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门传授心法”重新解说

中庸之道，是处理一切问题的共性优化决策方法论，也是贯彻仁道即实现两心调谐化的优化决策方法论（见以上两文）。

为了在人际关系范畴弘扬爱心（公心）以调节私心，或处理好包括人和环境，以及万物万事之间的一切问题，都要求在事物的极端之间找出符合当时当地具体条件的优化实施方案，庶几达到最佳调谐效果。实现这个目的，必须遵循一种寻求“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答案的优化决策方法论，这就是後人称为“孔门传授心法”的中庸之道了。

“中”在这释义为正，本意“当为矢着正也”，就是箭射中靶的，达到正确的结果。庸者用也、常也。中庸之道者，用中为常道，以走极端为非也。所以也有人称之为“中正之道”。

中庸之道是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优化决策之道，广泛适用於日常生活，经济活动、工程设计，以至治国安邦的人生悠悠万事，前文举的一些关於应用科技的例子适可以佐证此理精湛中肯。英译中庸之道为“黄金中道”（goldenmean），实至名归也。

古希腊哲人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公元前384-322年）也有类似中庸之道的主张（mesotes）。他考察各种德行，以为都相当於两个极端之间的中道，而极端皆为谬误或罪恶。例如勇敢是懦怯与鲁莽之间的中道，磊落是放浪与猥琐之间的中道，不亢不卑是虚荣与卑贱之间的中道，机智是滑稽与粗鄙之间的中道，谦逊是羞涩与无耻之间的中道。（《尼各马可伦理学》）

中庸之道完全不是有些人一知半解或故意曲解以为的那种不讲是非的“中间路线”、不容标新立异的保守思想、甘居中游的消极处世态度、苟且节制的犬儒主义；或以模棱两可、调和折衷、和稀泥为能事，似德非德，而反乱乎德的“乡愿”之道。

“乡愿”者，深自闭藏，以求亲媚於世，一乡皆称愿人（谨厚之人）焉。孔子责备“乡愿，德之贼也。”（《论语．阳货》）孟子为此解释道：“非之无举也，刺之无刺也，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居之以忠信，行之似廉，众皆悦之，自以为是，而不可入尧舜之道，故曰‘德之贼’也。”这种貌似正经、委曲求全、讨人喜欢的伪君子，表面上样样都好，但不分是非，似是而非，极富欺骗性，所以“恐其乱德也”。

汉语里的“中”字，有中间、中等、普通、一般的意思；“庸”字可作平凡、低下、不求上进，没有出息解，因此很容易“顾名思义”误解中庸之道为上述种种贬义，以讹传讹，似昭昭而实昏昏也。长期以来，谈论中庸之道的文章不计其数，关键在於罕有探本溯源，科学地全面地逻辑地系统地整理归纳，运用通俗信达的语言说个明白的，以至相距岂止十万八千里，风马牛不相及也。（若决意避开中字和庸字的误解，何妨把中庸之道理解为“常正之道”。）

人们常以儒家提倡的中庸之道为中华传统优秀文化的当然组成部分，以为西人不之谙也。其实中国两千年来伪儒当道，“政教合一”，握有无制衡绝对权力的专制王朝推崇中庸之道是假，反其道而行之是真。因此专制皇权不可能将中庸之道切实付诸政治实践，御用伪儒也不可能将中庸之道说个明白，特别是宋末伪儒竟将含糊苟且、不分善恶、不讲原则的“乡愿”当做了中庸的模范，这就是上述误解贬义始终挥之不去，认识混乱暧昧的社会背景了。

西方现代民主共和政治制度本质上作为不期而然的中庸之道产物，大体上具有“当然”符合中庸之道运行的特性。它的自由、平等优越性，不是建立在绝对平等或是极端自由主义的基础上；它用法治（宪政）限制极端民主之害，也用民主制度限制极端自由主义之害，造成一种万变不离其中（中庸）的优化决策体制。即便决策人物压根儿没有领教过中庸之道经典理论，甚至当事人思想失之偏激，这种体制仍然可能提供整体决策收敛得中的必然性。

邓小平曾经指出：“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毛泽东同志就说过，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他虽然认识到这一点，但是由没有在实际上解决领导制度问题和其他一些原因，仍然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这个教训是极其深刻的。”（《党和国领导制度的改革》，一九八零年八月十八日）

