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良玉清君侧

背景

明朝奉行以文臣治国的政策，逐渐形成了重文轻武的体制，以文臣统领武将。以宦官来监控武将，对武将严加防范，使武将在国家政治生活中逐渐地被边缘化，这就不可避免地引起武将的强烈不满。　明朝末年，面临着内忧外患的严峻局面，内有农民大起义，外有满清的军事威胁，军事上的成败直接关系着大明王朝的生死存亡，在这种情况下，武将的重要性空前突出，激烈的军事斗争为武将势力的崛起提供了舞台。　

左良玉是崇祯朝崛起的军阀。他自崇祯十二年玛山战役之后长期拥兵自重，朝廷无可奈何。陕西、河南、河北一带的农民起义军风起云涌，左良玉被调往镇压农民运动的前线。左良玉奉命围剿农民军，积极作战，屡次取得胜利，形成了一支著名的左家军。在陕西、河北、河南三省交界处屡次交战中各有胜负，督军杨嗣昌荐左良玉有大将之才，遂拜“平贼”将军。　

明末文臣和武将多方掣肘，文武矛盾日益突出。在激烈的军事斗争中，左良玉因不愿受文臣节制，与文臣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因而对朝廷的不满倾向日增，开始积极扩充自己的军队，消极作战，不听指挥，不仅摆脱了文臣的控制，甚至使朝廷也无可奈何，最终形成了专制一方，不听节制的军事集团，而其它武将也纷纷效仿，朝廷逐渐失去了对武将的绝对控制权，使明军在战场上一再溃败，直接加速了明朝灭亡的步伐。　

南明弘光朝廷成立后，左良玉坐镇武昌，位处南京上流，扼据战略要地，部下实力又比较强大。弘光帝登极诏书颁发到武昌时，他开初不愿承认，在湖广巡抚何腾蛟、巡按黄澍等人的劝说下，才同意开读，表示拥戴。马士英、阮大铖把持朝政，皇权衰落，政治腐败，党争激烈，武将则获得了空前的政治、军事权力，甚至公然干预朝政。

然而，左良玉的跋扈自雄却比在崇祯时期更加明显了。由于弘光帝主要是依靠马士英会同黄得功、高杰、刘良佐、刘泽清四镇拥立的，左良玉没有参预，算不上定策功臣　。朝廷对马士英的信赖，视四镇如骄子，都引起了他的反感。湖广巡按御史黄澍本是个小人，在左良玉同弘光朝廷之间猜忌日深的情况下，不仅没有居中调停，反而以左良玉的兵力为后盾，企图在弘光朝廷中提高自己的地位。甲申六月十八日，黄澍在弘光朝廷上痛斥马士英，不过是有恃无恐地借题发挥而已。　

到１６４５年三月，李自成部在清阿济格军的追击下经陕西商洛、河南西部邓州一带进入湖北襄阳地区时，左良玉不敢同大顺军主力作战，又故伎重演，率部顺江东窜。而左良玉在政治上倾向于东林党，左良玉与弘光朝权臣马士英的矛盾，其实也可以追索到“党争”的源头。　而他也受到马士英、阮大铖集团的打压，再加上“太子案”　的影响，给左良玉东下称兵造成口实，左良玉以奉太子密昭以“清君侧”、解救太子为旗号率兵向南京进攻，率领军队东下讨伐马、阮集团。　　

过程

起兵东下

１６６５年三月二十三日，左良玉伪称奉先帝太子密谕前往南京救护，以讨伐马士英为名，全军乘船顺江东下。　临行之时，下令把武昌居民屠戮一空，表示“不留一物与贼”。

１６６５年四月初一日，左良玉兵至九江，邀江督袁继咸到舟中相见。　左良玉从衣袖中取出“皇太子”密谕，“设坛刑牲，与诸将歃盟。武人不知春秋大义，一时欣然附和”，逼勒袁继咸一同前往南京“清君侧，救太子”。袁继咸认为“皇太子”真伪未定，密谕“不知何人传来”，正言厉色道：“先帝之旧德不可忘，今上之新恩不可负”，并且向诸将下拜，请求他们“爱惜百姓”。左良玉回答道：“谋陷太子，臣下所为，与今上无干。若爱惜百姓，大家本心，先生何必过虑？”随即拿出“誓文、檄文”给袁继咸看了一遍。袁继咸回城后，命部将坚守九江，不准左兵进城。不料部将张世勋已经同左部将领私下勾结，夜间纵火焚烧全城，顿时大乱起来，袁部诸将不能存身，劈门而出，同左军合营；左良玉部兵乘势入城杀掳淫掠。

