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战士捐出40多年前缴获自行车：日军车主认出

抗日战争时期，新四军曾在江苏省盐城市重建军部，建立根据地，领导华中地区的抗日游击战争。岁月流转，如今在这个新兴的工商业城市坐落着全国唯一的专业性新四军纪念馆。馆内陈列有各种史料文物不计其数，让记者印象深刻的当属一辆缴获的伪满自行车和一张烧焦的报纸。看着这些展品，听着它们背后的故事，记者仿佛已经置身于血雨腥风的战场，眼前展现出新四军战士英勇抗击日本侵略者的生动画面。

一辆自行车和它的两位主人

这辆挂着“满”牌商标的老式自行车，由伪满洲国的满铁株式会社生产，跟随日军的侵华步伐来到华中地区，在一次战斗中被新四军缴获。作为战利品，自行车被分配给新四军女战士李春华使用，从此，李春华用这辆自行车运送给养、传递情报，甚至运送伤病员。这个战利品伴随着李春华度过了战火纷飞的抗战岁月，迎来了新中国的成立，又伴随着她奔赴抗美援朝的战场。1986年，在北京的李春华听说新四军纪念馆建馆的消息后，千里迢迢把伴随了几十年的老自行车送到了盐城新四军纪念馆，想通过这辆自行车向人们讲述抗日战争那令人难忘的烽火岁月。从此，纪念馆的展厅中多了一件珍贵的展品。

故事并未结束。两年之后，在这辆自行车上又发生了一个戏剧性的事。

那是1988年夏天，在参观新四军纪念馆的一批日本观众中，有一位老人，看到了这辆自行车，只见他驻足细看，仔细端详，并从随身的行李中翻出一本旧记事本。当他将本上120424的数字与车上的钢印号码相核对时，惊喜地向身边随行人员说：“这……这就是我当年丢弃的那辆自行车！号码完全无误！”这位老人就是当年的侵华日军、20世纪80年代中日合拍电视片《话说长江》的日方总编导佐田雅人。

原来，45年前，佐田雅人被迫应征入伍来到中国，作为侵华日军第12旅团的情报士官，在苏北淮海地区与其他7个日军骑着自行车搜寻情报。有一次，途中与新四军相遇，四处传来喊杀声，吓得他连忙丢下自行车，钻进路边的高粱地，落荒而逃。40多年过去了，人车再次重逢，真可谓奇遇。记者不知当年的这位侵华日军是出于对旧物的留恋，还是想从这辆车上抹去些什么，他竟向纪念馆提出，只要能让这辆自行车重新回到他的身边，无论以什么条件作交换他都愿意。但是，这辆伪满自行车是历史的见证、是中华大地遭受日军践踏蹂躏的铁证，他的要求遭到了拒绝。

2002年5月，中央电视台《新四军》摄制组在新四军纪念馆拍摄“满”牌自行车后，专门采访了佐田雅人。面对央视镜头，佐田雅人讲述了这辆自行车的被缴经过。岁月沧桑，佐田雅人对参加侵华战争的负罪感也与日俱增。他说：“当年一踏上中国的土地，我就抱着死多生少的想法，日本人民不支持这场战争，中华民族奋起抵抗侵略，日本侵华战争失败是历史的必然……”

如今，这辆具有传奇色彩的自行车已成为新四军纪念馆的重要文物，它不同寻常的经历告诉我们，不能忘记我们民族遭受过侵略的苦难，更不能忘记中华儿女在抗击侵华日军时的流血和呐喊！

一张烧焦的报纸被这样珍藏

这张被烧焦的报纸是《江淮日报》，出版日期为1941年1月24日，她是新四军军部重建的历史见证。

《江淮日报》是当年中共中央中原局机关报，由时任新四军政委刘少奇倡导并在盐城创办诞生。当时化名“胡服”的刘少奇题写了该报的报名并兼任报社社长。皖南事变发生后，为了坚持抗战，中共中央决定在盐城重建军部，由陈毅代军长，刘少奇任政委。1941年1月24日的这张《江淮日报》便刊登了代军长陈毅的就职通电，背面还有著名画家鲁莽创作的陈代军长头像。由于年代久远，这张报纸已经泛黄，但令人不解的是，报纸的边缘还有明显被烧焦的痕迹。这其中隐藏着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

