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宗昌(1881年—1932年),字效坤,山东省掖县人(今山东莱州)。绰号“狗肉将军”、“混世魔王”、“三不知将军”、“五毒大将军”、“张三多”等。奉系军阀头目之一。1925年,张宗昌残酷镇压青岛日商纱厂工人罢工,造成“青岛惨案”。1932年9月3日,被郑金声之子山东省政府参议郑继成枪杀于津浦铁路济南车站。
张宗昌1881年出生,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赴东北谋生,这期间他打过零工,扛过长活,给老财家放过牧,后流落到海参崴。辛亥武昌起义后,亲率百余人投山东民军都督胡瑛,随至上海,任光复军骑兵独立团团长。
1912年,任江苏省第三师骑兵第三团团长、第五旅旅长。
1913年7月,投靠冯国璋,先后任江苏陆军军官教育团监理、江苏将军公署副官长、总统府侍从武官长。后改任江苏暂编第一师师长。率部进攻护法军,任第二路总指挥。
1920年兵败,所部被解散。
1921年至奉天张作霖处,先后任巡署高级顾问、宪兵营长、绥宁剿“匪”司令、绥宁镇守使。
1923年,任东北第三混成旅旅长。
1924年9月,第二次直奉战争时任奉军第二军副军长。二次直奉战争后,改任宣抚军第一军军长。
1925年初,任苏皖鲁剿匪司令。4月任山东军务督办。残酷镇压青岛日商纱厂工人罢工,造成“青岛惨案”。7月兼任山东省省长。
1926年初,任直鲁联军总司令。
1927年6月,任第二方面军团长。
1928年8月,兵败下野,一度亡命大连、日本。督鲁3年期间(1925年-1928年),横征暴敛,捐税多达50余种,曾镇压济南工人运动,杀害工运领导人鲁伯峻、朱锡庚、史得金、宋伯行等。
1932年,由日本回国,潜居天津租界。同年9月3日,被山东省政府参议郑继成枪杀于津浦铁路济南车站。
年少多艰
张宗昌生于1882年3月4日(一说:1881年2月13日,同样都是农历正月十五),由于这一天是上元节,又称灯节,而民间有“初一的娘娘十五的官”这一说法,因此给张宗昌起了个小名叫“灯官”。张宗昌幼时曾接受短暂的私塾教育,为后来张宗昌能读书、写字打下了基础。塾师祝修德为其起名张宗昌,乃昌盛张氏家族之意。少年时代的张宗昌,经常衣食无着,饱尝挨饿受冻之苦。为了度日糊口,张宗昌放过牛,当过放铳手、酒计等。痛苦不堪的童年生活既让他过早地饱尝了人间的冰凉,又磨练了他的意志,增强、提高了他对恶劣环境的适应能力。1897年,胶东一带又遇荒年,民不聊生,张宗昌逃荒关外。在东北流荡期间,他打过零工,扛过长活,给老财家放过牧。1899年,张宗昌应招到中东铁路当筑路工。在这期间,当过装卸工,干过扳道工,由于张宗昌身材高大,勇于干重活,宽厚大度,重义轻利,所以在工人当中很有威信,也逐渐得到俄国人的青睐。并且学会说一口流利而又发音准确的俄语。后前往西伯利亚淘金充任总工头。在金矿任总工头时,不仅学得一手颇为出色的淘金技术,而且把自己锻炼成为一个出众的射杀猛兽猎手,锻炼出了极准的枪法。
只身从戎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后,俄国报纸不断报道中国革命的消息。
经人介绍,张宗昌与革命党人张西曼、胡金肇等发生联系,加之张宗昌在海参崴时即已经接触过革命思想,经宣传鼓动拉队伍回国参加革命。投山东民军都督胡瑛,不久,即随军到上海,在陈其美部下任光复军的团长。1913年,张宗昌升任江苏陆军第三师师长。二次革命时,江苏是国民党人讨袁的主要省份,张宗昌第三师被派往徐州防御袁世凯南下的北洋军。然而,张宗昌却在前线倒戈,投降北洋将领冯国璋;从此成为直系之一部。
1916年11月,冯国璋出任代理总统,张宗昌则任侍卫武官长。1918年护法战争爆发后,张宗昌又出任江苏第六混成旅旅长,随张怀芝赴湘参加对南方军队的作战,结果大败而逃,改任暂编第一师师长。1921年,张宗昌又奉命率部入江西,与江西督军陈光远交战,结果,在吉安地区被陈光远打败,所部也被陈光远解散,张宗昌在江苏已无立足之地,只得只身北上直隶省城保定,投靠直鲁豫巡阅使曹锟。曹锟本想收留张宗昌,但吴佩孚等将领容不得这位土匪出身的师长,一怒之下,张宗昌和曹锟手下一名失意军官许琨,远赴奉天投靠张作霖、张学良父子,由直系转到奉系。
投靠奉系之后,张宗昌也只能从头干起,先任宪兵营营长。不久,吉林军旅长高士傧(原吉林督军孟恩远外甥)联合胡匪卢永贵,要和张作霖作战。当时张作霖刚在直奉战争中战败,无大兵可派,便决定派张宗昌率宪兵营去应战。这本来是一场势力悬殊的较量,但由于卢永贵手下的大小头目,很多都是和张宗昌当年一起闯关东的同乡,此外还有不少山东老乡,不是黄县人就是掖县人,大多久闻“张长腿”的名号;凭着这种关系,张宗昌兵不血刃,即把胡匪收编成三个团,张宗昌又吸收了从俄国逃到中国国内的俄国白军。张作霖很高兴,任命他为吉林省防军第三旅旅长兼吉林省绥宁镇守使。这样,张宗昌有了一块立足之地。不久,俄国内战,白俄卫军败逃到中国,大多投靠了张宗昌,不多久,张宗昌已有近万人马。
由于人多枪多,张宗昌的军费开支庞大,虽然张作霖不断从奉天拨款资助,也是入不敷出,无奈,张宗昌便在自己辖区内让士兵种植鸦片,弥补不足。这事引起奉军各部不满,要求张作霖遣散这支队伍。加之张宗昌的部队一向匪气极重,声誉甚差,张作霖便有心裁撤。1923年秋,张作霖趁陆军各部演习,派出校阅委员郭松龄到张宗昌第三旅,视察张部的演习情况,名为校阅演习,实则伺机遣散。
演习过程相当苛刻,张部士兵爬冰卧雪被折磨得够呛。张宗昌躲到一边发牢骚,骂道:“他妈的,这是哪个龟孙子的计划,弄得我们这样。”
正在骂时,郭松龄突然推门进来,听到骂声就质问张说:“你在骂谁?!”
