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景名臣

生平经历

太子智囊

汉高祖七年（前200年），晁错出生于颍川（今河南禹县），年少时师从张恢学习法家思想。汉文帝时期，因能文任太常掌故。 朝廷征召研究《尚书》之人，晁错受太常派遣，奉命去济南跟随伏生学习《尚书》，接受儒家思想。学成归来后，被任命为太子舍人、门大夫，后升为博士。 

晁错任博士时，上《言太子宜知术数疏》，陈说太子应通晓治国的方法，得到文帝赞赏，拜为太子家令。由于晁错能言善辩，善于分析问题，深得太子刘启的喜爱和信任，被太子家誉为“智囊”。 

献策御边

汉文帝前十一年（前169年），匈奴屡侵边境，侵扰狄道，文帝发兵征讨，晁错乘机向文帝上了《言兵事疏》，提出“以蛮夷攻蛮夷”的观点， 指出对匈奴的作战中器械要坚固锋利，士卒要精兵劲卒，将领要精通军事，君主要选择良将。 文帝很赞赏，赐给晁错诏书，以示嘉奖，但并未采纳晁错主动出击的建议。

晁错接着又向文帝上了《守边劝农疏》，提出用经济措施鼓励移民，用移民实边的办法抵御外患，被文帝所采纳。 于是晁错又上《募民实塞疏》，对如何安置移民生活提出了具体的措施。

汉廷策问

汉文帝前十五年（前165年），晁错任太子家令时，文帝令大臣们推举贤良、方正、文学之士，晁错被推举为贤良。由文帝亲自出题，就“明于国家大体”等问题，提出征询（即“策问”）。当时贾谊已死，参加对策的一百多人中，以晁错的回答为最好（即《举贤良对策》），深得文帝嘉许，由太子家令升为中大夫。

此后，晁错曾多次上书文帝，提出削诸侯和改革法令的建议。文帝虽未采纳，但十分赏识他的才能。太子刘启很赞成晁错的建议，而袁盎等大臣并不喜欢晁错，持反对态度。 

景帝宠信

汉文帝后元七年（前157年），文帝去世，太子刘启即位，提拔晁错为内史。晁错多次单独晋见景帝，议论国家大事，景帝对他言听计从，宠信程度超过了九卿，许多法令是经他的手修改订立的。

丞相申屠嘉心怀忌恨，以晁错擅自凿开庙墙为由，报请景帝处死晁错，晁错提前得到消息，申屠嘉未能得逞，只得谢罪而退，不久患病而死。申屠嘉死后，景帝提升晁错为御史大夫，位列三公，地位愈加显贵。 

进言削藩

景帝二年（前155年），晁错向景帝再次陈述诸侯的罪过，请求削减封地，收回旁郡，提议削藩。上疏《削藩策》，指出：“今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其反亟，祸小；不削之，其反迟，祸大。” 

奏章送上去，景帝命令公卿、列侯和皇族集会讨论，因景帝宠信晁错，没人敢公开表示反对，只有窦婴不同意，从此和晁错结下了怨仇。 

景帝诏令：削夺赵王的常山郡、胶西王的六个县、楚王的东海郡和薛郡、吴王的豫章郡和会稽郡。晁错更改了法令三十条。诸侯哗然，都强烈反对，憎恨晁错。

晁错强行削藩，冒着极大的风险。晁错的父亲劝解无效，服毒自尽。 

七国之乱

景帝下达削藩令十多天后，吴楚等七国以诛晁错为名联兵反叛，是为吴楚七国之乱。景帝闻知消息，和晁错商量出兵事宜。晁错建议汉景帝御驾亲征，自己留守京城。 

时逢窦婴入宫，请求景帝召见袁盎。袁盎曾当过吴国丞相，于是景帝问计于袁盎。袁盎认为吴楚七国造反不足为患，并请求景帝屏退旁人，献策说：“吴楚叛乱目的在于杀晁错，恢复原来封地；只要斩晁错，派使者宣布赦免七国，恢复被削夺的封地，就可以消除叛乱，兵不血刃。”景帝默然良久，决定牺牲晁错以换取诸侯退兵。 于是封袁盎为太常，要他秘密整治行装，出使吴国。 

腰斩东市

袁盎献策十多天后，丞相陶青、中尉陈嘉、廷尉张欧联名上书，弹劾晁错，提议将晁错满门抄斩。 景帝批准了这道奏章，此时晁错毫不知情。于是景帝派中尉到晁错家，下诏骗晁错上朝议事。车马经过长安东市，中尉停车，向晁错宣读诏书，腰斩晁错，当时晁错尚穿着朝服。 

