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西安事变时张学良先扣押蒋介石后来又放了

张学良究竟为什么冒险扣蒋，又转而决定放蒋，说法甚多，海外一种比较盛行的说法就是把张学良说成是受人欺蒙，直到扣蒋后方才发现自己之幼稚、鲁莽，因而悔悟。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要算是蒋介石《西安半月记》中12月14日“日记”中记述的张学良的一段谈话了。据蒋说，当日晨张学良泪流满面而来，半晌无语，自行退去。正午又来，再流泪称：

委员长之日记及重要文件我等均已阅读，今日始知委员长人格如此伟大，委员长对革命之忠诚与负责，救国之苦心，实有非吾人想象所能及者，委员长不是在日记中骂我无人格乎?余今日自思，实觉无人格，然委员长以前对部下亦如太简默，如余以身获知日记中所言十分之一二，则此次决不有如此轻率卤莽之行动。现在深觉自己观察错误，既认识领袖人格之伟大，即觉非全力调护委员长，无以对国家。

按照蒋介石的这一说法，张学良自事变之次日，即13日就已经读过蒋介石的日记和重要文件，发现蒋早在秘密准备抗日，因而开始悔悟，决心全力保护蒋介石并千方百计要将蒋安全送回南京。于是，更衍生出一些极端的说法，说张学良一再向蒋介石、宋子文等表白自己与杨虎城不同;张学良当时主和，杨虎城主战;张学良竭力保蒋安全，杨虎城坚持扣蒋甚至试图对蒋不利，等等。

此种说法虽有张学良20世纪50年代发表之《西安事变忏悔录》等可为参照，但因蒋、张两文均系事后特殊背景下的产物，且有由人捉刀之嫌，其可靠性颇足怀疑。而且，纵使真有蒋介石准备抗日之日记及相关之文件存在，其对张学良思想触动如何，亦值得考虑。因为，还在1935年10月中旬，南京政府军事委员会参谋部即派熊斌分别向西北国民党高层军政要员“宣述参部对日计划”，1936年7月中旬，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上蒋介石又有表示一旦到“最后关头”一定抗日的报告，这些张学良早就一清二楚，他如何会读了蒋准备抗日的日记突然间感动得泪流满面?

其实，说张学良自事变第二天就因为看到蒋介石的日记等转而深感悔悟，相信自己在抗日问题上错怪了蒋，以致与杨在和战及对蒋问题上态度冲突，与我们今天看到的各种第一手的文献史料所记述的情况也是完全矛盾的。至于一些研究者坚持说，张学良在12月14日至18日之间“心理惶惑”、犹豫动摇，而因17日周恩来等来到西安，态度“又突趋强硬”，更是离事实甚远。根据第一手的文献史料，可以肯定地说，张学良绝不是那种对自己的所作所为鲁莽到完全不计后果的人，同样，他在整个西安事变的过程中，也不曾对自己的行为有过悔悟自责、痛不欲生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