张宗昌打个哈哈,说:“这是我的口头语,并没有指骂任何人。”
郭大发雷霆,指着张的鼻梁骂道:“我×你妈!这也是我的口头语!”
只见张宗昌脸色由红变黑,从炕上一翻身跳了下来,道:“郭大二爷,你×俺妈,你就是俺的亲爸爸,还有什么说的。”
郭松龄比张宗昌还小了两岁,张宗昌竟称之为“爸爸”。这种急智,还得配上过人的厚脸皮才行。一场风波化为乌有。郭反而对张有了好印象。认为他能容人,自然校阅完毕,回奉天讲了不少好话,裁撤之议遂息。
过后张宗昌对亲信说:“我叫他爸爸,反正他不是我爸爸。”
于是,张作霖对张宗昌大加宠爱,立即把他从吉林调到沈阳,并将张宗昌部改为奉天陆军第三个旅,下辖四个团。
平步青云
1924年(民国13年)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张宗昌被任命为镇威军第2军副军长,立下军功。战后,段祺瑞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张宗昌被任命为宣抚军第1军军长,驻扎上海。1925年(民国14年)2月,张宗昌被任命为苏皖鲁三省剿匪总司令,驻扎徐州。随后,在张作霖的支持下,同年4月,张宗昌被任命为山东军务督办。由此,张宗昌支配山东省,但任内因苛酷残忍、对民众处以刑罚,而被民众呼为“狗肉将军”。张宗昌和奉系的其他将领一样,都以日本为后盾。1925年(民国14年)5月,张宗昌镇压了青岛的日本纱厂工人大罢工,酿成了“青岛惨案”。在统治山东省期间,张宗昌积聚了大量私财,存入大连的日资银行内。
同年10月,浙江军务督办孙传芳、冯玉祥的国民军开始携手挑战奉系,张宗昌迎击(浙鲁战争)。随后,第二次直奉战争后一度势弱的直系吴佩孚参战,形成了国民军对直系、奉系联盟的局面。12月,张宗昌自任直鲁联军总司令,开始攻击北京的国民军。1926年(民国15年)4月,张宗昌从国民军手中夺取北京。因为自己学问少,故张宗昌对旧学十分倾慕,入北京城之际,张宗昌强制命令华北各学校恢复孔子教育。
1924年9月,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张宗昌被提升为第一军副军长(军长李景林),率部由热河到朝阳,然后向关内进击。10月,直军第三路总司令冯玉祥回师北京,发动北京政变,囚禁贿选总统曹锟。奉军乘势进逼津、京,李景林首先抢了个直隶省军务督办的头衔,不久,皖系郑士琦被任为山东省善后督办,张宗昌只获任第一军军长。
张宗昌虽然当上军长,但在奉系控制的东北及直隶、山东等省都没有了自己的地盘,要想当个督军、省长,唯有向南争夺江、浙。当时,江苏督军是齐燮元,浙江督军是孙传芳,江、浙是直系的势力范围,段祺瑞任命亲信卢永祥为江浙宣抚使,准备消灭齐燮元,夺加地盘;张作霖也想向江南扩张,于是,支持张宗昌南下。张宗昌与参谋长王瀚鸣、随军参谋长李伯仁以及部将许琨、毕庶澄、吴致臣、褚玉璞等商议后,即率部从天津动身南下。直军徐州镇守使陈调元,原为张宗昌部将,受过张宗昌很多恩惠,这次张宗昌南下,他不忘前恩,让出大路,使张宗昌长驱直进江苏,齐燮元仓惶逃离南京,张宗昌轻而易举得到江苏,命部前进驻苏南要地,自己亲率一部进入上海,摆出大举进攻浙江的姿态。孙传芳知道自己的实力难以抵抗奉军,早已派人向张作霖输诚,张作霖也有意笼络孙传芳,保证消灭齐燮元后,停止向浙江进军。当张宗昌进入上海后,孙传芳知道他流氓成性,即派心腹赶往上海,把所有妓院、赌场、酒市都包下来,供张宗昌天天花天酒地,寻花问柳。随后,孙传芳亲到上海,结识张宗昌,并尽力拉拢,还结拜为兄弟。这样,张宗昌放弃了攻取浙江的打算。
入主山东
正当张宗昌还在上海寻欢作乐时,段祺瑞政府任命卢永祥为江苏军务督办,张宗昌想夺取江苏地盘的愿望落空,一怒之下,把部队撤往江北,集中徐州。张宗昌撤兵,张作霖着急,向段祺瑞求情,要求把由皖系郑士琦管的山东让给张宗昌。当时,段祺瑞要靠张作霖抗衡冯玉祥,以维持自己执政的地位,迫不得已免去郑士琦的军务督办而改任张宗昌。但是,郑士琦虽被免职,但并不离任。张宗昌等了三个月,最后,派许琨率两个旅入山东,又派参谋长王瀚鸣到济南拜会郑士琦,软硬兼施,郑士琦不得已离开济南。1925年4月,张宗昌从徐州率大队人马进入山东,出任山东省军务督办。接着,张宗昌又武力逼走省主席龚伯衡,自兼省主席。