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的政治家特别高明吗？非也。关键在於这些国家形成了一种不断求中的决策机制，尽管难免走弯路，犯错误，但这种机制具有的良性反馈调整能力，比较容易及时发现和制止错误倾向，进行优化选择和自我完善。

值得我们一想的是，如果有了中庸之道的素养和自觉性，又有一种万变不离其中（中庸）的优化决策体制，人类世界会不会变得更有希望，更有效率，更加美好？

有史以来中外实践，特别是二十世纪以来，时人亲身经历的戏剧性世局急剧演变可为见证，凡社会发展进步有成者，莫不自觉或不自觉地遵循中庸决策之道而得之，而走极端者多归于失败。

毛泽东说：“孔子的中庸观念是孔子的一大发现，一大功绩，是哲学的重要范畴，值得很好地解释一番。”（《毛泽东书信选集》147页）

关於中庸原理，散见儒家论述，并不完全集中在子思传作的《中庸》章句。中庸之道的要旨大体上可从下面四句纲领性口诀去领会：“允执厥中”；“过犹不及”；“和而不同”；“所贵者权”是也（厥与其通，允执厥中即允执其中）。下面逐项说明之，希望有助於“很好地解释一番”。（1）允执其中

中庸之道者，“用中为常道也”。《礼记》解释中庸为“执其两端，用其中於民”。《论语．尧曰》称中庸要“允执其中”，道统之传，尧之所以授舜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虞书．大禹谟》）者，舜之所以授禹也也。是谓尧、舜、禹三位传说中的圣王，都以中庸之道为传世之宝，授受之际，叮咛告诫也。

所谓“执其两端，用其中於民。”的“两端”是指矛盾对立的两极，只认识或者把握其中的任何一极，都将失诸片面，必须“叩其两端”，从两端中作出优化选择，即求中是也。这就是说，在一个命题涵盖范畴的极端情况之间，总可以找到一个“发而中节”，契合事物本质特征，整体效果最佳，各方接受程度最高，恰到好处的优化解答，这就是中。

一旦得中，即“致和”，或称“致中和”，与上文借无线电学名词用的“调谐”同义；这里的“和”，亦即“和谐”或称“和合”。“和者，天下之达道”，“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可见“中者，天下之大本也”。《论语．雍也》乃有高度评价“中庸之为德，其至矣乎！”

《孔子思想大本大源考》的“思想实验”中谈到：如将世界上一切事物之间的相互关系，理解为对立面的调谐（统一）和变革（斗争），其中变革是手段，变革的目的是追求调谐，而不是为变革而变革。调谐不仅是变革的目的，即便变革本身或即事物发展和运动的过程，也应讲究和追求调谐，以减少损失（痛苦），提高效率。

先秦时代，许多学派都研究过事物对立面的调谐（统一）和变革（斗争）的关系。其中道家认为祸福、正奇、善妖等对立面之间可以反覆无条件转化，颂扬弱胜强的转化，但不明确变化的目的性；法家则强调对立的绝对性，主张强凌弱，大制小。儒家观念与他们不同，以实现调谐为变革的目的，也以调谐为变革的高明手段。“允执其中”就是调谐观念在方法论范畴的表述方式，也是中庸思想的高度概括，贯彻於儒家的全部理论和实践。

《荀子．宥坐》篇记载孔子在鲁桓公之庙，看到欹器，有感而发的故事。夫子问守庙者：“此为何器？”守庙者曰：“此盖为宥坐之器。”孔子听说过“宥坐之器，虚则欹（倾斜），满则覆。”於是让弟子注水试验，可见“中则正，满则覆，虚则欹”。子喟然而叹曰：‘吁！恶有满而不覆者哉！”这里说的“虚”和“满”都是两种极端倾向，宥坐之器因而产生“倾斜”和“倒覆”的现象，只有“中”才能正，“守中”为“聪明圣智”之举欤！

如前所述，作为“调谐”的“和”，是包括人际、人与自然，人自身生理和性灵，以及万物之间的一切相互关系的优化相处原则；仁学讲求的中庸之道，追求的主要是人与人，或人与事之间的“和”──调谐。尚“中”致“和”，做人要中，处世要中，思虑要中，审事要中，惟中是求，惟中是律也。