抗战爆发后，日寇的铁蹄在盐阜大地肆意践踏，“扫荡”“清乡”等政策让老百姓流离失所、苦不堪言。报纸捐赠者邱铭玉是盐城大冈（现为盐城市盐都区）人。1941年冬天，为了躲避敌人“扫荡”，邱铭玉抱着两岁的孩子在镇西芦苇荡地区躲了10多天后，听说鬼子撤了，才冒着雪花往家赶，好不容易走到镇外，却发现唯一可以过河回家的小木桥被拆除了，正当她急得团团转的时候，镇边巡逻的两位新四军战士走了过来，隔河相望，问明情由，毫不犹豫地跳入冰冷刺骨的河水中，背着邱铭玉母子过了河。从没见过这样的队伍、这样的兵，邱铭玉万分感动。4天以后，小镇进驻了一支上千人的新四军部队，邱铭玉家住进了8位，她把家里最好的两张床腾了出来，又找来干净的稻草和多余的被胎，为战士们打好地铺。每日里还主动烧茶送水，热情接待。

10多天后，因有紧急军情，这批新四军连夜北撤，临行之际，有位佩手枪的新四军同志将一捆扎好的报刊交给邱铭玉，嘱托到：“这捆报刊比较重，带走很不方便，就暂时留在你家，请代为保管，日后我们会来取。”在当时的环境下，要保管这批报刊是件十分危险的事情，若是被日伪军查出，后果不堪设想。但邱铭玉与新四军战士10多天的相处使她深知这支队伍是穷人自己的队伍，这些报刊肯定也是为穷人说话的。邱铭玉毅然接受了这位同志的委托，收下报刊，代为保管。谁知这一保管就是40多年。

文革期间，当年新四军政委刘少奇受到冲击，军长陈毅也被打倒，由于他们都在盐阜地区战斗工作过，已有人编写批判材料，邱铭玉对此根本无法理解，但在当时特殊的政治环境下，要将这批报刊烧毁是毋庸置疑的。就在熊熊燃烧的火焰吞噬着保存了几十年的报刊时，邱铭玉突然想起了新四军的许多往事，不由分说就从火中抢出一捆报刊，其中就有这张《江淮日报》，扑灭上面的火焰，快速塞进一个坏热水瓶中，继续珍藏。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这张报纸上有烧焦痕迹的原因。

1983年，新四军纪念馆筹建工作全面展开，四处征集文献文物，邱铭玉老人的家人得知这一消息，将保存了近半个世纪的《江淮日报》无偿捐出。据调查，这张1941年1月24日的《江淮日报》可能是全国孤张。而这张报纸上刊登的陈毅代军长的就职通电也成为新四军重建军部时间的有力见证，具有重要的文物价值和历史意义。

图揭：北京历史上第一位骑自行车的人是谁？

中国曾被称为自行车大国，1995年北京的自行车多达831万辆，居全国各城市之首。那么，北京历史上的第一辆自行车是什么时候出现的？京城第一位骑自行车的人是谁？

骑自行车的民国女子 资料图

清同治七年张德彝第一次提到“自行车”

“前后各一轮”“上坐一人”“足动首摇”

“自行车”一词出现在我国，不过百余年的历史。最早被称为“脚踏车”，而第一个将其称为“自行车”的是清末人张德彝。

张德彝，又名张德明，满族人，祖籍盛京铁岭(今辽宁铁岭河西蔡牛乡)，清初编入汉军镶黄旗。他一生八次出国，在国外度过27个年头。每次出国，他都写下详细的日记，记录下国外的所见所闻。

