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三袁

生平简介

袁宗道(1560～1600)字伯修，号玉蟠，又号石浦。明代文学家，明湖广公安（今属湖北）人。“万历十七年（1589）礼部会试第一，殿试成二甲第一名进士（传胪），次年任翰林院编修，授庶吉士，在复古派极盛一时的情况下，他独推白居易、苏轼，成为公安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万历二十五年八月，以翰林院修撰充东宫讲官，“鸡鸣而入，寒暑不辍”。万历二十六年，三袁共同发起，在北京西郊崇国寺组织“蒲桃社”，吟诗撰文，抨击“七子”。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十一月四日（12月9日），在北京“竟以惫极而卒”。终年40岁。光宗继位，赠礼部右侍郎。为人神清气秀，稳健平和。居官15年，“省交游，简应酬”，“不妄取人一钱”，身为东宫讲官，死后竟仅余囊中数金，几至不能归葬。

著有《白苏斋集》22卷行世。他的诗文创作无人云亦云之作，多是有感而发、率真自然之作。代表作有《戒坛山一》、《上方山》、《小西天一》等，但他的创作如袁宏道一样存在着内容贫乏的缺点，这也是由他的创作思想导致的。

简介

袁宗道钦慕白居易、苏轼，书斋取名为“白苏斋”。明万历年间，王世贞、李攀龙为代表的拟古文风仍有较大影响，袁宗道极力反对，与其弟袁宏道、袁中道志同道合，人称公安派。他认为文章要旨在于辞达。古文遗达，学古应学其达，“学其意，不必泥其字句”。而文章欲辞达，须先有“理”（思想学问），“从学生理，从理生文”，如先秦及汉唐宋诸名家,“皆理充于腹而文随之”。其次要有真情实感，“心中本无可喜事而欲强笑，亦无可哀事而欲强哭，其势不得不假借模拟耳”(以上均见《论文》)。从这种观点出发，他的诗文创作不事模拟，率真自然。游记散文如《戒坛山一》、《上方山一》、《小西天一》等；简牍散文如《答同社二》、《寄三弟之二》、《答友人》等，都情运笔端，真切感人。论说文如《读大学》、《读论语》中某些章节，浅显通达，警辟有味。但他的多数散文以士大夫的闲情逸兴、说理谈禅为主要内容，社会意义不大。诗歌创作又逊于散文，少有佳作。

在袁氏三兄弟中，对“公安派”文学理论的形成，各自都发挥了独特的作用。在反复的理论斗争中，三袁组成了一个有序的梯队。最先反对复古的先锋当数袁宗道。正如文学评论价钱谦益在《列朝诗集小品》中所说：“公安一派”实自伯修（袁宗道字）发之。”袁宗道很早就推崇白居易和苏轼，他把自己的书斋就命名为“白苏”，其义就是提倡通俗的、接近口语的文字，做到作品明白易懂。

其弟 袁宏道

袁宗道在明代文坛上占有重要地位。与弟宏道、中道时号三袁，宏道实为公安派领袖。他的一套系统理论，成为公安派文学纲领。他反对盲目拟古，主张文随时变，其目标是去伪存真，抒写性灵。他认为，性灵能导致文章的趣和韵，而它们是由“无心”或“童子之心”得来的。他推崇民间的通俗文学是“无闻无识”的“真声”。袁宏道的散文极富特色，清新明畅，卓然成家。今存其尺牍280余封，各类随笔200余篇。作品真切感人，语言浅显，无斧凿之迹。作有各体诗歌1700余首，成就不如散文。著有《敝箧集》、《锦帆集》、《解脱集》、《广陵集》、《瓶花斋集》、《潇碧堂集》、《破砚斋集》、《华嵩游草》等。今人钱伯城整理有《袁宏道集笺校》。袁宏道始终无意于仕途，万历二十年（1592）就中了进士，但他不愿做官，而去访师求学，游历山川。他曾辞去吴县县令，在苏杭一带游玩，写下了很多著名的游记，如《虎丘记》《初至西湖记》等。他生性酷爱自然山水，甚至不惜冒险登临。他曾说“恋躯惜命，何用游山？”“与其死于床，何若死于一片冷石也。”（《开先寺至黄岩寺观瀑记》）在登山临水中，他的思想得到了解放，个性得到了张扬，文学创作的激情也格外高涨。

主要内容

文学主张主要是：

反对承袭，主张通变。公安派诸人猛烈抨击前后七子的句拟字摹、食古不化倾向，他们对文坛“剽窃成风，众口一响”的现象提出尖锐的批评，袁宗道还一针见血地指出复古派的病源“不在模拟，而在无识”（《论文》）。

独抒性灵，不拘格套。所谓“性灵”就是作家的个性表现和真情发露，接近于李贽的“童心说”。

推重民歌小说，提倡通俗文学。公安派重视从民间文学中汲取营养，这是和他们的文学发展观与创新论相联系的，对提高那一时期民间文学和通俗文学的社会地位有一定作用。

人物特点

他极力反对前后七子的拟古主义，与弟弟宏道、中道志同道合，人公安三袁。他反对贵古贱今、模拟古人，强调作家要有思想修养，文章要有思想内容，而绝不是在形式上模秦仿汉。他说心中本无可喜之事而欲强笑，亦无可哀之事而欲强哭，气势不得不假借模拟耳（《论文》），就是说，文章要有真情实感。他的诗文创作实践了他的理论，率真自然，不事模拟。游记散文如《戒坛山一》、《上方山一》、《小西天一》等，简牍散文如《答同社二》、《寄三弟之二》等，真切感人。他的散文缺点是社会意义不大。诗歌创作上，少有佳作。著有《白苏斋类集》。

27岁时会试第一，官翰林院庶吉士、编修，曾向焦及李贽弟子僧深有问学。万历十七年（1589）归里，钻研学术，以禅宗思想研究儒学，著《海蠡篇》（今佚）。九年后复入京，官右庶子，任东宫讲席。

他的多数散文以士大夫的闲情逸兴、说理谈禅为主要内容。诗歌创作又逊于散文，少有佳作。著有《白苏斋类集》22卷。另著有杂剧2种及词若干，已佚。 

历史贡献

公安派在解放文体上颇有功绩，“一扫王、李云雾”（《公安县志·袁中郎传》），游记、尺牍、小品也很有特色，或秀逸清新，或活泼诙谐，自成一家。但他们在现实生活中消极避世，多描写身边琐事或自然景物，缺乏深厚的社会内容，因而创作题材愈来愈狭窄。其仿效者则“冲口而出，不复检点”，“为俚语，为纤巧，为莽荡”，以至“狂瞽交扇，鄙俚大行”（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后人评论公安派文学主张的理论意义超过他们的创作实践，是为公允之论。

在中国文学史上，像三袁这样的一母所生三兄弟能同时期跃登大雅之林，又在哲学思想、政治倾向、文学观点、创作风格，以及性情、气质方面高度的和谐一致，并且能够互相配合实现文学革新的目标，是绝无仅有的。这不但是文学史上的佳话，更是一个奇迹。

散文欣赏

【极乐寺纪游】

高梁桥水，从西山深涧中来，道此入玉河。白练千匹，微风行水上，若罗纹纸。堤在水中，两波相夹，绿柳四行，树古叶繁，一树之荫，可覆数席，垂线长丈余。岸北佛庐道院甚众，朱门绀殿，亘数十里。对面远树，高下攒簇，间以水田。西山如螺髻，出于林水之间。若张盖。殿前剔牙松数株，松身鲜翠嫩黄，斑剥若大鱼鳞，大可七八围许。暇日曾与黄思立诸公游此。予弟中郎云：“此地小似钱塘苏堤。”思立亦以为然。予因叹西湖胜境入梦已久，何日挂进贤冠，作六桥下客子，了此山水一段情障乎！是日，分韵各赋一诗而别。

进贤冠：古代懦者所戴之缁布冠。这里指文官所戴之冠。六桥；西湖苏堤上六座桥，名映波、锁澜、望山、压堤、东浦、跨虹。

暇日，能携同二三好友，到郊外去饱览田园风光，对不得不在官场中讨生活的袁宗道来说，无疑是一种精神解脱。所以，他关注的重点不是朱门绀殿的寺院，而是路途的景物：白练千匹，山如螺髻；两波夹堤，绿杨成行……秀丽清幽的景象也许和钱塘苏堤有几分相似，这不能不使“身在魏阙，心系林下”的作者触景生情，发出“何日挂进贤冠，作六桥下客子，了此山水一段情障”的感喟。

人物生平

袁宏道（1568～1610） 明代文学家。字中郎，又字无学，号石公，又号六休。湖广公安（今属湖北）人。

万历十六年（1588）中举人。次年入京赴考，未中。返乡后曾问学李贽，引以为师，自此颇受李贽思想影响。

万历二十年（1592）中进士。不仕，与兄宗道、弟中道遍游楚中。

万历二十三年（1595），选为吴县令，饶有政绩。不久解官去，游览江南名胜。写下了很多着名的游记，如《虎丘记》《初至西湖记》等。

万历二十六年（1598），袁宏道收到在京城任职的哥哥袁宗道的信，让他进京。他只好收敛起游山玩水的兴致，来到北京，被授予顺天府（治所在北京）教授，补礼部仪制司主事。第二年，升为国子监助教。一年后又辞官返里，卜居柳浪湖畔，潜学着文，并作庐山、桃源之游。

万历三十四年（1606），入京补仪曹主事，不久又辞去。

两年后再入京，擢吏部主事，转考功员外郎，奏立“岁终考察群吏法”，其后成为定制。

万历三十七年（1609），迁稽勋郎中，赴秦中典试。事毕请假归里，定居沙市。

万历三十八年（1610）九月六日（10月20日）卒，年四十有三。他去世以后，连购买棺材及眷属回故里的路费都是朋友们的捐助和卖尽他的书画几砚凑的。《明史》卷二八八有传。与其兄袁宗道、弟袁中道并有才名，合称“公安三袁”。

主要思想

文学思想

袁宏道在明代文坛上占有重要地位。他与兄宗道、弟中道时号"三袁"，被称为"公安派"，宏道实为领袖。他有一套系统的理论，成为公安派文学纲领：

①反对盲目拟古，主张文随时变。他在《与江进之尺牍》中说："世道既变，文亦因之。今之不必摹古者也，亦势也。"在《雪涛阁集序》中说："唯识时之士，……袭古人语言之迹而冒以为古，是处严冬而袭夏之葛者也。"为此，他强调文学要随时代而变化，反对前、后七子的拟古倾向。