时运多舛
张宗昌独掌山东军政大权后,利用山东的富庶,大力扩张自己的武装力量,很快达十万余人马。同时,他残酷镇压工农运动,如镇压青岛日本纱厂工人大罢工,造成了震惊全国的青岛惨案。但是,在当时中国政局十分混乱的情况下,张宗昌要保住自己的地盘也不容易。他到山东不久,冯玉祥的国民一军兵临直隶,紧逼李景林;河南军务督办岳维峻的国民二军也趁机进攻山东,兵锋直指山东南大门徐州。张宗昌准备亲临前线指挥战斗,谁知他在济南尚未动身,徐州镇守使孙钵传已弃城逃路,济南危急。张宗昌率部奋力反击,死伤惨重,总算把济南保住,把国民二军赶出山东。
不过,1925年,奉军几次入关,取得很多利益。继李景林、张宗昌先后任直隶、山东军务督办之后,奉军以天津为据点,向南扩张至长江下游,以邢士廉师驻上海,丁喜春师驻南京,后又派刘翼飞、赵鸣臬两旅开赴上海。9月,张作霖又迫使段祺瑞任命杨宇霆为江苏军务督办,姜登选为安徽军务督办。至此,津浦沿线各省区全部为奉系所占有。然而,就在奉系得意忘形之时,孙传芳联合陈调元突然起兵反奉。10月,奉浙战争爆发,奉军毫无准备,大败而逃,东南半壁全数丢失。张作霖不甘心失败,召集张宗昌及山东军务帮办施从滨等将领开会,即任命张宗昌为江苏善后督办,施从滨为安徽善后督办,领兵南下收复江苏、安徽。12月,张宗昌、施从滨等在北京领到大批饷银和给养。张宗昌任命施从滨为前敌总指挥,率兵攻安徽蚌埠,自己则率白俄军由济南沿津浦路东侧开进,掩护施部向南急进。结果,施从滨部在蚌埠遭惨败,张宗昌的白俄军也受到重创,施从滨本人也被孙传芳俘虏后斩决,张宗昌率部逃回山东。不久,李景林被冯玉祥国民军打败,由天津退往山东,与张宗昌联合组织直鲁联军,张宗昌任总司令,李景林任副总司令。
1926年夏,广州国民革命军北伐,吴佩孚首先遭到沉重打击,孙传芳决定和奉系重新修好,共同对付北伐军。11月,孙传芳派杨文恺先后去见张宗昌和张作霖,取得了谅解。随后,张作霖、张宗昌、孙传芳齐集天津,由张宗昌、孙传芳联合提议,推张作霖为安国军总司令。12月1日,张作霖宣誓就职,任命张宗昌、孙传芳为副司令。同时,决定派张宗昌率直鲁联军南下支援孙传芳。
1927年初,张宗昌调集十余万军队南下援助孙传芳,进驻南京、上海等地。在上海,直鲁联军大举屠杀工人、学生,镇压上海工人武装起义。但是,随着北伐军向华东的进逼,北洋军将领陈仪、周凤岐、陈调元、王善、张克瑶等先后归附北伐军。北伐军占领了浙江及安徽的安庆、芜湖等地,直取南京、上海。孙传芳见大势已去,遂将宁沪防务移交张宗昌的直鲁联军,自己率部逃往江北扬州。张宗昌的王翰鸣第十一军在寿州遭到惨败,张宗昌亲征合肥,围了三个月也未攻下。3月下旬,北伐军先后占领南京、上海,后又渡江北进,直鲁联军节节败退,5月,北伐军攻下了蚌埠、徐州,张宗昌率残部退回济南。
对张宗昌的败退,张作霖十分恼怒,要追查责任。就在这时,张宗昌得到一个情报,说第八军军长兼海军司令毕庶澄和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暗中有联系,于是,决定杀毕庶澄。由于毕庶澄手握军权,张宗昌不便明杀,更不愿自己下手,便指使时任直隶军务督办的部将褚玉璞,1927年4月4日在济南将毕庶澄诱捕杀害。张宗昌既借刀杀了人,又搪塞了南下战败的罪责,把失利原因推到毕庶澄通敌之上。直系吴佩孚、孙传芳两支军阀势力在北伐军的打击之下,已被消灭瓦解,剩下奉系军阀还想负隅顽抗。1927年6月18日,张作霖在北京中南海怀仁堂就任安国军大元帅,并宣布成立安国军政府,张宗昌被任为安国军副总司令兼第二军团军团长。张作霖趁宁、汉分裂之机,派张宗昌率军开赴陇海线一带对付冯玉祥军队,双方在徐州交战,张宗昌部损失惨重。张作霖急电严斥张宗昌“久战无功”,张宗昌恼羞成怒,于10月上旬,与冯军再激战于河南兰考一带。张宗昌师长潘鸿钧用计诱降了冯军之旅长姜明玉率部倒戈,逮捕了冯军第八方面军副总指挥、军长郑金声,押解济南。张宗昌获胜,大喜,下令枪杀郑金声,众幕僚劝阻,但张宗昌执意要杀。而这一杀,也象孙传芳斩杀施从滨一样,使自己在数年之后招来了杀身之祸。
