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光美

人物生平

早年经历

王光美，中小学读书时数理科特别强，为当时“数学三王”尖子之一，

物理界的人公认，王光美实际上是最应该从事物理研究的，如果王光美去读博士，她甚至有可能是杨振宁或李政道的学姐。当时在荷兰的图书馆里有王光美的学习成绩单，上面写着“数学女王”。

早在日本投降以前，王光美就和北平地下党组织有联系，还结识了学校工委领导人崔月犁。日本投降后，在辅仁大学任助教，并获得硕士学位的王光美打算到美国留学，并得到了美国密歇根大学的批准。但1946年春节期间，一位客人的到来，改变了这个25岁的姑娘的生活道路。

1946年春节期间，在辅仁大学已任助教的光美正打算到美国留学读博士时，中共地下党组织的人交给她一个纸条。纸条上告诉她，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政府及美国三方为实施停战协定，调处国共两党军事冲突，将成立北平军调部。请她到那里担任中共方面的翻译。

军调部建立后，共产党方面先后调集近500人，有叶剑英、罗瑞卿、李克农、耿飚、黄华等为中共代表团主任和团员，但缺少英语译员。崔月犁经过调查，认为王光美是合适的人选。

王光美曾顾虑自己是学高能物理的，接触的多是自然科学的专业术语，如果去军调部当翻译，有关军事、政治的用语会不熟悉。特别是她已经被美国两所著名大学录取，并分别通知她尽快办理留学手续，她有些踌躇不前。但她又想，自己知道共产党比国民党好，并主动靠近地下党组织的，共产党需要我时，我怎能推辞呢？经过慎重考虑，王光美推迟了来自美国的录取通知，前去军调部报到。

王光美拿着那个纸条，先与新华社北平分社社长兼解放报社社长和总编辑的钱俊瑞接上头，之后拿着介绍信到王府井附近的翠明庄，找到了在那里办公的中共代表团秘书长李克农。

李克农询问了王光美的家庭和学校情况，从第二天起，王光美成为了正式译员，为叶剑英等主任们担任翻译。

1946年10月，由于国共内战爆发，军调部内中共人士陆续离开北平。

11月1日，王光美匆匆告别父母，到北平西苑机场登上了一架小型军用飞机。这是专为延安航线使用的小型专机，机组人员由美国人担任。当王光美步入机舱时，里面坐着两个人，一位是美军军官，另一位是比较沉默的年轻人。到延安后，她才知道这位年轻人叫宋平，是南京谈判中中共首席代表周恩来的秘书。

相识相知成伉俪

王光美第一次到枣园刘少奇的窑洞，是在春节之前。那天，毛泽东的警卫人员通知她去刘少奇那里一趟。从王家坪到枣园相隔十几里地，警卫员给王光美备了匹老马，老马沿着延河把王光美送到了中共中央书记处办公地。刘少奇问王光美到延安后的工作、生活情况，王光美告诉刘少奇：“我到延安以来，就像小学生一样，一切都在重新学习。最近，中央军委直属机关动员大家到边区参加土地改革，我已报名到农村去。”

后来，在人民解放军的大反攻中，迎来了1948年。4月中旬，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任弼时五位书记在西柏坡会齐，中央直属机关、中央军委直属机关、人民解放军总部陆续迁到这个不到百户人家的山村。随着刘少奇和王光美的频繁接触，大家都已感到王光美与刘少奇是很好的一对。

她尊敬为中国革命作出重大贡献的刘少奇，敬佩他那埋头实干的精神。1948年8月21日，刘少奇和王光美举行了朴素又热闹的婚礼。新房就设在西柏坡刘少奇居住和办公的两间土墙瓦顶房里。卧室里除了一张大木床和两把木椅子外，就是从延安转战带出来的那个写着“奇字第3号”的小书箱。

“文化大革命”时期

1967年1月6日，王光美接到一通电话，说她正在读中学的女儿刘平平在路上被汽车轧断了腿，要动手术，要她到医院来签字。她一到医院，便被清华大学造反派扣压，此即所谓“智擒王光美”事件。

王光美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四人帮”制造的刘少奇之冤波及而受批斗，被冠称为“梅花党的党魁”，并以罪名“美国特务”在1967年7月中旬起在秦城监狱入狱达十二年。

1978年12月22日，在秦城监狱被单独关押了12年之久的王光美获释。她的面容明显憔悴、苍老，但神情依然宁静淡泊、柔和从容。与丈夫的诀别已是12年前的事了。八亿多人高喊“打倒刘少奇”时，王光美坚定地站在丈夫身边。在狂暴的批斗大会上，王光美和刘少奇被人拳打脚踢、推拉拽扯。看到刘少奇被打倒在地，王光美不顾一切地挣脱，向刘少奇爬过去，他们的手紧紧地拉在一起。这是他们生离死别的最后一面。

1980年，刘少奇终于得到彻底平反。追悼大会的前几天，王光美带着子女来到刘少奇曾度过生命最后一刻的河南开封。一位摄影师摄下了当时的一个镜头：王光美捧着丈夫的骨灰盒，欲哭无泪，一路上只是用脸紧紧贴着骨灰盒。

晚年时期

对于“文革”中所遭受的痛苦与冤屈，王光美没有怨言，她选择了宽容。在她家的客厅正墙上，一直挂着那幅1962年毛泽东登门看望刘少奇一家时的合影。

在她83岁高龄之际，还组织毛泽东、刘少奇两家后人的庞大聚会。这两个特殊的政治家庭劫后重逢，满头银发的王光美微笑着向毛家后人举杯：“你们多保重！”这“一笑泯恩仇”，让世人见识了一个女人的博大胸怀。

晚年的王光美淡泊名利，致力于救助贫困母亲的“幸福工程”。晚年的王光美爱好依旧广泛，喜欢摄影，京剧和中外音乐，对芭蕾舞剧，尤其是《天鹅湖》更加偏爱。

病逝

2006年10月13日凌晨，中国前国家主席刘少奇夫人王光美在北京因肺部感染引起心脏衰竭病逝，享年85岁。

人物年表

王光美出身名门。她

的父亲王治昌（王槐青）在辛亥革命前曾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后在民国初年代理北洋政府农商部总长，参加过1919年的巴黎和会及1921年的华盛顿九国会议。光美，就是其父亲在华盛顿参加九国会议时得知喜得千金后所起的名字。

1943年毕业于北平辅仁大学物理系。

1945年辅仁大学理科研究所毕业，获科学硕士学位。

1945年任辅仁大学物理系助教。

1946年任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中共方面英文翻译，后赴延安，担任外事翻译并参加土改工作。

194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并与刘少奇结为伴侣。

1949年任刘少奇同志秘书；曾陪同刘少奇出访亚洲国家。

1967—1978 年蒙冤入狱。

1979年后，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外事局局长。

1989年2月5日，王光美作为嘉宾参加了中央电视台举行的春节联欢晚会。在晚会上，王光美亲自给她40年前的物理老师，北京大学物理学教授褚圣麟，佩戴上鲜艳的红领巾，表达了她对教师行业的敬重之情。

