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良才(1900-1989),湖南省汝城县人,开国上将。原名性明,字少时。1925年参加村农民协会。1927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1月参加湘南起义,后随朱德、陈毅到井冈山,编入中国工农红军第4军,任连党代表、军部秘书,参加黄洋界保卫战等战斗。1928年后,历任营部书记,支队、师、军政治委员等职,参加了中央苏区历次反“围剿”。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军部秘书,第十二师三十六团连党代表,中共永兴县区党委书记,红四军第三十一团一营营部书记、连政治委员,第三纵队七支队政治委员,红一方面军第三军九师政治委员,红五军团第十五军政治委员,红军总卫生部政治委员,红三十一军政治部主任,红四方面军教导团团长兼政治委员,援西军政治部组织部部长。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晋察冀军区第三支队政治委员,第三军分区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晋察冀军区政治部副校长、副政治委员,华北军政大学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华北军政大学政治委员,华北军区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北京军区政治委员。一九五五年被授予上将军衔。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委员,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二、三、四、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于1989年2月22日在北京病逝,终年89岁。
朱良才,原名朱姓明,字少时,号振声,湖南省汝城县外沙村人,1900年9月27日出生于一书香门第。其父朱邦藩以教蒙馆(即私塾)为生。家有田20余亩,房7间,因无劳力,雇人耕种,生活较富裕。朱良才上有兄长二人,长兄朱姓敏,次兄朱姓成,朱良才排行第三。他周岁时,父亲病逝。此后,家境日益艰难。他自幼读私塾,14岁考入县立高等小学,高小毕业后考入衡阳“诚德”中学。在这里他开始接受新思想。“诚德”中学毕业后回乡创办新式学堂。朱良才的青少年时代过得十分平淡,在他参加革命后的《自传》中曾回忆说:"这10年光景(1915-1925)纯系一个不闻政治的老百姓……。但所处的社会地位,自发地产生了对旧社会的不满情绪,以致成为后来能够走向革命的基本因素。"
1925年,在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运动中,他积极参加革命活动,参加乡农民协会,被推选为农民协会组织委员。1926年,朱良才随农会委员集体加入国民党。从此,他更加热心地领导开展农民运动。“马日事变”后革命处于低潮,在一片白色恐怖的情况下,许多共产党员退了党,而他却更坚定了革命意志,于这年的10月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由于汝城的反动势力疯狂镇压革命,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他在村里无法呆了。所以,县委书记才亲笔写了密信,要他投奔朱德、陈毅参加湘南起义。
1927年,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共产党人及积极分子遭到捕杀,血雨腥风一时笼罩中华大地。朱良才作为农会的领导骨干,被国民党军逮捕入狱。他经受了白色恐怖的严酷考验后,革命信念更加坚定。1927年10月,朱良才被营救出狱后,毅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8年1月初,朱良才经县委介绍,前往湖南参加暴动。在湖南耒阳县,朱良才找到了朱德和陈毅。几天后,陈毅带他到永兴参加湖南特委召集的代表大会。会后,朱良才来到资兴县担任县委组织部部长,与其他领导一起发起了农民暴动。起义农民转移到耒阳后,组成第36团,不久挥师井冈山,加入了红4军的行列。
