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近山(1915.10.29-1978.5.10),原名王文善,湖北省黄安(今红安)县高桥许家田村人。中国人民解放军著名高级将领,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常胜将军、二野第一功臣。近年来流行的电视剧《亮剑》中的李云龙,据说原型就是王近山。这位湖北黄安(今红安)的农民子弟,1930年15岁时参加工农红军,改掉了自己文绉绉的原名“王文善”,想让自己像大山一样坚强起来,新名字就叫近山。人民日报1987年8月20日发表李德生的文章《骁勇善战战功卓著——怀念王近山同志》,说他每次战斗都身先土卒,率领战士冲锋陷阵,先后负伤7次之多。他“有压倒敌人的气概”,敢打硬仗、恶仗,人称“王疯子”。他当连长时抱住一个敌人滚下悬岩,头上被尖石穿了一个洞,他坚持把敌人打死,自己也昏迷过去。头部留下的伤疤,后来洗澡都不能用力搓洗。1978年5月,王近山在南京病逝。邓小平亲自审阅悼词,称王近山的逝世是“我党我军的一个损失”。邓小平大笔一挥,把王近山的职务写成“南京军区顾问”,使他以大军区正职的身份得享哀荣。邓小平、刘伯承、徐向前等党和军队领导人送了花圈。王近山生前自述:“勇敢是向徐帅(徐向前)学的,指挥是向刘帅(刘伯承)学的,果断是向邓政委(邓小平)学的。”[page]“百度百科”词条“亮剑精神”写道:“最具有此精神的人物:李云龙。面对强大的对手,明知不敌,也要毅然亮剑,即使倒下,也要成为一座山,一道岭!这是何等的凛然,何等的决绝,何等的快意,何等的气魄!”这是一代骁将王近山给世人留下的一笔宝贵精神财富。
王近山,汉族,原名王文善。1915年10月生于湖北黄安县(今红安)桃花区(今高桥镇 )许家田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很小就没了母亲,8岁起给人放牛,13岁给地主当长工。1930年6月不満15岁参加中国工农红军,任红一军第一师第三团第五连战士。同年9月调第三团机枪连当通讯员,同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1年2月任红四军第十师第三十团机枪连班长、排长。1932年转入中国共产党。
曾任红4军第10师排长、连长、营长、团长、副师长,红31军第93师师长。参加了鄂豫皖苏区反“围剿”、川陕苏区反“围攻”和红四方面军长征。
历次作战身先士卒,舍生忘死,骁勇顽强,曾被人们送以雅号——“王疯子”。
1936年,王近山到红军大学学习。
1936年秋北上,10月到达甘肃会宁会师。指挥所部参加山城堡战斗。
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八路军第129师772团副团长、769团团长、385旅副政治委员、386旅旅长。参加了神头岭、响堂铺等战斗和晋东南反“九路围攻”。
1943年兼任太岳军区第二分区司令员,同年10月奉命率1个团赶赴延安,途经山西临汾东北韩略村时,主动捕捉战机对日军实施伏击,一举歼灭日军华北方面军“战地观战团”服部直臣少将旅长以下军官120余人,对配合太岳抗日根据地军民粉碎日军秋季大“扫荡”起了重要作用。
1944年春调任八路军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新编第四旅旅长、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关中警备区司令部副司令员。后入中共中央党校学习。
1945年4月至6月作为晋冀鲁豫代表团成员出席中共七大。同年11月至1946年7月任晋冀鲁豫军区第六纵队副司令员。
