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李

人物生平

宗室王孙

李贺于唐德宗贞元六年（公元790年），出生于福昌县昌谷（今洛阳宜阳县三乡）一个破落贵族之家，远祖是唐高祖李渊的叔父李亮（大郑王），属于唐宗室的

远支，武则天执政时大量杀戮高祖子孙，到李贺父亲李晋肃时，早已世远名微，家道中落，隐沦昌谷。李贺对自己有李唐宗室高贵血统这一点十分自豪，在他的降里一再提起：“唐诸王孙李长吉”、“宗孙不调为谁怜”、“为谒皇孙请曹植”。但实际上，他这个“宗室王孙”恐怕连大郑王房的嫡脉也不是，至少是家道早就衰落了。 

李贺自述家境时说：“我在山上舍，一亩嵩硗田。夜雨叫租吏，舂声暗交关。”（《送韦仁实兄弟入关》）父亲李晋肃，早年被雇为“边上从事”。大历三年（768）去蜀任职，曾与表兄杜甫相遇于公安，“漂泊”一生，到李贺出生的贞元年间，晋肃稍得升迁，任陕县令，但不久老死。母亲郑氏，生一女二子，长守昌谷。大女出嫁后，家境愈贫寒。李贺兄弟二人外出谋生，欲饱肌腹。“欲将千里别，特此易斗粟”（《勉爱行二首送小季之庐山》），凄凉之状，于此可见。

李贺自幼体形细瘦，通眉长爪，长相极有特征。他才思聪颖，七岁能诗，又擅长“疾书”。相传贞元十二年（公元796）李贺正值七岁，韩愈、皇甫湜造访，李贺援笔辄就写就《高轩过》一诗，韩愈与皇甫湜大吃一惊，李贺从此名扬京洛 。年纪稍长，李贺白日骑驴觅句，暮则探囊整理，焚膏继晷，十分刻苦。李商隐作《小传》云：“恒从小奚奴，骑巨驴，背一古锦囊，遇有所得，即书投囊中，及暮归，太夫人使婢受囊出之，所见书多，辄曰：‘是儿要当呕出心乃已耳！’”。贞元二十年（804年），十五岁的李贺就已经誉满京华与李益起名了。 

唐顺宗永贞元年（805年），李贺十六岁，当年顺宗带病继位（中风），任用王叔文、韦执谊等除弊革新，史称永贞革新。八月宦官俱文珍勾结贵族官僚改元永贞，逼顺宗称病退位，新政遂败。次年，顺宗病亡。唐人（刘禹锡、柳宗元等）在诗文中有影射，指称顺宗并非病故，而是遇害而死。李贺成年后，得知此事，做《汉唐姬饮酒歌》讽刺。

仕途失意

唐宪宗元和二年（公元807年），李贺十八岁岁左右，即已诗名远播，元和三、四年间（公元808～809年），李贺写《雁门太守行》谒韩愈 ，又闻韩愈在洛阳，李贺往谒。据说，韩愈

与皇甫湜曾一同回访，贺写了有名的《高轩过》诗。本可早登科第，振其家声，但“年未弱冠”，即遭父丧。当时，服丧“务必以三年全期为限，所以直到元和五年（810年）韩愈才与李贺书，劝其举进士。该年初冬，二十一岁的李贺参加房式主持，韩愈参与组织的河南府试，作《河南府试十二月乐词并闰月》，并一举获隽，年底即赴长安应进士举。可是“阖扇未开逢猰犬”，妒才者放出流言，谓李贺父名“晋肃”、“晋”与“进”犯“嫌名”。尽管韩愈“质之于律”“稽之于典”为其辩解，终无可奈何，李贺不得不愤离试院。元和三年（公元808年）春，十九岁的李贺离京返回昌谷，作《出城》，当年十月间，再次西入长安。经停洛阳，韩愈、皇甫湜到访慰藉落第之人，李贺作《高轩过》答谢。十月十四日，李贺在洛阳仁和里坊的宅院中，与前辈话别，作《仁和里杂叙皇甫湜》。

元和五年（810年），这一年李贺二十一岁，韩愈调为河南令（河南府，治所洛阳），有诗《燕河南府秀才》，诗中有“惟求文章写，不敢妒与争”。可能是感怀此前李贺的不幸遭遇，诫勉本届考生。

未能参加进士考试，对李贺打击甚重，他曾写了不少抒愤之诗，当年回到昌谷。大约因其为李唐宗室的后裔，又有韩愈为之推奖，元和六年（811年）五月，李贺又返回长安，经宗人推荐，考核后，父荫得官，任奉礼郎，从九品。从此，“牢落长安”长达3年，为官3年间，李贺亲身经历，耳闻目睹了许多事情，结交了一批志同道合的朋友，对当时社会状况有了深刻的认识。个人生活虽不如意，却创作了一系列反映现实、鞭挞黑暗的诗篇。虽然此间心情“瞧悴如刍狗”，但增长了生活阅历，扩充了知识领域，在诗歌创作上大获丰收。所谓贺诗“深刺当世之弊，切中当世之隐”（清姚文燮语），大多数作品就产生在这一时期。他在中唐诗坛乃至整个唐代文坛的杰出地位，应该说主要是这一时期写下的近60首作品奠定的。 

晚年漂泊

由于迁调无望，功名无成，哀愤孤激之思日深。加之妻又病卒，李贺忧郁病笃，元和八年（813年）春告病回昌谷休养了一段时日。但他不甘沉沦，又举足南游，希望在南楚或吴越一展才华。离长安时，他的友人无可和尚（青龙寺高僧）也曾写过一首《送李长吉之任东井》的诗，预祝他南游成功，但结果大约也不妙。“九州人事皆如此”，他折回洛阳，告别长辈皇甫湜等亲友，同年十月十四日又西进长安。元和九年（814年），他决然辞去奉礼郎之职，重回昌谷“归卧”。然后取道宜阳、洛阳、经河阳，入太行，过长平、高平，于深秋到达潞州（今山西长治市）。此后在潞州张彻的荐举下，做了3个年头的幕僚，为昭义军节度使郗士美的军队服务，帮办公文。元和十一年（816年），因北方藩镇跋扈，分裂势力猖獗，郗士美讨叛无功，告病到洛阳休养，友人张彻也抽身回长安。李贺无路可走，只得强撑病躯，回到昌谷故居，整理所存诗作，不久病卒，时年二十七岁。 

个人成就

官场

奉礼郎

元和六年（811年）五月，李贺经宗人推荐，考核后，父荫得官，任奉礼郎，从九品。从此，为官3年间，在这一时期，李贺亲身耳闻目睹了许多事情，结交了一批志同道合的朋友，对当时社会状况有了深刻的认识。李贺个人生活虽不如意，但却创作了一系列反映现实、鞭挞黑暗的诗篇。虽然此间心情“瞧悴如刍狗”，增长了生活阅历，扩充了知识领域，在诗歌创作上丰收颇丰。所谓贺诗“深刺当世之弊，切中当世之隐”。

诗词

李贺的诗，据杜牧序，是自己编后交由集贤学士沈子明保存的，凡233首。宋以后，始则传诗四卷220首（古

今学者均少作一首误计219首）。稍后，南宋吴正子作注，又据鲍钦止本增外集一卷，唐宋志皆称贺诗5卷。诗词《雁门太守行》列入苏教版语文八年级上学期第六单元诵读与欣赏，7年级下语文版25课古诗5首之一。《李凭箜篌引》选入人教版《高中语文选修 中国古代诗歌欣赏》

李贺一生，以诗为业。他的诗，包括四方面内容：

借古讽今题材

他写这类作品，有一定的现实基础。早年家居昌谷，邻近洛阳到长安的大道，征调运输所必经，使他对人民所受重赋剥削，统治阶级所为淫奢恶行，有所见闻；后来京城羁旅，游历南北，贵族官僚的腐朽骄奢，宦官集团的乱政无能，藩镇割据的祸国殃民，贪官污吏的横行不法，下层人民的受苦受难，进一步激发诗人的愤慨。李贺所写这一类诗篇，所反映的社会生活相当广阔，有的是直陈时事，有的是借古刺今：

① 隐射抨击永贞宫变的，如《汉唐姬饮酒歌》；

② 批判唐宪宗沉湎迷信、追求长生的，如《仙人》《昆仑使者》《神弦》《苦昼短》《官街鼓》；

③ 拥护中央集权、反对藩镇割据的，如《秦王饮酒》《雁门太守行》《古邺城童子谣效王粲刺曹操》《上之回》；

④ 揭露藩镇祸国殃民的，如《猛虎行》《公出无门》；

⑤ 反映权贵骄奢淫逸、好景不常的，如《荣华乐》《秦宫诗》《牡丹神曲》《夜饮朝眠曲》《贵公子夜阑曲》《嘲少年》《梁台古愁》；

⑥ 讽刺宦官专权、乱政无能的，如《吕将军歌》《感讽五首》（其二）《感讽六首》（其二、四）；⑦反映边塞敌人侵扰、抗敌士兵艰苦生活的，如《摩多楼子》；

⑧ 揭露统治阶级剥削压迫的，如《老夫采玉歌》《感讽五首》（其一）；

⑨ 同情妃嫔悲苦生活的，如《宫娃歌》《堂堂》；

⑩ 反映少数民族军事活动的，如《黄家洞》。

发愤抒情题材

李贺有积极用世的政治怀抱，虽然因仕途困厄，疾病缠身，存在“我当二十不得意，一心愁谢如枯兰”（《开愁歌华下作》）的消沉情绪，但也有许多诗篇反映对“臣妾气态间，唯欲承箕帚”的官宦生活不满，表现“天荒地老无人识”的不平；他也不甘沉沦，发出“男儿屈穷心不穷，枯荣不等嗔天公”，“少年心事当拏云，谁念幽寒坐呜呃”的豪言壮语，更满怀着“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的雄心壮志。《赠陈商》、《送沈亚之歌》《野歌》《致酒行》等正是这方面的代表作。

神仙鬼魅题材

长吉插上想象的翅膀，以奔放热烈的浪漫主义情怀，描摹神仙境界，王母娘娘、嫦娥等神话人物，银河、月

宫等天国风光，出现在《天上谣》《梦天》等名作中，极尽奇丽谲幻之观。但长吉诗也有另一种鬼魅世界的可怕描述：“鬼灯如漆点松花”（《南山田中行》）、“鬼雨洒空草”（《感讽五首》其三）、“秋坟鬼唱鲍家诗，恨血千年土中碧”（《秋来》）、“百年老枭成木魅，笑声碧火巢中起”（《神弦曲》），这也是后人称其为“诗鬼”的重要原因。李贺诗中多仙境鬼域，一方面是因为他极度坎坷的人生有时令他极度的迷茫苦闷，然而更多的是体现他的朴素唯物主义思想。“东指羲和能走马，海尘新生石山下”（《天上谣》），“南风吹山作平地，帝遣天吴移海水。王母桃花千遍红，彭祖巫咸几回死”（《浩歌》）等诗肯定了万事万物的变化，指出了沧海桑田、生老病死的自然规律。《神弦》、《苦昼短》等诗更是直接写出神鬼的虚诞，矛头直指不问苍生问鬼神的唐宪宗，抨击他一心追求长生不老的荒唐。杜牧说：“梗莽邱陇，不足为其怨恨悲愁也”，“牛鬼蛇神，不足为其虚荒诞幻也”（《李长吉歌诗叙》），是对这类诗篇的总评。

其诗句如“楚魂寻梦风飕然”（《巫山高》）、“嗷嗷鬼母秋郊”（《春坊正字剑子歌》）、“鬼灯如漆点松花”（《南山田中行》）、“纸钱塞鸣旋风”（《神弦曲》）、“回风送客吹阴火”（《长平箭头歌》）等等，乍读只觉鬼气森森，令人毛骨悚然，然而，在作者笔下，这些“鬼”，“虽为异类，情亦犹人”，绝不是那些让人谈而色变的恶物。有人说李贺“以哀激之思，作晦僻之调，喜用鬼字、泣字、死字、血字。幽冷溪刻，法定当天。”这种见解未免过于偏狭，李贺写鬼与其说是自感早天之兆，不如说是其逆反心理使然。 

咏物等其他题材

其中如《李凭箜篌引》《申胡子觱篥歌》《听颖师弹琴歌》等，通过“石破天惊”的奇特想象和比喻等手法，描绘音乐家的高超技艺和动人的音乐美，并抒发了作者的怀抱，给人以很深的感受。《杨生青花紫石砚歌》，赞颂了劳动人民巧夺天工的手工艺。《罗浮山人与葛篇》，描写织布老人织雨剪湘的绝技。还有《昌谷北园新笋四首》，借咏笋以赞美青春的活力；《马诗二十三首》（长吉属马），借咏马以反映现实政治，抒发作者的愤激心情。后两组诗并且运用了李贺不常用的绝句形式。这类诗总的表现了李贺诗题材的广度和思想的深度。而象《美人梳头歌》一类作品，则体现了作者对贵族妇女生活的态度（一说新婚燕尔描写自己的妻子）。

传世作品

作品风格

李贺诗歌诗风以空灵甚至诡异见长，在内容上主要是抒发怀才不遇的悲愤；描写幻想中的神鬼世界；描写人民的疾苦；揭露时弊、批判统治者的荒淫昏聩，歌颂边塞将士英勇卫勉等。其艺术特点为：想象奇谲，辞采诡丽，变幻缤纷，刻意创新。诗歌意象跳跃，结构不拘常法。修辞的奇巧和诗歌语言的奇峭。但有其不足，追求奇峭虚幻而往往流于晦涩险怪，缺少完整的形象和连贯的情思脉络，难于索解。 

语言悲冷凄苦

奇特的语言营造悲冷的氛围是李贺诗歌最为成功的因素之一，也是“长吉体”能在繁花似锦的诗歌苑囿中一枝独俏的关键所在。典型如李贺的《秋来》诗文。《秋来》这首诗大约作于李贺辞官归家的时期。糟糕的心情、萧瑟的秋风、刺骨的冷雨，触发了诗人心中无限的悲苦哀愁，诗人主观情思与孤坟野鬼融于一体，托物传情，借“鬼”寄慨，以瑰丽奇特的艺术形象来抒发诗人抑郁未伸、怀才不遇的深广忧愤，凝成了瑰美而冷俏的语言，读来令人胆颤心惊，毛骨悚然。 

李贺把诗歌作为呕心沥血和事业，其母说他“呕出心乃已”。他刻意追求诗歌语言的瑰美冷峭。宋代严羽在他的《沧浪诗话》云中说“长吉之瑰诡，天地间自欠此体不得。”《秋来》这首诗中桐风惊心、香魂吊客，鬼唱鲍诗，恨血化碧等悲冷的意象充分体现了李贺语言的艺术特色。别具一种魅力。 

