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常常说隋朝和秦朝一样,都是历经二世而亡,但实际上,隋朝应该是有三个皇帝的,因为在李渊自立为帝之前,还拥立了杨广的孙,元德太子杨昭的儿子杨侑为帝。所以隋朝应该是历经三帝。我们称他们为“隋朝三帝”。
史载杨坚出自关中高门弘农杨氏,是东汉太尉杨震十四世孙,其四世祖杨元寿被北魏任命为武川镇司马,其父杨忠跟随北周文帝宇文泰起义关西,因功赐姓普六茹氏,官至柱国、大司空,封随国公。死后追赠太保,谥号桓。不过据陈寅恪的考证,杨坚家族可能是山东寒族,其弘农杨氏的身份应出于伪托;而所谓杨元寿留镇武川亦是宇文泰为笼络部下感情而虚构之事。 日本学者布目潮沨则认为杨坚家族并非汉族。
天和三年(568年)杨忠死后,杨坚承袭父爵。他有“身在帝王边,如同伴虎眠”之感。齐王宇文宪曾对武帝宇文邕说:“普六茹坚相貌非常,臣每见之,不觉自失,恐非人下,请早除之。”本来宇文邕对杨坚早存疑心,听宇文宪说后,疑心更重。
但是否立即剪除杨坚还犹豫不定,于是便问计于钱伯下大夫来和,来和也说杨坚不凡,但暗中想给自己留条后路。便谎称:"杨坚这人是可靠的,如果皇上让他做将军,带兵攻打陈国,那就没有攻不下的城防。"为杨坚避免了一场杀身之祸。
宇文邕还是放心不下,暗里又派人请相士赵昭偷偷为杨坚看相。赵昭与杨坚友善,当着宇文邕之面佯装观察杨坚脸庞,然后毫不在意地说:"皇上,请不必多虑,杨坚的相貌极其平常,无大富大资可言,最多不过是个大将军罢了。"又使杨坚度过了一次险关。
这时,内史王轨又劝谏宇文邕说:"杨坚貌有反相"。言下之意是要及早除掉杨坚。因为宇文邕对相士赵昭的结论相信无疑了,便不悦地说:"要是真的天命所定,那有什么办法啊?"使杨坚再次化险为夷。
宇文邕死后,其子宇文赟即位。杨坚的长女杨丽华被封为皇后,杨坚又晋升为柱国大将军、大司马。
宇文赟对杨坚的疑心更大,他曾直言不讳地对杨皇后说过:"我一定要消灭你们全家"。并命内侍在皇宫埋伏杀手,再三叮嘱说:“只要杨坚有一点无礼声色,即杀之!”然后他把杨坚召进皇宫,议论政事。杨坚几经化险为夷,心中早有准备,不管宇文赟怎样激,怎样蛮,怎样讲,杨坚都神色自若,宇文赟无杀机可乘。
最后,杨坚想出了"两全"之策,通过内史上大夫郑译向宇文赟透露出自己久有出藩之意。这正合宇文赟的心意,当即任命他为亳州总管。这样宇文赟放心了,杨坚也安心了。
杨坚将任亳州总管时,庞晃劝他就此起兵,建立帝王之业,杨坚握着庞晃的手说:“时机还不成熟啊。”至此,杨坚取周自代的愿望溢于言表。
宇文赟是皇家世袭之君,不问朝政,沉溺酒色,满朝文臣武将敢怒而不敢言。
宇文赟不但不听忠臣劝告,反而觉得这皇帝当得太不称心如意。他终于想出了一个逍遥自在的法招,将皇帝让给年仅6岁的儿子。自称天元皇帝,住在后宫,终日与嫔妃宫女们吃喝玩乐,荒淫无度的生活使他年仅22岁就丧命了。
大定元年(581年)二月甲子日,北周静帝以杨坚众望有归下诏宣布禅让。杨坚三让而受天命,自相府常服入宫,备礼即皇帝位于临光殿,定国号为“隋”,改元开皇,宣布大赦天下。
杨坚平定叛乱之后,统一天下的对手只剩下南方的陈朝和位于江陵一隅之地的西梁。开皇七年九月十九辛卯日(587年10月26日),废西梁后主萧琮,西梁亡。开皇八年(588年),杨坚以杨广出六合、杨俊出襄阳、杨素带领水军出永安,共五十一万八千大军,三路大军伐陈。八年十二月杨素沿长江击破陈的沿江守军,顺流而东。但因为施文卿、沈客卿等扣留告急文书,导致陈朝无法把大军从建康调出。
开皇九年正月二十甲申日(589年2月10日),陈将任忠引韩擒虎攻入建康城,捉住陈叔宝,陈朝灭亡。
不久,各地陈军或受陈后主号令投降、或抵抗隋军而被消灭,只有岭南地区受冼夫人保境据守。
开皇十年(590年)八月,隋派使臣韦洸等人安抚岭南,冼夫人率众迎接隋使,岭南诸州悉为隋地。至此,天下一统。
统一全国后,杨坚励精图治,开创了辉煌的“开皇之治”。结束了自西晋末年到隋统一前近300年的分割割据状态,实现了自秦汉以来中国的又一次统一,使北方民族大融合,南方经济发展。
政治方面,杨坚结束了西魏宇文泰的鲜卑化政策,将被改成鲜卑姓的汉人大臣以及府兵将领(以及其所辖府兵)恢复汉姓。复姓,代表汉化的主流,终究战胜了鲜卑化的逆流。表明府兵不再是一支胡人的军队,而是一支名副其实汉人或者夏人的军队。军与民的胡汉之分,至此消除。也表明关陇贵族集团事实上名义上都是关陇地区的一个汉人集团。
另外,杨坚废除九品中正制,改为五省六曹制,后改称五省六部制,是为唐代三省六部制之蓝图。中书、门下两省负责诏令的起草和封驳,尚书省负责政务的管理。尚书省又下设吏、民、礼、兵、刑、工六部。吏部,掌管全国官吏的任免、考核、升降和调动;民部,掌管全国的土地、户籍以及赋税、财政收支;礼部,掌管祭祀、礼仪和对外交往;兵部,掌管全国武官的选拔,和兵籍、军械等;刑部,掌管全国的刑律、断狱;工部,掌管各种工程、工匠、水利、交通等。
军事上,杨坚改变府兵制初设时,兵农分离情况。转变为和平时期府兵耕地种田,并在折冲将军领导下进行日常训练;战争发生时,由朝廷另派将领聚集各地府兵出征的“兵农合一”的制度。
经济上鉴于五胡乱华以来南北分裂达二百七十年之久,民生困苦,国库空虚。故自开皇九年(589年)统一天下后,即以富国为首要目标。轻徭薄赋以解民困。在确保国家赋税收入之同时,稳定民生。由于魏晋南北朝以来,户籍不清,税收不稳。于是于开皇五年(585年)下令实行大索貌阅。并接纳尚书左仆射高颎之建议,推行输籍法,作全国性户口调查,结果查获没有户籍的百姓达165万余口,其中丁壮44.3万人,以增加国家税收,改善经济,尽扫魏晋南北朝以来隐瞒户籍之积弊。
隋初经历南北朝长期的战乱,民生疲弊困苦,故杨坚接纳司马苏威建议,罢盐、酒专卖及入市税,其后多次减税,减轻人民负担,促进国家农业生产,稳定经济发展。杨坚在位时代之富饶既非重敛于民,究其原因,与全国推行均田制有关。此举既可增加赋税,又可稳定经济发展,且南朝士族亦渐由衰弱至于消逝。均田制能顺利推行,对隋前中期的经济发展收益甚大。
加上隋代以关中作为本位,关中粮食短缺,需依赖关东漕运接济,故杨坚于洛州等地设立常平仓等官仓,贮存关东运来粮食,建广通渠,便利关中漕运。又于民间设义仓,人民捐纳粮食以防凶年。
在地方行政方面,文帝鉴于南北朝政区划分繁杂随意,地方行政交错混乱,支出庞大,杨坚遂于开皇三年(583年),尽罢诸郡,实行州县二级制,使国家地方行政渐上轨道。诚如学者钱穆所言:开皇之治的成功,简化地方行政机构是一个基本因素。据统计杨坚时期朝廷开支减省三分之二,地方官府之开支减省四分之三,全国于行政之经费,大约是南北朝时期开支三分一而已。故隋国库之丰积,不无原因。
此外,杨坚安定政治,关陇集团的支持功不可没。汉人如郑译、刘昉、高颎等名臣有助推动国策。杨坚亦因前朝酷刑甚多,影响民生,故命苏威等人编纂《开皇律》,修订刑律,订立国家刑法,使人民有法可守,又减省刑罚,死刑只设绞、斩二等,以示隋朝对民之宽大。
在澄清吏治方面,杨坚得国以来,励精图治,兼且天资刻薄,自不容贪污枉法之行为存在。杨坚命柳盛持节巡省河北五十二州,奏免长吏赃污不称者二百余人,州县肃然。吏治之整肃,不仅上裕国库,下纾民困,隋高祖在位时之隆盛,此亦为要因。
杨坚开了科举制度之先河,他即位后,废除了以前选官用的九品中正制,选官不问门第。规定各州每年向中央选送三人,参加秀才、明经等科的考试,合格者录用为官。
科举制度顺应了历代庶族地主在政治上得到应有的地位的要求,缓和了他们和朝延的矛盾,使他们忠心拥戴中央,有利于选拔人才,增强政治效率,对封建专制中央集权的巩固起了积极的作用。
从隋前中期的人口增长就看得出杨坚的政治才能:开皇元年(581年)全国户口462万户,到隋炀帝大业五年(609年)达到8,907,536户,46,019,956人。其中在开皇九年(589年)南下平陈增50.0万,此时的全国户口700多万,平均年增长226,708户。
杨坚好猜忌苛察,容易听信谗言,到了晚年更是滥杀大臣,虞庆则、史万岁等功臣故旧先后被杀,此外,法制逐渐遭到破坏,用法“不复依准科律”,颁布诸如“盗一钱以上皆弃市”、“三人共盗一瓜,事发即死”之类的苛刻刑法,百姓惶恐。杨坚还热衷廷杖,“每于殿廷打人,一日之中,或至数四”。 同时,杨坚晚年颇受诸子的困扰。先是软禁三子秦王杨俊;接着在开皇二十年(600年),将长子太子杨勇贬为庶人,改立次子杨广为太子;又于仁寿二年(602年),将四子蜀王杨秀贬为庶人。
独孤皇后去世后,宣华夫人陈氏、容华夫人蔡氏都受到杨坚的宠爱。
仁寿四年(604年),杨坚患病住在仁寿宫,尚书左仆射杨素、兵部尚书柳述、黄门侍郎元岩都进入仁寿宫侍病。杨坚召杨广入内居崐住在大宝殿。杨广考虑到如果杨坚去世,必须预先作好防备措施,他亲手写了一封信封好,派人送出来询问杨素。杨素把情况一条条写下来回复杨广。宫人误把回信送到了杨坚的寝宫,杨坚看后极为愤怒。天刚亮,宣华夫人出去更衣,被杨广所逼迫。宣华夫人拒绝了他才得以脱身。她回到文帝的寝宫,杨坚奇怪她神色不对,问什么原因,宣华夫人流着泪说:“太子无礼!”杨坚愤怒,捶着床说:“这个畜生!怎么可以将国家大事交付给他!独孤误了我!”于是他叫来柳述、元岩说:“召见我的儿子!”柳述等人要叫杨广来。杨坚说:“是杨勇。”柳述、元岩出了杨坚的寝宫,起草敕书。杨素闻知此事,告诉了杨广。杨广假传杨坚的旨意将柳述、元岩逮捕,关进大理狱。他们迅速调来东宫的裨将兵士来宿卫仁寿宫,宫门禁止出入,并派宇文述、郭衍进入调度指挥;命令右庶子张衡进入仁寿宫侍侯杨坚。后宫的人员全被赶到别的房间去。随后,杨坚在大宝殿驾崩,在位23年,终年64岁,庙号高祖,谥号文皇帝,葬于泰陵(今天陕西省杨陵区城西5公里处)。
杨坚为巩固国家统一作出了贡献。首先是厉行节俭政治,使民众在较轻的剥削下得以发展生产。其次是修定刑律和制度,使适合于南北统一后的中国。刑律删去若干秦、汉、南北朝相沿的酷刑,更是一个重大的改进。杨坚利用突厥内部存在的弱点,以谋略为主,军事为辅,避免发生大战争,这对国家的安定是很有利的。西晋末年开始的国内分裂,经杨坚积极经营,造成了较为稳定的统一局面,盛大的唐朝就在这个基础上建立起来。
隋朝建立初期,是一个百废待兴、百乱待治的局面。隋文帝一登上金銮宝座,就施展他的雄才大略,对政治制度进行了一系列重大改革。
确立三省六部制
杨坚废除不合时宜的北周六官(天、地、春、秋、冬、夏)制,北周的官僚体制基本上是效仿原来西周时期的《周官》即《周礼》的形式,很原始、极混乱。六官制,称谓复杂,职掌不明,办事效率低下。杨坚恢复了汉魏时期的体制,基本上确立了三省六部制度。杨坚在中央设立三师、三公、五省。三师、三公只是一种荣誉虚衔。掌握政权的是五省,即内侍省、秘书省、门下省、内史省和尚书省。内侍省、秘书省在国家政务中不起重要作用。内侍省是宫廷的宦官机构,管理宫中事务。秘书省掌管书籍历法,事务较少。起作用的是其他三省,内史省、门下省、尚书省都是最高政务机构。内史省负责决策,门下省负责审议,尚书省负责执行。这就是后来被唐朝继承的三省制。
尚书省下设吏、民、礼、兵、刑、工六部。每部设尚书,总管本部政务。具体办事机构就是这是六部:吏部,掌管全国官吏的任免、考核、升降和调动;民部,掌管全国的土地、户籍以及赋税、财政收支;礼部,掌管祭祀、礼仪和对外交往;兵部,掌管全国武官的选拔,和兵籍、军械等;刑部,掌管全国的刑律、断狱;工部,掌管各种工程、工匠、水利、交通等。开始的时候,六部叫做六曹,即六个办事机构。六部的长官为尚书。六部的设置成为后代封建国家中央政权的固定制度。三省六部制分工明确,组织严密,加强中央集权。对唐及以后历代王朝影响都十分巨大。隋文帝建立的这一整套规模庞大、组织完备的官僚机构,表明封建制度已发展到成熟阶段。自隋定制,一直沿袭到清朝。
简化地方官制
隋初,杨坚在确立了三省六部制的中央机构后,又对地方机构进行了改革。南北朝以来,由于郡县设置过繁,形成了“民少官多,十羊九牧”的局面。隋初沿北齐、北周制设州、郡、县三级地方机构,开皇三年,杨坚从河南道行台兵尚书杨尚希的建议,废郡,改为州、县二级制。州设刺史,县设县令。