1945年8月起任太岳纵队副司令员,晋冀鲁豫野战军第6纵队司令员。
率部先后参加了上党、邯郸、定陶、进军大别山、淮海等战役。1948年6月在襄樊战役中,根据战场实际巧妙部署兵力,指挥所部打破历史上兵家攻取襄阳必先夺占南山的惯例,大胆采用“撇山攻城,猛虎掏心”战术,集中主力攻克琵琶山、真武山,直捣西门,攻城部队“刀劈三关”英勇奋战,不到两天即攻入城内,全歼守军2万余人,俘国民党第15绥靖区中将司令官康泽和中将副司令官郭勋琪。此役,配合了淮海战役第一阶段围歼黄百韬兵团的作战,成为全国五路大捷之一。朱德曾称此战为“小型模范战役”,第6纵队也由此享有“最善攻坚”之誉。1949年他任第二野战军第3兵团副司令员兼第12军军长、政治委员,率部参加了渡江、西南等战役。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49年10月至12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兵团副司令员、第十二军军长兼政治委员,军党委书记、重庆市军管会委员。同年12月至1950年1月兼任重庆警备司令部司令员、政治委员。
1950年任川东军区司令员,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军政大学川东分校校长。1951年参加抗美援朝战争,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3兵团副司令员,参加了第五次战役和上甘岭战役,曾两次荣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一级独立自由勋章。1953年回国后,任山东军区副司令员、代司令员,北京军区副司令员,公安部副部长,南京军区副参谋长、军区顾问。
1978年5月10日,王近山因病于南京逝世。
1933年秋,红四方面军迎击四川军阀刘湘的“六路围攻”,身为红28团团长的王近山提刀挎枪冲锋在一线。在防御战中,28团几乎拼光了,团长王近山仍然屹立在战斗最前沿的红旗下。次年夏,红军转入反攻,28团孤军追亡逐北,误入有名的“哈儿师长”范绍曾部重重包围中,王近山浑身是胆,提刀跃马,率领全团左右斩杀。国民党军魂飞胆丧,整整一个旅被红军一个残缺不全的团包了饺子。
1935年4月,红四方面军又在江油和川军展开恶战,一股敌军突然突破红4军防守阵地,向红军阵地纵深发展。军长许世友连忙投入作为预备队的28团发起反冲锋。王近山接到命令后,当即带领人马扛着大旗、端着刺刀向敌人冲去。弹雨中,王近山胸部中弹,当即陷入昏迷状态,被抬下阵地,部队士气受到影响。总指挥徐向前见状,提着手枪冲了上去,边冲边高声呼喊着爱将的名字:“王近山!王近山!”王近山很快被主帅的呼声唤醒,当发现自己不在红旗身边,当即命令战士把他抬回红旗下,重新指挥战斗,直到头部被一颗子弹击中,昏倒在徐帅身边。
1937年10月中下旬,刘伯承命陈赓以一部兵力在山西娘子关地区的七亘村设伏,打击日军。时任一二九师七二二团副团长的王近山领命带5个连的兵力埋伏在七亘村及甲南峪一带。部队距日军必经的大道最近仅10多米,却未暴露任何痕迹。作战中,王近山部干净利落地伏击歼灭了日军二十师团辎重部队300余人,王近山部仅伤亡10余人,缴获的战利品足足搬了一天一夜。两天以后,王近山又遵照刘伯承的部署,一反兵家“战胜不复”的常规。再度在同一地点附近设伏,再歼日军100余名。刘伯承得知消息后,高兴地说:又是这个王近山打的好仗!
3天之内,王近山进行了两次叠伏击,歼灭了日军400多人,缴获了大量的武器弹药及装备。英国一位军事学家将这次战役列为世界十大经典战术之一。
1943年秋,由于蒋介石妄图袭击陕甘宁边区,中央命令王近山带领386旅第16团迅速秘赴延安并扩编部队,保卫党中央;同时护送一批干部及家属转移到大后方。