选词炼句，不落窠臼

李贺诗受楚辞、古乐府、齐梁宫体、李杜、韩愈等多方面影响，经自己熔铸、苦吟，形成非常独特的风格。李诗最大的特色，就是想象丰富奇特、语言瑰丽奇峭。长吉上访天河、游月宫；下论古今、探鬼魅，他的想象神奇瑰丽、旖旎绚烂。长吉刻意锤炼语言，造语奇隽，凝练峭拔，色彩浓丽。他的笔下有许多精警、奇峭而有独创性的语言。如“羲和敲日玻璃声”（《秦王饮酒》）、“银浦流云学水声”（《天上谣》）、“玉轮轧露湿团光”（《梦天》）等匪夷所思的奇语，比比皆是。可以说，尚“奇”是长吉所处的时代、特别是他的良师益友韩愈所代表的韩孟诗派共同的追求。他也有不少明快易懂的作品，如《勉爱行》、《感讽五首》其一、《京城》、《嘲少年》等。与“诗仙”李白，“诗圣”杜甫，“诗豪”刘禹锡，“诗魔”白居易一样，另有四字真言，鬼、泣、血、死，故被称为"诗鬼"。

长吉诗的另一大特点就是较多地写古体诗、写乐府，很少写当时流行的近体诗，现存诗作无一首七律。李贺在乐府诗的继承和创新方面作出了杰出贡献，借古寓今，或讽或叹，灵活多变，涣然有新意。在同时代的“元白”、“张（籍）、王（建）”两派乐府外，别开境界，独树一帜。他特别擅长短篇，如《天上谣》、《梦天》、《帝子歌》等，是后人称为“长吉体”的代表作。在唐代，李商隐、温庭筠的古诗，就是走李贺所开辟的道路。宋人贺铸、周邦彦、刘克庄、谢翱、文天祥，元人萨都剌、杨维桢，明人汤显祖，清人曹雪芹、黎简、姚燮，都受到李贺诗的影响。

选择物象，独辟蹊径

元代孟肪曾说：“读长吉《十二月乐词》，其意新而不蹈袭，句丽不淫，长短不一，音节各异。这组诗在选取物象和意境上全避熟典，诗中二月不用折柳，三月不用桃李，五月不用蒲艾，七月不用牛女，八月不赋明月，九月不写登高。这是那些只会吟“天对地、雨对风、大陆对长空。雷隐隐、雾蒙蒙、山花对海树、赤日对苍穹”的酸穷文人无法企及的境界。再如其代表作《秦王饮酒》，诗歌为《秦王饮酒》却“无一语用秦国故事”（王琦《李长吉诗歌汇解》）。与其所有咏古诗一样，其题旨多在“笔墨蹊径”之外，他写古人古事，大多用以影射当时的社会现实，或借以表达自己郁闷的情怀和隐微的意绪，现实意义的咏古之作在他的集子里是很难找到的。 

多用衰老和死亡意象：中国诗歌史上，几乎再没有一个青年诗人那样偏嗜描写衰老、死亡的事物，翻开长吉诗集，这类意象触目皆是，到处是老、死、衰等字眼，其他像残、断、堕、瘦、古、鬼、枯、颓、病、败、朽、暮、弊、破、哭、愁、幽、折、荒、血、寒、泣、悲、凄、苦等字眼也随处可见，统计结果表明，上述字眼在李贺诗集中共出现440余次，平均每首诗出现两次，出现最多的为“老”字（48次），其次是“寒”字（34次）， “断”字（33次），“愁”字（24），“死”字（20次）。 《谈艺录》另一方面由于李贺仕进无路，体弱多病，尽管是一个青年诗人，术特色李贺的诗想象力丰富，意境诡异华丽，常用些险韵奇字，风格同唐朝其他诗人迥然不同。

常用鬼意象：李贺的“鬼诗”，总共只有十余首，不到他全部作品的二十分之一，然而“鬼”字却与他结下了不解之缘，被人们目为“鬼材”、“鬼仙”，这些诗表现了什么样的思想感情，应当怎样评价，也成了一桩从古至今莫衷一是的笔墨公案。在李贺笔下的鬼魂世界中，有苏小小墓上幽冷飘忽的魂魄；有刘彻茂陵前夜闻晓无的马嘶；有南山的漆炬迎人，土旷萤扰；有冷雨中的秋坟鬼唱，恨血千年。 

毋庸讳言，李贺的诗也有不少缺点。一方面由于过分雕琢求奇，有的作品语意晦涩、堆砌词藻，艺术形象欠完整，情思脉络欠连贯。他的诗作内容有一部分承袭了屈原《楚辞》中《山鬼》、《国殇》等篇的传统，如《神弦曲》、《雁门太守行》、《金铜仙人辞汉歌》等。另一部分则很有现实主义风格，如《老夫采玉歌》，反映了贫民生活的艰苦。同时他的诗中也流露出对好景不常、时光易逝的感伤情绪。贬李者说是“牛鬼蛇神太甚”（张表臣《珊瑚钩诗话》），甚至认为是“诗之妖”（潘德舆《养一斋诗话》）。王世贞用一个“过”字来简要概括长吉诗，还是很有道理的。

人物评价

李贺是继屈原、李白之后，中国文学史上又一位颇享盛誉的积极浪漫主义诗人。他的诗对统治者的昏庸、腐朽，藩镇割据的黑暗现实，多所针砭；对下层人民的哀怨、痛苦亦多有同情，政治上具有进步倾向。在艺术方面，他的诗调高气峻，或如云崩雪涌，奇峭浪漫；或如明霞秀月，清丽璀璨。在想象的奇特、构思的精巧、语言的精辟等方面，极富独创性，在中唐别树一帜，有开拓之功。

史书评价

《旧唐书》

手笔敏捷，尤长于歌篇。其文思体势，如崇岩峭壁，万仞崛起，当时文士从而效之，无能仿佛者。其乐府词数十篇，至于云韶乐工，无不讽诵

《新唐书》

李贺七岁能辞章，韩愈、皇甫湜始闻未信，过其家，使贺赋诗，援笔辄就如素构，自目曰高轩过，二人大惊，自是有名。为人纤瘦，通眉，长指爪，能疾书。未始先立题然后为诗，如他人牵合课程者。辞尚奇诡，所得皆警迈，绝去翰墨畦径，当时无能效者。乐府数十篇，云韶诸工皆合之弦管。贺亦早逝，故其诗歌世传者鲜焉。

历代评价

杜牧

《李长吉歌诗叙》赞之为“骚之苗裔。”

杜牧含蓄地说：“贺能探寻前事，所以深叹恨古今未尝道者，如《金铜仙人辞汉歌》、《还自会稽歌》，求取情状，离绝远去笔墨畦径间，亦殊不能知之。”

王夫之

（《唐诗评选》）说：“长吉于讽刺，直以声情动今古”，“真与供奉（李白）为敌。”

毛先舒

《诗辨坻》说：“大历以后，解乐府遗法者，惟李贺一人。设色浓妙，而词旨多寓篇外。刻于撰语，浑于用意。”

黎二樵

《黄陶评本<李长吉集>》中所言：“细读长吉诗，下笔从无庸俗之病。” 

薛雪

《一瓢诗话》认为：“唐人乐府，首推李、杜，而李奉礼、温助教（即温庭筠），尤益另炷瓣香。”

沈德潜

《唐诗别裁集》：“依约楚辞，而意取幽奥，辞取环奇。”高棅称他为“天纵奇才”（《唐诗品汇》）；姚文燮以为他“力挽颓风”（《昌谷集注凡例》）；

黎简

“论长吉每道是鬼才，而其为仙语，乃李白所不及”。

钱钟书

“长吉穿幽入仄，惨淡经营，都在修辞设色，举凡谋篇命意，均落第二义。”

鲁迅

鲁迅先生同情李贺的不幸，且“年轻时较爱读唐朝李贺的诗”，在他手书古人的诗文中，李贺是最多的一位。

毛泽东

毛泽东主席与陈毅元帅探讨诗词时也曾说：“李贺的诗很值得一读，不知你有兴趣否？”

史书记载

《旧唐书·卷一百三十七·列传第八十七·李贺》

《新唐书·卷二百三·列传第一百二十八·李贺》

人物轶事

李贺的小布袋究能装得下多少好诗。

明代著名思想家李卓吾在评论《水浒传》时曾指出：“非世上先有是事，即令文人面壁九年，呕血十石，亦何能至此哉！”①这里所说“呕血”一事，跟晋代大名士阮籍因他母亲丧逝而喝酒二斗后，便大哭起来并“因吐血”之事大为不同。②李卓吾所用的典故，正是唐人李商隐所写《李长吉传》里的李贺少年写诗故事。

李贺天才早熟，他在七岁时便写得一手好诗文，而且当即就名动京城。其时担任吏部员外郎的大文豪韩愈及侍郎皇甫湜听说有这种奇事后，开始还不大相信，说：“要是古人，那还罢了；而今天居然有这样的奇人，那我们怎么能失之交臂呢？”说罢，二人便联袂着要去探访个究竟了。

见到李贺还是个小不点儿的孩子时，两位大人当即遂出题让他写作，以便验证李贺到底有无真才实学。这李贺却也并不惊慌，向两位大人深施一礼，然后便援笔写了一首在文学史足以流传的名作《高轩过》，这首古诗说的是：

华裾织翠青如葱，金环压辔摇玲珑。

马蹄隐耳声隆隆，入门下马气如虹。

云是东京才子，文章巨公。

二十八宿罗心胸，元精耿耿贯当中。

殿前作赋声摩空，笔补造化天无功。

庞眉书客感秋蓬，谁知死草生华风？

我今垂翅附冥鸿，他日不羞蛇作龙！

韩愈他们见李贺诗中所展现出来的那种自信和渊博，谦虚和恭敬，是他们很久都没有见到过的，当即便惊喜万分地对之夸赞不已：“天才，天才！果然是名不虚传哪！”从此，李贺的诗名传遍天下。！ ”在离开时，他们还热忱地邀请李贺到他们府第中作客。经过这次来访，李贺的诗名遂越发大了。但许多嫉妒李贺的人说他父亲名字叫“李晋肃”，其中的“晋”跟进士的“进”同音，那是“家讳”

，是不能去参加进士考试的；这害得大文豪韩愈写了一篇著名的《讳辨》来为之辨解。然而，李贺此后的仕途竟因这些小人的恶意中伤，终究没能去参加进士考试，从而埋下了他一生生活中那辛酸和贫困的因子。

但李贺的写作状态却是使人感慨以至于赞叹的。他写诗不急着立题，而是先要到生活中去发现题材，挖掘题材。他经常骑着一匹瘦马，带着家中的小童子，边走边思索，一旦有了好句子或是来了灵感，他便把所想到的灵感火花急速记录下来，并把它们投进小童子所背负着的小锦囊里。一到家里，他连饭也来不及吃，遂从小锦囊里拿出他白天所投进去的断章零句，当即进行整理，并把它们写成一首首令人叫好的诗作。他母亲看到这种情况，既心疼又欣慰地说道：“唉，看来我这宝贝孩子写作时非要呕出心吐出血来，才肯罢休的呀！你怎么竟连饭也要忘记了去吃呢？”

事实上，正是李贺全身心地投入到创作之中，所以他所创作的大量诗作都成为后人一再赞叹的对象。如：

大漠沙如雪，燕山月似钩。

何当金络脑，快走踏清秋！

这首五言绝句，绝大多数人在小学时就已读到过的。而人们面对那些恶劣环境下的现实时，动辄就会说“这真是‘黑云压城城欲摧’呀！”至于以前有人对知名作家余秋雨进行攻击时所集纳的一本名叫《石破天惊逗秋雨》的书，如同上述列举的，究其实，这书名如同上述所引诗句也都是李贺诗作中的句子。由此可见，李贺诗篇的应用机率至今仍是很高的。而李贺之所以能有这么个令人欣喜的结果，跟他当年不是敷衍了事，而是进行“呕心沥血”的创作态度大有关系。 

李贺在长安时，居崇义里，与王参元、杨敬之、权璩、崔植等为密友，常偕同出游，一小奴骑驴相随，背一破锦囊。李贺有得诗句，即写投囊中，归家后足成完篇。母郑夫人常说“是儿要当呕出心乃已尔”。死前曾以诗分为四编，授其友沈子明。死后15年，沈子明嘱杜牧写了序。人们出于对李贺的怀念，传说李贺临死时，见天帝派绯衣使者相召到天上白玉楼作记文；又传其母一夕梦见李贺，说他正为天帝作白瑶宫记文（李商隐《李贺小传》及张读《宣室志》）。昭宗时，韦庄上奏请追赐李贺进士及第，赠补阙、拾遗官职。但因宫廷发生事变，所奏被搁置。 李贺曾自编其集。有《李贺诗歌集注》。

后世纪念

墓地

李贺死后葬陇西（今在甘肃省陇西县昌谷乡袁家湾） ，俗称“学士坟”。

《巩昌府志》记载：“仁寿山在南一里，其山系秦岭支脉，逶迤千余里，至郡之阳而止。右有悬泉，如匹练，近无矣。其上有文昌阁、魁星楼，其背有李贺墓。” 乾隆版《陇西县志》亦载：“仁寿山在城西南里许……其上有李贺墓。”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兴修农田水利时坟丘被毁。

故里

李贺故里

位于三乡乡境内，距洛阳74公里，距宜阳县城39公里，交通便利。主要布局是：故居大门、正房、李贺书房、李贺父母所居小院、后花园、李贺诗社等几个部分。

宜阳三乡村东的连昌河源于陕县，自西北向东南穿谷而过，经洛宁县东北境入宜阳三乡，注入洛河，昌谷就在连昌河与洛河的汇合处，昌谷之名即以连昌河谷而得。旧《宜阳县志》载：“长吉（李贺）多才，栖息昌谷”。在李贺的诗歌中，有不少直接以昌谷为题的作品。

据《南园十三首·其二》的“宫北田塍晓气酣”句，宫即连昌宫，为唐高宗显庆三年（658年）建，又有连昌宫（又名玉阳宫）、兰昌宫之称。连昌宫的遗址，就在连昌河谷，李贺的故宅离连昌宫不远。西有“汉刹云山”（光武庙），南有女几山隔河相望，有名的五花寺塔矗立于连昌河西岸。当年的众多权贵名人，如武则天、唐玄宗、张九龄、岑参、韩愈、白居易、元稹、杜牧等，在这里都有吟咏唱和的诗文。

