惨烈的大扫荡：司令官战死遭日军砍头示众

核心提示：时至今日，河间县一些耄耋之年的老人仍然记得1942年6月间，挂在县城城门楼上、用鸟笼盛放着的一颗头颅。那是冀中军区第八军分区司令员常德善的头颅。

■阅读提示

扫荡，原本只是一种军事行动，指当一方军事实力对另一方有压倒性优势时，采取封锁、围剿、隔离等军事手段来消灭另一方的残余兵力。

然而，在这片土地上，它却成为烧光、杀光、抢光的代名词，是“囚笼”、是“蚕食”、是虐杀、是投毒，是一片片焦土瓦砾，是千里无人区……

也正是在这片土地上，在全世界范围反法西斯战争进入最艰苦阶段的年代，面对日本侵略者使用的最先进而又最野蛮的战争手段，在血与火的考验中，在生与死的较量中，根据地军民始终没有畏缩、没有屈服，用自己的决心、勇气与智慧，用巨大的牺牲和代价，粉碎了日军数十次万人以上规模的扫荡，拖住了近半数的侵华日军兵力，为战争的最终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首当其冲的“扫荡”中心

1942年4月底的一天，定县（今定州市），两个披麻戴孝的孩子被日本鬼子拦住了去路。

“去哪儿？”敌人严厉地问道。

“到西关奔丧。”

这两个孩子，女孩叫杨喜銮，男孩叫杨喜银，是姐弟俩。实际上他们的亲人并没有去世，此行的目的是将一份关于敌人扫荡的紧急情报送往八路军定县西城情报总站。

此时，敌人蠢蠢欲动，各种新情报频繁传来，只靠交通员传送已力不从心。两个孩子的兄长、定县油味村情报交通员杨喜山动员全家男女老少一齐出动，男人晚上送，老人孩子白天送。

为了送出手头的这份情报，杨喜銮姐弟已是第二次上路了。前一次没能通过敌人盘查的他们，换上孝服谎称母亲去世，才惊险过关。

鬼子扫荡，对杨喜山一家，对整个华北根据地，早已不是第一次了。

然而，他们不知道，在敌人这一番频繁兵力调动背后，是日军即将发动的一次规模空前的大扫荡。

这，就是著名的“五一大扫荡”。

“日军对我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扫荡，与根据地的创立发展几乎是同步的。”

河北省政协文史委文史专家石玉新告诉记者，1937年11月18日，晋察冀军区领导机关迁至河北阜平，抗日战争中的第一个抗日根据地——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就此建立。“仅仅几天后，11月24日，日军就调集了2万余兵力，对我晋察冀边区进行了第一次大规模围攻。从此，反扫荡斗争便成为华北敌后战场坚持抗战最主要的任务之一。”

“1938年10月，日军占领武汉，但随着侵华战争战线的延长，日军的财力、物力、兵力已严重不足，无力再发动大规模战略进攻。与正面战场节节败退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共产党领导的各抗日根据地相继建立发展。因此，在占领武汉后，日军战略发生了重大变化：对国民党正面战场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进攻为辅，而将主要注意力转向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中国军事科学院原军史所抗战组组长岳思平表示，由于华北一向被日军视为侵略中国的重要战略基地，河北境内各抗日根据地首当其冲，从1938年9月开始，进入了“扫荡与反扫荡时期”。

抗战纪实：元帅之子回忆沂蒙山反扫荡作战

1941年，抗日战争进入最艰难时期。日军先后两次在山东野蛮推行“治安强化运动”，对鲁南、鲁中、清河等抗日根据地进行“扫荡”。秋天，日伪军将“扫荡”的重点转向沂蒙山区。

在这严酷的斗争环境中，为了统一山东军政领导和作战指挥，1941年8月，山东分局按照中央决定，确定分局委员的分工：朱瑞主持党的组织工作，罗荣桓主持军事工作，黎玉主持政府工作，陈光主持财委会。

9、10月间，父亲和陈光率师部经四天强行军，到达临沂青驼寺。父亲在这里主持召开了山东军政委员会的第一次会议，研究了115师和山东纵队建立统一指挥的问题，并对秋季反“扫荡”进行了部署。

2000八路军悄无声息突出重围

11月初，驻山东的侵华日军第12军司令官土桥一次中将纠集3个师团、4个旅团的日军主力，再加上伪军，共5万余人，对沂蒙山区进行“扫荡”。这是抗日战争时期日军在山东敌后发动的规模最大的一次“扫荡”，也是父亲主持山东军事工作以来面临的一次严峻考验。

11月4日，日军从沂蒙山区西部的蒙阴县城出发，偷袭山东纵队机关驻地马牧池。经过苦战，山纵机关分散突围，随后向北部的泰山区转移。为了防止落入日军之手，山纵机关的电台砸了，密码本也烧了，因而同友邻部队失去了联系。

