外东北方向,距离市中心约30多公里。但是墓园管理处的电脑系统里根本就没有张国焘的中文字样,或近似的英文拼读字母的任何相关记录。墓地职员在电脑系统里找到了一位英文拼读为Kai—YinCheung的先生,经证实是张国焘。这是海外流行的威氏拼读祛,恺荫就是张国焘的字号。碑文上书“张公国焘”和“张杨子烈”两人姓名,后者按照香港和老一代海外华人的习俗,女子出嫁后随夫姓。显然这是张国焘夫妇的合葬墓碑。碑文上除了两人的姓氏用汉字镌刻,其他皆为英文表述,杨子烈的生卒日期为“DEC.9.1902——,MAR27.1994”(即1902.12.9—1994.3.27),从这一细节,可知此张国焘夫妇合葬墓碑的立碑时间应在1994年3月27日之后,也就是杨子烈去世后,晚于张国焘去世时间1979年12月3日整整15年。合葬墓碑并非原始墓碑。事实上,张国焘原始墓碑并不在这里,而是距离它约7米以外的一块地碑,只有砖头大小,呈灰褐色,全英文,上书字母KaiYinCheung,立碑人以及立碑的年份。立碑人是一位牧师,而非15年以后去世的张国焘原配夫人杨子烈。
在四川巴中市南郊的南龛风景区,张国焘的雕塑,竖立在川陕苏区将帅碑林中。
碑林建于1997年。为张国焘竖碑的意见,在2002年才得以通过。
碑林中,徐向前、陈昌浩、王树声、李先念的塑像,均向北而立。唯有张国焘雕塑与他们相向而立,面向南方,印证了其1935年私自率兵南下另立“中央”的历史。
在张国焘的塑像基座上,刻着湖南刘剑文先生为他撰写的一副对联:
国破家亡挺身立党,有始却无终,已辩忠奸留史册;
涛惊浪骇分道扬镳,将功难补过,非凭成败论英雄。
张国焘 故居张国焘故居位于江西省萍乡市上栗县的金山镇山明村,始建于清康熙59年(公元1720年),占地约26亩,建筑面积约6800平方米,共有108间,由48条里弄和48个天井把整栋建筑连为一体。
2010年,上栗县政府决定搁置争议,投资500多万元修缮张国焘和胞弟张国庶故居。据上栗县发布的消息显示,由湖南省有关单位设计的张国焘故居修缮方案,该县力图将其打造成重要的名人旅游景点。在工程招标公告上,张国焘故居修缮一期工程建筑面积为3250平方米,为一层砖木结构,投资额约为560万元人民币。
姚金果、苏杭 著.《张国焘传》2000年6月初版. 陕西人民出版社.
路海江 著. 《张国焘传记和年谱》 2004年4月初版. 中共党史出版社.
张树军 著. 《张国焘》(中共一大代表丛书)1997年12月初版. 河北人民出版社.
《驳张国焘的“我的回忆”─长征篇》 2003年出版. 香港中华儿女出版社.
刘统 著. 《北上──党中央与张国焘斗争纪实》 2004年5月出版. 广西人民出版社.I
杨子烈著. 《张国焘夫人回忆录》 1970年出版. 香港自联出版社.
周少华著 《张国焘这一生》2014年8月出版湖南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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