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金天命六年(明天启元年,公元1621年),努尔哈赤率领八旗大军以锐不可挡之势攻占了沈阳,进而一鼓作气攻下明朝辽东军政中心——辽阳,并将都城从赫图阿拉迁至辽阳,设为东京,大兴土木,修筑宫室。然而,出人意料的是,天命十年(1625年)三月初三早朝时,努尔哈赤突然召集众臣和贝勒议事,提出要迁都沈阳。虽然王公、贝勒竭力反对,但努尔哈赤君意已决。祭过父祖之后,即刻率领大军经过一天一夜的行军,迁进沈阳城。
努尔哈赤从以其父的13副遗甲起兵,至建立后金政权并不断强大,曾先后4次迁都:从明万历十五年(1587年)在费阿拉称王
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迁都至赫图阿拉,并于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建立后金萨尔浒之战胜利后,又将行宫移至界凡攻陷辽阳后,又在辽阳建东京城建东京城仅4年,又迁都沈阳。每一次迁都都是迁往经济相对发达、人口相对众多、土地更加肥美、地理位置更加优越的地方。但最后一次迁都却要从作为明代辽东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商业中心的东北第一大城辽阳,迁往规模不及其一半的沈阳,沈阳又有什么得天独厚的都城优势?既然没打算久居辽阳,为何还要大兴土木,在宫殿刚刚建好,官员尚未安居之时,又匆忙迁至沈阳?史学家对此有各种解释,民间也有各种传说。历代王朝选定都城,都不外出于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考虑,因此史学家在讨论后金的迁都原因时,首先就要从这几方面去寻找证据。
辽阳虽然在当时是辽东的军政中心,但因明廷的腐败,其经济已开始下降,而沈阳的经济正处于上升阶段。沈阳地势平坦开阔,粮食出产富足,有林有兽,有水有草,符合满族人狩猎的生活条件。从当时的政治形势上看,辽阳城因长期满汉杂居,民族矛盾激化
而沈阳只是一个中等城市,人口便于管理。从地理位置来讲,沈阳一直是一个军事要地,是所谓的“形胜之地”,进可攻、退可守,既便于护卫新宾老家和铁岭、开原等国土,又便于西征、北伐。这是史学家们比较辽阳与沈阳条件优劣,对努尔哈赤为何迁都沈阳做出的结论。其依据,主要是《清太祖实录》和《满文老档》的有关记载。努尔哈赤提出迁都沈阳,诸王、贝勒、大臣不了解老汗王的意图,一致表示反对。据《清太祖实录》记载:“帝聚诸王臣,议欲迁都沈阳,诸王臣谏曰:‘东京城新筑,宫廨方成,民之居室未备,今欲迁移,恐食用不足,力役繁兴,民不堪苦矣。’帝不允曰:‘沈阳四通八达之处,西征大明从都儿鼻渡辽河,路直且近
沈阳浑河通苏苏河,于苏苏河源头处伐木,顺流而下,材木不可胜用,出游打猎山近兽多,且河中之利,亦可兼收矣。’”这条记载一直成为论述努尔哈赤迁都沈阳原因的依据。按《满文老档》天命十年(1625年)记载:“三月初三,汗向沈阳迁移,在辰刻从东京城出发。给他的父祖坟墓供杭细绸,在二衙门杀牛5头,烧了纸钱,随后向沈阳去,在虎皮驿住宿。”“初四,……在未刻入城。”以上两条是《满文老档》有关努尔哈赤迁都沈阳的全部记载。其实,《清太祖实录》是努尔哈赤之子、清太宗皇太极在天聪九年(1635年)下令编修的。《清太祖实录》中所记载的关于努尔哈赤对迁都沈阳的一番议论,正是皇太极继承汗位后之所为,即南征消除毛文龙在辽南的骚扰
北征解除了后顾之忧西修都儿鼻城,渡辽河征明,并出兵宣大长城沿线。这已是皇太极继承汗位时的情况了。从《清太祖实录》的记载可以看出,努尔哈赤迁都的理由,并不符合他迁都后的实际行动。《清太祖实录》载:“(天命十一年)正月乙巳朔。戊午上统兵征明,庚辰次东昌堡,翌日渡辽河,旌旗剑戟如林,大军至宁远……”(《清太祖实录》卷十)。这里记载的是努尔哈赤攻打宁远城时的进军路线。这次进军是从海城牛庄一带的东昌堡渡辽河,并没有采取如《清太祖实录》记载努尔哈赤计议迁都沈阳时所说的“西征大明,从都儿鼻渡辽河,路直且近”的路线。因此,《清太祖实录》记载努尔哈赤关于迁都沈阳原因的一番议论,是不可尽信的。 努尔哈赤迁都沈阳还有另一种说法:努尔哈赤认定沈阳是“凤落龙潜”的风水宝地。