晁错死后，校尉邓公从前线归来，汇报军情，景帝询问交涉进展。邓公认为诸侯叛乱，清君侧只是借口，诛杀晁错对内堵塞了忠臣之口，对外却为诸侯王报了仇，而叛乱并不会平息。景帝深以为然，拜为城阳中尉。其后景帝降诏讨伐，不到三个月就取得了胜利。 

主要成就

政治贡献

重农贵粟

晁错力主振兴汉室经济，汉文帝十二年（前168年），晁错上了一篇《论贵粟疏》。这篇疏继承了贾谊的重农思想，强调重农抑商。晁错在这篇疏中细致地分析了农民与商人之间的矛盾，导致农民流亡，粮食匮乏的严重状况。面对这种商人势力日趋膨胀，农民不断破产的局势，晁错提出重农抑商、入粟于官、拜爵除罪等一系列主张。建议文帝采取两个方面的措施：其一，贵五谷而贱金玉。其二，贵粟。 这对当时发展生产和巩固国防，都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文帝接受了。 

接着，晁错又给文帝上了一篇关于减收农民租的疏。务农桑，薄赋敛，广蓄积；号令有时，要求统治者的政治活动不要影响农时；利民欲，即满足人民的欲望，给老百姓以看得见的物质利益。 

移民实边

对于匈奴的侵扰和西汉王朝中央政府的消极的和亲政策，晁错和贾谊一样，都是不满的。晁错对匈奴的态度比较强硬，开始主张武力平定， 此议不为文帝所接受后，他仍主张积极备战，提出移民实边的策略。 

汉文帝前十一年（前169年），晁错给文帝上了一道《言兵事疏》。提出了"以蛮夷攻蛮夷"的

观点。晁错并不是主张单纯地依赖蛮夷，而是企图使之与中国的军队相结合，使"两军相为表里，各用其长技"，主张主动地向匈奴出击，被文帝委婉地拒绝了。

接着他又向文帝提出了积极防御的策略，即《守边劝农疏》和《募民实塞疏》。在《守边劝农疏》中，晁错分析了秦王朝戍边政策的失误，分析了匈奴民族活动的特点。提出了"徙民实边"的主张。晁错的"徙民实边"的主张，属于一种积极的防御，被文帝所采纳。为了使募民徙边的工作做得更好，晁错在《募民实塞疏》中又提出了两条建议：其一，对安置移民生活提出了具体的措施。其二，要学习古代的方法，将移民按军事建制严格地组织起来。同时，晁错又在《论贵粟疏》中建议，全国百姓向边塞输纳粮食，以换取一定爵位或用以赎罪，这叫纳粟授爵。 这些由晁错主张或更定的措施，对汉初的经济发展和“文景之治”奠定了重要的物质基础。

对晁错提出的移民实边、寓兵于农的政策，文帝立即付诸实施。这个政策不仅在当时起到防御匈奴的作用，而且开了历代屯田政策的先河，对后世影响很大。汉武帝时赵充国实行军屯，三国时曹操的屯田政策，都是晁错移民实边政策的继承和发展。

坚定削藩

继承子孔子的大一统思想和法家限制、打击“父兄大臣”的思想，赞扬“高皇帝不用同姓为亲”的政策，坚决主张“削藩”，认为“今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其反亟，祸小；不削之，其反迟，祸大”。 

晁错的削藩主张是对贾谊"众建诸侯而少其力"思想的继承，然而其态度比贾谊更坚决。晁错始终抓住藩国中最强大也最危险的吴国，不断进行揭露，态度坚决。同时，晁错不只是一个政论家，更是一位政治实践家。晁错不仅有削藩的言论，而且参与了削藩的行动。 在晁错的策划下，景帝"削吴会稽、豫章郡"。

吴楚七国叛乱平息后，景帝下令诸侯王不得继续治理封国，由皇帝派去官吏；改革诸侯国的官制，改丞相为相，裁去御史大夫等大部官吏，使诸侯王失去了政治权力，中央政权的权力就大大加强，而诸侯王的力量就大大地削弱了。晁错虽然牺牲了自己的生命，却极大地巩固了西汉王朝的中央政权，并为汉武帝以“推恩令”进一步解决诸侯王问题，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文学成就

晁错是比贾谊稍后较重要的汉初政论散文家。他的文章立论深刻，逻辑严密，说服力强；文风朴素无华， 但质实恳切，被后世称为“疏直激切，尽所欲言”，《贤良对策》、《言兵事疏》、《守边劝农疏》等，被鲁迅先生誉为“西汉鸿文，沾溉后人，其泽甚远”（鲁迅《汉文学史纲要》）。 

