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四大公子

人物生平

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3月14日生于河南项城，系张锦芳之子，袁世凯的表侄，过继其伯父张镇芳。

7岁入私塾，9岁能写诗，享有“神童”之誉。曾与袁世凯的几个儿子同在英国人办的一所书院读书。

1918年毕业于袁世凯混成模范团骑兵科，并由此进入军界，历任安武军全军营务处提调、陕西督军公署参议。后曾在曹锟、吴佩孚、张作霖部任提调参议等职（皆名誉职）。

1927年起投身金融界。历任盐业银行总管理处稽核，南京盐业银行经理、常务董事。秦陇实业银行经理等职。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一度去西安，后致力于写诗填词。

抗战胜利后，曾任国民党第11战区司令长官部参议、河北省政府顾问、华北文法学院国文系教授，故宫博物院专门委员，北平美术分会理事长等职。

1947年6月在北平参加中国民主同盟，任民盟北平临时委员会委员，参加北大学生会助学运动、反迫害、反饥饿运动、抗议枪杀东北学生等爱国民主运动。

北平解放后，曾任燕京大学国文系中国艺术史名誉导师、北京中国书法研究社副社长、北京京剧基本艺术研究社副主任理事、北京棋艺研究社理事兼总干事、北京中国画研究会理事、北京古琴研究会理事、文化部文物局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公私合营银行联合会董事、第1届北京市政协委员、中国民主同盟总部财务委员会委员、文教委员会委员、联络委员会委员。

1956年加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

1958年划为右派分子（1980年平反）。

1962年起任吉林省博物馆副研究员、副馆长。

“文化大革命”中遭到迫害和诬陷，1972年，周恩来得悉后，指示聘任他为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

晚年还担任过北京中山书画社社长、北京中国画研究会名誉会长、中国书法家协会名誉理事、京华艺术学会名誉会长、北京戏曲研究所研究员、北京昆曲研习社顾问、民盟中央文教委员等职。

1982年正月，参加宴会归来的张伯驹突患感冒，被送进北大医院，因所谓“级别不够”不能住双人或单人病房，张伯驹和七八位病人挤在一个病房，不时有重病号抬进来，死的人被拉出去，心绪不安的老人便要回家，2月26日，等到女儿终于拿到同意调换医院的“批令”时，张伯驹却不幸离开人世，享年84岁。

主要事迹

醉心收藏

张伯驹一生醉心于古代文物，致力于收藏字画名迹。他自30岁开始收藏中国古代书画，初时出于爱好，继以保存重要文物不外流为己任，他不惜一掷千金，虽变卖家产或借贷亦不改其志。如曾买下中国传世最古墨迹西晋陆机《平复帖》、传世最古画迹隋代展子虔《游春图》、唐代大诗人李白《上阳台贴》等。经过他手蓄藏的书画名迹见诸其著作《丛碧书画录》者，便有118件之多，被称为天下第一藏。自云：”一件《游春图卷》使他从豪门巨富变为债台高筑，甚而被匪徒绑架、生命堪虞，犹称“宁死魔窟，决不许变卖家藏”，其传奇般的际遇，成为久传不衰的佳话。

不惜代价、甚至置性命于不顾以求保藏文物珍品，既是出于爱国至诚，也是基于对民族文化遗产的深刻认识与由衷的酷爱。张先生慧眼识宝，所藏书画件件堪称艺术史上的璀璨明珠。在他的藏品中，晋陆机《平复帖》是中国传世书法作品中年代最早的一件名人手迹，隋展子虔《游春图卷》则是传世最早的卷轴画，也是最早的独立山水画，合为双璧。此外还有唐杜牧《张好好诗卷》，宋黄庭坚《诸上座帖》、赵佶《雪江归棹图卷》，元钱选《山居图卷》等等，都是在艺术史上占有独特地位的重要文物。

对于斥巨资购藏并用心血保护的法书名画，张伯驹先生和夫人潘素女士（金碧青绿山水画家）并不视为一己所有，而是看作全民族的文化遗产。

自20世纪50年代起，张先生夫妇陆续将收藏30年之久的书画名迹捐献国家，使这些文物成为博物馆的重宝，表现了崇高的爱国情操和无

私的奉献精神。

1965年，张伯驹将《百花图》以及所剩的其他古书画共计三十多件藏品捐献给吉林省博物馆，也就是今天的吉林省博物院时，当时吉林省有一位叫宋振庭的文化官员，他握住张伯驹的手说：张先生一下子使我们博物馆成了富翁了。

而陆机的《平复帖》、展子虔的《游春图》、杜牧《张好好诗》等古代书画极品都是故宫博物院的镇院之宝。

“还珠于民”

1956年，故宫博物院收到了一份极为珍贵的大礼：著名收藏家张伯驹及其夫人潘素，将其30年所收藏的珍品——包括陆机的《平复帖》、杜牧的《张好好诗》、范仲淹的《道服赞》以及黄庭坚《草书》等8幅书法，无偿捐献出来。

“张伯驹先生捐献的任何一件东西，用什么样的形容词来形容它的价值都不为过。”电视纪录片《故宫》的策划之一、紫禁城出版社社长章宏伟由衷地感慨，章宏伟说，为故宫做捐献的最顶尖的有两位，一位是捐瓷器的孙瀛洲，一位则是捐书画的张伯驹。陆机的《平复帖》，是现今传世墨迹中的“开山鼻祖”。虽长不足一尺，只有9行字，却盖满了历代名家的收藏章记，朱印累累，满纸生辉，被收藏界尊为“中华第一帖”；隋代大画家展子虔所绘的《游春图》，距今1400多年，被认为是中国现存最早的一幅画作。“这几样东西父亲随便留给我们一件，就够我们几代人吃不完的，那可是百万富翁、千万富翁啊！”张伯驹与潘素惟一的女儿、73岁的张传彩老人笑咪咪地说。父亲在后海留下的惟一一所老宅因年久而修缮，她与老伴楼宇栋两位白发苍苍的老人，一大早便冒雨搭公共汽车来约定地点接受采访。从外套后面不小心露出来挂着月票的红绳，让人很难想象眼前这位衣着朴素的七旬老人，曾经是鼎盛时期在北京拥有数处院落、那个显赫而富有的张家大小姐。

“我记得有一天晚上睡觉前听父母讨论，说最后这一部分字画怎么办。我们那时年轻，也从来不过问父亲的事情。但知道他眼睛很厉害，收藏的东西都是精品中的精品。”1955年底，政府发行公债，号召人民踊跃购买。张伯驹也对这个新生的政府产生了信赖与热忱，“他跟我们说这个政府可不像国民党，我们应该要重视、要热爱”，一向游离于政治之外的张伯驹还曾通过当时的统战部部长徐冰，把自己珍藏的李白真迹《上阳台帖》捐献给喜欢书法的毛泽东（1958年由毛泽东转给故宫收藏）。所以张伯驹在动员大会回来后就跟夫人潘素商量买公债之事。“当时家里生活是没什么问题，但没有多少现钱，因为钱都买了字画，哪还有钱啊！”于是张伯驹与夫人商量，将30载所收藏的8件精品捐献出来，成为故宫的永世藏品。政府为此奖励的20万元，被张伯驹婉言谢绝。“他说得很简单，‘我看的东西和收藏的东西相当多，跟过眼云烟一样，但是这些东西不一定要永远保留在我这里，我可以捐出来，使这件宝物永远保存在我们的国土上。’”张伯驹的女婿楼宇栋回忆。“很多人不理解父亲，把好大一座房子卖了，换了一个帖子，再把这个帖子捐出去，到底为的是什么？但我能理解他，我真的能理解他。”张传彩老人很平静地说：“父亲就是这样一个人，他是一个爱国家的人，他认为这些文物首先是属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只要国家能留住他们，他付出多大代价也在所不惜。”

据当代资深山水画家、国画理论家关瑞之 先生回忆：1980年夏，他陪同张伯驹、关松房 、启功、魏龙骧等老人同游颐和园时，河南的一位领导问关松房、张伯驹两位老人：当今很多名人都在考虑建博物馆、灌唱片将自己的艺术作品传世，您们是不是也有考虑？张老回答：“我的东西都在故宫里，不用操心了”。张老的回答令在场的所有人无不对其肃然起敬，这是张伯驹先生1982年过世前对个人收藏的一次公共感言。

1956年7月，时任文化部部长沈雁冰（茅盾）亲笔为捐献8件国宝的张伯驹颁发了一个褒奖令，这张薄薄的纸片，被张家仔仔细细地保存着，它也见证了一个深爱中华文化的人为保存本民族文化遗产所做的伟大贡献。

张伯驹一生捐献的国宝，在当时便有人估计已高达亿元之巨，但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又何止这个数目 ，他的大儒景行、菩萨慈行、高道善行是中国文化艺术史上一座无法逾越的丰碑。

收藏壮举

《平复帖》是其中最典型一例。

张伯驹最早是在湖北一次赈灾书画会上见到《平复帖》的，当时归溥儒（溥心畲）所有。溥儒是道光皇帝的曾孙，恭亲王之孙。溥儒在1936年将所藏的唐代韩干的《照夜白图》卖于他人，后流于海外。这件事情让张伯驹久久不能释怀。据王世襄回忆，张伯驹深恐《平复帖》蹈此覆辙，因此委托琉璃厂一家老板向溥儒请求出售。但溥儒索价20万元，张伯驹力不能胜而未果。第二年又请张大千也向溥儒求购，同样在20万元的要价前止步。　一直对此念念不忘的张伯驹后来偶然得知溥儒丧母，急需钱财为母发丧，经傅沅叔斡旋，以4万元购得。张伯驹后来得知，另一位白姓字画商人听说此事后，也想拿到此帖卖给日本人，出价便是20万。庆幸的是，《平复帖》已在张伯驹手里。张伯驹后来写了篇小文，只淡淡地提及此事，“在昔欲阻《照夜白图》出国而未能，此则终了宿愿，亦吾生之一大事”。