②文随时变的目标是存真去伪，抒写性灵。他在《行素园存稿引》中说："古之为文者，刊华而求质，敝精神而学之，唯恐真之不及也。"在《叙曾太史集》中，言明自己文章的特点是"真"，并指出"真"就是"直写性情"。在《叙小修诗》中，通过对袁中道诗歌的评论，强调诗文要"独抒性灵，不拘格套，非从自己胸臆流出，不肯下笔"。这就形成"性灵说"，是公安派文论的核心。

③所谓"性灵"，能导致文章的"趣"和"韵"，而它们是由"无心"或"童子之心"得来的。他在《叙陈正甫会心集》中指出，"世人所难得者唯趣。趣如山上之色，水中之味，花中之光，女中之态，虽善说者，不能下一语，唯会心者知之"，又说："夫趣，得之自然者深，得之学问者浅。"他说的"性灵"，是排除了"理"（思想）的感情活动，是下意识的直觉。它与李贽的"童心说"极为接近。

④他认为民间的通俗文学正是"无闻无识"的"真声"，而加以推崇。他在《叙小修诗》《陶孝若枕中呓引》等文章里都有这方面的论述。“要以情真而语直，故劳人思妇有时愈于学士大夫，而呻吟之所得，往往快于平时。"总的看来，宏道的文艺思想颇为复杂，他的"性灵说"，比其兄宗道的"学问说"影响更大；在打破封建思想束缚，扫除前、后七子拟古文风，变粉饰为本色，变公式为率真方面，发挥的作用也更大。但他提倡的"性灵"，无视社会实践和思想理论对创作的决定意义，对他自己的创作，特别是晚期文风，产生了消极后果。 

公安派的文学主张发端于袁宗道，袁宏道实为中坚，是实际上的领导人物，袁中道则进一步扩大了它的影响。公安派的文学主张主要是：

反对承袭，主张通变

公安派诸人猛烈抨击前后七子的句拟字摹、食古不化倾向，他们对文坛“剽窃成风，众口一响”的现象提出尖锐的批评，袁宗道还一针见血地指出复古派的病源“不在模拟，而在无识”（《论文》）。他们主张文学应随时代而发展变化，“代有升降，而法不相沿，各极其变，各穷其趣”（袁宏道《叙小修诗》），“世道改变，文亦因之；今之不必摹古者，亦势也”（袁宏道《与江进之》）。不但文学内容，而且形式语言亦会有所变化而趋于通俗，这是因为“性情之发，无所不吐，其势必互异而趋俚，趋于俚又变矣”（袁中道《花雪赋引》）。因此，“古何必高？今何必卑？”他们进而主张：“信腔信口，皆成律度”，“古人之法顾安可概哉!”（袁宏道《雪涛阁集序》）冲破一切束缚创作的藩篱。 

独抒性灵，不拘格套

所谓“性灵”就是作家的个性表现和真情发露，接近于李贽的“童心说”。他们认为“出自性灵者为真诗”，而“性之所安，殆不可强，率性所行，是谓真人”（袁宏道《识张幼于箴铭后》），进而强调非从自己胸臆中流出，则不下笔。因此他们主张“真者精诚之至。不精不诚，不能动人”，应当“言人之所欲言，言人之所不能言，言人之所不敢言”（雷思霈《潇碧堂集序》），这就包含着对儒家传统温柔敦厚诗教的反抗。他们把创作过程解释为“灵窍于心，寓于境。境有所触，心能摄之；心欲所吐，腕能运之”，“以心摄境，以腕运心，则性灵无不毕达”（江盈科《敝箧集序》）。只要“天下之慧人才士，始知心灵无涯，搜之愈出，相与各呈其奇，而互穷其变，然后人人有一段真面目溢露于楮墨之间”（袁中道《中郎先生全集序》），就能实现文学的革新。 

佛学思想

习禅由精猛到稳实

袁氏三兄弟中，宗道研习佛教较早，宗道为太史时，就以性命之学启教宏道，其后休沐归里，又与宏道一起朝夕商榷，研习华梵诸典。根据中道《吏部验封司郎中中郎先生行状》及《石浦先生传》所载，伯仲三人虽“亡食亡寝”地“极力参究”佛典，也仅“时有所解”，直到读过张子韶《格物论》后，才对佛意有较多的理解。万历十九年，宏道闻李贽“冥会教外之旨”，造访李贽，两人相谈甚洽，李贽以诗相赠，且留住“三月余”。他们相互商证也是以佛禅为契的，李贽“诵君《金屑》句，执鞭亦忻慕。早得从君言，不当有《老苦》。”宏道的佛学造诣主要在于净土，但是，深为李贽推赞的《金屑编》就是一部禅学著作，可见其对禅学有所体悟，他在《金屑编自叙》中自谓曾“遍参知识，博观教乘，都无所得，后因参杨岐公案，有所发明。”于是拈出经文、语录，而加以颂古或评倡，共七十二则，是宏道的参禅心得。在其对前代宿德的推奉之中，亦可见其对禅学的基本态度。他对《坛经》也颇有研究，曾作《六祖坛经节录》《坛经节录引》等。其倡求文学新论，也与受佛禅的濡染有关。

“白首庞公是我师”

虽然袁宏道对李贽十分崇奉，以至抠衣称弟子，但在致李贽的尺牍之中，论及佛禅的内容寥寥。值得注意的是，他对于禅门居士庞蕴曾屡屡提及。这或许与李贽有关，李贽亦推崇庞蕴，曾云：“庞公，尔楚之衡阳人也，与其妇庞婆、女灵照同师马祖，求出世道，卒致先后化去，作出世人，为今古快事。”因此，师习李贽与称引庞蕴是一致的。通过宏道论庞蕴，可以看到其论禅的特色。

宏道对古代佛教中人称引最多的当数庞蕴，且无论前期的论禅还是后期的持净，对庞蕴都极为推崇，时间跨度达十一年之久。其中有两点值得注意：一、十六次称引，除一次之外，都在诗中。二、直接以“庞公”称代“禅”，如《闲居杂题》其二“酒障诗魔都不减，何曾参得老庞禅。”《述内》：“陶潜未了乞儿缘，庞公不是治家宝。”《乙已初度口占》：“蛮歌社酒时时醉，不学庞家独跳禅。”或以“庞公”自况，如《和散木韵》其二“禅锋示妻子，输我作庞公。”这主要是因为：一方面，从《景德传灯录》及《唐诗纪事》中有关对庞蕴的记载来看，除留下了一些机敏的机锋偈颂外，并无专门的佛学著作。这与同时的希迁有《参同契》、道一有《大寂禅师语录》《马祖道一禅师广录》传世不同，可论的仅是他的出、处态度，对其佛学思想很难详论。因此，文中论述很少而不像对马祖那样列为接武先秦儒学，下启王学的关键人物。另一方面，对庞蕴又是极其推崇的。这主要是因为袁宏道的立身态度、佛学观点与庞蕴一致。首先，庞蕴传世著作并不多，但与希迁论对问答之后，写下了一首著名的禅偈：“日用事无别，唯吾自偶谐。头头非取舍，处处没张乖。朱紫谁为号，北山绝点埃。神通并妙用，运水及搬柴。”最后两句几乎成了祖师禅随缘任运宗风的典型表述。这与马祖所谓“平常心是道”完全同一。他将人的自然、现实的生活要求与玄妙的佛理统一起来，人的欲求被合理化、中国佛教被人化了。这对深受明代启蒙思潮沐染，习禅而又任运，“一帙《维摩》三斗酒，孤灯寒雨亦欢欣”的袁宏道来说，不啻是隔世知音。其次，庞蕴是一居士：不剃染，不出家，袁宏道也“是释长鬓须”，认为“佛不舍太子乎？达磨不舍太子乎？当时便在家何妨，何必掉头不顾，为此偏枯不可训之事？”因此，对于袁宏道来说：“庞家别有一枝灯”，对其推崇备至，以师尊之：“白首庞公是我师。”再次，庞蕴诗偈虽现存不多，但宋代时还有三百余篇，明代时数量也许相当可观。同时，从现存的七首来看，虽然不无枯燥之憾，但直白浅显的风格与袁宏道诗作的浅露有相似之处。其中第七首写得还不无情趣：“焰水无鱼下底钩，觅鱼无处笑君悉，可怜谷隐老禅伯，被唾如何亦见羞。”因此，袁宏道将庞蕴的偈颂与白居易的诗视为同类，曰：“销心白傅诗，遣老庞公偈。”袁宏道受白居易的影响很明显（且有摹拟之作），对庞蕴的推崇之理自可推绎。

以上所述主要是袁宏道前期思想与庞蕴的契合点，而后期的学术、文学思想有所变化，佛学思想以修净为主，但仍推崇看话禅，贬斥的仅是所谓“默照邪禅”。对庞蕴的态度一仍其旧，个中原因与看话禅有关。看话禅始于宗杲，一般认为溯其源可直至赵州从谂。其实从谂之前的庞蕴则首先揭橥了看话禅的端绪。《五灯会元·庞蕴居士传》有这样一段记载：“（庞蕴）尝游讲肆，随喜《金刚经》，至‘无我无人’处致问曰‘座主！既无我无人，是谁讲谁听？’主无对。”明代秀天端禅师主要参“谁”字，明清之际莲池之后，净土念佛之风大盛，清代以参“念佛是谁”为最普遍。这明显可溯源于庞蕴。因此，推崇看话禅是袁宏道后期仍然推举庞蕴的一个重要原因。