袁继咸于绝望当中准备一死了之。左良玉派部将张应元把他掳入舟中，袁继咸一再投水自尽，都被救起。左良玉竭力向他表达自己并没有推翻弘光帝的意思，要袁继咸一道东下“调护兵将”；监军李犹龙也再三劝说徒死无益，不如见机行事。袁继咸无可奈何，只好同左良玉及其麾下诸将约定严禁烧杀抢掠。　正当左军由九江准备东下时，四月初四日左良玉“以久病之躯，恸浔变之惨，一时殒命”　，距九江之变只有三天。关于左良玉的统兵东下直到病死九江舟中，南明人士记载常有恕词。如李清记：“继咸正冠裳带将就死。黄澍入署拜泣曰：‘宁南无异图，公以死激之，大事去矣。’副将李士春密曰：‘隐忍之，至前途，王阳明之事可图也。’继咸以为然，出城面责良玉。良玉疾方剧，望城中火光，大哭曰：‘予负袁公！’呕血数升，是夜死。”　谈迁记：“左良玉兵至九江。袁继咸过见于舟中，俄见岸上火起，报曰：‘袁兵烧营，自破其城。’良玉浩叹曰：‘此我兵耳，我负袁临侯也。’呕血数升，病遂革。”　

左良玉死后，部下诸将推其子左梦庚为留后，把袁继咸拘禁在船中，继续引兵东下，先后占领彭泽、东流、建德、安庆，兵锋直通太平府。　

弘光政权的反应

弘光朝廷接到上游督、抚、镇臣关于左良玉叛变率师东下的报告，大为恐慌，马士英决定由兵部尚书阮大铖会同靖南侯黄得功、广昌伯刘良佐以及池口总兵方国安等人组织堵剿。黄得功的军队被调到长江以南的太平府（府治在当涂，辖芜湖、繁昌三县），刘良佐军部署于对岸江北。在清军南侵，左良玉又顺江内犯的形势下，弘光帝曾经召对群臣，商讨对策。刑部侍郎姚思孝、御史乔可聘、成友谦说：“左良玉稍缓，北尤急，乞无撤江北兵马，固守淮、扬，控扼颖、寿。”弘光帝也认为江北兵马不宜调离汛地太多，回答道：“刘良佐兵还宜留江北防守。”马士英惟恐左兵至京，自己身家性命难保，气急败坏地指着姚思孝等人大骂：“尔辈东林，犹藉口防江，欲纵左逆入犯耶？北兵至，犹可议款，若左逆至，则若辈高官，我君臣独死耳！臣已调良佐兵过江南矣。宁死北，无死逆。”　马士英明知这时清军重兵已经进入江苏北部，却怂恿弘光帝手诏命督师大学士史可法抽调兵马过江拱卫南京　。史可法于四月初二日领兵过江，行至草鞋峡时得到报告黄得功等部已击败左兵。史可法请求入朝召对，面见弘光帝说明对社稷的主要威胁来自清方而不是左良玉部，因此在兵力部署上他不赞成从江北抽调大批主力去对付左军。马士英却耽心史可法名位居前，入朝以后自己的首辅将保不住，加上清军南下的消息日益紧迫，又建议朝廷下旨：“北兵南向，卿速回料理，不必入朝。”史可法接到诏书后大失所望，登上南京城郊的燕子矶，“南面八拜，恸哭而返”　。