在张伯驹眼里，这些蕴含了中国文化的字画的价值，甚至超过自己的生命。　1941年，上海发生了一起轰动一时的绑架案，被绑架者正是张伯驹。　“我父亲每个月都要到上海分行去开会，一早飞机下来以后，我们的车去接父亲。”像往常一样，一辆汽车开在前面，张伯驹乘坐的那辆车跟在后面。谁知一进胡同口，张伯驹很快被一辆黑色小汽车上下来的人带走。　绑架者的身份和底细也很快成了上海滩公开的秘密——他们是汪伪特工总部的“76号”特务组织，他们向张伯驹夫人潘素索要300万（伪币），否则撕票。绑架者明显是冲着张伯驹的钱财来的，但张家的钱其实大部分都变成了那些珍贵的字画了。“我父亲的叔叔跟我母亲到处借钱，因为家里没有钱，他们有钱都买了字画。”张传彩回忆，最简单可行的办法是变卖字画，拿钱赎人。潘素后来设法去看了张伯驹一次，丈夫却偷偷告诉她，家里那些字画千万不能动，尤其那幅《平复帖》！“父亲说，这是我的命，我死了不要紧，这个字画要留下来，他说不要以为卖掉字画换钱来赎我，这样的话我不出去。”如是僵持了近八个月，张伯驹宁可冒着随时被“撕票”的危险，却始终不肯答应变卖一件藏品。直到绑匪妥协，将赎金从300万降到40万，潘素与张家人多方筹借，才将张伯驹救出。

张伯驹很快离开上海，取道南京、河南来到西安，潘素将年幼的张传彩托给西安的一位友人，自己一人先回北京，后来的几年里，张传彩只记得父母亲一次次往返于北京和西安之间，长大后才知道那时候北京已经沦陷，母亲潘素为了不让像《平复帖》那些国宝级的字画出任何意外，将它们偷偷地缝在被子里，一路担惊受怕地带出北京。　张伯驹与《游春图》，是另一段值得被永远铭记的佳话。30年代溥仪到东北当伪满洲国皇帝时，带走故宫1200件珍贵文物，1945年，随着日本的战败，一些珍贵字画开始流于市面。“吾人即建议故宫博物院两项办法：一、所有赏溥杰单内者，不论真赝，统由故宫博物院作价收回；二、选精品经过审查价购收回。”时任故宫博物院专门委员的张伯驹认为，那批文物中有价值的精品约四五百件，按当时价格，不需太多经费，便可大部收回。　1946年，北平古玩界传出消息：琉璃厂一位叫马霁川的老板正为一幅古画寻找买主，这幅古画正是稀世珍宝《游春图》。张伯驹原本建议故宫博物院出面买下，并表示如果经费不够，自己“愿代周转”，但故宫方面仍未有回应，无奈之下张伯驹决心个人出面。

人物传奇

“张伯驹”这个名字以及他独特的价值，因为那段特定的历史而在很长一段时间被遮蔽。有关这位传奇人物的那些并不算老的往事被逐渐开掘出来，即便只是流年碎影，但它折射出来的那种文化及人格力量，足以穿越历史的尘烟，绽放一种耀眼的光芒，也温暖着一代中国人的文化记忆。

“予生逢离乱，恨少读书，三十以后嗜书画成癖，见名迹巨制虽节用举债犹事收蓄，人或有訾笑焉，不悔。”

张伯驹在《丛碧书画录序》中自述。张伯驹似乎是注定为收藏而生的。收藏有两大要件：一为财，二为才，前者自不必提，至于后者，天生聪慧的张伯驹有令人惊叹的过目不忘的本领。他自己曾回忆，在友人家里偶翻一书，过若干天后，还能将其中诗句背诵下来，而持有此书的友人却毫无印象。

有人曾经描写他所见到的张伯驹，面庞白皙，身材颀长，肃立在那里，平静如水，清淡如云，举手投足间，不沾一丝一毫的烟火气。张伯驹那时所经历的生活，被人形容为中国现代最后的名士生活圈。而对世俗的生活相当淡漠的张伯驹，好像也一直悠然自得地生活在自己的精神世界里。张伯驹的老朋友孙曜东回忆，虽然拥有偌大一份家业，但张伯驹在生活上朴素得令人难以置信，“不抽烟、不喝酒、不赌博、不穿丝绸，也从不穿得西装革履，长年一袭长衫，而且饮食非常随便，有个大葱炒鸡蛋就认为是上好的菜肴了。他对汽车的要求是，只要有四个车轮而且能转就行了，丝毫不讲派头。”但对看中的文物，张伯驹却是一掷千金。“那时很多字画商人都喜欢和他打交道，因为人家开出的价，他从来不还。”张传彩说。

张伯驹散淡的个性，著名红学家周汝昌曾有很传神的描述：“我到了张先生那里，去熟了以后，我不理张先生，张先生也不理我，我要回学校了，我也不告辞，我出了门就走，摆脱俗念，我们那个关系没人理解。”

1945年，王世襄参与了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工作，得以与张伯驹结交。王世襄后来回忆，他一直想研究《平复帖》，但想到东西实在太珍贵了，他小心翼翼地提出能否在张家看上一两次，“没想到我一说，他就说‘你拿回家看去’，这下倒给我添了负担了”，“到家之后，腾空了一只樟木小箱，放在床头，白棉布铺垫平整，再用高丽纸把已有锦袱的《平复帖》包好，放入箱中。每次不得已而出门，回来都要开锁启箱，看它安然无恙才放心。观看时要等天气晴朗，把桌子搬到贴近南窗，光线好而无日晒处，铺好白毡子和高丽纸，洗净手，戴上白手套，才静心屏息地打开手卷。”王世襄回忆自己拿到这幅“稀世之宝”时的心情。“《平复帖》在我家放了一个多月才毕恭毕敬地捧还给伯驹先生，一时顿觉轻松愉快，如释重负。”

艺术成就

文学功底

张伯驹先生从小就接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他看的书多得难以胜数。扎实的文学功底，造就了他多才多艺的文化底蕴。由于他天资超逸，便利用一切闲暇时间，写下了大量古体诗词和音韵、戏曲论著，主要著作有《丛碧词》、《春游词》、《秦游词》、《雾中词》、《无名词》、《续断词》和《氍毹纪梦诗》、《氍毹纪梦诗注》、《洪宪纪事诗注》及《乱弹音韵辑要》、《丛碧书画录》、《素月楼联语》等。

为继承和发展中国古典艺术，建国初期，张伯驹创办北京古琴研究会、京

剧基本艺术研究社、中国书法研究社、诗词研究社，直至临终前，还对中国韵文学会筹备事宜念念不忘。

张伯驹从小就接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他看的书多得难以胜数，一部《古文观止》可以倒背如流。三千多卷的《二十四史》，他20多岁时便已读完了两遍。354卷的《资治通鉴》他可以从头讲到尾，如数家珍。唐诗宋词，脱口而出的，便有一两千首。扎实的文学功底，造就了他多才多艺的文化底蕴。由于他天资超逸，而又翕然尘外，便利用一切闲暇时间，写下了大量古体诗词和音韵、戏曲论著。

另外，张伯驹对中国书法艺术的研究，造诣颇深，著有《中国书法》一书；他本人亦擅长书法，其书法源学王羲之《十七帖》，融真、草、隶、篆、于一炉，晚年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用笔飘逸，如春蚕吐丝，被人称为“鸟羽体”。

主要著作

主要著作有《丛碧词》、《春游词》、《秦游词》、《雾中词》、《无名词》、《续断词》和《氍毹纪梦诗》、《氍毹纪梦诗注》、《洪宪纪事诗注》及《乱弹音韵辑要》、《丛碧书

画录》、《素月楼联语》《京剧音韵》等。

张伯驹是个“视勋名如糟粕，看势利如尘埃”的超凡之士，所作之词，按周汝昌先生的话说，“则李后主、晏小山、柳三变、秦少游,以及清代之成容若，庶乎近之(《张伯驹先生词集序》)”，多写人生感受、自然之景，感情细腻，自然超逸。长调则哀感顽艳，婉丽凄清。小令则格高韵远，极尽缠绵秀隽之致。用自然之眼观物，用自然之舌言情，真真切切，为现代词家之楷模。

人物评价

有人说，张伯驹是当代文化高原上一座寂寞的孤峰，这样的人再也不会有了。

周汝昌：我所平生见到的，文化高人很多，这样人也少少的。

史树青：我们近代没（接触）出过这样高的人，有学问的人，有涵养的人。

国画大师刘海粟说：“他是当代文化高原上的一座峻峰。从他那广袤的心胸涌出四条河流，那便是书画鉴藏、诗词、戏曲和书法。四种姊妹艺术互相沟通，又各具性格，堪称京华老名士，艺苑真学人。”

1995年5月，著名画家黄永玉先生出版画册，其中有一幅“大家张伯驹先生印象”——1982年初，黄永玉携

张伯驹先生珍贵照片集妻儿在莫斯科餐厅吃饭，“忽见伯驹先生蹒跚而来，孤寂索漠，坐于小偏桌旁。餐至，红菜汤一盆，面包果酱，小碟黄油两小块，先生缓慢从容，品味红菜汤毕，小心自口袋取出小毛巾一方，将抹上果酱及黄油之4片面包细心裹就，提小包自人丛缓缓隐去……”

王世襄也感慨：实在使人难以想象，曾用现大洋4万块购买《平复贴》、黄金170两易得《游春图》，并于1955年将8件国之重宝捐赠给国家的张伯驹先生、夫人竟一贫到如此地步。他十分赞赏黄永玉为张伯驹下的论断——“富不骄，贫能安，临危不惧，见辱不惊……真大忍人也！”

天下第一藏

《平复帖》

《平复帖》为西晋大文人陆机手书真迹，距今已有近1700年，比王羲之的手迹还早七八十年，是现今传世墨迹中的“开篇鼻祖”。它长不足一尺，只有9行字，却盖满了历代名家的收藏章记，朱印累累，满纸生辉，被收藏界尊为 “中华第一帖”。

