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人物不得好活,大人物不得好死”,这话是我说的,但却是从李敖语录中化出来的。李敖的原话如此:“做弱者,多不得好活;做强者,多不得好死。”在我看来,李敖的许多话当不得真,这句话却说得极其到位。对弱者来说,他们体会得到的是生活的艰辛,生存的不易,“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的无奈;而对强者来说,体会得到的是事业的辉煌,生命的张扬,“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的狂放。但是,甘蔗岂有两头甜,强者往往是众矢之的,处于明枪暗箭、阴谋诡计之下,一招不慎,就有可能全盘皆输,败走麦城,以各种非自然的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强如萨达姆者最后不是走上了绞刑架吗?此乃为“不得好死”。
《史记》中“不得好死”的大人物可谓多矣,“不得好死”的方式也可谓千奇百怪。
屈原是早期著名的“不得好死”者。
屈原是文人参政的早期代表,他既是当时楚国坐头把交椅的文学家,又是楚国政坛叱咤风云的高级官员,深得国家领导人的信任。入则和楚王探讨国家大事,制定政令;出则接待各国使节,处理外交事物。屈原居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达到了文人从政的巅峰。
木秀于林,风必摧之,你的文章写得好,你的官做得大,可是,凭什么好事都让你占完?在同僚的暗算之下,楚怀王慢慢开始疏远屈原。
如同一切文人一样,屈原从来不会从自身找原因,反而埋怨最高领导人是非不分,贤愚不辨。他片面地夸大了内心的苦闷,写出了中国文化史上第一篇反对体制的诗章—《离骚》。“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本来就是屁大点事,经过屈原生花妙笔的渲染,最后成了关乎民族存亡的大问题。他追述到帝喾往事,赞扬齐桓伟业,叙述商周德政,以此来批评时政。这不是明显的厚古薄今吗?仅仅厚古薄今还不可恶,最为出格的是,屈原把自己弄成了污浊世界里的圣婴。他在尘埃之外浮游,不被世俗玷污;他清白高洁,出污泥而不染;他情操高尚,可与日月争辉。你看,这是人话吗?
最终的结果是屈原被放逐,即使这样,仍没能改变屈原怨天尤人的个性。面对浩浩江水,他大声说:“举世混浊而我独清,众人皆醉而我独醒。”自大兼自恋使他痛不欲生。
于是,屈原“怀石遂自沉汩罗以死”。身体缚上石头,屈原毫无悬念地沉入了汨罗江底,创造性地推出了一种灵活的投水方式,同时也预告了文人从政的可能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