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沟桥事变:正在焦急之际,7月8日,即整军会议的第三天,重庆的大街小巷上忽然响起了一片同样的声音:“号外,号外!7月7日卢沟桥事变,日军借口演习中一名军士失踪,侵入宛平县城,我卢沟桥守军吉星文部当即奋起抗战。抗战爆发了!抗战爆发了!”
报童稚嫩的叫卖声立刻震动了整个山城。《号外》虽比巴掌大一点点,却承载着一个石破天惊的新闻!这消息不亚于一颗重磅炸弹,落在了僵持整整两天的川康整军会议上,形成了强烈的冲击波。参加整军会议的将领们本来“各怀鬼胎”,这时却被这消息震惊激怒,在外侮面前,一切新仇旧怨都已变得不值一提,与会者同仇敌忾,纷纷高吼:“我们愿率所部,参加对日作战!”
面对这一群激动的将领,会议无需继续,匆匆通过了整军决议,何应钦宣布散会。正是因为卢沟桥事变突然爆发,救亡抗日成为火烧眉毛的紧急大事,各方纵有天大私心,也没有任何借口去讨价还价了。于是何应钦顺利地宣布了整军会议决议,实现了川军的国家化,这对抗战起了重要作用。7月8日这一天,何应钦收到蒋介石的电报,要他径直飞返南京,主持研讨对事变的应变措施和准备对日作战。
西安事变后,蒋介石通过新任陕西行营主任
顾祝同,要杨虎城“不应提出任何条件”,立即“辞职出洋”,“一提条件,则无复可言矣”;威逼杨虎城致电国民政府主席林森,辞去西安绥靖公署主任及十七路军总指挥职务。
蒋介石即以中央军委会委员长名义复电“照准”,并催促杨虎城立即至上海办理出国手续。
1937年6月29日,杨虎城不得不离开上海,告别祖国,远去他乡。一行出国6人,夫人谢葆贞和次子杨拯中,参谋樊雨农、秘书亢心裁和那位外交部派来的、底细不清的译员王麟阁。豪华的邮船上每晚都有舞会,但杨虎城却无心去跳舞。他常独自来到甲板—边,思考中日问题。
7月8日,结识的一位爱国华侨突然匆匆找来,急切地说:“杨将军,我刚刚从广播中听到,日本兵又在北平郊外卢沟桥闹事,守军还了枪。”“守军还了枪”!杨虎城又惊又喜,赶紧奔回舱里。参谋和秘书都已睡了,他唤醒他们起来收听广播。果然,他们收听到了。可惜消息太短。还枪的结果如何,全无下文。挤进来的翻译王麟阁就讲:“恐伯是局部事件,偶然走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