清同治七年(1868年)，张德彝受清朝廷委派，赴欧洲观光考察。回国后，他撰写的《欧美环游记》记述了在英国伦敦街头第一次看到自行车的情形：“前后各一轮，一大一小，大者二寸(应为“尺”)，小者寸(尺)半，上坐一人，弦上轮转，足动首摇，其手自按机轴，而前推后曳，左右顾视，甚趣。”此后他又在法国巴黎见到了自行车：“见游人有骑两轮自行车者，西名曰‘威娄希兆达’，造以钢铁，前轮大后轮小，上横一梁。大轮上放横舵，轴藏关键，人坐梁上，两手扶舵，足踏轴端，机动驰行，疾于奔马。梁尾有放小箱以盛行李者也。出租此车，每一点钟用法方(法郎)若干，另有铁房，为演习乘车之所。”可见，当时自行车在法国巴黎已经很多了，还出现了自行车的租赁行业和学习骑车的场所。这是中国“自行车”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此后被广泛使用，直至今日。

光绪皇帝曾遭慈禧太后训斥

“一朝之主当稳定，岂能以‘转轮’为乐”

有史料记载：清同治七年(1868年)11月，上海首次由欧洲运来几辆自行车。但这是一种人坐车上，两脚踮地引车而走的代步工具。自行车到底何时出现在北京？其实并无确切的记载。据传，最初是出现在西交民巷的租界里。另传，北京的第一辆自行车是19世纪70年代由外国人进献给光绪皇帝的。当时的自行车还未采取链条传动，而是脚蹬子与前轮轴相连，用前轮传动带动后轮前进。在前轮的上面安装一根横木，作为扶手，骑起来很吃力，当时只是被人们当成一种既新鲜又刺激的玩意儿。据说光绪皇帝对自行车倍感新奇，在洋人的“指导”下，试着骑了几回，觉得很有意思，但却受到慈禧太后的干涉，称之“一朝之主当稳定，岂能以‘转轮’为乐，成何体统？”

光绪年间后期，在京城街头已偶有自行车出现。当时有一首《竹枝词》唱道：“臂高肩耸目无斜，大似鞠躬敬有加。嘎叭一声人急避，后边来了自行车。”

紫禁城里有确切记载第一个骑自行车的是末代皇帝溥仪。1922年溥仪16岁时，其堂弟溥佳将一辆自行车当成礼物送给了他。为此溥佳还被宫廷师傅陈宝琛训斥了一顿，说他“不应该将这种危险之物进呈给皇上，摔坏了皇上，如何了得！”但正值贪玩年龄的溥仪却大为开心，他在太监的保驾之下，几天工夫就学会了骑自行车。从此常带着侍从在宫中骑车取乐。他在《我的前半生》中回忆道：“为了骑自行车方便，我们祖先在几百年间没有感到不便的宫门门槛，叫人统统锯掉。”御前侍从周金奎回忆，当时宫中还曾以100元月薪，聘请飞车小李三当自行车教习(教练)。据清宫档案记载，溥仪留在宫里骑着玩的自行车达20余辆，都存放在御花园内的绛雪轩。绛雪轩以前是乾隆皇帝吟诗赏花的地方，那时成了溥仪的“御用”自行车库。

民国时期规定骑自行车

“于日落后黎明前行驶，须于车前悬白光灯一盏”

民国初期，自行车在京城街头已时有出现，但只有家境殷实的大户人家以及少数留洋归来的人家才有。自行车被视为一种奢侈品，是财富和身份的象征。直到20世纪20年代初，自行车才成为一种新兴的代步工具普遍出现在北京街头。当时市面儿上的自行车都是西洋货，牌子叫得最响的当属英、德两国的“凤头”、“蓝牌”、“钻石”等。1937年“七七事变”以后，随着日本对中国的侵略不断深入，京城街头的自行车大多为日本货(俗称东洋货)，最有名的是“富士”、“僧帽”、“铁锚”、“菊花”。相对来说，英国车漂亮、轻巧，而日本车显得笨重，但结实、耐用。当时，在西单、王府井、前门一带还出现了专门租赁自行车的车行。

自行车车型有男车和坤车之分。男车有横梁，坤车是弯梁，为的是女士穿旗袍、裙子方便上下车。骑自行车还有两个约定俗成的“讲究”：骑男车的要穿着休闲式西服，不能打领带。骑坤车要穿毛料子长衫，底下是西服裤子、皮鞋，女士多讲究穿短款裙子。