斥默照禅而崇看话禅

万历二十七年以后，袁宏道对佛教以修净为主，而反对所谓“禅学之弊”。首先反对“狂禅之滥”，万历三十一年前后，又转向对“小根魔子”的否定，认为“小根之弊，有百倍于狂禅。”“小根”原是指受小乘教的根性，虽然宏道云：“此等比之默照邪禅，尚隔天渊。”但据“日间挨得两餐饥，夜间打得一回坐，便自高心肆臆。”及“若遇杲公，岂独唾骂呵叱而已。”可知，“小根”，在袁宏道看来原本于默照禅。默照禅的倡导者正觉强调寂然静坐，息虑静缘，处于无思虑的直觉状态之中。与此相对立的大慧宗杲则攻击其为“闭眉合眼，做死模样” ，是“鬼家活计”。宗杲倡导的看话禅则要求从古德话头中参悟，视古德话头为“工夫”曰：“承日用不辍做工夫，工夫熟则撞发关捩子矣”。袁宏道称宗杲为“杲公”，称引宗杲的次数仅次于庞蕴，且都在文中，将宗杲所论视为不刊之论：“妙喜（即大慧宗杲）与李参政书，初入门人不可不观。书中云：‘往往士大夫悟得容易，便不肯修行，久久为魔所摄。’此是士大夫一道保命符子，经论中可证者甚多。”同样，在《珊瑚林》中也常有推崇看话禅和大慧宗杲之论，如他云：“参禅将彻时，惟守定一个话头，便是真工夫，若舍话头而别求路，必难透脱矣。”宏道后期于禅学尚稳实，他认为参禅需是利根人所为，钝根人入不得，但是，聪明过人者一般少有所得，这是因为这些人稍稍有悟，便为自得，因此，他们的所得并不能满足他们聪明的分量，而宏道认为，大慧宗杲则是不断参悟，以满其聪明分量的典范，他在与众人同时颖悟以后，“大慧自以为未得，又参三十余年，方大彻。”宏道认为，这才是大慧的聪明过人处。大慧宗杲的看话禅在明末甚为流行，云栖、紫柏、德清这些高僧或推敬，或以之作为修行方法，士林中人也多受大慧的禅法所影响，看话禅成为晚明期间的禅法主流。大慧参“僧问赵州狗子还有佛性也无”话头，实质即是要激发疑情，对此，宏道也基本承绪了前人的参禅路径，是一种摒除知解的一种体悟方式。他与石篑的尺牍中云：“世岂有参得明白的禅？” 即是此意。他乃至这样描述了参禅与道理的互碍：“参禅人须将从前所知所能的道理及所偏重习气、所偏执工夫，一一抛弃，略上心来，即与斩绝，如遇仇人相似！”当向其问及参禅三要时，云：“参禅的无别法，只是一些道理不上心来，一毫意见学问不生此，即有六七分了。”这些都是禅宗传统的直觉体悟、言语道断的宗风。禅家由达摩的“安心无为，形随运转”和慧能“但行直心，不着法相”等人生态度发展成了随缘任运的禅风，而宏道也认为道本平常，“别无奇特，唯平常行去便是。”对当时的参禅者“或行苦行，或习静定，或修福德”的求道行为不以为然。由此可见，宏道于禅学并无多少新见，值得注意的是，宏道自万历二十七年以后，基本的学术取向是禅净合一，但他谈禅时更多地透示出对前期思想的回归，论净时，则常常是对早期思想的悔悟。在后期论禅之时，仍可见到一个英姿卓荦的宏道，可见其前后思想的连贯与顾盼。我们在其作于万历三十二年的《珊瑚林》中，既可见其对道理闻见的不屑一仍其旧，即使是尚求狂狷的人格取向也在谈禅之时再次表现了出来，云：“今之慕禅者其方寸洁净，戒行精严，义学通解，自不乏人。我皆不取，我只要得个英灵汉担当此事耳，夫心行根本岂不要净？但单只有此总没干耳。此孔子所以不取乡愿而取狂狷也。”显然，他得于禅学的是一种勇于担当的精神，他那说得破、道得出，字句之中“有一段逸气挟之而行，一种灵心托之而出”的作品以及诗文理论，与其对禅学的独特体悟正相符称，因此，他认为禅当是利根之聪明人所为，而敢于担当的“胆气”对于禅法更为重要，云：“有聪明而无胆气，则承当不得；有胆气而无聪明，则透悟不得。胆胜者，只五分识可当十分用；胆弱者，纵有十分识只当五分用。”而这些后期的谈禅之论，了无“稳实”、修持的痕迹。

宏道之崇尚净土，主要表现在《西方合论》之中，而《宗镜摄录》《珊瑚林》都作于《西方合论》之后，延寿的《宗镜录》是一部广延天台、贤首、慈恩教义以证明禅理深妙的著作，宏道作《宗镜摄录》也可见其在《西方合论》之后，又有一个向禅学复归的过程，对此，《珊瑚林》中有这样一段明白无误的记述：

问：“先生往年修净土是何见？”

答：“大凡参禅而寻别路者皆系见未稳故。”

不难看出，宏道在作《西方合论》，“寻别路”而推信净土之后，又生“见未稳”的悔悟，“往年修净”即含有当下复归禅学的潜台词。在《西方合论》之后所作的《珊瑚林》中，我们几乎看不到他谈论净土的内容，而一以谈禅为务，这一变化的原因，在万历三十一年给陶周望的尺牍中也有所流露，他对“狂禅之滥，偶有所排，非是妄议宗门诸老宿。”而主要是认为李贽的禅法偏重悟理，尽废修持，不够稳实而已，宏道对狂禅的不满，也是以救宗门之弊的姿态出现的。而当时的“小根魔子”，则是目无古宿，“日间挨得两餐饥，夜间打得一回坐，便自高心肆臆。”乃至大慧、中峰等人也受其疑谤，在宏道看来，这无异于背弃禅门宗风，宏道重又护卫禅学当与此不无关系。诚如他与陶周望所言：“弟学问屡变，然毕竟初入门者，更不可易。”对于佛学，宏道“少志参禅，根性猛利，十年之内洞有所入”，恰恰是首先自禅门而入的。而宏道在主张持修净土之后，又作《宗境摄录》，这也足可见宏道修净而不废禅。《宗镜摄录》虽然与《西方合论》的立论基点稍有不同，一是以禅为主，一是以净为要，但是，两者都是因为当时“专称聪明，惟寻见解”，“轻狂傲慢，贡高恣睢，口无择言，身无择行”的禅风而发的。

重经教、尚义学而作《宗镜摄录》

袁宏道高卧柳浪期间，闲静悠然，曾以较长的时间“于贝叶内研究至理。”研习永明延寿所著《宗镜录》，“逐句丹铅，稍汰其烦复，摄其精髓”，成《宗镜摄录》一书。由此可见，宏道在著《西方合论》，意欲修持净土之后，并未舍弃禅学，期间还“日课《宗镜》数卷，暇即策蹇至二圣寺宝所禅室晏坐，率以为常。”同时也可见重经教、重义学，沉潜内敛是宏道这一时期基本的学术取向。这与延寿撰著《宗镜录》的旨趣正相契合。

延寿是法眼文益的法孙，法眼曾作颂云：“今人看古教，不免心中闹；欲免心中闹，但知看古教。”这是针对当时和禅师们轻视义学，落于空疏而发的。延寿也承绪了这一思想并以之作为《宗镜录》的创作缘起。《宗镜录》卷四十三云：“近代相承，不看古教，唯专己见，不合圆诠”便是对不重经教的禅风而言。宏道此时也反对游谈无根的空疏之学，他与延寿为救宗门极弊而作《宗镜录》《万善同归》一样，也通过《宗镜摄录》求“稳实”之学。他在回答他人“看《宗镜》便觉快活，至参话头便冷谈，又觉费力，奈何看？”的问题时，将《宗镜》与参禅视为绝然不同的两种参悟方式，云：“《宗镜》乃顺事，如放下水舟，顺快无量，然示免有障悟门，若参话头乃逆事，如百丈滩，泝流而上，其间高橹 笮又不用，故参禅者，才隔丝毫犹属费力，决无快活省力之理。”不但如此，《宗镜录》还与参禅互碍，云：“《宗镜录》乃参禅之忌，祖师公案及语录乃参禅之药。”但袁宏道对《宗镜录》并不满意，对延寿亦时有贬词，以至认为永明延寿“见地未真”，“道眼未明”，这并不是说袁宏道反对延寿救宗门之弊、标举“一心为宗”的意旨，而只是不满于《宗镜摄录》卷帙浩繁而“愈讲愈支，愈明愈晦”而已。《宗镜录》共达一百卷之多，通读全书的人并不多见，因此，雍正时又“录其纲骨，刊十存二”，编为《宗镜大纲》一书以便阅读。宏道作《摄录》缀摄其要，以明“道眼”。该书虽然今已遗佚，但是，据《明史·艺文志》载，凡十二卷。中道在《宗镜摄录序》中谓之：“词约义该”，较之延寿原作“爪甲粗删，血脉自如。”寒灰等人从吴中到柳浪，因爱其书，曾手抄一过携去，可见宏道摄录甚精，篇制不宏。由此也可见宏道作此书的意趣所在。

宏道平生共节录过两部经论，一部是《六祖坛经》，一部是《宗镜录》，所作的目的一是因怀疑有人增伪而删削，一是因烦冗而裁汰，但是，佛教经论中可堪疑问的甚多，宏道唯独对这两部用功甚勤， 这当然反映了他的学术所尚。而重视延寿，除了与以义学补当时空疏不实的禅风有关而外，还与禅、净合一有关。延寿提出有名的四料简：“有禅有净土，犹如带角虎，现世为人师，当来作佛祖。”继承了慈愍的禅净兼修之风。袁宏道推举延寿也基于此，云：“永明既悟达磨直指之禅，又能致身于极乐上品，以此解禅者之执情，以此为末法之劝信，是真大有功于宗教者。”“极乐上品”即指净土法门。他作《西方合论》，与延寿的思想正相顾盼，云：“《西方合论》一书，乃借净土以发明宗乘，因谈宗者不屑净土，修净者不务禅宗，故合而论之。”