晁错的政论文立论契合时代热潮，善于观察当时社会上所存在的问题，并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法，深识幽显，见解透辟，能切中要害，剖析利弊。正因如此，晁错的政论散文切中实际，不发空论。如晁错的三篇军事政论散文，《言兵事疏》提出了"以蛮夷攻蛮夷"的观点，《守边劝农疏》和《募民实塞疏》提出了"徙民实边"的积极防御策略，立论犀利，措施亦切实可行，所以被文帝所采纳。 

内容上更为正大，意境上更为壮阔。其著论的出发点虽然都是基于建功立业，但落脚点又往往是汉朝的长治久安，并且以强烈的历史责任感为汉朝的巩固和长盛不衰提议献策，字里行间透露出对大汉气象的热情赞颂，具有历史的厚实感而在意境上更为壮阔，体现出历史上升时期的风貌。

艺术特色上，晁错的政论散文，具有战国策士的纵横家风气，力道遒劲，节奏明快、气势磅礴；同时语言明理，意脉流转，在延续战国时期综合开合铺张扬利的文风外，鲜明地呈现出了大汉气象的散文。 此外，与贾谊等人的政论散文不同，晁错之论多峭直而深刻，如《削藩策》，以简洁短促语句来突出犀利而刚硬的力度：“今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其反亟，祸小；不削之，其反迟，祸大”。 

主要作品

《汉书·艺文志》记载晁错有文31篇，多数已佚。较为完整的现存有八篇，散见于《汉书》的《爰盎晁错传》、《荆燕吴传》和《食货志》，主要有《言太子知术数疏》、《言兵事疏》、《守边劝农疏》、《复言募民徙塞下》、《令民入粟受爵疏》、《论贵粟疏》、《举贤良对策》等。 

清人马国翰有其著作辑佚，新中国建国后有《晁错及其著作》（中华书局，1975年）， 《晁错集注释》（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1976年）。 

人物评价

●司马迁《史记·袁盎晁错列传》

晁错为家令时，数言事不用；后擅权，多所变更。诸侯发难，不急匡救，欲报私仇，反以亡躯。语曰“变古乱常，不死则亡”，岂错等谓邪！

●班固《汉书·爰盎晁错传》

错为人峭直刻深。
　　

晁错锐于为国远虑，而不见身害。其父睹之，经于沟渎，亡益救败，不如赵母指括，以全其宗。悲夫！错虽不终，世哀其忠。故论其施行之语着于篇。

●王夫之《读通鉴论》卷二

入粟而拜爵免罪，晁错之计，亦未失也。其未为失计者，非谓爵可轻而罪得以赀免也，谓其可以夺金钱之贵而授之粟也。轻意折色，有三易焉：官易收，吏易守，民易输。三易以趋苟简之利便，而金夺其粟之贵，则宁使民劳于输，官劳于收，吏劳于守，而勿询其便。此参数十世而能纯成其利，非俗吏之所知也。

●李贽《藏书·晁错》

错但可谓之不善谋身，不可谓之不善谋国也。

●鲁迅《汉文学史纲要》

惟谊尤有文采，而沉实则稍逊，如其《治安策》，《过秦论》，与鼂错之《贤良对策》，《言兵事疏》，《守边劝农疏》，皆为西汉鸿文，沾溉后人，其泽甚远；然以二人之论匈奴者相较，则可见贾生之言，乃颇疏阔，不能与鼂错之深识为伦比矣。

●苏轼《晁错论》

世之君子，欲求非常之功，则无务为自全之计。使错自将而讨吴楚，未必无功，惟其欲自固其身，而天子不悦。奸臣得以乘其隙，错之所以自全者，乃其所以自祸欤！

●清·梅曾亮《晁错论》

晁错以术数授景帝，景帝悦之，用其计削七国。七国反，景帝乃诛错。君子日：术不可不慎哉。以盗之术授人而保其不我盗，且曰是必不疑我为盗，虽至愚者不出此。错之智曾是不愚人若也，哀哉！

死因解读

人物性格

晁错年少时师从张恢学习先秦法家申不害和商鞅的学说，法家思想主张性恶论，强调法律的作用，锐意改革。 基于这样的理念，法家人物多以冷峻的面目出现。无论是《史记》还是《汉书》，描述晁错时都用了四个字“峭、直、刻、深”——严厉、刚直、苛刻、心狠。晁错为国深谋远虑，奋不顾身， 与周围大臣关系并不融洽，丞相申屠嘉、外戚窦婴、大臣袁盎等都与晁错有隔阂甚至怨仇。 

