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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轻“治经典”的历史文化现象——从《三国演义》中诸葛亮舌战群

来源:讲历史2016-07-24 09:20:28责编:鹅卵石人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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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导读】《三国演义》中赞扬诸葛亮之处枚不胜举,但赞扬诸葛亮时反映出轻“治经典”倾向的却集中在第四十三回“诸葛亮舌战群儒,鲁子敬力排众议”。诸葛亮在舌战东吴严峻时,针对严…


《三国演义》中赞扬诸葛亮之处枚不胜举,但赞扬诸葛亮时反映出轻“治经典”倾向的却集中在第四十三回“诸葛亮舌战群儒,鲁子敬力排众议”。诸葛亮在舌战东吴严峻时,针对严峻问他“治何经典”的诘难,他以有“匡扶宇宙之材”的商朝伊尹,周朝姜子牙,西汉张良、陈平,东汉邓禹、耿龠等未治经典为例,把“治经典”的儒者痛斥为“区区于笔砚之间,数黑论黄, 文弄墨”,只会寻章摘句,不能兴邦立事之“腐儒”。在反驳汝南程德枢讥刺他“好为大言,未必 有实学”时,他又以 汉扬雄为例,把“治经典”的儒士痛斥为“专工翰墨,青春作赋,皓首穷经”的小人这儒。如何正确看待《三国演义》赞扬诸葛亮时这种“治经典”的历史文化现象,是一个值得认真加以研究和探讨的问题。

学有所用,学以致用是历代教育的共同要求。从春秋战国时代诸子的教育思想,尤其是从儒法两家的教育思想来看,虽然他们教育培养的目标具有不同的阶级属性,但他们都要求教育培养出来的人能够成为本阶级的有用之才,却是相同的。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教育要求当时培养出来的人才,能够具有维护奴隶主阶级利益的有用知识、有用本领;法家教育的有用知识`有用本领。学而有用,学而无用,学以致用是各个阶级教育的共同要求,学而无用,学不能致用中任何阶级的教育都不需要的。
学而优则仕是历代统治阶级教育培养本阶级人才的高层次目标。任何一个阶级、任何一个有作为的教育家或教育工作者,都把自己能够培养出高层次的人才一一杰出的仕,当作高尚而自豪的事业。例如,中国春秋时期儒家代表人物孔子,他所精心施教教育培养出来的3000弟子中的颜渊、闵子骞、冉伯牛、宰我、子贡、冉有、子游、子夏等所谓七十二贤人,就是一批为奴隶主阶级服务的高层次的有用之才。而法家的代表人物李悝、吴起在魏国用法家思想陶冶出的公孙痤、商鞅等大批人才,荀况在赵、齐、楚等国从事教育事业,培养出的韩非、李斯等思想家、政治家等则都 是为新兴地主阶级服务的高级的、著名的有用之才。这些高层次的有用之才都在他们各自所服务的阶级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活动中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365直播上仕的产生土壤是“士”阶层。“士”又分为从事政治活动之士和从事文化教育工作之士。这是春秋时代才出现的划分。本来,“士”在殷周两代,是奴隶主贵族中最低的一个等级。在西周时,士不分文武,平时他们“修德论道”,讲习礼乐;战时则披坚执锐,攻城略地,是奴隶主政权的主要支柱。到了春秋时代,“士”的含义才有了变化。这时的“士”主要是指从事政治活动和从事文化教育工作的知识分子。《管子》一书把士列为士农工商的四民之首,士只是老百姓中最高的一等。由于奴隶主和新兴的地主阶级政治斗争的需要,都要招纳一大批能够为出谋划策的知识分子,就成为从事政治活动之士。由于从政之士,他们所接触的都是各国政权中的柄政者,因而能够在政治斗争中发挥其重大作用,甚至从政之士中有不少人自己成为执政者,对他人执掌着生杀予夺的大权,在国家政治、经济、军事生活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而这些从政之士的地位不断上升,逐渐为社会各阶级、各阶层的人们刮目相看。相比之下,从事文化教育之士,尤其是从事学术研究的所谓专“治经典”之士,由于他们无权无势,又处于社会较低层次,在重大的政治斗争和社会活动中起不了多大作用,因而他们在人们心中的份量就根本无法与从政之士相比。随着他们社会作用和地位的逐步下降,他们越来越被社会各阶级、各阶层的人们,尤其是被手握重权的从政之士所轻视,乃至所鄙视就 是很自然的事情了。这种情况到了诸葛亮生活的东汉末年更是如此。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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