民国时期，京城还出现过“玩车一族”，也就是把自行车捯饬得非常漂亮。有的在车把上装上反光镜，有的给车把配上颜色鲜艳且带长穗儿的把套儿。有的给车安上双响的铃铛，一按铃铛把儿，铃声清脆悦耳。那时京城的街巷里大多没有路灯，所以不少车主都给自行车安上磨电灯。到了晚上天黑时，一掰把手，电滚子就和车轮子摩擦生电，骑得越快，那车灯就越亮，可谓是胡同里的一大“亮点”。

为了加强自行车的管理，早在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清朝廷就颁行了《违警律》，其中的第27条规定：“乘自行车不设铃(铃铛)号(牌)者，处五日以下一日以上拘留，或五元以下一角以上之罚金。”民国十七年(1928年)以后自行车的检验、登记、核发号牌由市公用局管理，并规定：“自行车要车件应求完备，车上应安置手铃，一车不准两人共乘，前后轮至少须装设一制动器，其制动力以能于车下坡时制止车之下行为标准，于日落后黎明前行驶，须于车前悬白光灯一盏，车后装置红色反光石一块。”当时巡警的职责之一，就是对自行车进行检查。如果有人骑自行车不遵守以上法规，被巡警发现后，可随时处罚。

在民国的三十多年里，京城的自行车数量不断增加。据《北京志·市政卷·道路交通管理志》记载：到1948年，全市有自行车176970辆，成为北京人出行的重要交通工具之一。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自行车曾为“三转一响”之首

自行车凭票供应欲购买先要在单位“抓阄”

所谓“三转一响”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家庭生活中的“奢侈品”，即自行车、手表、缝纫机和收音机，而自行车居首位。当时自行车还是较为稀少，人们谈论“飞鸽”、“永久”、“凤凰”，不逊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谈论“捷达”、“富康”、“桑塔纳”。由于实行计划经济，购买自行车必须凭票，特别是那些要结婚的年轻人，自行车成了结婚时必需的“三大件”之一，但要想买上一辆，可谓“一票难求”。

据《北京志·综合卷·人民生活志》记载：北京市政府于1959年7月开始，对手表和自行车采取收取购买券的供应办法。由商业部门根据货源情况，按照各机关、企事业单位职工的多少，不定期(半年或一年)发给若干张手表或自行车购买券，由单位再分配给最需要的职工，拿到购买券的职工须到指定的商店购买。由于“僧多粥少”，不少单位在分配购买券时多采取“抓阄”的办法。当时若是抓到了一张自行车票，兴奋至极，不亚于今天摇到一个机动车号。1964年12月，手表、自行车按市场价敞开供应，但因市场供应紧张，且价格较高，要想买到一辆自行车，仍不是一件容易的事。1973年，购买自行车又恢复了凭票供应，自行车票仍是“一票难求”。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自行车的生产发生了巨大变化，不但数量大为增加，其品牌也不再局限于老三样(飞鸽、永久、凤凰)，各种样式、型号的自行车满足了不同层次消费者的需求。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是北京自行车保有量最多的时候，1995年全市有自行车831万多辆，居全国各城市之首。

北京最早生产的

自行车是“火炬牌”

提起“燕牌”自行车，或许只有40岁以上的人才知道一些，它曾是北京生产的唯一的品牌自行车。

北京最早的自行车厂，是1960年在朝阳门外大街关东店成立的自行车厂，后来改称北京自行车一厂、北京自行车总厂，北京最早生产的自行车叫“火炬牌”。上世纪六十年代，北京“燕牌”缝纫机成为名牌产品以后，北京市轻工业局把北京自行车总厂生产的自行车更名为“燕牌”。到了八十年代初期，“燕牌”自行车年生产能力不足20万辆，由于质量、外观、耐久性赶不上“永久”、“飞鸽”、“凤凰”等名牌，所以没有成为北京的拳头产品。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便停止生产了，此后北京的自行车生产企业相继关闭。

尽管“燕牌”自行车只生产了20多年，却使京城的许多家庭圆了“自行车梦”，它给人们带来便利和快乐，更留下许多难忘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