人物生平

早年天才

长安元年（701年），李白生，字太白。其生地今一般认为是唐剑南道绵州（巴西郡）昌隆（后避玄宗讳改为昌明）青莲乡。祖籍为甘肃天水。其家世、家族皆不详。据《新唐书》记载，李白为兴圣皇帝（凉武昭王李暠）九世孙，按照这个说法李白与李唐诸王同宗，是唐太宗李世民的同辈族弟。亦有说其祖是李建成或李元吉。

神龙元年（705年）， 十一月，武则天去世。李白五岁。发蒙读书始于是年。《上安州裴长史书》云:“五岁诵六甲。”六甲，唐代的小学识字课本，长史，州之次官。

开元三年（715年），李白十五岁。已有诗赋多首，并得到一些社会名流的推崇与奖掖，开始从事社会干谒活动。亦开始接受道家思想的影响，好剑术，喜任侠。是年岑参生。

开元六年（718年），李白十八岁。隐居戴天大匡山（在今四川省江油县内）读书。往来于旁郡，先后出游江油、剑阁、梓州（州治在今四川省境内）等地，增长了不少阅历与见识。 

辞亲远游

开元十二年（724年），李白二十四岁。离开故乡而踏上远游的征途。再游成都、峨眉山，然后舟行东下至渝州（今重庆市）。

开元十三年（725年），李白出蜀，“仗剑去国，辞亲远游”。 

开元十四年（726年），李白二十六岁。春往扬州（今江苏省扬州市）。秋，病卧扬州。冬，离扬州北游汝州（今河南省临汝县），至安陆（今湖北省安陆县）。途经陈州时与李邕相识。结识孟浩然。

开元十五年（727年），是年诏令“民间有文武之高才者，可到朝廷自荐”。秋，全国六十三州水灾，十七州霜旱。李白二十七岁。居于安陆寿山，与故宰相许圉师之孙女结婚，逐家于安陆。是年王昌龄进士及第。

开元十六年（728年），土蕃屡次入侵。李白二十八岁。早春，出游江夏（今湖北省武汉市），与孟浩然相会于斯。

开元十七年（729年），八月五日，玄宗为自己四十岁生日举行盛大的庆贺活动，并以每年八月五日为千秋节。诏令天下诸州宴乐，休假三日。以宇文融管理全国财赋，强制税法，广为聚敛，供朝廷奢侈之用。李白二十九岁。在安陆。

蹉跎岁月

开元十八年（730年），李白三十岁。春在安陆。前此曾多次谒见本州裴长史，因遭人谗谤，于近日上书自白，终为所拒。初夏，往长安，谒宰相张说，并结识其子张垍。寓居终南山玉真公主（玄宗御妹）别馆。又曾谒见其它王公大臣，均无结果。暮秋游邢州（在长安之西）。冬游坊州（在长安之北）。是年杜甫十九岁，游于晋（今山西省）。

开元十九年（731年），玄宗多任宦官，尤宠高力士，时四方表奏，皆先为高力士所决。十月，玄宗驾幸洛阳。李白三十一岁。穷愁潦倒于长安，自暴自弃，与长安市井之徒交往，初夏，离长安，经开封（今河南省开封市），到宋城（今河南省商丘县）。秋到篙山五岳之一的中岳（为河南省登封县的名山），恋故友元丹丘的山居所在，逐有隐居之意。暮秋，滞留洛阳。　　

开元二十一年（733年），正月，玄宗亲注老子《道德经》。令天下士庶（身份很低的役人与庶民）家藏一册，梅年贡举时加试《老子》策。三月，韩休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宰相）。五月，张九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二人为人正直，敢于力谏，张九龄尤以文学才能，道德文章，为世所重。分天下为十五道，各置采访使（负责监察督办所辖地区的政治等项），是年长安久雨，京师饥谨，诏令放太仓米二百万石以赈民。李白三十三岁。构石室于安陆白兆山桃花岩。开山田，日以耕种、读书为生活。

开元二十二年（734年），正月，玄宗巡幸洛阳。二月，秦州（今甘肃天水县西南）地震，房屋倒塌，崩坏殆尽，压死者四千余人。征沼自称生于尧时的道士张果先生，玄宗亲问以治道神仙之术。授其银青光禄大夫（银印上系以青色缓带，以为品位高的标志。副职），位侍中（唐门下省协助宰相起草文书等项的官吏）。 

西游献赋

开元二十三年（公元735年），玄宗又一次狩猎，正好李白也在西游，乘机献上《大猎赋》，希望能博得玄宗的赏识。他的《大猎赋》希图以“大道匡君，示物周博”，而“圣朝园池遐荒，殚穷六合”，幅员辽阔，境况与前代大不相同，夸耀本朝远胜汉朝，并在结尾处宣讲道教的玄埋，以契合玄宗当时崇尚道教的心情。

是年，李白进长安后结识了卫尉张卿，并通过他向玉真公主献了诗，最后两句说“几时入少室，王母应相逢”，是祝她入道成仙。由此，他一步步地接近了统治阶级的上层。李白这次在长安还结识了贺知章。李白去紫极宫，在那里遇见了贺知章，立刻上前拜见，并呈上袖中的诗本。贺知章颇为欣赏《蜀道难》和《乌栖曲》。李白瑰丽的诗歌和潇洒出尘的风采令贺知章惊异万分，竟说：“你是不是太白金星下凡到了人间？”贺知章称他为谪仙。三年后，李白发出“行路难，归去来”的感叹，离开长安。 

供奉翰林

天宝元年（公元742年），由于玉真公主和贺知章的交口称赞，玄宗看了李白的诗赋，对其十分仰慕，便召李白进宫。李白进宫朝见那天，玄宗降辇步迎，“以七宝床赐食于前，亲手调羹”。玄宗问到一些当世事务，李白凭半生饱学及长期对社会的观察，胸有成竹，对答如流。玄宗大为赞赏，随即令李白供奉翰林，职务是给皇上写诗文娱乐，陪侍皇帝左右。玄宗每有宴请或郊游， 必命李白侍从，利用他敏捷的诗才，赋诗纪实。虽非记功，也将其文字流传后世，以盛况向后人夸示。李白受到玄宗如此的宠信，同僚不胜艳羡，但也有人因此而产生了嫉恨之心。 

天宝二年（743年），,李白四十三岁。诏翰林院。初春，玄宗于宫中行乐，李白奉诏作《官中行乐词》，赐宫锦袍。暮春，兴庆池牡丹盛开，玄宗与杨玉环同赏，李白又奉诏作《清平调》。对御用文人生活日渐厌倦，始纵酒以自昏秽。与贺知章等人结“酒中人仙”之游，玄宗呼之不朝。尝奉诏醉中起草诏书，引足令高力士脱靴，宫中人恨之，谗谤于玄宗，玄宗疏之。 

李杜相识

天宝三年（公元744年）的夏天，李白到了东都洛阳。在这里，他遇到蹭蹬的杜甫。中国文学史上最伟大的两位诗人见面了。此时，李白已名扬全国，而杜甫风华正茂，却困守洛城。李白比杜甫年长十一岁，但他并没有以自己的才名在杜甫面前倨傲。而“性豪也嗜酒”、“结交皆老苍”的杜甫，也没有在李白面前一味低头称颂。两人以平等的身份，建立了深厚的友情。在洛阳时，他们约好下次在梁宋（今开封、商丘一带）会面，访道求仙。同年秋天，两人如约到了梁宋。两人在此抒怀遣兴，借古评今。他们还在这里遇到了诗人高适，高适此时也还没有禄位。然而，三人各有大志，理想相同。三人畅游甚欢，评文论诗，纵谈天下大势，都为国家的隐患而担忧。这时的李杜都值壮年，此次两人在创作上的切磋对他们今后产生了积极影响。 

这年的秋冬之际，李杜又一次分手。李白到齐州（今山东济南一带）紫极宫请道士高天师如贵授道箓，从此他算是正式履行了道教仪式，成为道士。其后李白又赴德州安陵县，遇见这一带善写符箓的盖还，为他造了真箓。此次的求仙访道，李白得到了完满的结果。

天宝四年（公元745年）秋天，李白与杜甫在东鲁第三次会见。短短一年多的时间，他们两次相约，三次会见，知交之情不断加深。他们一道寻访隐士高人，也偕同去齐州拜访过当时驰名天下的文章家、书法家李邕。就在这年冬天，李杜两人分手。 

安史入幕

天宝十四年（公元755年），安史之乱爆发，李白与妻子宗氏一道南奔避难。春在当涂。旋闻洛阳失陷，中原横溃，乃自当涂返宣城，避难刻中（今浙江省膝县）。至漂阳（今江苏省滦阳县），与张旭相遇。夏至越中。闻郭子仪、李光弼在河北大胜，又返金陵。秋，闻玄宗奔蜀，遂沿长江西上，入庐山屏风叠隐居。

至德元年（756年），正月，安禄山在洛阳自称大燕皇帝。五月，郭子仪、李光弼大破史思明，收复河北十余郡。六月，安禄山率部攻破潼关，生擒哥舒翰。

至德二年（757年），,李白五十七岁。正月，在永王军营，作组诗《永王东巡歌》抒发了建功报国情怀。5永王擅自引兵东巡，导致征剿，兵败。李白在浔阳入狱。被宋若思、崔涣营救。成为宋若思的幕僚后，为宋写过一些文表，并跟随他到了武昌。李白在宋若思幕下很受重视，并以宋的名义再次向朝廷推荐，希望再度能得到朝廷的任用。终以参加永王东巡而被判罪长流夜郎（今贵州桐梓）。[5]是年杜甫四十六岁，四月，从贼营逃出，谒肃宗于风翔，授右拾遗。 

乾元元年（758年），四月，史思明反。五月，肃宗罢张镐宰相，出为荆州大都督长史。十二月，史思明陷魏州（今河北省南部）。李白五十八岁。李白自寻阳出发，开始长流夜郎，妻弟宗嫌相送。春末夏初。途经西塞驿（今武昌县东），至江夏，访李邕故居，登黄鹤楼，眺望鹦鹉洲。秋至江陵，冬入三峡。是年杜甫四十七岁，为华州司功参军。 

溘然病逝

乾元二年（759年），朝廷因关中遭遇大旱，宣布大赦，规定死者从流，流以下完全赦免。李白经过长期的辗转流离，终于获得了自由。他随即顺着长江疾驶而下，而那首著名的《早发白帝城》最能反映他当时的心情。到了江夏，由于老友良宰正在当地做太守，李白便逗留了一阵。乾元二年，李白应友人之邀，再次与被谪贬的贾至泛舟赏月于洞庭之上，发思古之幽情，赋诗抒怀。不久，又回到宣城、金陵旧游之地。差不多有两年的时间，他往来于两地之间，仍然依人为生。 

上元二年(761年)，已六十出头的李白因病返回金陵。在金陵，他的生活相当窘迫，不得已只好投奔了在当涂做县令的族叔李阳冰。

上元三年 (762年)，李白病重，在病榻上把手稿交给了李阳冰，赋《临终歌》而与世长辞，终年六十二岁。   

关于李白之死，历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总体可以概括为三种死法：其一是醉死，其二是病死，其三是溺死。第一种死法见诸《旧唐书》，说李白“以饮酒过度，醉死于宣城”；第二种死法亦见诸其他正史或专家学者的考证之说。说当李光弼东镇临淮时，李白不顾61岁的高龄，闻讯前往请缨杀敌，希望在垂暮之年，为挽救国家危亡尽力，因病中途返回，次年病死于当涂县令、唐代最有名的篆书家李阳冰处；而第三种死法则多见诸民间传说，极富浪漫色彩，说李白在当涂的江上饮酒，因醉跳入水中捉月而溺死，与诗人性格非常吻合。但是不管哪一种死法，都因参与永王李璘谋反作乱有着直接的关系。因为李白流放夜郎，遇赦得还后不久，就结束了他传奇而坎坷的一生，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主要成就

诗歌

综述

李白的乐府、歌行及绝句成就为最高。其歌行，完全打破诗歌创作的一切固有格式，空无依傍，笔法多端，达到了任随性之而变幻莫测、摇曳多姿的神奇境界。李白的绝句自然明快，飘逸潇洒，能以简洁明快的语言表达出无尽的情思。在盛唐诗人中，王维、孟浩然长于五绝，王昌龄等七绝写得很好，兼长五绝与七绝而且同臻极境的，只有李白一人。
　　
李白的诗雄奇飘逸，艺术成就极高。他讴歌祖国山河与美丽的自然风光，风格雄奇奔放，俊逸清新，富有浪漫主义精神，达到了内容与艺术的完美统一。他被贺知章称为“谪仙人”，其诗大多为描写山水和抒发内心的情感为主。李白的诗具有“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的艺术魅力，这也是他的诗歌中最鲜明的艺术特色。李白的诗富于自我表现的主观抒情色彩十分浓烈，感情的表达具有一种排山倒海、一泻千里的气势。他与杜甫并称为“大李杜”，（李商隐与杜牧并称为“小李杜”）。
　　
李白诗中常将想象、夸张、比喻、拟人等手法综合运用，从而造成神奇异彩、瑰丽动人的意境，这就是李白的浪漫主义诗作给人以豪迈奔放、飘逸若仙的原因所在。
　　
李白的诗歌对后代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中唐的韩愈、孟郊、李贺，宋代的苏轼、陆游、辛弃疾，明清的高启、杨慎、龚自珍等著名诗人，都受到李白诗歌的巨大影响。