南京城中的情况也颇为微妙。在左部叛军进逼池州，清兵大举南下的危急关头，弘光帝发出了“上游急，则赴上游；敌急，则御敌”的旨意　，完全处于被动局面。马士英、阮大铖也明白无论集中兵力对付任何一方，南京都有陷落的危险。因此，他们暗中已作了拥兵出逃的准备，马士英事先任命其次子马銮为京营总兵，以贵州兵为主掌握了一部分亲信部队；兵部尚书阮大铖也“昼夜以兵环卫其私室，控弦被铠，厢房书室中暗为衷甲”　。四月十四日，弘光帝召见大臣时，武英殿大学士王铎竟然认为马、阮组织抵御左兵不力，请求让他自己“领兵视师上江以遏左兵重敌”。由于“士英不肯谢此兵柄，迟之又二日矣”，王铎急不可耐，又在十六日上疏说：“臣察得金山一带西至龙潭，兵不满七百，枢臣饰以为数十万，此何时尚以此固宠诳君欤？”接着说：“时不能持久，使左之众兵得乘胜顺流而下，吾无类矣。今皇上以本兵（即兵部尚书）印纛授臣，臣勉竭死力西上，以当其势，以报朝廷。”　然而，一贯拥兵自重的马士英和自诩知兵的阮大铖岂肯把兵权拱手让人。王铎的自告奋勇也就不了了之。

后续

到１６４５年五月，清军多铎部占领南京、芜湖等地，阿济格部击败大顺军，一直追到江西九江和江北的湖北州县。左梦庚部下有总兵十员、兵卒数万，既不敢迎击西来的阿济格军，又不敢东下与多铎部交锋，甚至不愿南下江西暂时避开清军主力，竟于五月十三日在九江至东流的长江中率领部下兵马向清军阿济格部投降　。同左梦庚一道降清的有湖广巡按御史黄澍。明朝江督袁继咸在左梦庚武力裹胁下变成清方俘虏。他在五月二十日绝笔中写道：“臣不即死江州，原欲从中挽救，以纾京师之急，幸已还师（指左军西退），更欲再为联结，以收桑榆之效。不意囗（虏）追闯至浔，诸镇甘负国恩，遣使投降，京师之危若累卵矣。臣在坎困中，不能申包生之义，惟有矢文山之节，以一死报二祖列宗，且不敢负所学也。”　六月初三日，袁继咸被胁迫往见清英亲王阿济格，长揖不拜，阿济格极力劝他降清，“仍做九江总督”，遭到断然拒绝，最后被押解到北京英勇就义。　

影响

左良玉清君侧导致弘光政权内部同室操戈，使清兵顺利地攻占南京，弘光政权灭亡。左良玉死后，其子率部投降了清军，左良玉军事集团也最终不复存在。　

评价

在明朝的历史上，不乏藩王起兵“清君侧”之例，如燕王朱棣以“清君侧”为名夺取了建文帝的皇位，其后又有诸多藩王效仿朱棣起兵叛乱，如宣德时期的汉王高煦、正德时期的宁王朱宸濠等；而武将左良玉起兵“清君侧”的背景、原因之复杂，为明代所罕见，成为影响弘光王朝生死存亡的重大事件。　

然而，左良玉起兵“清君侧”作为明清易代之际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长久以来，在学术界却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目前来看，相关的专题学术论文在学术界还是空白；有关明史、南明史等专著虽涉及左良玉起兵“清君侧”事件，但或论述简略，或失之片面。　

从当时实际情况来看，左良玉早已成为一个拥兵割据的军阀，勇于虐民，怯于大战。他的统兵东下主要是避免同李自成率领南下的大顺军作战，假借伪太子“密诏”赴南京“救驾”显然是谎言，离开武昌时就大肆屠戮，对弘光朝廷任命的巡抚、总督等方面大员任意拘留，心目中既无朝廷，也无百姓。其直接后果是导致弘光朝廷加速瓦解。　

左良玉起兵虽不失一定的正当性，但却是在错误的历史条件、时机下，进行了一场错误的战争，从而导致身死国灭的悲剧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