当时，115师师部、山东分局和山东战时工作推行委员会(简称战工会，相当于省政府)机关共2000余人仍驻扎在沂南县留田村一带，而战斗部队只有一个特务营。这时，日伪军正逐步向留田逼近的情报不断从四面八方传来。

5日拂晓，临沂、费县、平邑、蒙阴、沂水、莒县的日伪军，兵分11路，在飞机、坦克掩护下，从四面八方向留田合围。到下午，日伪军最近的离留田只有七八里，远的也不过十几里。特务营已经在留田周围的山头、隘口，构筑工事，实施警戒，形势十分严峻。

下午，在留田东南面一个叫牛家沟的小村子里，父亲主持召开军事会议，研究对策。

会议集中讨论如何突出重围。大家一面看地图一面讨论。概括地说，提出的方案有四：一是向东，过沂河、沭河，进入滨海根据地;二是向北，同山东纵队会合;三是向西，进入蒙山;四是分散突围。但是没有一个人是主张向南的，因为南面是临沂，是敌人的大本营。因此，人们在考虑突围方向时，自然而然地把南面排除掉了。

然而，父亲的主张却正是向南。他分析了敌情，综合了大家的意见。东面，沂河、沭河已被敌人严密封锁。北面，敌人正疯狂南压，而且处于国民党军队控制中。如果我们北上，很可能遭到日、顽的两面进攻。西面，临沂通蒙阴的公路已经成为敌人戒备森严的封锁线。而南面呢，正因为是敌人的大本营，可以出其不意。既然日军把兵力都集中到了沂蒙山区，其大本营必定空虚，那里倒可能安全一些。父亲主张，先向南突围，跳出包围圈，然后向西，进入蒙山南部。

按照父亲提出的方案，这2000多将士悄无声息地通过敌人的三道封锁线，突出了重围。行动中没有开一枪，也没有损失一兵一卒。同行的有一位德国进步记者叫希伯。突出重围后他高兴得像个孩子，对陪同他的谷牧说：“这是我一生中最难忘的夜晚，比在西方参加过的任何一次晚会都更有意义，更值得纪念。我一定要把这一段奇妙的经历写出来，告诉全世界。”他写的文章不久发表在115师的《战士报》上，题目叫《无声的战斗》。

儿子幸运脱险，女儿生病夭折

在父亲指挥“无声的战斗”的同时，我在照料我的刘湘阿姨带领下，也经历了躲“扫荡”的艰险历程。当时，母亲刚刚生了一个小妹妹，还在月子里面。父亲决定把小妹妹交给老乡抚养，随后又决定让刘湘阿姨带着我化装成老百姓，隐蔽在了张庄区九道沟村尹大娘家。当时我只有两岁多，还不记事。以下所述都是带我的刘湘阿姨回忆的。

那一天，刘湘阿姨和牵毛驴的小杨叔叔护送我到尹大娘家时，天已经黑了。尹大娘让她的儿子成安领着小杨去山沟里睡觉，派她的女儿秀兰背着她的小外孙，陪着刘湘阿姨和我上黄岩顶的山洞里住宿。

第二天天亮后，我和秀兰母子都还熟睡着，嗡嗡的飞机声就把刘湘阿姨惊醒了。接着她就听到山洞顶部有脚步声，抬头一看，原来在洞顶有一道很长但并不宽的裂缝，在裂缝上可以清楚地看到出现了一双牛皮鞋的鞋底，她知道鬼子就在洞顶。幸而鬼子没有发现这个山洞。

后来我们住的山洞暴露后，那个小羊倌又领我们来到另一个山洞。这个洞很小，只能容两三个人。几天后，干粮袋里连馒头渣也没有了，刘湘阿姨便从洞外的枯草丛中找来一种叫柳夹嘴的野菜。我不吃，嫌苦。她又带我到已经收获过的花生地里拣没有收尽的花生。

过了一段时间，师后勤部的军事科长周桂生找来了，要我们马上转移。我们又跟他连夜转移到九子峰下的铁峪南山。我和刘湘阿姨住在田大娘家。在这里又碰到一次惊险的遭遇。一天凌晨，敌人合围了铁峪南山。刘湘阿姨刚刚用草木灰把脸涂黑，汉奸已经进了田大娘家。他们指着我问田大娘：“这是谁的孩子?”田大娘非常沉着地说，刘湘阿姨是她的闺女，我是她的外孙，刚从婆家回来。随后田大娘对她儿子说：“还不快领着小宝出去玩去。”她的儿子便把我领出了屋。我和刘湘阿姨终于逃过了一劫。

几天后，父亲带着部队又打回沂蒙山区，我又回到部队。不久，母亲就带着我和刘湘阿姨转移到滨海地区。在这次反“扫荡”中，我那位刚刚出生还未满月、连名字都没有的小妹妹由于躲“扫荡”，交给老乡抚养，因为病了又缺医少药，已经夭折了。

“翻边战术，不是战术，是战略”

