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认为,秦王朝的焚书坑儒政策虽然殃及诸子和各家学说,但儒学受害最深,几遭灭顶之灾而损失殆尽。比较权威的描述当属刘歆在《让太常博士书》中的说法。刘歆认为,儒家学说'陵夷至于暴秦,燔经书,杀儒士,设挟书之律,行是古之罪,道术由是遂灭。'
按照他的说法,似乎在汉初几十年里,儒学先师虽偶有存在,儒家经典虽偶有发现,但儒学作为一个整体似乎久已灭绝,不复存在。其实,实事求是地考诸文献和掇诸情理,尤其是充分考虑到刘歆《让太常博士书》的主观目的只是为了替古文经学争得一个合法地位,那么我们不能不怀疑刘歆的说法可能夸大了秦王朝焚书坑儒的实际影响力。
秦王朝的焚书坑儒确实是中国学术文化史上的一场浩劫,确实对儒学的发展带来相当大的负面影响,但从实际效果看,则与焚书坑儒的倡导者的主观愿望相反,不仅非儒学派仍然得以流传和发展,即使儒家学说与典籍也并没有遭到根本性的破坏。据《史记·叔孙通传》记载,秦王朝在焚书坑儒事件之后的文化高压政策虽依然未变,但坑儒事件并不是与全体儒家学者为敌,博士诸儒生三十余人依然在秦王朝的宫廷里充当顾问的角色,继续为秦王朝服务。再证之以《史记·儒林传》中的描述,司马迁仅说'六艺从此缺矣',而不说'六艺从此绝矣',足见其用心之良苦。
退一步说,即便秦王朝坑杀的那些术士都是纯儒,然区区几百人,焉能灭绝蔚为大观的一代学术?而且,儒学的重镇和中心在齐鲁地区,很难想象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一纸焚书坑儒令就能将远离京师的儒生斩尽杀绝,能将民间的藏书'悉诣守、尉杂烧之'。事实或许正如《史记·儒林传》所说的那样,'及高祖诛项籍,举兵围鲁,鲁中诸儒尚讲诵习礼乐,弦歌之音不绝。……故汉兴,然后诸儒始得修其经艺,讲习大射乡饮之礼。叔孙通作汉礼仪,以为太常,诸生弟子共定者咸为选首。于是喟然叹兴于学。'故而我们相信焚书坑儒的实际效果并不太大,最多只具有一种象征意义。所以在西汉初年不乏儒者,诸如陆贾时时在刘邦面前称引《诗》、《书》;叔孙通以故秦博士的身分投奔刘邦后,遂征鲁国诸生三十余人为刘邦制礼作乐。至于在民间、在各级官吏队伍中,更不乏儒学的信奉者和追随者。所有这些都为儒学在西汉的迸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也为其上升为统治阶级意识形态提供了必要的前提和现实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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