究竟宏道对禅宗自觉是否有得？这是论及宏道佛学思想时不可回避的问题。宏道于净业有自撰的《西方合论》。于禅宗虽然也有《金屑编》《六祖坛经节录》《宗镜录》，但是，前者是“拈出古宿”语录，“一一提唱，聊示鞭影”而已，宏道往往以一些简括形象的文字加以评唱，如他举“云门因如何是祖师西来意”，曰：“日里看山。”宏道评唱道：“垛生招箭”。“看山好，莫被白云瞒了。平芜尽处晓烟攒，天涯一点青山小。”如此等等，其中虽然多机敏的智趣，但并无多少系统的理论，这与《西方合论》明显有别。而《六祖坛经节录》《宗镜摄录》则均为删节前人的著作。关于宏道于禅宗多有所得，论者往往引用其于万历二十五年给张幼于信中的一段话：“仆自知诗文一字不通，唯禅宗一事，不敢多让。当今勍敌，唯李宏甫先生一人。”但万历二十四年给曹鲁川的信中却说：“走弱冠即留意禅宗，迄今无所得。”两说判若天壤，究竟何说为实？我认为，袁宏道于禅学主要是因袭了李贽的思想而已，并无多大发明，与张幼于所言，是意气之论，而非平允的陈述，为此这里有必要作一辨析。

张幼于，名献翼，一名敉，字幼于。著《文起堂正续集》《周易韵考》等，时贤王世贞对其评价甚高，曾为其作《文起堂续集序》《文起堂新集序》《周易韵考序》《张幼于生志》等文，谓其“藻颖绝世”，又云：“余读幼于私语，远本天道，迩证人事，上标先德，下述已构，哲昆懿交，纤善毕罗。”钱谦益：“（幼于）晚年与王百谷争名，不能胜，颓然自放，与所厚善者张生孝资，相与点检故籍，刺取古人越礼任诞之事，排日分类，仿而行之。或紫衣挟伎，或徒跣行乞，遨游于通邑大都，两人自为俦侣，或歌或哭。”王世贞也谓其“晚节虽小异趣”从万历二十四年至二十五年，写这封信之前，给张幼于的信另有三通，并赠诗一首，为张幼于诗、箴铭题识两次。而根据袁宏道《识张幼于箴铭后》所述得知，张氏早年并非颓然自放，而是“淳谦周密，恂恂规矩”，“不失为儒生”乃至“建牙握节之使，邦君大夫与缙绅逢掖之贤豪长者，多幼于所故识，即非故识而耳幼于名者，亡不延颈愿结欢张先生。”与袁宏道性格并不相似。宏道认为人各有性格，不必效颦学步，强求划一，因此，陆云龙谓其“真幼于知己”，可见其交谊甚笃。但从万历二十五年袁宏道给幼于的信，我们可以看到两人的交谊已不复存在，由此信可知，宏道与幼于之隙主要有三：其一，张幼于认为袁宏道诗似唐人，袁宏道虽说“此言极是”，实则对其所论大为不满，云：“幼于所取者，皆仆似唐之诗，非仆得意诗也。夫其似唐者见取，则其不取者断断乎非唐诗可知。既非唐诗，安得不谓宏道自有之诗，又安得以幼于之不取，保宏道之不自得意耶？仆求自得而已，他则何敢知。近日湖上诸作，尤觉秽杂，去唐愈远，然愈自得意。昨已为长洲公觅去发刊，然仆逆知幼于之一抹到底，决无一句入眼也。”由于宏道是以独抒性灵、不慕古法而誉著文坛的，因此，幼于取宏道似唐之诗，而摒弃其自得之作，这是宏道与幼于的根本分歧。其二、万历二十四年，袁宏道曾赠张幼于诗一首，云：“家贫因任侠，誉起为颠狂，盛事追求点，高标属李王。鹿皮充卧具，鹊尾荐经床。不复呼名字，弥天说小张。”宏道尚狂狷而恶乡愿，因此，袁本意是赞誉张，不意张对此颇为不满，于是袁在此信中对“颠狂”进行了详细辩解，云：“狂为仲尼所思，狂无论矣。”对“颠”则以普化、周颠、米颠为例，但普化等人都是智者佯颠而已，很显然“誉起为颠狂”本是恭赞之语。而“夫仆非真知幼于之颠狂”一句，足可说明袁宏道对张幼于已甚为不恭了。其三，关于“吴侬不解语”一事，宏道在致王百谷的信中曾言及在吴与诸名士在一起“以吴侬不解语”而不能论禅为恨。张幼于则认为指的是自己，因此，袁宏道解释此事“尤与幼于无交涉，”并毫不客气地说吴中无谈性命名理之人，幼于也不例外，曰：“幼于自负能谈名理，所名者果何理耶？他书无论，即如《敝箧》诸诵，幼于能一一解得不？如何是‘下三点’，如何是‘扇子跳悖上三十三天’，如何是‘一口汲尽西江水’？幼于虽通身是口，到此只恐亡锋结舌去。”紧接着便是袁宏道对禅宗十分自负的这段话，由这样的语言环境可以看出，这段话是负气炫耀之言，并非平心之论。据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载：“万历甲辰，年七十余，携妓居荒圃中，盗逾垣杀之。”万历甲辰即万历三十二年，即宏道写此信之后七年，张幼于才被击杀身亡，这其间再无一次通信，与以前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足见此信是袁、张反目的标志。因此，袁宏道前期于禅学主要是师习李贽的“狂禅”，其后虽然对狂禅、“默照邪禅”、“小根魔子”有所批难，但是，其禅学意趣仍是传统的看话禅、杨歧公案的内容。

修净作《西方合论》

袁宏道在万历二十七年前后，对习禅无所获而感到苦恼，表示要皈依净土。在《答无念》中说“若生与公，全不修行，我慢贡高，其为泥犁种子无疑，此时但当恸哭忏悔而已。……公如退步知非，发大猛勇，愿与公同结净侣；若依前只是旧时人，愿公一字亦莫相寄，徒添戏论，无益矣”。无念是麻城龙湖芝佛院住持，服膺李贽的佛禅思想，执弟子之礼。由此可见，袁宏道与李贽的佛禅思想发生了分歧，而次年在给李贽的尺牍中也表示了依归净业之愿，云：“白业之本，戒为津梁。”企盼李贽以语言三昧，发明持戒因缘，弘扬净土是“救世之良药，利生之首事。”在这一尺牍中，宏道竭诚为净土辩解，引述孔子“下学而上达”及枣柏大士“其知弥高，其行弥下。”以说明修行持戒，即是向上事。与其相对立的则是“彼言性性心，言玄言妙者，皆虚见惑人，所谓驴橛马桩者也。”这无异于是对卓吾禅的直接论难。

宏道由禅入净，除了与其有感于禅学“尚欠稳实”，及晚明净土称盛的因素之外，还与禅净固有的理论联系有关。净土的思想虽渊源于佛陀时代的念佛与升天的思想，但由于在原始佛教与部派佛教时代是出家僧团领导整个佛教，而偏于在家众信仰的净土自然隐没无光，直到《般若经》出现后，净土的处境才稍有改观。因为《般若经》的诸愿之中有与净土相应的思想，而禅宗五祖以下诸禅师传心法的正本就出于《大般若经》中的第九会，因此，禅、净本身就具有联系。同时，净土的实相念，即是入第一义心，观佛法身实相，所得三昧，是真如三昧，这一法门，本属于禅。所以禅净可以相即相入、互摄互融。再者，净土宗在唐代有三大流派，即慧远派、善导派和慈愍派。其中的慈愍派主张禅净双修、念佛经生。而明代高僧祩宏、智旭都遥承慈愍派的宗风，这也是晚明禅净合流之风特盛的重要原因。袁宏道的禅、净之变就是形成于这样一种历史背景之下。这时，他认为最富宗教精神、最具宗教情怀者还是净土。袁宏道前期所习主要是李贽“狂禅”，而李贽认为“率性而行，不拘小节，方是成佛作祖的根基。”因此，袁宏道认为净土称名念佛是“稳实”的工夫，“净土如筑土御水，厚则不溃。”而禅则“不可行不可知”。

宏道的《西方合论》作于万历二十七年，其创作缘起，在《西方合论引》中有这样明确的表述：“永明为破狂慧之徒，言万善之总是。灭火者水，水过即有沈溺之灾，生物者日，日盛翻为枯焦之本。如来教法，亦复如是。五叶以来，单传斯盛，迨于今日，狂滥遂极，谬引惟心，同无为之外道，执言皆是，趋五欲之魔城。”宏道自谓十年学道也堕此狂病，后触机省发，而遂简尘劳，归心净土，由此而撰成《西方合论》。

宏道归心净土，与被奉为莲宗第八祖的云栖祩宏不无关系。如前所述，祩宏是晚明四大高僧之一，他早年也曾有过“屡冠诸生”的习儒经历，三十二岁出家为僧，经历了一段时间的禅僧生活，但对当时禅宗空疏窳败的情形深致不满，形成了会合禅净的思想特色，他曾自谓道：“大都主之以净土，而冬专坐禅，馀兼讲诵。日有程，月有稽，岁有表，凛凛乎使无赖者不得参乎其间！”祩宏不但在丛林之中有广泛的影响，以至于被誉为“法门之周孔”很多缙绅先生也纷纷及门问道。袁宏道在由禅入净之前，也曾与祩宏有过往还，万历二十五年，袁宏道与陶望龄一起作东南之游时，曾与云栖同游，并且到五云山下的云栖法寺，其后在杭州所作的《云栖》一文中，对祩宏的佛学思想作了这样的论述：“莲池戒律精严，于道虽不大彻，然不为无所见者。至于单提念佛一门，则尤为直捷简要，六个字中，旋天转地，何劳捏目更趋狂解，然则虽谓莲池一无所悟可也。一无所悟，是真阿弥，请急着眼。”对祩宏单提念佛的净土法门的赞羡，已可见其禅净之变的端倪。在《西方合论》中最后综论净土经论时，特别对云栖祩宏推敬之至：“近则云栖和尚，所著小本疏钞，条分类析，精宏渊博，真照夜途之第炬，截苦海之轻舟。”云栖的《阿弥陀经疏钞》以《起信论》的真如一心，及《华严经》的清净唯心，作为其“一心不乱”说的思想基础，而宏道欲除“毛道所谈之禅”，也是从龙树《智度论》、马鸣《起信论》等得到理论沾溉的。当然宏道有得于云栖最为显著的便是以华严论净土。