强行削藩

贾谊和晁错都谏言削藩，文帝没有采纳，这与当时的治国理念和形势有关。汉朝在武帝之前的治国理念是道家学说，都是道家派，只不过汉景帝的态度比较温和， 因而削藩不但触动了诸侯藩王的既得利益，朝内也有不少反对者， 而晁错的德行节义并不足以镇服众人。 

苏轼认为削藩需要三个条件：“前知其当然，事至不惧，而徐为之图”。晁错的削藩策，提出了削藩的必要性，却未论及可行性，没提出可操作方案；也不具备“徐为之图”的条件。北宋田锡也认为晁错未考虑周全。 

谏帝亲征

吴楚七国之乱，晁错建议汉景帝御驾亲征，自己留守京城。关键时刻把皇帝推到前线，自己却躲到京城，惹起朝中一批忠臣的不满，为他人留下了口实。苏轼就认为晁错“以自将之至危，与居守至安；己为难首，择其至安，而遣天子以其至危”，未能做到临危不乱，指挥若定。 

议杀袁盎

晁错与袁盎素来互相仇视，晁错任御史大夫后，就派人调查袁盎收受吴王刘濞贿赂的事情，证据确凿，依法应处死刑。刘启下令赦免，只把袁盎贬作平民。 吴楚等七国既反，晁错准备趁机打击袁盎，结果他的下属都不赞成。袁盎得到消息后惊慌恐惧，星夜拜访窦婴，表示愿晋见以当面陈述。汉景帝召见袁盎，袁盎便献策：“今计独斩错”，可平定叛乱。 故晁错之死，直接原因与袁盎有关。 

景帝取舍

汉景帝考虑的不仅仅是吴楚联军能不能罢兵的问题，他还要看没有造反的诸侯的反应，诛杀晁错，起码可以稳住这些诸侯，更重要的是，可以让大臣团结一致抵御叛军，周亚夫、郦商、栾布、窦婴等肩负重要使命的大臣基本上都跟晁错不和，同时， “牺牲”晁错，吴楚联军就失去了反叛的旗号。故而，景帝权衡利弊后，对斩杀晁错的奏章批曰：“可”。 

晁错为了削藩而死于削藩，虽然身后争议不断，但他公而忘私、国而忘家的爱国之情，千年以来一直为人赞颂，司马迁云：“敢犯颜色以达主义，不顾其身，为国家树长划。”班固也说：“为国远虑，而不见身害。错虽不终，世哀其忠。” 

史书记载

司马迁《史记·袁盎晁错列传》 

班固《汉书·爰盎晁错传》 

后世纪念

晁错墓

晁错墓位于许昌市烈士陵园西北角，现呈圆形土丘状，高约10米，

晁错墓和晁错祠堂图片占地336.4平方米。 墓冢南面有一石碑，高约2米，宽约1米，上书“汉御史大夫晁公之墓”，赵体行楷，双钩刻石，圆润秀美。石碑上有墓志铭：“公讳错，颍川人，才大而气雄，早受知遇，临事敢言，史称为峭直深刻，以此受戮然，当时冤之……”，落款“乾隆三年戊午冬至日许州府教授苏门孙用正谨”。墓冢东侧有一块石碑，注明晁错墓冢为许昌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晁错祠堂

主词条：晁错故里

晁错祠堂位于晁错故里——河南禹州城南晁喜铺村，原祠堂已被毁，后于2003年重建。祠堂外有晁错碑，祠堂内有晁错塑像。 

（注：晁错墓图片来源 ；晁错祠堂图片来源 ）

人物生平

少年得志

汉高祖七年（前200年），贾谊出生于洛阳（河南郡郡治所在地），少有才名，师从荀况学生张苍。汉高后五年（前183年）即以能诵诗书善文闻名于当地，河南郡守吴公将其召致门下，对他非常器重，在贾谊辅佐下，吴公治理河南郡，成绩卓著，社会安定，时评天下第一。 

汉文帝登基，听闻河南郡治理有方，擢升河南郡守为廷尉，吴公因势举荐贾谊。汉文帝征召贾谊，委以博士之职，当时贾谊21岁，在所聘博士中年纪最轻。出任博士期间，每逢皇帝出题让讨论时，贾谊每每有精辟见解，应答如流，获得同侪的一致赞许，汉文帝非常欣赏，破格提拔，一年之内便升任为太中大夫。 

针砭时弊

贾谊初任太中大夫，就开始为汉文帝出策。汉文帝元年，贾谊提议进行礼制改革，上《论定制度兴礼乐疏》，以儒学与五行学说设计了一整套汉代礼仪制度，主张“改正朔、易服色、制法度、兴礼乐”，以进一步代替秦制。由于当时文帝刚即位，认为条件还不成熟，因此没有采纳贾谊的建议。 