朱良才参加红军后,开始在军部当秘书,给朱德军长掌印。后来,在朱良才积极请求下,被派到红4军主力之一的31团1营1连当党代表。不久,他就率部参加了保卫井冈山的黄洋界战斗,当时由于红军主力出山作战,黄洋界保卫战,是以红军两个连对敌军一个师的悬殊兵力的战斗。1928年8月30日清晨,敌军发起了疯狂的进攻。朱良才和连长王良率领战士利用有利地形,相继打退了敌人的4次冲锋,使敌人在我阵地前横尸遍野。红1连战士的士气更加高涨。而敌人则军心动摇,当夜逃回了酃县。战后,毛泽东对黄洋界保卫战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黄洋界保卫战取得胜利后,朱良才率部随红4军参加了一系列战斗。由于朱良才坚定地执行毛泽东提出的建军原则和战术方针,作战勇敢,又注意用革命道理去教育红军战士,所以全连官兵,士气旺盛。毛泽东经常在宋良才的红1连开座谈会,搞调查研究,提出一些连队政治工作的方向性问题,进行建设全新的无产阶级军队的尝试。
1929年,朱良才率部随毛、朱进军赣南、闽西,建立中央革命根据地。次年,朱良才被任命为红1方面军第9师政委。
1930年底,蒋介石对中央根据地发动了第一次"围剿"。12月29日,国民党前敌总指挥张辉瓒率18师师部和两个旅深入到龙冈地区。根据作战命令,朱良才和师长徐彦刚指挥部队迂回敌后,及时发起了猛攻。经过4个多小时的激战,红9师一举攻占张辉瓒的指挥所,活捉了张辉瓒,并缴获一部电台。红军乘胜作战,终于粉碎了敌人的第一次"围剿"。1931年4月,第二次反“围剿”开始不久,朱良才便率红9师俘国民党军2000多人,受到毛泽东的称赞。在朱良才担任红9师政委的两年中,红9师常常出敌不意地在敌背后开刀,几乎每战必胜,因此,红9师被誉为"善打迂回的常胜师",朱良才也在征战中屡建奇功。不幸的是,在一次激战中,朱良才的右臂肘关节和血管同时被子弹打穿,因流血过多,生命垂危,后经抢救,他才脱离危险,但右臂留下了终生残疾。
1932年初,朱良才被派到红5军团15军担任政治委员。朱良才刚一到任,就参加了赣州战役。红15军奉命进入储谭、大湖江一线阻击援赣之敌。激战中,朱良才亲临火线,奋力率部抵抗,在最危急时刻,朱良才亲自带领大刀队,与敌人短兵相接。由于朱良才等部誓死阻敌援军,才使主攻赣州的红3军团免受强敌夹击。此后,红15军在军长和朱良才政委的带领下,参加了著名的漳州战役和水口战役。在战火中,红15军逐渐锻炼成一支能征善战的部队。朱良才也在1933年召开的第2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被中央军委授予二等红星奖章。
红1方面军长征之前,由于中共中央"左倾"领导者的错误,朱良才几经降职,被调到红34师任政治部主任。但他并不因此而消沉。在湘江战役中,朱良才枪伤复发,被送到医院治疗。伤愈后,他被任命为红军总卫生部政委兼野战医院政委。在朱良才的领导下,完善了红军总卫生院的编制,保障了红军卫生工作的开展。
1935年6月,红1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会师后,朱良才奉命调至红4方面军31军任政治部主任。朱良才反对张国焘分裂党、分裂红军的作法,引起张国焘的不满,被张视为异己。1936年秋,朱良才调任红4方面军教导团团长兼政委。
1936年10月,红4方面军长征抵达陕北。不久,朱良才便和2万多红4方面军将士一起,组成西路军,渡黄河西征。由于孤立无援,西征军终于以失利告终,西路军几乎全军覆没。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朱良才历尽艰险,经过36天的沿途乞讨和化装潜行,终于在敌人眼皮下穿越了河西走廊,找到了援西军,回到革命队伍中。为了尽快营救西路军将士,朱良才主动到八路军兰州办事处专门做营救工作,被任命为秘书长。由于他有亲身经历,对失散红军认得特别准,很快找回了许多红军干部,为我党挽回了一大批骨干力量。1938年春,朱良才到中央党校学习。
1938年秋,朱良才奉命到华北抗日前线晋察冀军区,担任三分区政委兼政治部主任。朱良才在三分区工作一年,他和分区司令员陈漫远发动全分区军民经过48天的战斗,粉碎了日军对五台山的围攻。
1939年秋,朱良才调任晋察冀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后为主任。在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聂荣臻的直接领导下,他全力以赴地做军区和部队的政治工作。在这期间,晋察冀军区各部队先后取得了雁宿崖歼灭战、黄土岭围攻战的胜利,并击毙了有"名将之花"之称的日军"蒙疆驻屯军"最高司令兼第三混成旅旅团长阿部规秀中将。在抗击日军的同时,还成功地进行了反"摩擦"斗争,粉碎了蒋介石反动派的阴谋。朱良才通过自己的努力工作,为晋察冀根据地的军事斗争提供了强有力的政治保障。他积极倡导和组织开展模范党支部和杀敌立功运动,及时发现和宣传"狼牙山五壮士"、"民兵英雄李勇"、"子弟兵的母亲戎冠秀"等先进典型。