这是一项十分棘手的任务:一方面上级要求尽快到达延安,路上尽量减少战斗,甚至不得战斗;另一方面沿途又因为日军即将进行扫荡,根据地外围布满了封锁线,不得不战斗;更重要的是16团还要拖家带口,保护大批非战斗人员,不能利索地投入战斗。
王近山却胸有成竹,所有人马化装成普通老百姓,离开太行山,在日军眼皮底下迅速穿过同蒲路和汾河两道封锁线。
10月下旬,部队到达山西洪洞县韩略村,王近山却不走了。韩略村地形险要,是天然的伏击战战场;而且根据情报,日军经常大摇大摆经过该村调动兵力。王近山决定把老首长陈赓“路上不要求战斗”的指示撇到一边,准备在此狠狠教训教训日本人。
10月24日上午,日军13辆汽车旁若无人地进入16团预设的地狱。一声枪响过后,王近山振臂高呼:“跟我来,冲啊!”不到3个小时,120多个日军除3人逃脱外,悉数就歼。
王近山见好就收,善后工作交给地方武装处理,部队迅速转移。日军驻华北方面军司令部却炸了锅。据八路军的说法,16团消灭的这股日军并非普通的小分队,而是由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从各地抽调的100多名军官组成的“战地观战团”,其中包括一名少将旅团长、6名大佐联队长,准备赴太岳前线观战,结果刚走到韩略村就见了阎王。冈村宁次获悉后,暴跳如雷:“再牺牲两个联队,也要吃掉这股共军!”由于王近山早料到日军会来报复,大部队又化整为零,3000多日军连16团的影子也没找到。
1946年9月的定陶战役大杨湖之战,是刘邓大军出兵太行山后第一场恶仗。刘邓大军兵去陇海时,遭遇国军大兵压境。六纵队司令员王近山拍案而起,立下军令状:“我们6纵坚决打!打得剩下一个旅我当旅长!剩一个团我当团长!剩一个连我当连长!全纵打光,我们对得起党,对得起哺育我们的太行山父老乡亲!”为争夺大杨湖,6纵成连成营甚至成团牺牲,仍然攻势不减,最终摧垮了国军精锐赵锡田整3师的战斗意志。此役一举消灭国军主力59团。共军各部队围攻,整3师被消灭,国军全线崩溃,蒋介石在懊恼之余将郑州绥靖公署主任刘峙撤了职。
1948年7月,刘邓大军决定分兵攻打襄阳。襄阳自古乃兵家必争之地,与汉江对岸的樊城互成犄角,依山傍水,易守难攻。曾经横扫欧亚大陆的蒙古大军也曾在襄阳城下屡屡受挫。武侠小说作家金庸对此大为叹服,大笔一挥,把蒙古大汗蒙哥战死地四川钓鱼城改为襄阳城。蒋介石也深知襄阳的战略意义,特派大特务头子康泽坐镇襄樊。康泽到襄阳后,采取守襄必守山的古训,大量修筑山头防御工事。
刘伯承派王近山率6纵西出汉水,进围襄阳,自己稳坐中军帐。王近山到襄阳外围后,哈哈一笑,决定打破常规,采取撇山攻城的方案,只以小部队监视山头敌军,使其不敢脱离工事,以主力直取襄阳城。方案报至刘邓处,刘伯承笑道:“襄阳已在我掌中了!” 6纵从7月9日攻城,一个星期后就拿下了当年蒙古人花了5年才打下的襄阳城,朱德总司令称之为“小型模范战役”,刘伯承在战后讲评中说:“在襄阳攻城中,王近山指挥的6纵起主导作用。”
1952年秋冬,朝鲜战争联合国军第八集团军司令、美国四星上将范弗里特,为了在退役之前,给自己的军旅生涯画上功德圆满的句号,赌气在朝鲜战场上的一个小小的无名高地五圣山,进行了一次规模空前、震惊世界的战役,谁想他命运不济,遇到了“王疯子”。
上甘岭这块不足4平方公里的阵地,原是秦基伟率领的十五军的防区。联合国军发动了强大的“金化攻势”,投入大量火力兵力,每天都向上甘岭高地倾泻几十万发炮弹和成百上千吨炸弹,十五军在给对方以大量杀伤的同时自己也伤亡惨重,打到第七天,十五军第四十五师已经几乎要打光了。危急时刻,王近山打电话:“秦基伟,你撤下来,我让十二军上!”秦基伟说:“我不下!死了也不下!”王近山说:“那就一言为定,十五军不下!不过,十二军也要上,我把十二军配属你指挥,怎么样?再增调些炮兵,还有一个喀秋莎炮团!”