《游春图》

《游春图》为隋代大画家展子虔所绘，距今1400多年，被认为中国现存最早的一幅画作，历代书画界都将其奉为绝无仅有的极品，有人称它是“国宝中的国宝”。《游春图》画卷长二尺有余，运笔精到，意趣无限，素有“天下第一画卷”的美称。

《百花图》

《百花图》宋代杨婕妤（jié yú）的作品，为素绢本，画卷长3米24，分为十七段，每段画一种花卉或景物，画笔精丽，书法俊秀——这幅画卷被认为中国绘画史上保存下来的第一位女画家的作品，被历代宫廷和大收藏家视为绝代珍品，张伯驹本人也对其加盖的收藏印章。

《上阳台帖》

《上阳台帖》为唐代大诗人李白所书自咏四言诗，也是其唯一传世的书法真迹；纸本，纵28.5cm，横38.1cm。草书5行，共25字；款署“太白”二字；引首清高宗弘历楷书题“青莲逸翰”四字，正文右上宋徽宗赵佶瘦金书题签：“唐李太白上阳台”七字。后纸有宋徽宗赵佶，元张晏、杜本、欧阳玄、王馀庆、危素、驺鲁，清乾隆皇帝题跋和观款。卷前后钤有宋赵孟坚“子固”、“彜斋”、贾似道“秋壑图书”，元“张晏私印”、“欧阳玄印”以及明项元汴，清梁清标、安岐、清内府，近代张伯驹先生等鉴藏印；实乃旷世绝品！

人物轶事

痴迷京剧

张伯驹，京剧老生，别署冻云楼主。

张伯驹先生在京剧艺术方面的造诣和声望也是很高的；他自幼便喜爱京剧，曾自言八岁时在下天仙戏院看杨小楼九阵风的戏。

青年和中年时，正值中国京剧的鼎盛时期，后看余叔岩戏并向余的琴师李佩卿学戏一年内即能彩唱。并从钱宝森、王福山习武工。《别母乱箭》为常演剧目。曾与田桂凤、梅兰芳同台演出，杨小楼、余叔岩、程继先、王凤卿等曾为其傍演《失空斩》。1930年与李石曾、齐如山、梅兰芳、余叔岩、冯耿光等组织“国剧学会”。

张伯驹学京剧严守传统的要求。他下的功夫也很深，调嗓子、打把子、文武昆乱无所不学，但他对余叔岩的剧艺，却是熏陶得比直接学的多。他的著作《氍毹纪梦诗》也记载他学戏的情况，“归来已是晓钟鼓，似负香衾事早朝。文武昆乱皆不挡，未传犹有太平桥。”为什么“未传犹有太平桥”呢?余叔岩曾对张伯驹说过：“过桥一场，一足登椅，一足登桌，敌将一枪刺前胸，须两手持枪硬僵尸摔下。饰敌将者，检场者皆须在行，否则易出危险。”所以这场有危险的戏未传张伯驹，可见余叔岩对其倾尽心力，备极爱护。

民国二十六年他四十岁生日，为了赈灾所演的一出《失空斩》可谓是他在京剧上最出名也是最难得的一次演出。他饰孔明、余叔岩的王平、杨小楼的马谡、王凤卿的赵云、程继仙的马岱、陈香雪的司马懿、钱宝森的张郃、慈瑞泉、王福山的二老军带报子。演出在隆福寺街福全馆，当天盛况真是空前。许多外地戏迷远道赶到北京为看这出艺坛绝响，人誉之以杜诗句“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此剧曾拍摄了纪录电影，传闻原版后流入美国，不知确否。

婚姻生活

张伯驹在见到潘素之前已有三房妻妾，关于这三位妻妾之事，许多书籍和文章都三缄其口。去年，张伯驹的儿子张柳溪首度露面，讲述“父亲张伯驹的姻缘”，这应该是最真实的版本了。

张伯驹十五六时由养父张镇芳包办娶了安徽亳州女子李氏，她父亲曾任安徽督军。在嫁给张伯驹之前两人并没有什么交往，更谈不上什么感情，张伯驹是在不愿意、不甘心的情况下和她结合的，她没有让张伯驹欣赏、爱的条件，也不能侍候、照顾张伯驹的生活，所以她和张伯驹一直没有建立起真正的感情，而且结婚多年也没有生儿育女。1939年他故去时，张伯驹都没回天津家里。

张伯驹的第二位夫人邓韵绮原是北京的京韵大鼓艺人，韵绮的名字是张伯驹给起的。“我大妈当年是唱得好的京韵大鼓艺人，我上大学时她已经四五十岁了，仍断不了哼唱几句。她的长相不算娇艳，也不太善于打扮自己，穿着绸缎衣装也不比别人更美，当年主要是唱红了的。她到底是出身贫寒，所以很会料理家庭生活，她能把我父亲在北京的生活安排料理得很好，北京家里的管家和厨师也能够按照我父亲的需要随时侍候，做出令我父亲满意的丰盛菜肴。”(张柳溪“父亲张伯驹的姻缘”)

张伯驹的第三位夫人王韵缃是苏州人，名字也是张伯驹起的。“我姥爷从家乡外出做工在北京安了家。我父亲经过大中银行职员的介绍看中了我妈妈，就在北池子一带弄了一套小院，给我姥姥一笔钱，娶了我妈。他给我妈起名叫王韵缃，不久以后我妈妈就怀孕了，我爷爷奶奶早就盼望有个孙子，知道我妈妈怀孕后，就把我妈接到天津家里与我爷爷奶奶同住。妈妈生下我之后，爷爷奶奶为了让妈妈照顾好我，也为他们能看着我长大，就没有再让我妈回北京，而是留在了天津家里，留在了爷爷奶奶的跟前。”(张柳溪“父亲张伯驹的姻缘”)

上世纪20年代末，张伯驹被委派去上海任盐业银行总管理处总稽核时，三夫人王韵缃是准备随行的，但此时王韵缃已管理张府全家的家务和一切收支，再加上张伯驹的父母不愿让孙子张柳溪离开，最终没能成行，而张伯驹去上海后邂逅并娶了潘素。1948年邓韵绮与张伯驹离婚，1952年王韵缃也和张伯驹离了婚。只有潘素留在了张伯驹身边，陪伴他度过了坎坷的一生。 

编著作品

《张伯驹词集》

收录作者1927——1975年间词作500余首。张伯驹是当代文化高原

上的一座峻峰。从他广袤的心胸涌出四条河流，那便是书画鉴藏、诗词、戏曲和书法。张伯驹与张学良、溥侗、袁克文一起被称为“民国四公子”。 

《春游社琐谈、素月楼联语》

本书为“文玩鉴赏丛书”之一，实际上《春游社琐谈》和《素月楼联语》是两本书，前者是由张伯驹先编辑。“春游社”成员均为当时中国化界中的一批员老精英，是各文化领域享有盛誉的代表人物如：叶恭绰、卢慎之、张润普、于省吾、周汝昌等人，文章多是关于金石、书画、历史、轶闻、风俗、游览、考证、掌故等方面的随笔，也有少部份游记、散文，这些文章能使人较好地了解中国的文化底蕴，看到高品位的中华人文文化。后者则是张伯驹先生编著的对联赏析知识的著作，其特点是选辑对联博而精，评述言简意赅且既故事性。 

人物生平

求学经历

1917年在其父张作霖军中服役。1919张学良年就读于东三省陆军讲武堂，在校内结识战术教官郭松龄，两人成为忘年之交。1920年后以炮兵科第一名毕业，初任东北军第三混成旅第二团团长，负责保卫张作霖人身安全，以及奉天维持治安，他将郭松龄一同带至奉军。

第一次直奉战争

1922年第一次直奉大战爆发，张学良与郭松龄指挥的东路军奉军第三混成旅，张学良任旅长，经过霸县战斗和山海关阻击战，成为了第一次直奉大战当中，奉军惟一取胜的部队。

第二次直奉战争

1924年第二次直奉大战爆发，张学良率领奉军第三军与姜登选的奉军第二军为东北军入关的主力军，经过张学良部队的猛攻，奉军突破山海关，直捣北平。直系全面溃败，全军覆没，吴佩孚成为张作霖手下，直系从此走入历史。奉系由此一战夺取了中央政权，张作霖成为了北洋军阀领导人，奉系军事实力此时达到顶点。战后，张学良升为京榆地区卫戍总司令。

东北易帜

1928年6月4日，张作霖在皇姑屯被日本关东军炸死，张学良就任东三省保安总司令，开始统治东北。张作霖被炸死后一星期，以“东北易帜”的果断行动，宣布服从南京国民政府，同年7月1日，张学良向国民政府发出《绝不妨碍统一电》，促使中国从形式上走向统一。后被国民政府任命为陆海空军副司令、东北边防司令长官。

中东路事件

1929年7月，张学良欲取消苏联在东北的特权，查封哈尔滨苏联

商业机构，开始着手收回中东铁路。8月14日，斯大林命令苏联军队沿中东路一线向东北进攻，张学良领导的东北军败给苏军。张学良被迫在伯力签订议定书，恢复苏联在中东铁路的特权。 

中原大战

1930年3月，为争夺中央统治权，汪精卫联合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等地方实力派发起挑战蒋介石南京中央政府及国民党中央会议的内战，5月蒋介石宣布“平叛”，史称中原大战。手握重兵的东北边防军司令张学良成为交战双方争取的对象。反蒋派于4月1日任命张为陆海空军副司令，9月反蒋派成立北平国民政府后任命张为国府委员（共7人）、承诺政府一半的部长职务为奉系人员担任，最后战事不利时又许诺将察、绥两省和平津地区让与东北军。

1930年6月21日，蒋介石也任命他为陆海空军副司令，许诺平津地区的军政、财权均归张学良掌握，黄河以北地区全由张学良节制，还任命张学良部于学忠为平津卫戍司令，王树常为河北省主席，王家桢为外交部次长，又以数千万元巨款收买。应蒋介石请求，英、法驻华公使也出面对张施加压力。