开皇十年(590年)杨坚诏府兵入州县户籍,兵农合一始此。杨坚对于地方机构也进行了改革。他采纳度支尚书杨尚希提出的“存要去闲、并大去小”的建议,将原来比较混乱的地方官制从州、郡、县精简为州、县两级,撤消境内500多郡。同时,裁汰了大量的冗官,将一些郡县合并。大大节省了政府的开支,提高了行政效率,也减轻了人民的负担。为了更好地行使权力,控制地方,杨坚下令,九品以上的官员一律由中央任免。官吏的任用权一概由吏部掌握,禁止地方官就地录用僚佐。而且每年都要由吏部进行考核,以决定奖惩、升降。后来,又实行三年任期制。杨坚简化了地方行政机构,废九品宫人法,初创科举制。隋文帝命令各州每年推选三个文章华美、有才能的人,到中央受官。后来,隋文帝又下令,京官五品以上,地方官部管刺史,要由有德有才的举人担当。这种选拔政府官员的制度,使各个阶层有才华的人都有机会为政府效力。杨坚开创建立的科举制度,在365直播上留存长达1300多年,直到清朝末期才废除,但当时的美英等国称奇并借鉴了这种选拔制度作为政府文员的聘用方法。
修订开皇律
北周的法律既残酷又混乱,“内外恐怖,人不自安” 。在杨坚掌握北周政权时就曾经进行过改革,亲手删定《刑书要制》,但不太彻底。隋朝建立后,开皇元年(581年),杨坚下令命高熲等人参考魏晋旧律,制订《开皇律》。开皇三年(583年),杨坚又命苏威、牛弘修改新律,删除苛酷条文。《开皇律》将原来的宫刑(破坏生殖器)、车裂(五马分尸)、枭首(砍下头悬挂在旗杆上示众)等残酷刑法予以废除。规定一概不用灭族刑。减去死罪八十一条,流罪一百五十四条,徒、杖等罪千余条,保留了律令五百条。刑罚分为死、流、徒、杖、笞五种。基本上完成了自汉文帝刑制改革以来的刑罚制度改革历程,这就是封建五刑制。《读通鉴论》这样赞评道:“古肉刑之不复用,汉文之仁也。然汉之刑,多为之制,故五胡以来,兽之食人也得恣其忿惨。至于拓跋、宇文、高氏之世,定死刑以五:曰磬、绞、斩、枭、磔,又有门房之诛焉,皆汉法之不定启之也。政为隋定律,制死刑以二:曰绞、曰斩,改鞭为杖,改杖为笞,非谋反大逆无族刑,垂至于今,所承用者,皆政之制也。”死刑复奏制度是从开皇十五年(595年)形成定制的,杨坚规定凡判处死刑的案件,须经“三奏”才能处决死刑。《隋书 刑法志》:“(开皇)十五年制,死罪者三奏而决。”杨坚还下诏:“天下死罪,诸州不得便决,皆令大理复治。” 《开皇律》对后世律法影响深远,杨坚修订的法律唐朝都基本上继承了。
建大兴城
隋于汉长安城东南筑新城,名大兴城,在今西安城及城东、城南、城西一带。即唐长安城。隋朝开国之初,都城仍在长安旧城,因久经战乱,残破不堪。而且宫室形制狭小,不能适应新建的统一国家都城的需要。加之几百年来城市污水沉淀,壅底难泄,饮水供应也成问题。因此,杨坚放弃龙首原以北的故长安城,于龙首原以南汉长安城东南选择新址。
开皇二年(582)正月,命宇文恺负责设计建造新城--大兴城,翌年三月竣工。宇文恺参照北魏洛阳城和东魏、北齐邺都南城,把龙首原以南的6条高坡视为乾之六爻,
隋代大兴城并以此为核心,作为长安城总体规划的地理基础。"六坡"是大兴城的骨架,皇宫、政权机关和寺庙都高高在上,与一般居民区形成鲜明对照。冈原之间的低地,除居民区外,则开渠引水,挖掘湖泊,增大了城市的水域。大兴城充分利用地形的优势,增大了立体空间,显得更加雄伟壮观。大兴城的平面布局整齐划一,形制为长方形。全城由宫城、皇城、外郭城三部分组成,完全采用东西对称布局。外郭城面积约占全城总面积的88.8%,居民住宅区的大幅度扩大是大兴城建筑总体设计的一大特点。大兴城在当时的世界上是最为巨大的城市,是汉长安城的2.4倍,明清北京城的1.4倍。比同时期的拜占庭王国都城大7倍,较公元800年所建的巴格达城大6.2倍。在此之前,从秦汉一直到南北朝,都城之中的城市格局,没有章法,没有布局,皇宫、官署、民居,交错相处,十分杂乱。至大兴城之后,都城的均衡对称格局开始形成,街道整齐划一,南北交错,东西对称,大街小巷,井井有条。皇宫、皇城、民居三个部分相对分开,界线分明,既安全,又实用。
开皇盛世
开皇之治是杨坚在位二十多年中开创,当时社会民生富庶、人民安居乐业、政治安定。杨坚倡导节俭,节省政府内不少开支、废除了不必要的杂税并设置谷仓储存食粮。杨坚成功地统一了历经数百年严重分裂后的中国,从此中国在大多数的世纪里都保持着他所建立的政治统一。
开皇盛世气象恢宏磅礴,杨坚下令修建首都大兴城(即后来长安城),大兴城的修建不仅是中国古代城市建设规划高超水平的标志,也是当时国家的经济实力和科技水平的综合体现。大兴城乃当时的“世界第一城”,它的设计和布局思想,对后世都市建设及日本、朝鲜都市建设都有深刻的影响。杨坚于开皇四年(584年)命宇文恺率众开漕渠。自大兴城西北引渭水,略循汉代漕渠故道而东,至潼关入黄河,长150多公里,名广通渠。这是修建大运河的开始。大运河连接黄河流域长江流域,连接了两个文明。使黄河流域长江流域逐渐成为一体。 “鸿恩大德,前古未比。”“七德既敷,九歌已洽,要荒咸暨,尉候无警。于是躬节俭,平徭赋,仓廪实,法令行,君子咸乐其生,小人各安其业,强无凌弱,众不暴寡,人物殷阜,朝野欢娱。二十年间,天下无事,区宇之内晏如也。考之先王,足以参踪盛烈。”这就是隋书里的“开皇之治”。 杨坚一系列的改革措施,大量地减少了国家的财政开支,增加了国家的财政收入。”开皇十七年,户口滋盛,中外仓库,无不盈积。所有赉给,不逾经费,京司帑屋既充,积于廓庑之下,高祖遂停此年正赋,以赐黎元。“
杨坚开创的“地广三代,威振八纮”的隋王朝存在的时间有37年(即从581年到618年),建立正式行政区域实施有效管辖的范围超过了以往。唐朝到贞观四年(630年)也未完全恢复隋朝的疆域。隋朝的军队歼灭或重创了突厥、吐谷浑、契丹、高丽,拖延阻止了异族的强大与崛起,取得空前辉煌的胜利。《剑桥中国隋唐史》这样评价道:“隋朝消灭了其前人的过时的和无效率的制度,创造了一个中央集权帝国的结构,在长期政治分裂的各地区发展了共同的文化意识,这一切同样了不起。人们在研究其后的伟大的中华帝国的结构和生活的任何方面时,不能不在各个方面看到隋朝的成就,它的成就肯定是365直播中最引人注目的成就之一。”隋朝京城及各地的粮仓,大的可储粮千万石,小的也储粮几百万石,都储满了谷物。长安、洛阳和太原的国库中,储存的绢帛各有数千万匹。杨坚临终时,天下仓库的积储可供全国五六十年正常使用。
统一全国
(1)并西梁
西梁为南梁武帝萧衍之孙萧詧所建,初都襄阳,后迁江陵,前后三个皇帝,共三十三年。后梁实际上是北朝西魏、北周、隋的附庸。西魏、北周、隋都曾在江陵设置总管,以监统其国。开皇七年(587年),杨坚征召后梁皇帝萧琮至长安,并派兵进据江陵,废掉梁国。
(2)灭南陈
开皇八年(588年)十月,杨坚设淮南行台省于寿春,以晋王杨广为尚书令,全面负责灭陈的战役。不久,又以杨广、秦王杨俊、清河公杨素为行军元帅。杨广出六合,杨俊出襄阳,杨素出永安,荆州刺史刘仁恩出江陵,蕲州刺史王世积出蕲春,庐州总管韩擒虎出庐江,吴州总管贺若弼出广陵,青州总管燕荣出东海。各路隋军共总管九十、兵五十一万八千,皆受杨广节度。东自海,西至巴蜀,向陈发动了全面进攻。
面临隋军的大举南下,陈叔宝优柔寡断,不作任何应战准备,反而自我安慰说:“王气在此。齐兵三来,周师再来,无不摧败。”都官尚书孔范也附和说:“长江天堑,古以为限隔南北,今日虏军岂能飞渡邪!”并诬蔑“边将欲作功劳,妄言事急” 。于是,隋军顺利渡过长江。
开皇九年(589年)正月,贺若弼、韩擒虎先后渡江。当时,建康尚有陈军十余万人,但由于陈叔宝怯懦无能,也不懂军事,唯日夜啼哭,把一切大权交给嫉贤妒能的施文庆,有才能的文官武将不能发挥作用,致使隋军很快攻下建康。陈叔宝与其爱妃张丽华、孔贵嫔三人跳入枯井,后被隋军所俘。长江上游的陈军知大势已去,也都解甲投降。至此,陈朝灭亡,全国实现了统一。
(3)平江南
东晋朝至陈朝,一向刑法废弛,高门压抑寒门,士族侵陵民众,是典型的士族政权。隋灭陈后,隋地方官按照隋制度大加变革。开皇十年(590年),陈旧境自长江南岸到泉州(治福建晋江县)再南到岭南,士族和土豪到处起兵叛变。首领有的自称皇帝,有的自称大都督,聚众多至数万,少也有几千,攻陷州县,杀害地方官,甚至抽肠割肉,发泄破落地主的野蛮性。杨坚遣大将杨素率兵讨伐,先攻下京口,继续进兵扫荡,一路入山区,一路沿海岸,击破各地叛军,最后克复泉州,江南兵乱迅速消灭。岭南少数族豪酋纷纷起事,围攻广州,裴矩率兵三千,会同高凉郡(治安宁,广东阳江县西)冼夫人,安抚岭南诸豪酋。隋用兵不过数月,陈旧境全部平定,显然由于隋制度得到多数民众的同情。这次用兵,打击了南方士族豪强积累已久的恶势力,使南北统一进一步趋于稳定。
北击突厥
突厥木杆可汗灭柔然后,成为北方唯一的强大国家。北齐、北周对立,各送重赂求突厥援助,突厥愈益骄横。佗钵可汗死,沙钵略可汗立。贵族争继承权发生纠纷,沙钵略只好使庵逻为第二可汗,大逻便为阿波可汗,玷厥为达头可汗,与贪汗可汗并称四可汗。沙钵略弟处罗侯,与沙钵略不睦,因势力较弱,不得可汗名号。这些人各有部众和居地,听沙钵略的号令。沙钵略兵力最强,是突厥大可汗。
杨坚即位,不再给突厥礼物,突厥怨恨,起兵入寇。长孙晟在突厥时,曾与处罗侯秘密结盟,熟悉突厥情形,上书献谋略,说:如今对突厥用兵,还不是时候,可是不用兵,突厥将大肆侵扰,应该用远交近攻、离间强部、扶助弱部的方法,派遣使人到西面联络达头和阿波,使沙钵略分兵防西,又到东面联络处罗侯和奚、契丹等部,使沙钵略分兵防东,突厥各可汗间互相疑忌,十数年后,乘机出击,可以成大功。隋文帝完全采纳长孙晟的献策,遣元晖出伊吾(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哈密县)道,去见达头。达头派使官来朝,班位比沙钵略使官高。达头是强部,这样,更增加了反对沙钵略的意图。长孙晟走黄龙(即柳城,辽宁朝阳县)道,赏赐奚、契丹等部,使作向导,去见处罗侯。他们本有旧盟,这样,处罗侯更增加了内附的意图。开皇二年(582年),沙钵略尽起本部兵十余万及所属四可汗兵共四十万人大举侵入长城。
开皇三年(583年),突厥兵深入武威、天水、延安等地,掳掠人畜,百无一留。沙钵略还想南侵,达头不从,引兵自去。沙钵略也只好退兵。杨坚命杨爽为行军元帅,率兵分八路出击突厥。杨爽出朔州(山西朔县)道,大破沙钵略军,沙钵略逃走。窦荣定出凉州(治姑臧,甘肃武威县),击败阿波军。长孙晟说阿波归附,阿波遣使来朝。沙钵略袭破阿波居地,阿波逃归达头,得达头援助,回击沙钵略。贪汗与阿波友善,被沙钵略废黜,也逃归达头。突厥内乱,攻战不息,各可汗都遣使入朝,请和求援,杨坚一概不许,让他们继续互斗。
隋军专击沙钵略,沙钵略屡败,开皇四年(584年),遣使来求和。阿波与沙钵略战,势力渐强大,东与沙钵略居地接境,西有龟兹、铁勒、伊吾等西域地,号称西突厥。自此突厥分为东、西两部。开皇五年(585年),杨坚遣使联络阿波,表示对阿波的支持。沙钵略西面为达头、阿波所困,东面又怕契丹的攻击,遣使来求救,请率部落到漠南,寄居白道川(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北)。隋文帝允许他的请求,命杨广出兵援助。沙钵略得隋兵声援,击败阿波军。沙钵略与隋定约,承认隋皇帝为真皇帝,自己是藩属国,受隋保护。
开皇七年(587年),沙钵略死。沙钵略嫌儿子雍虞闾懦弱,不能对抗西突厥,遗令立弟处罗侯为可汗。处罗侯立,号莫何可汗。隋文帝使长孙晟赐莫何旗鼓。莫何得隋旗鼓,西击阿波。阿波部众以为隋出兵助莫何,多不战求降,莫何因此生擒阿波。开皇八年(588年),莫何死,雍虞闾立,号都蓝可汗。
沙钵略的儿子染干,号突利可汗,居北方。开皇十七年(597年),杨坚允许突利娶隋安义公主为妻,故意给他优厚的礼遇,借以离间都蓝。都蓝果然发怒,说,我是大可汗,反不如染干体面。从此断绝朝贡,侵扰边境。突利侦察动静,有事先来告知,隋边境先作准备,都蓝不得逞。
都蓝与达头结盟,开皇十九年(599年),合兵袭击突利,大战长城下,突利大败。突利只剩下部众数百人,觉得降隋不会被重视,想投奔到达头那里去。实际上隋要利用的是他的名号,部众散亡,势力微弱,利用起来更为方便些,因此,长孙晟设计挟突利到长安归降。杨坚大喜,厚待突利。隋大将高颎、杨素率兵出塞,大破达头、都蓝军。杨坚封突利为启民可汗,使居五原,招收旧部落。都蓝败后,被部下杀死,达头自立为步迦可汗。隋军屡次击败步迦,仁寿三年(603年),步迦所部大乱,铁勒、仆骨等十余部叛步迦,归附启民。步迦丧失部众,逃奔吐谷浑。启民在隋保护下成为东突厥可汗。他是完全依附隋朝得国的,不得不对隋表示忠诚,隋也利用他的衰弱,取得边境的安宁。