《西方合论》是晚明期间的一部重要净土宗的著作，圣严谓之：“气势澎勃，涵盖广大，乃明末净土诸书中，最具气魄的一种。”本书中作者所使用的名相，与一般的净土教迥异其趣，这主要是因为宏道错综众说，不拘一经，以华严的圆融精神，含摄五教，通贯六阶，开阔了净土的视野。因此，《西方合论》是晚明佛学内部融通合流的产物。融会众说，是《西方合论》的根本特征。如，文中有关称性而行的论述，宏道认为法性无边，行海叵量，故一刹那之中，能满足三祗行，将大乘诸行总入一行，以信心行、止观行、六度行、悲愿行、称法行等五行分而论之，这是融摄了华严、天台诸宗的妙行，即一行一切行的思想。但是，归趣还在于净土，正如文中的一篇偈颂所云：“……一心念阿弥，莲花念念生。此是常寂光，非报非方便。作是观为正，勿妄生分别。禅教律三乘，同归净土海。”由此可见，《西方合论》既兼容诸宗之说，又以净土一门为旨归。宏道在该书中兼综博取，诚如其自述：“取龙树、天台、长者、永明等论。细心披读。”而对莲宗大德也广泛汲取、称引，他称颂“天亲、智者、海东、越溪等，皆抉发幽微，举扬宗趣。”他披读往哲的著述，如“贫儿得伏藏中金，喜不自释。”最终“述古德要语，附以已见，勒成一书。”因此，《西方合论》最根本的特色即在于以净土为旨归而融摄众说，其特点有二：

首先、摄禅归净

如前所述，禅净合流的思想端绪，早在五代时的永明延寿即已提出，迄至晚明，这种风气更加盛行于丛林、士人之中，但是，严格说来，在这合流的思潮之中，又有参究念佛与消禅归净、摄教归净种种不同，云栖法师认为“念佛不惟不碍参禅，实有益于参禅也。”他虽然极力弘赞净土法门，但是并没有摒落禅宗，无尽传灯则基于天台宗法界互具法门，阐释了净土往生而无生的思想，体现了摄教归净的倾向。被称为莲宗第九祖的智旭，认为念佛在佛教中居于圆摄一切的地位，当然，对智旭的思想定位问题，学界也有不同的看法，佛教丛林之中，天台宗将其视为天台宗的人物，净宗则将其视为净宗九祖。但台湾圣严法师，在《明末中国佛教之研究》中，提出智旭的思想根源于《楞严经》，是属于如来禅的禅者。不管何说近实，智旭融摄众说则是不争的事实。袁宏道生活的年代大约与祩宏、传灯同时，早于智旭，就其禅净关系而言与其后的莲宗九祖颇为接近，这也是《西方合论》其后被智旭编入净土十要的一个重要原因。智旭在《评点西方合论序》中说将《西方合论》“重谋付梓”的目的就是“使法界有情，从此谛信念佛法门至圆至顿，高超一切禅教律，统摄一切禅教律。不复有泣歧之叹。”确立净土统摄一切的地位。

袁宏道详分净土为十，以摄受十方一切有情不可思议净土为最胜。其划分净土的形式主要以唐代李通玄的方法为主。李通玄把净土分为十种。宏道所列净土十门中的一至七门，与李通玄所列四至十种相对应，但除了第五第六次序相同外，其它则正相反（如宏道第七依他净土对李通玄第四《梵纲经》的净土）。但李通玄论述净土分“权”、“实”，体现了华严宗人的判教特色，而袁宏道则以净土为圆极教，吸收了唐释怀感的观点，以“摄受十方一切有情不可思议净土”为最胜。他在《西方合论引》中说：“今之学者，贪嗔邪见，炽然如火，而欲为人解缚，何其惑也。余十年学道坠此狂病，后因触机。薄有省发，遂简尘劳，归心净土。……如贫儿得伏藏中金，喜不自释。”可见其栖心净土的旨归。当然，袁宏道也表示出融摄是《西方合论》的根本特色。他在《珊瑚林》中云：“《西方合论》一书，乃借净土以发明宗乘，因谈宗者，不屑净土，修净土者，不务禅宗，故合而论之。”意欲沿着“永明为破狂慧之徒，言万善之总是。”的路径，师法永明“既悟达磨直指之禅，又能致身于极乐上品”的佛学思想。但是，在一部《西方合论》中，我们体味到的多是其对禅学的訾议。如他作《西方合论》而“庶使观者知净土法门，摄一代时教，毋为儱侗禅宗，轻狂义虎所诳惑云尔。”将净土经论分为经中之经，经中之纬，纬中之经，纬中之纬四类，列入了《华严经》等，但并没有将禅宗经典列入其中。所述的也多是诸如“念佛一门，频形赞叹，如高峦之峙平原跃空而出，类金星之晃沙碛映日即明。故知，法门殊胜，未有逾此一门者也。”“禅宗密修不离净土。初心顿悟，未出童真，入此门者，方为坚固不退之门。”之类的对净土的赞羡之辞。当然，这还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正如宏道在文论中多有矫激之辞一样，他在《西方合论》中对禅宗的訾议并不是从根本上否定禅宗，他反对的主要是所谓的狂禅之属。因此，其兄袁宗道在《西方合论叙》中对之有肯絮之论：“既生佛土，生平所悟所解，皆不唐捐。纵使志在参禅，不妨兼以念佛。世间作官作家，犹云不碍，况早晚礼拜念诵乎？且借念佛之警切，可以提醒参禅之心；借参门之洞澈，可以金固净土之信。适两相资，最为稳实。”袁宏道自己也说：“悟是迷途导师”，“悟是净国图引。”他在其后的《珊瑚林》之中甚至这样来解释其创作意旨：“《西方合论》一书，乃借净土以发明宗乘，因谈宗者，不屑净土，修净土者，不务禅宗，故合而论之。”当然，这一合论的基本路向是以净摄禅。

其次、 以《华严经》为构架

《西方合论》的主体结构，是由李通玄的《新华严经论》发展而来的，而李氏是唐代华严宗的著名学者，李氏的《新华严经论》在其死后的四、五年，由僧人广超等人传写弘传，其后又经志宁、思研等人的整理，成《华严经合论》一书，流传十分广泛，明代关于合论的提要之书，就有李贽的《华严经合论简要》四卷，方泽作的《华严经合论纂要》三卷等，宏道的《西方合论》中有李通玄思想的影子，也许与李贽的影响不无关系，虽然对卓吾的狂禅之论这时已颇多微辞，但是，他由禅入净是求“稳实”，因此，在净土思想中引入华严，与其后期的佛学思想注重经教，反对空疏的取向完全一致。宏道在《西方合论》中，列论有关西方净土的经典时，虽然对禅宗、天台等宗派的经典并未列出，但还是将《华严经》视为“纬中之经”，也是“言西方大事”的重要的经典之一，他也是以华严的境量和架构结构本书的。他分为十章，每章尽可能列出十目，以示十十无尽，也是显示了华严的圆融周遍的内容。宏道敬奉《华严》也是后期论佛的一个重要特点，他论及《华严经》云：“《华严经》热闹到底，他经便都有冷漠寂寞处。”（82）他还对《楞严》与《法华》、《华严》进行比较，云：“《楞严》文奥而义浅，《法华》、《华严》文浅而义深，故《楞严》可讲，《法华》、《华严》不可讲，《楞严》说工夫，说次第，非了义之教。若《法华》、《华严》则处处皆真，方为了义。”《西方合论》中到处可见华严的影子。他开篇便说：“诸佛化现亦异，或权或实，或偏或圆，或暂或常，或渐或顿，一月千江。波波具涵净月，万灯一室，光光各显全灯。理即一谛，相有千差。”这显然是华严一多相即、理事无碍的思想。他在驳论李通玄的观点之前就陈说道：“一一华藏世界，皆满虚空，互相彻入，净秽总含，重重无尽，如法而论，一草一木，一毛一尘，各各皆具此无尽法界。佛及众生，无二无别。”宏道将西方起教分为十义，其中的第四义是所谓“依因性”，他说：“一切众生，皆有如是净性，譬一精金，冶为钗钏及溺器等，金性是一。”（85）虽然袁宏道的目的是要说明博地凡夫，因为禀此净性，都十念即可往生。但其论说的方法则是华严理事无碍的原理。在卷第五的“理谛门”之中，他首先申论了这样观点：“即性即相，非有非空。理事之门不碍，遮表之诠互用。”这同样是华严的意趣。可见宏道与李通玄一样对华严都敬奉《华严》。当然，袁宏道的《西方合论》与李通玄的《华严经合论》有明显的区别，李氏在

智俨、法藏之外，别树一帜，他所立的十宗、十教的教判理论与法藏五教十宗迥然不同，但所述的仍然不出华严法界圆融的义旨，他在《华严经合论》中认为阿弥陀净土是为不明法空实理的“凡夫”所设的权法，而华藏世界才是实报庄严的“实教”，他是一位华严学者。而宏道则是站在净土的立场上，以净摄教，融摄华严，因此，李氏的这一观点理所当然地受到了袁宏道的驳诘，他说：“圆实堕者，谓华藏世界，一刹一尘，具含无量国土，本无净秽，焉有往来，故长者（李通玄）言，西方净土，是权非实，以情存取舍，非法界如如之体故。”认为李通玄将华严与净土分为权实的理论，是站在华严的立场上，以“情存取舍”而已，因此，他在《西方合论》的第一卷，就设两个或问，对李通玄提出发难，指出：“若言权言方便，即有不遍，有不遍者，毗卢之义不成。”在第三卷《部类门》中，称念佛法门“如高峦之峙平原跃空而出，类金星之晃沙碛映日即明。”虽然将诸经中“言西方大事者，一概收入。” 但是按其分成高下不同的四类：一、经中之经，二、经中之纬，三、纬中之经，四、纬中之纬。列于第一类的是：《无量平等清净觉经》、《无量寿经》、《阿弥陀经》等，列于第二类的是《鼓音声王经》，列于第三类，即纬中之经的才是《华严经》。净土才是圆融一切的圆极教。要言之，《西方合论》是华严的方法，净土的立场。