张学良在双方矛盾之初，于1930年3月1日发表《劝告蒋阎息争通电》，表示“邦家多难，非息争不足以图存”，声称自己中立并调停劝和。为表示中立，拥有东北兵工厂的张学良向交战双方都出售武器。但实际上张学良较为倾向蒋介石，张与蒋的代表张群、吴铁城、方本仁等很亲近，对阎、冯等人的代表则较为冷淡。不过由于奉系内部对是否介入中原大战以及帮助哪方有诸多分歧，张学良并未下定决心入关助蒋。

随着中原战火日益扩大，交战双方都极力拉拢张学良。1930年7月2日张学良以养病为由，避居葫芦岛一个多月。7月下旬，冯玉祥决定在陇海线发动总的攻势，以配合晋军夺取战略要地徐州。但由于阎军配合不好，冯军给养不足，未能如愿，南方桂军又中途受阻，回师湘桂边界。蒋介石趁机调动援军增强陇海线防务，反蒋力量处于劣势。当时张学良分析，如果蒋介石部队夺回济南，那么蒋在中原大战中将获胜的局势就基本明朗了。至此，张学良感到摊牌的时机已到。

1930年7月18日张学良密电张群：“弟拟暂不返省，刻已派车迎岳军（张群字岳军）兄来岛畅谈，耀（方本仁号耀庭）、铁（指吴铁城）两兄如能同来，尤所祈盼”。吴铁城、张群来岛后，张学良向他们表示：“蒋军如果夺回济南，就可以考虑出兵”，但仍不肯表示具体出兵时间。8月初，张学良从葫芦岛到北戴河，进一步观察时局变化，把握着出兵时机。8月中旬，蒋军攻取济南，反蒋联军出现无法挽回的败局。

张学良感到出兵时机已到，1930年8月30日，他致电张作相、万福麟：“良于卅日返省，现有事待商，希即来沈为盼。”1930年8月30日，张学良返回沈阳。1930年9月10日，张学良在北陵主持召开东北最高会议。在会上张学良详细阐述了他决定出兵华北武装调停内战的原因。他指出：第一，东北地处边陲，日本窥伺已久，欲抵御日寇，必须国内统一，南京政府是全国统一的政府，支持了这个政府方能保证国内的统一；第二，扩大会议内部派系多，分歧大，阎冯反复无常，不能成大事；第三，蒋介石亦系一阴谋野心家，对东北无特殊关系，如想搞垮东北会不择手段，为防止蒋介石继续分化东北军，只有从速实现全国统一，早停内战；第四，蒋军已攻下济南，“应实践对蒋的诺言”。张学良的精辟分析是经过数月冷静思考后得出的，其有理有据，使一向反对出兵的张作相也无话可说，与会者一致同意张学良的主张。应该说，张学良做出拥蒋入关的决定，既是维护自身所在的奉系集团的利益，又有维护国家统一的爱国心的考虑。

1930年9月18日，张学良发出拥护中央、呼吁和平的“巧电”，不失时机地出兵华北，10多天时间，东北军即完成了对平津地区的占领。10月15日，阎锡山、冯玉祥、汪精卫联电张学良，表示接受和平解决。随后，阎、冯联袂下野，晋军、西北军分别为张、蒋收编。

中原大战后，张学良成了赢家。张在中原大战胜负已分时入关，未受到任何损失，他却不仅在战争中靠卖军火和索要军费发了一笔财（张部一入关蒋即发开拔费500万元），还于战后获得了晋、冀、察、绥四省和平、津、青岛三市的地盘，整编后的晋军和西北军一部也归张指挥。政治上张学良还

获得了中华民国陆海空军副司令的职位，成为蒋介石之下、万人之上的显赫人物，其部下也有多人进入南京中央政府。中原大战后的张学良，实力和声望达到了其人生的顶点。

但是，因为处理中原大战的善后事宜，张学良对东北事务的精力被分散；而且中原大战后入关的大批东北军没有回防，1931年张学良为了讨伐石友三又再度征调部分东北军精锐入关，导致了东三省兵力的进一步空虚。这些都给图谋东北已久的日本帝国主义以可乘之机。正好是张学良入关的一年之后的9月18日，日本少壮军人发动了九一八事变。

九一八事变

在世界经济危机的环境下，在南满拥有铁路特权的日本和长期处于内战状态的中国发生冲突的可能性升高了。1931年7月6日，张学良电告东北政务委员会说：“此时如与日本开战，我方必败。败则日方将对我要求割地偿款，东北将万劫不复，亟宜力避冲突，以公理为周旋”。9月6日张学良又致电臧式毅、荣臻：“对于日人，无论其如何寻衅，我方务须万方容忍，不可与之反抗，致酿事端，即希迅速密令各属，确实注意为要。”是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发动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驻守北大营的一万多名东北军将士因遵循张的严令没有抵抗。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1931年9月19日，张学良在北京协和医院对天津大公报记者谈话时说：“吾早下令我部士兵，对日兵挑衅，不得抵抗。故北大营我军，早令收缴军械，存于库房”。9月22、23日，蒋介石和国民政府也分别发表讲话和告国民书，要求“暂取逆来顺受态度，以待国际公理之判断”、“希望我全国军队，对日军避免冲突”，事实上默认了张学良的不抵抗政策。张要求其率领的东北军力避冲突，并退守锦州。

在“不抵抗政策”指导下，张学良和蒋介石都寄希望于国联。但到1931年10月24日，国联作出决议，要求日方撤军，而日本不但不加理会，反而于11月进攻嫩江黑龙江守军。日本野心已暴露无遗，张学良自谓：“国联自身本无实力，仅能调解纠纷，不能强判执行，中日事件最好能自谋解决办法。” 但在嫩江桥战役中，当日军和伪军张海鹏部向嫩江桥进攻时，张学良令守军于兆麟部和平撤退，以免靡乱地方，仍旧依赖国联 。

江桥抗战，马占山可谓孤军奋战，未获驻防锦州一带东北军的实力援助。张学良驻锦州队伍“毫无战斗准备” 。江桥战斗结束后，张学良受到社会舆论猛烈抨击。上海救国联合会说“黑省马军，孤军抗日，效忠疆场，张学良未能拨援” 。市民联合会致电国民政府，指责“张学良坐视日寇侵略东北，辱国丧地，放弃职守” 。全国学生抗日救国联合会亦电请政府“严惩张学良，克日出兵” 。

南京政府在认识到日军必将占领东三省的野心和国联的软弱后，逐渐改变政策。1931年11月14日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一次大会通过决议“严令各省文武官吏若遇外侮入侵，应做正当防卫，严守疆土，与城存亡，不得放弃职守”。

而11月锦州事变中，张学良仍未下抗日决心，而是钟情于“锦州中立化”方案。11月29日，张学良致蒋介石密电，称“惟个人对此亦颇赞成”，并在与日方代表谈判之同时，开始安排东北军撤出锦州。顾维钧于12月3日电文中极力劝阻道：“兄（指张学良）拟将锦州驻军自动撤退，请暂从缓”。后1931年12月5日顾维钧又与宋子文联名致电张学良：“现在如日人进兵锦州，兄为国家计，为兄个人计，自当力排困难，期能防御。”蒋介石亦于12月8日致电张学良：“锦州军队此时勿撤退。”但12月21日，张学良致电第二军司令部：“当最近日本进攻锦州之时，我军驻关外部队理应防范，但若现政府方针未定时，自然不用锦州部队进行防守，因而撤至关内”，“部队驻地为迁安、永平、滦河、昌黎” 。当日军进攻锦州时，国民政府多次电令张学良抵抗。12月25日，令其“积极筹划自卫，以固疆圉”。张学良部队开始从锦州撤退后，12月30日国民政府还急电其“无论如何，必积极抵抗”，但日军兵不血刃占领锦州。日军占领锦州及绥中一带后，实现了对东三省的完全占领。

1932年日本策划的伪满洲国成立，从此东北数千万民众开始遭受日本长达14年之久的残酷统治和掠夺。抗战胜利后，每年的9月18日都被中国人视为国耻日。 

过去长期认为九一八事变为蒋介石一贯的“不抵抗政策”所致。但近

些年的研究表明，实际上“不抵抗政策”是张学良和蒋介石在面对日本威胁问题上的共识。张学良之“不抵抗”，是由于东北军没有能力单独抵抗日本的军事攻击，日本最希望能够挑起战端，所以不断升级挑衅行为。而张一旦与日本开战，他也不可能得到任何来自中央政府的支援，结果只会是丢掉东北的领土和损耗自己的军事实力。所以他严格命令军民百姓“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不给日本人挑起战端的借口。而蒋介石之“不抵抗”，则是为了贯彻他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路线。

在九一八事发当时，乃是张学良下令撤退，而蒋介石日记表明其迟至1931年9月19日晚才从上海方面得知“事变”消息。张自己也在晚年口述的回忆录中说：“是我们东北军自己选择不抵抗的。我当时判断日本人不会占领全中国，我没认清他们的侵略意图，所以尽量避免刺激日本人，不给他们扩大战事的借口。”

西安事变

张学良在东北1934年2月张任豫鄂皖三省剿总副司令。1935年3月，任武昌行营主任，10月，兼任西北剿总副司令并代行总司令职权。此时，日本侵华日亟，国民政府一再妥协。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王明在莫斯科以中共中央和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的名义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简称“八一宣言”），全国要求停止内战实行抗日的呼声日益高涨。

1936年12月4日，蒋介石到西安督战。张学良与西安绥靖公署主任、第17路军

总指挥杨虎城共同向蒋面谏，却遭到蒋拒谏。蒋介石令张学良、杨虎城立即进攻陕北红军，否则将其所部分别调往福建、安徽。

1936年12月9日，中国共产党组织大规模的群众游行示威，纪念“一二九”运动一周年。特务军警开枪打伤一名学生，群众非常激愤，决定到临潼直接向蒋介石请愿示威。蒋介石强令张学良制止学生运动，必要时可以向学生开枪。张学良接到命令后，赶上游行队伍，极力劝说学生回去。东北大学学生高呼“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东北军打回老家去，收复东北失地！”等口号。张学良向群众表示一周内以实际行动答复学生要求。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与杨虎城兵谏蒋介石，共同逼蒋联共抗日，造成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西安事变当天，张学良、杨虎城向全国发出关于救国八项主张的通电，提出：“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停止一切内战。立即释放上海被捕的爱国领袖。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开放民众爱国运动。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一切政治自由。确实遵行孙总理遗嘱。立即召开救国会议”的要求。