文帝二年（前178年），针对当时“背本趋末”（弃农经商）、“淫侈之风，日日以长”的现象，贾谊上《论积贮疏》，提出重农抑商的经济政策，主张发展农业生产，加强粮食贮备，预防饥荒。汉文帝采纳了他的建议，下令鼓励农业生产。 政治上，贾谊提出遣送列侯离开京城到自己封地的措施。 

鉴于贾谊的突出才能和优异表现，文帝想提拔贾谊担任公卿之职。绛侯周勃、灌婴、东阳侯、冯敬等人都嫉妒贾谊，进言诽谤贾谊“年少初学，专欲擅权，纷乱诸事”。汉文帝亦逐渐疏远贾谊，不再采纳他的意见。 

谪居长沙

文帝四年（前176年），贾谊被外放为长沙王太傅。长沙地处南方，离京师长安有数千里之遥。贾谊因贬离京，长途跋涉，途经湘江时，写下《吊屈原赋》凭吊屈原，并发抒自己的怨愤之情。时周勃被捕系狱，贾谊上疏《阶级》，建议文帝以礼对待大臣。 

文帝时，把蜀郡的严道铜山赐给邓通，又允许吴王刘濞开豫章铜山铸钱，因此，“邓氏钱”和吴钱遍布天下。汉文帝五年（前175年），贾谊在长沙又向文帝上《谏铸钱疏》，指出私人铸钱导致币制混乱，于国于民都很不利，建议文帝下令禁止。 

贾谊做长沙王太傅的第三年，有一只鵩鸟（猫头鹰）飞入房间，停在座位的旁边。猫头鹰像鹃，旧时视为不吉祥之鸟。贾谊因被贬居长沙，长沙低洼潮湿，常自哀伤，以为寿命不长，如今鵩鸟进宅，更使他伤感不已，于是作《鵩鸟赋》抒发忧愤不平的情绪，并以老庄的齐生死、等祸福的思想以自我解脱。 

再入宫廷

谪居长沙三年后，汉文帝想念贾谊，征召入京，于未央宫祭神的宣室接见贾谊。文帝因对鬼神之事有所感触，就向贾谊询问鬼神的原本。贾谊详细讲述其中的道理，一直谈到深夜，汉文帝听得不觉移坐到席的前端。谈论完了，汉文帝说：“我很久没看到贾生了，自以为超过他了，今天看来，还比不上他啊。” 

贾谊这次回到长安，朝廷人事已有很大变化，灌婴已死，周勃遭冤狱被赦后，回到绛县封地，不再过问朝事。但文帝还是没有对贾谊委以重任，只是任命他为梁怀王太傅，任职所在地更近朝廷，而且梁怀王刘揖是文帝的小儿子，很受宠爱，也算是对他的一种重视。 

政论天下

贾谊任梁怀王太傅，虽在梁国封地，但仍体察政事，居安思危。这一时期，匈奴强盛，常侵犯汉朝边疆；汉朝刚刚建立，法规制度粗疏而不严明；诸侯王超越本身的权力范围，占据的土地超过古代制度的规定，淮南王、济北王都因为谋反而被诛灭。贾谊因此多次上疏陈述政事（《治安策》），大体上围绕匈奴侵边、制度疏阔、诸侯王悟凝等三个问题而展开论述。 

文帝前元七年（前173年），淮南王刘长阴谋叛乱，文帝把他流放到蜀郡（今四川中部），刘长在途中畏罪自杀。第二年（前172年），文帝又把刘长的四个儿子封为列侯。贾谊担心文帝接着还要把刘长的几个儿子由列侯进封为王，上疏文帝，进行劝告，但是文帝并没有采纳贾谊的意见。 

英年早逝

汉文帝十一年（前169 年），贾谊32岁，随梁怀王入朝，梁王刘胜坠马而死，贾谊感到自己身为太傅，没有尽到责任，深深自责，经常哭泣，心情十分忧郁。

梁怀王无子，按例他的封国就要撤销。贾谊认为，这样做对整个局势不利；建议为梁王立继承人，或者让代王刘参迁到梁国来；扩大梁国和淮阳国的封地，使前者的封地北到黄河，后者南到长江，从而连成一片。文帝听了贾谊的建议，迁淮阳王刘武为梁王，另迁城阳王刘喜为淮南王。从后来吴楚七国之乱中梁王刘武坚决抵御的作用来看，根据贾谊的这个建议所作的部署，确实是深谋远虑。