宏道博采诸论，发以已见而总其成。但是，他并不是对以往的古德宿语的简单重复。正如他对李通玄多有汲取而并不相同一样，他对云栖也推崇甚至，但是，他与云栖的思想又并不完全同一。宏道对云栖的《阿弥陀经疏钞》赞叹有加，主要是因为《疏钞》也以华严的教判方式，判《阿弥陀经》属大乘顿教，与禅宗一样兼带终教，但云栖则运用华严方式论解净土而立足于禅，宏道的《西方合论》“以不思议第一义为宗，以悟为导，以十二时中持佛名号，一心为乱念念相续为行持。”也有会合禅净的目的，但将《阿弥陀经》举为圆极教，实质是以净摄禅，在《西方合论》中，我们时常看到他的扬净抑禅之论，他对禅宗的一些贬义前已述及，而对净土则竭尽张皇之事，综论细绎，对于阿弥陀佛西方净土，即他所说的“摄受十方一切有情不可思议净土”更是极写其宏大无边，包容万有，不可言喻：“其中所有大功德海，大悲智海，大愿力海。若具说者，假使尽十方世界诸佛菩萨，声闻辟支，天人鬼畜，下至蜎飞蠕动，及一切无情草木瓦砾，邻虚微尘之类，一一具无量口，口中一一具无量舌，舌中一一出无量音声，常说倍说，炽然说，无间说，经百亿万尘沙阿僧祗劫，亦不能尽。”这些都与云栖不同。宏道在《西方合论》中也曾隐约对云栖之说提出异议，他在卷四《教相门》中云：“近有老宿，以华严配此经（《阿弥陀经》），谓圆全摄此，此分摄圆，得圆少分，分属圆故。据经判义，甚有旨趣。但圆极义者，无全无分，如月在川，川川皆有全月，乃至瓶池寸水，亦是全月，无分月故，如风在树，树树皆有全风，乃至片叶茎草，亦是全风，无分风故。”这里的“老宿”显然是指云栖，云栖论净土之《阿弥陀经》“摄于顿教，少分属圆”。宏道认为，云栖还未将《阿弥陀经》视为“无全无分”的圆极教，还是圆中有分，或分中非全，而“若圆中有分者，圆即有段。若分中非全者，圆即不遍，分全双乖圆义不成。”将《阿弥陀经》列为圆极教是自宏道始。

《西方合论》受到了莲宗学者的高度推赞。智旭在《净土十要》卷十所写的《评点西方合论序》中云：

袁中郎少年颖悟，坐断一时禅宿舌头，不知者，以为慧业文人也。后复入法界，归心极乐，述而《西方合论》十卷，字字从真实悟门流出，绝无一字蹈袭。又无一字杜撰。虽台宗堂奥，尚未诣极，而透彻禅机，融贯方山、清凉教理无余矣。或疑佛祖宗教，名衲老宿未易遍通，何少年科第，五欲未除，乃克臻此，不知多生熏习非偶然也，使闻三袁是宋三苏后身，噫！中郎果是东坡，佛法乃大进矣。

智旭对宏道除了“台宗堂奥，尚未诣极”稍有缺憾之外，对其服膺推举几至极致。而智旭所认为的缺憾主要是因为他是一位倾向于天台的僧人，因此，他对宏道以华严的而不是以天台的“五时八教”的判教方式自然有所不能完全认同。智旭在选《净土十要》时，将其列入，是《十要》中唯一的居士所作，《十要》甑选甚严，即使连在净土看来影响甚巨的智顗的《观经疏》及四明知礼的《妙宗钞》乃至云栖的《弥陀疏钞》尚未列入，仅此，也可见该书在净土法门中的地位和影响。

个人作品

袁宏道的散文极富特色，清新明畅，卓然成家。今存其尺牍280余封，篇幅长的1000多字，短的只二、三十余字。如《致聂化南》一札："败却铁网，打破铜枷，走出刀山剑树，跳入清凉佛土，快活不可言，不可言！投冠数日，愈觉无官之妙。弟已安排头戴青笠，手捉牛尾，永作逍遥缠外人矣！朝夕焚香，唯愿兄不日开府楚中，为弟刻袁先生三十集一部，尔时毋作大贵人，哭穷套子也。不诳语者，兄牢记之。"简凝活脱，间以诙谐，可见其尺牍文的一斑。他的各类随笔200余篇，题材多样，饶有意趣，其中《畜促织》《斗蛛》《时尚》等篇，记述了当时的风俗人情。传记文以《徐文长传》《醉叟传》两篇最优，刻绘人物，生动鲜明。游记文90余篇，于写景中注入主观情感，韵味深远，文笔优美。如《满井游记》所写京郊初春景色，纯用写实手法，刻画细腻，情致盎然。其他如《虎丘》《天目一》《晚游六桥待月记》《观第五泄记》等，真切动人，语言浅近，略无斧凿之迹，都是佳作。袁宏道作有各体诗歌1700余首，成就不及散文。少量诗作如《猛虎行》《门有车马客行》《逋赋谣》《巷门歌》等,揭露了当时"甲虫蠹太平，搜利及邱空"，"东封西款边功多，江淮陆地生洪波"；"鲛户十窜九囚虏"；"野人扶白觅沟壑"等黑暗现实，有一定意义。不过他的诗及多数散文，仅限于抒发个人情趣，不能充分反映社会生活，现实意义有限。当时一些公安派文风仿效者，则更发展了这一倾向，走上了邪路。所以以袁宏道为代表的公安派创作，瑕瑜互见，功过并存。总的来看，作为晚明的一次文学改良运动，其功绩还是主要的。 

袁宏道代表作品：《袁中郎全集》《徐文长传》《初至西湖记》《叙陈正甫会心集》《虎丘记》《满井游记》《西湖游记二则》《戏题斋壁》《游虎跑泉》《东阿道中晚望》《戏题飞来峰》《袁中郎集笺校》《瓶花斋杂录》《破研斋集》。

流传至今的有《潇碧堂集二十卷》《潇碧堂续集十卷》《瓶花斋集十卷》《锦帆集四卷去吴七牍一卷》《解脱集四卷》《瓶史》《袁中郎先生全集二十三卷》《梨云馆类定袁中郎全集二十四卷》《袁中郎全集四十卷》《广陵集》《袁中郎文钞一卷》等等。其中《满井游记》被编入八年级（下）人教版语文书内。 

诗词赏析

山阴道

钱塘艳若花，山阴芊如草。六朝以上人，不闻西湖好。平生献王之，酷爱山阴道。彼此俱清奇，输他得名早。引

戏题斋壁

一作刀笔吏，通身埋故纸。鞭笞惨容颜，簿领枯心髓。奔走疲马牛，跪拜羞奴婢。复衣炎日中，赤面霜风裏。心若捕鼠猫，身似近羶蚁。举眼尽无懽，垂头私自鄙。南山一顷豆，可以没馀齿。千锺曲与糟，百城经若史。结庐甑箪峰，系艇车台水。至理本无非，从心即为是。岂不爱热官，思之烂熟尔。引

湖上别同方子公赋其二

望望鄂公坟，石龟与人齐。塜前方丈土，浇酒渥成泥。虽知生者乐，无益死者啼。如彼坟前马，张吻不能嘶。天地入海刼，志士合鸾栖。曷为近汤火，为他羊与鸡？孤山梅处士，事业未曾低。西陵倡家女，松栢夹广蹊。红粉是活计，山花足品题。奚折稣公柳，策马度花堤。引

严陵四首

溪深六七寻，山高四五里。纵有百尺钩，岂能到潭底？文叔真有为，先生真无用。试问宛洛都，谁似严滩重？举世轻寒酸，穷骨谁相敬？如何严州城，亦以严为姓？或言严本庄，蒙庄之後者。或言汉梅福，君之妻父也。

答李子髯其二

草昧推何李，闻知与见知。机轴虽不异，尔雅良足师。後来富文藻，诎理竞修辞。挥斤薄大匠，褁足戒旁岐。模拟成俭狭，莽荡取世讥。直欲凌苏柳，斯言无乃欺？当代无文字，闾巷有真诗。却活一壶酒，携君听竹枝。

游虎跑泉

竹床松涧净无尘，僧老当知寺亦贫。饥鸟共分香积米，落花常足道人薪。碑头字识开山偈，鑪裏灰寒护法神。汲取清泉三四盏，芽茶烹得与尝新。

东阿道中晚望

东风吹绽红亭树，独上高原愁日暮。可怜骊马啼下尘，吹作游人眼中雾。青山渐高日渐低，荒园冻雀一

声啼。三归台畔古碑没，项羽坟头石马嘶。

显灵宫集诸公以“城市山林”为韵其二

野花遮眼酒沾涕，塞耳愁听新朝事； 邸报束作一筐灰，朝衣典与栽花市。新诗日日千余言，诗中无一忧民字； 旁人道我真聩聩，口不能答指山翠。自从老杜得诗名，忧君爱国成儿戏。 言既无庸默不可，阮家那得不沉醉？眼底浓浓一杯春，恸于洛阳年少泪。

伤周生

溪头曾见浣春纱，珠箔于今天一涯。

紫陌重邀千宝骑，青楼无复七香车。

美人南国空湘水，处子东邻是宋家。

记得西廊香阁里，瓶花长插一枝斜。

戏题飞来峰

试问飞来峰，未飞在何处？人世多少尘，何事不飞去？高古而鲜妍，杨雄不能赋。白玉簇其巅，青莲借其色。唯有虚空心，一片描不得。平生梅道人，丹青如不识。 

散文赏析

满井游记

燕地寒，花朝节后，余寒犹厉。冻风时作，作则飞砂走砾。局促一室之内，欲出不得。每冒

风驰行，未百步辄返。

廿二日天稍和，偕数友出东直，至满井。高柳夹堤，土膏微润，一望空阔，若脱笼之鹄。于时冰皮始解，波色乍明，鳞浪层层，清澈见底，晶晶然如镜之新开而冷光之乍出于匣也。山峦为晴雪所洗，娟然如拭，鲜妍明媚，如倩女之靧面而髻鬟之始掠也。柳条将舒未舒，柔梢披风。麦田浅鬣寸许。游人虽未盛，泉而茗者，罍而歌者，红装而蹇者，亦时时有。风力虽尚劲，然徒步则汗出浃背。凡曝沙之鸟，呷浪之鳞，悠然自得，毛羽鳞鬣之间皆有喜气。始知郊田之外未始无春，而城居者未之知也。

