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学的沉沦与儒家精神的复归

面对同一认识客体，由于主体方面的原因，人们往往可能得出许多不同的结论。同样道理，东汉早期在对儒家精神传统的重新诠释的过程中，由于诠释者的立场、立意和目的等方面的差异，他们对儒家精神的认识便不可避免地存在若干不同。然而，此时的儒学毕竟已不同于先秦时期在野的诸子之一时的地位，对其思想传统诠释的歧异性理解并不仅仅关涉儒家学说本身，而且在相当程度上影响到汉帝国未来的发展。因此，对儒家精神歧异性的诠释，在一定时期可能有助于儒学的发展与生机的恢复，但这种状况绝不可能也不应该持久。也就是说，由于社会条件的变化而导致儒学内部的分歧，这种情况一般能为统治者理解和接受。但是，一旦变化了的社会条件趋于稳定，那么，作为汉帝国指导思想的儒家学说如果依然存在内部分歧，如果依然对其精神传统的理解存在重大差异，这便不是统治者能否理解与接受的了。此时王权必然出面干涉，从这些众多的歧异性理解中折衷出某些各方面都能接受的结论来。我们看到，东汉初年社会秩序一旦趋于稳定，便出现似统一对儒学精神的理解为根本目的的趋势。

在当时，对儒学精神的诠释构成重大威胁的，当属以郑兴为代表的古文经学派。这既是学术风气使然，也自有其必然的内在逻辑。我们知道，光武帝对谶纬的极端崇拜，已使许多学者失去了信心，他们既不愿意背弃学术良心曲意迎合，遂采取政治上的不合作态度，或继续隐居于大泽之中聚徒讲学，或公开宣布未习图谶。由此说来，光武帝初年，原因战乱遁逃林薮的学者无不抱负坟策云集京师的学术盛况并未持续太久，即或有一些学者已来京师，其后也因种种原因而纷纷离去，留下的那些便也不得不作些学术上的变通。

然而，任何追逐时鬃的企图只能使学问变质，而并不可能获得真学术。范升、陈元、郑兴、杜林、卫宏等学术大家如果安于贫困，甘于寂寞，恐怕都会取得更大的成就。然当他们一旦热衷于现实政治后，其学术成就尤其是学术见识的增长不仅不能与年龄的增长同步，而且出现学术倒退现象。这也是中国知识办子与西方知识分子的一个重要区别。不过，对中国知识分子来说，屈从于政治变通学术有种种不同的道路，或曲意迎合现实政治，或碍于某种困难而以思想异端的面貌出现，但仍是以另外一种方式屈从于另外一种政治。如郑兴虽然“逊辞”不为谶纬文字，并对谶纬神学表示出一种反对的思想倾向，然而，他这种反对未免太软弱无力，而且联系其思想的前后变化来看，就更令人难以肯定他的反对的力量和真实的心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