杨坚的北击突厥,打击了游牧帝国的嚣张,同时稳定了东亚局势。为隋朝发展乃至中国后世安稳发展奠定了牢固基础。杨坚挑拨分化及军事打击下分裂突厥成两部,东突厥部启民可汗称臣内附,上隋文帝尊号“圣人莫缘可汗”,“自天以下,地以上,日月所照,唯有圣人可汗。今是大日,愿圣人可汗千岁万岁常如今日也。”意指圣贤的、富厚的君主,杨坚即为隋朝皇帝兼突厥名义上的君主,是为中华天子兼异族国君的首例。
领均田令
杨坚推行均田制,整顿户籍。实行了“大索貌阅法”要求官吏经常检查人口,根据相貌来检查户口,使编户大增。和实行“输籍定样”在第一个的基础上确定户口数,编制“定簿”,以此为依据来收取赋税。开皇三年(583年),清理出阴漏丁男44.3万人 共计 164.15万口。“高祖令州县大索貌阅,户口不实者,正长远配,而又开相纠之科。大功已下,兼令析籍,各为户头,以防容隐。于是计帐进四十四万三千丁,新附一百六十四万一千五百口。”这些举措防止地方豪强和官僚勾结,营私舞弊。将从豪强手里依附的人口解放出来,增加了国家的劳动力,调动贫苦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使国家掌管的纳税人丁数量大增。
设置粮仓
在隋朝政府各地都修建了许多粮仓,其中著名的有兴洛仓,回洛仓,常平仓,黎阳仓、广通仓等。存储粮食皆在百万石以上。贞观11年,监察御史马周对唐太宗李世民说:“隋家储洛口,而李密因之;西京府库,亦为国家之用,至今未尽。”隋朝已灭亡了20年,隋文帝已经死了33年,可那时的粮食布帛还未用完。1969年在洛阳发现了一座隋朝粮仓——含嘉仓遗址。面积达45万多平方米,内探出259个粮窖。其中还有一个粮窖还留有已经炭化的谷子50万斤。由此可见的隋朝的富裕与强盛。
改革货币
杨坚统一了币制,废除其他比较混乱的古币以及私人铸造的钱币,改铸五铢钱,世称“隋五铢”。“隋五铢”背面肉好,皆有周郭,重如其文,每钱一千重四斤二两。 “车书混一,甲兵方息。”度量衡在隋文帝时重新统一。“隋氏混一南北,凡齐、周之故老,梁、陈之旧臣,咸荟粹一朝,成文章之总汇。”除此之外,杨坚还曾颁布“人年五十,免役收庸”、“战亡之家,给复一年”等仁政措施。
倡导节俭
杨坚节俭爱民。杨坚小时候生长于寺庙之中,素衣素食,生活节俭,这使他养成了崇尚节俭的性格。他虽贵为天子,但却食不重肉,不用金玉饰品,宫中的妃妾不作美饰,很是节俭,他深知节俭的重要性,教育太子要节俭,说国家没有因为奢侈腐化而能长治久安的。他还提倡官员节俭。因为节俭,剥削较少,民众能够安居乐业,户口和财产剧增,又加上其他一些促进生产的措施,在很短的时间内,百业兴旺,经济繁荣景象由此而生。
杨坚的太陵始建于隋仁寿四年,实际上是杨坚与独孤皇后的合葬墓。陵冢高27.4米,呈覆斗形,夯筑而成。底部面积为26560平方米。陵冢顶部平坦,呈长方形,东西长48米,南北宽38米。陵冢底部四周已被挖掉3~5米,现残存东西长166米,南北宽160米。陵冢周围原筑有夯土城垣,现已基本毁坏,唯北城尚有残墙,长约130米,最高处1。2米,残存宽5。5米。夯层清晰,夯窝明显。经初步钻探,陵垣东西长756米,南北宽652米,总面积49。29万平方米。垣墙的四角及中部都发现有大量的砖瓦残片,应是当时建有阙楼和城门的残迹遗存。
太陵一如秦汉封土为陵的建制,然而,也许是杨坚遗有前嘱,这座开国君王的陵墓,远远不如秦汉皇陵的规模和其他开国皇帝的规模。而据西汉墓葬制度规定,皇帝即位的第二年,就开始每年从全国税收中抽取三分之一营造皇帝陵墓,即寿陵。帝王陵园占地七顷,陵穴占地一顷,陵高十二丈,深十三丈,墓室高一丈七尺。有四个墓道,都能通过六匹马驾的车子。四门埋设暗剑、伏弩机关以防盗墓。死者身穿金缕玉衣、口含玉蝉…… 那么,杨坚的陵墓中是否也如汉时墓葬制度规定的,皇帝陵墓必有大批金银珠宝、稀奇古玩,现代部分专家学者经过遍阅籍典以及遍访太陵周围民间乡里,发现典籍没有记载有关太陵随葬的例证,而当地百姓皆传说太陵无宝可盗,言说历代军阀、土匪,均至此徘徊,未有收获。
可见杨坚真是一位以自我为标准鼓励皇亲贵族要节俭的好模范。
文帝复汉
北齐和北周时期上层贵族,曾经一度热衷于鲜卑化与西胡化。虽然北周武帝亲政之后,开始倡导汉化。建德六年(577年),北周灭北齐,统一北方。但是由于北周武帝英年早逝,北周的汉化进程一度搁浅。杨坚之父杨忠因辅助宇文泰有功被赐胡姓普六茹,杨坚上台后立即恢复了自己的汉姓,立即力行汉化。杨坚对反叛旧臣、豪强大吏、上层贵族,诛夷罪退,毫不手软。他罢黜了一些没有才干的大臣,将一些有真才实干的人提拔上来,辅佐自己管理国家政务。隋文帝对平民百姓实行宽仁的政策。杨坚在政权基本稳定之后,杨坚便开始了一系列的改革,包括了中央和地方的政治体制、赋税、土地制度、法律、钱币、对外关系等方面。杨坚内修制度,外抚四夷,崇尚节俭,勤理政务。“求劳日昃,经营四方”,“大崇惠政,法令清简,躬履节俭,天下悦之”,“乘兹机运,逐迁周鼎”,“职方所载,并入疆理,禹贡所图,咸受正朔。”
开皇七年(587年)隋灭后梁,开皇九年(589年)隋灭陈,统一全国。杨坚结束了中国上百年来分裂的局面,也结束了中国三、四百年的战乱时代。隋文帝采用长孙晟的“远交而近攻,离强而合弱”的战略,主要运用和亲拉拢分化突厥,使突厥耗于内战,从而各个击破。开皇十八年(公元599年)突厥内讧,突利可汗奔隋,以突利为启民可汗,筑大利城居之。仁寿二年(公元602年)隋军大破突厥,夺回了河套地区,把边界扩展到阴山以北。杨坚开创的“甲兵强盛”、“风行万里”的隋王朝,致使“金陵失险” 、“单于款塞”。隋的统一标志着胡汉文化嫁接的完成。
杨坚对汉文化的发展传承起了重要作用,因为春秋、汉代的文化典籍因几百年来的混战,因战火焚毁、遗失大半,公元583年隋文帝下诏求书,献书一卷赏绢一匹。“民间异书,往往间出”,“一、二年间,篇籍稍备”。隋时的藏书量是中国历代最多的,隋朝藏书最多时有37万卷,77,000多类的图书。可大部分图书又毁于战火,唐玄宗时藏书最多时8万卷,唐学者自著28,467卷,唐以前图书只还剩28,469卷,这些图书大部分也难逃战火。杨坚登基后下过这样一道诏书:“建国重道,莫先于学,尊主庇民,莫先于礼。自魏氏不竞,周、齐抗衡,分四海之民,斗二邦之力,递为强弱,多历年所。务权诈而薄儒雅,重干戈而轻俎豆,民不见德,唯争是闻。朝野以机巧为师,文吏用深刻为法,风浇俗弊,化之然也。虽复建立庠序,兼启黉塾,业非时贵,道亦不行。其间服膺儒术,盖有之矣,彼众我寡,未能移俗。然其维持名教,奖饰彝伦,微相弘益,赖斯而已。王者承天,休咎随化,有礼则祥瑞必降,无礼则妖孽兴起。人禀五常,性灵不一,有礼则阴阳合德,无礼则禽兽其心。治国立身,非礼不可。朕受命于天,财成万物,去华夷之乱,求风化之宜。戒奢崇俭,率先百辟,轻徭薄赋,冀以宽弘。而积习生常,未能惩革,闾阎士庶,吉凶之礼,动悉乖方,不依制度。执宪之职,似塞耳而无闻,莅民之官,犹蔽目而不察。宣扬朝化,其若是乎?古人之学,且耕且养。今者民丁非役之日,农亩时候之馀,若敦以学业,劝以经礼,自可家慕大道,人希至德。岂止知礼节,识廉耻,父慈子孝,兄恭弟顺者乎?始自京师,爰及州郡,宜祗朕意,劝学行礼。”《隋书儒林列传》赞曰:“高祖膺期纂历,平一寰宇,顿天网以掩之,贲旌帛以礼之,设好爵以縻之,于是四海九州强学待问之士,靡不毕集焉。天子乃整万乘,率百僚,遵问道之仪,观释奠之礼。博士罄悬河之辩,侍中竭重席之奥,考正亡逸,研核异同,积滞群疑,涣然冰释。于是超擢奇秀,厚赏诸儒,京邑达乎四方,皆启黉校。齐、鲁、赵、魏,学者尤多,负笈追师,不远千里,讲诵之声,道路不绝。中州儒雅之盛,自汉、魏以来,一时而已。”《北史》这样说道:“自是天下州县皆置博士习礼焉。”
《隋书》:“高祖龙德在田,奇表见异,晦明藏用,故知我者希。始以外戚之尊,
隋文帝杨坚画像受托孤之任,与能之议,未为当时所许,是以周室旧臣,咸怀愤惋。既而王谦固三蜀之阻,不逾期月,尉迥举全齐之众,一战而亡,斯乃非止人谋,抑亦天之所赞也。乖兹机运,遂迁周鼎。于时蛮夷猾夏,荆、扬未一,劬劳日昃,经营四方。楼船南迈,则金陵失险,骠骑北指,则单于款塞,《职方》所载,并入疆理,《禹贡》所图,咸受正朔。虽晋武之克平吴会,汉宣之推亡固存,比义论功,不能尚也。七德既敷,九歌已洽,要荒咸暨,尉候无警。于是躬节俭,平徭赋,仓廪实,法令行,君子咸乐其生,小人各安其业,强无陵弱,众不暴寡,人物殷阜,朝野欢娱。二十年间,天下无事,区宇之内晏如也。考之前王,足以参踪盛烈。但素无术学,不能尽下,无宽仁之度,有刻薄之资,暨乎暮年,此风逾扇。又雅好符瑞,暗于大道,建彼维城,权侔京室,皆同帝制,靡所适从。听哲妇之言,惑邪臣之说,溺宠废嫡,托付失所。灭父子之道,开昆弟之隙,纵其寻斧,剪伐本枝。坟土未干,子孙继踵屠戮,松槚才列,天下已非隋有。惜哉!迹其衰怠之源,稽其乱亡之兆,起自高祖,成于炀帝,所由来远矣,非一朝一夕。其不祀忽诸,未为不幸也。”《北史》:“皇考美须髯,身长七尺八寸,状貌瑰伟,武艺绝伦;识量深重,有将率之略。”
宇文宪:“普六茹坚相貌非常,人颇狡诈,臣每见之不觉自失,请早除之。”
柳庄:“周朝将相,多为身计,竞效节于杨氏。以臣料之,迥等终当覆灭,随公必移周祚。”
宇文阐:“睿圣自天,英华独秀,刑法与礼仪同运,文德共武功俱远。爱万物其如己,任兆庶以为忧。手运玑衡,躬命将士,芟夷奸宄,刷荡氛昆,化通冠带,威震幽遐。虞舜之大功二十,未足相比,姬发之合位三五,岂可足论。”
启民可汗:“大隋圣人可汗怜养百姓,如天无不覆,地无不载。染干如枯木更叶,枯骨更肉,千世万世,常为隋典羊马也。”
李德林:“帝体貌多奇,其面有日月河海,赤龙自通,天角洪大,双上权骨,弯回抱目,口如四字,声若钏鼓,手内有王文,乃受九锡。昊天成命,于是乎在。顾盼闲雅,望之如神,气调精灵,括囊宇宙,威范也可敬,慈爱也可亲,早任公卿,声望自重。”
杨广:“高祖文皇帝受天明命,奄有区夏,拯群飞于四海,革凋敝于百王,恤狱缓刑,生灵皆遂其性,轻徭薄赋,比屋各安其业。恢夷宇宙,混壹车书。”
房彦谦:“主上性多忌克,不纳谏争。”
房玄龄:“主上本无功德,以诈取天下。”
薛道衡:“地凭宸极,天纵神武,开运握图,创业垂统,圣德也;拨乱反正,济国宁人,六合八纮,同文共轨,神功也;玄酒陶匏,云和孤竹,禋祀上帝,尊极配天,大孝也;偃伯戢戈,正礼裁乐,纳民寿域,驱俗福林,至政也。”
杨侗:“高祖文皇帝圣略神功,载造区夏。张四维而临万宇,侔三皇而并五帝。”
萧瑀:“克己复礼,勤劳思政,每一坐朝,或至日昃,五品已上,引坐论事,宿卫之士,传飧而食,虽性非仁明,亦是励精之主。”
李世民:“此人性至察而心不明。夫心暗则照有不通,至察则多疑于物。又欺孤儿寡妇以得天下,恒恐群臣内怀不服,不肯信任百司,每事皆自决断,虽则劳神苦形,未能尽合于理。朝臣既知其意,亦不敢直言,宰相以下,惟即承顺而已。朕意则不然,以天下之广,四海之众,千端万绪,须合变通,皆委百司商量,宰相筹画,于事稳便,方可奏行。岂得以一日万机,独断一人之虑也。且日断十事,五条不中,中者信善,其如不中者何?以日继月,乃至累年,乖谬既多,不亡何待?岂如广任贤良,高居深视,法令严肃,谁敢为非?”因令诸司,若诏敕颁下有未稳便者,必须执奏,不得顺旨便即施行,务尽臣下之意。”
魏徵:“皇帝载诞之初,神光满室,具兴王之表,韫大圣之能。或气或云,荫映于廊庙;如天如日,临照于轩冕。内明外顺,自险获安,岂非万福扶持,百禄攸集。”
朱敬则:“天子登云台而访道,实垂拱而无为;公卿指日观以推诚,愿升中而每竭。可谓尽美矣,未尽善也。然天性既猜,素无学术,意不及远,政惟目前。是以牝鸡司晨,谗人罔极。”
虞世南:“隋文因外戚之重,值周室之衰,负图作宰,遂膺宝命,留心政理,务从恩泽,故能抚绥新旧,缉宁遐迩,文武之制,皆有可观。及克定江淮,一同书轨,率士黎庶,企仰太平。自金陵绝灭,王心奢汰,虽威加四海,而情坠万机,荆壁填於内府,吴姬满於椒掖,仁寿雕饰,事埒倾宫,万姓力殚,中人产竭。加以猜忌心起,巫蛊事兴,戮爱子之妃,离上相之母,纲纪己紊,礼教斯亡,牝鸡晨响,皇枝剿绝,废黜不幸,树立大量所,功臣良佐,剪灭无践,季年之失,多於晋武,卜世不永,岂天亡乎?”