夫不能以游堕事，潇然于山石草木之间者，惟此官也。而此地适与余近，余之游将自此始，恶能无纪？己亥之二月也。

徐文长传

徐渭，字文长，为山阴诸生，声名藉甚。薛公蕙校越时，奇其才，有国士之目；然数奇 ，屡试辄蹶。中丞胡公宗宪闻之，客诸幕。文长每见，则葛衣乌巾，纵谈天下事；胡公大喜 。是时公督数边兵，威镇东南；介胄之士，膝语蛇行，不敢举头，而文长以部下一诸生傲之 ；议者方之刘真长、杜少陵云。会得白鹿，属文长作表。表上，永陵喜。公以是益奇之，一切疏记，皆出其手。文长自负才略，好奇计，谈兵多中。视一世士无可当意者；然竟不偶。

文长既已不得志于有司，遂乃放浪曲蘗，恣情山水，走齐、鲁、燕、赵之地，穷览朔漠 。其所见山奔海立，沙起雷行，雨鸣树偃，幽谷大都，人物鱼鸟，一切可惊可愕之状，一一皆达之于诗。其胸中又有勃然不可磨灭之你，英雄失路、托足无门之悲；故其为诗如嗔如笑 ，如水鸣峡，如种出土，如寡妇之夜哭，羁人之寒起。虽其体格，时有卑者；然匠心独出， 有王者气，非彼巾帼而事人者所敢望也。文有卓识，气沈而法严，不以模拟损才，不以议论伤格，韩、曾之流亚也。文长既雅不与时调合，当时所谓骚坛主盟者，文长皆叱而怒之，故其名不出于越。悲夫！

喜作书，笔意奔放如其诗，苍劲中，姿媚跃出；欧阳公所谓妖韶女，老自有余态者也。 间以其余，旁溢为花鸟，皆超逸有致。卒以疑杀其继室，下狱论死；张太史元汴力解，乃得 出。晚年，愤益深，佯狂益甚；显者至门，或拒不纳。时携钱至酒肆，呼下隶与饮；或自持 斧，击破其头，血流被面，头骨皆折，揉之有声；或以利锥锥其两耳，深入寸余，竟不得死 。周望言晚岁诗文益奇，无刻本，集藏于家。余同年有官越者，托以钞录，今未至。余所见 者，徐文长集、阙编二种而已。然文长竟以不得志于时，抱愤而卒。

石公曰：“先生数奇不已，遂为狂疾；狂疾不已，遂为囹圄。古今文人，牢骚困苦，未有若先生者也！”虽然，胡公闲世豪杰，永陵英主，幕中礼数异等，是胡公知有先生矣，表上，人主悦，是人主知有先生矣；独身未贵耳。先生诗文崛起，一扫近代芜秽之习；百世而 下，自有定论，胡为不遇哉？梅客生尝寄予书曰：“文长吾老友，病奇于人，人奇于诗。” 余谓：“文长无之而不奇者也；无之而不奇，斯无之而不奇也！悲夫！”

初至西湖记

从武林门而西，望保俶塔突兀层崖中，则已心飞湖上也。午刻入昭庆，茶毕，即桌小入舟入湖。山色如蛾，花光如颊，温风如酒，波纹如绫；才一举头，已不觉目酣神醉，此时欲 下一语描写不得，大约如东阿王梦中初遇洛神时也。余游西湖始此，时万历丁酉二月十四日也。晚同子公渡净寺，觅阿宾旧住僧房。取道由六桥岳坟石径塘而归。草草领略，未及偏赏 。次早得陶石篑帖子，至十九日，石篑兄弟同学佛人王静虚至，湖山好友，一时凑集矣。

叙陈正甫会心集

世人所难得者唯趣。趣如山上之色，水中之味，花中之光，女中之态，虽善说 者不能一语，唯会心者知之。今之人，慕趣之名，求趣之似，于是有辨说书画，涉猎古董，以为清；寄意玄虚，脱迹尘纷，以为远。又其下，则有如苏州之烧香煮茶 者。此等皆趣之皮毛，何关神情！夫趣得之自然者深，得之学问者浅。当其为童子 也，不知有趣，然无往而非趣也。面无端容，目无定睛；口喃喃而欲语，足跳跃而 不定；人生之至乐，真无逾于此时者。孟子所谓不失赤子，老子所谓能婴儿，盖指此也，趣之正等正觉最上乘也。山林之人，无拘无缚，得自在度日，故虽不求趣而 趣近之。愚不肖之近趣也，以无品也。品愈卑，故所求愈下。或为酒肉，或然声伎； 率心而行，无所忌惮，自以为绝望于世，故举世非笑之不顾也，此又一趣也。迨夫年渐长，官渐高，品渐大，有身如梏，有心如棘，毛孔骨节，俱为闻见知识所缚， 入理愈深，然其去趣愈远矣。余友陈正甫，深于趣者也，故所述《会心集》若干人， 趣居其多。不然，虽介若伯夷，高若严光，不录也。噫！孰谓有品如君，官如君， 年之壮如君，而能知趣如此者哉！

天目

天目幽邃奇古不可言，由庄至颠，可二十余里。

凡山深僻者多荒凉，峭削者鲜迂曲；貌古则鲜妍不足，骨大则玲珑绝少，以至山高水乏，石峻毛枯：凡此皆山之病。

天目盈山皆壑（hè)，飞流淙淙，若万匹缟，一绝也。石色苍润，石骨奥巧，石径曲折，石壁竦峭，二绝也。虽幽谷县岩(yōu gǔ xuán yán)，庵宇皆精，三绝也。余耳不喜雷，而天目雷声甚小，听之若婴儿声，四绝也。晓起看云，在绝壑下，白净如绵，奔腾如浪，尽大地作琉璃海，诸山尖出云上若萍，五绝也。然云变态最不常，其观奇甚，非山居久者不能悉其形状。山树大者几四十围，松形如盖，高不逾数尺，一株直万余钱，六绝也。头茶之香者，远胜龙井，笋味类绍兴破塘，而清远过之，七绝也。余谓大江之南，修真栖隐之地，无逾此者，便有出缠结室之想矣。

宿幻住之次日，晨起看云，巳(sì)后登绝顶，晚宿高峰死关。次日，由活埋庵寻旧路而下。数日晴霁(jì)甚，山僧以为异，下山率相贺。山中僧四百余人，执礼甚恭，争以饭相劝。临行，诸僧进曰： “荒山僻小，不足当巨目，奈何?”余曰：“天目山某等亦有些子分，山僧不劳过谦，某亦不敢面誉。”因大笑而别。

人物生平

袁中道1570年五月七日生，16岁中秀才，以豪杰自命，性格豪爽，喜交游，好读老庄及佛家之书。中道成年时，两个哥哥都先后考中进士，步入仕途，以反对前后“七子”的复古模拟，主张创新而称誉文坛。他随着两个哥哥，广交提倡革新的名流学者。

万历十六年(1588年），他来到京城，交游更广，诗文益进。经李贽的推荐，大同巡抚梅国桢慕名数次函邀他去做客，他回信说：“明公厩马万匹，不以一骑逆予，而欲坐召国士，胡倨也！”于是梅国桢派专人，备好马，再次迎接，于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他漫游塞上，梅待为上宾。陪同打猎、游览，他每作一诗，梅赞扬说：“真才子也！”离开塞上后，继游齐、鲁登泰山，观日出。这年9月，到吴县，又遍游吴越名胜。不久，他的诗集刊行于世。宏道在序言中说：“大都独抒性灵，不拘格套，非从自己胸臆流出，不肯下笔。有时情与境会，顷刻千言，如水东注，令人夺魄”。这部诗集，一时成为“公安派”作品的样板。“凡吴中名流、高衲、歌儿、老妪，无不口小修为名士，而公亦到处题咏不辍”。　到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34岁时，才在顺天乡试考中举人。考进士又多次名落孙山，如是更加纵情山水，学禅悟道，以诗酒自娱。万历三十六年（1608）秋，从北京回到公安家乡，又先后游湖南澧州、德山、桃源等名胜。次年，在沙市买木船一只，取名“帆凫”，装上干粮、书籍、字画，顺长江而下，观石首绣林，怀华容古道，登洞庭君山，吊赤壁古战场，上黄鹤楼，步晴川阁，访六朝故都金陵，宿镇江甘露寺。再转船北上，饱览运河风光，又游到北京。

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9月，宏道病逝，他悲恸过度，害了一场大病，几乎死去，这年冬天，他遂隐居玉泉山，读书学佛，修身养性，还建造一座柴紫庵作为居所，再不想远游了，但昔日处世之志仍然不移。他从玉泉山给他的儿子祈年信中说：“大丈夫既不能为名世硕人，洗荡乾坤，即当居高山之顶，目视云汉，手扪星晨，必不随群逐队，自取羞耻也”。

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袁中道考中进士，年已47岁了，朋友们都为他高兴，争相传告。第二年朝廷授他徽州府教授，后升国子监博士。在此期间，他系统地整理、校对、出版了他两个哥哥及自己的著作，写序言另以评价，使“三袁”的作品及其文风发扬光大。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升南京吏部主事。天启四年（1624），升南京吏部郎中，1626年八月三十日（10月19日）病逝于南京，终年57岁。

贡献

袁中道“ 性灵说” 的提出是明代中后期文坛上的一股新潮流， 给近代文艺史开拓了新的创作空间“ 性灵” 把文学的主体性—人的情感提高到了超过形式的高度， 也把文学的抒情功能重新赋予文学而“ 性灵” 对于人的各个层次的情感欲望的肯定也为近代美学最终突破古典美学着了先鞭当然,。由于其一味强调“ 性灵” “ 不拘格套” ，使文章免不了最终流于街口巷语，过于鄙但，这是后话。

理论核心

个性表现

在《小修诗叙》中，袁中道提出了公安派的理论核心“ 独抒性灵” 以及与此相适应的文学主张“ 不拘格套” “ 独抒性灵” 的提出是对张扬个性的肯定,对文学的主体—人的肯定，它包含了富于时代气息的内涵“ 性灵” 指纯真、活泼、自然的人性，是真的性情“ 性灵” 也指人的各种生活欲望和情感的流露“ 性灵” 体现于文学创作中则表现为“ 不拘格套” 。指独特的富有独创性的个性表现。