1995年，“幸福工程”正式启动。王光美作为这一大型扶贫计划的发起人多方奔走。

11年来，在她的努力下，“幸福工程——救助贫困母亲行动”已在全国设立了389个项目点，累计投入资金3.1亿元，救助贫困母亲及家庭15.4万户，惠及人口69.5万。她曾荣获“中华人口奖”荣誉奖。

2006年10月13日凌晨3时许在北京逝世，享年85岁。4天后，她获得了中国消除贫困奖“成就奖”。

家庭成员

王光美于1921年出生在北京，那正是她父亲王治昌在官场“登峰造极”的时代。王治昌赴美国出席华盛顿九国会议，这时接到家中电报，知道自己终于有一个女儿了，顿觉乐不可

支，触景生情，为之取名“光美”。王光美母亲董洁如的娘家在天津，是从事实业的。

王治昌夫妇共有十一个儿女，按年龄顺序，王光美排行第七，上有六个哥哥，下有四个妹妹，她是王氏家族的大女儿。这些兄妹中，有半数以上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投身了革命。王光美的三哥王光超我国著名的皮肤病、性病学家。1940年毕业于北京协和医学院，获医学博士学位。1948年至1949年，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医学中心皮肤科及该校附属西奈山医院微生物系学习。王光美的四哥王光杰是兄妹中第一个加入共产党的，他在清华大学求学期间就参加了“一二·九”学生运动。他是无线电专家，卢沟桥枪声打响的第二年，他受党组织派遣到天津，设立秘密电台和 延安保持联系。王光杰到解放区后，改名王士光。新中国成立后，王士光曾任国家电子工业部副部长。王光美的五哥王光复也是一位颇具传奇色彩的人物。抗日战争时期，他作为空军飞行员，参加了著名的武汉空战。中国在反法西斯空战中歼灭日军战机599架，其中有8架就是他击毁的。王光美和六哥王光英相差两岁，兄妹之情甚笃。

人物访谈

访谈一

王光美，中国20世纪最具传奇色彩的中国女性之一，她的一生有很多身份：大家闺秀、北京中学生中有名的“数学三王”之一、中国第一个原子物理的女硕士毕业生、万人仰慕的第一夫人、十二年的阶下囚，以及幸福工程组委会主任。

她的一生大起大落，充满了传奇色彩。王光美生前最后的职务是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发起的扶贫计划“幸福工程”组委会主任。晚年的王光美将精力贡献给“幸福工程”，为了帮“幸福工程”筹款，王光美曾将母亲传给她的古董公开拍卖。

迄今为止，有关她的记载大都处于她的丈夫刘少奇的影子当中。但在不久前，我们终于有机会走近了王光美，在整个采访过程中，王光美健康开朗，心境平宁，让我们再一次领略到了当年第一夫人高雅的丰采与高贵的风范。

王光美的父亲王槐青毕业于早稻田大学，曾经担任农商部工商司长，母亲董洁如出身天津富商家庭，受教于北洋女子师范大学。在家中，王光美排行第七，前六位都是哥哥，后四位都是妹妹，其中她与哥哥王光英岁数最为接近，自幼亲密无间。用王光英的话来说，王光美是最受父母亲宠爱的，什么事情她都得头份，什么事情都把她举在前面。

也许正因为如此，王光美从小跟母亲之间就非常亲密。那时候，家里面五个女孩子，就五个小床那么住，后来王光美上大学了，工作也忙了，母亲就让妹妹们四个在一起，然后给她一个套间。这套间原来还是一个过堂，母亲把它封起来，因为她知道夜里王光美念书念得

挺晚的，夏天很早起来，在院里念书，这样的照顾确实是挺特殊的。

那个时候，很少有母亲会让自己的女儿读到硕士，但王光美的幸运就在这里，她的母亲真心希望她们学习好，没有催女儿们早点结婚什么的。王光美后来考上了美国的斯坦福大学和芝加哥大学原子物理系全奖学金博士，与母亲是密不可分的。如果王光美去读博士，她或许是杨振宁或李政道的学姐哩，所以在物理界的人都讲，王光美实际上是最应该从事物理研究的，而且当时在荷兰的图书馆里有王光美的学习成绩单，上面写着数学女王。但王光美最终却放弃了自己梦寐以求的读博士的机会，选择了延安。

王光美的父母曾经多次掩护共产党人，兄妹当中也有五人先后参加了共产党。1946年，国共和谈期间，从辅仁大学研究生部毕业的王光美成为北平军事调停处中共代表团的英语翻译，1947年和谈破裂，王光美决定奔赴延安。决心一下，她就跟母亲说，母亲挺赞成的，也没有掉眼泪，倒是王光美有点舍不得妈妈。没想到刚到延安，就碰到延安第一次撤退，只在延安呆了十天就撤退了。

“遭遇”刘少奇

在延安，王光美“遭遇”了刘少奇。北平的洋学生成了共产党领袖的夫人，王光美的人生轨迹从此改变。时光荏苒，有很多的事都忘却了，但忆起与刘少奇相识相爱的经历，王光美仍然满目溢彩。

记者：您还记得第一次碰到少奇是一种什么样的情景吗？

王光美：我第一次见到刘少奇是因为徐冰带我们去看朱老总。徐冰把我们从北京参加执行部的人带到延安去看朱老总，朱老总留我们吃饭，吃饭的时候，康克清说，你们一起也去见见少奇。就这样，她带着我们这些人，就见到了刘少奇，跟他握了握手。那是第一次见到少奇，也没说话。有一天少奇到我们办事局参观，办事局就隔着村嘛，中央同志来参观是大事嘛，都有人陪着走，这是第一次。第二次他就到了我的房子了，参观的人跟着去了，我们这是城市去的，还挂着点相片什么的，其实就是个小屋，我和吴青两人住，都挂着一些相片什么。他瞧瞧，转转，走走。又过了一段时候吧，我和吴青又换了一个村，他又来一回，好像还组织了一个我们这个村的舞会，他来参加，事先在我们屋坐了坐，这次坐的时候可能有点表示吧。

记者：你们的进展很快吗？

王光美：怎么说呢，忽然有一天，是叶总还是王炳南通知，因为我那时是在军委外事组，通知我说，少奇同志要找我去谈话。我很纳闷，我刚到延安来，怎么找我谈话呢？我就说那枣园我不认得，我不知该怎么去。他们就给了我一匹老马，说是王震的马还是谁的马，说这老马识途，认得枣园，认得少奇同志家在哪，你就跟着这匹马走吧！我不会骑马，跟着这匹马过延河的时候，正好过来一辆吉普车，溅了我一身水，马受惊一跑，把我吓坏了。我看了一眼吉普车，里面坐着江青，这是我和江青的第一面，没打招呼。到了少奇那儿，什么都没有，少奇也不知道招待我什么，说着说着就从特别破的抽屉里拿了一个极脏极小的梨给我。我想了半天说，这怎么吃。他说，我这儿有刀。我拿起刀削梨，我削的那个梨，整个梨皮在上面不掉下来，少奇说这是怎么削的，我从来没看见过人这样削梨。