司马光:“高祖性严重,令行禁止,勤于政事。每旦听朝,日昃忘倦。虽啬于财,至于赏赐有功,即无所爱;将士战没,必加优赏,仍遣使者劳问其家。爱养百姓,劝课农桑,轻徭薄赋。其自奉养,务为俭素,乘舆御物,故弊者随令补用;自非享宴,所食不过一肉;后宫皆服浣濯之衣。天下化之,开皇、仁寿之间,丈夫率衣绢布,不服绫绮,装带不过铜铁骨角,无金玉之饰。故衣食滋殖,仓库盈溢。受禅之初,民户不满四百万,末年,逾八百九十万,独冀州已一百万户。然猜忌苛察,信受谗言,功臣故旧,无始终保全者;乃至子弟,皆如仇敌,此其所短也。”
李纲:“有雄材大略,过人之聪明。其所建立,又有卓然出于后世者。”
陈普:“北齐后周犹一隅,隋文混一朔南暨。”
朱元璋:“惟隋高祖皇帝勤政不怠,赏功弗吝,节用安民,时称奔驰。有君天下之德而安万世之功者也。”
王夫之:“隋文之待威也,固以古大臣之任望之;威之所以自见者,亦以平四海、正风俗为己功。”
赵翼:“古来得天下之易,未有如隋文帝者,以妇翁之亲,值周宣帝早殂,结郑译等矫诏入辅政,遂安坐而攘帝位。其时虽有尉迟迥、宇文胄、石愻、席毗、王谦、司马消难等起兵匡复,隋文犹假周之国力,不半载殄灭之。于是大权在手,宇文氏子孙以次诛杀,殆无遗种……窃人之国,而戕其子孙至无遗类,此其残忍惨毒,岂复稍有人心。”
吕思勉:“隋文帝何如主也?贤主也。综帝生平,惟用刑失之严酷;其勤政爱民,则实出天性,俭德尤古今所无,故其时国计之富亦冠绝古今焉。其于四夷,则志在攘斥之以安民,而不欲致其朝贡以自夸功德。既非如汉文、景之苟安诒患,亦非如汉武帝、唐太宗之劳民逞欲。虽无赫赫之功,求其志,实交邻待敌之正道也。”“他勤于政事,又能躬行节俭。在位时,把北朝的苛捐杂税都除掉,而府库充实,仓储到处丰盈,国计的宽余,实为历代所未有。”
范文澜:“隋文帝主要的功绩,在于统一全国后,实行各种巩固统一的措施,使连续三百年的战事得以停止,全国安宁,南北民众获得休息,社会呈现空前的繁荣。秦始皇创秦制,为汉以后各朝所沿袭,隋文帝创隋制,为唐以后各朝所遵循,秦、隋两朝都有巨大的贡献,不能因为历年短促,忽视它们在历史上的作用。隋文帝在力求巩固国家统一的方针下,行政、定制度,对待敌国等方面,都取得了成就,西晋以来将近三百年的动乱,到隋文帝时,确实稳定下来了。他是较好的政治家,因为他多少能够留意到劳动民众的愿望。”
毛泽东阅读魏徵著《隋书》卷二《高祖本纪》后,写下了:“蕴藏大乱”。
《剑桥中国隋唐史》:“杨坚易于发怒,有时在狂怒以后又深自懊悔。这显然与他个人的自危感有关,到了晚年,与上面谈到的追求最高权势的变态心理有关。一次他在殿上鞭打一个人,然后又肯定此事与天子的身份不符,并主张废除笞刑。但不久,他在暴怒时又用马鞭把一人鞭打致死。他常常似乎对帝王应仁慈宽厚的呼吁充耳不闻,不加限制地施行当时普遍的酷刑。”“虽然有这些局限性,又处于这种精神状态,杨坚仍是一位坚强和有成就的统治者。他酷爱工作,并把大量文牍从议政殿带回住处审批。他似乎经常干预各级政府的事务:插手(有时粗暴地)司法机构的工作;重新审理所有重罪判决,以之作为自己的职责;接见朝集使,并告诫他们要勤奋工作和成为有德之人;考察补缺者和官员的表现;赞誉有成绩的官员,谴责疲沓和贪污;主持早朝,与大臣们讨论国内外政策;巡视全国。从他的工作作风和从他对法律、对儒生和官员的总的态度可以看出,他受了法家传统和当时常见的个人对佛教的信仰两者兼而有之的强烈影响。”
父亲:杨忠(隋文帝称帝后,追尊为武元皇帝)
母亲:吕氏(隋文帝称帝后,追尊为元明皇后)
二弟 蔡景王杨整,隋文帝同母弟
三弟 膝穆王杨瓒,隋文帝同母弟
四弟 道宣王杨嵩,隋文帝异母弟
五弟 卫昭王杨爽,隋文帝异母弟
姐姐 万安公主(安成长公主)
文献皇后独孤伽罗,独孤信之女
宣华夫人陈氏,陈宣帝第十四女宁远公主
容华夫人蔡氏
弘政夫人陈氏,陈宣帝第二十四女临川公主
宫人尉迟氏,尉迟迥孙女,被独孤伽罗所杀
儿子
长子 房陵王杨勇,文献皇后所生
次子 隋炀帝杨广,文献皇后所生
三子 秦王杨俊,文献皇后所生
四子 蜀王杨秀,文献皇后所生
五子 汉王杨谅,文献皇后所生
女儿
长女 乐平公主杨丽华,文献皇后所生,嫁北周宣帝宇文贇,女儿宇文娥英,外孙女李静训
五女 兰陵公主杨阿五,初嫁仪同王奉孝,后嫁柳述
襄国公主,下嫁河阳郡公李长雅
广平公主,下嫁安德县公宇文静礼
杨坚还没袭杨忠爵位时,北周权臣宇文护欲笼络杨坚为心腹,杨坚请教父亲杨忠,杨忠说:“两姑之间难为妇,汝其勿往!”意指杨氏效忠皇帝,不可在皇帝和权臣之间首鼠两端。于是杨坚拒绝了宇文护的要求,不久后宇文护及其党羽被北周武帝诛灭,杨氏因而得保荣华富贵。
杨坚是一个雄材大略的皇帝,却也是一个深爱妻子的男人。他和文献皇后独孤伽罗四十余年同甘共苦、真挚热烈的爱情,历经千年沉淀,依然柔情动人。《剑桥中国隋唐史》这样评价杨坚和独孤皇后的深厚伉俪之情:杨坚的夫妻关系在365直播中很可能是独一无二的。一个后妃在君主的大部分执政期间对他有如此强烈和持续的影响,这实在少见。
北周孝闵帝元年(公元557年),刚出嫁月余的新娘独孤伽罗尚沉浸在初为人妇的娇羞之中,政治的冷酷阴影便笼罩了她。其父独孤信与北周权臣宇文护政斗失败被杀,一夕之间,她从八柱国顶级家族的贵女沦落成了父母双亡、家族零落、形只影单的罪人之女。17岁的杨坚也受到了这一事件的牵连,不但毫无仕途前程可言,而且生命也时常受到威胁。但是杨坚努力用双肩护住14岁无助的小妻子,他发誓爱护她一辈子:“初,高祖与独孤后甚相爱重,誓无异生之子”。
杨坚当上皇帝时,独孤皇后已经38岁,一直没有妾媵的文帝仍然无限纵容着独孤皇后作为女人和妻子的小心眼和小心思:不准他有嫔妃。杨坚不仅本身六宫虚设、旁无姬侍,还由着独孤皇后在后宫制度上任性耍小性子,史载“文献皇后功参历试,外预朝政,内擅宫闱,怀嫉妒之心,虚嫔妾之位,不设三妃……又抑损服章,降其品秩”。皇后制定出了一份性忌妾媵、很不合理的内外命妇制度,以致于她去世后,杨坚和后来的杨广不得不重新修定后宫制度。
根据史书记载,杨坚和皇后关系非常亲密:“上每临朝,后辄与上方辇而进,至阁乃止。使宦官伺上,政有所失,随则匡谏,多所弘益。候上退朝而同反燕寝,相顾欣然。”遥想千年之前,因为“勤劳思政”,“每一坐朝或至日昃”的文帝下朝时,看到早已在等着他回去用膳的爱妻温柔甜美的笑容时,也情不自禁以微笑回应。隋文帝和皇后宵衣旰食之余这温馨甜蜜的生活小片段,那一刻的情景凝止了千年的柔情。
但是杨坚晚年也在无意识中伤害了心爱的妻子。独孤皇后到了晚年时,杨坚也起了点小心思,想找一两个美人作为生活调剂,他试探性宠幸了宫女尉迟氏,却没想到皇后悲愤交加之下怒杀此女。杨坚一气之下感觉皇帝尊严受到打击,脾气暴躁的他负气离家出走。虽然多年感情深厚的夫妻两人很快就和好了,杨坚却没有想到一直被他宠爱着的、性格骄傲倔强的独孤皇后内心已深受伤害、痛苦不堪,几年之后就奄然辞世。
暮年失去爱妻的隋文帝悲苦无尽,溺情不能自拔。62岁的他冒着严寒亲自奔波了几百里路亲送亡妻到陵园下葬,又一反节俭作风,修建了一座极其奢华、天下规模最大的禅定寺为妻子祈祷冥福,还将释迦牟尼佛牙舍利供奉于此。他甚至认为杨素成功为皇后办理丧事的功劳只有南征北战的“平戎定寇”之功可比。
孤独寂寥的老年杨坚虽然试图在陈、蔡贵人等青春美人那里找点人生欢乐忘却愁苦,但失去皇后的痛苦始终无法自拔,而且他也隐隐感悟到了对爱妻的伤害。独孤皇后去世刚刚一年多,杨坚就一病不起,临终前对皇太子和负责山陵的官员说:“我的丧事你们商量着办吧。唉,说这些有什么用,我实在忘怀不了皇后,如果灵魂真有知觉,一定要让我们夫妻在地下团聚。”
仁寿四年十月(公元604年),杨坚和独孤皇后合葬太陵,夫妇二人相守已经历历千年。
杨坚的相貌到底奇异在何处,以致他的死对头陈叔宝看到画像后如此惊惧呢?