1928年春,国民党四大军事集团联合北伐,奉军节节溃败,张宗昌在山东的日子已很不好过,山东地方势力多派联合,逼张宗昌脱离张作霖,自成山东省保安总司令部。不久,又听说南京政府委任陈调元为山东省主席。张宗昌受到内外逼迫,只得于4月底率直鲁联军离开山东撤入直隶之德州、天津至冀东滦州。
东渡避难
1928年6月初,张作霖知道京、津已不可保,决定退出关外。但1928年6月4日,他乘火车离开北京后,于皇姑屯被日军炸死(即“皇姑屯事件”)。张作霖死后,张宗昌悲痛万分,手下尚有五万人马不知何去何从。他向张学良恳求出关,张学良深怕他出关后取而代之,不但不允许出关,反而派于学忠等部将其控制。北伐军占领京、津后,9月,白崇禧率部到达冀东,包围了张宗昌部。张宗昌感到大势已去,化装从一条小巷走出,找到一条小鱼船,从滦州口逃往大连,再乘船东渡日本,残部五万人被白崇禧全部收编。
张宗昌虽然流亡日本,但仍不甘心失败,寻机卷土重回。1929年,他在日本帝国主义支持下,纠合鲁东余部在烟台登陆,结果遭到失败,仍逃回日本。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寇侵占东北,张学良率东北军退入关内,出任北平绥靖公署主任。1932年春,张学良担心张宗昌充当汉奸,电邀他立即返回中国,暂居北京铁狮子胡同。
杀机前兆
张宗昌回国后,则想返回山东招集旧部,东山再起。然而,当时的山东省主席是国民党冀豫鲁“剿匪”总指挥、第三路军总指挥韩复榘,不能让张宗昌卷土重回。8月,张学良召集华北驻军诸将领到北平参加军事会议。在会议期间,经石友三的介绍,张宗昌认识了韩复榘。其后,又经石友三的撮合,张宗昌、韩复榘、于学忠、张学良结成盟兄弟。张宗昌比韩复榘年长几岁,遂以大哥自居,曾在席间向老弟说了这么一段话:“俺的许多老部下现在都散驻在山东各处,俺只要去招呼一下,立即可以汇合成一支队伍!”听了这话,韩复榘表面不动声色,只赔笑敷衍,然而,内心已动了杀机,他知道张宗昌会对自己在山东的统治构成威胁。
两天后,韩复榘由北平返回济南。又过了几天,张宗昌便收到韩复榘派出人送来的许多礼物和一封亲笔信,邀请张宗昌速到济南,“共谋大事”。张宗昌看信后,觉得机会来临,决定南下山东。然而,张宗昌的旧部金寿昌、徐晓楼、他的母亲祝巫婆、下野军阀吴佩孚、孙传芳,还有张学良等,全都反对张宗昌回山东,认为韩复榘不怀好意。但张宗昌东山再起之心急切,并不理会众人的劝阻,于8月底携带原参谋长金寿昌到达济南。
身死人手
张宗昌到济南后,受到韩复榘的盛情款待,石友三也被邀来作陪。但是,几天下来,也没听韩复榘提到“共谋大事”,张宗昌感到很失望。再说,张学良得知张宗昌南下山东,十分着急。1932年9月2日,张学良借张宗昌姨太太之名给张宗昌发一电报,假称祝巫婆病危,让他马上返回北平。3日上午,张宗昌接到电报,万分焦急,即向韩复榘说明及辞行。韩复榘也显得很焦急和同情,当即派人为张宗昌订了下午5点37分的火车票。下午5点钟,韩复榘通知了山东省军政要员在济南火车站为张宗昌送行。张宗昌与韩复榘等握别,返身登车时,突然遭到刺客的枪击,当即死亡。刺客举枪高呼:“我是郑金声的儿子郑继成,为父报仇!现在投案自首!”原来,韩复榘邀张宗昌到济南时,即已计划由省议员郑继成在张宗昌离开时将其枪杀,郑继成为报父仇(叔父,过继为子),也乐于担当此任。1932年9月4日后,郑继成为父报仇,刺杀张宗昌,投案自首的消息传遍全国,郑继成成了人们心目中的英雄人物,经冯玉祥等奔走帮助,一个月后,郑继成被国民政府特赦。郑继成无罪释放。
1928年,蒋、冯、阎、李发动第二次北伐,集中兵力解决山东问题。4月30日,北伐军三面包围济南城。张宗昌让出商埠一带交给日军接防,然后出逃。5月1日,北伐军攻入济南。5月3日,日军借机制造了震惊中外的“济南惨案”,大肆虐杀济南军民。
后来张宗昌部队全部瓦解后,见东山再起无望,张于1930年夏赴日本当了寓公。“九一八”事变后,张宗昌于1932年初从日本回国,并打起“抗日”招牌,希图重返山东,卷土重来。此时,正值韩复榘任山东省主席,他怎能容下张宗昌这个心头之患。韩复榘亲自赶到泰山普照寺,与正住在这里的冯玉祥密商杀张方案,决定由冯玉祥旧部将领郑金声的养子郑继成去刺杀张宗昌。
