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州学派的特点在哪里？扬州学派简介

扬州学派是乾嘉之际继吴、皖两派之后从事纯汉学研究的又一个地域性学派，因其学派主要成员都系扬州府籍而得名。其空间涵盖面包括乾嘉时期扬州府所辖各州县学者，但当时著名学者都出在扬州府治所在的甘泉和江都二县，及其北边的高邮州、宝应县、以及南边的仪征县。

作为学派，扬州学派的得名较晚。章太炎在讨论清代学术时，只提吴、皖两派，而扬州学者分别于两派之中。如焦循和王念孙、王引之父子入皖派，而汪中、李忄享等则归吴派，民国初年，尹炎武在《刘师培外传》中认为“扬州学派子乾隆中叶，任、顾、贾、汪、王开之、焦、阮、钟、李、汪、黄继之、凌曙、刘文琪后起，而刘出于凌，师培晚出，席三世经传之业，门风之盛，与吴中三惠九钱相望，而渊综广博实有吴皖两派之长，著述之盛，并世所罕见也”。现代学者张舜徽在五十年代末撰写了《清代扬州学记》，对扬州学派的一些基本问题进行了阐释，对清代扬州籍学者，从清初的王懋竑、朱泽云，到清末民初的刘师培等人，简要介绍了他们的生平事迹、学术成就和治学方法。这才引起了清学史研究者的重视。

就扬州学派的学术宗旨和治学风格而论，它是由吴、皖两派分化演进出来的。如扬州学派的主要代表王念孙，少时即师从皖派戴震学习经义，接受文字、音韵、训诂的训练，树立了治“许郑之学”，考文字、辨音声的志向。焦循是扬州学派中的顶尖人物，他在叙述自己的学术思想渊源时，公开以私淑戴震自任，他的《申戴篇》集中体现了他对戴震学术思想真谛的理解。汪中声称“古学大兴，元和惠氏、休宁戴氏，咸为学者所宗”，他的学术研究兼及吴、皖两派之长，又独具自己的学术风格。阮元学术不仅受到焦循的影响，而且他的一系列学术主张基本上与戴学一脉相承。综上所述，扬州学派学术渊源，确切地说更多是皖派戴震的学术思想。

清代乾嘉之际，扬州是江南最为繁华的商业城市，这里是清朝政府的盐务重心，漕运要津。畸型的盐业垄断政策，使这里成为清朝政府的财源和包税盐商的利薮。而地处南北交通运输命脉的运河中段的起点，又使这里成为南来北往的商人、士人和官员等的必驻都会。但它又不是两江总督或江苏巡抚的驻地，较诸南京、苏州受政府和地区军事化的政治控制相对较弱。因而由经济繁荣带来了文化繁荣。一时著名学者如戴震、惠栋都聚会于扬州，切磋研讨，著述讲学。另一方面，各级儒学和书院又是封建社会培养人才、发展学术文化的重要渠道，扬州的地方官与鹾政、转运重视府学和书院的设立，其中安定书院和梅花书院影响最大，任大椿、李惇、段玉裁、王念孙、汪中、刘台拱、洪亮吉、孙星衍等，都肄业于这两座书院。扬州学派正是基于这样的地域特征，继承和吸收了吴、皖两派的学术宗旨和治学方法，形成了自己的学术特色。

扬州学者研究治儒学的特点在于继承吴、皖两派的基础上，又进一步向前发展，由专、精，进而发展为会通，并克服了吴、皖两派的困守和偏颇，达到创新和通大。具体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继承和发展了吴皖两派纯汉学研究的传统。扬州学者的经学研究也遵循从古文字入手，重视声音训诂，以求经书意义的原则。历来对小学的研究侧重其外部规律，讲究小学与经学关系。戴震曾提出字学、训诂、音声三结合，探求小学内部规律的新说。王念孙、王引之父子便沿续了研究小学的路向。如王念孙的《广雅疏证》提出“就古音求古义，引申触类，不限形体”的原则，被段玉裁誉为“尤能以音得经义，盖天下一人而已矣”。其子王引之秉承父志，也从事研究训诂之学，所著《经义述闻》，被当时反对汉学研究的方东树赞为“汉唐以来，未有其比”。他们以渊博的学识和娴熟地运用归纳演绎的方法，在训访、校勘方面取得了突破性的成果。此外如汪中的《明堂通释》、《释三九》，焦循融会群经而写的《明堂论》等都是有关名物制度方面的名著，发展和超越了吴、皖两派在这方面的研究。尤其是阮元，积极提倡经学研究，组织编纂《经籍纂诂》，创建了访诂经精舍，培养了许多从事经典训诂研究的学者，他撰写《十三经注疏校勘记》，组织汇刻《十三经注疏》、《皇清经解》，在一定程度上总汇了乾嘉汉学在训诂、校勘、解经等方面的成果，带有总结乾嘉学术性质的意义。

二、反对墨守，主张会通。在中国经学发展史上，自汉代以降，每朝每代的经学研究者无不在传统经典注释上下功夫，形成了经学研究世代相传的注经格局。清代乾嘉之际，虽有吴、皖两派一反宋儒空言说经的弊端，但又回到汉代注经的形式。扬州学者深感作为汉学家自身的偏狭墨守和固执门户之见。焦循在《辩学》一文中指出：“据守者，信古最深。谓传注之音，坚确不移，不求于心，固守其说，一字句不敢议。绝浮游之空论，卫古道之遗。其弊也，局脊狭隘，曲为之原，守古人之言，而失古人之心。”这大体上是针对汉学研究而发。汉学研究者绝宋学之空论，而返之于汉儒传注，比较接近先秦儒学。但他们不认识汉儒的局限性和复杂性，据守其说，不免流于经验主义。王引之还对惠栋学术思想中傍汉、信汉的倾向批评为“不论是非”。这都反映了扬州学者反对墨守的共识。因此，扬州学者主张在字词考证的基础上，贯通全经，寻其大义，同时参核百家之说，互相印证，这就不仅在文字名物等局部和细节方面，而且要在总体上把握古人之精神实质和宗旨要领。如焦循对《周易》的研究便运用数理知识，跳出了汉代象数《易》学的窠臼，被誉为“石破天惊”之作。阮元主张学术兼顾经学与理学、汉学与宋学，他对群经的研究也不受传注束缚。基于这样的认识，扬州学者还扩大厂研究的领域，经学研究不再囿于儒经，而将内容扩展到先秦诸子。汪中研究荀子、墨子和贾谊，先后校勘考释了《老子》、《墨子》、《荀子》、《贾谊》、《吕氏春秋》。汪中对荀子的评价很高，认为荀子才是孔子学说的真正继承人。又如王念孙的《读书杂志》，广泛地校勘了管子、晏子、墨子、荀子、淮南子等于类著作，首开子书研究之先河。后来孙诒让的《墨子间诂》、俞越的《诸子评议》，多受汪中、王念孙研究子学的启迪。

三、重视对传统数学研究是扬州学者的传统。早在十三世纪末，朱世杰、孙兰等人就颇重数学。乾嘉时期，扬州学派中会通中西数学人才辈出。焦循和焦廷琥父子、阮元、李惇、黄承吉都精于中西数学。扬州学者的数学研究领域由算术、几何、三角到数学史、微积分等方面，其中焦循的《加减乘除释》对算术运算理论作了开创性的研究，又如阮元组织编纂的《畴人传》四十六卷，成为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科学技术方面的专著。《畴人传》的编纂突破了儒家只重经典轻视科技的思想意识，这在乾嘉之际汉学研究者重视科学，以此研经，具有不同凡响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