根据《隋书》的记载,杨坚“为人龙颔,额上有五柱入顶,目光外射,有文在手曰王,长上短下,沉深严重。”由上面的描述可以看出,杨坚的相貌有五“奇”:一、额头突出,并有五个隆起的部分从额头直插到头顶上;二、下颌很长,而且很突出;三、目光犀利,咄咄逼人;四、掌纹形似“王”字;五、上身长,下身短。
用现代人的眼光看来,长这样的人一定是“奇丑”型的人,连他自己也会自惭形秽了。但是,在相术发达的古代,这种相貌却是“其贵无比”。别的不说,光是他突出的额头和额头上那五根“入顶”的肉“柱”,就是“龙颜”的象征。杨坚的额头,用相书上的术语叫做“龙犀”,是帝王的象征。唐朝李善说:“额有龙犀入发,左角日,右角月,王天下也。”也就是说,这种囟下骨头隐起,下连鼻梁不断的“龙犀”,以及由于额头上隆起,在左右鬓角形成的肉“角”,都是“王天下”的贵相。相书上对这种长相还另有一个说法,叫做“龙颜戴干”,龙颜自然是指帝王的相貌,戴干就是指头部有肉突起如干戈对立。据说帝颛顼就是这副长相。
杨坚泰陵位于咸阳城西75公里处三畤原上,发现陵园遗址周围有平面呈长方形的城垣,南北长628.9米,东西长592.7米,墙基宽约4.4米,陵园总面积37274.03平方米,陵园四面各辟一门,南门门址保存较完整,门外分别有一对门阙,门阙平面呈梯形。陵园外环绕有围沟。在陵园中部偏东南部筑有覆斗状封土,封土顶部南北33米、东西42米,底部南北153米、东西155米。基础部分呈倒“凸”字形,覆盖墓道。封土南侧有两条墓道,相距23.8米,均为7个天井、7过洞,西侧墓道(包括天井、过洞)南北长78.7米、宽3.4至5.6米,东侧墓道略短,也稍窄。
北周天和四年(569年),杨广生于大兴 (今陕西西安),史书称:“美姿仪,少聪慧”。在北周时因父杨坚的功勋,被封为雁门郡公。
开皇元年(581年)封为晋王,官拜柱国、并州总管,时年十三岁。 后又授任武卫大将军,进位上柱国、河北道行台尚书令等。
开皇八年(588年)冬天,隋朝兴兵平南朝的陈,刚二十岁的杨广是领衔的统帅,真正指挥全军的是高颎, 在前线作战的是贺若弼和韩擒虎等名将。平陈后,进驻建康,杀掉了陈叔宝的奸佞之臣及宠妃张丽华,封存府库,将陈叔宝及其皇后等人带返隋京。班师后,杨广晋封太尉。平陈之后因为隋朝政策有所偏差,江南各地叛乱。
此后,杨广亦屡立战功。开皇十年(590年),他奉命赴江南任扬州总管,与杨素一起平定江南高智慧的叛乱,杨素后封越国公。
杨广从并州改镇扬州,在镇守江南期间为稳定叛变局势颇有成效、政绩突出。同时他表现得作风简朴、不好声色、礼贤下士、谦恭谨慎,由此赢得了朝野赞颂和隋文帝夫妇的欢心。开皇末年,隋文帝夫妇和皇太子杨勇的矛盾爆发,杨广趁机而入争夺储位,博得了文献皇后和右仆射杨素的支持。开皇二十年(600年),隋文帝废黜长子杨勇,立次子晋王杨广为皇太子。同年,突厥进犯,杨广率军出灵武,却没有俘获而返回。 杨广即帝位后,以早年的军旅生涯为基础,对高句丽、吐谷浑和突厥发动了战争。
据《资治通鉴》载,在仁寿四年(604年)七月,隋文帝卧病在床,杨广于是写信给杨素,请教如何处理隋文帝后事和自己登基事宜。不料送信人误将杨素的回信送至了隋文帝手上。隋文帝大怒,随即宣杨广入宫,要当面责问他。正在此时,宣华夫人陈氏也哭诉杨广在她来途中意图非礼她,使隋文帝顿悟,拍床大骂:“畜生何足付大事!独孤误我!”急忙命人传大臣柳述、元岩草拟诏书,废黜杨广,重立杨勇为太子。杨广得知后将柳述、元岩抓入狱,并让右庶子张衡入隋文帝寝殿侍疾并将隋文帝周围的侍从打发走。不久隋文帝便驾崩。
唐代人马总在《通历》中记载隋文帝被张衡“血溅屏风”, 而赵毅在《大业略记》中记载隋文帝被张衡毒死。
不过初唐赵毅笔记《大业略记》记载容华夫人蔡氏为仁寿宫变女主角。杨广“因色弑父”这种说法也被诸多近代史学家质疑,仁寿宫变也成为疑案。
杨广继位后,假传隋文帝遗嘱,逼迫杨勇自尽,将杨勇处死。还有亲弟蜀王杨秀被他诬陷使用巫蛊诅咒隋文帝及幼弟汉王杨谅,被剥夺官爵贬为庶民软禁于内侍省,后与诸子一起被软禁,不得与妻子相见。
其弟汉王杨谅以讨杨素为名,在并州起兵,杨广派杨素镇压,杨谅降后被幽禁至死。 此后不久,杨广为翦除了对帝位的威胁,听从云定兴建议,于大业三年(607年)3月4日,诛杀侄儿长宁王杨俨、又把剩余的侄儿(杨勇诸子)安城王杨筠、安平王杨嶷、襄城王杨恪、高阳王杨该、建安王杨韶、颍川王杨煚、杨孝宝、杨孝范贬到岭南,在路途中全部被处死。 又处死了隋朝功臣宇文弼、贺若弼、高颎等人。
大业元年(605年),营建东都,迁都洛阳,历时十个月,每月征调民夫二百万人。
东都在旧洛阳城之西,规模宏大,周长五十余里,分为宫城、皇城、外郭城等三部分。宫城是宫殿所在地,皇城是官衙所在地,外郭城是官吏私宅和百姓居处所在地。外郭城有居民区一百余坊,另有丰都市、大同市、通远市等三大市场。
杨广在营建东都的同时,又下令开凿大运河,造龙舟等各种船数万艘,他游江都时所乘龙舟高四十五尺,阔五十尺,长二百尺,上有四层楼,上层有正殿、内殿、东西朝堂,中间两层有房一百二十间,下层为内侍居处。 隋朝大运河以都城洛阳为中心,分为三大段,南抵余杭(杭州),北达涿郡(北京),全长2700公里。中段包括通济渠与邗沟。通济渠北起洛阳,东南入淮水。邗沟北起淮水南岸之山阳(今江苏淮安),南达江都(今扬州)入长江。南段名江南河,北起长江南岸之京口(今镇江),南通余杭(今浙江杭州)。北段名永济渠,南起洛阳,北通涿郡(今北京城西南)。在教育制度上,杨广开创科举制,发展分科考试选拔人才的方法,增置进士科。科举制度一直延续到清德宗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才被终止,为古代中国的育才政策有很大的贡献。政治上,他为了打破由关陇集团垄断仕途的局面,重用了虞世基、裴蕴等南方集团官员。
军事上,在即位前曾参与与突厥、契丹之战事,皆有所获。大业五年(609年),他亲征平定吐谷浑,设置西海、河源、鄯善、且末四郡 。杨广亲征吐谷浑后,又下诏征天下兵进攻高句丽。大业八年,隋军出动一百一十三万人,败于辽东城(今辽宁辽阳)及平壤城(今属朝鲜)下。次年再发兵围攻辽东城。这时,在黎阳仓督运军粮的杨玄感看到“百姓苦役,天下思乱”,便乘机起兵反隋。杨广被迫从辽东撤军。杨玄感败亡后,杨广下令追究,共杀三万余人,流徙六千余人。大业十年(614年),杨广第三次发兵进攻高句丽,因隋末农民起义已遍及全国,隋王朝岌岌可危,最后只好议和收兵。大业十一年(615年),杨广依例北巡长城,始毕可汗率兵将其围困在雁门(今山西代县),杨广派人向始毕之妻、隋义成公主求救,义成公主遣使告知始毕“北边有急”,加上隋朝援军相继抵达,始毕在九月撤围而去。
杨广年年出巡,曾三游扬州,两巡塞北,一游河右,三至涿郡,还在长安、洛阳间频繁往还。每次出游都大造离宫。仁寿四年(604年)十一月,他为了开掘长堑拱卫洛阳,调发今山西、河南几十万农民;次年营建东都洛阳,每月役使丁男多达两百万人;自大业元年(604年)至大业六年(610年),开发各段运河,先后调发河南、淮北、淮南、河北、江南诸郡的农民和士兵三百多万人;大业三年和四年在榆林(今内蒙古托克托西南)以东修长城,两次调发丁男一百二十万,役死者过半。总计十余年间被征发扰动的农民不下一千万人次,平均每户就役者一人以上,造成“天下死于役”的惨象。
杨广为满足其骄奢淫逸的生活,在各地大修宫殿苑囿、离宫别馆。其中著名的有显仁宫、江都宫、临江宫、晋阳宫、西苑等。西苑在洛阳之西,周围二百余里,苑内有人工湖,周围十余里,湖内有山,堂殿楼观,布置奇巧,穷极华丽。隋炀帝常在月夜带宫女数千人骑马游西苑,令宫女在马上演奏《清夜游》曲,弦歌达旦。炀帝游江都时,率领诸王、百官、后妃、宫女等一、二十万人,船队长达二百余里,所经州县,五百里内都要贡献食物,挥霍浪费的情况十分严重。
大业七年(611年),王薄率领民众在长白山(今山东章丘东北)起义,隋末民变终于爆发。刘霸道、孙祖安、张金称、窦建德等纷纷率领农民百姓起义,农民起义军力量迅速发展而日益壮大起来。大业九年(613年),农民起义不仅遍及山东、河北等地,而且发展到全国范围。在大业九年上半年,平原、灵武、济北、济阴、北海等地均爆发农民起义, 迅速高涨起来的农民起义给隋朝统治阶级以沉重打击。在农民起义的巨浪冲击之下,隋朝统治阶级内部分裂。这一年六月,杨玄感于黎阳起兵反叛。隋朝大军从辽东撤回,向杨玄感展开反攻,杨玄感兵败自杀。隋朝残酷镇压农民起义,击败卢明月、张金称、高士达、刘元进,坑杀农民起义军。而翟让瓦岗寨、窦建德、杜伏威、林仕弘等农民起义军则屡次击败隋朝大军,发展壮大。杨广想用血腥屠杀的恐怖政策恐吓人民,反而使更多的人民参加到农民起义军中去,“所在蜂起”,“官军不能讨,以至隋亡”。 农民起义发展为全国规模。 杨广妄图遏止起义力量发展,下令各地郡县、驿亭、村坞筑城堡,将民众迁往城堡中居住,于近处种田,以图控制。他不愿正视农民起义蓬勃发展的现实,身边的佞臣也不以实情相告,谎称造反的农民“渐少”。
大业十二年(616年)七月,杨广从东都去江都。次年四月,李密率领的瓦岗军逼围东都,并向各郡县发布檄文,历数杨广十大罪状。
大业十三年(617年)五月,李渊在晋阳起兵,同年十一月攻入长安,拥立杨侑为皇帝,遥尊杨广为太上皇。
杨广在江都却越发荒淫昏乱,命王世充挑选江淮民间美女充实后宫,每日酒色取乐;又引镜自照,预感末日将到,锐意尽失的杨广晚年常引镜自照,对萧后和臣下说:“好头颈,谁当斫之!”
杨广晚年,既没有像陈后主那样做个长城公,也没有把带在身边的毒药派上用场。大业十四年(618年)三月,杨广见天下大乱,已心灰意冷,无心回北方,命修治丹阳宫(今南京),准备迁居那里。从驾的都是关中卫士,他们怀念家乡,纷纷逃归。这时,虎贲郎将元礼等,与直阁裴虔通共谋,利用卫士们思念家乡的怨恨情绪,推宇文述的儿子宇文化及为首,发动兵变,杨广闻变,仓皇换装,逃入西阁。被叛军裴虔通、元礼、马文举等逮获,杨广欲饮毒酒自尽,叛军不许,遂命令狐行达将其缢弑,时年五十岁。 杨广造成的大乱,是华夏人口锐减到两百余万户。
这个雄心勃勃的帝王,死后连个像样的棺材也没有用上,由萧后和宫人拆床板做了一个小棺材,偷偷地葬在江都宫的流珠堂下。后陈棱集众缟素,为杨广发丧,备仪卫,改葬于吴公台下,衰杖送丧,恸感行路。
杨广遇弑的消息传到洛阳,洛阳群臣拥立杨广之孙越王杨侗为帝,史称皇泰主,杨侗追谥杨广为明皇帝,庙号世祖,农民军领袖窦建德追谥杨广为闵皇帝,同年,李渊逼迫傀儡杨侑禅让,建立唐朝,追谥杨广为炀皇帝。不久,洛阳权臣王世充逼迫杨侗禅让,隋朝正式灭亡。
唐朝平定江南后,于贞观五年(631年),以帝礼改葬于雷塘。
迁都洛阳
杨广初继位,便决定迁都洛阳。《隋书·卷三十·志第二十五·地理中》:河南郡旧置洛州。大业元年移都,改曰豫州。《元和郡县志》:“隋仁寿四年,迁都”,《隋书·宇文恺传》载曰:“炀帝即位,迁都洛阳” ,《隋书·地理志》:“大业元年徙入新都”《旧唐书·地理志一》:隋大业元年,自故洛城西移十八里置新都,今都城是也。《资治通鉴》载曰:章仇太翼言于帝曰:“陛下木命,雍州为破木之冲,不可久居。又谶云:‘修治洛阳还晋家。’”帝深以为然。《元和郡县图志·河南道》:“仁寿四年,炀帝诏杨素营东京,大业二年,新都成,遂徙居,今洛阳宫是也。其宫北据邙山,南直伊阙之口,洛水贯都,有河汉之象,东去故城一十八里。初,炀帝尝登邙山,观伊阙,顾曰:“此非龙门邪?自古何因不建都於此?”仆射苏威对曰:“自古非不知,以俟陛下。”帝大悦,遂议都焉。其宫室台殿,皆宇文恺所创也。恺巧思绝伦,因此制造颇穷奢丽,前代都邑莫之比焉。”
这一系列的证据都表明杨广迁都洛阳,但是汉魏洛阳已经不适合作为都城了,于是杨广另选地质,重新营建新都洛阳,《隋书·帝纪第三·炀帝上》载“四年七月,高祖崩,上即皇帝位于仁寿宫。......十一月已末,幸洛阳。癸丑,诏日:......然洛邑自古之都,王畿之内,天地之所合,阴阳之所和。控以三河,固以四塞,水陆通,贡赋等。......今可于伊、洛营建东京,便即没有分职,以为民极也。”《隋书·帝纪第三·炀帝上》载:“(大业元年)三月丁未,诏尙书令杨素、纳言杨达、将作大匠宇文恺营建东京,徙豫州郭下居人以实之。”展开了大规模的营建东都洛阳的工程。“又是阜涧营显仁宫,采海内奇禽异兽草木之类,以实园苑。徙天下富商大贾万家于东京。辛亥,发河南诸君男女百余万,开通济渠,自西苑引谷、洛水达于河,自板渚引河通于淮。庚申,遣黄门侍郎王弘、上仪同于士澄往江南采木,造龙船、凤帽、黄龙、赤舰、楼船等数万艘。”次年,东京修建完工。“二年春正月辛酉,东京城,赐监督者各有差。.......三月庚午,车驾发江都。......夏四月庚戌,上自伊阙,陈法驾,备千船万骑,入于东京。”