风格
　　
豪迈奔放，清新飘逸，想象丰富，意境奇妙，语言奇妙，浪漫主义，立意清晰。
　　
李白生活在盛唐时期，他性格豪迈，热爱祖国山河，游踪遍及南北各地，写出大量赞美名山大川的壮丽诗篇。他的诗，既豪迈奔放，又清新飘逸，而且想象丰富，意境奇妙，语言轻快，人们称他为“诗仙”。
　　
李白的诗歌不仅具有典型的浪漫主义精神，而且从形象塑造、素材摄取、到体裁选择和各种艺术手法的运用，无不具有典型的浪漫主义艺术特征。
　　
李白成功地在中塑造自我，强烈地表现自我，突出抒情主人公的独特个性，因而他的诗歌具有鲜明的浪漫主义特色。他喜欢采用雄奇的形象表现自我，在诗中毫不掩饰、也不加节制地抒发感情，表现他的喜怒哀乐。对权豪势要，他“手持一枝菊，调笑二千石”（《醉后寄崔侍御》二首之一）；看到劳动人民艰辛劳作时，他“心摧泪如雨”。当社稷倾覆、民生涂炭时，他“过江誓流水，志在清中原。拔剑击前柱，悲歌难重论”（《南奔书怀》），那样慷慨激昂；与朋友开怀畅饮时，“两人对酌山花开，一杯一杯复一杯。我醉欲眠卿且去，明朝有意抱琴来”（《山中与幽人对酌》），又是那样天真直率。总之，他的诗活脱脱地表现了他豪放不羁的性格和倜（俶）傥不群的形象。
　　
豪放是李白诗歌的主要特征。除了思想性格才情遭际诸因素外，李白诗歌采用的艺术表现手法和体裁结构也是形成他豪放飘逸风格的重要原因。善于凭借想象，以主观现客观是李白诗歌浪漫主义艺术手法的重要特征。几乎篇篇有想象，甚至有的通篇运用多种多样的想象。现实事物、自然景观、神话传说、历史典故、梦中幻境，无不成为他想象的媒介。常借助想象，超越时空，将现实与梦境、仙境，把自然界与人类社会交织一起，再现客观现实。他笔下的形象不是客观现实的直接反映，而是其内心主观世界的外化，艺术的真实。
　　
李白诗歌的浪漫主义艺术手法之一是把拟人与比喻巧妙地结合起来，移情于物，将物比人。
　　
李白诗歌的另一个浪漫主义艺术手法是抓住事情的某一特点，在生活真实的基础上，加以大胆的想象夸张。他的夸张不仅想象奇特，而且总是与具体事物相结合，夸张得那么自然，不露痕迹；那么大胆，又真实可信，起到突出形象、强化感情的作用。有时他还把大胆的夸张与鲜明的对比结合起来，通过加大艺术反差，加强艺术效果。
　　
李白最擅长的体裁是七言歌行和绝句。李白的七言歌行又采用了大开大合、跳跃宕荡的结构。诗的开头常突兀如狂飙骤起，而诗的中间形象转换倏忽，往往省略过渡照应，似无迹可循，诗的结尾多在感情高潮处戛然而止。
　　
李白的五七言绝句，更多地代表了他的诗歌清新明丽的风格。如《早发白帝城》、《送孟浩然之广陵》、《静夜思》等，妙在“只眼前景、口头语、而有弦外音、味外味，使人神远。”（《说诗晬语》上）
　　
李白诗歌的语言，有的清新如同口语，有的豪放，不拘声律，近于散文，但都统一在“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的自然美之中。这和他自觉地追求自然美有关。他继承陈子昂的文学主张，以恢复诗骚传统为已任，曾说“梁陈以来，艳薄斯极，沈休文又尚以声律，将复古道，非我而谁欤？”（孟棨《本事诗·高逸》）他崇尚“清真”，讽刺“雕虫丧天真”的丑女效颦，邯郸学步。他的诗歌语言的自然美又是他认真学习民歌明白通俗的特点的结果，明白如话，通俗生动。

代表作品 

《将进酒》《蜀道难》《梦游天姥吟留别》《静夜思》《望庐山瀑布》《侠客行》《春思》《秋歌》等。　

词赋

李白是否有词的创作至今仍然未有一致的定论，但是今传为李白词的作品，若不论其真伪及是否可归入词体，约有20余首，如《菩萨蛮》《忆秦娥》等。

就其开创意义及艺术成就而言，“李白词”在词史上享有极为崇高的地位。这一地位犹如古代希腊神话在西方艺术中的地位，作为一种“不可企及”的规范，李白词成为人们心目中永远的偶像。李白在词体文本模式的形成，词的创作模式上均有重大贡献。

实际上，从五代《花间集》以来，所有的唐宋词选集、总集，在具体操作中，都不会忘记李白，至少也要在序跋题记中提上一句。其作为文学史上的第一位大词人，虽然只有很少几首著作权经常受到怀疑的词作，但却从来没有人对他表示过任何的不满或批评意见。如果评选天下第一词人，李白无疑将以全票当选“词王”。 

书法

《上阳台帖》为李白书自咏四言行草诗，也是其唯一传世的书法真迹。

剑术

李白不仅文采斐然，其剑术亦是十分高明。他“十五好剑术”，“剑术自通达”。造诣非同一般。李白的诗，裴旻的剑术，张旭的草书合称唐代三绝。虽然“三绝”中没有李白的剑术，但其剑术之高却仅位于裴旻之下，居唐朝第二。

据统计，《全唐诗》李白诗中“剑”字共出现了107次，除去作为地名的“剑阁”3次，“剑壁”1次，武器之“剑”犹有103次之多。属于剑的“铗”出现了1次、“吴钩”1次、“吴鸿”1次、“湛卢”1次、“干将”1次、“莫邪”1次、“青萍”2次、“秋莲”2次、“霜雪”2次、“匕首”3次、“龙泉”4次。总计，“剑”字共出现了118次（统计时把“吴钩霜雪明”，“空余湛卢剑”，“剑花秋莲光出匣”，“拙妻莫邪剑”，“吾家青萍剑”分别计做1次），分布在106首诗中，约占全诗总数的10%。 

道经

思想

盛唐国力强盛，士人多渴望建功立业。李白以不世之才自居，以“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的功业自许，一生矢志不渝地追求实现“谈笑安黎元”、“终与安社稷”的理想。他以大鹏、天马、雄剑自比：“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假令风歇时下来，犹能簸却沧溟水。”（《上李邕》）。他希望能像姜尚辅佐明君，像诸葛亮兴复汉室。《梁甫吟》、《读诸葛武侯传抒怀》、《永王东巡歌》、《行路难》（其二）都反映了他的这类思想。
　　
他觉得凭借自己的才能，可以“出则以平交王侯，遁则以俯视巢许”（《送烟子元演隐仙城山序》），对于那些靠着门第荫封而享高官厚禄的权豪势要，他投以强烈的鄙视，表现出傲岸不屈的性格。他蔑视封建等级制度，不愿阿谀奉迎，也不屑于与俗沉浮。现实的黑暗使他理想幻灭，封建礼教等级制度的束缚使他窒息，他渴望个性的自由和解放，于是采取狂放不羁的生活态度来挣脱桎梏、争取自由。其表现方式或纵酒狂歌，寻仙学道，然而，酒既无法销愁，神仙更虚无飘渺，于是他“一生好入名山游”（《庐山谣》），把美好的大自然作为理想的寄托、自由的化身来歌颂。他笔下的峨嵋、华山、庐山、泰山、黄山等，巍峨雄奇，吐纳风云，汇泻川流；他笔下的奔腾黄河、滔滔长江，荡涤万物，席卷一切，表现了诗人桀傲不驯的性格和冲决羁绊的强烈愿望。

这是李白对社会的愤怒抗争，是他叛逆精神的重要体现。他反对玄宗好大喜功，穷兵黩武，揭露将非其人，致使百姓士卒白白送死，由于玄宗的骄纵，宦官权势炙手可热……通过对政事纲的分析，并到幽燕的实地观察，李白以诗人的敏感，洞幽烛微，在当时诗人中他和杜甫最早揭示祸乱将作。“安史之乱”爆发，他的爱国热情因此升华，摆脱了用藏出处的矛盾。他的反抗性格和叛逆精神具有深刻的爱国内涵，并富于社会意义和时代特征。《古风》其三、十五、二十四、三十九等都对社会现实作了深刻的揭露和有力的批判。

他既有清高傲岸的一面，又有世俗的一面，他的理想和自由，只能到山林、仙境、醉乡中去寻求，所以在《将进酒》、《江上吟》、《襄阳歌》等诗中流露出人生如梦、及时行乐、逃避现实等思想，这在封建社会正直孤傲的文人中也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人物评价

杜甫：“清新庾开府，俊逸鲍参军”（《春日忆李白》）

辛弃疾：“当年宫殿赋昭阳，岂信人间过夜郎。明月入江依旧好，青山埋骨至今香。不寻饭颗山头伴，却趁汨罗江上狂。定要骑鲸归汗漫，故来濯足戏沧浪。”（《忆李白》）

杜甫：“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 自称臣是酒中仙。”（《饮中八仙歌》）

贺知章：“谪仙”（《本事诗》）。

魏颢：“白与古人争长，三字九言，鬼出神入。” 许多文人都对李白有着很高的评价。

苏轼：“李太白、杜子美以英玮绝世之姿，凌跨百代，古今诗人尽废。然魏、晋以来，高风绝尘亦少衰矣。”(《书黄子思诗集后》)

韩愈：“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调张籍》）

唐朝文宗御封李白的诗歌、裴旻的剑舞、张旭的草书为“三绝”。

白居易：“又诗之豪者，世称李杜之作。才矣奇矣，人不逮矣。”

杨升庵：李太白为古今诗圣。(《周受庵诗选序》)

严羽：李、杜二公，正不当优劣。太白有一二妙处，子美不能道；子美有一二妙处，太白不能作。子美不能为太白之飘逸。太白不能为子美之沉郁。太白《梦游天姥吟》《远别离》等，子美不能道。子美《北征》《兵车行》《垂老别》等，太白不能作。论诗以李、杜为准，挟天子以令诸侯也。少陵诗法如孙吴。太白诗法如李广。(《沧浪诗话》)

王世贞：五七言绝句，李青莲、王龙标最称擅场，为有唐绝唱。少陵虽工力悉敌，风韵殊不逮也。(《艺苑卮言》)

傅若金：太白天才放逸，故其诗自为一体。子美学优才赡，故其诗兼备众体，而植纲常系风化为多，三百篇以后之诗，子美其集大成也。(《清江集》)

高棅：太白天仙之词，语多率然而成者，故乐府歌词咸善。或谓其始以《蜀道难》一篇见赏于知音，为明主所爱重，此岂浅材者徼幸际其时而驰骋哉！不然也。白之所蕴，非止是。今观其《远别离》、《长相思》、《乌栖曲》、《鸣皋歌》、《梁园吟》、《天姥吟》、《庐山谣》等作，长篇短韵，驱驾气势，殆与南山秋气并高可也。虽少陵犹有让焉，余子琐琐矣。(《唐诗品汇》)

吕居仁：“唐自李、杜之出，昆耀一世，后之言诗者，皆莫能及。”(《江西宗派图序》

余光中：“酒入豪肠，七分酿成了月光，余下的三分啸成剑气，绣口一吐就半个盛唐。” 

轶事典故

姓名由来

第一种说法：那是李白七岁时，父亲要给儿子起个正式的名字。李白的父母亲酷爱读书，他们要培养儿子做个高雅脱俗的人。父亲平时喜欢教孩子看书作诗，在酝酿起名之时，同母亲商量好了，就在庭院散步时考考儿子作诗的能力。

父亲看着春日院落中葱翠树木，似锦繁花，开口吟诗道：“春国送暖百花开，迎春绽金它先来。”母亲接着道：“火烧叶林红霞落”。李白知道父母吟了诗句的前三句，故意留下最后一句，希望自己接续下去。他走到正在盛开的李树花前，稍稍想了一下说：“李花怒放一树白”。

“白”——不正说出了李花的圣洁高雅吗？父亲灵机一动，决定把妙句的头尾“李”“白”二字选作孩子的名字，便为七岁的儿子取名为“李白”。

第二种说法：李阳冰的《草堂集》序中说：“逃归于蜀，复指李树而生伯阳。惊姜之夕，长庚入梦。故生而名白，以太白字之”。范传正的《唐左拾遗翰林学士李公新墓碑》中写道：“公之生也，先府君指天(李)枝以复姓，先夫人梦长庚而告祥，名之与字，咸取所象”。

从以上文献中我们不难看出，李白的姓名是其父回到蜀中给自己恢复了李姓后，为后来出世的李白取的名字，李母梦到太白金星后于是有了身孕，在阵痛难忍中生出李白，李白的名字就是根据这一梦境得来的。

唐朝长安元年，李白出生于武则天执政后期的公元701年。李白少年时代的学习内容很广泛，除儒家经典、古代文史名著外，还浏览诸子百家之书。他很早就相信喜欢道教，喜欢隐居山林，求仙学道；同时又有建功立业的政治抱负。一方面要做超脱尘俗的隐士神仙，一方面要做君主的辅弼大臣，这就形成了出世与入世的矛盾。但积极入世、关心国家，是其一生思想的主流，也是构成他作品进步内容的思想基础。李白青少年时期在蜀地所写诗歌，留存很少，但像《访戴天山道士不遇》《峨眉山月歌》等篇，已显示出突出的才华。

李白搁笔

在黄鹤楼公园东边，有一亭名为“搁笔亭”，亭名取自“崔颢题诗李白搁笔”的一段佳话。唐代诗人崔颢登上黄鹤楼赏景写下了一首千古流传的名作：“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

后来李白也登上黄鹤楼，放眼楚天，胸襟开阔，诗兴大发，正要提笔写诗时，却见崔颢的诗，自愧不如只好说：“一拳捶碎黄鹤楼, 一脚踢翻鹦鹉洲。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便搁笔不写了。有个少年丁十八讥笑李白：“黄鹤楼依然无恙，你是捶不碎了的。”李白又作诗辩解：“我确实捶碎了，只因黄鹤仙人上天哭诉玉帝，才又重修黄鹤楼，让黄鹤仙人重归楼上。”

实际上，李白热爱黄鹤楼，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他高亢激昂，连呼“一忝青云客，三登黄鹤楼”。山川人文，相互倚重，崔颢题诗，李白搁笔，从此黄鹤楼之名更加显赫。后来，李白也仿照《黄鹤楼》写下《登金陵凤凰台》：“凤凰台上凤凰游，凤去台空江自流。吴宫花草埋幽径，晋代衣冠成古丘。三山半落青天外，一水中分白鹭洲。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

诗友挚情

重访江东

李白离开东鲁，便从任城乘船，沿运河到了扬州。由于急着去会稽会见元丹丘，也就没有多滞留。到了会稽，李白首先去凭吊过世的贺知章。不久，孔巢父也到了会稽，于是李白和元丹丘、孔巢父畅游禹穴、兰亭等历史遗迹，泛舟镜湖，往来剡溪等处，当然也少不了在繁华都市会稽流连忘返。在金陵，李白遇见了崔成甫。两人都是政治上的失意者，情怀更加相投。每次游玩时，都尽情畅游，不计早晚。他们泛舟秦淮河，通宵达旦地唱歌，引得两岸人家不胜惊异，拍手为他们助兴。两人由于性格相投、遭遇相似，所以比之一般朋友更为默契，友情更深厚，因而李白把崔成甫的诗系在衣服上，每当想念，便吟诵一番。 

汪伦之情

唐天宝年间，汪伦听说大诗人李白旅居南陵叔父李冰阳家，便写信邀请李白到家中做客。信上说：“先生好游乎?此处有十里桃花。先生好饮乎?此处有万家酒店。”李白素好饮酒，又闻有如此美景，欣然应邀而至，却未见信中所言盛景。汪伦盛情款待，搬出用桃花潭水酿成的美酒与李白同饮，并笑着告诉李白：“桃花者，十里外潭水名也，并无十里桃花。万家者，开酒店的主人姓万，并非有万家酒店。”李白听后大笑不止，并不以为被愚弄，反而被汪伦的盛情所感动，适逢春风桃李花开日，群山无处不飞红，加之潭水深碧，清澈晶莹，翠峦倒映，汪伦留李白连住数日，每日以美酒相待，别时送名马八匹、官锦十端。李白在东园古渡乘舟欲往万村，登旱路去庐山，汪伦在古岸阁上设宴为李白饯行，并拍手踏脚，歌唱民间的《踏歌》相送。李白深深感激汪伦的盛意，作《赠汪伦》诗一首： 李白乘舟将欲行，忽闻岸上踏歌声。 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