在袁宏道看来，“ 性灵” 就是人的自然的个性，是纯真的毫无掩饰的性情“ 性灵” 作为真的性情，体现于外则为“ 趣” 和“ 韵” 。中郎认为“ 趣” “ 韵” 者始是真正的自然人，但“ 趣” “ 韵” 对于古人来讲却又并非触手可及。在《寿存斋张公七十序》文中，他说“ 大都士之有韵者，理必人微，理又不可以得韵。故叫跳反掷， 稚子韵也，嬉笑怒骂， 醉人之韵也。醉者无， 稚子亦无心，无心故理无所托，而自然之韵出焉。” 为人如此，为文亦当如此在这里，袁宏道强调了为文当有“ 真性情” ，有了真性情的人，即可剥去一切的伪装，卸下一切的伪饰， 还以原始的真正的面目醉者已，失去面对俗世时的面具， 醉时所言所行皆出自于不掩饰的真性情。率性而为，不顾忌太多的人情世故。童子亦如是，不懂得虚伪， 一味任性而为， 随性生活，故“ 当其为童子也，不知有趣，然无往而非趣也” 《叙陈正甫会心集》为文亦如此，惟有“ 真性情” 才能真正打动人，才是最贴切心灵的真声，惟有“ 从胸臆流出” 才能“ 情与境会， 顷刻于言，如水东注，令人夺魄。”人生于世间, 总是为种种欲念所缚，为名为利为财为色，转而为文作诗， 亦多阿谈奉承之作，少真正性情之文。

“ 性灵”

中郎认为人当追求真正的“ 性灵” ，任达放诞，如云舒风卷般自由而且，真正的“ 性灵”不仅仅是表面上的张扬捐狂，更是心灵上的无牵无挂无碍，如“ 醉者无心， 稚子亦无心” 人一旦人了尘俗，太多的俗务便如蛛丝缠身，束缚越来越多，而真心却越来越遥不可及。故“ 山林之人，无拘无缚，得自在度日，故虽不求趣，而趣近之。” 而俗世中的人“ 追夫年渐长，官渐高，品渐大，有身如桔，有心如棘，毛孔骨节俱为闻见知识所缚，人理愈深，然其去趣愈远矣” 同上文章也是这样，为文若有太多的拘束, 则其离真正的性情亦远矣中郎持此论当与其禅思有关。他性喜佛老，融合了禅宗与净土宗，思想中深受“ 明心见性” 的影响，而其“ 性灵”就是此“ 心性” 的体现。“ 性灵” 的提出也与当时的社会现状有关明中后期是一个几乎与魏晋相类似的混乱时代政治黑暗腐败，人性受到沉重的压抑。当人性受到阻碍无法发展，便转而求于内这种对于内心真实的探索，追求诉诸于文字便为“ 性灵” 。另外, “ 独抒性灵” 的内涵亦受到同时代稍前的李蛰的“ 童心说” 的深刻影响。在明万历及后的文坛上，“ 性灵说” 与“ 童心说”并驾齐驱， 一齐驱动诗文向性情转变，追求个性上的更高程度的自由与解放在中国，儒道传统一直占据思想上的统治地位。

确认价值

自从相传是舜之“ 言志” 之后，经由经学家的阐释，文学转而成为一种为封建统治者的政治现实作图解，为封建政治服务的工具文艺成了政治的脾女，尤其是“ 诗言志” 发展到“ 文以载道” 之后，“ 政教中心论”在中国文艺史上的统治地位也就正式确。文艺的政治功能被提到了无与伦比的崇高地位尽管也有“ 诗缘情而绮靡” 之说的提供，但它终究敌不过“ 发乎情止乎礼义” 的学说，“ 发乎情” 之“ 情” 是伦理道德的大情、公情而非个人心灵之私情。而袁宏道之“ 性灵” 则从本质上打破了这一戒律，提倡的是人的真实性情的流露，“ 喜怒哀乐” 皆为文不仅如此，他还肯定了人的各种层次的生活欲望，不再把人的各种情感、欲望视为可耻的东西这在以“ 礼义道德” 为中心的封建时代，不窗为一声惊雷。自荀子“ 性恶论” 以来，虽然承认人的各种欲望是人生来就有的，是天性中就存在的，但这种欲

望都被斥为“ 恶” 的东西，是不登大雅之堂的。君子们一接触到欲望便避之不及，他们努力压抑自己的各种情感、各种欲望, 于是各种清规纷至沓来。袁宏道则不然，他大胆承认了人的各种欲望，而且肯定了它，认为这是无可厚非的。他以为“ 或今间阎妇人孺子所唱《擎破玉》、《打草竿》之类，犹是无闻无识真人所作，故多真声任性而发，尚能通于人之喜怒哀乐嗜好情欲，是可喜也。” 《小修诗叙》民间的歌谣皆随口而唱，少所谓的格律、格调的束缚，由是增添一份自然而无做作之韵，纯为真实情感之流露、真实欲望之抒发诗中所寄之情亦不再只限于合乎“ 礼义”之大情，更多的是“ 喜怒哀乐” “ 嗜好情欲” 之作袁宏道认为个人的各种欲望是人生来的自然本性，不应该受到压抑而是应放任自然。文学亦不能只局限于大，惟有“ 真声” 才“ 或有一传” 。“ 性灵” 包含的这一内涵正是打破强加于文学之上的种种道德伦理的束缚，伸张新鲜真实的生活、情感和欲望在文学中应有的权利。这种对长期被压抑的情感欲望的提倡和肯定，从潜意识上说正是要求摆脱封建政治秩序和伦理道德的籍制，让主体“ 性灵”得到自由的发展，确认自己的价值，开拓内心的丰富性，实现内在的需求。

文学思想

尊重个性

袁中道是明代公安派代表人物。针对前后七子“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字摹句拟，制造赝鼎伪觚的风气，他大声疾呼：创作要充分发挥自己个性，不要从人脚跟，要“独抒性灵，不拘格套，非从自己胸臆中流出，不肯下笔”。（《小修诗序》）他把死学古人的做法斥之为“粪里嚼渣”“顺口接屁”“一个八寸三分帽子人人戴得”（《与张幼宇书》）。他强调文学要“真”，要有真知灼见、真情实感，要从“假人假言”，也就是从“文以载道”的封建文学观中解放出来。这种尊重个性、要求解放，反对传统的文学主张，使他的创作充满着由儒、道、禅混合的自由放纵思想。 袁宏道一生创作了大量山水游记，在他笔下，秀色可餐的吴越山水，堤柳万株的柳浪湖泊，风清气爽的真州，春色宜人的京兆，皆着笔不多而宛然如画。这些山水游记信笔直抒，不择笔墨。写景独具慧眼，物我交融，怡情悦性。语言清新流利，俊美潇洒，如行云流水般舒徐自如。

反对部分

他反对贵古贱今、模拟古人，强调作家要有思想修养，文章要有思想内容，而绝不是在形式上模秦仿汉。他说“心中本无可喜之事而欲强笑，亦无可哀之事而欲强哭，气势不得不假借模拟耳”（《论文》），就是说，文章要有真情实感。

实践理论

他的诗文创作实践了他的理论，率真自然，不事模拟。游记散文如《戒坛山一》、《上方山一》、《小西天一》等，简牍散文如《答同社二》、《寄三弟之二》等，真切感人。他的散文缺点是社会意义不大。诗歌创作上，少有佳作。著有《白苏斋类集》。他于万历十七年(1589)归里，钻研学术，以禅宗思想研究儒学,著《海蠡篇》（今佚）。九年后复入京，官右庶子，任东宫讲席。袁宗道钦慕白居易、苏轼，书斋取名为“白苏斋"。明万历年间，王世贞、李攀龙为代表的拟古文风仍有较大影响，袁宗道极力反对，与其弟宏道、中道志同道合，人称公安派。他认为文章要旨在于辞达。古文遗达，学古应学其达，"学其意，不必泥其字句”。

文学成就

中道与其兄宗道、宏道并有文名，世称“三袁”，同为公安派，其绩稍逊于宏道。其文学主张与宏道基本相同，强调性灵，“以意役法，不以法役意，一洗应酬格套之习”(《中郎先生全集序》)。他较两兄晚殁，后来目睹模仿公安派的文人，已有“为俚语、为纤巧、为莽荡”(同前)的流弊，所以晚年又形成以性灵为中心兼重格调的思想，提出“不效七子诗，亦不效袁氏少年未定诗，而宛然复传盛唐诗之神则善矣”（《蔡不瑕诗序》）。这是他与两兄稍异之处。袁中道作品以散文为优，游记文如 《游石首绣林山记》、《游鸣凤山记》、《金粟园记》、《玉泉涧游记》等，情景交融，描摹入微，尺牍文如《寄蕴璞上人》、《答潘景升》、《与曾太史长石》等，直抒胸臆，文笔明畅；日记《游居柿录》反对复古拟古，认为文学是随时代的变化而变化的，“天下无百年不变之文章”；提倡真率，抒写性灵。晚年针对多俚语纤巧的流弊，提出以性灵为中心兼重格调的主张。创作以散文为佳，游记、日记、尺牍各有特色。游记文描摹入微、情景交融，日记写得精粹，对后世日记体散文有一定影响。其诗偶有关心民生疾苦之作，也写得较清新。受李贽、徐渭等影响极深，对复古主义给予猛烈抨击，认为时有变化，文有古今，文学应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做到“事今日之事，则亦文今日之文”，极力主张“独抒性灵，不拘格套”，充分表现了作者个性。创作以小品文成就最为突出，自由抒写，清新活泼。但诗文思想较平泛，酬作应答、感时伤怀，艺术上创新不够。中道生前曾多次去谒见过著名的进步思想家、文学家李贽，求教问学，写过不少赞颂李的诗文。李被朝廷加以“敢倡乱道，惑世诬民”的罪名迫害致死后，他冒着风险为李立传（《李温陵传》）。对传主的人品学问，革新精神，倍加尊崇。

袁中道的著作有《珂雪斋集》20卷、《游居柿录》（即《袁小修日记》）20卷。

【夜泉】

山白鸟忽鸣，石冷霜欲结。

流泉得月光，化为一溪雪。 

【游青溪记】

青溪之跳珠溅雪，亦无以异于诸泉，独其水色最奇。盖世间之色，其为正也间也，

吾知之，独于碧不甚了然。今见此水，乃悟世间真有碧色。如秋天，如晓岚；

比之含烟新柳则较浓，比之脱箨初篁则较淡；温于玉，滑于纨；至寒至腴，

可拊可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