1946年1月,朱良才担任晋察冀军区军政干部学校副校长兼副政委。1948年5月至1949年8月,朱良才任华北军政大学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为培养军政干部做出了重要贡献。1949年8月,朱良才调任华北军区政治部主任,兼华北军政大学政委。1954年后,升任军区副政委。1955年至1958年任北京军区政委。
1959年,朱良才主动要求退出领导岗位,把位子让给年富力强的同志,受到中央军委领导的称赞。
1962年朱良才曾被选为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是第一届全国政协代表,第一至五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二至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曾是中央人民政府最高法院委员,中共华北局委员,华北行政委员会委员。
朱良才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88年7月,被授予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朱良才于1989年2月22日在北京病逝,终年89岁。
朱良才同志具有崇高的共产主义理想和坚定的革命信念,对党的事业忠心耿耿,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坚定不移。无论条件多么艰苦,环境多么险恶,他都英勇顽强地坚持斗争。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朱良才同志被捕入狱。面对凶恶的敌人,他威武不屈,大义凛然。被营救出狱后,毅然加入中国共产党,继续组织秘密农会,巧妙地同国民党反动派展开斗争。长征途中,他旗帜鲜明地与张国焘错误路线进行斗争,宣传中央的路线,宣传革命的团结,虽受到打击,但一直忍辱负重,勤勤恳恳地为党工作。
1937年,西路军失败后,他为了寻找党的组织,只身一人,风餐露宿,不畏艰险,克服重重困难,经过36天的沿途乞讨和化装潜行,终于回到革命队伍。十年动乱期间,他对林彪、“四人帮”的倒行逆施表示了极大的愤慨,并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他虽年事已高,体弱多病,但仍十分关心党和国家的大事,孜孜不倦地学习。他衷心拥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在思想上、政治上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并经常教育子女和身边工作人员坚决执行党中央的决策,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改革开放的总方针、总政策。他的模范行动,表现了共产党人高尚的革命品质。
朱良才同志身经百战,作战勇敢,指挥果断,善于运用毛泽东军事思想指挥打仗,出色地完成了作战任务。他担任基层指挥干部时,总是身先士卒,冲锋陷阵。担任中高级干部后,坚持亲临前线指挥战斗。
1928年8月,在井冈山黄洋界保卫战中,他率领红三十一团一营一连勇敢机智地击退一个团敌人的疯狂进攻,守住了红四军的主要军事基地。他参加了中央革命根据地历次反“围剿”,为巩固和发展革命根据地做出了重要贡献。在一次反“围剿”中,他率领红九师参加歼灭敌张辉瓒师的战役,指挥若定,战果显著,缴枪2000余支,缴获敌电台一部、大炮一门,受到毛泽东、朱德同志表扬。
在第四次反“围剿”中,他率领红十五军顽强阻击敌人于阵地前,为红一、三军团全歼敌十一师创造了有利条件。由于他指挥有方,屡建战功,在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二次全苏维埃大会上荣获二等红星奖章。长征开始时,在异常艰难的条件下,他率领后卫师抗击着数倍于我的敌人,掩护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朱良才同志多次负伤,都坚持不下火线,有时躺在担架上指挥作战。他经常不分昼夜地刻苦工作,多次病倒在工作岗位上,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高度的自我牺牲精神。
朱良才同志在几十年的革命生涯中,长期从事军队政治工作,为部队的政治思想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他坚决贯彻党的决议和古田会议精神,狠抓连队党支部建设,重视用无产阶级思想教育部队,并处处身体力行,为人表率,受到干部战士的信赖和爱戴。长征途中,他利用战斗间隙,组织部队进行政治教育和文化学习,宣传党的各项政策和英雄模范事迹,对巩固部队、保证作战胜利起了重要作用。