郑继成者,济南城北华山人也,系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第八方面军副总指挥郑金声的侄子,也是他的过继儿子。1927年11月,郑金声被张宗昌杀害。郑继成早就发誓要为先父报仇,如今机会来了,郑继成欣然领诺。
不久,张宗昌被几个所谓把兄弟骗至济南“旧地重游”。韩复榘也假意隆重接待,每日都有酒肉宴请。1932年9月3日,郑继成与好友陈凤山提前埋伏在济南火车站内。这天下午,张宗昌带两个护兵要回北平。6点左右开车前,张宗昌站在车厢口向送行者招手告别时,身穿灰色大褂的陈凤山从人群中一跃而出,举枪瞄准张宗昌喝道:“我打死你个王八蛋!”但枪未打响。身高近两米的张宗昌见势不妙,随身携带的新式德国造手枪又在饯行宴会上送了别人,只好掉头就跑。跑到餐车尽头,张宗昌启门跳下,向北逃命。此时四面枪声大作,郑继成、陈凤山紧追不放,追至三站台北面7股道时,连向张开数枪,击中要害,张宗昌随即毙命。
张宗昌死后,山东各界纷纷电请南京政府赦免郑继成的杀人罪。翌年1月,郑继成被赦免,后被送进陆军大学将校班学习,抗日战争开始时,郑继成在第三战区司令长官冯玉祥将军麾下任军法总监。
张宗昌在济南火车站被刺毙命后,曾长时间露天暴尸。《济南文史精华》王丕廉撰文说,张曾在济南火车站被暴尸三天。实际情况是,张宗昌暴尸一天后于1932年9月4日移柩馆驿街西首皖新街安徽乡祠。
主持组建山东大学并曾自任校长
张宗昌在济南期间最重要的文化功绩是主持合并组建了新的山东大学。当时,他有意聘请王寿彭出任山东教育厅长,整顿山东教育。但王寿彭也不是那么好请的。张宗昌三次才将王寿彭请出山,接到济南,聘其任山东省教育厅厅长。
原山东大学堂(后曾先后改名山东高等学堂、山东高等学校)于1914年停办。王寿彭任山东教育厅长后,首先在济的六个专门学校的基础上重新申办“省立山东大学”,在济南东郊筹备建校。与此同时,张宗昌和王寿彭在山东省范围内大办洋学。1926年,在张宗昌的命令下,山东6个公立专门学校合并,在济南建省立山东大学,自此历史上正式有了“山东大学”的名号。当年8月5日王寿彭到职视事,挂出校牌,9月5日举行开学典礼,王寿彭在会上发表了“读圣贤书、做圣贤事”的训词,“山大”即正式开课。
学校设文、法、工、农、医5个学院,计有中国哲学、国文学、法律、政治经济、商学、机械、机织、应用化学、采矿、农学、林学、蚕学、医学13个系,并有附属中学。校设评议会,院设教务会,系设教授会,定期研究教学、人事、经费等问题。大学部有教师320人,其中教授200人,除专业课外,并开设选修课,学生毕业授学士学位。而张宗昌对予山东大学的投入是很舍得的。山东教育厅当时每月拨给山大25000元,教职工的待遇是:校长月薪400元,系主任及教授月薪300元至360元,这在当时不是一个小的数目。
但是,好景不长,学校开学的第二年,王寿彭便因教学理念保守,被逼辞职。其后,张宗昌曾内定著名学者辜鸿铭为校长,以接替王寿彭。但辜鸿铭当时已是病情危急,不久即去世,未能到任。由张宗昌亲自挂名校长。再过一年,到了1928年,国民北伐军进抵山东,奉系军阀败逃。日本帝国主义借口保护侨民出兵济南,制造了震惊中外“五、三”惨案。在动乱中,学校经费无着,随即停办。
出版了历史上印刷最好的《十三经》
除了写诗和扶持教育,张宗昌还主持印刷出版过《十三经》,据看过张版《十三经》的印刷业人士说,那是历史上印刷和装帧最好的《十三经》。
据考证,其印刷出版《十三经》和当时名士杨度有关。20世纪20年代,山东军务督办张宗昌聘杨度为总参议,杨度与其感情甚洽。张宗昌曾向张作霖保杨度为教育总长,因杨宇霆反对而未实现。其时张宗昌在山东提倡复古,为朋友计,杨度力劝张宗昌要多做好事,并建议他重刻《十三经》。张有的是钱,一听之下,立即照办,指令找一部好版,限时完成。杨度代张宗昌写了一篇序文,写成后由张宗昌用薄纸蒙在原稿上,一笔一笔地摹写,算“督办亲笔”,刻入书中。《钦定春秋左传读本》为张宗昌所出《十三经》中之一种。在开篇的《重印十三经序》中。此序最后署名即为“中华民国十四年十二月督办山东军务兼省长张宗昌”。
序中都写了些什么呢?