西安事变发生后，东北军、西北军内部出现主张杀蒋和放蒋的争执，但张学良、杨虎城二人都主张释放蒋介石。据杨虎城的机要秘书王菊人回忆，西安事变发生后，杨虎城曾找张学良商议释放蒋介石的四项条件：一是蒋介石之“安内攘外政策”必须改变，至少以谈话方式向全国公开声明（当时考虑由南京政府正式发表声明是办不到的）；二是改组国民党政府为抗日联合政府，应有行动表现；三是东北军、17路军的驻地和政治地位不变；四是红军问题，由以后组成的抗日联合政府解决。 

囚禁生活

张学良与杨虎城在1938年11月起被囚禁在贵州省修文县阳明洞。1941年5月张学良转囚贵阳市麒麟洞。由于和市区距离很近，不久很多贵州人都知道张学良关在麒麟洞，于是在1942年2月把张移往贵州省开阳县刘育乡囚禁。1944年春天再移贵州息烽县阳郎坝，冬天再到桐梓县天门洞小西湖。1946年4月9日蒋介石在贵阳市黔灵公园会见张学良。不久之后，张学良被押往重庆歌乐山戴公馆。1946年10月被送到台湾。1947年移住井上温泉（新竹县）。 1957年10月移至高雄市西子湾。1961年秋移居台北市北投居所。张学良在台湾三地都过着软禁生活。张学良原配夫人于凤至，生三子一女，后有情妇“赵四小姐”。他后期信奉基督教，这是他早年读教会学校的早期信仰，1964年受洗。依照一夫一妻规则，蒋中正令张与于凤至离婚，和赵四小姐结婚。 

恢复自由

1988年1月13日，蒋经国逝世。李登辉执政后，1990年起，张学良

全面恢复人身自由，之后到美国探访。1993年4月，受聘为东北大学名誉校长。5月受聘为哈尔滨工业大学名誉理事长。1995年离台，侨居美国夏威夷，在那里长居，直到逝世。 

逝世

2001年10月14日14时50分（北京时间10月15日8时50分），在美国夏威夷首府檀香山史特劳比医院病逝，享年101岁。 

历史评价

由于“西安事变”，国共两党对张学良的历史评价不尽相同。

张学良晚年自评：我们张家父子，若不是为了爱国，会有这种下场吗？

唐德刚：把个花花公子和政治家、军事家分开来做，则民国史上实是车载斗量，没啥稀奇；可是把这三种不同的行业，拼在一起，搞得三位一体，如鱼得水，则学良之外，也就真的别无分店了。 

邵铭煌（中国国民党党史馆主任）：张学良与杨虎城当年身为国民党将领，不仅没有积极剿共，还以非常手段挟持统帅，这种行为几乎等于是“军事政变”，即使在今天的中国，也应该受到制裁，不可能被容忍，更没有所谓“平反”的问题。

刘大年：评价张汉卿先生有三个基本原则：第一，我们是把中华民族的利益得失放在第一位，还是把国民党、共产党的利益得失放在第一位？第二，推动蒋中正参加抗日战争，是抬高了他在历史上的地位，还是贬低了他在历史上的地位？第三，“西安兵谏”，是只有张、杨能够起这种作用，或者还有别人能起这种作用？“西安兵谏”是个人或少数人的行为，还是代表了全民族的意愿？根据以上三条原则去衡量，我们讲历史的人，只要不是负鼓盲翁，就很容易对张学良的是非功过做出判断。学术讨论可以各说各的，但像张汉卿这样的人物，千秋青史自有定评。人无完人，金无足赤，要从民族大义去考虑问题，一切以民族大义为重。 

曹长青：张学良嗜好毒品、女色，生活上是花花公子作派，甚至在指挥热河保卫战时，“只到前线去过一次，还是为了陪宋子文；汽车每行15公里就得停下来，让他注射毒品”。张学良是假将军、假英雄、假基督徒。（1933年，张学良成功戒除毒瘾 。）

毛泽东：令中共抱憾的民族功臣。 

周恩来：不论张学良将军死活，我们中国共产党评张学良将军为“民族英雄、千古功臣”。 

江泽民：张学良先生是伟大的爱国者。65年前，在民族危亡的紧急关头，张学良将军和杨虎城将军以爱国的赤诚之心，秉持抗日救亡的民族大义，毅然发动西安事变，联共抗日，为结束10年内战、促成第二次国共合作、实行全民族抗战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堪称中华民族的千古功臣。 

李敖：张学良是民族英雄。张学良最伟大的是他本可以做东北王，但是张学良热爱祖国，东北有独立的本钱却没有独立，比台湾大36倍的地方不肯独立。他的爸爸为此而死。他自己为了中国的主权独立尊严，被蒋中正从36岁关到83岁。

家族成员

后世纪念

张学良故居坐落在天津法租界32号路（今和平区赤峰道78号），是一所西洋集仿式楼房。张氏在二、三十年代来津常住此处。

张氏故居有前后两幢砖木结构楼房，前楼建于1921年，为三层带地下室；后楼为二层，建于1926年。两幢共有楼房42间，建筑面积1270.4平方米。建筑总面积1401.65平方米，总占地面积1.495市亩。

该所建筑造型豪华、美观、大方。前楼正面二、三层设有屋顶平台；室内宽大考究，内部楼梯、地板、门窗等均采用菲律宾木料；卫生设备具全，院内广植草坪。

该楼以张寿懿（张作霖五夫人）名义购自法国领事馆。1949年后张寿懿去香港，由其子张学铨管理出租。1956年进行私房改造后由国家经营，1960年改按公产掌管。 

个人简介

父爱新觉罗·载治，乃乾隆十一子成亲王永瑆之曾孙，过继于道光长子隐志郡王奕纬为嗣，世袭镇国将军、辅国公，兼理民政部总理大臣。溥侗自幼在上书房按部就班地读经史，学作诗文，钻研琴、棋、书、画，收藏金石、碑帖，精于治印，酷爱剧艺。对于昆、京艺术，生、旦、净、末、丑兼工，并对戏剧音乐如笛，二胡、弦子、琵琶等无所不通。世人尊称为“侗五爷”，溥侗精于古典文学和文物鉴赏，并通晓词章音律。清宣统三年(1911年)八月十三日(阳历十月四日)颁定清朝第一首法定国歌，也是历史上第一首法定国歌，由严复作词，一等镇国将军溥侗作曲，郭曾炘修订，颁行六天后武昌起义。1927年曾任“乐律研究所”所长，后被清华大学、女子文理学院等校聘为教授，讲授昆曲。1934年，赴南京任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委员；1935年11月，当选为国民党第五届候补中央监察委员，文化事业计划委员会委员。抗日战争期间，溥侗未随政府内迁，住在上海，曾在汪伪政权任过“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国民政府委员”、“文物保管委员会委员”，于大节有亏。清末民初之际，每逢春秋佳日，溥侗便会约上朋友到西山大觉寺小住，溥侗弹奏一曲《高山流水》，使人顿入绝尘脱俗之境。1952年病故于上海。

人物生平

溥侗生于光绪二年（1876年），因排行老五，内外行尊称其为“侗五爷”而不呼其名。溥侗从小酷爱昆曲与京剧，因是清室宗亲家中富有，又兼常接触一些当时的京昆著名艺人，再加本人悉心钻研，刻苦练功，遍访名师，终于达到了文武昆乱不挡，六场通透的化境。

红豆馆主精于昆曲、京剧，对于京剧则生、旦、净、丑全能，且皆为名家亲授，《群英会》一剧能演周瑜、鲁肃、蒋干、曹操、黄盖五个角色，且都技艺精妙，出神入化。《许姬传七十年见闻录》中说：“有一次义演《群英会》，他扮周瑜，打盖定计一场，周瑜有四句散板：‘老将军秉忠心大义凛凛，可算得我东吴社稷之臣，定下了苦肉计你要全忍’，唱到第四句‘怕的是年纪迈难受苦刑’时

，周瑜把黄盖的白满托起来唱……可是这个演员直往后退，弄得周瑜非常尴尬。”原来演黄盖的演员误以为侗五爷揪他的胡子，还背后发牢骚，侗五爷说他这出戏师自小生名家王楞仙，而王又是徐小香的手把徒弟，徐小香这个托黄盖白满边唱边做的重要身段不仅好 看，而且淋漓尽致地表达了周瑜爱将的心理。许姬老在其《七十年见闻》一书中还记述红豆馆主与其兄伦四合演《连升店》，伦四饰小生王明芳，侗五则饰店家（丑行，此剧重白口），此剧系名丑罗寿山亲传与他，所以演来也极精妙。《奇双会》一剧红豆馆主能演赵宠、李桂枝、李奇三角，均甚出色。老生戏《定军山》、《连营寨》、《清风亭》、《打棍出箱》酷肖“谭大王”（谭鑫培），旦角戏《金山寺》中“水斗、断桥”乃陈老夫子陈德霖所授。红豆馆主还向京昆兼擅的小生名宿王楞仙学过《牡丹亭·拾画》及《镇潭州》等戏。他所演的《阳平关》、《战宛城》的曹孟德，无论是念白、做派，皆有黄润甫（时人呼为黄三）的神韵，“马踏青苗”一场的趟马身段干净俐索，气宇轩昂，煞是好看。此外他还向梅兰芳的伯父胡琴圣手梅雨田学过昆曲，向姚增禄、李顺亭、余玉琴等学过京剧。他和许多京剧名家同台演出，可从来不唱“翻头戏”，（即一年之内不唱重复剧目）。可见其腹笥渊博，能戏极多。