杨广营建的洛阳城,南对伊阙,北倚邙山,东逾瀍河、洛水纵贯其间,分外郭城、宫城、皇堀、东城、含嘉仓城、园壁城和耀仪堀,规模宏大,布局有序。宫城皇城偏隅郭城西北的独特的布局和整齐的划一里见方的里坊布局建制而在中国都城建设历史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隋炀帝修建洛阳城,具有统治国家的战略考虑。到五代、北宋时仍在使用,曾是全国经济文化中心。
即位之初其所以决定迁都洛阳,是出于对洛阳在当时的军事、政治和经济地位上的重要性的充分认识,决不是单纯出于荒淫逸乐,更不是什么迷信谶纬。
美籍汉史学家费正清在《中国:传统与变迁》中感慨:“在隋文帝和隋炀帝的统治下,中国又迎来了第二个辉煌的的帝国时期。大一统的政权在中国重新建立起来,长城重新得到修缮,政府开凿了大运河(这为后来几百年间的繁华提供了可能),建造了宏伟的宫殿,中华帝国终于得以重振雄风。”
大业律
大业三年(507年),杨广颁《大业律》。改州为郡;改度量衡依古式;改官制,设五省、三台、五监、十六府等。杨广修订了法律,主要是对隋文帝末年比较严酷的法律进行了改革。“炀帝即位,以高祖禁网深刻,又敕修律令,除十恶之条。凡五百条,为十八篇。五刑之内,降从轻典者,二百余条。诏施行之,谓之《大业律》。”《大业律》,没有再修订,《唐律》就是依照着《开皇律》与《大业律》修订的。
修建运河
杨广下令调征河南、淮北诸郡人民百多万人修通济渠,西段自洛阳西苑引谷水、洛水循阳渠故道,东段走汴渠故道入淮水 ,他还征发淮南民工十多万人修东汉陈登所开的邗沟直道,自山阳至杨子入长江,渠宽四十步,两旁皆筑工整平坦的御道,夹种杨柳。从长安到江都,修建离宫四十多座。接着,他派人到江南造龙舟和杂船数万艘。而后,杨广又下命疏浚汉代屯氏河、大河故渎与曹操所开白沟为永济渠,疏浚春秋吴运河、秦丹徒水道、南朝运河为江南河, 后统名为隋朝大运河。在杨广以前,如曹操、邓艾、桓温、刘裕,对河淮交通,均常施力,隋炀帝以后,如唐如宋,亦须时常浚汴,始能利用,充其量,隋炀帝不过加工较完满之一员,其过度推崇者,一方面由昧于水利之历史,别方面则根于事经创作便可享成之依赖心理。
杨坚曾于开皇四年(584年)命宇文恺率众开漕渠。自大兴城西北引渭水,略循汉代漕渠故道而东,至潼关入黄河,长150多公里,名广通渠。仁寿四年(604年)改名永通渠。但随着南北政治、经济和文化日益发展,修凿的局部运河,已经不能满足社会需要。沟通南北水道已经成为社会经济交流的迫切需要了。
大业元年(604年),隋炀帝即位第一年就修阳渠故道、汴渠故道为通济渠,同年修东汉陈登所开的邗沟直道,大业四年(608年),又征发河北民工百万疏浚汉代屯氏河、大河故渎与曹操所开白沟为永济渠,大业六年(610年)疏浚春秋吴运河、秦丹徒水道、南朝运河为江南河。 至此,开凿大运河的工程基本完成。隋炀帝开凿大运河前后用了六年的时间。隋炀帝先后开凿疏浚了由黄河进入汴水,再由汴水进入淮河的通济渠;还有从淮河进入长江的邗沟;从京口(现代江苏镇江)到达会稽(现代浙江绍兴)的江南河;引沁水向南到达黄河,向北到达涿郡(现代的北京)的永济渠。这些渠南北连通,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大运河。大运河从北方的涿郡到达南方的余杭,南北蜿蜒长达五千多里。隋朝大运河以会稽、洛阳、涿郡为三点,江南河、邗沟、通济渠、永济渠四段,将钱塘江、长江、淮河、黄河、海河五大水系连接起来。南宋时期,随着政治中心南移,通济渠(汴河)、永济渠的漕运地位逐步减弱,再加上每年缺少清淤治理,运河河床逐渐淤塞断流。元、明、清时期,朝廷再修大运河的时候,将河道直接取直,由北京直通杭绍,不再绕道洛阳。
隋炀帝画像大运河的开通,促进了运河两岸城市的发展,江都、余杭、涿郡等城市很快繁荣起来。当时运河上“商船旅往返,船乘不绝”。大运河对隋唐时期南北经济、文化交流,维护全国统一和中央集权制的加强,都起了促进作用。隋唐大运河以洛阳为中心,南至会稽,北到涿郡(今北京),全长2700公里,跨越地球10多个纬度,纵贯在中国最富饶的东南沿海和华北大平原上,经过浙江、江苏、安徽、河南、山东、河北、北京七个省市,通达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海河五大水系,是中国古代南北交通的大动脉,在中国的历史上产生过巨大的作用,是中国古代劳动人民创造的一项伟大的水利建筑工程,也是世界上开凿最早、规模最大的运河。后世元朝开凿京杭大运河。京绍大运河的大部分河道不是隋朝大运河的河道。 自清末改漕运为海运,大运河才不再是国家经济的大动脉了。
南北统一
开皇九年(589年),20岁的杨广被拜为行军元帅,统领51万大军南下向陈朝发动进攻,并完成统一。北周武帝功业方隆,平齐之后,正将饮马江南,乃不半年而殂折。 陈叔宝昏庸,又缺乏贤良将相,隋文帝即位之初,便处心积虑,以平陈为目标(如韩擒虎、贺若弼之任命)。贺若弼济京口,韩擒虎济采石,令陈军措手不及。 隋军一举突破长江天堑。所到之处,所向披靡,对百姓则“秋毫无犯”,对于陈朝库府资财,“一无所取”,杨广博得了人民广泛的赞扬。“天下皆称广以为贤”。
开皇十年(590年),奉命到江南任扬州总管,并平定了江南高智慧的叛乱。江苏,浙江,福建,安徽,江西的巨家大室全部叛变“大者有众数万,小者数千,共相影响。”杨广学江南方言,娶江南妻子,亲近江南学子,重用其中的学者来整理典籍。他亲自实地在江南花了十年心血拢络人心,缓和了南方的怨恨和怀疑,在军事占领后推行合理的行政,打破阻碍南人成为忠于隋室臣民的许多政治和文化隔阂。
攻灭吐谷浑
吐谷浑汗国是在青海、河西一带的强国。始祖是辽西鲜卑慕容涉归的庶长子慕容吐谷浑,吐谷浑与慕容廆不和,率众西迁,最后在青海一带定居。吐谷浑于329年建汗国,典章制度类同晋制,风俗与柔然、突厥相似。大业四年(608年)隋臣裴矩指使高车袭击吐谷浑,吐谷浑向隋朝清求援军。杨广乘机出兵,于隔年灭吐谷浑,步萨钵可汗逃亡。此战开拓疆域数千里,范围东起青海湖东岸,西至塔里木盆地,北起库鲁克塔格山脉,南至昆仑山脉,隋廷设置鄯善、且末、西海、河源四郡,但是,同一年,杨广派伏顺去管理,却不能到达而返回。随后,吐谷浑返回故地,并进攻隋朝河右,隋朝无力防御。 随着这次征伐,隋朝长安诸县及西北诸郡,都要转输塞外,每岁钜亿万计;经途险远并且遭遇寇盗抄掠,凡是人畜死亡没有到达的人,郡县都会征破其家。因此百姓失业,隋朝西半部先穷困了。讨占城
杨广于大业元年(605年),令刘方攻占城,随着军队班师后,占城王商菩跋摩遂在比景、海阴、林邑三郡故地复国。此战隋军死者十之四、五,主帅刘方也病死于班师途中。
征讨契丹,大宴突厥
大业元年(605年),隋将韦云起率突厥兵大败契丹,韦云起扬言借道去柳城(今辽宁朝阳南)与高句丽交易,率军入其境,契丹人未加防备。韦云起率军进至距契丹大营50里处,突然发起进攻,大败契丹军,俘虏其男女4万余人。大业二年(606年),东突厥启民可汗入朝时,杨广招集全国乐人招待他。隔年杨广到榆林,令宇文恺作大帐,邀请启民可汗及契丹、奚、霫族族长参加大宴并看散乐,隋炀帝还赠送大量丝织品。 杨广又命宇文恺临时造出大殿,称“观风行殿”。当地外族以为是神功,每望见御营,十里外就跪伏叩头,走路不敢骑马。
然而隋朝后期突厥崛起,大业十一年(615年),突厥始毕可汗率军将隋炀帝包围在雁门。 隋炀帝造成隋末大乱,突厥崛起空前强大,东自契丹、室韦,西尽吐谷浑、高昌诸国,皆臣属于突厥,隋朝中原窦建德、薛举、刘武周、梁师都、李轨、王世充等也臣服于突厥,被纳入突厥的势力范围。突厥达到“控弦且百万,戎狄炽强,古未有也”的强盛程度。
征讨琉求
杨广于大业三年(607年)和大业四年(608年)两度派朱宽前往流求(疑为今日琉球或台湾),务求“慰抚”该国,但流求不从。大业六年(610年)又派陈棱、张镇州率兵万人前往攻打流求,击杀其主欢斯渴刺兜,俘男女数千人而去。在隋军征战期间,流求人曾到隋军当中,进行贸易活动。
总之,杨广除向西北开拓疆土外,隋朝大军还向东南进行了一系列开疆拓土的战争,这些战争的胜利使大隋王朝东南的领土疆域扩大到印度支那的安南、占婆(今越南地区)、及台湾等地。在海南岛上分置儋耳、珠崖、临振三郡。北边有五原郡(内蒙后套一带)。
三征高句丽
高句丽地跨鸭绿江两岸,位于今中国辽宁东部、吉林中部和朝鲜北部。辽宁东部、吉林中部古称辽东,很早即入中国版图,后被高句丽占据。开皇十八年(598年),高句丽又攻隋的辽西。杨坚派大军三十万攻高句丽,后因士卒多病,高句丽亦遣使谢罪,遂罢兵。
杨广即位后,又三次大举进攻高句丽。大业八年(612年),隋炀帝第一次进攻高句丽。征调士卒一百一十三万余,陆军集中于涿郡(今北京),水军集中于东莱(今山东莱州)。另调民夫二百万,以运送衣甲、粮食等。造海船的民工日夜站在水中,皮肤溃烂,腰以下生蛆,死者甚众。高句丽坚守各座城池,隋军无法攻下,右翊卫大将军来护儿率领江、淮水军,战舰绵延数百里,走海路进攻。 来护儿选拔精甲四万,到达平壤城外,中埋伏而惨败,士卒逃回的不过数千人。 开战前,杨广下令隋将不得擅自作出任何有关作战决定,必须先向他报告后再听从命令。这使得隋军在战场上很被动。隋将在做每个决定的时候都要先派人驰报远在后方的隋炀帝,这就延误了军情。高句丽的军队也因此有充足的时间进行重整和反击。就这样5个月过去了,杨广没拿下辽东城。 三十万五千隋朝陆军渡辽攻高句丽,也遭到惨败,逃回的只有二千七百人,资储器械巨万计,也丢失殆尽。
隋军虽曾攻至平壤附近,最后却大败而还。大业九年(613年),第二次进攻高句丽。正当双方相持不下时,礼部尚书杨玄感起兵叛隋,隋炀帝仓皇撤军。大业十年(614年),第三次进攻高句丽。隋炀帝因国内农民起义已成燎原之势而不敢久战,高句丽也疲于战争而遣使请降,杨广就此撤军。
进攻高句丽的战争,先后动用人力数百万,征调财物无数,大量士兵、民夫死于战场和劳役,由于农村中极度缺乏劳力和耕畜,大量土地荒芜,社会经济受到严重破坏,人民难以生活下去,引发了大规模隋末农民起义。
开创科举
科举,萌发于南北朝,真正成型于唐朝。杨广即位第一年,就在诏书中写道:“君民建国,教学为先,移风易俗,必自兹始。”唐人封演在《封氏闻见记》中说:“炀帝即位,复兴教诱。”杨广恢复了被杨坚废除了的国子监、太学以及州县学。 “教习生徒,具为课试之法,以尽砥砺之道。” 奉命视察各州的专使除了其他任务外,还要发现有模范行为、文才出众和学有专长的人,经过考察,再把他们送往京师。“炀帝即位,复开庠序,国子郡县之学,盛于开皇之初。征辟儒生,远近毕至,使相与讲论得失于东都之下,纳言定其差次,一以闻奏焉。于时旧儒多已凋亡,二刘拔萃出类,学通南北,博极今古,后生钻仰,莫之能测。”《隋书》《北史》记载,远近儒生纷纷前来,并被组织起来互相辩论学术问题。一名高级官员给他们排列名次,上报隋帝。因此许多寒士得以重振门庭;典籍研究盛极一时,南北的传统兼容并包。古代的典籍都被注疏。
随着士族门阀的衰落和庶族地主的兴起,魏晋以来选官注重门第的九品中正制已无法继续下去。隋文帝即位以后,废除九品中正制。
大业二年(506年),杨广增设进士科。当时秀才试方略、进士试时务策、明经试经术,形成一套完整的国家分科选才制度。当时以明经最为高级,进士试居次。当时选士制度只称为秀才科,与唐之科举有一定区别。
杨广始建进士科,典定科举制度,这是365直播上极其重大影响极其深远的大事。那时的进士科以考政论文章为主,选择“文才秀美”的人才。《通典》说杨广优先考虑的是个人的品质而不是文才。炀帝时还增加了科举录取人数。至607年,考试科目已经有了十科。这标志着科举制度的产生。大业三年(507年),杨广诏令:“文武有职事者,以孝悌有闻,德行敦厚,节义可称,操履清洁,强毅正直,执宪不挠,学业优敏,文才秀美,才堪将略,臀力骠壮十科举人。” 大业五年(509年),杨广又下诏:“诸郡学业该通,才艺优洽,臀力骠壮,超群等伦,在官勤奋,堪理政事,立性正直,不避强御,四科举人。”
但对于隋朝是否开创进士科,是否开创科举,历来有争议,薛登、杨绾、杜佑、刘肃等那一再明确说“炀帝始建进士科”,陈直根据1902年洛阳出土《隋北地太守陈思道墓志》,认为进士科始于大业元年。
俞大纲、唐长孺、何忠礼、金铮等学者认为唐朝开创了科举。
何忠礼认为隋代实行的仍是察举制,进士科也起源于唐。
俞大纲对隋置进士科一条颇有疑义,他说:“若谓察举对策之法,已为完形之考试制度,则当上溯两汉为权舆,若谓朝廷,开科待人,士子投牒自试,始可谓完形之考试制度,则当以唐为始,不可谓肇基于隋,确定于唐矣。” 提出士人“投牒自试”是科举制度起源的主要标志这一极有价值的见解。唐长孺提出了与俞大纲相似的看法,他认为唐代科举制度的重要特点在于是否“准许怀牒自试”,而南北朝后期,已出现士人“怀牒自试”的个例,反映了当时科举制度正在萌芽之中。
何忠礼提出,考察整个封建社会的科举制度,基本上可以概括出这样三个特点:“第一,士子应举,原则上允许‘投牒自进’,不必非得由公卿大臣或州郡长官特别推荐。这一点应是科举制最主要的特点,也是与察举制最根本的区别,第二,‘一切以程文为去留’,换言之,举人及第或黜落必须通过严格的考校才能决定,第三,以进士科为主要取士科目,士人定期赴试。”并通过多方面的论证,认为上述特点中的“投牒自进”和考试黜落法虽然在南北朝后期已露出了端倪,但正式出现却在唐代,隋代尽管废除了九品中正制,实行的仍然是察举制。