记者：后来少奇有没有跟您说过，那个时候他是已经喜欢上您了，才故意让你去的呢还是怎么样？

王光美：我跟少奇在一起，接触了才知道少奇是没有爱人的，就是那天吃饭，他说让我跟他上晋察冀，这话里有话，就这么含蓄的，让我上晋察冀。我留在晋西北也是搞这个土地改革，为什么让我上晋察冀，这是他的意思，但当时我还不懂。他上来就说他家里，说他家里有多少孩子，之前有五个孩子，这些孩子岁数是多少，他身体有胃病，还有什么病，身体怎么不好，完全工作没有时间……我当时觉得这人真挺奇怪的，他跟我说这些干吗呀。

记者：但是从内心来说您喜欢他吧。

王光美：那时我特别尊敬他。

记者：尊敬他干吗就要嫁给他？

王光美：还没有啊，后来接触多了才觉得，呀，这人……

记者：这人好是吗？他好在哪儿呢？

王光美：他好在哪儿呢，我佩服他是因为我读过他的书，另外看他做什么工作都特别专心，真专心，真刻苦。然后他在找我这个过程中，反正有时候跟我说话多点，以后不是上我们单位参观就是上我们这屋，观察什么都特细。

记者：您嫁给了一个比自己大十几岁的有孩子的男人，婚后还担任刘少奇的政治秘书，工作上您们是上下级的关系，而在生活中，是不是像所有的夫妻一样，有时候也会闹点小别扭？

王光美：那当然。我刚刚和他结婚那会儿，礼拜

六看电影，警卫员拉着他去看电影了，他就没想起找老婆一块去，我也不知道他上哪儿去了，后来我想我一个人在这儿也不对呀，就生气，像这种笑话，也是有的。进了中南海，也有类似的事，他在中央开完会，直接去怀仁堂看戏去了，然后通知我去怀仁堂。我生气了，说既然开完会了，你下了班不回家一下，把我也接过去看戏？他真是不懂这个，他不懂爱人心理，后来他才懂，他知道我在乎了，他也就在乎了。

记者：生孩子的时候，他是不是对您很照顾和体贴？

王光美：也看你怎么说，他其实还是挺动心的，知道我要生了，而且我高龄难产，可是偏偏他那天主持了一个什么重要的会，我挺谅解这个的，可他还是来了。看到孩子和看到我，还真不是一个时候，因为小孩已经进婴儿室了，他到婴儿室看的时候人家抱起来给他看。到我那儿，他亲了我一下，以示慰问。

王光美和刘少奇结婚以后，完全变为一个辅助的角色了，她遵循了一个传统女性的原则，做贤妻良母，相夫教子，把自己的精力献给了刘少奇的工作和他们这个家庭。正因如此，在中南海里，国家主席刘少奇一家成了有名的幸福家庭。

经历“文革”

如果王光美当初不是选择去延安，而是像她原先所计划的那样出国留学的话，她后半生的轨迹又将是怎样的呢？但命运不让人有任何的假设，她选择了去延安，嫁给了刘少奇，所以，在那场中国当代最大的悲剧当中，王光美也就成了一号女主角。

记者：我们知道，北京友谊博物馆收藏的都是建国后历届元首出访时所收到的礼物，其中有一条来自缅甸的红宝石项链，送礼人是缅甸前总理奈温,他当初大概没有想到，这份美丽而善意的礼物后来竟成为受礼人羞辱与灾难的祸端。这条项链是奈温送的，他怎么会送您一条项链？

王光美：那一年，我去东南亚访问。我不是没有首饰什么的吗，外交部到外贸部给我借的，借了一个别针，说你起码得有个别针，还有一个就是项链。偏偏到那布里海滨游泳的时候，奈温来跟我们说话，说话时，手一拽，项链就松了，我就一把抓住了，我就怕它丢，因为我自己知道是借的，我得还。奈温说没关系，他口气特大，说没事，我下海给你捞，管他掉几颗就掉几颗，没事。后来他就送了我一条项链。

记者：那您挨斗的时候，您站在台子上，他们硬要您穿上旗袍还穿高跟鞋，高跟鞋是让您穿上还是挂在您脖子上？

王光美：那个我现在说不太准了，好像是上我家来，我还住中南海的时候，车子就开到中南海府右街西门，进来几个人，说要翻我们家。我出访的衣服都放在一个小套间里，我平常用不着就放在那里，衣服、鞋子什么乱七八糟的，他们好像挑了一些，在裤子上给我套上旗袍，是来接我的这些造反学生给我穿的。

记者：您一下在30万人面前，他们非常侮辱性地给您戴上乒乓球这种项链，您当时心里在想些什么呢？您害怕吗？

王光美：我不害怕……反正我多少有点精神准备，我觉得真的，少奇还是特冤，本来少奇是一直帮毛主席的，他都不出名，从我接触来看，他凡事都以党中央为重，毛主席并党中央，报头都是这么写的，内容都是他自己整理的，而且送主席去医院，他起草主席的东西，因为我是他的机要秘书，从我这儿过吧，我觉得他特尊重而且全是为主席着想的，怎么发回来就全都不对了呢……这时候，江青又蹦出来，用主席的名义打刘少奇，是这种状况。

记者：所以您心里有这个冤，所以就不服气了？

王光美：冤，我就横出去了，只能我横出去，我不能把少奇横出去，恨，我不知道那个时候应该恨谁，反正是挺为难的，因为我一看，薄一波等几个我挺尊敬的领导干部都一个一个给弄成这样，我要说上几句什么话，我不是检讨的。

记者：您还顶人家了？

王光美：是，我还顶他们，那时候我也有点愣劲。

记者：文革前您跟江青的私交也不是很多吧？

王光美：是不多，因为她是毛主席的夫人，我很尊敬她，她不给我打电话，我不敢给她打电话，真有一次，为了她上苏联治病的事吧，我给她打电话，电话是毛主席接的，我就紧张得不得了。

记者：您觉得江青她对您有没有这个嫉妒的成分呢？

王光美：不好说。我跟少奇出去是组织上批示的，她跟主席不能一块出去，第一不带她，也跟不了。关键不在这儿，就是后来她搞样板戏，她想通过样板戏抓领导界，她对文艺界演什么戏有很多很多意见，她来跟我说。那时候我是少奇的秘书，我觉得我接触谁特别是接触这些负责人，有什么话我都跟他讲，回来汇报，当然我们俩生活在一起，也有这条件，我跟他说了，少奇就不吭声，只说你别管了，我就不管了。有一天，我从外面回来就听卫士长说少奇约了江青谈了话，对江青说你别跟光美谈这乱七八糟的事情，说了她几句。