“教科成编,而六经微,旁行为书,而国文废。国势不张,文化亦靡能自信,致今日废经说,倡惟人是从良族悲也。反之者又蔑弃儒先传注,糅杂外教,附会新异,张瞽说以便其私,则侮经之祸亦废经等。今且无暇与废经者辩,而亟欲存经,并无暇与侮经者辩,而亟欲为经存注。抱残守缺无使散佚,于今日以待后学存中国耳。岂徒与陋儒时髦争是非哉。宗昌莅鲁,饬各学校增课读经,而讲师寥落,寻常读本坊间以艰于购觅,习尚变而旧籍湮毁弃,且更甚于秦火。失今不图异日出严屋壁之藏容可冀乎。因检图书馆所存前清定文诚公抚鲁时校刊之十三经板,重付楮印,分发各校,俾师生讲读。有所遵循书中校正尚鲜脱误,注解悉采通行,取便诵习。俾识途轨,至于经义闳深,传注浩博,汉宋师法具存,清儒考证尤密,好学深思者任自为之,而非可恃此以自画也。清季发捻初平,图书半毁,当局者已汲汲于此,今之事变更亟于前。齐鲁多儒,秦汉之际诸经赖之以传。孔鲋付胜之流风尚有未沫之乎。盖跋予望之矣。”
此序言文采非常,且夹有时事之深思,对社会发展之远虑,绝非一般人所能为。可能为杨度代笔之作。但此序非手写上版,而是清以后线装书最为常用的宋体字,故张宗昌摹写之原貌无法得见。
从上面两事来看,张宗昌在山东主政期间,还是做过几件具有文化价值的事情的。
张宗昌觉得自己既然身为孔圣人的父母官,不带点斯文,枉来山东一趟。于是,现场拜师学艺。一番苦练之后,那张宗昌功力大进,不久便出版一本诗集,分送诸友同好。百年中国,诗人成群,但像张宗昌这样仍有诗句流传、仍被人惦记的诗人寥寥无几。
听说项羽力拔山,吓得刘邦就要窜。
不是俺家小张良,奶奶早已回沛县。
大炮开兮轰他娘,威加海内兮回家乡。
数英雄兮张宗昌,安得巨鲸兮吞扶桑。
远看泰山黑糊糊,上头细来下头粗。
如把泰山倒过来,下头细来上头粗。
忽见天上火镰,疑是玉皇要抽烟。
如果玉皇不抽烟,为何又是一火镰?
什么东西天上飞,东一堆来西一堆;
莫非玉皇盖金殿,筛石灰呀筛石灰。
大明湖 明湖大
大明湖里有荷花
荷花上面有蛤蟆
一戳一蹦达
要问女人有几何,
俺也不知多少个。
昨天一孩喊俺爹,
不知他娘是哪个?
趵突泉,泉趵突,
三个眼子一般粗,
三股水,光咕嘟,
咕嘟咕嘟光咕嘟。
好个蓬莱阁,他妈真不错。
神仙能到的,俺也坐一坐。
靠窗摆下酒,对海唱高歌。
来来猜几拳,舅子怕喝多!
《求雨》
玉皇爷爷也姓张,
为啥为难俺张宗昌?
三天之内不下 雨,
先扒龙皇庙,
再用大炮轰你娘。
张宗昌长大后,家里人给他订订了一门亲事,姑娘是邻村的贾氏。贾家系贫民出身,与张家也算是门当户对。不过张、贾二人之间却没有什么感情,亦无一子一女。1916年,张宗昌在南京遇刺时,张本人虽安然无恙,但贾氏却在这事件中遇害。
张宗昌正式意义上的大太太是袁书娥,而非贾氏。袁氏是沈阳人,张宗昌18岁闯关东,在22岁左右与袁氏成婚。
袁氏身材相貌出众,身高一米七左右。细高而漂亮。张、袁二人感情极好,张每逢回到家里,首先要与袁热烈拥抱,家里人对这种在今天看来都颇为摩登的行为习以为常,称之为“见面抱三抱”。袁氏一共生有三男三女。长子在三四岁时夭折;次子即后来的长子,叫张济乐,又称伯伟,号孟揖,约生于1914年;老三叫宁乐,号康侯,约生于1917年。三个女儿中,长女春娇,后服毒自杀;次女春亭,她是宁乐的妹妹;老三是春梅,她后来觉得“春梅”这个名字像丫头的名字,于是改为张纯,这已经是小学毕业以后的事了。张宗昌在1932年被刺后,袁氏带着自己亲生的二男二女回到沈阳,住在老桂林街上的一栋三层小楼里,以典当为生,到1944年因病去世。
袁氏晚年心情压抑、苦闷,她一天只煮一顿饭,整天跑到小楼阳台之上,仰头泣呼:“宗昌啊!你为什么死得这么惨啊!你看看今天我们过的什么日子?”