汉文帝十二年（前168年），贾谊在忧郁中死去，年仅三十三岁。

主要成就

人物思想

儒家

西汉初年，儒生陆贾与叔孙通等人在总结秦亡教训的基础上，提出了用儒家治国的设想，但未及付诸政治实践。西汉初期，贾谊冲破文帝时道家、黄老之学的束缚，将儒家学说推到了政治前台，制定了仁与礼相结合的政治蓝图，得到了汉文帝的重视，在历史上留下了深刻的影响。

贾谊认为秦亡在于“仁义不施”，要使汉朝长治久安，必须施仁义、行仁政。同时，贾谊的仁义观带有强烈的民本主义的色彩。贾谊从秦的强大与灭亡中，看到了民在国家治乱兴衰中所起的至关重要的作用。以这种民本主义思想为基础，贾谊认为施仁义、行仁政，其主要内容就是爱民，“故夫民者，弗爱则弗附”，只有与民以福，与民以财，才能得到人民的拥护。以爱民为主要内容的施仁义、行仁政的思想是贾谊政治思想的基本内容。 

在研究历史的同时，贾谊对汉朝的社会现实也进行仔细考察。贾谊认为，当时的情况是，在表面平静的景象之后已隐藏着种种矛盾和行将到来的社会危机：农民暴乱已时或出现；诸侯王僭上越等、割据反叛，已构成了对中央政权的严重威胁；整个社会以侈靡相竞、以出伦逾等相骄，社会风气每况愈下。因此，在贾谊看来，面对这样一种上无制度，弃礼义，捐廉丑的社会现实，不能遵奉黄老之术，必须改正朔，易服色，定官名，兴礼乐，因此，叔孙通等人倡导的制礼仪、明尊卑、以礼治国的主张，也成了贾谊政治思想的重要内容。通过仁与礼，贾谊为汉朝提出了一个仁以爱民、礼以尊君的忠君爱民的儒家式的政治统治模式。 

法家

与陆贾、叔孙通等人一样，贾谊也非一个醇儒，尤其是为了解决汉朝中央政权与诸侯王之间的矛盾，法家的权势法制思想也已被贾谊吸收到了其思想体系之中。贾谊认为：施仁义主要是对民而言的，对于当时拥有强大势力并随时可以反叛中央的诸侯王，单靠仁义恩成是不够的，还必须依靠权势法制，“仁义恩厚，此人主之芒刃也；权势法制，此人主之斤斧也。势已定、权已足矣，乃以仁义恩厚因而泽之，故德布而天下有慕志。今诸侯王皆众髋髀也，释斤斧之制，而欲婴以芒刃，臣以为刃不折则缺耳。” 

道家

贾谊在《道德说》中借助于汉初非常流行的《老子》的学说，试图为儒家的道德论寻找一个宇宙观的基础，表现了汉儒自陆贾以来自觉地吸收其他各家的思想以充实儒家思想体系的新动向。

贾谊认为，阴阳、天地、人与万物都由德生，而德由道生。道是宇宙万物的最终本源，而德则是宇宙万物的直接本源。德有六理：道、德、性、神、明、命；德有六美：有道、有仁、有义、有忠、有信、有密。 贾谊试图用《老子》的道德说来为儒家的道德伦理提供依据，这种吸取道家的思想因素以为儒家的道德伦常进行形而上的哲学论证，为后来董仲舒全面吸收道家学说以重构儒家思想体系提供了可以参考的思想资料。 

政治贡献

纵观贾谊一生，虽受谗遭贬，未登公卿之位，但他的具有远见卓识的政论和建议，文帝还是比较重视，大略是实行了的；贾谊在政治、经济、国防以及社会风气等方面的进步主张，不仅在文帝一朝起了作用，更重要的是对西汉王朝的长治久安起了重要作用。

割地定制、礼治天下

贾谊指出危害西汉王朝政治安定的首要因素，是诸侯王的存在以及他们企图叛乱的阴谋。他回顾历史，列举事实说明分封诸侯王的害处。指出诸侯王的叛乱，并不取决于是疏是亲，而是取决于“形势”，取决于他们力量的强弱，从“形势”来解释诸侯王反叛与否。因此，贾谊得出的结论是：“疏者必危，亲者必乱”。

根据异姓诸侯王反叛的历史教训和同姓诸侯王必然反叛的危险，贾谊提出了两个方面的措施：其一曰定礼制，其二曰定地制。定礼制，就是针对诸侯王在礼制上的僭越，强调必须严格区分等级，使诸侯王严格按人臣之礼行事，从而维护天子的最高威严。定地制即“割地定制”，根据“大都强者先反”的历史教训，贾谊提出了“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方针：在原有的诸侯王的封地上分封更多的诸侯，从而分散削弱他们的力量。诸侯王的封地，一代一代分割下去，愈分愈少，直到“地尽而止”，力量也就愈来愈削弱下去了，这就叫做“割地定制”。 