记者：那时候恐怕也只有他敢说江青吧？

王光美：就是，也就是少奇，江青就怕少奇，少奇他是负责态度，其他人哪敢批评江青什么？

记者：江青自杀死了以后，您当时感觉是什么，因为这个人跟您有很多恩怨呢？

王光美：这个呀，还不是私人恩仇，江青确实给党带来很大破坏，她损害党的利益，危害党的事业，这一点她真是该死。至于她为什么死，我听人说她用袜子缠着椅子腿，因为我们一般人手里都没有什么东西，她就用袜子接起来，勒在这儿，因为她已经绝望了，她觉得没有希望了，所以就这样。

记者：批斗回来以后，少奇他有没有安慰你？

王光美：少奇没法说，他一说就等于对这运动的性质表态了。

记者：那旁边没有人的时候不能说两句吗？

王光美：我们旁边不可能没有人，他警卫员就不止一个。警卫人员后来也成了造反派的基本成员。

记者：您对少奇有没有动摇过？

王光美：没有过。少奇实际上是一个很重情的人，在文革中，他不愿意连累小孩，跟我谈过，说你应该划清界限，把孩子带走，这样可以保护家庭。但是我非常坚定，从来没有过动摇，在那个时候，稍微有一点动摇，绝对不会有那种表现，我那个时候有点不顾一切了，完全站在少奇一边，而且他不说话的时候，我都是替他辩护的。

记者：您们是不是经常一起被批斗？有一次斗完了以后你还拉他的手了？

王光美：是。那个时候是在我们家里，然后是中南海的批斗。一开始外面全都围攻中南海，逐渐演变到这个地步的，家里贴了大字报，少奇身边的工作人员对他态度也不敢特别好，一些很同情他的工作人员都抓起来了，后来电话线也给拔掉了，他没法再跟中央联系了，然后造反派来了就揪斗他，推推搡搡，打他。我们一个关在后院，一个关在前院，我见不着他，我被推出来的时候，看他在挨打，心里很痛。我当时也被按着头，到最后他喊得比较厉害的时候，我便冲过去抓住他的手。

记者：您为什么会突然拉着他的手？

王光美：我就觉得越是这个时候，我就越应该证明，越是跟他站在一起，我们当时都分开住了，他们把我拉到后面院去了，那时候隔着三个院，中后面是童小鹏的院，童小鹏搬走后，我住后面。都隔离开，只是在斗争会上能见到，然后中间休息一次，到我们书房去喝水，我就心疼他，给他点水喝。然后他喝了一杯水，就这些点滴的印象，难以破灭，因为无缘无故真狠呢。

记者：您在监狱那段日子怎么熬的，都在想些什么？

王光美：我根本不知道哪天是哪天，对我来说今天是几月几号，不知道，只知道今天是上午、下午、阴天、晴天，因为只有一个窗户，天气热的时候，上面两个窗户开着，底下两个窗户不开。那个监狱的床，炕是木炕，但是都矮，但这矮我现在才懂，本来监狱的炕都是一个木板床，它都是两个凳子，中间一块木板，它为什么矮，我们常年都坐在那儿，不许动，也不许抬头看窗户，是不让你逃跑，所以这床必须低。

记者：您见到自己的孩子之前最担心他们什么呢？

王光美：我第一没想到他们还活着，第二我也不知道见了以后对他们后果怎么样。有一天看管的那个人说他们要来看我，说这是毛主席批示，小孩写信给主席要求见爸爸妈妈，于是他就把主席批示给我了，主席写着，爸爸已死，可以见见妈妈。我认识毛主席的字呀，经过批示，小孩都从外地赶来的，一个在山东，一个在山西，都赶来，不知道要求多少次才批准一次，所以我见了他们一次。

记者：您知道少奇已经不在人世的时候，您……

王光美：我问了一句，我说怎么……也不让我问，不跟我多说，就是病了，马马虎虎搪塞，所以到现在少奇临终前什么样我也弄不清，我只知道他死于开封。我倒觉得他去世是好事，这点有时候别人不能理解，见不到活受罪呀，我当时气得骂管我的人，我说可能是便宜了少奇，我讽刺那个整我的人，因为我想，少奇活着，他们说不定整他整得更厉害，那他多活一天多受罪，他走了倒好，我心里是这种想法，有些事不是一句话能说得清。

记者：您在那里面有没有过绝望的时候，就是想也许我真的出不去了……

王光美：好像我老觉得我会出来。

王光美重见天日了。1979年也就是入狱12年后，王光美终于重获自由了。 1980年，王光美出狱后一年，刘少奇也获得了平反，当时他已经逝世十年了。中央为他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追悼会上，邓小平致悼词，许多人都哭湿了衣衫，而全中国人也在电视机中看到了这个情景，并为之动容。

健康生活

恶梦已经过去，生活还在继续，今天的王光美不仅是一位儿孙满堂的祖母，也是一位积极投身于社会的长者。

一个人住了监狱十多年，要在美国，不可能有人相信你心理上不受刺激，没有毛病，但王光美出狱后心态一直很平和。这当然是因为她的性格比较豁达，她只看将来。她也回顾，但她不受过去的影响，不觉得那是一个很大的思想负担。对别人的丑恶面她也不计较，她觉得那是由一个时代造成的，一个集体的活动不能看作是一对一。能够宽恕他人，给王光美的晚年生活带来了自由和安宁。

经历过文革那么残酷的政治斗争，王光美不再希望搞运动，而是主张实事求是，该教育教育，该处分处分，有组织部、统战部，哪个部管什么都有规定。如果这些机关都腐败了，不起作用了，那需要调整谁都行，就是不能搞普遍运动。她认为，一搞运动就很容易走火，呼啦一下子，谁也不知道谁冤枉了，哪个过火人不是自己想过火，国家这么大、人这么多，要是好坏不分呼啦一下子谁也控制不了，那造成的损失就太大了。她相信文革的事不会重演。

现在的王光美身体状况非常好，她每星期还游泳两次，每次游20分钟。都快八十的人了，游20分钟她竟然不觉得费劲，假如允许，游40分钟也行，不过她控制自己只游20分钟。她笑着说：“真是没有比赛的那个能力了，假如我跟别人赛，我准输，游不快，比如我那司机、服务员，他们肯定比我快。”

良好的身体状况使王光美能够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社会公益事业当中，1995年起她担任了幸福工程的组委会主任，帮助穷乡僻壤的贫困母亲改善生活。