科举制度的创建,重才学品质而不重门第,削弱了门阀大族世袭的特权。“百官不得计考增级,必有德行功能,灼然显著者,擢之。” “魏、周官不得为荫。”这种“任人唯贤”的改革,为选拔下层优秀知识分子提供了极好的机会。科举制扩大了官吏的来源,为大批门第不高的庶族地主知识分子参政提供了机会,“大者登台阁,小者任郡县”;科举制把读书、考试和做官紧密联系起来,提高了官员的文化素质;科举取士把选拔人才和任命官吏的权力,从地方豪门世族手里集中到中央政府手里,大大加强了中央集权,有利于政局的稳定。因此,这一制度为历朝沿用,影响深远。
藏书事业
杨在江南任扬州总管时就网罗学者来整理典籍,到他即帝位的近二十年间,共成书一百三十部,一万七千多卷。杨广还组织人编写了《长洲玉镜》四百卷,和 《区宇图志》一千二百卷,这对于保存中国古代的典籍做出了贡献。
杨广使隋时的中国已经具备了总括全国各地方的总结性地方志。隋炀帝诏命天下诸郡绘制各地风俗物产地图,编撰《诸郡物产土俗记》131卷、《区宇图志》129卷、《诸州图经集》100卷。杨广下令编撰的上述地方志书,规模宏大,既是承前启后的总结性著作,也是编撰全国性方志图经的开端,影响深远。“今于大隋圣世,图书屡出。”裴矩在奉敕去张掖,管理西域商人交市时,搜集了有关西域的山川、风俗等资料,撰成《西域图记》,书中有地图,有记述,还有穿着民族服装的各族人的彩绘图,是地理学名著。“依其本国服饰仪形,王及庶人,各显容止,即丹青模写,为《西域图记》,共成三卷,合四十四国。仍别造地图,穷其要害。”
杨广不仅兴办学校,还访求遗散的图书,并加以保护。《封氏闻见记》记载:“炀帝限写五十副本,分为三品,于东都观文殿东西廊屋,列以贮之。” 隋时的藏书量是中国历代最多的,大兴城和洛阳建有大藏书殿,而最终的成果则是规模宏大的秘书省,在洛阳藏有珍本,藏书总数达37万余卷。为了让两京的宫、省、官府使用,杨广下令建造藏有节录本的观文殿。隋朝藏书最多时有37万卷,77,000多类的图书。可大部份图书毁于战火,唐玄宗时藏书最多时8万卷,唐学者自着28,467卷,唐以前图书只还剩28,469卷。
尊崇儒教
杨广崇敬儒教与孔子,于大业五年(509年)下诏曰:“先师尼父,圣德在躬,诞发天纵之姿,宪章文武之道;命世膺期,蕴兹素王。而颓山之叹,忽逾于千祀;盛德之美,不在于百代。永惟懿范,宜有优崇。可立孔子后为绍圣侯,有司求其苗裔,录以申上。”
杨广在对外交往上,主张众国臣服的朝贡体制。各藩属国奉隋朝为宗主国,定期朝贡,各国和平相处。如果有国家不愿意臣服,必要时隋朝会采取战争的手段威服之。如果有国家侵犯另一国,隋朝为了维护朝贡体制会帮助弱国击败强国。如果各国臣服隋朝,隋朝也给予优惠回馈。在这样外交理念下出现万邦来朝的恢弘局面,然而杨广过度夸耀,浪费不少人力与物力。 隋朝后期,突厥空前强大,周边各国东自契丹、室韦,西尽吐谷浑、高昌诸国,都臣属于突厥。
西域各国
大业五年(609年),杨广亲率大军从京都长安(今西安)浩浩荡荡的出发到甘肃陇西,西上青海横穿祁连山,经大斗拔谷北上,到达河西走廊的张掖郡。这次出行绝不是游山玩水,个人玩乐的。在返回途径大斗谷时,遭遇到暴风雪的袭击,文武官员遭受饥馁、湿冷,士兵冻死太半(三分之二),马驴损失十分之八九,随行的后宫妃、主狼狈相失。九月,杨广的车驾进入西京长安。 杨广这次西巡历时半年之久,远涉到了青海和河西走廊。其意义重大。在封建时代,中国皇帝抵达到西北这么远的地方,只有杨广一人。杨广西巡过程中置西海、河源、鄯善、且末四郡,但很快就失去控制。
杨广到达张掖之后,高昌王麹伯雅与伊吾吐屯设等西域二十七国君主与大臣纷纷前来开宴会,呈现隋朝文物,奏乐九部音乐,十分盛大。 为了展现隋朝的富饶,大业六年(610年)元宵节时,杨广于东都为西域人演奏百戏,夜间灯火照耀同白昼,月底而终。杨广为夸耀国家富强,每年正月当少数民族和外国首领、商人聚集洛阳时,命人在洛阳端门外大街上盛陈百戏散乐,戏场绵亘八里,动用歌伎近三万人,乐声传数十里外。西域商人要到市上交易,杨广就下令盛饰市容,装璜店肆,房檐一律,珍货充积,连卖菜的都要垫以龙须席。当这些商人从酒店饭馆前经过时,都要请他们就坐用餐。并说:“中国丰饶,酒食例不取直(值)。”还将市上树木缠以丝织品做装饰。有些胡商说:“中国亦有贫者,衣不盖形,何如以此物与之!缠树何为?”。
杨广此次西巡开拓疆土、安定西疆、大呈武威、威震各国、开展贸易、扬中国威、畅通丝路。乃一代有作为的国君所为。唐太宗也感慨的说:“大业之初,隋主入突厥界,兵马之强,自古已来不过一两代耳。”
大业六年(610年),隋王朝又置伊吾(哈密)郡共五郡。
在这以前,隋朝基本上是在张掖和西域商人进行贸易的,隋朝由黄门侍郎裴矩负责具体事务。隋炀帝主要是用金钱来引诱西域的商人来朝贸易,还命令西域商人所经过的地方郡县要殷勤招待,这根本不是平等的贸易,而是借贸易之名炫耀自己的文治武功。 但杨广为了开发经营西域,还是派兵做了一些统一工作。如打败了西突厥的处罗可汗,扫除一大障碍。击败吐谷浑,将其领地建成四郡,派遣官员治理,保证了和西域的畅通。
新罗
新罗于开皇十四年(594年)遣使入隋,隋封其王真平为“高祖拜真平为上开府、乐浪郡公、新罗王”。 到大业年间亦常遣使入隋。
倭国
倭国(即日本,时为飞鸟时代)曾多次派使臣来华通好,开皇二十年(600年)就带沙门(即僧侣)数十人来隋朝学佛法。大业三年(607年),大和推古天皇派遣隋使小野妹子向杨广递交国书,自称“日出天子”,称隋炀帝为“日没天子”,引得杨广勃然大怒。 次年小野妹子再次使隋,国书改为“东天皇敬白西皇帝”以缓和双方关系。杨广在大业四年(608年)也派裴世清回访日。
赤土国
杨广派常骏、王君政等出使赤土国(今马来半岛克拉地峡一带)。大业四年(608年),常骏等带着丝织物五千段送给赤土国国王瞿昙利富多塞。他从南海郡(广东广州市)出航到赤土国。国王也遣儿子那邪迦随常骏等来中国,杨广赐那邪迦官位和物品。
佛教
杨广笃好佛教,他先为晋王时,曾迎请名僧智顗为授菩萨戒,并尊称智顗为智者。即位后,他在大业元年(605年 )为隋文帝造西禅定寺,又在高阳造隆圣寺,在并州造弘善寺,在扬州造慧日道场,在长安造清禅、日严、香台等寺,又舍九宫为九寺,并在泰陵、庄陵二处造寺。又曾在洛阳设无遮大会,度男女一百二十人为僧尼。并曾令天下州郡行道千日,总度千僧,亲制愿文,自称菩萨戒弟子。传称他一代所度僧尼共一万六千二百人。又铸刻新像三千八百五十躯,修治旧像十万零一千躯,装补的故经及缮写的新经,共六百十二藏。炀帝还在洛阳的上林园内创设翻经馆,罗致译人,四事供给,继续开展译经事业。
道教
杨广对于道教并无坚定而深刻的信仰(这与他崇信佛教不同),他关注道教,一是他欲借助于道教为其政权效力,他想方设法拉拢延揽高道,给予其较高的政治地位,又调解缓和道佛关系,使道教不至于在政治上特别地感到压抑,然而他对道教的利用最终是失败的,道教中人积极参加了隋末改朝换代的政治活动,为其政权的崩溃作了大量的舆论宣传。二是大业中期,所谓天下承平日久之时,为他崇重道术的高峰期,他借助于道教方术填补荒唐无耻的私生活,把道士作为宫廷的点缀品,任用道士作斋醮科仪为其祈福。但对于道教文化事业的建设特别是道经的搜集整理,他还是作了一些有益的工作。
《隋书》:“炀帝爰在弱龄,早有令闻,南平吴会,北却匈奴,昆弟之中,独著声绩。于是矫情饰貌,肆厥奸回,故得献后钟心,文皇革虑,天方肇乱,遂登储两,践峻极之崇基,承丕显之休命。地广三代,威振八纮,单于顿颡,越裳重译。赤仄之泉,流溢于都内,红腐之粟,委积于塞下。负其富强之资,思逞无厌之欲,狭殷周之制度,尚秦汉之规摹。恃才矜己,傲狠明德,内怀险躁,外示凝简,盛冠服以饰其奸,除谏官以掩其过。淫荒无度,法令滋章,教绝四维,刑参五虐,锄诛骨肉,屠剿忠良,受赏者莫见其功,为戮者不知其罪。骄怒之兵屡动,土木之功不息。频出朔方,三驾辽左,旌旗万里,征税百端,猾吏侵渔,人不堪命。乃急令暴条以扰之,严刑峻法以临之,甲兵威武以董之,自是海内骚然,无聊生矣。俄而玄感肇黎阳之乱,匈奴有雁门之围,天子方弃中土,远之扬越。奸宄乘衅,强弱相陵,关梁闭而不通,皇舆往而不反。加之以师旅,因之以饥馑,流离道路,转死沟壑,十八九焉。于是相聚萑蒲,胃毛而起,大则跨州连郡,称帝称王,小则千百为群,攻城剽邑,流血成川泽,死人如乱麻,炊者不及析骸,食者不遑易子。茫茫九土,并为麋鹿之场,忄弃忄弃黔黎,俱充蛇豕之饵。四方万里,简书相续,犹谓鼠窃狗盗,不足为虞,上下相蒙,莫肯念乱,振蜉蝣之羽,穷长夜之乐。土崩鱼烂,贯盈恶稔,普天之下,莫匪仇雠,左右之人,皆为敌国。终然不悟,同彼望夷,遂以万乘之尊,死于一夫之手。亿兆靡感恩之士,九牧无勤王之师。子弟同就诛夷,骸骨弃而莫掩,社稷颠陨,本枝殄绝,自肇有书契以迄于兹,宇宙崩离,生灵涂炭,丧身灭国,未有若斯之甚也。《书》曰:‘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逭。’《传》曰:‘吉凶由人,祆不妄作。’又曰:‘兵犹火也,不戢将自焚。’观隋室之存亡,斯言信而有征矣!”
《北史》:“初,上自以蕃王,次不当立,每矫情饰行,以钓虚名,阴有夺宗之计。时高祖雅重文献皇后,而性忌妾媵;皇太子勇内多嬖幸,以此失爱。帝后庭有子皆不育之,示无私宠,取媚于后。大臣用事者,倾心与交。中使至第,无贵贱,皆曲承颜色,申以厚礼。婢仆往来者,无不称其仁孝。又常私入宫掖,密谋于文献后。杨素等因机构扇,遂成废立。自高祖大渐暨谅闇之中,蒸淫无度。山陵始就,即事巡游。以天下承平日久,士马全盛。慨然慕秦皇、汉武之事。乃盛理宫室,穷极侈靡。召募行人,分使绝域。诸蕃至者,厚加礼赐;有不恭命,以兵击之。盛兴屯田于玉门、柳城之外。课天下富室分道市武马,疋直十余万。富强坐是而冻馁者,十家而九。性多诡谲。所幸之处,不欲人知;每幸之所,辄数道置顿。四海珍羞殊味,水陆必备焉。求市者无远不至。郡县官人,竞为献食;丰厚者进擢,疏俭者获罪。奸吏侵渔,内外虚竭;头会箕敛,人不聊生。于时,军国多务,日不暇给。帝方骄怠,恶闻政事;冤屈不理,奏请罕决。又猜忌臣下,无所专任。朝臣有不合意者,必构其罪而族灭之。高颎、贺若弼先皇心膂,参谋帷幄;张衡、李金才籓邸惟旧,绩著经纶。恶其直道,忌其正义;求其无形之罪,加以丹颈之戮。其余事君尽礼,謇謇匪躬;无辜无罪,横受夷戮者,不可胜纪。政刑弛紊,贿货公行,莫敢有言,道路以目。六军不息,百役繁兴;行者不归,居者失业;人饥相食,邑落为墟,上弗之恤也。东西行幸,靡有定居;每以供费不给,逆收数年之赋。所至,唯与后宫流连耽湎,惟日不足。招迎姥媪,朝夕共肆丑言。又引少年,令与宫人秽乱。不轨不逊,以为娱乐。区宇之内,盗贼蜂起;劫掠从官,屠陷城邑。近臣互相掩蔽,皆隐贼数,不以实对。或有言贼多者,辄大被诘责。各求苟免,上下相蒙。每出师徒,败亡相继。战士尽力,不加赏赐;百姓无辜,咸受屠戮。蒸庶积怨,天下土崩;至于就禽,而犹未之寤也。”
杨侗:“世祖明皇帝则天法地,混一华戎。东暨蟠木,西通细柳,前逾丹徼,后越幽都。日月之所临,风雨之所至,圆首方足,禀气食芼,莫不尽入提封,皆为臣妾。加以宝贶毕集,灵瑞咸臻,作乐制礼,移风易俗。智周寰海,万物咸受其赐,道济天下,百姓用而不知。世祖往因历试,统临南服,自居皇极,顺兹望幸。所以往岁省方,展礼肆觐,停銮驻跸,按驾清道,八屯如昔,七萃不移。岂意衅起非常,逮于轩陛,灾生不意,延及冕旒。奉讳之日,五情崩陨,攀号荼毒,不能自胜。”
祖君彦:”磬南山之竹,书罪无穷﹔决东海之波,流恶难尽。“
李世民:“隋炀帝承文帝余业,海内殷阜,若能常处关中,岂有倾败?遂不顾百姓,行幸无期,径往江都,不纳董纯、崔象等谏诤,身戮国灭,为天下笑。” “隋炀帝纂祚之初,天下强盛,弃德穷兵,以取颠覆。颉利近者足为疆大,意既盈满,祸乱斯及,丧其大业,为臣於朕。叶护可汗亦大强盛,自恃富贵,通使求婚,失道怙乱,奄至破灭。”
朱敬则:“彼炀帝者,聪明多智,广学博闻,岂不知蛟龙失悖渔父足得为害?鲸鲵出水,蝼蚁可以为灾?忽乃弃崤函之奥区,违河洛之重阻。言贼者获罪,敢谏者受刑,岂不是色醉其心,天夺其鉴?窜吴夷以避其地,虚宫阙以候圣人,盖为大唐之驱除也。”
皮日休:“尽道隋亡为此河,至今千里赖通波。若无水殿龙舟事,共禹论功不较多。”
周昙:“拒谏劳兵作祸基,穷奢极武向戎夷。兆人疲弊不堪命,天下嗷嗷新主资。”
赵恒:“隋炀帝初平陈,斩五佞人以谢三吴,当时天下称贤。及其无道,乃过后主,深可叹也。”
安尧臣:“隋炀帝负其富彊之资,志逞无厌之欲,烦出朔方,三驾辽左,旌旗万里,赋敛百端,四海骚然,土崩鱼烂,丧身灭国。”
朱元璋:“隋炀帝妄兴师旅,征讨琉球,杀害夷人,焚其宫室,俘虏男女数千人。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令,徒慕虚名,自弊中土。载诸史册,为后世讥。”