为白写序

李阳冰曾与伟大的浪漫诗人李白有过一段不平常的交往。唐肃宗时李白曾投身于永王李璘幕府帐下，因李璘丹阳起兵叛乱兵败，李白受到牵连，被治罪流放。后虽被大赦，但居无定所，穷困潦倒，流浪到当涂，李阳冰时任当涂县令，仰慕李白的文才和人品，得知李白遭遇后，毅然把李白在当涂安置下来，生活上给予多方照顾。 李白死于当涂，终前，把一生诗作托付给李阳冰。李阳冰不负重托，便用精美的书法把书稿重新抄录编成《草堂集》20卷，还为诗集写了一篇序言。流传于世。李白的诗作所以能广为流传，除诗本身有很高的思想性和艺术性外，李阳冰编辑整理之功也是功不可没。 

生死考证

关于李白的出生地，唐人所撰李白身世资料，最可信者，除魏颢、李阳冰分别为李白编集所写的序文外，再就是刘全白、范传正于李白身后为他写的碣记和碑序。“白本家陇西，乃放形，因家于绵。身既生蜀，则江山英秀。”（魏颢《李翰林集序》）；“神龙之始逃归于蜀，复指李树而生伯阳；惊姜之夕长庚入梦，故生而名白，以太白字之。”(李阳冰《草堂集序》)；“君名白，广汉人。”(刘全白《唐故翰林李君碣记》)；“神龙之初，潜还广汉。...公之生也，先府君指天枝以复姓，先祖母梦长庚而告祥。”(范传正《唐左拾遗翰林学士李公新墓碑并序》)。魏称绵，李称蜀，刘、范称广汉。实则地点相同而有详略之别，魏、李、范三人均指明李白生于蜀中，为蜀中绵州(汉称广汉)人。20世纪70年代，郭沫若提出“碎叶”说。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李白研究的深入，学术界普遍采纳李白生于绵州昌隆县青莲乡（今四川省江油市青莲镇）的说法。

安史之乱发生的第三年（756年），他参加了永王李璘的幕府。永王与肃宗争夺帝位的斗争兵败之后，李白受牵连，流放夜郎（今贵州境内），途中遇赦写下《早发白帝城》。晚年投奔族叔当涂县令李阳冰，不久即病逝，也有说是：“醉致疾亡”，就是喝酒引发疾病而死（见皮日休《李翰林诗》）。也有说是单纯的喝酒猝死（见《旧唐书》）。也有说是醉酒入江中捉月溺死，这种说法古已有之且广为流传。

身世之谜

关于诗仙李白的家世和身世，唐代当时就讳莫如深，特别是对其祖父、曾祖父，史料无一记载。李白自己很少谈及家世，偶有所及，也往往只提远祖，讳言近亲，闪烁其辞，故布疑阵。尽管如此，还是有人从历史的尘幕中看出了蛛丝马迹。最早提到此事的是唐梓州刺史于邵，他最早在李白故里立碑纪念，明末曹学全《蜀中名胜记》载有碑文内容：“白本宗室子，其先避地客蜀，居蜀之彰明，太白生焉”。接着提到此事的乃宋人杜田。

延至当代，才有《中国青年报》1985年7月28日所载兼葭《李白身世之谜》，转述台湾学者罗香林认为：李白乃李建成之后。韩维禄1988年撰文《李白“五世为庶”当为李建成玄孙解》论证李白乃唐宗室，李建成玄孙。持同样观点的徐本立1990年发表《李白为李渊五世孙考》亦认为李白应为凉武昭王十二世孙、太祖李虎七世孙、高祖李渊五世孙、太子建成玄孙。而朱秋德的《论李白的宗室情结及对其人生诸要素的影响》（《丝路学刊》1997年第4期），更对李白的身世及人生诸要素作出一番综合考察和评价，以期接近历史本来面目。

李白的研究者们主要引据的是李阳冰《草堂集序》和范传正《唐左拾遗翰林学士李公新墓碑并序》。李阳冰《草堂集序》作于李白同时，其中的身世内容当出自李白口授，范传正作《序》时有李白孙女陪范主持其祖父迁墓之事。

朱秋德在他的文章中说：“李白作为沦落民间的宗室之子的人生悲剧是命定的，是谁也无法解救的。祖先的血脉周流其身使他渴望有所作为，但祖先蒙受的罪孽又使他不敢有所作为；建功立业而又害怕暴露身世使他的精神和行为在庙堂之高和江湖之远间首鼠两端。他的一生就是在这种矛盾中，在祖先留下的物质财富和精神枷锁中度过的。他是戴着镣铐跳舞的人，而这镣铐世人看不见，只有他自己知道。” 

祖籍迷雾

虽然90年代以后大多数学者认同李白出生地在四川江油，但是关于李白确切的出生地还是存在争议，大致学者们认为主要有三个地方：分别是四川绵阳江油、陇西成纪、吉尔吉斯斯坦碎叶城。

四川绵阳江油

2009年8月21日，江油市委宣传部致函中央电视台、湖北省安陆市委宣传部，认为江油才是李白的故里，安陆涉嫌“侵权”。

2009年8月24日，安陆市政府发专函给江油，希望两地能“共享李白”。

2009年8月28日，江油市文化旅游局向安陆市政府发去律师函，希望对方在10日内，立即停播或删除含有“李白故里”字样的宣传广告片，并保留用法律手段进一步追索的权利，最后胜诉。

陇西成纪

李白祖籍早于古书有记载《草堂集序》云：“……公又疾亟，草稿万卷，手集未修；枕上授简，俾余为序……李白，字太白。陇西成纪人，凉武昭王暠九世孙。蝉联圭组，世为显著；中叶非罪，谪居条支，易姓与名。然自穷蝉至舜，五世为庶，累世不大曜，亦可叹焉。神龙之始，逃归于蜀，复指李树而生伯阳。”李阳冰《序》说:“李白，字太白，陇西成纪人，凉武昭王暠九世孙。”魏颢（唐前进士，曾亲访李白，二人“相见泯合”）《李翰林集序》说：“白本陇西，乃放形，因家于绵。”范传正《墓碑说》：“公名白，字太白，其先陇西成纪人。绝嗣之家，难求谱牒。”《新唐》说：“李白，字太白，兴圣皇帝九世孙。其先，隋末因为犯罪迁徙至西域，神龙初返还，客居陇西。”《碑序》云：“公名白，字太白，其先陇西成纪人。绝嗣之家，难求谱牒。公子孙女搜于箱箧之中，得公之亡子伯禽手疏数十行，纸坏字缺，不能详备，约而计之：凉武昭王九世孙也。隋末多难，一房被窜于碎叶，流离散落，隐易姓名。故国朝以来，漏于属籍。神龙初潜还广汉，因侨为郡人。父客，以逋其邑，遂以客为名，高卧云林，不求仕禄。公之生也，先府君指天枝以复姓。”

2010年3月，甘肃籍学者雷达写了一篇《李白“故里”在甘肃秦安》的文章，随即当地组织了网友签名等活动，颇为热闹。

吉尔吉斯斯坦

根据郭沫若等学者德尔考究，还有一种说法就是李白生可能生于碎叶城，也就是现在的吉尔吉斯斯坦。五岁那年，他随家人迁到四川省江油县定居。李白《与韩荆州书》：“我本是陇西平民，流落至楚汉之地”，自言祖籍陇西成纪人（今甘肃省天水市秦安县）。

2009年10月29日，吉尔吉斯斯坦驻中国大使馆商务参赞朱萨耶夫·古邦访问安陆，称李白故里在吉尔吉斯斯坦的托克马克市，希望托克马克与安陆两个城市能够以李白为纽带，共同担负起弘扬李白文化的责任，并进一步拓展经济 、贸易等方面的合作。

事实上，早在2008年10月，吉尔吉斯斯坦文化信息部部长拉耶夫就对中国媒体表示，中国唐朝最伟大的诗人李白的出生地碎叶城，就是吉尔吉斯斯坦境内的托克马克市，他们正与中方协商要为李白塑造一个纪念雕像，推动两国李白文化的经济合作。朱萨耶夫·古邦造访安陆，更是表明吉方已经认识到李白故里所蕴含的经济价值，力图分上一杯羹。随后，两地草签了一系列文化和经济的合作意向。

亲属成员

史籍记载

后世纪念

墓地

纪念馆

人物生平

家世出身

李商隐，字义山，号玉溪生，曾自称与唐朝的皇族同宗。但是没有官方的属籍文件证明此事，因而可以认为李商隐和唐朝皇室的这种血缘关系已经相当遥远了。李商隐数次在诗歌和文章中申明自己的皇族宗室身份，但这并没有给他带来任何实际的利益。 

李商隐的家世，有记载的可以追溯到他的高祖李涉。李涉曾担任过最高级的行政职位是美原县（今陕西富平县）令；曾祖李叔恒（一作叔洪），曾任安阳县尉；祖父李俌，曾任邢州录事参军；父亲李嗣，曾任殿中侍御史，在李商隐出生的时候，李嗣任获嘉（今河南获嘉县）县令。

早年生活

李商隐的曾祖父李叔恒，十九岁登科进士，位终安阳令，祖父李俌，位终邢州录事参军。父亲叫李嗣 。李商隐出生时，其父李嗣正任获嘉县令。三岁左右，李商隐随李嗣赴浙。不到十岁，李嗣去世。李商隐只得随母还乡，过着艰苦清贫的生活。在家中李商隐是长子，因此也就同时背负上了撑持门户的责任。李商隐在文章中提

到自己在少年时期曾“佣书贩舂”，即为别人抄书挣钱，贴补家用。李商隐“五岁诵经书，七岁弄笔砚”，回乡后曾从一位精通五经和小学的堂叔受经习文，至十六岁，便因擅长古文而得名。此外，写得一手秀丽的工楷与一手好文章。

大和三年（829年）移家洛阳，结识白居易、令狐楚等前辈。令狐楚欣赏李商隐的文才，对其十分器重，让李商隐与其子令狐等绹交游 ，亲自授以今体（骈俪）章奏之学，并“岁给资装，令随计上都”。后又聘其入幕为巡官，曾先后随往郓州、太原等地。在这几年中，李商隐一面积极应试，一面努力学文，在科举上虽一再失败，但在写作上则完成了由散向骈的转变，此后他很少再写散文。

大和七年（833年）令狐楚调任京职，李商隐离太原返乡，此后，李商隐曾在王屋山学道二、三年，这对其思想与创作产生一定影响。

开成二年（837年）经过长期刻苦学习并由于令狐绹的延誉，李商隐得中进士。当年令狐楚病逝。  

幼年的环境和所受的教育使李商隐的世界观基本上属于儒家体系，其人生态度是积极入世、渴望有所作为的。同时，他颇能独立思考，很早便对“学道必求古，为文必有师法”的说教不以为然，甚至萌生出“孔氏于道德仁义外有何物”这样大胆的想法。在诗歌创作上，他起初醉心于李贺奇崛幽峭的风格和南朝轻倩流丽的诗体，曾仿照它们写了许多歌唱爱情的诗篇，如《燕台》、《河阳》、《河内》等。待屡次下第和被人谮毁的遭际向他显示了人生道路的崎岖不平，他的诗便开始表现出愤懑不平之气和对社会的某些批判。大和末，甘露之变以血淋淋的现实打开他的眼界，使他在思想上和创作上都大进一步。这时他写的《有感二首》、《重有感》等诗，批判腐朽政治已相当深刻有力。 

仕宦生涯

开成三年（838年）春，应博学宏辞试不取，在参与料理令狐楚的丧事后不久，李商隐应泾原节度使王茂元的聘请，去泾州（治今甘肃泾川县北）作了王的幕僚。王茂元对李商隐的才华非常欣赏，并将

女儿嫁给了他。 从李商隐后来的经历中可以看出，这桩婚姻将其拖入了牛李党争的政治漩涡中。李商隐的尴尬处境在于：王茂元与李德裕交好，被视为“李党”的成员；而令狐楚父子属于“牛党”。因此，李商隐的行为就被很轻易地被解读为对刚刚去世的老师和恩主的背叛，并且很快就为此付出了代价。 在唐代，取得进士资格一般并不会立即授予官职，还需要再通过由吏部举办的考试。

开成三年（838年）春天，李商隐参加授官考试，结果在复审中被除名。这件事对李商隐最直接的影响是使得他获得朝廷正式官职的时间推迟了一年。

开成四年（839年），李商隐再次参加授官考试，顺利通过，得到了秘书省校书郎的职位，不久，被调任弘农（今河南灵宝）县尉。虽然县尉与校书郎的品级差不多，但远离权力的中心，显然会使以后发展受到影响。李商隐在弘农任职期间很不顺利，因为替死囚减刑（“活狱”）而受到上司陕虢观察使孙简的责难，因而李商隐感到非常屈辱，难以忍受，最终以请长假的方式辞职（《任弘农尉献州刺史乞假归京》）。凑巧的是，在此前后孙简正好被调走，接任的姚合设法缓和了紧张的局面，在他的劝慰下，李商隐勉强留了下来。但他此刻显然已经没有心情继续工作，不久（开成五年，840年）就再次辞职并得到获准。

应举之路

在唐代，缺乏门第背景的知识分子希望在仕途有所发展，主要的入口有两个：科举和幕府。前者被认为是进入官场的资格，是官方对其行政能力的认可；后者是一些有势力的官僚自己培养的政治团队，如果表现出色，也往往可以通过这些官僚的举荐成为朝廷正式的官员。中晚唐时期，很多官员都既有考取科举的资格，也有作为幕僚的经历。

文宗开成二年（837年），李商隐考取了进士资格。在此之前，他已经失败过多次。李商隐初次应举的年份难以考证，有人相信甚至在10年之前——即文宗太和二年（828年）——李商隐就开始了他漫长而艰苦的应举之路 。与大多数缺乏权势背景的考生一样，李商隐并不指望一举成功。他流传下来的诗文中没有提及当时的情形，这多少说明他对于初试的失败不是非常在意。然而，随着失败次数的增多，他渐渐开始不满。在《送从翁从东川弘农尚书幕》诗中，他将没有录取他的考官（太和七年）比喻成阻挠他成功的小人：“鸾皇期一举，燕雀不相饶。”