王光美尽管年事已高，但仍然坚持深入穷乡僻壤看望那些需要帮助的贫困母亲们。她的爱心与亲善赢得了那些母亲们发自内心的热爱。一次她去门头沟——那是她去得较近的地方，一位贫困母亲拉她坐在床沿上，给她铺了一块布，那是一块非常干净的布，她们没有别的，只能这样来表达对王光美的爱与敬重。这件事让王光美感动不已，她觉得这是她们对她的优待和信任。

王光美经常教育她的小外孙们要关心别人，要为贫困地区的孩子着想。在她的言传身教下，孩子们也养成了帮助贫困孩子的习惯。王光美的女儿们说，她手里不能有钱，一有了钱，她马上想一定要送给谁，捐给谁，一定要帮助谁，那钱转眼就没有了。

1996年的时候，王光美还把母亲留下来的几个瓷器都拍卖了，拍卖了50万元，都捐给幸福工程了。刚捐完，就有一个外国记者打电话问她，母亲不在了，她怎么会舍得把母亲的东西给卖了。王光美说，我舍不得，但那么多贫困母亲都没饭吃，我留这些干什么，我确实把这些东西给了她们，因为我自己的妈妈好。她是上过学的，她有条件上学，她就有文化，这有文化的母亲跟没文化的母亲是很有点区别的，但是我接触的农村妇女她们都劳动，我希望她们也能有文化，至少能不受贫困。

这就是今天的王光美，不再是当年魅力四射的第一夫人，但她的宽容心，她的慈祥，她的善举，她一颗母爱的灵魂，依然让万众景仰！

访谈二

孙兴盛同志的文章《把历史的真相告诉人民——采访王光美及其子女的回忆》，引起较大社会反晌，一些报刊予以转载。作者提出，该文虽然已经交代了采访王光美及其子女的全过程，但仍有一些重要内容没有写进去，十分可惜。有鉴如此，作者受邀写出续篇在《百年潮》发表，以飨读者。

不可回避的问题

前面回顾了我们采访、整理、送审等全过程，还有一些没有写进文章的问题，是不可回避的。宋文郁太忙，就由我去补充采访，继续请教。那天正碰见少奇同志的子女们在房间里商量父亲追悼会的事，王光美对我说:“小孙，我们没有把你当外人，家里的事都不回避你，你有什么不清楚的尽管提出来。”

于是我就说我还没弄明白，少奇同志原本是毛主席的接班人、亲密战友，后来两人怎么出现那么大的矛盾、分歧呢？有人说从1956年党的八大他们就有分歧和权力之争，而毛主席在《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中说的是“联系到1962年的右倾和1964年的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到底是怎么回事呢？王光美坦诚相告来龙去脉，使我深受教益，时隔近30年，仍然记忆犹新。

少奇同志1922年和毛主席相识，后来长期从事工人运动和白区工作，有很长一段时间和毛主席不在一起。但少奇同志的睿智卓识、杰出才干和卓越功绩，赢得了毛主席和全党信任。1943年3月，中共中央调整领导机构，毛主席、少奇同志和任弼时同志三人组成书记处，毛主席第一次正式当选为政治局和书记处主席，少奇同志第一次担任书记处书记、军委副主席，成为毛主席的亲密助手，两位伟人同时成为全党全军的第一和第二把手，从此更加亲密地合作。

从2 0世纪50年代开始，党中央分一线、二线，少奇同志主持一线工作。国家这么大、事情那么多，情况非常复杂又都没有经验，少奇同志看问题的角度、深度和工作风格与毛主席不尽相同，难免有些不同看法，而且毛主席经常有些新思考、新想法，少奇同志总觉得有点跟不上。如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在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孙兴盛中，在探索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有些问题就曾有过不同角度的不同看法和想法，都是属于工作中正常的意见差异，从无权力之争，也没有影响两人感情。少奇同志非常尊重毛主席、紧跟毛主席，忠心耿耿地维护着党的团结统一和步调一致。

在1956年党的八大上，少奇同志作的《政治报告》是按照毛主席讲的《论十大关系》为基准起草的，各项报告和决议都是毛主席和党中央经过充分的调查研究、深入讨论通过的，充分体现了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集体是紧密团结、相互尊重、相互学习的。八大闭幕不久，毛主席认为决议中有关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提法还不够完善，对决议中的一句话的提法表示怀疑。这句话是:“这一矛盾的实质，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的情况下，也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这是陈伯达在八大闭幕式前提出，经毛主席同意临时加上的。毛主席此时并没有否定决议中关于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务的基本论断。后来他还作过这样的表示:“先进的社会制度与落后的生产力的矛盾，虽然这句话说的不够完善，但是得到了好处，并未发生毛病。”（毛主席改变八大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正确论断，是在1957年反右派运动以后的事）。

党的八大前后，国内外发生了一些重大事件，的确令人深思。首先是波匈事件和苏联领导集团内部的激烈斗争，影响极大；接着，国内也出现了不少群众游行示威、罢工、罢课，农民闹退社、闹缺粮的严重风潮，甚至出现殴打闹事、要“共产党下台”的事件。这对于刚刚建国7年，一直还沉浸在欢悦、自豪和自信中的中国共产党人来说，无疑是极大的震撼。

为了巩固新中国和执政地位，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一致决定，从政治思想和经济建设两个方面来解决问题:一方面是要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整党整风，巩固执政地位；另一方面是想通过一系列大的改革，把全国人民的积极性都发动起来，以推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快速发展。于是在1958年，毛主席提出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三面红旗”，大家都是一致赞成和拥护的。在刚开始的一段时间，“三面红旗”也的确调动起广大人民群众极大热情，创造出不少令人兴奋的成果。大家都以为找到了高速度发展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没想到结果犯了严重的“左”倾错误，高指标、强迫命令、瞎指挥、大办钢铁、大办食堂和浮夸风、“共产风”等，造成很大损失。大家也有些不同看法和意见，但大都认为主要是下面执行的问题。1959年庐山会议本来是要纠“左”，却又错误地批判了彭老总，在全国掀起“反右倾”运动，促使“左”的错误更加严重，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三年自然灾害，新中国遭受巨大灾难，这才感到问题的极端严重性。在总结三年困难原因、寻找克服困难的办法问题上，两位伟人之间才开始发生真正意义上的意见分歧。

两位伟人的分歧

1962年初，中央扩大工作会议（一般通称七千人大会）在北京召开，总结建国以来特别是1958年以来的成绩和经验教训，共克时艰。少奇同志在大会口头报告中，提出“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这种在当时听起来颇有些刺激性的话，对毛主席来说不会是愉快的。他们对形势的分析判断，有明显的不同意见，可以说，这是两人分歧的开端。