就这样,本来正在换防去后方休整的十二军返回前线,投入战斗。王近山这才松了一口气,他说:“李德生一上去,我就可以放心睡一觉了。”开始肖永银还跟王近山提出部队指挥权的归属问题,意思是十二军要打就要名正言顺。王近山当时就火了,说:“到了这时候还考虑那么多?!你们先打,交十五军指挥,等打完仗再说。”
李德生带着十二军两个师四个团的兵力,配合着十五军坚守无名高地43天,其中的英雄人物事迹可歌可泣、惊天动地。这场战役,由两个连阵地的争夺,发展成了战争史上罕见的战役规模的持续激战,联合国军投入兵力达6万余人,最终以损失2.5万余人、损失飞机270多架、大口径火炮60余门、坦克14辆的惨败告终。上甘岭战役的胜利震惊世界,让美国人和全世界都扎扎实实地领教了“王疯子”的厉害。
后来,上甘岭战役被拍摄成了一部电影《上甘岭》。
1930年,王近山参加红军的时候只有15岁。一次,王近山和一个大个子国民党兵搏斗,打红了眼,他身受重伤后,用刀砍、用牙咬,最后抱住大个子国民党兵一起滚下悬崖,国民党兵当场身亡,王近山幸免于难,只是头部被一个圆锥状的石头戳了个洞。从此,战友们都叫他“王疯子”。
在红军时期,因为杜义德将军枪杀了他的战马,他几乎要枪毙后来成为他黄金搭档的杜义德,结果被徐帅一顿臭骂。
驻防陕甘宁边区时期,王近山的新4旅奉命与其他兄弟部队会攻爷台山,王近山因为不同意其他旅的作战方案,勃然大怒,居然一脚踢翻椅子,摔门而去,其他各部最后不得不采纳王近山的作战方案。
解放战争后期,二野扩编,许多纵队司令升任兵团司令,屈居3兵团副司令的王近山很不服气,居然当着刘邓首长的面指着5兵团司令杨勇说:“他,凭什么?”大有取而代之之势。邓小平回答:打仗你比杨勇强,但其他的他比你强,所以你当副司令。”
抗美援朝第5次战役没有打好,王近山又在志愿军司令部炮轰彭德怀:“这仗是这么打的吗?这是放羊撵狗的打法,不讲战术!这样滥打仗,是葬送军队,是拿我们的兵去送死!”彭德怀这个脾气最大的元帅只好当面承认错误。
当王近山听到司机朱铁民说最大的遗憾就是没有孩子时,他沉思之后慨然说:“别着急,等我们回国后我给你们俩找最好的大夫。如果还是不能生育的话,我回国之后所生的第一个孩子,无论是男是女都送给你!”
这句话决定了王媛媛的命运,王近山一诺千金,真的把1953年11月出生的王媛媛送给了朱铁民。
1949年秋,刘邓大军席卷大西南,大批女大学生在投笔从戎接受军队改造的同时,也积极改造军队高级干部的爱情观,并向年青的将军们频频射来丘比特神箭。美女爱英雄,英雄爱美女,本来无可厚非。问题在于解放军有着铁的纪律,本来已经有了家室的英雄,更不能越过雷池半步。但是被爱情冲昏头脑的英雄还是冒了出来,3兵团副司令员兼12军军长和政委的王近山爱上了被认为不该爱的人,一位女大学生兼小姨子韩秀兰。
12军驻军重庆以后,年仅35岁的青年将军频频出现在各种场合,演讲、剪彩,本就风流倜傥的王近山顿时成为女大学生们的偶像,特别是他的小姨子韩秀兰更是对他如痴如狂。此事最后惊动上级机关。兵团部责成12军副军长肖永银负责审理“此案”,并特别指示要求在团以上干部会议上“公审”王近山。
肖永银曾经和名将李德生、尤太忠长期在王近山手下出生入死,号称王近山的三张王牌,公交私谊都不错。对于上级的指导,肖永银软磨硬抗,王近山始终没有被当众“开铡”。3兵团政委谢富治亲自到12军导演“铡美案”,也因肖永银的强烈抗议,最终以处理两名师级干部草草收场,本应成为“铡美案”主角的王近山暂时逃过一劫。
但是远在川东的王近山,对“铡美案”内幕一无所知。有人告诉他:你的老部下落井下石!于是,为情所困并因“铡美”风波而灰头灰脸的王近山认为肖永银是这次“铡美案”的操纵者和后台。
朝鲜战争爆发,王近山领兵入朝,乘机摆脱了“铡美案”的尴尬。12军入朝,王近山故意落下第一副军长肖永银。肖永银跑到老首长刘伯承那里哭诉,老首长只好给王近山下了一道批准肖永银入朝的“手谕” ——二人关系之僵可见一斑。在战火连天的朝鲜战场上,王近山和肖永银一方面要和美国鬼子打热战,相互之间还要打冷战。无论肖永银怎么解释,王近山总是“呵呵”应付两声。肖永银只好默默背着“出卖战友”的黑锅,从国内到国外,又从国外到国内。肖永银将军感到莫大的委屈。
王近山从朝鲜归国后,在荣获中将军衔和北京军区副司令职务的同时,旧情复发,不能自拔,最终为自己后来的命途多舛埋下导火索。
王近山的夫人韩岫岩本来个性极强,不可能对丈夫和妹妹的背叛一忍再忍,终于向组织上递交了声讨“陈世美”的状纸。王近山也一不做二不休,向组织递交了离婚申请。尽管是新中国,离婚仍然是旧社会“休妻”的同义语,是西方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典型罪证,是洪水猛兽。王近山要将家庭改组进行到底,与当时其他个别高级将领的贪污腐化相呼应,顿时引起了中央和毛泽东的警觉。
老政委邓小平苦口婆心相劝,无效;周恩来总理亲自出面做工作,没用。
王近山得到最后通牒:“收回离婚报告就算了,否则,开除党籍、军籍!”