应举的失败不会让李商隐反省自己学识不足。早在太和四年，曾经与他一起游学的令狐绹就考中进士。这显然不是因为令狐绹的学识才华比李商隐优秀，而是由于他父亲令狐楚的影响力。权贵们互相提携，大量录取上流社会关系网中的考生，在唐代科举中是很普遍的现象。许多缺乏靠山的考生都会在考试之前就去刻意结交关系，或者想出种种办法引起考官及名流的注意。据李商隐自述，他在这方面是比较低调的（《与陶进士书》），但如果说他不曾对令狐楚寄予希望，可能性也不大。从李商隐在开成元年写给令狐绹的一封信中“尔来足下仕益达，仆固不动”之类的话，可以看出他的情绪已经相当烦躁了。而他于开成二年的中举，也正是令狐父子对当值考官施加影响的结果。 

闲居时期

辞去了弘农县尉，武宗会昌二年(842年)，李商隐以书判拔萃复入秘书省为正字，旋丁母忧居家。李商隐必须离职回家守孝三年。这意味着年届而立的李商隐不得不放弃跻身权力阶层的最好的机会。这次变故对李商隐政治生涯的打击是致命的。李商隐闲居在家的三年（会昌二年末至会昌四年末），是李德裕执政最辉煌的时期。错过了这个时期，随着不久之后武宗的去世，李德裕政治集团骤然失势，李商隐已经难以找到政治上的知音。 

会昌三年（843年），李商隐的岳父王茂元在代表政府讨伐刘稹叛乱时病故武宗朝。王茂元生前没有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帮助李商隐的升迁，但他的去世无疑使李商隐的处境更加困难。 

会昌四年(844年)暮春，自关中移家永乐。五年冬(845年)，服阕入京，仍为秘省正字。这一次，他的职位

（“正字”）品阶比之前的（“校书郎”）还低。即便如此，李商隐毕竟又有了一个新的发展起点。在唐代，大家普遍认为在京城里的任职会比外派的官员有更多的机会升迁，而李商隐所在的秘书省，又比较容易受到高层的关注。对李商隐而言，另一个好消息是，宰相李德裕获得了武宗充分的信任，这位精干的政治家几乎被授予全权处理朝政。李商隐积极支持李德裕的政治主张，他踌躇满志，有理由期待受到重用的机会。 

李商隐在闲居的几年里处理了一些家庭的事务，其中最主要的一项工作，就是将一些亲属的墓葬迁回了故乡的家族墓园。这种维护家族荣誉的努力多少使他获得心理上的满足。从现存的部分诗文中可以看出，李商隐尽量调整自己的心态，淡化对政治生涯的兴趣和期待。他有时从事农耕，声称自己“渴然有农夫望岁之志”，模仿陶渊明的风格写作田园诗歌。不过，纷乱的时局始终吸引着李商隐的注意力。他有非常鲜明的政治倾向，几乎无法隐藏。

幕府游历

会昌五年（845年）十月，李商隐结束了守孝，重新回到秘书省。此时，武宗与宰相

李德裕富有效率的合作关系已经到了晚期。次年三月，武宗去世，传言他是由于长期服用道士进献的长生药而中毒身亡。经过一系列的宫廷斗争，宣宗李忱即位，并反对武宗的大部分政策，尤其厌恶李德裕。因此，几乎整个会昌六年（846年），都持续新一轮政治清洗，曾经权倾一时的宰相李德裕及其支持者迅速被排挤出权力中心。在宣宗本人的支持下，以白敏中为首的牛党新势力逐渐占据了政府中的重要位置。

会昌六年（846年），李商隐在秘书省任正字。三十五岁的李商隐终于有了儿子（李衮师），他的堂弟李羲叟也在这一年中了进士，这两个好消息大概只能让他兴奋一时。由于支持李德裕的政治纲领以及之前就被令狐绹等人视为背叛，他不大可能分享牛党的胜利。此时李商隐的职位几乎低得不值得在权力斗争中被排挤，但仍然李商隐仍为仕途不得志而郁郁寡欢。

大中元年（847年），桂管观察使郑亚邀请他往赴桂林任职时，李商隐几乎没有犹豫便与之同行。 　从太和三年（829年）受聘于当时的天平军节度使令狐楚开始，李商隐多次进入地方官员的运作机构中担任幕僚的角色。事实上，他身为幕僚的经历比正式任职于朝廷的时间更长。不过，在宣宗大中元年（847年）之前，他似乎一直将这样的经历作为过渡。对于在政治上颇有抱负的李商隐来说，这种经验非常重要，既是他历练工作能力的过程，也是积累社会关系的途径。不过，毕竟只是为日后的大展宏图而进行的准备活动。从时间上看，以往每一次的工作经验几乎都在数月之内，变动频繁，而且一旦有了入朝为官的机会，就会立即辞去幕府的工作。而这一次，李商隐作为郑亚的幕僚前往桂林时，他也许还没有意识到自己的仕途已近末路。在之后的10年间，他将在幕府游历中逐渐耗尽所有的政治热情。

大中元年（847年）三月，李商隐告别家人，随郑亚出发，经过两个月左右的行程，来到距京城大约5000里以外的南方。郑亚的这次南迁，是牛党清洗计划的一部分。李商隐愿意主动跟从一位被贬斥的官员，表明他同情李德裕一党。另一方面，也显示对自己的升迁不再抱有信心了。在桂林不到一年，郑亚就再次被贬官为循州刺史，李商隐也随之失去了工作。

大中二年秋（848年），李商隐回到长安。 据说，他在潦倒之际，写信给故友令狐绹（他已经进入权力的核心）请求帮助，但遭到拒绝，结果只能通过自己考试得到一个盩厔县尉的小职位。具有讽刺意味的是：10年之前，他正好也是一个相当的职位（弘农县尉）。 李商隐担任盩厔尉时间不长，又被调回京城。此时，与大中元年他在秘书省的情形非常相似：低微的官职，渺茫的前途，落寞之余，期盼着出现变化。

大中三年九月（849年），李商隐得到武宁军节度使卢弘正的邀请，前往徐州任职。卢弘正是一位有能力的官员，对李商隐也非常欣赏。如果他的仕途顺利，李商隐可能还有最后一次机会。然而不巧的是，李商隐追随卢弘正仅仅一年多后，后者就于大中五年春天病故。这样，李商隐不得不再一次另谋生路。 

夕阳晚景

大中五年（851年），李商隐的妻子王氏在春夏间病逝。从李商隐的诗文上看，他和王氏的感情非常好。这位出身于富贵家庭的女性，多年来一直尽心照料家庭，支持丈夫。由于李商隐多年在外游历，夫妻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聚少离多，李商隐对于妻子是有一份歉疚的心意；而李商隐仕途上的坎坷，无疑增强了这份歉疚的感情。

大中五年（851年）年秋天，被任命为西川节度使的柳仲郢向李商隐发出了邀请，希望他能随自己去西南边境的四川任职。李商隐接受了参军的职位，在简单地安排了家里的事情之后，李商隐于十一月入川赴职。在四川的梓州幕府生活的四年间，大部分时间李商隐都郁郁寡欢。他曾一度对佛教发生了很大的兴趣，与当地的僧人交往，并捐钱刊印佛经，甚至想过出家为僧。梓幕生活是李商隐宦游生涯中最平淡稳定的时期，李商隐已经再也无心无力去追求仕途的成功。

大中九年（855年），柳仲郢被调回京城任职。出于照顾，他给李商隐安排了一个盐铁推官的职位，虽然品阶低，待遇却比较丰厚。李商隐在这个职位上工作了两到三年，罢职后回到故乡闲居。

李商隐因处于牛李党争的夹缝之中，一生很不得志，抑郁寡欢，唐宣宗大中末年（约858年），李商隐在郑州病故。 

文学成就

在《唐诗三百首》中，李商隐的诗作占廿二首，数量位列第四。据《新唐书》有《樊南甲集》二十卷，《樊南乙集》二十卷，《玉奚生诗》三卷，《赋》一卷，《文》一卷，部分作品已失传。有《李义山诗集》。

李商隐的诗歌流传下来的约600首，其中以直接方式触及时政题材的占了相当比重。李商隐的咏史诗有很高的成就。它们绝不是“发思古之幽情”的无病呻吟，也不同于前人那些托古以述怀的诗篇，而是着眼于借鉴历史的经验教训来指陈政事、讥评时世加以补充发挥，使咏史成为政治诗的一种特殊形式。无题诗是李商隐独具一格的创造 。它们大多以男女爱情相思为题材，意境要眇，情思宛转，辞藻精丽，声调和美且能疏密相间，读来令人回肠荡气。综合来看，李商隐的文学成就，大致有以下几类主题：

主题

政治咏史诗

作为一个关心政治的知识分子，李商隐写了大量这方面的诗歌，留存下来的约有一百首左右。其中《韩碑》、《行次西郊作一百韵》、《随师东》、《有感二首》等，是其中比较重要的作品。李商隐早期的政治诗指陈时局，语气严厉悲愤，又含有自我期许的意味，很能反应他当时的心态。在关于政治和社会内容的诗歌中，借用历史题材反映对当代社会的意见，是李商隐此类诗歌的一个特色。《富平少侯》、《北齐二首》、《茂陵》等，就是其中的代表。

李商隐的诗歌创作，开始时醉心于李贺那种奇崛幽峭的风格和南朝清倩流丽的诗体，他有意加以仿效而写了许多歌唱爱情的诗篇。但大和九年（835年）的“甘露之变”，使他目睹了朝官大量被杀、宦官擅权的血淋淋的黑暗政局，思想和创作都发生了转变，写下了不少批判黑暗现实的政治诗。 如表达了自己对时局的看法，愤怒声讨了宦官的罪行，称颂了敢于反对宦官专权的将领，热切盼望铲除宦官、恢复皇帝的权力的《重有感》。又如有意效法杜甫《北征》的长篇政治诗《行次西郊一百韵》。 

李商隐的政治诗又多半以借古讽今的咏史诗出现。如《咏史》批判了统治者的荒淫、愚昧和无能。《隋宫二首》其一，意在提醒晚唐统治者要接受前车之鉴。又如《马嵬二首》其二，对唐玄宗为皇帝而弄得众叛亲离，连自己的宠妃也保不住的可悲结局进行了辛辣的讽刺和嘲弄。含蓄深沉，意在言外。《贾生》深寓作者对晚唐统治者佞佛信道以求长生，而不恤国事的讽刺和自身怀才不遇的感慨。又如《瑶池》借周穆王讽刺唐代皇帝们求仙，《随师东》借古事影射朝廷东伐李同捷。

李商隐咏史诗的成功之处，在于注意构思的凝练、取材的精当，巧妙地将历史与现实融合在一起，或用假想之辞创作出带有虚构色彩的场景，突破史实局限，更深刻地揭示讽刺对象的本质；或抓住具有典型意义的细节或微物，深入开掘，使之具有更高的概括性和典型性。与此同时，将自己的感情和议论自然地寓含在鲜明的形象之中，具有浓郁的抒情色彩和深长的情韵，达到寓意的深刻性与形象的鲜明性、情昧的隽永和谐统一，增强了咏史诗的艺术表现力。 

抒怀和咏物

李商隐一生仕途坎坷，心中的抱负无法得到实现，于是就通过诗歌来排遣心中的郁闷和不安。《安定城楼》、《春日寄怀》、《乐游原》、《杜工部蜀中离席》是流传得较广的几首。值得注意的是，这类内容的作品中许多七言律诗被认为是杜甫诗风的重要继承者。

爱情无题诗

李商隐的爱情诗在中国古典诗歌中独具特色。其中一部分表现他与妻子王氏的伉俪情深，代表作为《夜雨寄北》，此诗通过对巴山夜雨秋景的描写，表现了诗人客居异乡之寂寞和对妻子的深切思念之情。结婚不到12

年，李商隐的妻子就死了。他的悼亡追忆之作，如《正月崇让宅》、《悼伤后赴东蜀辟至散关遇雪》，无家而作有家之想，血泪写成，令人不忍卒读。 

包括大多数无题诗在内的吟咏内心感情的作品是李商隐诗歌中最富有特色的部分，也获得了后世最多的关注。《锦瑟》、《燕台诗》、《碧城三首》、《重过圣女祠》等，保持了与无题诗类似的风格。而《柳枝五首》、《夜雨寄北》、《悼伤后赴东蜀辟至散关遇雪》等，则反映出李商隐感情诗另一种风格的意境。

李商隐以无题为名的爱情诗，最为人所传诵，但他的无题诗具有“朦胧”的特点，旨意隐秘。这些以无题为名的爱情诗，包括以《无题》为题的十五首，和以句首二字为题的“准无题”诗近三十首。这些诗有的有所寄托，但大部分属于纯粹的情诗。李商隐的“准无题”诗也写得相当出色。如《锦瑟》此诗貌似咏物，实则咏怀。它隐去了平生所历具体之事，以锦瑟起兴，充分运用了比兴、象征、典故等多种手法，将自己满腔的忧伤、郁愤之情，形象而又婉曲地表达出来。 

李商隐以无题诗著名。根据《李商隐诗歌集解》里所收诗歌的统计，基本可以确认诗人写作时即以《无题》命名的共有15首，另有5首在通行的诗集中经常被标为“无题”的（五律“幽人不倦赏”、七绝“长眉画了”、“寿阳公主”、“待得郎来”、“户外重阴”），经冯浩、纪昀等人考订，认为多半是由于版本问题而产生的原题丢失情况，并非真正的无题诗。

有些研究者（如杨柳 ）认为李商隐诗集中部分有题目的诗也应该属于无题诗一类，理由是这些诗的题目往往是从诗的首句中取前几字为题（如《昨日》、《日射》等），或者诗题与内容本身毫无联系（如《为有》、《一片》等）。但如果以这样的标准来看，李商隐诗集中可以归入无题诗的就有近百首之多。所以此说并没有得到多数人的支持 。

冯浩在《玉溪生诗集笺注》总结了前人关于无题诗的笺注工作，从中可以看出诸家观点之大不同：“自来解无题诸诗者，或谓其皆属寓言，或谓其尽赋本事。各持偏见，互持莫决。余细读全集，乃至实有寄托者多，直做艳情者少，夹在不分，令人迷乱耳。” 

