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怀慎是唐玄宗开元初期的宰相,他在职期间,不经营产业,衣服、器物上没有金玉做的豪华装饰,所得到的俸禄,毫不吝惜地给予需要帮助的亲戚、朋友,以至于老婆孩子经常缺吃少穿挨饿受冻,有一次卢怀慎生病,同事去看望他,见他铺的席子单薄而破旧,门上没有挂帘子,正好有风雨刮来,他只好举起席子遮挡;天晚了家人摆饭招待,只有两盆蒸豆、数碗蔬菜而已。对此,《旧唐书》史臣给予了卢怀慎很高的评价,称他是汉代“公孙弘之流”的廉洁人物。然而,在晚清大臣
曾国藩看来,卢怀慎并不值得称道,因为他虽然廉洁,却并不是“贤孝”的人。清
道光二十九年四月十六日,曾国藩在给他弟弟的一封书信中这样说到:
澄弟认为我升官得差,便说我是孝子贤孙,殊不知此非贤孝也。如以此为贤孝,那么李林甫、卢怀慎之流,何尝不是位极人臣、显赫一时的
人物,岂不也可以称为贤孝的人了吗?
中国几千年漫长的封建史,滋养出两种很奇特的东西:一种是忠君思想,一种是官僚主义。忠君思想让人痛恨奸臣,官僚主义叫人企盼清官,因此,像李林甫这样被公认的奸臣,说他不是“贤孝”的人,很多人并不感到意外,但把卢怀慎这样廉洁的官员和李林甫划到一个行列,认为他和李林甫一样也不是“贤孝”的人,这就难免叫人犯糊涂,甚至难以接受。其实,曾国藩所言并非耸人听闻,他认为卢怀慎不是“贤孝”的人,自有他的判断标准。在给他弟弟的书信中,曾国藩的话明一半暗一半地表达了这样两层意思:
1、我曾国藩当然是“贤孝”的人,但我的“贤孝”,不是因为我坐在了这个位置上,而是因为我坐在这个位置上能够恪尽职守;2、李林甫、卢怀慎之流当然不是“贤孝”的人,他们的不贤孝,不是因为他们没有得到想得到的位置,而是因为他们在已经得到的位置上没有履行职责。
这两层意思,概括为一点就是:一个“贤孝”的好官一定是在其位谋其政的人,否则,便有负皇恩俸禄、愧对父母教诲,就是不“贤孝”。其中“谋”的判断标准,看动机看行为看成效,“贤孝”的好官不光要廉洁,还要能干事;不光要勤勉,还要干好事;不光要务实,还要干成事。
卢怀慎和姚崇搭了班子后,每每遇到公务,都事无巨细地推给姚崇处理。卢怀慎外号叫“伴食宰相”。显然,这是一种讥讽。
为相三年,卢怀慎能拿到台面的事儿有一件,“荐贤”,在临死前写了一封“遗表”,向唐玄宗推荐宋璟等人。这很容易让人想:平时的卢怀慎干什么去了?为什么快咽气了,才想起了这档子事儿?
开元四年,山东蝗虫大起,姚崇坚决主张杀虫抗灾,焚烧掩埋,杀死蝗虫一十四万石,取得了抗灾的初步成果。卢怀慎说:“蝗虫是上天降的灾,岂是人力能消除的?杀虫太多的话,有伤和气。”你看,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了。姚崇据理力争,卢怀慎终于把嘴闭上了。
嘴闭上了,心服了吗?他对姚崇是嘴服心不服。《旧唐书·姚崇传》这样说到:“怀慎既庶事曲从,竟亦不敢逆崇之意。”一个“曲从”、一个“不敢逆”,说明了一切问题。曾国藩说卢怀慎和李林甫一样,不是“贤孝”的人,正因为此。