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辛亥革命后,中国各地都陷入军阀割据的混乱之中,四川的情况似乎更为严重。川内各地军、政、财权完全由大小军阀控制,俨然一个个小小郡国,即处于所谓的防区制状态。各军阀间因防区范围的变化而混战不休,从1921年到1935年,川内至少发生478次混战,平均每月两战,其战乱频度堪称全国之最。
由于长期军阀混战以及鸦片泛滥,川军士兵精神和身体素质都受到严重破坏,整个军队形同散沙。但就是这群“吊儿郎当的双枪将士”为何能在抗战爆发后的1937年雄壮出川抗日?这种看似幅度很大的转变并非凭借个别英雄人物的英明决策而猛然获得,而是在相应的政治、社会基础上,经过一个渐进的转变过程而产生的必然结果。
所谓的政治基础主要是国共两党最终对国家命运的正确把握。1931年,国民政府面对尚未真正统一的中国,尽管还疲于应付全国各派军事力量的斗争与平衡,但日本入侵东三省这个突然出现的外部力量,使得蒋介石不得不在政党斗争与民族危亡两者之间做出决断。南京国民政府作为当时中国的国家政权,经过艰难的选择,逐渐由消极避让、被动抵抗,逐渐走向了与中共等其他力量合作抗日的道路。
而社会基础主要是全国人民在民族危机面前的同心协力。从九·一八开始,全国民众抗日呼声此起彼伏,即便军阀混战尤为激烈的四川也出现汹涌的救亡群众运动,尤其在一·二八淞沪抗战后,这种救亡思潮更激烈了。1932年2月4日成都成立了“国民救国会议四川各界民众促进会”、“反日救国会”;2月15日,重庆召开“四川各界民众反日救国大会”通电全川,要求川军刘湘、刘文辉、邓锡侯、田颂尧等出川抗日。1932年3月10日,重庆、江北、巴县民众召开“督促川军出川抗日请愿大会”。
刘湘将军雕像
此后几年,四川各派军阀虽未能全身心投入到抗日战斗中去,但仍然能感受到严重的民族危机。
刘湘将军剧照
到1936年底西安事变发生时,“四川王”刘湘是为数不多明确支持张学良的将领之一,认为张对蒋的行为“无非欲促成抗敌救国之伟业,以求我国家民族之生存”,“内战必致亡国……速求政治解决”……有了这样的认识境界,我们就不难理解七七事变发生后刘湘毅然率部出川抗日的举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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