（2）过犹不及

这个中的位置究竟该如何界定呢？

《论语．先进》中记载着孔子和子贡的谈话。子贡问老师，子张和子夏谁优胜？孔子说子张显得过头，子夏有些赶不上。子贡就说是不是子张强一些，孔子的答覆是“过犹不及”。中庸之道追求的中的确切位置，是优化选择决定的，座落在过头和不及之间的“无过无不及”的“临界位置”。从数学观点加以譬解，这个中并非意味变量在坐标区间的几何中点，而相当於微分学对应函数最佳极值（导函数为零时）的特定位置，无论左偏右离，都不如这个中位的效果最好。

过头和不及是事物的两种极端化倾向，或者说两种错误倾向，孔子认为都不足取。譬如说，为人之道既不可好高骛远，也不应自暴自弃；既要追求理想，又须面对现实。为政过严或太宽都不好，“宽猛相济，政是以和。”（《左传．昭公二十年》）制订政策，借用现代政治语言讲，就是偏左（激进）和偏右（保守）都要犯错误。孔子主张凡事有度，抑其过，引其不及，归中道也。孔子将中庸视为君子应有品德，尝言：“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小人之反中庸也，小人而无忌惮也。”无忌惮者，无所顾忌，任意横行，放纵极端也。

毛泽东说：“‘过犹不及’是两条战线斗争的方法，是重要思想方法之一。一切哲学，一切思想，一切日常生活，都要做两条战线斗争，去肯定事物与概念的相对安定的质。”（《毛泽东书信选集》145－146页）

过头或不及，往往首先表现在量的范畴。量的过头或不及终将引起质的恶性变化。在政治领域，人们常常把过头或不及称为左倾或右倾。反右防左，反左防右，就是去肯定政局相对安定的质的需要。孟轲讲了一个关於经济政策上过犹不及的故事：周人白圭是个好心肠的经济学家，建议更改税制，把当时实行的“什一而税”降为“二十而取一”。孟轲指出，这种低税率适合於北方貉国那样五谷不生，唯黍（一种称为黄米的杂粮）生之，无城郭宫室、宗庙祭祀之礼，无诸侯币帛饔餐，无百官有司的後进少数民族地区；如果行之於中国，不顾“器不足用”的後果，将造成“去人伦，无君子”“不可以为国”的倒退恶果。白圭听了，明白了它的不可行性。孟轲以为，如果违背了体现中庸原则的尧舜之道，把税率降得偏低，就成了大貉小貉，反之，过於加重税收，则大桀小桀也。（见《孟子．告子章句下》）可见经济政策上过头或不及的量变，会造成政权性质恶化变质。《论语》中说的“子温而厉，威而不猛，恭而安。”，“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等片语中，每个“而不”後面的字儿，非过即不及也。

中庸反对过头和不及，但不是“和稀泥”、简单折衷，不等于不讲原则的平均主义。中庸之道崇尚和平渐进，但并非无原则的和平主义者，不排斥必要的战争，主要指反抗侵略的战争、为消灭战争而战的“以至仁伐至不仁”的战争，以及迫不得已而为之的暴力抗争等。在一切可以量度的应用科学范畴，像上文提到黄金分割比例体现视觉最佳效果；或要种好庄稼，土壤酸度必须适宜；或根据不同国情制订适当的税率那样，中庸之道不仅有其科学的定性要求，而且应能在实用层次上做到定量分析，可以计算、检测和考核。

人世一切失误，其实无一不是“过”或“不及”的後果，教训例子俯拾即是。万物之灵之高明，在於透过万花筒般的无数表象，悟出一个“无过无不及”的优化求中道理，并进而掌握这个优化求中的主要途径，方能落实求中的具体措施。（3）和而不同

什麽是人际关系范畴优化求中的根本途径？一言蔽之“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也。

“和”与“同”，在汉语中可以是同义词，但在这里是有区别的。事物通过变革达到实质上的统一或调谐状态，叫做“和”；掩盖或否定事物的矛盾，只求表面上的整齐一致，谓之“同”。

如前所述，孔子鄙视那种善恶不分、含糊苟且、两头讨好，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孟子．尽心章句下》）的折衷主义者，称之为“乡愿”，贬之曰“乡愿，德之贼也”。与“乡愿”迥异，中庸之道反对折衷主义者的“同而不和”，赞成“和而不同”。

中庸之道是求“和”之道，以“不同”为求“和”的前提和必然。

与孔子同时代的晏婴曾举烧汤为例，解释“和而不同”的涵义。他说所谓“和”就象厨师拿水、火、醯（相当於醋）、醢（鱼肉等制成的酱）、盐、梅等不同甚至对立性质的物质操作调合，烹饪鱼肉，“济其不及以泄其过”，使其品味恰到好处，成为享用满意的佳羹。单纯的“同”就如以水调剂水，不用火、醯、醢、盐、梅等配合，必然乏味到无人问津。