袁氏是张宗昌一生当中最钟爱的女人之一,张的性情在这一时期也最为稳定。但是,后来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而且这件事情改变了张的一生,使他由一个忠于家庭、妻子的丈夫变成了风流成性、四海为家的漂泊者。
原来,袁书娥有一个妹妹,叫中娥,她小姐姐3岁,人称“二姑娘”,梳着一条长约过膝的大辫子,长相逊色一些。
当中娥出落成为一个大姑娘后,时常到姐姐家里走动。一来二去,中娥就看上了英武魁伟、身高一米八五的张宗昌。中娥乃一不安分的女子,竭力交好于张。张宗昌经受不住中娥的诱惑,二人遂发生了苟且之事。东窗事发之后,姐妹俩反目成仇,书娥不许中娥来家,而中娥则发誓非张不嫁,且七天不食,仅用水瓢盛水喝。
即使是在三妻四妾为寻常事的封建时代,姐妹二人同嫁一夫也是不可外扬的家丑。后中娥生有一女。张宗昌将其收为二房。书娥脾气暴躁,从此家中吵闹不断,几成一锅粥。张宗昌在家呆不下去了,经常借故外出,多日不归。
在此前后,袁书娥身边也多了一个送情之人。这人姓贾,虽相貌英俊,却是瘸子,人称“贾瘸子”。贾瘸子利用张家内讧,出于掠财的目的,专献殷勤。袁书娥并看不上贾瘸子,但她非常愤恨张宗昌与中娥之事,于是和贾瘸子通奸。张不在家时,还公然同居,出双入对,毫无顾忌。后二人生有一女,也就是三女春梅。
张宗昌获闻此事后,即留心捉奸。一次,他突然折返回家,吓得贾瘸子匆忙越墙落荒而逃。张宗昌在其背后放了一枪,未击中。张宗昌乃著名的神枪手,以他的枪法,又有所准备,一枪出去,当可放倒贾瘸子,之所以未打中,可能与张有意吓阻、无意伤人有关。张宗昌的目的达到了,从此贾瘸子再也没有进过张家门。
书娥对贾瘸子原本就出于一时气愤而与之交欢,并未从内心里喜欢他,所以张宗昌吓跑贾瘸子后,书娥也就此作罢。张虽然对此事未再追究袁的问题,但其后来的风流事,与家中变故关系至密。
七房姨太
大约是在1920年前后,张宗昌先后娶了5位女子做姨太太,那就是三姨太、四姨太、五姨太、六姨太、七姨太。她们当中多为一些妓女,嫁给张是为了跳出火海;而张宗昌收之入室,也并非感情作用,而是要显示其富家翁的派头,故纳妾之后并未对她们表露出什么兴趣,反而打入冷宫。
这5房姨太太均无子女,很短的一个时期后就要求下堂。张宗昌尽管心中不情愿,但还是慨然允准。后来,这5位姨太太多另嫁他人,自谋生路。如四姨太雅仙是一个妓女,为人非常风流,她到张家后,深受张宗昌的宠爱。雅仙掠财很多,手头积蓄颇丰。1928年,雅仙下堂。七姨太人称“老七”,乃一妓女、交际花,生性活泼,长得小巧玲珑,人极聪明,对男人很有一套手段。张宗昌与“老七”经常在一起,所送珠宝、首饰很多。1927年左右,七姨太要求离婚,张忍痛答应之后,她嫁给天津国民饭店的老板,白头偕老。
八姨太淑义
八姨太原来是张家的一个侍女,叫安淑义。提起安淑义,大家并不知晓,但一说安重根,则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安淑义就是安重根的侄女,朝鲜国新义州人。由于安重根刺杀伊藤博文事件发生,日本人要杀安家满门,迫不得已,安重根的弟媳带着六个女儿、一个儿子连夜逃到中国丹东。她们身处异国他乡,举目无亲,语言又不通,结果,安家的第四个女儿——安淑义就被人贩子卖到张家做了侍女。
安淑义为人温柔、贤淑,长相端庄、俊美,身高近一米六。在生活中,安氏与人相处时特别能忍,寡言少语,宽宏大量,任劳任怨,人缘不错。张宗昌纳安氏为妾后的1922年,安氏生有一女,叫张春绥。
张宗昌被刺身亡之后,以张学良等人为首的治丧善后委员会指定安氏到北平西北原石老娘胡同居住,带女儿守节。其生活费用,一开始主要靠治丧善后委员会发给的存在银行里的5000元利息,后来由于战乱频繁,存款本金被银行侵吞,安氏生活无着落,无奈之中只好靠女红维持生计,给洋行绣花以供糊口,有时还糊火柴盒、雕雨伞柄等。尽管生活极其艰辛,安氏仍坚持让女儿上学读书。
安氏对人十分和善,尤其是对拉洋车之类的贫苦人家非常之好,如帮人做一些朝鲜式的小棉袄、酸泡菜等,以至于其他姨太太竟说她“贱”。有一件事最能说明她的性格。石老娘胡同当时住着一位姓赵的女人,极其蛮横霸道,人称“母老虎”。一次,她家用来接雨水的小桶丢失,她怀疑是安氏所为,竟当众殴打安氏,而安氏却低头不予还手。恰逢其女儿春绥放学回家,用脚跺赵氏之小脚方得解围。事后才了解到,小桶是被一吸白面(大烟)者窃走的。
1943年3月13日,安氏于贫病交加中弃世而去。
九姨太富贵
富贵儿原来是一个杂耍艺人,平日里浪迹街头巷尾,因擅长耍花轱辘棒,有时也在杂技团里献艺。张宗昌有一次观看曲艺,相中了富贵儿,经人撮合,收为九姨太。
富贵儿个头不高,长得小巧玲珑,为人十分善良。张宗昌有一阵子很宠爱她,不过他们并没有生育。
