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儒学面临的困境是什么？中国儒学是如何更新的

唐太宗李世民倡导并支持的儒家典籍整理工作，对于儒家学术来说原本是一件好事，然而，由于唐太宗过于看重儒家学说的意识形态功能，因而此次经典的整理主要是为了制造出适合现实政治需要的官方教科书。这样一来，便不可避免地存在两个问题，一是经典整理的工程虽然浩大，成就颇多，但实在说来并无助于恢复传统儒学的真精神，而仅仅实现了儒学在形式上的繁荣。特别是由于唐太宗在对儒学的利用上，过分强调其社会实践功能，因而相对忽视其内圣意义，儒学不再是向里通向身心性命，由'正诚格致'来安顿生命，升华生命；而仅仅是'讲论经义，商略政事'的外王之道。

二是唐太宗整理儒家典籍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制定天下无异义的官方教科书，结果自《五经正义》出，而后经义无异说，这势必在一定程度上封闭和束缚了儒学的灵性，扼杀了儒学进步发展的生机，使儒学重蹈汉代经学的老路，久而久之势必沦为一种僵化烦琐的理论体系和思维方式。所有这些，不能不受到一些有识之士的质疑与反抗，于是我们看到，伴随着初唐儒学形式主义的繁荣，文人学士除了将儒学作为通往仕途的敲门砖，参加唐王朝组织的科举考试外，他们对于儒学的真实态度似乎正如韩愈后来所形容的那样'《春秋》三传束高阁'，儒学并没有引起他们的兴趣和真诚信仰。他们的真实兴趣之所在，或趋于诗文，以猎取功名，光宗耀祖，显身扬名；或逃入禅门，以佛教作为安身立命之所。这就是唐代诗文何以空前繁荣，唐代佛教何以空前鼎盛，唐代儒学何以空前冷落的根本原因之所在。

儒学的现实引起了人们的忧虑，在官万儒学日趋僵化的同时，也有一些学者敢于掘弃传统，直面人生，抒发己见，为儒学的发展另辟新途。如刘知几的《史通》，谈助的《春秋集传》，陆淳的《春秋集传纂例》、《春秋微旨》、《春秋集传辨疑》，史征的《周易口诀》韩愈、李翱的《论语笔解》，以及柳宗元等人的相关著作，不仅其内容已远远超出钦定《五经正义》的范围，而且大胆疑古，提出许多新颖独到的见解。他们撇开传统，摒弃今古文的门户之见，直接从经文中阐释圣人之意，实为宋代学者开创了疑经政经之先河，为儒学的健康发展注入了新的生机，预示着儒学必将发生新的转变与调整。

刘知几的《史通》并不是一部儒学专著，而是一部史学理论著作，只是古代中国经史难分，讨论史学便不能不触及经学，何况刘知几在书中还专门辟有《惑经》、《申左》两章，专门讨论经学史上的一些重大问题呢?刘知几对儒学发展的主要贡献，在于他敢于冲破传统观念的束缚，摘除儒学经书上面的神圣光环，首开'六经皆史'之先河，从而使儒家经书摆脱神秘主义的氛围，当然有助于儒学研究的健康发展和深入，有助于减轻儒术独尊的思想压力。因为自西汉中期儒术独尊之后，儒家经书就被抬到至高无上的神圣地位，从而影响人们进行实事求是的研究和整理。刘知几把经书作为史书史料看，以平常心对待这些神圣经典，这自然是对这些经典的真正重视与解放。他在《大家篇》中认定，《尚书》、《春秋》《左传》皆为史书，并不四经孔子的整理而神秘，'原夫《尚书》之所记也，若君臣相对，词者可称，则一时之言，累篇咸载'；至若《春秋》，也不过是孔子'观周礼之旧法，遵鲁史之遗文，据人事，仍人道，就败以明罚，因兴从立功，假日月而定历数，藉朝聘而止礼乐，微婉其说，志晦其文，为不利之言，著将来之法'，并无多少神秘意味。他在《探赜篇》中反问道：'传者徒如其一，而未知其二，以为自反袂拭面，称吾道穷，然后追论五始，定名三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