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末年,豪族地主处于左右政局的重要地位。他们大量兼并土地,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广泛地渗透,以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而庶族地主却不甘落后,也希望在封建地主政权中争一席 地位。因此,在地主阶级内部发生了争权夺利的斗争。东汉政权 瓦解之后,他们纷纷拥兵自雄,在政治上釆取分裂的政策,大搞封 建割据,占地为王,形成了三国鼎立的局面。
曹操为了恢复统一的政治局面,维护中央集权的统治秩序,在官吏的选任方面,纠正了汉代尚名背实、朋党结交的选举弊端,提倡“唯才是举”的政策,坚持“治平尚德行,有事赏功能”的方针。他为了消灭北方最强大的割据势力袁绍,以成就其霸王之业,曾写信给荀彧,请他帮助推荐奇谋之士。当时,荀或知道郭嘉有奇才, 便把他推荐给曹操。
曹操用人政策的最可贵之处,是相信“天地间,人为贵”的哲理。他对人才思求如渴,在其创作的《短歌行》中,他所抒发的“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晡,天下归心”的情思,就是他求贤思想感情的流露。在征讨敌对势力的战争中,曹操深刻地认识到贤能之士对统一大业所起的重要作用。
曹操极端轻视儒家所提倡的那套伦理道德,他认为,既要求得贤才,就不能像东汉那样讲究什么孝、廉、仁、义,追求什么行为端正。
对于用人标准问题,曹操始终强调“才智”,轻视品行”,他一再告诫官吏,在选官任人时不要求全责备,对于有治国安邦才能的人, 即使品行不周,也不要抛弃他们。
曹操的用人标准很明确,他所追求的是有“髙才异质,或堪为将相” 的人,对于那些“负辱之名,见笑之行”,甚至于“不仁不孝”的人,只 要他们有“治国用兵之术”,便可不计德行,予以举用。他认为官吏只要“忠能勤事,心如铁石”,便可称为“国之良吏”。
既重才学,就不能讲究出身履历,《魏书》称赞曹操“拔丁禁、乐进于行陈之间,取张辽、徐晃于亡虏之内”,“其余拔出细微,登为牧守者,不可胜数。”这证明了曹操的用人原则,不仅口头说了,而且实际做了。既不讲孝、廉、仁、义,又不计出身历史,这样选拔出来的官吏, 会不会搅乱天下呢?这个问题曹操并不担心,他很自信地说:“吾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无所不可。”又说:“吾在军中持法是也。”执法严正,赏罚分明,天下自然就安而不乱。
此外,曹操认为结党营私,互相攻击,无中生有,颠倒白黑之人,才是搅乱天下的因素,所以必须铲除。曹操杀孔融, 当时就遭到一些人的非议,他们认为孔融是儒家仁义道德的代表, 杀他就违背了儒家的教条。但曹操却认为孔融“乱俗”,是一个 “浮华交会之徒”。因为他好浮华交会,又乱俗、乱群,所以自然也会乱天下。这种人虽称仁义道德,其实是害群之马,为了整齐风俗,必须杀掉他。
曹操在用人上,既把才放在第一位,又采取“以道御之”的方针,这就是把人治与法治结合起来。以人为贵,任之以智力,御之以法术,既重人治,也重法治,两者结合不可偏废,这就是曹操的政治思想。曹操把这种思想运用到选官任人上,就大大改变了东汉后期在外戚宦官的干政下,用人唯亲、政治黑暗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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