七千人大会之后，少奇同志仍然主持中央工作，又在解决困难的措施上同毛主席产生了分歧，这就是农业生产中的包产到户问题。包产到户是一种统称，实际上包括20世纪60年代初在我国农村形成的各种形式的以家庭为主要单位的生产责任制。毛主席曾在1961年同意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试验包产到户。少奇同志内心是赞成在农村搞包产到户的，但为慎重起见，没有在公开场合明确表明态度。1962年初，田家英从湖南农村调查回京向少奇同志汇报工作，提出农村实行包产到户的意见。少奇同志表示赞同，并同意田家英向毛主席汇报。在此期间，陈云、邓小平等也在不同场合表示了赞同包产到户的意见。但出乎少奇同志意料，毛主席不仅没有同意包产到户的主张，而且严厉批评了田家英等人。尽管田家英汇报说是个人意见，但毛主席在同少奇同志谈话时，仍对少奇同志前一阶段在京主持工作表示不满，指责他在包产到户问题上为什么没有顶住。此后，少奇同志收回了自己的意见，并在接见中央下放干部的谈话中，专门讲了巩固集体经济的问题。

毛主席从反修防修战略出发，决定在全国城乡发动一场普遍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即“四清”运动。少奇同志对此是赞同的，他认为“大跃进”以来党内和社会上确实存在着相当严重的投机倒把、贪污盗窃等腐败现象，党内确实存在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对这些必须花大力气整顿，必须对广大党员和干部进行社会主义教育。

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有一个发展过程。这个教育运动应当怎么搞，并不是一开始就有了一套具体的方针、政策和方法。毛主席在探索，少奇同志在探索，党的各级领导也在探索。在探索中，总会有不同的意见发生。随着运动的深入进行，毛主席和少奇同志主要在运动的性质和工作方法上出现了分歧。1964年12月15日至1965年1月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京召开中央工作会议。会议期间，毛主席多次对少奇同志进行不点名的严厉批评。

首先是在运动的性质问题上，少奇同志的着眼点主要放在整顿基层组织的基层干部上，主要是投机倒把、贪污盗窃等经济领域问题，并且把出现的问题主要作为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他虽然提出过“追上面的根子”，但仍认为问题主要在下面。因此，他多次提出，现在的主要矛盾是“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党内外矛盾交叉在一起，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交叉在一起。毛主席显然不同意这种看法。他更多考虑的是党内当权派会不会出修正主义的问题，反复强调阶级矛盾、阶级斗争和反修防修的严重形势。71岁生日那天，毛主席特意用自己的稿费请许多人吃饭。他在给大家递烟时举例说，现在用几盒香烟就可以把一个党支部书记给贿赂了；如果把女儿嫁给一个干部，那就要什么有什么，他们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了。他坚定地认为，党内有产生修正主义的危险，特别是那些“当权”的腐败干部最危险。正是基于这种估计和看法，他决定把农村“四清”（清账目、清仓库、清财物、清工分）和城市“五反”（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合在一起，统称“四清”运动，改为“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他反复强调，“四清”运动的性质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是两条道路的斗争，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在运动的具体做法上，毛主席对少奇同志也是不满意的。王光美问我搞过“四清”没有，我说在大学的最后两年参加过两次“四清”，落实“前十条”和“二十三条”都参加过。王光美又问我，你对“桃园经验”怎么看？当着王光美的面，我不知道如何回答是好。毛主席虽然一开始没有对“桃园经验”表示不同意见，但后来还是不点名地进行了严厉批评，主要是批评工作队搞“人海战术”、“繁琐哲学”、“扎根串联，搞神秘化”。毛主席强调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放手发动群众起来斗争。

这次会议起草和通过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会后，少奇同志主动找毛主席，做了自我批评。此后，他又在自己家里连续举行有部分中央领导人参加的党内生活会，听取对自己的批评和帮助，并委托陈伯达把每天生活会的情况向毛主席汇报。尽管少奇同志做了这些努力，但毛主席和少奇同志之间的裂痕并没有消除。毛主席写的那张《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中，就把1964年形“左”实右的错误倾向作为少奇同志的一条罪状。1970年12月，当斯诺问毛主席从什么时候明显感到必须把少奇同志从政治上搞掉时，毛主席也回答说是制定“二十三条”那个时候。 

我不禁问:毛主席亲自发动“文化大革命”，是不是就是为了打倒少奇同志？王光美明确表示“不是！”发动“文化大革命”是同“四清”运动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不是个人恩怨问题。“二十三条”下发全党后，并没有产生“立竿见影”、“轰轰烈烈”的效果，反倒更加冷冷清清，搞不下去。这是因为“四清”运动的许多提法都改变了，从中央到各地“四清”工作队和广大干部群众都不理解，都不知道“党内走资派”是什么意思、指哪些人，“清政治”、“清思想”该如何搞。大家无所适从，顾虑重重，生怕搞错了犯“反党”错误。农村、工厂发动不起来，连江青直接插手的文艺界也搞不起来，《海瑞罢官》也批不起来。毛主席从来没有感到如此失落，很不甘、很气愤，斥责北京市委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文化部是“才子佳人部”、中宣部是“阎王殿”等，直接怪罪中央一线同志领导不力、右倾保守，甚至是在有意袒护和抵制。

一贯爱窥视和揣摩毛主席心事和想法的林彪、康生和陈伯达一伙早已看在眼里，极力拉拢江青达成交易，林彪帮江青从部队打开文艺界缺口，树江青为全国“文艺旗手”；而康生则敏感地发现北京大学“四清”运动中聂元梓等人对学校党委的不满大有文章可做，制定了“从北大点火，往上搞”的策略，完全避开在一线主持中央工作的少奇同志、周总理和小平同志，派康生老婆曹轶欧到北大直接策动他们造学校和北京市委的反，贴出火药味极浓的大字报，震动了中央高层领导。少奇同志、周总理和小平同志都支持北京新市委的严肃批评，强调“党有党纪，国有国法”、“内外有别”。以康生为首的中央文革小组，对少奇同志的表态极为不满，暗地里写信向毛主席告状，并以“绝密”件寄去大字报底稿。1966年6月1日，毛主席批示同意，向全国全世界播发了聂元梓他们的大字报。林彪、江青、康生和陈伯达他们一伙特意抬出“毛主席亲自发动”的名义点火造势，终于以学校为突破口，以学生运动为“好形式”，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等极具煽动力的口号鼓动下，使“文化大革命”哄然而起，轰轰烈烈。少奇同志请示毛主席后，主持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商量对策，并经毛主席同意，决定派工作组控制混乱局面，维护社会稳定。而以康生为首的中央文革小组却鼓动造反学生抵制，掀起反工作组浪潮，少奇和小平同志与康生、陈伯达的直接矛盾迅速激化。1966年7月18日晚毛主席回到北京，陈伯达他们“恶人先告状”，少奇同志赶到丰泽园时却吃了“闭门羹”。