在总卫生部工作期间,他以极端负责的精神,亲自组织医疗抢救工作,挽救了许多同志的生命。在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工作期间,他深入调查,多方联系,按照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机智灵活地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斗争,营救了大批革命同志。
抗日战争时期,他协助聂荣臻同志领导晋察冀军区的政治工作,深入进行政治动员,运用党的抗战路线和战略方针武装部队与群众。他积极倡导和组织开展模范党支部和杀敌立功运动,注意发挥党支部的核心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及时发现和宣传“狼牙山五壮士”、“民兵英雄李勇”、“子弟兵的母亲戎冠秀”等先进典型,对巩固基层、提高部队战斗力,起了重要作用。他重视宣传、文化工作,充分发挥文艺武器的威力,组织创办《抗敌三日刊》(后改名为《子弟兵》)、《晋察冀画报》和“抗敌剧社”,运用生动活泼的形式进行抗日宣传教育,揭露日伪军罪行,坚定部队和人民群众抗战必胜的信念,极大地鼓舞了士气。他参与领导历次反“扫荡”中的政治工作,总结了不少宝贵经验。积极开展“两面政权”、“打入敌内部”、“策反”等工作,对瓦解敌军、壮大我军起了重要作用。对俘虏人员,他耐心教育,晓以大义,使不少人弃暗投明。他重视搞好军政、军民关系,教育部队发展生产,节衣缩食,努力减轻根据地人民的负担,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热烈赞扬。他为巩固发展晋察冀“模范抗日根据地”做出了重要贡献。
解放战争时期,他先是协助聂荣臻同志创办晋察冀军政干校,之后协助叶剑英同志创办华北军政大学,直接参与两校的领导工作,为部队的发展壮大培养了大批干部。解放后,他在担任华北军区政治部主任期间,协助聂荣臻、薄一波同志领导全区的政治工作,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他主持北京军区政治工作期间,努力发扬我军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坚决维护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坚持党委集体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重视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建设和基层党支部及干部队伍建设,反对教条主义,提倡和坚持结合我军实际学习革命理论,注重总结和推广新鲜经验,为加速部队的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做出了突出贡献。他关心社会教育,写出了《朱德的扁担》、《这座山,它革命!》等闪烁着我军革命光辉的回忆文章,成为革命传统教育的生动教材。
朱良才同志具有一个共产主义者的高尚品质和革命情操。在60余年的革命岁月中,他历尽艰辛,百折不挠,呕心沥血,鞠躬尽瘁。他对党对人民无限忠诚,顾大局,识大体,能上能下,任劳任怨,从不计较个人的名利得失。1958年他主动要求退出领导岗位,把位子让给年富力强的同志,受到中央和军委领导同志的称赞。他学习刻苦,勤于动脑,勇挑重担,严谨细致,具有强烈的革命事业心和责任感。他光明磊落,坚持原则,善于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他联系群众,团结同志,平易近人,富有民主作风。他关心爱护干部,知人善任,公道正派,坚持搞“五湖四海”。他严于律己,廉洁奉公,艰苦朴素,谦虚谨慎,始终保持劳动人民的本色。他对家属、子女要求十分严格,关心他们的政治进步,从不插手、干预他们的工作安排,有一个很好的家风。
朱良才同志把毕生精历献给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人民军队建设。他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一生。他的逝世,是我党我军的一大损失。他的崇高品质和光辉业绩,将永远铭记在人们的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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