民间一直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努尔哈赤在建都东京时,按照风水先生的指点,在当时的东京城西南角修建娘娘庙
在东门里修建弥陀寺在风岭山下修建千佛寺,想用3座庙把神龙压住,以保龙脉王气。但是,3座庙宇只压住了龙头、龙爪和龙尾,城里的龙脊梁并没被压住。于是,龙一拱腰就飞腾而去,一直向北飞到浑河北岸。努尔哈赤正为此郁闷之时,忽一日有人来报,说是他家附近的树林落下一只凤凰。努尔哈赤急忙带众臣前去观看,刚刚走近,凤凰突然腾空而起,直向沈阳方向飞去。努尔哈赤深知凤凰不落无宝之地,就请风水先生到沈阳察看,发现沈阳真是一个龙兴宝地,于是,当即下决心迁都沈阳。这个传说似乎过于神奇,也不能作为努尔哈赤突然迁都沈阳的合理解释。但历朝历代,帝王将相建都建城,都把风水放在首位,这却是事实。
沈阳处在浑河之阳,上通辽河,辽河又通大海,又有辉山做依背,山水交融。据《盛京通志》载,沈阳的辉山有“包罗万象、跨驭八荒之势。辽水右回,浑河左绕,佳气轮囷葱郁,万年帝业非偶然也”。又称其山源出长白西麓,由长白而永陵起运(在新宾县境内),由起运山而福陵天柱山(沈阳东陵),由天柱山而昭陵隆业山,一脉相承,直到沈阳以西塔湾而止,是为“龙脉”,也称“龙岗”。努尔哈赤的老巢赫图阿拉城,祖陵永陵,以及沈阳的故宫、福陵和昭陵,都建在这条“龙岗”上。对“龙岗”一说,史书记载很多。《盛京通志》载:“启运山,兴京城西北十里永陵在焉,自长白山西麓一干绵延折至此,重峦环拱,众水朝宗,万世鸿基实肇于此。”《清史稿地理志》载:“启运山在平岭南麓,永陵之桥山在焉,所谓龙岗之正脉也。”对于东陵所在天柱山,《长白山征存录》载:“启运山西二百四十里为天柱山,太祖高皇帝之陵寝在焉,名曰福陵,距奉天四十余里。又西越奉天城西北十里许,为隆业山,太宗文皇帝之陵寝在焉,名曰昭陵,距长白山一千七百余里,土人统呼为龙岗。”相传努尔哈赤在为其父祖选择陵址时,曾请风水先生指点,风水先生指着祖坟上面的山说:这座山形似条龙,南面那座山形似凤凰,中间平原上有一条河(苏子河),这是龙凤夹一杠,后辈必当皇上。于是,努尔哈赤就在这里建了祖坟,是为永陵,并将这祖坟里的祖宗们追封为皇帝,建陵谒拜。干隆皇帝在东巡拜谒永陵时,曾作《恭瞻启运山作歌》:“长白龙干西南来,灵山启运神堂开。原运流长绵奕世,骈蕃褆祉皇图培……”可见,直到100多年后,努尔哈赤的子孙们对龙脉一说也是深信不疑的。
从沈阳的自然地理状况上看,从东陵山地经过旧城向西至沈阳站,确有一条自然的岗脊,在旧城处且有较高的突起,这便是人们常说的“龙岗”,它是市区南北地表迳流和浅层地下迳流的分水岭。稍加注意人们会发现,小南门的地势高于小南边门,小西门的地势高于小西边门,小北门的地势高于小北边门,其他大南、大西、大北也都是城门地势高于边门地势。老沈阳人也一定知道,从东陵山咀子起,经毛君屯、文官屯、北陵,西至塔湾,也有一条绵亘北部市区的黄土岗。对于这条黄土岗,人们最明显的感觉,就是沿黄河大街或长江街向北,过了新开河就开始上坡。这就是先人所说的又一条“龙岗”。这两条缓慢起伏的被现代科学称之为褶皱的地貌,恰巧合了古代的风水之说。
可见,说努尔哈赤认定沈阳是龙兴之地,因而在建东京城仅4年后,就执意迁都沈阳,也不是毫无根据的无稽之谈。努尔哈赤当年迁都沈阳内心中最大的秘密,也许就是发现了浑河与天柱山结合的沈阳宝地,发现了相交理气的山之龙脉,水之龙脉。所以,他力排众议,决定后即匆忙带领八旗大军和家眷迅速迁都沈阳。
努尔哈赤这次迁都的原因,肯定有其政治、经济、交通等战略上的考虑,但不可否认也有“风水说”的影响。若说战略,那就证明了努尔哈赤的雄才大略、深谋远虑
若说“风水”,沈阳也确实有其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这种地理优势,古人将其附会演化成神秘的“风水说”,不仅努尔哈赤信以为真,就是普通百姓也深信不疑。但不管努尔哈赤是出于何种考虑,他的这次迁都,对后金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为其子孙的进一步南进,做了必要的准备。也正是他这次迁都,使沈阳成为了后金最后的都城和清王朝开国的京师,也为沈阳现代发展奠定了最初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