围绕工作组问题，少奇同志和毛主席发生了严重矛盾和激烈冲突。1966年8月4日，在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小会上，毛主席大发脾气，严厉批评少奇他们害怕群众，少奇同志忍不住当面顶撞:“革命几十年，死都不怕，还怕群众？！”毛主席批评派工作组是镇压群众运动搞专政，少奇同志又当堂抗辩:“怎么能叫专政呢？！派工作组是中央决定的。”而且决心抗到底:“无非是下台，不怕下台！”这是少奇同志生平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与毛主席正面冲突。毛主席也不曾想到少奇同志会当众这么坚决地对抗自己和群众运动，回想起以前的分歧更为生气，第二天就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表明他决心搬掉少奇同志和小平同志这两个“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最大障碍。 

我问，少奇同志为什么非要在工作组和群众运动问题上“顽抗到底”呢？王光美的分析给我很大启发。毛主席在领导革命和建设、纠正党风反对腐败时，历来都是热衷于大搞群众运动，喜欢轰轰烈烈，而且是“放手发动”。可这是一把“双刃剑”，轰轰烈烈中涌动着无政府主义极左思潮，可以使热情变成狂热冲动，甚至失去理智；如果不能及时加强领导、正确引导，就很容易失控，产生极大的破坏力。“文化大革命”哄然而起，无政府状态相当严重，少奇同志敏锐地感到极左的危险，认为必须派工作组控制局面，抵制极左思潮。只可惜，毛主席始终没有理解少奇同志，最后连他自己也被林彪、康生、江青一伙及其极左运动害得很惨。

关于毛主席与少奇同志的分歧及其恶化的来龙去脉，王光美不赞成在孩子们的回忆文章中写很多。我们很理解、很尊重这个意见。

平心而论

不过，我还是特别注意、也很想知道，王光美和孩子们是不是特别恨毛主席。人们都以为，少奇同志的悲剧，是毛主席一手造成的，要不是他重用林彪、康生、陈伯达、江青一伙，“文化大革命”不会搞成那样，造成那么大的灾难。他们能不恨毛主席吗？！但在整个采访过程中，我感到他们每次讲到毛主席与少奇同志的分歧，都是相当平和、实事求是的。说他们一点不怨恨也不是，先是有怨有恨，后来有怨无恨，早已跳出个人及家庭悲剧的拘囿，更为客观、公正、理智、豁达。 

王光美告诉我，“文化大革命”有它的历史必然性和复杂性，毛主席用那些人也是有历史缘由和认识过程的，发动那样大规模的群众运动，不可能不用那些人，即使不用他们，也必然会有和他们类似的一帮人跳出来兴风作浪，毛主席根本不可能管得住。凭心而论，毛主席虽然对少奇同志很不满，写了大字报，但还是当人民内部矛盾，当作是自己同志犯错误，并没有立案审查，更没有要把少奇同志整死。在1966年10月中央工作会议上，毛主席还说:“不能完全怪刘少奇同志、邓小平同志。他们两个同志犯错误也有原因。”“对少奇同志不能一笔抹杀。”他还有针对地说:“对刘、邓要准许革命，准许改。说我和稀泥，我就是和稀泥。”毛主席对少奇同志也是很关心照顾的，少奇同志提出要到群众中去锻炼，毛主席劝他:“你年纪大了，就不要下去了。”建工学院造反派“勒令”少奇同志去“检查”，毛主席立即批示周总理“我看还是不宜去讲。请你向学生方面做些工作”，从而保护了少奇同志。

1967年1月13日夜里，毛主席在人民大会堂单独召见少奇同志，询问王光美和孩子们的近况，很客气，也没有批评少奇同志。当少奇同志当面请求辞去全部职务、回老家种地，恳请解放广大干部，尽早结束“文化大革命”，使党和国家少受损失的时候，毛主席没有生气，也没有表态，一直沉吟不语，只是不停地吸烟。过了好一会儿，毛主席才建议少奇同志读几本书，却把书名说错了。毕竟是几十年的亲密战友，毛主席最后把少奇同志一直送到门口，亲切地嘱咐他:“好好学习，保重身体。”毛主席藏在内心深处的苦衷，就连少奇同志都看出来了，回家以后他对王光美说:“主席对我是有限度的，但是，群众发动起来了，主席自己也控制不住。”这次相见，竟成永诀。 

不堪回首

王光美和子女们都很清楚，真正要把少奇同志和家人置于死地的，正是林彪、康生、江青和谢富治他们一伙。他们将中央文革小组凌驾于政治局和常委之上，江青又有着特殊身份，牢牢地操纵着“群众运动”，熟练地运用着“阶级斗争”，又善用“笔杆子”大造舆论，轰轰烈烈地将极左推向极端，既极力左右毛主席，迫使毛主席违心地不同意他们也不行；又迅速地大规模地“清君侧”，孤立毛主席，不仅是要打倒老帅、老将、老干部，还要暗地里往死里整。毛主席越想保谁，他们就越是把谁往死里整，少奇同志就是被他们阴谋残害而死的。

1966年8月12日，在八届十一中全会闭幕会上，少奇同志在常委中从第二位降到第八位，林彪升到了第二位。选举后，少奇同志表态，愿承担所有责任，并请求辞去常委、国家主席等所有职务。这时，唯有林彪情不自禁地叫“好”，当即站起来主动要和少奇同志握手，其野心昭然若揭。 

1967年2月中旬，毛主席在会上讲，九大时要选少奇同志为中央委员。这便使林彪、康生、江青、谢富治这伙人非常紧张。他们大都是靠打倒少奇同志起家的，特别害怕少奇同志“东山再起”。一旦如此，他们不仅难以猎取“国家主席”位置，现在的地位也恐怕不保。他们感到少奇同志活着就是最大威胁，“后患无穷”，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于是，他们便立即在毛主席面前造谣诬蔑，借所谓“二月逆流”事件，说“刘少奇代理人”还在抵抗运动，“从上至下各级都有这种反革命复辟现象”，极力动摇和改变毛主席的态度。他们非常懂得，要彻底打倒少奇同志就必须“立案审查”，单用毛主席清楚的现实问题是不行的，必须用毛主席不清楚的历史问题；而少奇同志从来没有“历史旧账”，和毛主席之间更没有“历史积怨”的空子可钻，于是他们就利用毛主席最赏识的“革命小将”“红卫兵”搜寻“历史罪证”，将诬蔑少奇同志策划和批准所谓“六十一人叛徒集团”的材料、证明少奇同志有“叛徒”、“内奸”和“工贼”问题的所谓“历史材料”，都摆到毛主席面前，使得毛主席真的觉得自己“不知道刘的历史情况”，不得不在3月21日同意“调查”少奇同志的“历史问题”。于是，他们把这当作“尚方宝剑”，暗地里把少奇同志往死里整。一是立即成立庞大的“专案组”，由康生、江青、谢富治直接掌握，一手操纵和控制处理少奇同志的大权，用卑鄙残暴的逼供手段造假证据，甚至将毛主席明令保护的著名历史学家翦伯赞夫妇逼得自杀身亡。毛主席和周总理得知大发雷霆，责令“严肃处理”，而他们只让专案组长作个“检查”了事，仍旧迅速编造《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欺骗毛主席、党中央和全党、全国人民。二是切断电话线，断绝少奇同志同毛主席、周总理及政治局的一切联系，严密封锁全部消息，让少奇同志没有任何机会和办法申诉。三是掌握舆论，先罗织罪名，掀起一轮轮大批判高潮，造成“彻底打倒”的既成事实。四是紧紧控制和不断策动红卫兵和造反派多次举行大规模批斗大会，借群众的手，用惨无人道的暴力手段把少奇同志往死里整。他们趁毛主席不在北京，策动几十万红卫兵和造反派成立“揪刘火线”，围困中南海。特别是8月5日中南海“批斗刘邓陶大会”，康生老婆曹轶欧以“中央文革特派员”身份，亲临现场指挥，觉得“火药味不浓”，命令打手们“要杀气腾腾”，将70岁高龄的少奇同志打得鼻青脸肿腿瘸，再也直不起来。他们按照林彪“一号命令”，把病危的少奇同志秘密押往开封“特别监狱”，最后少奇同志死在那里。他们还制造王光美“特务”案，林彪亲自判决死刑“立即执行”。毛主席看到“判决书”，立即写下“刀下留人，要留活证据”几个大字，王光美才保住性命。在这场浩劫中，少奇同志一家有4位亲人被迫害致死，6位骨肉关进监狱，连只有六七岁的潇潇也挨过围攻和批斗。 