应酬唱和诗

在李商隐用于交际的诗作中，写给令狐绹的几首（《酬别令狐补阙》、《寄令狐郎中》、《酬令狐郎中见

寄》、《寄令狐学士》、《梦令狐学士》、《令狐舍人说昨夜西掖玩月因戏赠》）特别引人注意，为解释他与令狐绹的关系提供了直接的证据。李诗广纳前人所长，承杜甫七律的沉郁顿挫，融齐梁诗的华丽浓艳，学李贺诗的鬼异幻想，形成了他深情、缠绵、绮丽、精巧的风格。李诗还善于用典，借助恰当的历史类比，使隐秘难言的意思得以表达。李商隐《东还》诗脍炙人口，赏读该诗，可看出李商隐所表露归去寻师学仙只是一句托辞，所谓学道不过借此疏解自己内心不平与感叹自己命运的不幸，更有面对朝政种种荒淫无道的愤慨以及对正一步步走向衰败的唐皇朝的哀叹。 

骈体文

李商隐的写作，除诗歌以外的成就被论及得较少。事实上，他是晚唐时期最重要骈体文作家之一。这种文体注重文辞的对偶，并使用大量典故，广泛使用在唐代官方文件中。李商隐在令狐楚的培养下，成了一位骈体文的专家，为许多官员代笔起草过奏折、书信等文书。《旧唐书·文苑传》说李商隐“尤善为诔奠之辞”。由于当时章奏中使用的骈体文，要求词藻华丽，又要表述准确，因此对于用典的要求很高。而擅长写作骈体文的李商隐，养成了用典的习惯，因此被认为这是他的诗歌中喜欢用典的原因。 

李商隐曾将其骈体文作品编订为《樊南甲集》、《樊南乙集》各20卷共832篇，今已不存。根据《新唐书·艺文志》、《宋史·艺文志》的记载，李商隐的文集，除了自编两集，还有另外一些。但前述这些文集，都没有流传下来。

范文澜在《中国通史简编》中对李商隐的骈体文评价很高，认为只要《樊南文集》存留，唐代的骈体文就算全部遗失也不可惜。

特点

李商隐的诗歌能在晚唐独树一帜，在于他心灵善感，一往情深，用很多作品来表现晚唐士人伤感哀苦的情绪，以及他对爱情的执著，开创了诗歌的新风格、新境界。其诗构思新奇，风格秾丽，尤其是一些爱情诗与无题诗写得缠绵悱恻，为人传诵。此外李商隐将含蓄、朦胧的表现手法运用到了极致，但部分诗歌过于隐晦迷离，难于索解，至有“诗家总爱西昆好，独恨无人作郑笺”之说。 

李商隐诗歌成就最高的是近体诗，尤其是七言律绝。他是继杜甫之后，唐代七律发展史上的第二座里程碑。

李商隐继承了杜甫七律锤炼谨严、沉郁顿挫的特色，又融合了齐梁诗的浓艳色彩、李贺诗的幻想象征手法，形成了深情绵邈、绮丽精工的独特风格。如《重过圣女祠》借爱情遇合，于写景中融合比兴象征，寄寓困顿失意的身世之感；《春雨》将李贺古体诗的奇艳移入律诗，语言绮丽而对仗工整，音律圆美婉转，意象极美。但他的诗中因爱用僻典，诗的整体意旨往往隐晦。其次，李商隐将人生慨叹的抒写向更深细隐晦方面发展，善于用艳丽精工的艺术形式表达惆怅落寞的情绪，诗中充满了迷茫与悲凉的体验，作品深婉精丽、韵味深厚，“近而不浮，远而不尽”，富有象征暗示色彩，有一种朦胧美。如《锦瑟》，关于其诗意，历来众说纷纭：有悼亡说、寄托说、恋情说、听瑟曲说、编集自序说、自伤身世说等多种解释，表达幽微深远，具有朦胧美。再次，他的诗歌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其心灵的象征，是一种纯属主观的生命体验的表现。李商隐的七绝如《宿骆氏亭寄怀崔雍崔衮》、《夜雨寄北》、《夕阳楼》等，较多抒写身世之感，感情细腻，意境婉约，诗中贯穿着身世和时世的悲感，具有沉痛凄切的抑郁情调和忧伤美，在艺术上更是细美忧约、沉博绝丽，在精工富丽的辞藻中，朦胧含蓄地表达自己的情思，成为伤感唯美文学的典型。

李商隐的诗歌有广泛的师承。他悲怆哀怨的情思和香草美人的寄托手法源于屈原，他诗歌意旨的遥深、归趣难求的风格与阮籍有相通之处。杜甫诗歌忧国忧民的精神、沉郁顿挫的风格，齐梁诗歌的精工艳丽以及李贺诗歌的幽约奇丽的象征手法和风格都影响了李商隐。李商隐的一些长篇古体，雄放奇崛又近于韩愈；他还有少数诗歌清新流丽、纯用白描，脱胎于六朝民歌。李商隐善熔百家于一炉，故能自成一家。 

代表作品

史料记载

《旧唐书·卷一百九十下·列传第一百四十》 

《新唐书·卷二百三·列传第一百二十八》 

《唐才子传·卷七》 

人物评价

总体评价

晚唐诗歌在前辈的光芒照耀下有着大不如前的趋势，而李商隐却又将唐诗推向了又一个高峰，是晚唐著名的诗人，杜牧与他齐名，两人并称“小李杜”。李商隐又与李贺、李白合称“三李”。与温庭筠合称为“温李”，因诗文与同时期的段成式、温庭筠风格相近，且三人都在家族里排行第十六，故并称为“三十六体”。 

历代评鉴

唐代诗人白居易极为欣赏李商隐的文章，曾说：“我死后，得为尔儿足矣。” 

后晋，刘昫等《旧唐书·卷一百九十下·列传第一百四十》：“商隐能为古文，不喜偶对。从事令狐楚幕。楚能章奏，遂以其道授商隐，自是始为今体章奏。博学强记，下笔不能自休，尤善为诔奠之辞。与太原温庭筠、南郡段成式齐名，时号“三十六”。文思清丽，庭筠过之。而俱无持操，恃才诡激，为当涂者所薄。名宦不进，坎壈终身。”

金元时期，的文学家元好问曾感叹说：“诗家总爱西昆好，独恨无人作郑笺。 ”

元代，辛文房：“商隐工诗，为文瑰迈奇古，辞难事隐。及従楚学，俪偶长短，而繁缛过之。每属缀，多检阅书册，左右鳞次，号‘獭祭鱼’。而旨能感人，人谓其横绝前后。...后评者谓其诗‘如百宝流苏，千丝铁网，绮密瑰妍，要非适用之具’。斯言信哉。...商隐文自成一格，后学者重之，谓‘西昆体’也。” 

清朝，吴乔：“于李、杜后，能别开生路，自成一家者，唯李义山一人。”

清朝，纪晓岚《四库总目提要》“《无题》之中，有确有寄托者，‘近知名阿侯’之类是也。有实属狎邪者，‘昨夜星辰昨夜风’之类是也。有失去本题者，‘万里风波一叶舟’之类是也。有与《无题》相连，误合为一者，‘幽人不倦赏’之类是也。其摘首二字为题，如《碧城》《锦瑟》诸篇，亦同此例。一概以美人香草解之，殊乖本旨。”

清朝，贺裳《载酒园诗话》“魏晋以降，多工赋体，义山犹存比兴。”

当代古典诗词作家苏缨、毛晓雯著有《多情却被无情恼：李商隐诗传》。“多情却被无情恼”，东坡这一句词若孤立来看，正可用作李商隐一生的总括。多情者本已易于自伤，况欲于无情的世界里寻觅情的归所，而终于无处堪用其情，便只觉得世界辜负了自己。这话对李商隐而言，没有半分矫情，毕竟他所有的委屈都是应该的，因为这世界当真辜负了他 。

后世影响

在清代孙洙编选的《唐诗三百首》中，收入李商隐的诗作32首，数量仅次于杜甫（38首），居第二位，而王维入选29首、李白入选27首。这个唐诗选本在中国家喻户晓，由此也可以看出李商隐在普通民众中的巨大影响。

李商隐的诗的社会意义虽然不及李白、杜甫、白居易，但是李商隐是对后世最有影响力的诗人，因为爱好李商隐诗的人比爱好李、杜、白诗的人更多。李商隐的诗歌，尤其是他的爱情诗对后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从晚唐的韩偓等人，宋初的西昆诗人，直到清代的黄景仁、龚自珍，在诗风上均受其影响。此外，唐宋的婉约派词人，明清的许多爱情剧作家，也都不断地向他学习。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李商隐那些表现伤感情调的诗歌，于凄艳哀婉之中融人身世时世之感，追求一种细美幽约的美，诗而词化的特征比较显著，如题材的细小化，情思的深微化，意境的婉丽纤柔等。这在诗与词之间搭起了一座过渡性的桥梁。 

据叶燮说：“宋人七绝，大概学杜甫者什六七，学李商隐者什三四。”（《原诗》）北宋初期的杨亿、刘筠、钱惟演等人宗法李商隐，经常互相唱和，追求辞藻华美、对仗工整，并刊行了一部《西昆酬唱集》，被称为西昆体。在当时颇有影响，但是未学到李商隐诗歌精髓，成就非常有限，影响力也随着欧阳修等人走上文坛而消失。此外，王安石对李商隐也评价很高，认为他的一些诗作“虽老杜无以过也”（《蔡宽夫诗话》）。王安石本人的诗歌风格也明显受到李商隐的影响。

明朝的诗人从前、后七子到陈子龙、钱谦益、吴伟业，都受到李商隐的影响。明清二朝喜欢写艳情诗的人更是专学李商隐的无题诗，例如明末诗人王彦泓的《疑云集》和《疑雨集》》（注：《疑云集》是否为王彦泓作品集，学术界存在较大争议）。民国时期鸳鸯蝴蝶派小说中的香艳诗也是受到他的影响。

明朝末年的道源和尚，为李诗作注，清朝初年，朱鹤龄在道源注本的基础上，删去了一小部分，又增补了很多，完成《李义山诗注》三卷。这是目前可以看到的最早的李商隐诗歌的完整注本。此后又经过陆昆曾（《李义山诗解》）姚培谦（《李义山诗集笺注》）、屈复（《玉溪生诗意》）程梦星（《重订李义山诗集笺注》）、冯浩（《玉溪生诗详注》）等多人的注解考证，已经能够对李商隐诗中的典故大致了解，但是对于许多诗的涵义仍然没有定论。关于李商隐对后世的影响，可以参看吴调公《李商隐对北宋诗坛的影响》、《李商隐在清代的余波绮丽》、王玉祥《李商隐对苏曼殊诗的影响》、王兆阳《论李商隐的诗对词的独特风格形成的影响》、刘学锴《李商隐诗与唐宋婉约词》等论文。 

轶事典故

一门三进士

李商隐曾自称与唐朝的皇族同宗，经考证确认李商隐是唐代皇族的远房宗室。但是没有历史文献证明此事，因而可以认为李商隐和唐朝皇室的这种血缘关系已经相当遥远了。李商隐在诗歌和文章中数次申明自己的皇族宗室身份，但这没有给他带来任何实际的利益。 

李商隐的家世，有记载的可以追溯到他的高祖李涉。李涉曾担任过最高级的行政职位是美原（治今陕西富平西北）县令；曾祖李叔恒（一作叔洪），曾任安阳（今属河南）县尉；祖父李俌，曾任邢州（治今河北邢台）录事参军；父亲李嗣，曾任殿中侍御史，在李商隐出生的时候，李嗣任获嘉（今属河南）县令。

李商隐一门三进士，李家的第一位进士是安阳君李叔洪。李叔洪是李商隐的爷爷，年十九，一举中进士第，与彭城刘长卿、虚清河张楚金齐名。始命於安阳，年二十九逝世，葬於怀州雍店之东原先大夫故美原令之左次。关于李叔洪，史藉记载他的事迹很少。

文史闲话

与李商隐有关的传说，散见于后世的史料笔记中。

五代·孙光宪《北梦琐言》中记载：在令狐楚去世后多年的某个重阳节，李商隐拜访令狐绹，恰好令狐绹不在家。在此之前，李商隐已曾经多次向身居高位的令狐绹陈诉旧情，希望得到提携，都遭到对方的冷遇。感慨之余，就题了一首诗在令狐绹家的厅里：

“曾共山翁把酒时，霜天白菊绕阶墀。十年泉下无消息，九日樽前有所思。不学汉臣栽苜蓿，空教楚客咏江蓠。郎君官贵施行马，东阁无因再得窥。”

委婉地讽刺令狐绹忘记旧日的友情。令狐绹回来看到这首诗，既惭愧又惆怅，于是令人将这间厅锁起来，终生不开。后来又有人说，这首诗使令狐绹恼羞成怒，很想铲除题诗的墙壁，但由于这首诗里有出现了他父亲的名字（“楚”），按照当时的习俗，他无法毁掉诗作，就只好锁上门不看。也因此更加嫉恨李商隐。

宋·姚宽《西溪丛语》中记载唐末流传的一个故事：一群文人在洞庭湖中泛舟游玩，有人提议以木兰为题作诗。于是众人一边饮酒一边轮流赋诗。这时，突然出现一位贫穷的书生，口占一绝：“洞庭波冷晓侵云，日日征帆送远人。几度木兰舟上望，不知元是此花身。”吟罢隐身而去。大家都感到惊奇，后来得知，这人就是李商隐的鬼魂。在另一个版本（宋·李颀《古今诗话》）中并没有鬼魂出现，是一群诗人在长安聚会时，有人朗诵这首诗，大家才发现原来他就是李商隐。

宋·蔡居厚《蔡宽夫诗话》中说：白居易晚年非常喜爱李商隐的诗，曾经开玩笑地说：希望我死后能够投胎当你的儿子。后来李商隐大儿子出世取名叫白老，这个儿子却十分蠢笨。直到小儿子出世，小儿子倒十分聪慧，大家都笑说如果白居易投胎，小儿子才是。

宋·李颀《古今诗话》中记载：北宋杨亿、刘筠等人互相以诗唱和，创立“西昆体”，以学习李商隐的诗歌风格著名。当时有一位职业演员扮演李商隐，穿着破烂的衣服，对别人说：杨亿他们活生生撕破了我的衣服。引起大家的笑声。有人用这个故事来讽刺“西昆体”诗派对李商隐的继承是生吞活剥。 

良师益友

李商隐的启蒙教育可能来自他的父亲，对他影响最大的老师，则是他回到故乡后遇到的一位同族叔父。这位堂叔父曾上过太学，但没有做过官，终身隐居。据李商隐回忆，这位叔父在经学、小学、古文、书法方面均有造诣，而且对李商隐非常器重。受他的影响，李商隐“能为古文，不喜偶对”。大约在他16岁时，写出了两篇优秀的文章（《才论》、《圣论》，今不存），获得一些士大夫的赞赏。这些士大夫中，就包括时任天平军节度使的令狐楚。

