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老学与儒学同享意识形态有什么联系？

一般认为，秦王朝的焚书坑儒政策虽然殃及诸子和各家学说，但儒学受害最深，几遭灭顶之灾而损失殆尽。比较权威的描述当属刘歆在《让太常博士书》中的说法。刘歆认为，儒家学说"陵夷至于暴秦，燔经书，杀儒士，设挟书之律，行是古之罪，道术由是遂灭。"
按照他的说法，似乎在汉初几十年里，儒学先师虽偶有存在，儒家经典虽偶有发现，但儒学作为一个整体似乎久已灭绝，不复存在。其实，实事求是地考诸文献和掇诸情理，尤其是充分考虑到刘歆《让太常博士书》的主观目的只是为了替古文经学争得一个合法地位，那么我们不能不怀疑刘歆的说法可能夸大了秦王朝焚书坑儒的实际影响力。秦王朝的焚书坑儒确实是中国学术文化史上的一场浩劫，确实对儒学的发展带来相当大的负面影响，但从实际效果看，则与焚书坑儒的倡导者的主观愿望相反，不仅非儒学派仍然得以流传和发展，即使儒家学说与典籍也并没有遭到根本性的破坏。据《史记·叔孙通传》记载，秦王朝在焚书坑儒事件之后的文化高压政策虽依然未变，但坑儒事件并不是与全体儒家学者为敌，博士诸儒生三十余人依然在秦王朝的宫廷里充当顾问的角色，继续为秦王朝服务。再证之以《史记·儒林传》中的描述，司马迁仅说"六艺从此缺矣"，而不说"六艺从此绝矣"，足见其用心之良苦。
退一步说，即便秦王朝坑杀的那些术士都是纯儒，然区区几百人，焉能灭绝蔚为大观的一代学术?而且，儒学的重镇和中心在齐鲁地区，很难想象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一纸焚书坑儒令就能将远离京师的儒生斩尽杀绝，能将民间的藏书"悉诣守、尉杂烧之"。事实或许正如《史记·儒林传》所说的那样，"及高祖诛项籍，举兵围鲁，鲁中诸儒尚讲诵习礼乐，弦歌之音不绝。……故汉兴，然后诸儒始得修其经艺，讲习大射乡饮之礼。叔孙通作汉礼仪，以为太常，诸生弟子共定者咸为选首。于是喟然叹兴于学?quot;故而我们相信焚书坑儒的实际效果并不太大，最多只具有一种象征意义。所以在西汉初年不乏儒者，诸如陆贾时时在刘邦面前称引《诗》、《书》；叔孙通以故秦博士的身分投奔刘邦后，遂征鲁国诸生三十余人为刘邦制礼作乐。至于在民间、在各级官吏队伍中，更不乏儒学的信奉者和追随者。所有这些都为儒学在西汉的迸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也为其上升为统治阶级意识形态提供了必要的前提和现实的可能性。
儒学在汉初获得了相当大的发展诚为事实，但想由此而独占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宝座，不仅其理论建构尚不具备，而且客观条件也实在难以允许。因为我们知道，对于汉初统治者和知识阶层来说，秦王朝二世而亡的教训是深刻而又惨痛的。因此，西汉重建统一之后，围绕着秦王朝的教训在最高统治层以及知识阶层中都进行进一次深刻的反省，并由这种反省最终决定采用无为而治的黄老之学。于是儒学于此时的膨胀便没有多少实际意义，即便儒家学者本身也并不是完全赞同。西汉王朝的迅速建立，得力于许多复杂的内外因素。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刘邦的胜利带有一种侥幸的意味。因此得天下之后如何治天下，以刘邦为核心的农民领袖们心中并非完全有数。这些原本以贩夫走卒为主体的"社会边缘阶级"一旦取得了"社会中心阶级"的地位，实际上也不得不求助于原来的社会中心阶级知识分子，或土阶层，利用知识分子的智慧来重建社会秩序，以便进行有效的政治统治。
早在刘邦起事不久，他身边就巳网罗了一大批忠诚的儒生。这批智识者基于对历史的深刻反省，不停顿地为新王朝的长治久安出谋划策，因而在相当程度上保障了汉王朝各项政策的正确和稳定。据《史记·陆贾传》记载，陆贾时时在刘邦面前称说儒家的《诗》、《书》。而刘邦则骂之曰："力公居马上得之，安事《诗》《书》!"
对此，陆贾回答道，"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且汤、武逆取而以顺宁之，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昔者吴王夫差、智伯极武而亡；秦用刑法不变，卒灭赵氏。向使秦已并天下，行仁义，法先圣，陛下安得而有之？”高祖不怿而有惭色，乃谓陆贾曰?quot;试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败之国。"于是陆贾著成《新语》一书，以期为西汉王朝的未来发展规划蓝图。
陆贾的思想主旨不外乎建议刘邦"行仁义，法先圣","握道而治，据德而立”，即以儒家思想作为治国平天下的根本原则，彻底改变"秦以刑罚为务"的重大失误，以防"覆巢破卵之患"。由此看来，陆贾对西汉王朝未来发展的对策性思考便主要是基于秦王朝速亡的教训，并由此得出抑法尊儒的原则性结论。因此，陆贾基于儒学的立场，在重建意识形态的过程中，对先秦诸子的智慧遗产虽然较为尊重，但从总体上说来则是持一种比较严厉的批判态度，以为诸子的思想见解虽然不同程度地各具某些合理性，但就意识形态的重建而言，都不足以填补排斥法家之后的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真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