红豆馆主天赋甚高，其所以能学啥像啥，还与他有深厚的文化素养有关，他能书善画，通晓词章音律，精通古典文学，对所演剧目的故事情节、人物身份及规定情境有深刻领悟，又兼见多识广，博采众长，因此对不同人物都有惟妙惟肖的表现。红豆馆主还精于文物赏鉴，实乃才艺俱佳，冠盖绝伦，系中国戏曲史上一大奇才。著名剧作家，程砚秋之恩师罗瘿公所著的《菊部丛谈》中对红豆馆主的评价是：“厚斋色色精到，音乐之外，词翰、绘事、赏鉴，无不精能。兼盖有唐庄宗、李后主之长，又非其他天潢所能企及耳。”谭派研究家陈彦衡说博侗：“有时粉墨登场，名贵之气出于天然，尤非寻常所能比拟。”（见《旧剧丛谈》）

艺术欣赏

在《奇双会》中，他以饰赵宠为主，但李桂枝、李奇也同样能演好；在《短桥》一剧，一直演白蛇，到晚年，自谈“岁月如流”，不再扮演白蛇。当时满清近支金光平先生（蒙古大学教授，女真文国际知名学者金启琮之父）说：“虽不能饰白蛇，饰法海仍为人之所不及”。曾与梅兰芳合演过《奇双会》等。戏曲界一致称其“昆乱不挡，六场通透”的“票界大王”。 梅兰芳、徐凌云、吴梅、王季烈、韩世昌、袁寒云、刘梦起、言菊朋等都常与之交往。1930年曾任北京清华大学曲学导师，同时又在北京女子文理学院、北京艺术学院等处任教昆曲，先后培养学生百余人，有清华大学的杨文辉（杨忞之父）、汪健君、陈竹隐（朱自清的夫人）等，北大学生廖书筠，昆曲爱好者袁敏萱、马伯夷、张澎声（顾铁华之师），北方昆剧院教师叶仰曦等。并在北京成立“言乐社”，地址在西单牌楼旧刑部的“意园别墅”，每周集会一次。杨小楼、余叔岩、曹新泉、焦菊隐、王瑶卿、谭小培、姚增禄（昆曲教师）、唐明春（梅兰芳先生昆曲教师）、韩世昌、姜妙香、言菊朋、马连良、侯喜瑞、韩雨田（梅兰芳夫人福芝芳教师）、尚小云等都经常前往。

甘贡三老先生之长子甘南轩等，也曾跟其学习过昆、京艺术。世人皆尊称为“侗五爷”。溥侗先生对于治学更为严谨，学生学唱昆曲要求必须拍三十至五十遍方能上笛；要唱、念十分熟练，并能背出，方能说身段；认为演员台上的衣着，体现着角色的地位、风格、气质，什么角色穿什么衣服，宁可穿破，不可穿错。溥侗先生对于戏剧除了经常演唱、研究之外还亲自手抄了曲谱和京剧剧本数十本，并专制了自用的“红豆馆词曲用笺”。1933年应南京国民政蒙藏委员会之聘，从北京来南京任委员之职。并在业余时间联系了一些昆曲业余爱好者在南京先后组织“成乐社”，“阳春社”、“公余联欢社”等业余曲社，其中以：“公余联欢社”活动内容最为丰富。“公余联欢社”，戏剧组由溥侗先生负责，下设昆曲、京剧、话剧三个小组。昆曲小组组长是甘贡三，参加活动的有甘南轩、刘梦起、马伯夷、张树声、徐炎之、张善乡、陶善庭等数十人。溥侗先生1952年6月病故于上海，并在上海乐园殡仪馆开了追悼会，前来吊唁者大多数是生前弟子、曲友及文艺界人士百余人。梅兰芳先生冒雨赶来，此时棺椁已上盖，后应梅先生恳切要求，开棺让梅先生与溥侗先生见了最后一面；梅先生悲痛万分，含泪与其悼别。后家人遵其遗嘱，安葬在昆曲发源地苏州的灵岩山。

演出剧目

《射戟》（铁麟甫）

《长坂坡》（林钧甫）

《雅观楼》（包丹庭）

《汾河湾》（言菊朋，蒋君稼）

《八大锤》（红豆馆主饰王佐，侯峻山饰陆文龙）

1936年4月10日，农历丙子年三月十九日：河北省旅京同乡会筹募教育基金会义务戏第二天，红豆馆主、甘贡三《金山寺》，言菊朋、胡菊琴《珠帘寨》。

活动年表

1913—1936

1913年，农历癸丑年：言菊朋入言乐社票房，向红豆馆主溥侗叩头。启蒙第一出为《战蒲关》刘忠。侗五又转请王瑶卿、钱金福、王长林代教不少。要之，《四郎探母》、《武家坡》、《南天门》、《汾河湾》等得之于王瑶卿，《问樵闹府》、《打棍出箱》、《天雷报》得诸王长林，《珠帘寨》、《定军山》、《南阳关》、《战太平》得诸钱金福。

1914年，农历甲寅年，春阳友会票房在北平崇文区东晓市大街129号的浙慈会馆成立。创办人樊棣生。该会之名取“春阳明媚、生机旺盛”之吉意。名誉会长李经畲，票房规模设施，犹如正式剧团。特邀钱金福、姚增禄、鲍吉祥、李春霖、王荣山、曹二庚、律佩芳、诸如香等来此授艺和指导排练。陈德霖、王瑶卿、梅兰芳、姜妙香、姚玉芙、刘砚芳、余叔岩等以会员身份参加活动。红豆馆主、卧云居士、郭仲衡、言菊朋、包丹庭、朱琴心、王又荃、贾福堂、松介眉、张小山、蒋君稼、赵子仪、恩禹之、乔荩臣、世哲生、林钧甫、铁麟甫、李吉甫、柏心庭、孙庆棠、赵翰卿、樊杏初、许松庭、文一舟、潘致忱、周袼庭、钱仲明、邱伯安、沈云阶、陈远亭等均是该会的名票。由于人才济济行当齐全，文武戏均能演出，如《探母回令》、《失·空·斩》、《群英会·借东风》、《华容道》、《单刀会》、《四五花洞》、《宁武关》、《连升店》、《九莲灯》、《石秀探庄》、《雅观楼》、《九龙山》、《广太庄》、《战宛城》、《一箭仇》、《四平山》、《铁笼山》、《挑华车》、《长坂坡》、《通天犀》、《小放牛》、《打瓜园》、《湘江会》、《游龙戏风》、《贵妃醉酒》、《穆柯寨》、《三击掌》、《战蒲关》、《徐母骂曹》、《钓金龟》、《青石山》、《金钱豹》等。

1922年10月18日，农历壬戌年八月廿八日，晚：1922年10月18日第一舞台演出

本晚第一舞台举行义务戏，全由票友演出。

相关信息

民国四公子

关于谭派

陈彦衡、爱新觉罗·溥侗（红豆馆主）、王君直等人学谭派唱腔。

“言乐会”

红豆馆主与袁世凯之二公子袁克文曾共组“言乐会”，极一时之盛，经常组织演出。京城票界知名人士包丹庭、言菊朋、赵逸叟、张小山、载润亭等均被罗致，陈老夫子德霖、俞振飞之业师程继先，还有花脸名宿、谭鑫培的老搭档钱金福，以及北昆耆宿之一韩世昌及梅兰芳等也加入了“言乐会”，可见其号召之大，影响层次之深了。

正因为红豆馆主博学多才，艺兼文武，昆乱兼擅，所以向他求教者不胜枚举，据资料载言菊朋、李万春及票界知名人士叶仰曦等一百余众皆曾师事之，可谓桃李芬芳。他还曾任教于清华大学、女子文理学院、北平艺术学院及北京美术学校，其弟子之多，可能要数以千计了。所以红豆馆主不唯是“票界大王”，也可称为戏曲教育家、活动家。

生平经历

出身

袁克文是袁世凯的次子，他的生母金氏是朝鲜人，袁世凯在清末年间曾任驻朝商务代表，在那里娶了出身贵族的金氏，陪金氏出嫁的两个姑娘后来也一并被袁世凯纳为妾。袁克文生下不久，被过继给袁世凯宠爱的大姨太沈氏。沈氏无子女，对袁克文溺爱有加，几乎到了百依百顺的地步，所以袁克文天性顽劣、放荡不羁，从不正经读书。但他十分聪明，一目十行，过目不忘，喜唱昆曲，好玩古钱，好结文人，自言“志在做一名士”。

幼年

袁克文是袁世凯的三姨太朝鲜人金氏所生，因为大姨太未生子女，所以克文从小便被过继给大姨太收养。大姨太对这个儿子十分疼爱，他提出任何要求都会得到满足。

袁克文自幼聪明过人，据说他有“过目不忘”的本领，所以尽管他像呆霸王薛蟠那样不好好读书，可他作诗、填词、写文章却件件皆精，写的字也风流潇洒。因此袁世凯对他有些偏爱，甚至一度想立他为“太子”。大姨太的骄纵，袁世凯的偏爱，造就了袁克文的挥霍、任性、骄奢的花花公子性格，吃、喝、嫖、赌、抽（鸦片）样样都干。他还花钱加入“青帮”，当上了“大字辈”的“老头子”。除元配妻子刘梅真外，他还娶了5个姨太太，她们是：情韵楼、小桃红、唐志君、于佩文、亚仙。没有名分或“一度春风”的情妇那就更多了，据知情人讲有七八十个。

青年

袁克文除擅长书法、作诗、填词、写文章外，还爱唱昆曲，小生，丑都扮演得很好，他的拿手好戏是《长生殿》、《游园惊梦》。袁世凯死后，他没了管束，开始“票戏”，即当票友。有一年，他在北京新民大戏院与陈德林合演《游园惊梦》，他大哥袁克定（袁世凯死后袁克定成了“家长”）知道了，认为他这种当“戏子”的行为“玷辱家风”，于是便通知北京警察总监薛松坪，要薛把他抓起来。薛不便推托，可又觉得这是他们袁家的“内部矛盾”，便去找袁克文，如此这般把“令兄的意思”一谈。袁克文笑着说：“明天还有一场，唱完了，我就不唱了！”票友借台唱戏是要自备费用的，袁克文唱这两场戏，据说他花费了三四千银元。

