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所面临的挑战是什么？对于儒学的挑战的回应是什么

孔子之后，儒学发生了相当大的分化。但实在说来，在战国初期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儒学的这种分化并不十分明显，孔门诸弟子虽然出于利害之争而难以集聚在一起，但他们相互之间尚未发生太大的冲突，只不过分立门户，各自聚徒讲学而已。

在这些分立门户聚徒讲学的孔门弟子中，毫无疑问，子夏是最大的一系。他不仅弟子众多，而且影响大。尤其是他与魏文侯之间的特殊关系，不仅扩大了子夏的影响名声，而且对儒学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钱穆在《魏文侯礼贤考》中指出，魏文侯以大夫僭国，礼贤下士，以收人望，邀誉于诸侯，游士依以发迹，实开战国养士之风。于先秦学术兴衰，关系极大。即以儒家而言，诚如梁启超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发展之大势》中所说的那样，魏文侯实为借国力以推行儒教的第一人，为儒学发展史上的第一大功臣。

由于魏文侯的扶植，以及孔门弟子如子夏等人的鼓吹，儒学在战国初年确实获得了相当大的发展。但由于社会条件的变化，特别是由于子夏等人实在缺乏宏大的体系与构思，而只着意于文献的整理与传播等枝节末叶，因而使儒学在顺利发展的同时也实际上潜伏着深刻的危机，最典型的表现便是墨子学说与杨朱学说的迅速倔起与挑战。孟子在谈到这一状况时不无愤慨地说，'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公明仪曰：‘庖有肥牛，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此率兽而食人也。’杨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说诬民，充塞仁义也。仁义充塞，则率兽食人，人将相食。吾为此俱，闲先圣之道，距杨墨，放淫辞，邪说者不得作。作于其心，害于其事；作于其事，善于其政。圣人复起，不易吾言矣。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驱猛兽而百姓宁，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俱。《诗》云：‘戎狄是膺，荆舒是惩，则莫敢我承’。无父无君，是周公所膺也。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说，距讠皮行，放淫辞，以承三圣者；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能言距杨墨者，圣人之徒也。'显而易见，在孟子看来，杨墨学说犹如洪水猛兽，不仅有害于儒家学说的传播与发展，而且有害于中国社会的稳定与进步，因此他自觉担当距杨墨、放淫辞、正人心、息邪说的历史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