1932年,张宗昌被刺身之后,治丧善委员会分给富贵儿3000元大洋,定居天津。富贵儿手头有不少的积蓄,因此衣食无忧,平日里也抽抽大烟。后来与一男子同居。这人知道富贵儿有许多首饰,故蓄意压之。富贵儿得知后,便打算与之分手。恰在此时,富贵儿巧遇一个30多岁的男子,此人曾上过大学,为人正派善良,二人遂私下交好。此事被第一个同居的男人发觉后,竟丧心病狂地用硝镪水洒向正在吸大烟的富贵儿。匆忙中富贵儿用枕头一挡,保住了双眼及以下脸部正面,但面部侧面仍有大面积烧伤。那男子在报复富贵儿之后,席卷家私一空后逃逸。
富贵儿被送到北京协和医院治疗。在医院期间,那位大学生始终陪护其身边,还以自己大腿的皮肤供移植之用(张家的人都是这么说的)。此后二人相依为命,白头偕老。
十姨太祁氏
祁氏,河北霸县人,家境贫寒,长大后被卖到北京八大胡同妓院。张宗昌到妓院游乐,恰逢祁氏,祁氏得此良机,极力要求张为之赎身。于是,张便出巨资赎其从良,列为十姨太。
祁氏到张家后,于1922年底生下一子,叫张盛乐。张宗昌被刺身亡后,祁氏被治丧善后委员会安排到石老娘胡同,与八姨太安氏一家同住。
祁氏聪明过人,很喜欢讲故事,一肚子典故、神话讲不完,孩子们都爱围在她身旁静听讲解。后有的孩子喜欢文学即与之有关。平时生活中,祁氏除了留恋大烟之外,生活十分俭朴。她爱清洁,室内整洁、明亮,生气盎然。
1941年除夕之夜,日本宪兵闯入她家,将其子张盛乐抓走,盛乐被严刑逼疯。祁氏从此忧愤成疾,于1944年病逝。
十一姨太
十一姨太出生在东北一农村富农之家,长相奇丑无比。在她27岁的那年,张宗昌因公务路过她家,其父提出将他的老闺女嫁给张宗昌,张一见就跑,坚决回绝。张宗昌回到山东督署后,本以为此事已了,不曾想丑姑娘的父亲嫁女心切,赶着大车三送女儿,连遭拒绝后竟将女儿丢下就走,还声称张与其女同过夜。其实是讹诈,是贪图张家钱财。张宗昌无奈中,只好将其纳为十一姨太,但坚决不与之同房,十一姨太一进张家就独守空房。张宗昌遇刺身亡后,十一姨太拿了治丧善后委员会分给的3000元大洋回了老家东北。十一姨太十分孤僻,性格刁恶,心胸狭隘,张家的人对她颇为厌恶。
十二姨太
十二姨太乃一艺人,是张宗昌在一次游玩时遇上的,后收为十二姨太。十二姨太到张家后,耐不住寂寞,不愿意苦守空房,一两个月后就要下堂,后另嫁他人,结果不得而知。
十三姨太
十三姨太和十二姨太差不多,在张家呆的时间更短,不足一月就下堂,另谋出路。
十四姨太
十四姨太是妓女,北京人,平时的爱好就是买衣服,好打扮。1931年,十四姨太在铁狮子胡同因患肺结核,不治而死。
十五姨太
十五姨太和十二姨太、十三姨太一样,在张家呆的时间很短,不久就下堂另嫁他人。
十六姨太
十六姨太是一个唱京剧的武生,为人忠厚老实,张宗昌之母对之十分喜爱,让她随侍左右。十六姨太没有孩子,张宗昌死后,拿着治善后委员会分给的3000元大洋,改嫁给一布贩。后夫出身贫苦,二人勤俭持家,得以善终。
十七姨太
十七姨太是一个美女,她嫁给张宗昌后生一女,名叫春霄。张宗昌死后,十七姨太不愿守节,带着女儿另嫁他人。
十八姨太
十八姨太是上海人,大家都称之为“上海太太”。她长相一般,包牙。十八姨太是以带孕之身嫁给张宗昌的,后生有一双胞胎,一男一女,男孩呢东乐,女孩叫春和。张宗昌死后,十八姨太带着子女到上海居住,她从未告知子女其父为张宗昌,也再未与张家其他人来往。
十九姨太
张宗昌的部下曾向其献二妓,年方十六岁,张将二人纳为十九姨太和二十姨太。
十九姨太叫卢辅义,她可能并未真正被卖到妓院,所以还不能肯定是妓女。卢氏身材细高,相貌娇好。到张家后,于1929年生有一子,名叫昭乐。张宗昌死后,卢氏年方19,故未守节,嫁给了胡氏。胡号叔潜,乃进步人士,其长兄胡子昂是新中国政界副主席兼工商联主席。卢氏再婚后生有二子,其中一子丢失,另一子定居于香港。卢氏在生子后又与胡家闹翻,下落不明。
二十姨太
二十姨太长得满脸的青春痘,故不为张宗昌所喜欢,二人未同过房,后不知所终。
二十一姨太
朱宝霞是一个著名的评剧演员,为人比较善良,她与张宗昌没有孩子,张被刺杀后继续演戏。新凤霞在回忆录中数次提到的朱宝霞,即是此人。
二十二姨太
二十二姨太是日本人,个头比较小,是一个典型的日本女人,1931年张宗昌在日本纳之为妾。回到中国旅顺时,二十二姨太因不习惯中国的生活,不足20天就只身回国。
二十三姨太
1931年,张宗昌在一次大宴上遇到一位唱梨花大鼓的女艺人李艳红,遂纳之为二十三姨太。李艳红为人比较善良、安分。她识字,梳着一条又黑又粗、长过膝盖的大辫子,以至于人称“大辫子”。李到张家时,年方20岁左右。
张宗昌曾对手下人说,共产党共产共妻,共妻当然是好的,共产就不对,东西能拿来的才是你的,不能拿来的就不是你的,共妻不一样,你睡不到的女人和别人睡就没错。这种话恐怕也只有老张能说出口了。
人称“狗肉将军”——张宗昌嗜赌成癖,终日与骨牌为伍,当地人称玩牌九叫“吃狗肉”;又称“混世魔王”,足见其人劣迹斑斑,罪恶满盈;还称“三不知将军”——不知道自己有多少姨太太、不知道自己多少条枪、不知道自己有多少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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