努尔哈赤:“从来国家之败亡也,非财用不足也,皆骄纵所致耳。若夏桀、商纣、秦始皇、隋炀帝、金完颜亮,咸贪财好色,沉湎于酒,昼夜宴乐,不修国政,遂致身死国亡。”
王夫之:“隋之得天下也逆,而杨广之逆弥甚。”
《剑桥中国隋唐史》:“对这个历史上称为隋炀帝的人的性格刻划是非常困难的,除了一些模糊的感觉外,人们不能期望在集中把他说成是古典‘末代昏君’的大量被窜改的历史和传奇后面,对此人的实际情况有更多的了解。历史文献把文帝的谨慎节俭与炀帝的放荡挥霍进行对比,但从下面建设东都和完成运河体系这一节可以看出,这种鲜明的对比过分夸大了。民间文学把炀帝描绘成荒淫无度的人——以各种异想天开的方式沉迷于女色。但人们会发现,即使怀有敌意的修史者也不能掩盖这一事实,即他的正妻,一个聪慧和有教养的妇女,从未遭到他的冷落而被宫内其他宠妃代替,她始终被尊重,而且显然受到宠爱。隋炀帝毕竟是一位美好事物的鉴赏家、一位有成就的诗人和独具风格的散文家,他可能有点像政治美学家,这种人的特点可用以下的语言来表达:的确,自欺欺人也许是一个规律,因为带有强烈的艺术成分的政治个性具有一种炫耀性的想象力,它能使其个人的历史具有戏剧性,并使一切现实服从野心勃勃的计划。”
“儒家修史者对炀帝道义上的评价的确是苛刻的,因为他们把他描写成令人生畏的典型的‘末代昏君’。在民间传说、戏剧和故事中,他的形象被作者和观众的随心所欲的狂想大大地歪曲了--人民生活在一个无节制地使用权力、有豪华宫殿和享有无限声色之乐的世界中,只能产生这种感情上的共鸣。在中国的帝王中,他绝不是最坏的,从他当时的背景看,他并不比其他皇帝更加暴虐。他很有才能,很适合巩固他父亲开创的伟业,而他在开始执政时也确有此雄心。”
郑振铎:“杨广虽不是一个很高明的政治家,却是一位绝好的诗人。”
胡戟:“在中国从门阀贵族政治向科举官僚政治转化,从门阀社会向门阀后社会转化的历史关头,宇文泰、宇文邕、杨坚、杨广、李世民、武则天六人都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其中,在政治改革中走得最远的是隋炀帝和武则天。可后面这两位在历史上却是脏水被泼得最多的。”
蒙曼:“隋炀帝是大暴君,只是,暴君不是昏君,隋炀帝虽然无德,但是有功。只是他的功业,没有和百姓的幸福感统一起来,所以才会有“巍焕无非民怨结,辉煌都是血模糊”的说法。换言之,他没有处理好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关系,反而成了罪在当代、利在千秋,这才是隋炀帝最大的问题。” “他是个暴君。为了征讨高句丽,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他不顾客观条件,任性妄为,把百姓和国家都拖进了灾难中,所以叫暴君……他是昏君……在这第三时期,他已经不知道自己的责任是什么,也不想履行什么责任了,只是浑浑噩噩地混日子,所叫昏君。”
杨广好奇花异石,曾三下江南搜寻。并派人将各地收集到的牡丹种植在西苑中。后携众嫔妃、太监、宫去西苑游玩,登上玉凤楼,看到牡丹盛开,大家十分开心。但有一妃喟然叹曰:“牡丹为花中之王,颜色虽好,可惜楼高,只能俯瞰,看不清楚,辜负了这国色天香!”杨广听了,即命花师来见他命令花师栽12棵高株牡丹,要和楼台一般齐,每株着花至少3色,违命者斩。众花师吓坏了,连连叩头求饶,杨广遂命全国各地花师来洛,群策群力攻克难关。各地花师闻讯,都推举当地技艺最高者前来洛阳。其中有个花师家住山东曹州,擅长牡丹栽培。他分析牡丹的生长规律、习性与特点,想到牡丹是可以嫁接的,就和其他花师一起搞试验,选择杏树、桃树、梨树、桑树、槐树等树种嫁接,但都失败了。最后,他们把牡丹嫁接在高高的香椿树上,结果成功了。牡丹昂然怒放,高过了楼台,杨广看得清楚,不禁龙颜大悦,称其为“楼台牡丹”。
杨广论功行赏,要奖励花师,不料一个宦官贪功,硬说这“楼台牡丹”是他领头搞出来的,杨广不明就里,赏给这个宦官许多黄金和绸缎。山东花师气愤极了,回家后发誓不再干这一行,培育楼台牡丹之技术失传,楼台牡丹随之绝迹。
杨广少好学,喜欢诗文。其文初学庾信。为晋王时,召引陈朝旧官、才学之士柳鈇、虞世南等100余人,“以师友处之”,于是爱好梁陈宫体。由于他曾亲历塞上,远征辽东,故诗中描写的自然景物和戎马生活,也有其实践基础。他的诗歌融合了帝王的豪雄气概与诗人的细腻情怀,融合了北方诗人的贞刚质朴与南方诗人的清绮纤丽,从而具有了帝王霸气和文士秀气的双重特点。尽管他的诗歌有的比较粗糙,有的还有宫体轻艳之嫌,但总的来说,他的诗歌反映了他所处的时代风貌,展现了他的思想感情和政治抱负。他在推动诗歌格律化,开拓诗歌新气,,融合南北诗风方面都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他的诗及其诗风对后世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肃肃秋风起,悠悠行万里。……。”这是杨广在西巡时所做的《饮马长城窟行》,成为千古名篇。“通首气体强大,颇有魏武之风。”后代文人对他诗篇的评价极高。“混一南北,炀帝之才,实高群下。
他虽是北人,所作却可雄视南士。薛、卢之辈,自然更不易与他逐北。像他的《悲秋》,又像他的《春江花月夜》都是置之梁祖、简文诸集中而不能辨的。又有‘寒鸦飞数点,流水绕孤村’的数语,曾为秦观取入词中,成为绝妙好词。”王夫之评杨广《泛龙舟》曰:“神采天成,此雷塘骨少年犹有英气。”杨广《江都宫乐歌》形式上已经十分接近七律,可谓七律之祖。杨广的诗歌地位不可小视,他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能在百年陈梁诗音靡靡之中,恢复汉民族的诗歌的风骨与精神实属难得。可以说他开创了“盛唐之音”的辉煌大气的阳刚之美,“济苍生” “安社稷” 一直是盛唐诗歌的重要精神他可谓唐诗之祖。《隋书·经籍志》著录《炀帝集》55卷,《全隋诗》录存其诗40多首。事迹见《隋书》本纪。
杨广诗文在中国文学、诗歌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亡国之君,多被毁誉。他“好学,善属文”,并写得一手好诗。其中较有名的有《春江花月夜》二首。
杨广开汴渠时曾作《水调歌》,流传千古。
凡读过诗文的人,几乎都知晓唐代张若虚写有名篇《春江花月夜》,但少有人知道杨广在张若虚之前早就写有《春江花月夜》。这诗题原为陈后主所创,但原词早已失传。杨广曾以此题作曲。据文献记载,他在宫中制作了许多新声乐府,“辞极淫绮”,“哀音断绝”。但他自己的创作并非像某些文献所载“词无淫荡”,而是“并存雅体,归于典制”(《隋书·文学传序》)。其中许多颇有些刚健的佳句,多数诗作都很讲究对仗和声韵和谐。并不浓艳,而是雅味正声。且看他的《春江花月夜》其一:
暮江平不动,春花满正开。流波将月去,潮水带星来。
四句两联,特有贯珠之妙。这是本题现存最早的两首之一。
其后才有唐朝张若虚的同题诗《春江花月夜》。但张若虚是拟题作诗,已非原有曲调。如果把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与杨广的《春江花月夜》相比,可清楚地看出其描写春江花月夜景是受到本篇启示的。
从杨广的《春江花月夜》,可以看出其诗歌风格是丽而不艳,柔而不淫,有正言之风,雅语之气。从他的现存另一首《夏日临江》亦可看出此风。
夏潭荫修竹,高岸坐长枫。
日落沧江静,云散远山空。
鹭飞林外白,莲开水上红。
逍遥有余兴,怅望情不终。
张溥在《汉魏六朝百三家集题辞·隋炀帝集》中云:“陈隋文哀,帝王有作,与众同波”。南朝至隋,帝王诗中不作王霸之语,而与民间诗人同一风格,确是一种良好的风气。杨广诗风功不可没。
《春江花月夜》
《野望》
《饮马长城窟》
父亲:隋文帝杨坚
母亲:文献皇后独孤伽罗
兄弟
哥哥:房陵王杨勇(前太子)
弟弟:秦王杨俊、蜀王杨秀、汉王杨谅
姐妹
乐平公主杨丽华,嫁北周宣帝宇文贇
襄国公主,下嫁李长雅
广平公主,下嫁宇文静礼
兰陵公主杨阿五,下嫁柳述
皇后
萧皇后,西梁明帝萧岿之女妃嫔
萧嫔,赵王杲母
陈婤,陈后主第六女
陈氏,陈后主第四女广德公主
王氏,李渊外甥女,唐同安长公主女
宣华夫人陈氏(存疑),陈宣帝第十四女宁远公主,陈后主妹
容华夫人蔡氏(存疑)
崔氏,隋东郡公崔君绰女
儿子
元德太子杨昭,母萧皇后,子:隋恭帝(代王)杨侑、皇泰主(越王)杨侗、燕王杨倓
齐王杨暕,母萧皇后,遗腹子杨政道
赵王杨杲,母萧嫔
第三子早夭(殇子铭 )
女儿
南阳公主,母萧皇后,开皇十九年下嫁宇文士及,子宇文禅师
杨妃,唐太宗妃,子吴王李恪、蜀王李愔
杨广女儿有史可查为两人。《北史》记萧皇后携其孙杨政道及诸女入于突厥 ,可见杨广另有数女。淮南公主是否为其女,不可考。
2013年4月,扬州市邗江区一处房地产项目施工时发现了两座古墓,其中一座的墓志显示墓主为隋炀帝杨广。另一座的发掘刚刚开始,专家推测墓主很可能是隋炀帝的皇后萧氏。来自全国各地的考古专家2013年4月12日在扬州召开论证会,认可了这一论断。
在已发掘的一座墓中,出土了铜制的衔环铺首,以及金镶玉腰带,而表明墓主身份的铁证则是墓志,铭文清楚写着“隋故炀帝墓志”等字样,表明墓主为隋炀帝杨广。这两座墓的占地面积分别只有二三十平方米,远远达不到帝陵所应有的规模和气势,更不符合杨广好大喜功的个性,这主要与他的死因有关。公元618年,隋炀帝巡幸扬州期间,禁卫军发动兵变,推举重臣宇文化及为首领,并缢死了杨广。墓志铭文记载墓主去世时间为“大业十四年”,即公元618年,与史实相符。
2013年11月16日上午,国家文物局和中国考古学会在扬州组织召开扬州曹庄隋唐墓葬考古发掘成果论证会,中国考古界权威专家黄景略、徐光翼、王巍、赵辉、刘庆柱、信立祥、焦南峰、付清远、王学荣等10余人参加了论证会,专家一致确认,扬州曹庄隋唐墓葬为隋炀帝墓,是隋炀帝杨广与萧后最后的埋葬之地。
此前公布的省级文保单位隋炀帝陵,位于邗江区槐泗镇槐二村。这种误判之所以出现,在于唐代以后隋炀帝陵渐渐荒芜,不为人知。清嘉庆年间,大学士阮元经考证认为,今槐二村的一处大土墩为隋炀帝陵,于是出资修复,并嘱托书法家、扬州知府伊秉绶书写墓碑。20世纪80年代以后,该处经过多次整修,成为扬州著名的旅游景点。但此次考古发现,还原了历史真相,确定了隋炀帝陵墓的真正所在。
(明)袁于令《隋史遗文》
(明)齐东野人《隋炀帝艳史》
(清)褚人获《隋唐演义》
(清)《说唐》
杨侑生于大业元年(605年),是隋炀帝杨广的孙子,元德太子杨昭第三子,母韦妃。杨侑自幼聪明,气度非凡。大业三年(607年),被封为陈王。后改封为代王,食邑一万户。隋炀帝亲征高丽时,命杨侑留守长安(今陕西西安)。大业十一年(615年),杨侑跟从隋炀帝巡幸晋阳(今山西太原),拜太原太守。不久,镇守京师。
大业十三年(617年)五月十五日,李渊在晋阳(今山西太原)起兵 ,同年十一月初九日,攻入隋都长安(今陕西西安东南) 。十一月十六日(617年12月18日),李渊遥尊隋炀帝为太上皇,拥立杨侑为皇帝。 当日杨侑在大兴殿正式登基 ,改年号为“义宁”。
杨侑名义上是皇帝,但实际不过是李渊扶立的傀儡。义宁二年(618年)三月,隋炀帝死于江都之变。消息传来,李渊见称帝时机已成熟,遂于同年五月十四日(618年6月12日)逼他退位,自行称帝,改国号为唐,是为唐高祖。降杨侑为酅国公 ,闲居长安。
武德二年(619年)五月十二日(《新唐书》、《资治通鉴》皆作八月初一日 ,即公元619年9月14日),杨侑遇害(一说病死),年仅15岁 ,谥号恭皇帝 ,葬于庄陵(今陕西省乾县阳洪乡乳台村南500米处)。杨侑死后没有子嗣,以族子杨行基袭封酅国公的爵位。
魏徵等《隋书》:①“性聪敏,有气度。”; ②“恭帝年在幼冲,遭家多难,一人失德,四海土崩。群盗蜂起,豺狼塞路,南巢遂往,流彘不归。既钟百六之期,躬践数终之运,讴歌有属,笙钟变响,虽欲不遵尧舜之迹,其庸可得乎!”
李延寿《北史》:“恭帝年在幼冲,遭家金难。一人失德,四海土崩;群盗螽起,豺狼塞路;南巢遂往,流彘不归。既钟百六之期,躬践数终之运,讴歌有属,笙钟变响。虽欲不遵尧、舜之迹,庸可得乎。”
《隋书·卷五·帝纪第五》
《北史·卷十二·隋本纪下第十二》
杨坚,隋朝开国皇帝。
隋文献皇后独孤伽罗。
祖父:隋炀帝杨广
祖母:萧皇后
父亲:元德太子杨昭
母亲:韦妃
长兄:燕王杨倓
次兄:越王杨侗
庄陵位于陕西乾县阳洪乡乳台村南500米处,为平地起冢,封土为覆斗形,其形制规模都较靖陵为大,夯土而筑,周长大约为200米左右,地面已无任何建筑物,在封土西边有很明显的盗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