因为袁克文花钱如流水，所以他从他父亲那里分得的十几万银元的遗产，很快就用光了，可他又放不下架子来，因此不得不靠卖字、卖文来维持生活。据说他的字写得很好，三杯酒下肚，写起字来纵横驰骋，豪情奔放，大有苏东坡之风。山东督办“狗肉将军”张宗昌请他写了一幅中堂，价码是1000元银洋。求他写字的人之所以这样多，有人说这是因为他的字写得的确好；但也有人说，这是因为他是袁皇帝儿子的缘故。

逝世

1931年袁克文死在天津，终年42岁。家里为他办不起丧事，还是他“帮”里的徒子徒孙凑钱帮他办的。出殡时，“帮”里的人，以及天津的和尚、道士、尼姑、喇嘛，都来送葬。

收藏大家

爱好藏书和古玩，精于鉴赏，能书善画，富于收藏。以巨资广购

古籍、金石、书画、钱币、邮票等。旅居上海多年，好研究金石、古钱币。工于书法、能诗词。为购古籍，曾专门拜方尔谦、李盛铎为师，半年之后，颇通版本之学，并开始致力于古籍购藏，不数年，先后得卢文弨、莫友芝、徐坊、吴昌绶、杨守敬、邓邦述等藏书大家的宋元明精椠数百种。他闻黄丕烈有“百宋一廛”专藏宋本，遂建书楼为“后百宋一廛”，如宋刻本《鱼玄机集》，为黄丕烈旧藏，跋识累累。后又慕名陆心源“皕宋楼”，改为“皕宋书藏”，所藏宋版书达200种，超于黄丕烈之上。又曾收有宋巾箱本《周易》、《尚书》、《毛诗》、《礼记》、《周礼》、《孝经》、《论语》、《孟子》等八部经书，字画细如发丝，精丽无比。

袁克文生性豪放，见到宋元刻本，必设法购得。藏书多为清廷内府藏本，价值最高的有29种、116册。他对收藏的宋巾箱本《周易》、《尚书》、《论语》、《孟子》等8种，尤为喜爱，辟“八经室”贮之。元人绘佛像巨帧13幅为罕见之珍品。故又专辟“八经阁”藏书楼以贮之，并在1926年委托陶湘影印行世。购得盛昱家藏精品数十种，如南宋绍熙年间刻本《礼记正义》70卷，史家称“海内第一孤本”，刊刻极为精美，每卷中都有季振宜的藏印、北宋本《方言》等。另如宋椠《群经音辨》、《于湖居士文集》、《老子道德经古本集注直解》、《绝妙词选》、《册府元龟》、《蜀贤丛书》、《文选注》、《苏诗》、《周礼著》等，还有数十部元刊、明刻和精抄本。与当时名家如徐森玉、傅增湘、周叔弢等相互研究版本， 曾与傅增湘、徐森玉、周叔弢等交往，研究版本、文物。

民国年间，袁克文、张学良、张伯驹、溥侗人称“四大公子”，曾撰有《寒云手写所藏宋本提要二十九种》，方尔谦作跋。藏书印有“皇次子章”、“人间孤本”、“虎豹窟”、“云合楼”、“孤本书室”、“弼宋书藏主人卄九岁小景”、“八经阁”、“侍儿文云掌记”、“寒云鉴赏之记”、“克文与梅真夫人同赏”、“惟庚寅吾以降”、“三琴趣斋”、“后百宋一廛”、“壁珋主人”、“与身俱存亡”等30余枚，其中“与身俱存亡”专门钤于最宝爱之书。

晚年居于上海，生计日窘，以抵押珍藏善本，乃至卖字、卖文为生。所藏珍本部分被傅增湘、丁福保、叶德辉、刘承干等藏书家收去。 

寒云轶事

少时神童

在《钱币学家方地山轶闻》一文中(见今年第一期《中国钱币》)，曾涉及袁寒云与方地山之轶闻。兹就涉猎所及，摭录寒云学艺方面轶闻二三事，或可稍补近世泉坛掌故。在谈到正题之前，对其身世略作简介如下：袁克文(1890—1931年)，字豹岑，一字抱存，号寒云，系袁世凯次子，河南项城人。自幼聪慧异常，六岁学识字，七岁读经史，十岁习为文章，一十有五能诗赋，少有神童之称。年十八以荫生授法部员外郎，这是他一生中惟一任过的官职。以其早熟，富有才华，在1906至1908年随父居津沽时，便从老辈罗瘿公、吴彦复、方地山诸名士游。复以家教熏染，自少时就与古器物、词翰结下不了缘。及至宣统即帝位，世凯被罢官归河南乡居，寒云随之弃官回洹上。其后，寒云弃绝仕途，以贵公子蹉跎放荡著称，要以诗文酒会终其后半生。实则在他短促的一生中，固有消极的一面，而勤于著述乃是更为主要者，留下大量著作，内中不乏文情并茂之作，尤以对古物著录及其研究文章，具有参考价值。摘其可为谈助者介绍一二。

“皇二子”

对袁寒云为人为学影响之大的，无如他的老师方地山了。地山才气横溢，素有江都才子之称。举凡诗词书画和鉴古诸事无所不通，晚来以善作对联名重一时。寒云直承师学，敏学强记，大有出蓝之誉。在他出仕之前，便以文采华赡、擅长声律见称于父执辈。1914年，由易实甫选定其少作，刊为《寒云诗集》三卷行世。倚声之作不少，但不自爱惜，生前未能印出。直至殁后多年，始由张伯驹等人辑为《洹上词》付诸油印。地山善制联语，有联圣之称。寒云亦长于此道，所作甚多，有联贤之谓。寒云又雅嗜京剧、昆曲，为京津名票。不但精通戏剧理论，写过评戏文章，又能粉墨登场。曾与欧阳予倩、梅兰芳、马连良、俞振飞等人同台演出，论者评为字正腔圆，不让名伶。关于他演戏的故事，新近故去的掌故学家郑逸梅老先生在《袁寒云的一生》一文中，有一小段生动的记述：

(寒云)又演《惨睹》，饰建文帝，影载《游戏新报》。范君博题诗其上云:“有脚不踏河北尘，此身即是建文身。闲僧满腹兴亡史，自谱宫商唱与人”。他演该剧，触及自己身世，沉郁苍凉，回肠荡气。方地山听之，为之潸然下涕。

文中“触及自己身世”之谓，乃指与其兄袁克定有矛盾。当袁世凯称帝，改元洪宪，忽有疑寒云谋建储者。寒云乃恳请其父依清制，授为皇二子以释疑。当洪宪之际，寒云肆力购求宋版书，所得书加钤“皇二子印”，借此自晦以避祸。他们兄弟之间有难言之隐。寒云自比陈留王，一则认为才华足与曹子建相埒，二则煮豆相煎同于子桓之迫害。两人不相来往。后来寒云病殁，有黄峙青其人哀挽诗云:“风流不作帝王子，更比陈思胜一筹”。我在四十年前，买到过一厚册石印本《友林乙稿》，书本宽大，染黄纸精印，骤视之与宋本无异，乃寒云督造之书。记得此书有“皇二子印”印识，何种印文则不复记忆。往昔在古钱家骆泽民先生处，见到一枚“招纳信宝”钱拓，钤有“皇二子”椭圆形圆朱文印一方，当是寒云遗物。此印写刻甚精，与名画家溥儒常用印“旧王孙”适相媲美。兹是此二印背景不同，但印语皆贴切印主身份，体现出名士派的气味，与那些印文故作狂态者大不相同也。

关于寒云为人，昔时曾叩问过周叔弢丈。略谓:寒云学识宽，多才艺，设使分予众人，足可使多人名家。又称他赋性质直，疏于防小人，一语投契，便信之不疑，往往受人捉弄云。

不爱惜钱财

生长在这样的家庭，他一生花钱如流水，从未爱惜过钱财。1918年，袁克文到上海游玩，据说一次花去60万大洋。袁世凯临死前曾经托孤给徐世昌，所以袁克文回来后，任大总统的徐世昌要拿拐杖敲断他的腿。

卖字疗饥

袁克文自小师从硕儒严修等人，深得他们的指教和熏陶，加之他刻苦用功，所以诗词歌赋无一不精、琴棋书画俱是行家。严修在天津被誉为近代津门四大书家之一(即华世奎、孟广慧、严范孙、赵元礼)，克文作为他的入室弟子，得其真传，真、草、隶、篆全都精妙，信手挥洒，尽至臻境。

袁克文曾在临帖上面花费不少工夫，尤其是《兰亭集序》碑，更为他所钟爱，为此他曾搜集了许多《兰亭集序》碑的拓片。说起《兰亭集序》还有一段佳话。

昔日吴步蟾(字茂才)有一名贵的《落水兰亭帖》，十分难得。因吴是虞族人，故帖后还有鲜于学士的跋，此帖乃得自海源阁杨至堂家，其中尚夹有包慎伯、丁俭卿致杨至堂论《落水兰亭帖》信各一札。洪宪时，吴步蟾因上书劝阻帝制，被一伙热衷帝制的爪牙所难，几遭不测。于是，吴怀抱祖传的《落水兰亭帖》求售于王式通。王是识货的行家，便留吴便饭，仔细赏玩此帖。恰好袁克文来访，王将此事告知后，克文慨然说:“我愿意送你到天津，然后乘船回南。”袁克文将《落水兰亭帖》留下，遂陪同吴茂才一起赴前门车站。可是，到了车站袁克文才发现自己竟然是囊空如洗，一文不名，只好向仆从借了五元钱，买了一张车票送吴茂才去了天津。吴茂才感动地说:“《落水兰亭帖》应该改名为《五元一命兰亭帖》了。”袁克文回来，对《落水兰亭帖》爱不释手，日日临摹，并按吴步蟾的一句戏言，在帖上题《五元一命兰亭帖》。吴步蟾回家便以村塾自隐，及至段祺瑞执政时，有京兆尹某人又邀请吴茂才北上参政，吴坚辞不就，且说:“我可没有第二个《落水兰亭帖》，再说，世上也没有第二个寒云公子。五元难得，一命难全，我再也不进京了。”此帖后转辗到了于右任的手中，足称得上是一段文坛逸闻了。