今就人际关系（人与人，人与社会）上的“和而不同”作一点说明。

凡循中庸之道决策，必有其共识基础，方能集合众人力量进行贯彻，这就是调谐意义上的“和”。“和”绝不意味着没有或无视不同意见，相反地，中庸学说肯定事物的复杂性和矛盾的普遍性，视“不同”为理所当然。孤立的单一的因素不能构成完美的事物，相信唯有让介乎极端之间的各种异见，特别是对立因素充分沟通、辨析，折冲，兼容其合理因素，加以运筹统合，达到统一或调谐，方才能够得中，从而导致美好的结果。

以君臣为例，孔子主张对君主采取“勿欺也，而犯之”（《论语．宪问》）的态度。所谓犯，就是提意见。“和而不同”的“和”乃君臣不同见解的协调结果。求中致和不是否定或掩盖矛盾，相反地，要通过群言堂、百家争鸣，即容许不同意见充分抒发和交锋，融百家之长，才能提高得中的可能性，利於导致优化决策。反之，所谓“同而不和”则是君说可，臣亦说可，君曰不可，臣亦曰不可，有不同意见不敢说出来，成为君主一言堂，结果非犯错误、出乱子不可。

明白了“和而不同”的道理，就不要以为人人称赞你就是好事。子贡问孔子：“乡人皆好之，何如？”夫子说：“未可也。”他又问：“乡人皆恶之，何如？”夫子说：“未可也。不如乡人之善者好之（好人说好），其不善者恶之（坏人说坏）。”（《论语．子路》）

在个人修养方面，孔子说过：“质（朴实）胜文（文雅）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後君子。”（《论语．雍也》）意思说：做人如果朴实胜於文雅，便失之粗野；如果文雅胜於朴实，则显得欠缺诚心；两者调谐适匀，互补其不足，方可成为君子也。

孔子好给别人提意见，也欢迎别人包括弟子们发表不同见解。颜回是孔子的得意门生，但过於谦虚，和动不动直言质询的子路太不一样。孔子对此是不满意的，因此说过：“回也，非助我也，吾言无所不说（悦）。”

“和而不同”要求常怀兼容精神，像拉丁文“宽容”一词“tolerare”原义那样：容许别人有行动和判断的自由，对不同於自己或传统观点的见解的耐心、公正的容忍；或就是现代民主社会人们常说的一句口头禅：“我不赞成你的话，但是我要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力。”（据说是法国人伏尔泰的名言）

“和而不同”，是承认“不同”，尊重“不同”，在“不同”的基础上求中致和，体现了经由多种因素特别是对立因素的斗争或变革（首重良性竞争）寻求统一或调谐的精神。推而论之，“和而不同”作为一项原则性共识，莫非现代民主政治广泛包容多元文化（或“非群体文化”）的优化决策概念的必要前提；正确处理家庭成员、办公室同事关系以至集团、国家、民族纷争，追求全球化、世界主义，以及天下大同理想必遵的金科玉律？2002年10月24日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在美国布什总统图书馆发表演讲阐述了“和而不同”的思想。他指出两千多年前中国先秦思想家孔子就提出了“君子和而不同”的思想。和谐而又不千篇一律，不同而又不相互冲突。和谐以共生共长，不同以相辅相成。和而不同是社会事物和社会关系发展的一条重要规律，也是人们处世行事应该遵循的准则，是人类各种文明协调发展的真谛。

2003年12月10日，中国总理温家宝在美国哈佛大学商学院题为《把目光投向中国》的演讲中，介绍中华民族的文化底蕴时说，“和而不同”是其中一个伟大思想。和谐而又不千篇一律，不同而又不彼此冲突；和谐以共生共长，不同以相辅相成。他认为，用“和而不同”的观点观察、处理问题，不仅有利善待友邦，也有利国际社会化解矛盾。

（4）所贵者权（君子时中）

“情况在不断地变化”。中庸之道要求通权达变（actastheoccasionrequires），因时、因地、因体制宜行事；是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富於灵活性，与时俱进的决策之道。

