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学之集大成者：阳明学的形成与发展

明朝的天下是朱元璋率领农民军从蒙元统治者手中夺取的，然而打天下不易，守天下更难。大约到了明朝的中期，明代的帝王已远没有当年朱元璋的那种气象和勤政精神，他们除了知道整天过着荒淫无耻的生活外，对于国家政事久已无心过问。国家大事落到了奸人和宦官门的手中。而且，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开始萌芽，中国人的人际关系也开始发生相当重要的变化，人心不古，崇尚奢靡，公开追求物质享受。尤其是在东南沿海商品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这种精况尤为突出，于是一股强烈要求摆脱儒家思想传统的束缚，要求个人意志自由展开的思潮便油然而生，不可遏制。儒家的伦理道理与现实社会开始发生严重的冲突。作为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儒家思想如何面对这些现实，如何对这些现实进行纠正，以回归到中国传统社会的纲常伦理的基本要求上来，便是儒家学者必须面对的一个重大问题。

在当时，正在行时的程朱理学虽然势力强大，深得官方的青睐，但由于其思想体系本身的局限性，使其根本无法担此重任。尤其是程朱理学的格物致知、格物穷理思想方法的支离破碎的特征，更使为数众多焦灼于现实的知识分子对其失望和望而生畏。他们渴望获得一种能够迅速解决社会问题的良方，于是便自觉或不自觉地抛弃程朱理学，而向陆九渊的心学靠拢。

从思想史的角度看，最先有意放弃程朱理学，向陆九渊心学靠拢的是陈献章。自从他倡导涵养心性，静养'端倪'之说开始，明代的儒学思想便明显地划分为前后两个阶段。他既是明代复兴陆九渊心学的第一人，也是明代心学尤其是王阳明心学的先驱者。其学总的来说，是以自然为宗，以虚为基本，以静为门户，以自得为归旨，并以自得之旨教人。他的所谓自得，即“舍彼之繁，求吾之约'，'然后见吾此心之体隐然呈露”。换言之，自得即求之吾心。于是陈献章的心学便自然的是以心为本体，以静坐求心为其基本方法。在他看来，静坐是去掉驳杂支离之病的手段，静坐的目的，是寻见端绪，找到心与理的'凑泊吻合处'，所以他又有所谓'静养端倪'的说法。他以为，为学须从静中坐养出个端倪来，方有商量处。不可仅仅凭借书本上的知识。学问之要在于求诸心，只有心静若水，虚明静一，才能达到内外合一，一以贯之的自然、自得的精神境界。此点正是陆九渊的'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的另一种说法。那就是心即理，静坐求之吾心，而吾心即是理，此理是包摄一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