一方面因为他的特殊身份，一方面也是因为袁克文的字的确到了火候，所以无论他走到哪里，总是有人找他求字。袁克文的字体清俊超逸，毫无匠气，既有云霞意气，又抱泉石襟怀，自然不同凡响。他兴致所来，遂到处留墨，囊中羞涩了，便挂笔单，煮字疗饥。他每次南游，都是来时肥马轻裘，回去时典当俱尽，他是公子哥的脾气，不愿开口向人告帮，便只有卖字一途。有一年他在上海时，住在大东旅馆，看看过不下去，登报鬻书，由方地山、宣古愚、张丹斧、冯小隐、范君博、余大雄等代订笔单小引云:寒云主人好古知书，深得三代汉魏之神髓，主人愈穷而书愈工，泛游江海，求书者不遐应，爰为拟定书例。

民国十六年(1927年)夏，在北返之前，他自订笔单，小引云:三月南游，羁迟海上，一楼寂处，囊橐萧然，已笑典裘，更愁易米，拙书可鬻，阿堵傥来，用自遣怀，聊将苟活。嗜痂逐臭，或有其人，廿日为期，过兹行矣，彼来求者，立等可焉。就这样十两、八两一副对联，居然求者盈门，还有是他的弟子介绍而来。二十天之期走不成，他有了钱也不想走了。这年的冬天，他又北返天津，大概钱又用光了，便在《北洋画报》上登出“寒云卖字”的广告:

连屏、直幅、横幅整纸每尺二元，半纸每尺一元。折扇每件六元，过大、过小别议。以上皆以行书为率，篆倍直，楷、隶加半，点品别议。先润后书，亲友减半，磨墨费加一成。

在他钱袋最紧的时候，从不向那些政坛上的过客们伸手、张嘴，“打抽丰”。当时的“东北王”张作霖和山东督军张宗昌都曾经聘他做高级参议或顾问之类的官员。当然，不过借重他的资格和名气，并非要他做什么事，但都被他一一回绝——二爷不伺候！一般人可能不相信，袁克文哪里会穷到这个地步，需要卖字维持生活呢？说起来也是，袁世凯死后由其盟兄徐世昌主持分家，每个儿子各分十二万元，除了现金之外，还有十根金条、若干股票、房产。袁克文因从小过继给沈氏，所以一人分得双份的遗产，大可优哉游哉。其实不然，袁克文的家产大部分掌握在其妻刘梅真手里，刘怕他挥霍成性，钱财到手不花光不甘心，所以为了以后子孙的生计起见，把持着钱财，不给他花。袁克文不过有名无实而已，只好做点儿“副业”使手头宽裕一些。

1922年，他的书兴甚豪，登报减润鬻书，一天写了四十副对联，全部售罄。乃购胡开文古墨，写一百副对联以酬谢友人。

赈灾善举

民国十一年，潮汕大风成灾，死亡十几万人。面对严重的灾情，袁克文将自己心爱的字帖卖了赈灾。一幅为宋朝宣和年间的玉版《兰亭帖》精拓本，克文亲笔在上面题签和引首跋尾。还有一折扇，一面拓有古金银货币，并亲笔题识；一面是唐志君所绘的红梅。

袁克文写字有其独到之处，就是可以不用桌子，把纸悬空，由人拉住两端，他挥毫淋漓，笔笔有力，而纸无损，为一般的书家所难做到。写小字更为奇妙，因他终日吞吐烟霞，懒于起身，他便仰卧在床上，一手拿纸，一手执笔，凭空书写。写完再看，字体娟秀，绝无歪斜走样之弊。朋友们看了，无不惊叹。当时上海的各种小报纷纷请他写报头，有些小说也请他题签。一次，一个叫陶寒翠的以其《民国艳史》请他题写封面，他一挥而就。后来小说出版送给他一册，他一览之余，才大为懊悔，原来书中大骂其父袁世凯，从此他再也不敢轻易应酬了。

家庭子女

袁克文有4子3女，袁家嘏、家彰，家骝、家骥，女家华、家宜、家藏，皆为知识分子。其中袁家彰、袁家骝留学美国，皆学有所成，且均加入美籍并定居。袁家骝后来成了闻名世界的华人物理学家，于1973年曾偕其夫人原子物理学家吴健雄访华，周总理接见了他们，并对袁家骝说：“你们袁家的人一代比一代进步了！”

艺术成就

袁克文生活在从皇权政治到民权政治过渡的政治剧烈变动时期，其思想观念与当时的社会环境很不协调，造就了他个性鲜明的处世风格，而这种个性鲜明的处世风格，直接影响了他的书法艺术风格。人们常说“诗言志”“歌抒怀”，又说“书如其人”。这说明了一个规律性的东西，那就是文化产品反映创作者的性格特点，文化产品的艺术内涵往往反映创作者的思想内涵。袁克文的书法艺术也能说明这一点。

其章法取势开张，结体则是内宫宽博，用笔恣肆，给人以豁达大度的感觉。二是为名坤伶章遏云所书“醉醒悲乐”四字，其篆法无意雕饰，朴实无华，给人以旷达率真的乐趣。

袁克文写字喜欢美女抬纸侍候，悬空写字，以致于香墨淋漓，笔画流淌串连，让在场人开怀大笑。他写大字，以纸铺地大笔挥洒，写小楷日记则床头点划，顺势而为，书写方式造成的奇趣让观者称妙。这些特质也是他优伶为友、青帮做大、“下九流”为伍的时代别类性格的反映，所以我们说袁克文的书法是感人的书法，是让人开怀一笑的书法，是具有生命活力的文字，也是其性情和当时心态的写照。

成就艺术，七分天赋三分勤奋。袁克文生于权臣官宦之家，其文化氛围为其艺术的成长造就了难得的条件，而他天生聪颖，勤奋好学，艺术天赋很高，从小就打下了良好的诗词书画艺术基础，18岁时书法已臻成熟，享誉京、津、沪。袁克文主张书法要从篆书练起，他的书如画意，留白亦十分巧妙，求根溯源的意味很浓，颇有学者的风范。他的篆法取法于钟鼎文字，楷法从颜体入手，不但真、草、隶、篆四种字体均能书写，而且出手不俗，深得书法真谛。他的四体屏书法，楷书圆润柔情的捺脚，写成了似刀如切的直捺脚，连笔圆转的草书，变成了宽博涌动的图画，隶书之柔性美，在他的笔下变成了“折金钗”型的刚性美，篆书更是金石之圆劲苍朴。宁丑不媚，宁拙不巧是其书法的原则，也是他处世风格的体现。比较经典的书法作品，如《独艳》纸本座屏，恰是袁克文一生特立独行如流星般划过漆黑的夜空，闪亮而短暂的写照。 

代表作品：

袁克文《独艳》纸本座屏 现为金陵天渡楼收藏

袁克文 书联 金陵天渡楼收藏

诗文作品

感遇

乙卯秋，偕雪姬游颐和园，泛舟昆池，循御沟出，夕止玉泉精舍。

其一

乍著微棉强自胜，

古台荒槛一凭陵。

波飞太液心无著，

云起摩崖梦欲腾。

偶向远林闻怨笛，

独临明室转明灯。

绝怜高处多风雨，

莫到琼楼最上层。

其二

小院西风送晚晴，

嚣嚣欢怨未分明。

南回寒雁掩孤月，

东去骄风黯五城。

驹隙留身争一瞬，

蛩声催梦欲三更。

山泉绕屋知深浅，

微念沧浪感不平。

评析

上面的两首诗是他在民国年间最广为传颂的名作。一九一五年，正是袁世凯酝酿称帝最热闹的时候，袁寒云做此二首，强烈反对“乃父窃帝位，改元洪宪”。据史载“克定拥乃父称帝，克文（袁寒云）时作讽诗示几谏之意，后以《感遇》诗获罪。诗云：乍著微棉强自胜，……莫到琼楼最上层。初，克文逐日辟觞政于北海，结纳名士，从者颇众。克定阴遣岭南诗人某窥克文动静，某检举《感遇》末二句诗意为反对帝制。克定禀承世凯，安置北海，禁其出入。克文唯摩挲宋板书籍、金石尊彝，消磨岁月。”（摘自《洪宪纪事诗本事簿注》）当时全国反袁称帝的人士也大多引用诗中的“绝怜高处多风雨，莫到琼楼最上层。”寒云诗名由是诗名大噪。直到一年以后，袁世凯驾鹤西去，袁寒云才脱离软禁之身，恢复自由之体。

词作

他风流，不放荡，喜青楼，不龌龊。据张伯驹《春游记梦》载：庚午1930年冬岁夜，以某义务事共演戏于开明戏院，卸妆后，余送寒云至霭兰室（妓馆）饮酒作书，时秘密洒洒，飞雪漫天，室内炉暖灯明，一案置酒肴，一案置纸墨，寒云右手挥毫，左手持盏，即席赋《踏莎行》词云：

“随分衾裯，无端醒醉。银床曾是留人睡。枕函一晌滞余温，烟丝梦缕都成亿。

依旧房栊，乍寒情味。更谁肯替花憔悴。珠帘不卷画屏空，眼前疑有天花坠。”

可想当年情致的婉转。克文纳妾十五人，多是名妓，两情相悦则暂结琴瑟，厌烦则者流分钗，甚至为友来往。当年的观念：娶妻重德，纳妾重貌。他的正妻是刘梅真德貌双全，生子家嘏，家彰。

他的嵌字联深得“联圣方地山”的真传，妙造自然，绝不穿凿。几乎立等可得。赠秋芳的是“秋兰为佩，芳草如茵”。在勾栏中赢得了名声。再有，他精书法词章，旁及金石考订，卓然独到，收藏金石玉瓷，秘戏书画，不一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