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2月,日军侵占山海关,时任国民政府代理行政院长的宋子文飞赴北平,13日向新闻界宣布:“日军如侵入承德,中央政府决定全力抵抗。”16日,承德后援会成立,推选朱庆澜、胡适、熊希龄等人为理事,17日日本关东军司令武藤下令进攻承德,同日宋子文偕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张学良、陆军大学教育长杨杰等赴承德劳军,18日,热河省主席汤玉麟、当地驻军四十一军军长孙殿英举行盛大欢宴,宾主双方都慷慨陈词,表示抗战决心,汤玉麟还发出通电,报告承德战事爆发,呼吁全国支援。
在实际行动方面,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将华北部队分编为两个集团军:第一集团军总司令由张学良亲自担任,副司令为万福麟,第二集团军总司令为张作相,副司令为汤玉麟,汤本人还兼任热河前敌总指挥。从这些现象上看,国人对热河抗战都充满了信心,一是认为热河局部抗战一定会成为事实,二是认为承德至少不会成为第二个“九·一八事变”中不抵抗的沈阳。
但事实恰恰是比沈阳更糟。
承德沦陷的三个原因
首先汤玉麟无心抗战,一边对外慷慨激昂,一边消极应付,时刻做着逃跑的准备。
陆诒回忆说,他是2月28日下午四时,冒着大雪,搭乘北平承德后援会运送弹药的卡车赶到承德的,第二天上午10点即到省政府去采访汤玉麟,没想到门房告诉他:“汤大帅每天下午二时起床,三时会客。”陆诒随即跑到省党部,门房称党部委员为“大人”,他见到了一位“候补委员李大人”,这位李大人满面烟容,精神不振,一问三不知,并且告诫他:“一切工作都要听命于常务委员汤玉麟,现在无事可做,你初到此地,望言行谨慎。”
3月2日上午,陆诒看到汤玉麟积攒了800箱汽油用于逃跑,却不允许用来往前线输送给养。下午两点半,陆诒陪同路透社记者约克、美联社记者伊克和东北迫击炮厂工程师沙顿一起去采访汤玉麟。汤坐在省政府会客室虎皮交椅上接见他们,“他生得肥头大耳,体格魁梧,身穿长袍马褂,装做斯文的样子”,先把秘书给他准备的稿子念一遍,然后说:“外传我也是满洲国官吏,其实从‘九·一八’事变以来,我同他们没有来往。我汤某身为军人,对国家只知守土安民。如日军进攻,唯有奋起抵抗,尽我天职。”看汤夸夸其谈,陆诒先生请汤明天派辆车送他们到前线看看。因当日上午陆诒要到前线被运输处以没汽油拒绝,此时带有反激的意味。没想到,汤玉麟满口应诺:“明天,就在明天,我也要到前线去看看,你们明天上午10时来,我们一起出发。”
其实,当天上午他就做好逃跑准备了,而就在采访后不久,他就带着历年来在热河搜刮的金银财宝和大量烟土逃离了承德。
其次军纪极差,毫无抗战信念。陆诒曾到街上吃午餐,看见邻座三个下级军官,穿得破破烂烂,一边数着钞票,一边破口骂人。一听,原来汤玉麟的部队已经16个月没有发军饷,现在要打仗了,才给每个士兵发了20元、每个军官发了60元的热河省兴业银行(601166,股吧)的钞票。在当地,一块银元可兑换这种钞票72元,也就是说,这种钞票根本不值钱。也可以说,汤玉麟根本不把士兵当人。因此,这支军队军纪极坏,军官做着烟土生意,一般士兵只好靠抢劫为生。陆诒是这样记录的:“热河盛产烟土,承德一地就有禁烟药店(即公开吸食鸦片的地方)1000多家,这类商店虽常年关闭,老主顾却都懂得可以从后门自由进出,无需开门营业,店主大部分都是当地军官,他们做了这种交易,根本不在乎平时发不发饷,士兵只有铤而走险,靠抢劫为生,苦就苦了当地老百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