“中无定体，随时而在”。无过无不及的中，得之不易，但不会一成不变，随情况变化而随时变化。孔子说“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小人而无忌惮也。”（《中庸章句》）“时中”，就是因应不同时机，揆情度势以求中。齐人有言曰“虽有智慧，不如乘势，虽有兹（原文有金字旁，音zi）基（田器也），不如待时。”（《孟子．公孙丑上》）

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1872年德文版序言》中指出，对於革命基本原理的实际运用，“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

孔子说“素富贵行乎富贵，素贫贱行乎贫贱，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难行乎患难，君子无入而不自得焉。”就是说人处在富贵的地位就按富贵者的情况行事，处在贫困的境地就按贫困者的情况行事，处在不开化的夷蛮之地就按夷蛮的情况行事，处在患难的境地就按患难中的情况行事，一切都要脚踏实地，从实际情况出发。

禹、稷三过其门而不入，苟不当其可（如果不通权变），与墨翟“兼爱”极端无异；颜回在陋巷而不改其乐，苟不当其可，则与杨朱“为我”（唯我）极端无异，都不值得赞美和效法了。古礼有男女授受不亲之说，有个死脑筋的人问孟轲“嫂溺（落水），则援之以手乎？”轲曰“嫂溺不援，豺狼也。男女授受不亲，礼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权也。”

在教育上，孔子曾给予子路和冉由相同的提问以不同答覆。因为子路保守，孔子着重鼓励；冉由激进，则强调求稳。在要不要做官的问题上，孟轲有句话“可以仕则仕，可以止则止，可以久则久，可以速则速，孔子也。”知夫子者也深矣。

华尔街基金经理，必须因应市场变化及时调整投资组合（portfolio）。基於避险原则设计的对冲基金（hedgefund），要不时调整策略。投机性的“当日交易”（day-trading）者更要瞪大眼睛把握分分秒秒的市场脉动。

治世大赦谓得中，乱世用重典亦为中。世界上一切事物都在发展变化。英国着名诗人雪莱写过一句貌似悖论的警句“唯一不变的就是变”。所谓中，即中庸决策的答案，当然要随时间和条件的改变而改变。所以贯彻中庸之道，做什麽事情都要从实际出发灵活应用，见机行事，不应拘泥於某种主义、教条而固步自封，不敢越雷池一步。执中而不知权变，犹“执一”也。孟轲称“执一”为贼道，举一而废百也。

此言“道之所贵者中，中之所贵者权”也。

从以上“允执厥中”、“过犹不及”、“和而不同”以及“所贵者权”（君子时中）四条纲领可见，中庸之道是一种从实际出发，与时俱进，追求最佳效果的科学方法论。其特点为反对走极端，主张在异见、对立之间寻求协调统一，找出对各方统筹兼顾，具有宽大包容性和广泛满意度的黄金中道，体现了和平理性、稳步渐进、损失最小、收效最大，以实现调谐为目的的优化决策路线。

中庸决策路线在社会政治实践中，不能指望得到象微积分习题或工程设计计算那样精确度的解答。由於人们认识上的局限性和复杂事物难以预测的变化，使得社会科学意义上最好的中，也只能是数学观点上的近似解，而且难免偏差以至错误。但是如果一旦建立一种不断求中的机制（而非一时一事侥幸取胜），具备了自我完善的良性反馈调整能力，就像以理想的“中”为中轴线，那真实决策好比在这根中轴线上下左右围绕行进的收敛曲线，其偏离和时滞不至於太远太久，万变不离其“中”了。

在社会生活实践中，中庸之道讲起来容易，做起来是极难的。《中庸》有言：“天下国家可均也，爵禄可辞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现实社会生活中的实际情况经常是，“知者过之，愚者不及也；贤者过之，不肖者不及也。”（聪明人容易过头，愚蠢者往往不足；好人容易过头，不肖者容易不足）因此，“中庸其至矣乎！民鲜能久矣（人们已经好久做不到了）！”

“极高明而道中庸”。中庸作为极高明的方法论，象是一株芳美冠世的奇葩，只有在适宜的气候环境中才能持续茁壮成长。在人际关系和社会政治领域，有了仁做指导思想，还要运用中庸之道作为方法论，制订出合乎仁的行为规范，即礼（包括法）。有了仁为思想基础，有了合乎仁的礼为保障，在两者互为表里所酿造的气候环境条件中，中庸之道方能得其所哉，大行其道，进入万变不离其“中”的佳境。没有仁和礼的相辅相成和反馈作用，就社会政治决策领域而言，中庸之道持之以恒之难，莫非“难於上青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