父亲率部在沂蒙山区由西向东，从南到北，同日伪军兜圈子。他经常“以敌为轴心转动”，同一路日伪军保持不即不离的状态。有时，日伪军刚刚从东面出村，他就带着队伍从西面悄悄地进了村，日伪军烧的开水还是热腾腾的。这样做的好处是对这一路日伪军的行动了如指掌，而日伪军却料想不到他们日夜寻找的八路军就在他们的屁股后面。因此，他认为在反“扫荡”中，跟着敌人走往往比较主动，而被敌人追着走，往往陷入被动。但是，由于敌强我弱，在敌人“扫荡”时，有时也会出现被敌人追击甚至合击的被动情况。他认为在这时最重要的是尽快摆脱敌人。

一天，在指挥所附近又发现了敌情。父亲立即率部向马牧池方向转移，途中遇到一条河，河上架有一座只容一人通过的独木桥。队伍要过桥，只能改为一路纵队，行军速度大大减慢了。按这个速度，不等队伍过完，敌人就可能追上来。父亲来到河边，把作战参谋侯向之叫到身边说：“这样过不行，要动一动脑筋。你沿着桥从河里趟过去，看看水有多深。”侯参谋脱掉棉裤，一下水，感到像刀子一样扎人。他咬着牙，一步一步趟过了河。水不过齐腰深。此时已过立冬，水虽然很凉，但人完全可以过。父亲立即下令，全部徒涉。于是，一路纵队改为横队，部队很快就过了河。

过河后，有的参谋建议把桥拆掉，以免被日军利用。父亲下令：留着它。同时派人把河两岸的脚印都扫掉，消除涉水的痕迹。

父亲身边的参谋人员都明白了他的用意，高兴地去执行命令了。日军惯于按条令机械办事。有这样一座桥，他们便会顺着桥走。如果没有了桥，倒反而会逼着他们徒涉。显然，让敌人从桥上慢慢通过对八路军更为有利。

1941年底，父亲他们开会部署第二年的工作，决定朱瑞留在山东纵队，父亲东渡沂河、沭河，到滨海区同师部会合。山东纵队派了一个营护送。

在父亲快要到达沭河边时，突然发现自西向东、到滨海进行“扫荡”的大批日军，沭河两岸都有。然而，负责护送他们的那个营却同他们失去了联络。这样，在父亲身边就只剩下参谋李燧英、警卫员和警卫排，总共不过35人。沭河硬冲是过不去的。父亲吩咐大家在一个小山村隐蔽宿营。

第二天拂晓，哨兵发现村外有日军。天一亮，如果这30多人被日军发现，后果将不堪设想。父亲命令立即向西转移。西面不是敌占区吗?李参谋稍一犹豫，父亲似乎看到了他的心思，又轻轻补充了一句：“这样做反而比较安全。”李参谋联想到留田突围，思想豁然开朗，很快领会了他的意图。

果然，当父亲这支小队伍从两股敌人之间的缝隙插入敌占区后，倒反而平静了。当时，警卫排的战士们都骑着日军的大洋马，戴着缴获来的日本军帽，穿着日本军大衣。沿途据点里的伪军以为是“皇军”，都摇着旗同他们打招呼。父亲也叫李参谋向他们招手示意。这一天正逢赶集。当他们从集旁经过时，一些伪职人员还点头哈腰地迎上来招呼：“太君下马歇歇!”

他们在敌占区始而向西，继而向南，又折而向东，转了个马蹄形，到天色黄昏，终于渡过沭河，安全抵达滨海根据地。

父亲指挥的沂蒙反“扫荡”，特别是留田胜利突围，是他1942年正式提出的翻边战术的成功实践。所谓翻边战术，是“敌进我进”原则结合山东抗战实际的产物。八路军之所以要采用这一战术是由敌后具体条件决定的。由于敌后根据地地域狭小，缺乏回旋余地，如果仍然照搬以前“敌进我退”的办法，就退无可退，难以突破敌人的包围。针对敌后的特点，当日伪军进行“扫荡”时，我主力部队不是设置在根据地的腹地，而是部署在靠近一路敌人的根据地的边沿地区。当敌人“扫荡”时，不是“敌进我退”、“诱敌深入”，而是“敌进我进”，即在弄清敌人特别是当面之敌的动向后，趁着敌人的包围圈尚未紧缩，尚有较大空隙时，选择敌之弱点，由根据地经边沿游击区，“翻”到敌人后方去，打乱敌之部署，粉碎敌之“扫荡”。

父亲认为，由于日军是异族侵略者，在政治上处于劣势地位，即便在其占领区也是十分孤立的。加之其兵力稀少，后方空虚和八路军长期在敌占区的工作，八路军“翻”到敌占区仍可得到群众的支持而取得行动的自由权。

据中联部原副部长王力回忆，毛主席在谈到山东抗战时曾这样评价父亲提出的翻边战术：“敌人蚕食了，是面向根据地，还是背向根据地?罗荣桓的翻边战术，不是战术，是战略。他掌握山东局面以后，敌人越蚕食，根据地越扩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