前来劝解的老部下们几乎要给老首长跪下:“王司令,我们都希望在你手下再打胜仗,你就承认你不离婚,行吗?你哪怕等形势缓和一点再离,也行!”
王疯子对爱情的执着也是一个“疯”字:“我王近山明人不做暗事,组织要怎么处理我都接受。”毛泽东火了,专门指示刘少奇主持“铡美案”,杀一儆百。
1964年,爱美人不爱名位的王近山被开除党籍,撤销大军区副司令员职务,中将军衔没有了,降为大校。曾经让他感受天伦之乐的家也没有了:子女们都站在可怜的妈妈一边,对现代陈世美充满了憎恨。而差点让他精神崩溃的是,小姨子韩秀兰顶不住各方面的压力,最终退出和姐姐的竞争,悄然从人间蒸发。
1964年,战功赫赫的开国中将王近山的离婚官司曾经震惊军内外,直至中央,他被作为轰动一时的“铡美案”典型,受到严厉处分:被开除党籍、保留军籍、连降四级——从北京军区副司令员、公安部副部长之职降到河南省一个农场副场长。
最可怜的就是在王近山动身去河南周口西华县黄泛区农场的前夕,他的孩子没有一个跟他去。那个大学生小姨子在这个时候也退缩了,她受不了别人的非议,这是对王近山最大的打击!就在王近山准备一个人去河南的时候,他家的保姆小黄却对他说:“首长,我陪你去吧,你需要人照顾。”就这样,保姆黄慎荣成了王近山患难与共的第二任妻子。
1964年至1970年,王近山被下放到河南周口的西华县黄泛区农场。农场的生活并不平静,文化大革命很快就波及到那儿。1968年麦收时期,其他场长都被打倒了,由王近山暂时主持工作,处在风口浪尖上。造反的学生要求组织大批斗、大批判,阻止人们割麦子。王近山火了,和学生们干上了,拍着桌子大声斥责:“绝不能耽误割麦子,夏收夏种,虎口夺粮,一年就这几天,一耽误就是两季。不信我的话,你们可以回去问问父母亲,是不是这回事。你们说什么都行,但一定要等到割完麦子种上秋粮再说。”学生一下子被震住了,乖乖地跟着他去割麦子了。
王近山还是受到了冲击。有的学生提出来,王近山搞特殊化,生活腐朽,上厕所还要坐一把椅子。学生们不了解,那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啊,因为他不能蹲,一蹲下就起不来,于是就在一把椅子上挖了一个洞,大便时就坐在上面,那滋味并不好受。面对一群不懂事的娃娃,王近山被气得无话可说,无奈地对他们道:“你们说我腐朽,你们也可以去试一试。”
1974年年初,王近山渐感身体不适。
11月份,因大吐血,他不得不住进医院,医生检查不出病情,经请示后决定实行手术检查,一打开腹腔,结果是胃癌。不幸的是,术后肠子又破了,造成肠漏,大便不断漏出,他又不得不开腹再次做了一次手术。
由于病痛的残酷折磨,他已骨瘦如柴,弥留之际,虽已神志不清,但在昏迷状态中,还用微弱的声音问道:“敌人打到哪里了?我们谁在那里?”
他的小儿子回答说:“是李德生叔叔在那里!”
“李德生上去了,我就可以放心睡一觉了。”
他是听着专门为他播放的军号去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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