难怪，有一天我刚到王光美家门口，听见上面楼道里传来人们的叫骂和捶门声。王光美把我拉进屋里说，那是曹轶欧的家。康生的骨灰盒放在八宝山一号大厅，被人们揭去覆盖的党旗，盒上满是咬牙切齿吐的一层层痰和口水，以及用香烟头烧烫的累累痕迹，曹轶欧不得不把骨灰盒抱回家。这座公寓大楼里，大都是刚落实政策搬进来的老同志，谁没有挨过他们的整？于是这些老同志轮番在曹轶欧家门口抗议，有的还在门口贴上抗议大字报。

永远的怀念

我们生平最难忘的采访顺利完成，平平、源源、亭亭的《胜利的鲜花献给您》已全文发表，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我们感到特别欣慰。使我没有想到的是，我做了一点份内的事，却让王光美始终记在心里。 

此后的岁月，王光美一家都很忙，我不便打扰，很少见面，但一直保持联系和深厚友情。王光美特意签名送我一套《刘少奇选集》，近20年来几乎年年春节都给我寄她亲笔签名的贺年卡，少奇同志百年诞辰时还寄我一套少奇纪念邮票，我都珍藏着。1986年我因病住305医院，王光美带着源源爱人去看望住院的老厨师郝苗同志，看见我便亲切问候我的病情，还让源源爱人叫我“叔叔”，我真是不敢当。

1998年冬，在首都机场大厅，我正办登机手续，王光美匆匆赶飞机，老远看见我就打招呼。我忙上前握手问候，她说是去河南参加纪念少奇同志的活动，为“幸福工程”看望那里的贫困母亲。我看见她老多了瘦多了。这位和自己人民紧紧相依为命的伟大母亲，用她那瘦弱 身躯仅有的一点余热，温暖着天下母亲，让人心痛又无限敬佩。

2004年6月，我从报上看到王光美亲自召集，由源源亲自联络，毛主席和刘主席两家后人相聚一堂，共话友情，使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格外惊喜和感动。这使我想起在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工作时，听老中办的同志讲，自从毛主席仙逝之后，毛主席和江青生的女儿李讷身体和精神都很不好，常住医院，不能上班，独自带着儿子生活非常艰难。王光美刚从监狱出来得知此情，就带着家里的赵阿姨找到李讷，亲自购买厨房用具帮她安家，料理家务，打扫卫生，谈心聊天，关心她的身体和生活。可我们采访时，王光美和孩子们从来没有提过这些事。后来，李讷新婚，爱人王景清在延安时曾是少奇同志警卫员，结婚时王光美带着孩子们热烈祝贺，两家来往更为亲密。再后来，李讷儿子王效芝结婚，是源源做的媒，在新婚典礼上，源源一席讲话，感动了婚礼上的所有人。在王光美家里，至今挂着毛主席和王光美及孩子们亲切谈话的巨幅照片。不仅如此，林彪女儿豆豆当年在河南病了，谁也不敢在报告上签字，也是源源签的字，安排她回北京治病。 

源源跟我讲，这不是“相逢一笑泯恩仇”，我们“相逢一笑”时还是很讲原则是非的，从来不回避那段历史悲剧。虽然结局各不相同，每个人的亲身经历和感受也不同，但这场悲剧是共有的，是刻骨铭心的，常常成为我们共有的话题。但是，作为后来人，包括我的母亲，都不愿意总是生活在历史的噩梦中，去记恨历史、记恨已逝的人，更不会将仇恨传到后辈人身上，而是应该用科学历史观实事求是地去重新审视那段历史，真正了解和理解发生那场悲剧的历史背景、历史条件和历史原因，多多理解伟人们的真实心迹，多多宽容伟人们的历史局限和过失，多想想老一辈们亲密团结、同心同德、共同创建我们党和国家胜利辉煌的美好一面，多吸取那些有益于向前看朝前走的历史经验。这场历史悲剧给我们最大的精神遗产，就是使我们懂得，只有团结和谐，才有幸福美满、繁荣富强；如果分裂内斗“穷折腾”，必然是灾难重重、悲剧无穷。现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团结和谐、亲密合作，用科学发展观建设我们执政党，健全民主与法制，既坚决惩治腐败绝不手软，又提高执政兴国的党性修养，强调构建和谐社会“不折腾”，证明我们党更加成熟了。这是爸爸生前的愿望，也是母亲最感欣慰的。所以，在她晚年感到自己力不从心、时日无多的时候，让我把两家后人邀在一起聚聚、吃个饭，共叙情谊。其实，这不是第一次，却是母亲生前最后一次，表达了她的心意，实现了她的愿望。

是啊，正是在王光美的倡导和带领下，两位伟人的后代拂去历史的尘埃，友情长存，这既是告慰两位伟人在天之灵，也是给人民和历史一个交代、一个示范，体现出王光美的高风亮节、博大胸怀和无疆大爱。2006年10月17日，我从新闻中得知85岁高龄的王光美在13日凌晨仙逝，急忙赶往刘家，又到305医院悼念，多年不见的源源迎着我，万般悲切。灵堂四周，胜利的鲜花簇拥着王光美笑容灿烂的遗像。我眼前浮现出当年采访时的美好情景，心头涌起阵阵悲痛，噙着热泪，向中华民族这位杰出女性深深地鞠躬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