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的官学化及其颓废过程是怎样的？

西周政权的建立与巩固，尤其是周公通过制礼作乐等意识形态的重建工作对殷代遗民中的儒者进行安抚，自然使这些儒者逐渐摆脱亡国的阴影和恐惧，逐渐地对新主人产生了某些认同。然而，也正是在这一过程中，作为文化发展水平相对落后的周人，虽然在形式上征服了殷人，夺取了政权，建立了自己的统治，但是在制度等体制文化方面却又不能不被征服者即殷人的文化所征服。尤其是再加上这些儒者的努力与参与，于是我们看到，获得胜利的周人在制度建设方面基本上因袭了殷商已有的体制。故而孔子在谈到周代制度的本质时再三强调：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这个道理正如当代学者侯外庐等人在《中国思想通史》中所分析的那样，按周人战胜殷人，以其社会的物质生产的水准来说，实在还没有具备消化一个庞大族人的条件，军事的成功，并不能保证统治战败者的政治上的成功。因此，周人必然要向殷代制度低头，尤其是在胜利者的文明程度不如失败者的文明程度时，胜利者反而要在文化上向失败者学习。这似乎已成为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定律。

当然，这样说并不意味着周人的制度是对殷人制度的简单摹取。事实上，所谓'损益'，所谓'监于二代'，所谓周公制礼作乐云云，都意味着周人是鉴于前代亡国的教训而作出的创造和革新，只是这种创造与革新并不是建筑在一张白纸上而已。我们知道，殷人的制度虽然已经体制化，虽然已经进化到相当高的水平和相当严密，但从目前所知的文献资料情况看，殷人的制度毕竟没有像周人的制度那样表面化、形式化和条理化。我们可以否认诸如《周礼》这样高度条理化的严整著作出自周公之手，或西周初年那个时代，但如果我们不怀疑周公制礼作乐确实为365直播上已经发生过的一个重大事件，那么，我们就有理由相信周人制度的形式化并不仅仅是一种外在的形式，而实质是对包括殷人制度在内的历史经验与教训的超越。从这个意义上说，用人制度既有因袭的成分，又有自己的创造。而这种创造，便构成殷周之际的大变革。故而王国维在《殷周制度论》中说：'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殷周间之大变革，自其表言之，不过一姓一家之兴亡与都邑之移转；自其里言之，则旧制度废而新制度兴，旧文化废而新文化兴。又自其表言之，则古圣人之所以取天下及所以守之者，若无以异于后世之帝王；而自其里言之，则其制度文物与其立制之本意，乃出于万世治安之大计，其心术之规模，诅非后世帝王所能梦见也。'故而王国维再三强调，欲明了周之所以定天下，必须弄清周人制度在其实质上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