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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朝的建立对儒学的发展有什么意义?

来源:讲历史2017-03-30 08:50:39责编:姜和人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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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导读】隋朝的统一,是365直播上的重大事件。它的意义不仅在于结束了几百年来南北分治的局面,而且开始将南北文化融为一体,优势互补,从而为唐朝的文化繁荣以及宋明时期中国文化…

隋朝的统一,是365直播上的重大事件。它的意义不仅在于结束了几百年来南北分治的局面,而且开始将南北文化融为一体,优势互补,从而为唐朝的文化繁荣以及宋明时期中国文化的再生创造了条件。即使仅从儒学的发展情况看,享国短暂的隋朝虽然并没有最终几成南北儒学的统一、儒释通三教的融汇与合一,但是,如果没有隋朝的短暂过渡及隋朝儒家学者的努力,恐怕唐初的儒学统一不可能那洋快、那样彻底。故而从这个意义上说,隋朝历史虽然不长,但隋朝儒学则在儒学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意义。

就隋朝政治统治者对儒学的态度而言,基本上是利用与扶持。隋文帝杨坚既然凭借儒学的智慧资源完成了北周到隋的权力和平交替,又凭借儒学的大一统理念完成南北统一,因而无论他怎样喜欢释道二教,也根本不可能对儒学表示反感。相反,在他夺权之后更感儒学足以利用,于是不仅多次下诏提倡儒家的礼仪道德以恢复和重建社会秩序,而且上台伊始,尽易北周官仪,依照儒家典籍中的规范,复汉魏之旧。儒家学术一时间获得空前发展。据《隋书·儒林传》序:"自正朔不一,将三百年,师说纷纶,无所取正。高祖膺期纂历,平一寰宇,顿天网以掩之,贲旌帛以礼之,设好爵以縻之,于是四海九州强学待问之士靡不毕集焉。天子乃整万乘,率百僚,遵问道之仪,观释奠之礼。博士罄悬河之辩,侍中竭重席之奥,考正亡逸,研核异同,积滞群疑,涣然冰释。于是超擢奇隽,厚赏诸儒,京邑达乎四方,皆启校。齐、鲁、赵、魏,学者尤多。负笈追师,不远千里,讲诵之声,道路不绝。中州儒雅之感,自汉魏以来,一时而已。"由此可知,隋朝的建立确实为儒学繁荣与发展带来了机会,如果不再发生大的政治事件,儒家学术必能再度辉煌。

然而必须指出的是,就隋文帝的个人兴趣而言,他对儒学的尊重,并非发自内心,他几乎始终如一地认为,隋朝之兴皆由于佛法。特别是他出生在冯翊般若寺受智仙尼抚养的特殊经历,以及少年时代那些僧尼近于神奇的预言之深刻影响,使文帝对佛教产生发自内心的好感,所以他在夺取政权之后便立即改变北周武帝毁灭佛法的政策。再据《隋书·经籍志》,开皇元年,命全国恢复佛道二教,"普沼天下,任听出家,仍令计口出钱,营造经像。而京师及并州、相州、洛州等诸大都邑之处,并官写一切经,置于寺内;而又别写,藏于秘阁。天下之人,从风而靡,竞相景慕,民间佛经,多于六经数十百倍。"所有这些,不能不对儒学的恢复与发展产生相当的负面影响。据《隋书·儒林传》序说:"及高祖暮年,精华稍竭,不悦儒术,专尚刑名,执政之徒,咸非笃好。暨仁寿间,遂废天下之学,唯存国子一所,弟子七十二人?quot;儒学又进入一个衰落期。

维文帝而立的是杨帝,他和乃父一样也笃好佛教,只是他在倡导佛教的同时,也注意对佛教进行一定的限制,从而有可能为儒学的恢复与发展留存相当的空间。《儒林传》序接着说:"炀帝即位,复开痒序,国子郡县之学,盛于开皇之初。征辟儒生,远近毕至,使相与讲论得失于东都之下,纳言定其差次,一以闻奏焉。于时旧儒多已凋亡,二刘拔莽出类,学通南北,博极今古,后生钻仰,莫之能测。所制诸经义疏,绅咸师宗之。既而外事四类,戎马不息,师徒怠散,盗贼群起,礼义不足以防君子,刑罚不足以威小人,空有建学之名,而无弘道之实。英风渐坠,以至灭亡,方领矩步之徒,亦多转死沟壑。凡有经籍,自此皆淹没于熄尘矣。遂使后进之士不复闻《诗》、《书》之言,皆怀攘夺之心,相与陷于不义?quot;也就是说,尽管炀帝有心兴儒弘道,无奈时势使然,儒学在隋朝并没有真正获得恢复,更不要说有多少发展了。

而且,从文帝、炀帝的基本心态看,他们虽然一方面看重儒学的教化治世功能,对于儒学的恢复与重振给予适当的扶持,但是在另一方面,由于他们从骨子里相信"我兴由佛法",因而他们在扶持儒学的同时,对于佛教的恢复与发展给予更多的财力及政策支持。正是在这种不平等的竞争条件下,儒学虽然可以获得一定程度的恢复,但与释道二教的地位相比,隋朝儒学在三教中的地位可能最低。据《隋书》卷七十七《隐逸传》载,曾有人问隋朝名士李士谦三教优劣,士谦曰?quot;佛,日也;道,月也;儒,五星也。"儒学只是佛道二教的陪衬,这大体可以反映儒学在隋朝的实际地位。

如果儒学能够始终如一地坚守独立的陪衬作用也还不错,最为可悲的是隋朝儒学的这种陪衬作用并不是独立的存在,而只是依附于释道二教,起到助佛宣教的作用。仍据前引《隐逸传》,"士谦善谈玄理,尝有一客在坐,不信佛家报应之义,以为外典无闻焉。士谦喻之曰,'积善余庆,积恶余殃,高门待封,扫墓望丧,岂非休咎之应耶?佛经云轮转王道,无复穷已,此则贾谊所言,干变万化,未始有板,忽然为人之谓也。佛道未东,而贤者已知其然矣。"似乎儒家的道理只是为了证明佛教的义理而已。

又据《续高僧传·达摩笈多最传》载:"又有晋府祭酒徐同卿撰《通命论》两卷,卿以文学之富,镜达玄儒等教,亦明三世因果,但文言隐密,先贤之所末辩。故引经史正文,会通运命,归于因果,意在显发儒宗,助佛宣教,导达群品,咸奔一趣。盖卿博识有据,故能洞此幽求?quot;连儒家学者都如此自觉地借儒典以宣佛教,那么又怎能指望儒学的地位能有多大的提高呢?不过,如果从政治统一的大背景中来观察,儒家学者自觉地证明儒释相通虽然有碍于自己学统的纯正,但由此也带来另外一个并非太坏的后果,那就是真正结束几百年来儒释之间的冲突与斗争,应政治大一统的需要,重建学术一统的新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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