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时的葡萄酒为何盛极一时？

元代的酒，比起前代来要丰富得多。就其使用的原料来划分，就有马奶酒、果料酒和粮食酒几大类，而葡萄酒可以说是果实酒中最重要的一种。元代是我国古代葡萄酒的极盛时期。

成吉思汗建国后，中亚畏兀儿首领亦都护首先归附。畏兀儿就是今天新疆维吾尔族的祖先，当时生活在以哈剌和州(今新疆吐鲁番)和别失八里(今新疆吉木萨尔)为中心的地区，哈剌和州便是盛产葡萄酒的地方。后来蒙古西征，征服了中亚的大片地区。随从西征的耶律楚材，在河中(阿母河和锡尔河之间，以布哈拉和撒马尔罕为中心的地区，今属乌兹别克)等地经常喝到葡萄酒，如“花开杷榄芙渠淡，酒泛葡萄琥珀浓”；“葡萄架底葡萄酒，杷榄花前把榄仁”；“寂寞河中府，连甍及万家。葡萄亲酿酒，杷榄看开花。”(《湛然居士文集》卷五和卷六)。因此，在蒙古宫廷中，便有来自中亚的葡萄酒，并得到了贵族的青睐。欧洲传教士鲁不鲁乞在蒙哥汗的宫廷中看到过葡萄酒。葡萄牙人加宾尼受教皇英诺森四世的委托，出使蒙古，公元1246年，他在定宗贵由的金帐里，也饮到过葡萄酒。南宋使臣到草原时，“又两次金帐中送葡萄酒，盛以玻璃瓶，一瓶可得十余小盏，其色如南方柿漆，味甚甜。闻多饮亦醉，但无缘多饮耳。回回国贡来”。(彭大雅、徐霆：《黑鞑事略》)南宋使臣特别记载葡萄酒，是因为当时江淮以南并无此物。所谓“回回国”，指的是原来在河中地区的花刺子模国，西征时已为蒙古所灭，此处沿袭旧称。忽必烈率大军入主中原，建都北京，就向京城内外的酒家索取葡萄酒。据《元典章》所载：“大都酒使司于葡萄酒三十分取一，至元十年抽分酒户，白英十分取一。”可以看出，元初北京酒户就已经大量生产葡萄酒了。

大约在金、元之际，山西也开始生产葡萄酒。山西安邑“多蒲桃，而人不知有酿酒法”。金贞年间(公元1213—公元1216年)，“一民家避寇自山中归，见竹器所贮蒲桃在空盎上者，枝蒂已干，而汁留盎中，薰然有酒气。饮之，良酒也。盖久而腐败，自然成酒耳。不传之秘，一朝而发之。”(元好问《蒲萄酒赋》，《元好问全集》卷一)此后，安邑便以产葡萄酒闻名于世。蒙古统治北方农业区后，安邑葡萄酒便成了贡品。据《元史》卷四《世祖纪一》记载，元世祖中统二年(公元1261年)六月，“敕平阳路安邑县蒲萄酒自今毋贡”。可见此前一直进贡。事实上，“毋贡”的命令并未真正实行。据《元史》卷19《成宗纪二》记载，成宗元贞二年(公元1296)三月，“罢太原、平阳路酿进蒲萄酒，其蒲萄园民恃为业者，皆还之”。说明山西在中统二年以后仍然进贡葡萄酒，而且生产葡萄酒的地区已不限于平阳安邑，至少还有太原。此后是否仍作为贡品，则是不清楚的。元代中期宫廷饮食著作《饮膳正要》中记载：“葡萄酒益气调中，耐气强志。酒有数等，有西番者，有哈刺火者，有平阳、太原者，其味都不及哈刺火者田地酒最佳。”“西番”泛指西部各民族聚居地区，难以确定其准确的地方。可以认为，元代葡萄酒的主要产地应是哈刺和山西的平阳、太原。值得注意的是，元代的扬州也出产优质葡萄酒，名列江南同类之首。如“扬州酒美天下无，小糟夜走蒲萄珠。金盘露滑碎白玉，银瓮水暖浮其酥。”(萨都拉《蒲萄酒美、鲥鱼味肥，赋蒲萄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