令狐楚是李商隐求学生涯中又一位重要的人物，他本人是骈体文的专家，对李商隐的才华非常欣赏，不仅教授他骈体文的写作技巧，而且还资助他的家庭生活，鼓励他与自己的子弟交游。在令狐楚的帮助下，李商隐的骈体文写作进步非常迅速，由此他获得极大的信心，希望可以凭借这种能力展开他的仕途。在这一时期（大和四年，公元830年）的《谢书》中，李商隐表达了对令狐楚的感激之情以及本人的踌躇满志：“微意何曾有一毫，空携笔砚奉龙韬。自蒙夜半传书后，不羡王祥有佩刀。” 

家族成员

个人生活

感情生活

李商隐画像、李商隐的爱情生活，被许多研究者关注，部分原因在于李商隐以《无题》为代表的诗歌中，表现出一种扑朔迷离而又精致婉转的感情，容易被人视为丰富的爱情体验的表达

。

关于李商隐的爱情，猜测的部分远远多于有实际证据的，但这并不妨碍人们对此津津乐道，甚至象阅读侦探小说一样揣摩分析他的诗文，希冀发现切实的凭据。下面这些女子被认为是与李商隐有过感情纠葛的：

王氏

王氏是李商隐的妻子。但有人从李商隐《祭小侄女寄寄文》中（“况吾别娶已来，胤绪未立”）推断王氏为李商隐再婚的妻子。如果这种看法成立，李商隐应该还有一位初婚妻子，但关于这方面的信息几乎空白。李商隐与王氏的感情非常好，在王氏去世后，他写下《房中曲》等悼亡诗篇，情感真挚，语意沉痛。其中最著名的，是在他离家赴蜀地宦游途中所作《悼伤后赴东蜀辟至散关遇雪》：“剑外从军远，无家与寄衣。散关三尺雪，回梦旧鸳机。” 也有猜测，《锦瑟》也是为纪念亡妻而作，以琴弦断裂比喻妻子去世。

对于李商隐爱情生活的研究，以苏雪林的《李义山恋爱事迹考》（1927）最为著名。此书在1947年曾再版，更名为《玉溪诗谜》。苏雪林的研究，继承了程梦星、冯浩等人的成果，拓宽和丰富了这一领域的内容。例如，通过她的考证，多数人接受了李商隐与女道士的恋爱经历。不过，苏雪林的猜测和推理几乎不加节制，从而构画出几段离奇的恋情，包括他曾与宫女偷情。

柳枝

柳枝的名字出现在李商隐写于开成元年（836年）年的一组诗（《柳枝五首》）中。他还为这组诗写了一个长长的序言，讲述了柳枝的故事：她是一个洛阳富商的女儿，活泼可爱，开朗大方，在一个偶然的机会听到李商隐的诗（《燕台诗》），心生爱慕，于是主动与他约会。但李商隐失约了。他后来得知，柳枝被一个有权势的人收为妾。两人再也没有见过面，如果不是李商隐杜撰，这一段没有结果的感情很可能就是他的初恋。

宋华阳

李商隐在青年时期曾经在玉阳山修习道术，因此有人猜想他在这期间与女道士发生过恋情。在《月夜重寄宋华阳姊妹》、《赠华阳宋真人兼寄清都刘先生》等诗中，李商隐提到了“宋华阳”的名字，于是，宋华阳就被认为是李商隐的恋人。还有一种夸张的说法是：李商隐曾经和宋华阳姐妹二人同时恋爱。苏雪林在《玉溪诗谜》中对于这个故事进行了最大限度的想象发挥。 

荷花

民间传说他在与王氏结婚前，曾有一小名“荷花”的恋人，两人十分恩爱。在他进京赶考前一月，荷花突然身染重病，李商隐陪伴荷花度过最后的时光。这段悲剧给他造成很大的打击，以后的诗中他常以荷花为题也是对旧情的眷恋。

社会交往

有人根据李商隐部分诗作的风格，推想他性格内向（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第四编·第十一章）。这种猜测多少有些武断。如果从李商隐的另外一些活泼幽默的作品来看，可以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现存的资料（主要是他本人的诗歌和文章）表明李商隐的社交范围广泛，他是一个乐于交往而且颇受欢迎的人。

李商隐交往圈里的人物分为四类：

仕途人物: 令狐楚、令狐绹、崔戎、王茂元、李执方、卢弘止、郑亚、柳仲郢、李回、杜悰、萧浣、杨虞卿、杨嗣复、周墀、姚合、孙简等人；

酬和诗友：杜牧、温庭筠、白居易等人；

志同道合：刘蕡、永道士、崔珏、李郢等人；

礼节往来：令狐绪、韩瞻以及他在各个阶段的同僚。

在李商隐的社交生活中，备受后人关注的，是他与“牛李党争”的关系。清代以前的学者普遍认为：李商隐青年时期得到令狐楚的赏识，并有机会跟随他学习“四六文”（骈体文），应该自然而然成为令狐楚所属的牛党。民国以后的学者，虽然对李商隐究竟应该属于哪个党派有不同的意见，但也都同意：正是由于李商隐与令狐楚的这一段经历，使得他一生都被牵累在牛李党争的政治漩涡中。

李商隐本人可能原想置身于牛李党争之外，他的交往有牛有李，诗文中对两方都有所肯定，也都有所批评。然而，在政治斗争中想要保持中立，显然只能是一厢情愿。结果是李商隐两边不讨好，令狐绹尤其厌恶他，认为他忘恩负义。在令狐绹官居高位后，李商隐曾多次尝试补救，包括写了一些诗给令狐绹（如《寄令狐郎中》），希望他顾念旧情，但令狐绹始终不理睬他。

在这种情况下，李商隐的仕途显然无法顺利，他曾于唐文宗开成四年（839）、唐武宗会昌五年（845）两入秘书省，但只是短期地担任过低级官职。李商隐也在基层政府做过小官（开成四年-五年：弘农县尉；大中二年-三年：盩厔尉），同样短暂和坎坷。他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在一些外派官员的幕下供职。事实上，无论是“牛党”还是“李党”得势，李商隐从来没有机会晋升。他的政治生涯结束于唐宣宗大中十二年（856），其时他追随盐铁转运使柳仲郢，担任盐铁推官，当柳被调任兵部尚书时，他也随即失去工作。在回到家乡后不久即病故。

与令狐楚父子的交往

在父亲去世后，幼年的李商隐陪同母亲回到河南故乡，这里对于他来说是一个完全陌生而且相当艰苦的环境，没有家庭或家族的影响力帮助他在成长过程中自然进入一个社交圈。李商隐凭借才华、人品和性格建立起了自己的社会关系网络。早在十六岁，他就开始与当地的一些知识分子交往，将自己的作品散发给他们阅读，获得了一定的名气——也许就是因此引起了令狐楚的注意。

认识令狐楚是李商隐一生中最重要的事件之一，他后来的生活状态在很大程度上与此有关。令狐楚帮助李商隐进入士大夫的社会阶层，同时也使他卷入了党争的旋涡。从829年（文宗太和三年）令狐楚聘用他作幕僚，到837（文宗开成二年）令狐楚去世，他们一直保持着非常亲密的关系。李商隐以谦卑诚恳的态度赢得了令狐楚的信任，有一件事可以表现这种信任的程度：令狐楚在病危之际召唤李商隐来到身边，要求他代为撰写遗表——这并非普通的遗书，而是要上呈给皇帝的政治遗言。令狐楚本人就是这种文体的高手，而他宁愿让李商隐帮助完成自己一生的总结。另一方面，他们两人之间又有非常微妙的距离感。李商隐在一些场合称呼令狐楚为“四丈”，显得相当亲近，但他从不会放松到忘记时时表达感激之情的地步。当然，与其说李商隐谨小慎微地保持了距离，倒不如说令狐楚的态度给定了双方交往的界限。

在与令狐楚交往的过程中，李商隐学会了如何与既有身份又欣赏自己才华的人融洽相处。这样的人对他而言具有多重身份：伯乐、老师、长辈、上司、赞助者……简言之，他们会对其个人仕途和生活产生很大的影响力。

与王茂元家族的交往

王茂元是李商隐的岳父。身为边疆大吏，王茂元声名显赫，家境富有。在一些资料里，他被认为是当时“牛李党争”中李党的一员。《旧唐书》和《新唐书》的作者都认为李商隐娶了王茂元的女儿王晏媄，是在令狐楚死后背叛了其所属的牛党。但是，近代的一些研究显示：王茂元的李党身份并不是那么确凿，因为没有史料证据表明他真正参与了党争。另一方面，李商隐除了在王茂元身边短期担任过幕僚之外，并没有因为他的婚姻而获得更多的政治资本。李商隐在诗文中也流露出，他在经济和仕途方面，都没有仰仗岳父的支持。这样的辩解看起来是有道理的。会昌三年，王茂元在讨伐刘稹的战争中病故，此时李商隐闲居在家，竟然也都没有及时赶到岳父身边。可见双方的关系并不是非常密切。

与郑亚、卢弘止、柳仲郢等人的交往

郑亚、卢弘止和柳仲郢三人是李商隐幕府生涯中最重要的三位府主。他们都很欣赏李商隐的才华，并且有限度地帮他争取利益。

与刘蕡的交往

刘蕡是李商隐的政治偶像，他早年在应试的对策文中强烈批评宦官干涉政治的弊端，获得朝野一致的敬佩，但也因此断送了仕途。李商隐现存的诗集中，有5首是题名写给刘蕡的。并很可能于大中二年见过面。

相关争议

生卒年考

关于李商隐的生年，《新唐书》、《旧唐书》均无明文记载，但可凭借可靠的材料作出推断。唐武宗会昌三年（公元843年），李商隐作《仲姊志状》文云：“返葬之礼，阚然不修。至会昌三年，商隐受选天官，正书秘阁，将谋龟兆，用释永恨，会允元同谒，又出宰获嘉，距仲姊之殂，已三十一年矣。” 由会昌三年上数三十一年。则可知李商隐仲姊死于元和八年（公元813年）。而据李商隐会昌四年所做的《祭仲姊文》，我们可知李商隐比其仲姊仅小一岁。所以，李商隐的生年必在唐宪宗元和七年（公元812年）。

关于李商隐的卒年，《旧唐书》本传载：“大中末，仲郢坐专杀左迁，商隐废罢还郑州。未几病卒。”大中为唐宣宗年号，始于元公847年，汔于公元859年。共十三年。这里的大中之“末”应当是指大中十二年（公元858年）。根据《新唐书》、《旧唐书》，裴坦于大中十一年为中书舍入，至大中十三年尚以中书舍人权知责举。温庭筠谪为随县尉，正当其时。那么，所谓“前一年”者，当是大中十二年（公元858年），李商隐死于这一年。 

卒葬地考

《全唐文·李商隐》载《请卢尚书撰曾祖妣志文状》：“安阳君年十九，一举中进士第，……始命於安阳，年二十九弃代，祔葬於怀州雍店之东原先大夫故美原令之左次。”《覃怀志·陵墓》：“唐李商隐墓：文集内云，祖茔在怀州东郊，今不可考。”清乾隆五十四年《怀庆府志·陵墓》：唐李商隐墓在城东（按《文集》云，祖茔在怀州东郊，今考在清化北山下。）清道光五年《河内县志·古迹志》：“河内不应有商隐墓，旧志云在城东者非也。”该志对李商隐的高祖、曾祖墓记载颇详：“唐李既济墓：李商隐之高祖也，商隐请卢尚书撰曾祖妣志文状云曾祖安阳君祔葬於怀州雍店之东原先大夫故美原令之左次。美原讳某，字既济，其墓长乐贾至为之铭。”“李叔恒墓，商隐之曾祖即所谓安阳君也，旧唐书云，叔恒年十九登进士第，位终安阳令，义山文集作叔洪。”民国二十六年《沁阳县志·陵墓》：李商隐墓相传在城东。清康熙三十二年《河内县志·河内县古迹图》将李义山墓标记在河内城以东， 朱沟支渠以西， 沁阳以南的范围内， 离城仅数里。且《河内古籍图》中所标的李商隐墓位置也是似是而非。能够证明其似是而非的，是该志和李商隐墓标在同一平行线的沁园的位置。查康熙三十二年《河内县志·古迹》关于沁园的记载：“沁园在府城东北三十里沁水北岸，金时官僚宴游之地，有石图本尚存。”记载沁园的位置在府城东北三十里，却画在城东几里的地方。如若按照该志所画沁园的位置的比例推论李商隐墓的位置，也应在离县城三十里的雍店之东原。如此说来，文献对李商隐墓准确的记载，应当是“雍店之东原”和“清化北山下。”。

关于李商隐的墓葬地点，还有三种说法。一处位于沁阳市山王庄镇庙后村，另一处位于荥阳市豫龙镇苜蓿洼村南。前者是李商隐的原籍所在地，后者是其祖辈迁居所至的家乡。由于李商隐晚年生活的资料稀少，他死亡和埋葬的地点还没有定论。最后一处位于博爱县江陵堡村。

沁阳李商隐墓的文献依据是清代康熙年间的《河内县志》的古迹图和乾隆年间的《河内通志·陵墓》里的相关内容。《河内县志》里标示出了“李义山墓”的所在地。《河内通志·陵墓》明确记载：“李商隐墓，在府城东。文集内云祖茔在怀州东郊，今不可考。” 

后世纪念

荥阳墓园

李商隐荥阳墓园位于豫龙镇苜蓿洼村南，现为李商隐公园。墓冢高4.13米，东西长10.4米，南北宽约10米，东低西高，呈棺木状。墓冢面南的基部有一窄洞，仅可容身，看似墓道，实际是上个世纪中叶，当地百姓为了躲僻战乱而依墓冢挖下的隐身之洞。据当地群众讲，原来墓冢的西南100米处有小冢一座，为李商隐叔父墓，后被夷为平地，化为耕田。当地政府于1987年1月7日宣布李商隐墓为第二批文物保护单位，

荥阳的李商隐墓没有成形的墓园，荒冢距离位于苜蓿湾村南200米左右的农田里。据荥阳政府网站的介绍，墓冢高约4.2米，东西长约10.4米，南北宽约10.6米。没有墓碑，荒冢上遍布枯木和野草。现为郑州市和荥阳市的文物保护单位。 

博爱县的墓园

博爱县的李商隐墓园位于江陵堡村，该村位于沁阳市新店村（古称雍店）东，在村西北一直有座坟茔，前立墓碑上写全国文物保

护单位李商隐墓，后因全国第四届李商隐研讨会在博爱县举办，在原址上扩建。现墓冢区四周青石垒墙，呈圆形，直径八米，四周铺青砖。前树墓碑，碑首雕作盘龙，碑身正面正中篆书“李商隐之墓”，碑阴上部刻李商隐生平简介，为中国李商隐研究会第三届会长刘学锴撰写，第四届中国李商隐研究会会长董乃斌为博爱县题写了“李商隐故里”匾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