景帝刘启时，晁错提出“削藩”政策，是贾谊主张的继续；景帝三年（前154年）吴楚七国之乱，证明了贾谊对诸侯王分析的正确性。到了汉武帝刘彻的时候，颁行主父偃提出的“推恩令”，更是贾谊“众建诸侯而少其力”方针的全面实行了。 

另外，在《宗首》、《藩强》、《权重》等文章中，贾谊还阐述了加强中央集权的思想；在《大政》、《修政》中提出了利民安民的民本思想。 

重农抑商、以农为本

贾谊认为，富商大贾与诸侯王相勾结，有恃无恐，僭越礼制，又要农民供给他们以奢侈的生活资料，因而导致了广大农民贫困。因此，贾谊主张重视农民，提倡俭约，反对奢侈之风。 

文帝二年（前178年），贾谊上《论积贮疏》，紧密围绕“积贮”的论题，从正反两面论证加强积贮对国计民生的重大意义，对于维护汉朝的封建统治，促进当时的社会生产，发展经济，巩固国防，安定人民的生活，都有一定的贡献，客观上符合人民利益，在历史上有其进步的意义；他的重视发展农业，提倡积贮的思想，即使至今，也仍有借鉴的价值。同时，贾谊指出，商人卖奴隶，穷极奢侈，不尊重国家制度，冒犯皇帝尊严，主张俭约，禁奢靡之风。 

在货币政策上，贾谊承认货币流通的客观性质，不认为单凭君王权力就可以解决货币问题。因而贾谊建议禁止私人铸钱、由中央垄断造币的原料，统一铸钱，即不让铜流布于民间，也不准老百姓私自采炼铜矿。 可惜文帝未执行，以至币制混乱。 贾谊的货币主张，在客观上已为后来汉武帝时实现统一的五铢钱制度，即所谓“三官钱”的流通开辟了道路， 武帝时期禁止铸钱的政策正是贾谊思想的延续。 

儒法结合、瓦解匈奴

贾谊对待匈奴思想的出发点，是传统儒家的华夷之辨，四境少数民族侵凌中原民族是不能容忍的。 因而，在北方匈奴问题上，贾谊认为和亲并不能制止匈奴侵扰，提出儒法结合的战略思想，即“德战”：“以厚德怀服四夷”， 辅以“三表 、五饵 ”之术。贾谊认为，只要实行他的“三表”、“五饵”的策略，便可以争取匈奴的民众，孤立单于，并进而降服单于。 

贾谊对他这套制服匈奴的措施颇具信心，所以他向文帝毛遂自荐，愿意亲自来实行其计划。 贾谊主张用和平的手段瓦解敌人的策略，因而西汉赢得了30 多年国内建设的和平环境，为武帝最终战胜匈奴奠定了实力基础，故其功不可没。 

文学成就

散文

（参见贾谊的作品词条《治安策》、《过秦论》、《论积贮疏》等）

《汉书·艺文志》记载贾谊散文共58篇，收录于《新书》。其作品大体可分为三类，一类是专题政论文，如《过秦论》；一类是就具体问题所写的疏牍文，如《陈政事疏》；还有一些是杂论。

贾谊的政论文，主要是一些陈政事的疏奏，为数不多，但成就巨大。一方面，他吸取战国儒道法三家思想而又“案之当今之务”，使其政沦文具有适应时代需要而“经世致用”的特色，因而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另一方面，他继承战国之文“敷张文辞”的写作手法而又更加疏直激切、尽所欲言，使其政论文具有将说理与情感、气势、形象相结合而耸动人主视听的特色。

贾谊的政论散文说理透辟，逻辑严密，感情充沛，气势非凡，全面地阐述了 深刻的政治思想和高瞻远瞩的治国方略，鲜明地体现了汉初知识分子在大一统封建帝国创始时期积极用世的人生态度和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标志着中国散文发展的一个新阶段，代表了汉初政论散文的最高成就，对后代散文影响很大。鲁迅曾说，他与晁错的文章“皆为西汉鸿文，沾溉后人，其泽甚远。”

除此之外，贾谊《新书》中还有一些杂论文章，语言或朴实浅显，或生动形象，叙事说理均有特色。 

赋

（参见贾谊的作品词条《吊屈原赋》、《鵩鸟赋》等）

赋是汉代文学的代表，是在楚辞基础上发展而成的一种文体。汉赋大致分两种，一种是直接摹仿屈原《离骚》体的骚体赋，一种是汉代新创的散体大赋，它日益发展，成为汉赋的主体。贾谊赋在赋史上具有“振其绪”之功。既上承楚骚的余绪。又奠定了汉代骚体赋的基础。

在贾谊仅存的四篇赋中，《吊屈原赋》是汉初骚体赋的代表作，“辞清而理哀”（刘勰），是以骚体写成的抒怀之作，也是汉人最早的吊屈之作，开汉代辞赋家追怀屈原的先例。 

《鵩鸟赋》在艺术形式上，受庄子寓言影响，以人鸟对话展开，开汉赋主客问答体式之先河；同时此赋以整齐的四言句为主，有散文化的倾向，体现着向汉大赋的过渡（马积高《赋史》）。 

主要作品

刘向编为《新书》十卷，共五十六篇，已散佚不全。明人辑有《贾长沙集》，今人辑有《贾谊集》。

人物评价

总评

贾谊一生虽然短暂，但是，就在这短暂的一生中，却为中华文化宝库留下了一份珍贵的文化遗产。他是骚体赋的代表作家，又奠定了汉代骚体赋的基础。在西汉政论散文的园地中，贾谊的散文也堪称文采斐然。刘勰《文心雕龙·奏启》称其奏疏是“理既切至，辞亦通畅，可谓识大体矣。”其最为人称道的政论作品是《过秦论》、《治安策》和《论积贮疏》，说理透辟，逻辑严密，气势汹涌，词句铿锵有力，对后代散文影响很大。 

历代评价

司马迁：“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适长沙，观屈原所自沈渊，未尝不垂涕，想见其为人。及见贾生吊之，又怪屈原以彼其材，游诸侯，何国不容，而自令若是。读服鸟赋，同死生，轻去就，又爽然自失矣。” 

班固：“追观孝文玄默躬行以移风俗，谊之所陈略施行矣。及欲改定制度，以汉为土德，色上黄，数用五，及欲试属国，施五饵三表以系单于，其术固以疏矣。谊亦天年早终，虽不至公卿，未为不遇也。凡所著述五十八篇，掇其切于世事者著于传云。” 

刘向：“贾谊言三代与秦治乱之意，其论甚美，通达国体，虽古之伊、管未能远过也。使时见用，功化必盛。为庸臣所害，甚可悼痛。” 

刘歆：“汉朝之儒，唯贾生而已。” 

刘勰：“贾生浮湘，发愤吊屈，体同而事核，辞清而理哀，盖首出之作也。” 

苏轼：“贾生，王者之佐，而不能自用其才也。贾生志大而量小，才有余而识不足也。” 

李东阳：“文帝时，可当大臣者，惟贾太傅一人。” 

归有光：“若贾生之通达，蔡邕之文学，张衡之精思，卓茂之循良，李膺之高节，黄宪之雅度，邓禹之功勋，有不可一二数者。” 

王夫之：“王安石之于谊似矣，而谊正......然则世无逆求于已，已未豫图其变，端居臆度而欲四海而经营之，未有能济者也。充谊之志，当正学之世，尽抒其所蕴，见诸施行，殆可与齐黄并驱乎？” 

袁枚：“生不死，帝必用生；生用其所施，必远过晁、董。而卒之天夺其年，岂非命耶？生自伤为傅无状，哭泣过哀，思文帝之恩，惜梁王之死，盖深于情者也，所以为贤也。” 

鲁迅：①“惟谊尤有文采，而沉实则稍逊，如其《治安策》，《过秦论》，与鼂错之《贤良对策》，《言兵事疏》，《守边劝农疏》，皆为西汉鸿文，沾溉后人，其泽甚远；然以二人之论匈奴者相较，则可见贾生之言，乃颇疏阔，不能与鼂错之深识为伦比矣。”②“惟其后之所以绝异者，盖以文帝守静，故贾生所议，皆不见用，为梁王傅，抑郁而终。” 

毛泽东：“（《治安策》）是西汉一代最好的政论”，“全文切中当时事理”。 

诗词评价

史书记载

司马迁·《史记·屈原贾生列传》 

班固·《汉书·贾谊传》 

后世纪念

贾谊故居又名贾太傅故宅、贾太傅祠，位于长沙市解放西路与贾谊故居太平街口交汇处，始建于西汉文帝年间。汉武帝时期，由皇帝敕命修缮贾谊故居，从明朝成化元年始，形成祠宅合一之格局。湖湘人民极重视对故居保护，历代毁建相继，均以贾谊井为中心，原址不变。现贾谊故居为1998年重修，为湖南省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主要景点有：门楼、贾谊井、贾太傅祠、太傅殿、寻秋草堂、古碑亭、碑廊等，有《贾谊生平事迹陈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